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思想史話 · 第二章　孔子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魯國人。他本是殷朝的後代，世為宋國的公族。自從他的遠祖大司馬孔父死於殤公之亂，家人流亡到魯國，才為魯人，姓孔氏。他的父親叔梁紇曾做過鄹邑大夫，但早死，所以孔子幼年是孤貧的。他當過委吏（管會計）和乘田（管牛羊）等下級小吏。在政治上最得意的一個短時期是他當魯司寇（管刑法），並且跟著魯定公去赴夾谷之會，折服了齊國，取得些外交上的勝利。除此以外，便是帶著許多學生，「周遊列國」，卻是始終沒有得志。直到晚年才回魯國，專門從事教育和著述事業以終。現存《論語》一書，可以說是孔子的一部言行錄，是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們編的，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主要最可靠的材料。 （一）金雞一鳴天下曉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就他的學術思想和根本立場來說，他應當算是守舊，而不能算是開新。但是一種學術界的新風氣卻是從他開始了。本來，春秋以前，學在官府，各種學術為貴族所獨占，一般人很難得到學習文化的機會。到了春秋時代，隨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變化，各種典章制度也都不能維持原來的樣子。於是世代掌管各種專業的職官，如禮官、樂官之流，漸漸失掉了他們的舊職，所謂「官失其守」，而流散在民間。孔子並沒有固定的老師（所謂「無常師」），他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一作萇弘。—編者注），學琴於師襄……到處訪問搜求，正是向這些人學到很多東西。他把這些東西整理概括，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傳授給很多學生。從此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於是乎一個學派一個學派接著出來，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就這一點講，孔子對於諸子百家的興起，好象起了「金雞一鳴天下曉」的作用。這在中國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有很大的意義。後來讀書人把孔子奉為大祖師，好比木匠敬魯班，鐵匠敬老君一樣，也並不是偶然的。 （二）禮與正名 孔子所傳授的古代學術的內容是什麼呢？概括地說，就是一個「禮」字。周朝人使用這個「禮」字很廣泛。試看《左傳》上記載列國士大夫，每評論一件事，總好說「禮也」，或者說「非禮也」。我們現在常講「合理」或「不合理」，「合法」或「不合法」，而他們所講的卻是「合禮」或「不合禮」。「禮」不僅是指著冠、婚、喪、祭等的各種儀節而言，而實在是當時的一種道德規範，把當時社會中的等級關係和宗法關係具體表現出來。當時對於等級關係和宗法關係講得很嚴格，也就是說把尊卑、貴賤、親疏、厚薄，劃分得很清楚。比如說：「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的高低有一定尺數，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個等級的堂。「天子之妃曰後，天子死曰崩，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隨著身份地位的不同，對他的老婆的稱呼也不同，甚至對於他們的死也不一樣說法，如此等等，規定得很具體，很明確，這都叫作「禮」。一個「禮」字，把當時整個社會秩序，社會關係，一切典章制度都概括了。 但是從春秋開始的社會大動亂，使一切舊制度、舊秩序都維持不住，把許多「禮」都弄得名存實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亂用天子的禮樂，簡直鬧得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這真是古代貴族統治下的社會大危機。為著挽救這個社會危機，於是孔子出來，要把周朝的舊典整理恢復，以繼承文、武、周公的大業。他時常「夢見周公」。對於周公的「制禮作樂」，他的確是「心嚮往之」的。當時雖然已經是「禮壞樂崩」，但周朝的舊典畢竟還存在，還沒有象後來戰國時代那樣的徹底破壞，蕩然無存；當時的周天子，雖然僅擁虛位，但在名義上畢竟還是個「天子」，不象以後七國都稱起「王」來，而周天子反而降稱為「東周君」和「西周君」，這個「天子」的名義也不存在了。有個名義，有個形式存在，比著連這個名義和形式都不存在，畢竟還要好些，還要比較容易地把舊典恢復挽救回來。正是在這樣條件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張。 有一次，他的學生子路問他，假如到衛國去執政，首先要做什麼事。他回答道：「必也正名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正名」。為什麼「正名」這樣重要？他下邊解釋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關係可大了。我們常說「名正言順」，那典故就是從這裡來的。怎樣「正名」呢？它的具體內容正如孔子對齊景公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說，君要成個君，象個君，合乎君之道；臣要成個臣，象個臣，合乎臣之道；父要成個父，象個父，合乎父之道；子要成個子，象個子，合乎子之道。每一個「名」都有它一定的含義，一定的道理。我們常說，「顧名思義」。君、臣、父、子只要各按它那個「名」的含義，各按它那個「名」所指示的道理做去，自然就各得其當。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說和自己那個「名」不相稱，就是「名實不符」。孔子很重視那個「名」，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順」，這樣就可以使人「顧名思義」，終於達到「名實相符」，恢復了那些「禮」，那些舊典的精神。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吧。如《春秋》上有這麼一句：「天王狩於河陽。」就是說周天王到河陽那個地方去巡狩 （巡查諸侯們稱職不稱職的意思）了。單就這句話看來，冠冕堂皇，周天子還是赫赫威靈，蠻象個天子的樣子。其實呢，這一次周天子到河陽去並不真是什麼「巡狩」，而倒是晉文公把他召去的。「諸侯」竟然能召「天子」，假如據事直書「晉侯召王於河陽」，還成什麼話！真叫作名不正而言不順。現在不那樣說，不管實際上如何，天子總是以巡狩的名義到河陽去的。這樣，「天子」還儼然是個「天子」，總算維持住體統。儘管諸侯那樣跋扈，但是名分所在，不容僭越。孔子修《春秋》，在這些地方極為嚴正，正是貫徹他的「正名」主義。後來有「名教」之說，什麼「綱常名教」，「名教罪人」都是從孔子這種「正名」思想演變來的。 （三）仁—孔子的一個中心概念 孔子繼承古代學術的主要內容是一個「禮」字，而他的一個新貢獻，他所賦予「禮」的一個新意義，卻在一個「仁」字。一部《論語》講「仁」的五十八章，用「仁」字一百零五個，可見「仁」這個概念在孔子學說中的重要。什麼是「仁」？雖然講法很多，但是我總覺得還是孟子講得親切中肯，即：「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就是「人心」，就是「人」之所以為「人」。換句話說，不「仁」就是沒有「人心」，就不算「人」。這樣講法好象很籠統，其實最可以表達孔子學說的真精神。孔子的進步方面和保守方面都可以從這裡看出來。關於這一層，還需要多說明幾句。 首先，孔子這個「仁」的概念可以說是一種人文主義思想。因為他強調了「人」，處處講人道所當然，講人之所以為人，把什麼問題都歸結到人心和人性上，正和那種天鬼迷信，神權思想相對立。最明顯的表現，如他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只重視做人的道理，對於鬼神問題存而不論。不過這裡好象存在著一種矛盾：一方面要「敬」鬼神，另一方面卻又要「遠」鬼神，對於鬼神問題並未多加考慮，鬼神究竟是有是無，還沒有確定，而卻大講其喪禮和祭禮，對象還沒有弄清楚，究竟向誰行禮呢？這似乎講不通，其實孔子已經拿人文主義的精神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明明講「務民之義」，也就是說「盡其為人之道」。為什麼要「敬鬼神」？從孔子看來，這也只是盡其為人之道，使自己心安理得，究竟有沒有鬼神來接受我的「敬」，那倒不必追問。他把「敬鬼神」，把喪禮和祭禮，根本看成人的良心問題，是「崇德報功」而並不是迷信，是「人」的問題而並不是「神」的問題，是「心」的問題而並不是「物」的問題。例如古代有一種祭祀名叫「蠟」，連什麼貓啦、虎啦都祭祀，這分明是一種拜物教的遺蹟。但是孔子卻說：「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蠟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禮記·郊特性》）那怕是草木鳥獸，只要使用過它，得過它的好處，就要報答它。儘管對方完全不知道，甚至根本是無知之物，我也不辜負它的好處，也要儘自己的心儘自己應盡之道。一片真情厚意好心腸，所以說是「仁之至，義之盡」。這裡面一點原始迷信意味也沒有了。又如，他的弟子宰予以為父母死了，守喪三年，時間太長了，主張縮短一下。他就詰問道：「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三年喪期未滿，讓你吃稻米，穿錦衣，你心裡安嗎？）哪知宰予竟然很直率地回答道：「安。」於是乎孔老夫子只好說：「君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原來是因為吃飯也吃不下，聽音樂也聽不下，正常居處著心裡不安，所以才不那樣辦。現在你既然「安」，那你就那樣辦吧！）宰予吃了個沒趣出來了，老夫子還恨恨不已地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予真是不仁啊！每一個孩子生下來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宰予啊，你也受過父母三年的撫養哺育嗎？）按說呢，不行三年之喪似乎應該說是「非禮」，可是這裡直斥為「不仁」，也就等於說，宰予沒有人心，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啊！ 如上所述，喪禮、祭禮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盡其為人之道。以此類推，一切禮也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盡其為人之道。這就是以「仁」講「禮」，以人文主義的精神講「禮」。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離開「仁」，「禮」的真精神就失掉了。後來宋儒張橫渠說：「禮義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也就是說各種各樣的「禮」都是「仁」的表現，都是從人心、人性中自然產生出來。這和孔子的講法是很相符合的，都將「禮」歸到人心、人性上，這就使「禮」得到一種新意義，從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上把「禮」的尊嚴重新樹立起來。孔子就是用這種辦法來維護和恢復周朝的舊典，來挽救古代貴族統治的危機。這樣，從一方面看，他以仁講禮，高唱「天地之性人為貴」，強調「人」的尊嚴，從原始迷信、神權思想中，把人性解放出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顯然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拿古代貴族所制定的「禮」來作為一般做人的標準，把人性規格化，違犯了「禮」，違反了古代貴族所制定的「人」的規格，就是「不仁」，就是失掉「人性」，就不算「人」，這分明是以貴族性來冒稱人性，極力為古代貴族統治作辯護，他的階級本質，他的反動保守思想，從這裡也顯然暴露出來。 （四）封建聖人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他生當春秋末年，由舊氏族貴族所統治的初期奴隸制社會正在崩解，而逐漸向封建社會轉化。他恰成一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起了一種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作用。文化是有繼承性的。古代貴族的統治經驗和許多文化遺產為後來的封建主所接受，儘管精神實質已經起了變化，但是有許多地方仍然可以大體上因襲下去，供他們利用。孔子學說的歷史命運正是這樣的。當新興地主最初起來和舊貴族作鬥爭的時候，他們本來是採用法家的學說，對孔子一派的儒家學說，認為迂闊，嘲笑攻擊，一直弄到焚書坑儒。可是到了漢朝，有鑒於秦朝的失敗，覺得極端的法家學說會引起反抗，於是才轉而利用儒術。自從漢武帝以後，孔子學說一直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被尊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其實在歷代統治階級和儒者手裡，孔子學說的精神實質已經起了很多變化，早和法家與道家的學說混攪在一起。關於這一層，在本書末章還要談到，這裡暫且不再多說。總而言之，孔子把古代貴族文化整理總結，正是孟子所謂「集大成」。在這些文化遺產裡面，可以供封建地主利用的東西自然很多。他那種等級思想和宗法思想成為後來封建社會的天經地義。他那一派綱常名教的道理，那一些「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以及輕視「老農」「老圃」的言論，也成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武器。因此，他本人也成了封建社會裡的聖人，號稱為「聖之時者也」，意思就是能隨「時」而變化的聖人。 但是孔子的這種變化畢竟有一定的限度，跟著歷史的發展和變化，跟著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崩毀，孔子在歷史上的這種偶像地位也終於由動搖而趨於毀滅。早在「五四」時代就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以後跟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跟著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進，孔子學說的反動性暴露得越明顯，在人民的心目中，就越發沒有它的地位了。儘管還有人極力闡揚「孔家哲學」，但是那只是反動的封建思想想借屍還魂，作最後掙扎，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然而從歷史上考察，孔子畢竟不失為我國古代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從他的言論和行動中，我們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東西。在《論語》裡面就有數不清的關於立身、處事、治學的好格言。不講別的，單看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等等，這樣全心全意獻身於學術和教育事業的無限忠誠，多麼使人敬慕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