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藝術 · 編者前言

弗洛姆 《存在的藝術》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間,年邁的弗洛姆在瑞士洛迦諾的家中撰寫《占有還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並於一九七六年出版。作者所寫的手稿和章節遠遠超出實際出版的,其中一些章節就包含在本書中。這些章節集中闡述了個人如何一步步地習得「存在的藝術」。 《占有還是存在?》即將排版之前,弗洛姆撤回了「習得存在的步驟」的章節,因為他認為會使讀者產生誤解,以為通過培養自我意識、發展自我意識以及進行自我分析就可以精神健康,而無需改變催生了「占有型存在」的經濟基礎。「占有傾向」在物品琳琅滿目的富裕社會裡尤其突出,應在現代工業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層面尋找根源,尤其是勞動的組織方式和生產模式。 儘管占有傾向植根於當今工業文化,但戰勝這些現實在於重新發現人類自身的心理、智力和體力以及自我決定的可能性。出於這個原因,「習得存在的步驟」如今出版,希望可以為增強自我意識提供指南。 最近的趨勢毋庸置疑地表明,說一個人意識到自我、實現自我或發展自我,並不意味著增強人的主控力。總的來說,如今個人自戀越發增強,缺乏理性和愛的無能(弗洛姆認為這是傾向的特徵)越髮根深蒂固,因為自我意識為其提供了支撐。 下面的總結出自《占有還是存在?》,但它不是為了代替閱讀,而是要提醒看過那本書的讀者其最重要的思想。 弗洛姆認為選擇占有還是存在是兩種不同的基本生存模式,或是對自我和世界兩種不同方向的選擇,兩種不同的性格結構,決定了一個人如何思考、感覺以及行為(《占有還是存在?》第24頁),如果一個人考察了生活所有可能的途徑,他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人最終的生活傾向不是占有,就是存在,兩者必具其一。 那麼一個人傾向於重占有的生活會意味著什麼呢? 這個人會根據他擁有的、能擁有什麼或還能擁有更多什麼來給自己定位,以此確定生命的意義和如何過這一生。現在,幾乎什麼都可能成為物品,勾起人們的擁有欲:各種類型的物品——房子、金錢、股票、藝術品、書籍、郵票、錢幣和其他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像「瘋狂的收藏家」那樣積累物品。 人也一樣可以成為擁有物。當然,人們不會直接說一個人擁有另一個人,將其視為自己的財產。更體貼的說法是「關心他人,並對他們負起責任」。但眾所周知,對誰負責即意味著對其有處置權。因此,兒童、殘疾人、老人、病人以及那些需要照顧的人被接管後被認為是別人的一部分,當病人恢復健康,孩子希望自己做決定時,這種占有模式帶來的矛盾就會凸顯。 這些似乎還不能說明他人可以被占有,我們還需要通過承擔或獲得美德和榮譽來決定我們的生活行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被人尊重、有一定的形象、健康、美麗或青春,而當這些不再可能時,我們至少擁有「經驗」或「回憶」。政治、思想和宗教性質的信念都可以如財產般占有,並誓死捍衛。一切都取決於一個人是否掌握真理或處在正確的位置。 實際上,如果一個人以擁有物品多寡來衡量生活的話,那麼一切在他眼裡都成了物品。問題不在於一個人是否擁有某物,而是一個人的內心是否擁有。不想擁有也是一種預設了擁有的態度。弗洛姆並不提倡禁慾苦修;實現自身的「存在」與「不想擁有」完全不同。不過時的問題是哪種傾向決定著你生活的意義以及你的身份。往往很難區分一個人是占有傾向,或引用弗洛姆的話,「擁有猶如一無所有」。但每個人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快速測試自己,詢問自己認為什麼有價值,一旦失去這些重要的東西,會發生什麼:他或她是否會因此方寸大亂,從此覺得生活毫無意義。如果一個人不再感到自我價值(內在自我),如果感到生活和工作都不再有價值,那麼這個人是被占有傾向決定生活的意義:擁有不錯的職業、聽話的孩子、良好的關係,具有深刻的見解和更好的觀點,等等。 傾向占有的人總是善於利用支撐物,而不善於利用自己的雙腳。這種人使用外部物體才能存在,才能做他們所希望的自己。只有當他們擁有時,才真正成為他們自己。這些個體覺得存在也像擁有物品。他們被物品所占有,因而也被他們所擁有的物品占有。 同時,用拐杖替代雙腳的隱喻也闡明了另一種生存態度。這正如一個人有自立的生理能力,卻非要用拐杖,自立的心理能力也一樣,愛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和生產的能力——人也有可能用占有傾向來替代這些先天的心理力量。 愛、理性和生產的能力是一個人自身的心理力量,只有不斷實踐才能成長至一定的深度。他們不能被消費、買賣或者像物品被擁有,只能實踐,練習或進行冒險。與擁有物品不同,當它們消耗完了,就徹底用完了,而愛、理性和生產能力卻會隨著共享和使用不斷增加。 傾向於存在的人往往意味著其生活是圍繞自己的心理力量。一個人意識到、慢慢熟悉並認同自己未知而陌生的一面,相應地認識外部世界。通過學習這一點,人可以建立一種與自我和外部環境更廣泛、更全面的關係。 在《占有還是存在?》這本書里,弗洛姆從觀察著手,闡述了占有傾向是普遍現象,建立在經濟和社會現狀之上,擁有太多的社會,屈服於被占有傾向主宰的誘惑。在當今經濟結構的現實中,在勞動組織和社交生活中,個人心理力量的大量缺失隨處可見。 如果個人的災難性發展要從社會—經濟找原因,那麼就應該著手分析社會現實,來了解個人是怎麼被社會化的。這就是為什麼弗洛姆刪去了「習得存在的步驟」這個章節。這也是為什麼只有同時改變一個人周圍環境的結構時,從占有到存在的轉變才會有意義。在職業活動中,在自己的工作機構中,在政治和社會層面的自我意識中,即一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指導價值必須改變。這樣,人們才可以真正體驗理性的能力、愛的能力和生產能力,並讓這些能力通過實踐而增強。 想實現自我意識和自我發展,獲得真實反映內外現實的對於自己和世界的觀點,都與我們社會—經濟生活的解放有關。事實上,「只有當生活的實踐從矛盾及非理性中解放至一定程度,生活的藍圖才可以和現實相對應」。作者在《占有還是存在?》中寫道。 在本書中,弗洛姆首先展示了自我意識的非正確路徑,就像他很多年前辨明的一樣,不免更顯悲哀。他也列舉了獲得自我意識的方法,並和我們分享他自己每天的實踐,對作為心理分析的應用的自我分析給予了廣泛的關注。 本書是首次出版,弗洛姆生前尚無出版的計劃,因此編者對全書結構、文本條理以及章節標題做了必要補充。 萊內·芬克 一九九二年於德國圖賓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