存在心理學 · 第一版序言

對於本書的書名，我思忖良久。「心理健康」這個概念，雖然仍然是必要的，但對於科學的目的而言，它仍然存在各種內在的缺點，這些缺點在本書的相關章節中都有所討論。薩茨和存在主義心理學家們最近所強調的「心理疾病」也是如此。我們仍然可以使用這些規範術語，事實上，出於啟發的目的，我們現在必須使用它們；但我相信，它們將在十年內被淘汰。 「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是我用到的一個更好的術語。它強調「完滿的人性」，強調基於生物學意義上人的本性的發展，因此這（從經驗上看）是對整個人類物種的規範，而不受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制約，也就是說，它沒有那麼多文化上的相關性。它遵循生物學意義上的命運，而不像「健康」和「疾病」這兩個術語那樣遵循歷史專斷和文化地域的價值模式。同時，它還具有經驗內容和操作意義。 然而，除了從文學角度來看顯得笨拙之外，「自我實現」這個詞還被證明有著不可預見的缺點：a）它暗指利己主義而不是利他主義；b）它有意忽視對人生的責任和貢獻；c）它忽視了與他人和社會的聯繫，忽視了個人實現對「良好社會」的依賴；d）它忽視了非人類現實的需要特徵，以及其內在的魅力和趣味；e）忽視無私和自我超越；f）它委婉地強調主動性，而非被動性或接受性。儘管我仔細地描述了自我實現的人是利他的、奉獻的、自我超越的、社會性的人等經驗事實，但人們還是會認為「自我實現」具有上述缺點。（《動機與人格》，第14章） 「自我」（self）這個詞似乎是將他人排除在外的，而且在強大的語言習慣面前，我的再定義和經驗性描述經常顯得無能為力，「自我」與「自私」、「純粹自主」還是經常被等同起來。我還沮喪地發現，一些聰明能幹的心理學家堅持把我對自我實現的人的特徵的經驗描述當作是我隨意創造的，而不是研究發現的。 在我看來，「完滿人性」（Full-humanness）能避免上述部分的誤解。同時，「人的衰弱或是發育不良」（human diminution or stunting）這樣的說法也比「疾病」更加合適，甚至可以用來描述神經官能症、心理疾病和心理變態。即便這些術語在心理治療實踐中並不適用，至少它們對於一般心理學和社會理論還是比較有用的。 我在本書中一直用「存在」（Being）和「形成」（Becoming）兩個術語，其實是更好的描述，但是它們尚未被廣泛使用。一個令人遺憾的地方是，正如我們所見，存在心理學與形成心理學、匱乏心理學有著很大差距。我相信，心理學家必須在調和存在心理學和缺陷心理學的方向上做更多的工作，也就是說需要將完美與不完美、理想與現實、美好與現實、永恆與暫時、目的心理學與手段心理學相調和。 本書是我1954年出版的《動機與人格》的延續。本書中內容的組織結構與其大致相同，即每章只著眼大的理論結構中的小部分。本書也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作的先驅，這項工作的目標是構建一套綜合、系統、基於經驗、涉及人性深度和高度的總括心理學和哲學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最後一章是這項未來工作的一個計劃，也起到了橋樑作用。這是首次嘗試著將「健康和成長心理學」與精神病理學和心理分析動力學、動力與整體論相結合，將成為與存在、善與惡、積極與消極相結合。換句話說，這是在一般精神分析基礎和實驗心理學的科學實證基礎上建設優良心態的、存在心理學的和超越性動機的上層結構的一種努力，本書中的理論超越了原有體系的局限。 我發現，要想將我對這兩種心理學那種既尊重又不滿意的複雜態度表達給他人是非常困難的。很多人要麼親弗洛伊德，要麼反弗洛伊德，要麼親科學心理學，要麼反科學心理學，等等。在我看來，所有這些只堅持某種立場的行為都是愚蠢的。我們的工作是把這些不同的真理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真理，這應該是我們唯一的堅持。 對我來說很清楚的一點就是我們要確定（廣義上的）科學方法是唯一讓我們能確定擁有真理的方法。但在這裡我們很容易產生誤解，並陷入親科學或反科學的非黑即白。這個問題我之前就寫到過（《動機與人格》，第1、2、3章）。這些是對19世紀傳統的科學主義的批評。我打算繼續這個事業，採用更多科學的方法並擴大科學的權限，以便使它更有能力承擔新的、個人的、基於經驗的心理學任務。 科學，特別是傳統觀念所認為的那種科學，是遠遠不足以完成這些任務的。但我確信，科學不必被這些傳統的方式所局限。它不需要放棄愛、創造力、價值、美、想像、道德和歡樂等問題，而把這些都留給「非科學家」、詩人、先知、牧師、戲劇家、藝術家或外交家。所有這些人也許都有很好的洞察力，能夠提出需要探究的問題，提出具有挑戰性的假設，甚至可能在很多時候能發現正確的真理。但是，無論他們有多麼確信，他們還是永遠無法使全人類確信。他們只能去說服那些本來就認同他們的人或者是少數其他人。科學是我們把真理塞進不情願的喉嚨的唯一方法。只有科學才能克服那些因為性格所造成的眼界和信仰的不同。也只有科學才能進步。 然而，事實是，科學已經走進了一條死胡同，並且（某些形式的）科學可被視為一種對人類的威脅和危險，至少對人類最高尚的品質和抱負是這樣。許多敏感的人，尤其是藝術家，害怕被科學踐踏和壓抑，害怕科學撕裂而不是融合事物，害怕科學會扼殺而不是創造事物。 我覺得這些擔憂都是不必要的。科學要想幫助人類實現積極的成就，它所需要的只是擴大和深化其性質、目標和方法的概念。 我希望讀者不會覺得這一信條與這本書的文學和哲學基調不一致。至少我不這麼認為。就目前而言，一般理論的概括需要這樣的處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這本書的大部分章節最初都是為了演講準備的稿件。 這本書和我的前一本一樣，充滿了基於初步研究、少量證據、個人觀察、理論推論和純粹直覺的論斷。這些論斷都採用了概括化的表述，以便作出真偽的證明。也就是說，它們是為測試而提出的假設，而不是為最終信念而提出的假設。它們顯然也是有意義且中肯的，也就是說，論斷正確與否對心理學其他分支而言是重要的。因此，這些論斷應該能引起科學研究，我也期望如此。出於這些原因，我認為這本書屬於科學或前科學的範疇，而不是說教、個人哲學或文學表達。 談談當代心理學思潮也許可以幫助本書找準定位。迄今為止（1960年），有兩種有關人性的綜合理論對心理學影響最大，即弗洛伊德理論和實驗—實證—行為主義理論。所有其他的理論都不那麼全面，而且他們的追隨者組成了許多分裂的團體。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這些不同的團體迅速地結合成第三種有關人性的理論，我們可以將其稱為「第三勢力」。 這一團體包括信奉阿德勒、蘭克和榮格的人，也包括所有新弗洛伊德主義者（或新阿德勒主義者）和後弗洛伊德主義者（心理分析自我心理學家和作家，例如馬爾庫塞、惠利斯、馬默、薩茨、布朗、林德、沙赫特爾，他們是猶太法典的精神分析學家）。另外，庫爾特·戈德斯坦和他的機體論心理學也在逐步擴大其影響；格式塔療法，格式塔和勒溫派心理學家，普通語義學家，還有像奧爾波特、墨菲、莫雷諾和默里一樣的人格心理學家等人的影響力也在逐步提升。存在心理學和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已產生了一種新的、強大的影響。還有許多其他的主要貢獻者可以被歸類為自我心理學家、現象學心理學家、成長心理學家、羅傑斯派心理學家和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等等，不勝枚舉。還有一個更為簡單的分組方法，那就是根據五種期刊進行劃分，看發表在某種期刊上的此類文章是哪一組。這五種期刊都相對較新，它們是：《個體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Vermont, Burlington, VT.）、《美國心理分析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220 W.98th St.，New York 25，N.Y.）、《存在主義精神病學雜誌》（Journal of Existential Psychiatry，679 N.Michigan Ave.，Chicago 11，Ill.）、《存在主義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評論》（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Duquesne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以及最新的《人本主義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2637 Marshall Drive, Palo Alto, Calif.）；除此之外，《超自然》雜誌（Manas，P.O.Box 32，112，El Sereno Station, Los Angeles 32，Calif.）還將這種觀點應用到聰明的外行人的人生和社會哲學中。本書後面的參考書目雖然不完整，但卻是這類作品的一個很好的樣本。這本書屬於這一思潮。 致謝 此處，我將不再重複《動機與人格》一書前言中的感謝，只想做如下補充。 我深感幸運能夠與尤金尼亞·漢夫曼、理察·赫爾德、理察·瓊斯、詹姆斯·克利、里卡多·莫蘭特、烏爾里克·奈瑟、哈利·蘭德、沃爾特·托曼等同事們同在一個系。他們在本書各章節對我進行了幫助並給予我有效的反饋以及中肯的意見。在這裡，我想表達對他們的感激和敬意，並感謝他們的幫助。 我很榮幸在過去的十年以來能與布蘭迪斯大學歷史系的弗蘭克·曼紐爾博士進行持續的討論，他是我的一位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而又善於提出疑問的同事。我不僅享受這種友誼，而且也從他那裡受益良多。 同樣，我與另一位朋友、同事哈利·蘭德博士也是如此。哈利·蘭德博士是一名執業心理分析師。十年來，我們一直共同探索弗洛伊德理論的更深層次含義，我們合作成果之一已經出版。曼紐爾博士和蘭德博士都不贊成我的一般理論，沃爾特·托曼也是如此。沃爾特·托曼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我倆為此進行過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他們的幫助下，我自己的結論更加明確。 我和里卡多·莫蘭特博士在許多研討會、實驗和各種著作中合作，這有助於我更接近實驗心理學的主流。本書第三章和第六章，要特別感謝詹姆斯·克利提供的幫助。 在我們心理學系的研究生座談會上，我與同事們，以及研究生進行了尖銳而友好的辯論，這些辯論一直都很有啟發性。同樣，我也從與布蘭迪斯大學許多教職員工的日常正式和非正式接觸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是一群博學、睿智、好辯的知識分子，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在麻省理工學院就價值問題舉辦的專題研討會上，我也從同行們身上獲益良多，尤其是弗蘭克·鮑迪奇、羅伯特·哈特曼，支爾傑·凱普斯、桃樂西·李，沃爾特·韋斯科普夫、艾德里·安范卡姆、羅洛·梅和詹姆斯·克利等人向我介紹了存在主義的文獻。弗朗西斯·威爾遜·施瓦茲帶我首次學習了創造性藝術教育，並讓我認識到創造性藝術教育對成長心理學的許多意義。奧爾德斯·赫胥黎是最早說服我要認真對待宗教和神秘主義心理學的人之一。菲利克斯·多伊徹幫助我通過親身體驗從內心了解了心理分析。庫爾特·戈德斯坦教會了我太多知識，因此我將此書獻給他。 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在我的休假年寫的，這要歸功於我所在大學開明的行政政策。我也想感謝艾拉·萊曼·卡伯特信託基金的資助，幫助我在這一年的寫作中擺脫了金錢的困擾。在普通的學年裡，要做持續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困難的。 這本書的大部分打字工作都是由維娜·科勒特小姐完成的。我要感謝她的樂於助人、耐心和勤奮。我還想感謝格溫·惠特利、洛林·考夫曼和桑迪·馬澤爾所做的助理工作。 第一章由1954年10月18日我在紐約庫伯聯盟學院的演講稿修訂的。全文曾在1956年發表於克拉克·摩斯塔卡斯主編的《自我》（Self）上。本書使用內容經出版方同意。該文章還在1961年發表於由科爾曼、利布奧和馬丁森主編的《學院的成就》（Success in College）。 第二章由我在1959年時在美國心理學聯合會大會存在心理學研討會上做的報告修訂而來。該文首次發表在《存在主義探索》（Existentialist Inquiries，1960年，第1期，1-5頁），並經編輯同意在此刊出。之後又在1961年在羅洛·梅主編的《存在主義心理學》（Existential Psychology）上重印，也在《宗教探索》（Religious Inquiry，1960年，第28期，4-7頁）上重印。 第三章由1955年1月13日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動機研討會上所做演講的精簡而來，於1955年發表在同年由瓊斯主編的《內布拉斯加動機研討會》（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1955）一書中，經出版方同意在此引用。文章在《普通語義學公報》（General Semantics Bulletin，1956年，第18、19期，32-42頁）和1960年《人格動力和有效行為》（Personality Dynamics and Effective Behavior, Scott, Foresman）兩本出版物中重印。 第四章最初是1956年5月10日我在美林·帕默爾學校成長討論會上的演講稿。文章發表在《美林·帕默爾學校季刊》（Merrill-Palmer Quarterly，1956年，第3期，36-47頁），經編輯同意在此引用。 第五章由我在塔夫斯大學所做演講的第二部分修訂而來。1963年該文發表於《通用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經編輯同意在此引用。演講的前半部分總結了證明類本能需要的所有可用依據。 第六章由我在1956年9月1日就任美國心理學聯合會人格及社會心理學分會主席時發表的就職演講修改而來。該文發表在《遺傳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59年，第94期，43-66頁），經編輯同意在此引用。該文在《國際超心理學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1960年，第2期，23-54頁）上重印。 第七章由1960年10月5日我在精神分析促進協會於紐約召開的卡倫·霍妮紀念會上所做的關於同一性和異化的演講修訂而來。該文發表於1961年《美國心理分析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第21期，254頁），經編輯同意在此引用。 第八章首次發表在1959年《個體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以紀念庫爾特·戈德斯坦為專題的一期雜誌（第15期，24-32頁）上，經編輯同意在此引用。 第九章首次發表於1960年卡普蘭和韋普納主編的海因茨·沃納紀念文集《心理學理論展望》（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Theory）上的論文，本章根據該文修訂而來，經編輯和出版商同意在此引用。 第十章由1959年2月28日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演講稿修訂而來，是《創造性》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此系列發表於安德森主編的《創造力及其培養》（Creativity and Its Cultivation）。文章經編輯和出版方同意在此引用。文章還登於《機電設計》（Electro-Mechanical Design，1959，一月和八月號）以及《普通語義學公報》（General Semantics Bulletin，1959-1960，第23、24期，45-50頁）。 第十一章由我在1957年10月4日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的「人類價值新認知」研討會上所做演講修訂並擴展而來。該文發表於1958年由我主編的《人的價值新知識》（New Knowledge in Human Values）上，經出版方同意在此引用。 第十二章由我在1960年12月10日在紐約心理分析學會價值專題研討會上所做演講修訂並擴展而來。 第十三章是我在1960年4月15日在東部心理學協會舉辦的積極心理健康意義研討會上的演講稿，曾在1961年發表於《人本主義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61年，第1期，1-7頁），經編輯同意在此引用。 第十四章由我在1958年所寫的《認知、表現、形成：教育學的新焦點》（Perceiving, Behaving, Becoming：A New Focus for Education）這一論文修訂並擴展而來。該論文收錄在由庫姆斯主編的1962年全國教育協會管理和課程發展協會年鑑（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中。在某種程度上，上述論點是對本書和我前一本書《動機與人格》的總結。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對未來發展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