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 · 第一章 西周史略附註
傳說中的古史述略 周代以前的中國歷史，我們實在已不能詳確知道。據書本上說：最古有盤古氏，他是一位天地開闢時的神人[1]。盤古氏之後有三皇，三皇之後有五帝；這三皇五帝是哪些人，異說紛紜[2]。最古的說法：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3]。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4]。最普通的說法：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5]。五帝是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6]。三皇五帝之中，最出名的是黃帝、堯、舜三個人。黃帝據說是中國民族的始祖，中國國家的建立者；他曾打敗苗族[7]，創製中國最早的文化[8]。堯、舜是上古最偉大的聖人，他們能把「天下」看做不是一家的私產，主張應該讓頂有道德的人占居天子的高位。據說堯曾把天子的位子讓給舜，舜也曾把天子的位子讓給禹，這就是所謂「禪讓」之制。三皇五帝之後有「三代」，三代是夏、商和周。夏代的第一朝君主便是禹，他所以有受舜的禪讓的資格，是因為他曾治平當時「滔天」的洪水，有大功德於民的緣故。禹也曾想把天子之位讓給他的臣下益，但因為他的兒子啟很是賢能，受臣民的擁戴，繼位為天子，因之「公天下」之制就一變而成「家天下」之制了。從啟三傳到帝相，因累代嗣位的天子都不賢明，夏朝的天下就被另外一個國家有窮氏奪了去[9]。有窮氏的國君喚做后羿，他打倒了夏朝之後，因荒于田獵，又被他的臣下寒浞所謀殺。寒浞殺羿之後並滅夏帝相，夏朝從此中絕。夏帝相的兒子喚做少康，寄寓在諸侯之國有虞氏，收集夏朝的餘眾，攻滅有窮氏，恢復夏朝的天下，這就是所謂「少康中興」。
以上這些傳說，經近代史家的考證，已知其完全不確[10]。大約夏代以前（包括夏代）的歷史大部分只是些神話的變相，而少康以前尤不可信[11]。就是少康以後的夏代帝王，究竟有無其人，也不可知[12]。據傳說：少康十一傳到桀，因為虐待百姓，被商國的國君成湯所敗，夏朝就滅亡了。
夏氏族的推測 夏代的真相究竟怎樣，我們雖不得而知，但似乎也有些可以推測的地方：第一，「夏」這個氏族一定發展在黃河中游，就是現在河南省的西部和山西省的西南部一帶地方。據古書的記載：後來晉國的所在就是「夏虛」[13]，晉國初封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翼城縣一帶。又今河南省的西部伊、洛兩水流域也傳為夏人的故居[14]。從種種方面考察，河洛一帶確是夏氏族建國的根據地，雖然他們或許是從西北方的「塞外」地方遷來的[15]。第二，夏氏族的文化一定是相當野蠻的。據現在考古學家考古的成績，有文字可以確實證明的夏代遺物一件還沒有，雖說或許隱藏在地下，但何以至今還不曾出現一件呢？所以我們假定：夏代或許還沒有文字，即有文字，一定很幼稚而通用未廣，這似乎不是很武斷的結論！
商代的傳說 商代，雖已有遺物和遺文發現，但其歷史仍是相當的茫昧難明。據傳說：商人的始祖喚做契，他的母親喚做簡狄，吞了燕鳥的卵，產生出他來。契住在殷的地方，武力很盛，許多國家都來歸附，於是他便建立了商國[16]。契再傳到相土，武功更盛，遷居到商丘地方（今河南商丘縣）[17]。相土四傳到振，亦稱王亥，被有易國所殺。他的兒子上甲微攻滅有易，是商初的一位中興之主[18]。上甲微六傳到成湯，建都於亳（在今山東曹縣附近），任用賢相伊尹，國勢大興，連滅韋、顧、昆吾等國，進兵滅夏，於是成為共主。湯三傳到他的孫子太甲[19]，被伊尹所放，後來又復天子之位。太甲十五傳到盤庚，其間有興有衰，遷都凡有五次。盤庚遷到黃河北岸的殷地（今河南安陽縣）定居，直至商亡不再遷都[20]。盤庚三傳到武丁，任用賢臣傅說、甘盤，國勢復興，曾征伐鬼方，稱殷中葉中興之主。武丁八傳到紂，沈迷酒色，行為暴虐，任用小人，民心離散，西方新興的周國就起來把商國滅了。
商人的文化 商人的建國根據地大致是黃河的下游，就是現今的河南、山東、河北等省交界一帶地方[21]。他的文化，據近今考古家的考究，已相當的高尚，農業已經發明，畜牧漁獵的事業還很興盛。重要的食物是穀類和肉類；喝酒的風俗最為盛行[22]，據說商朝人喝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當作晚上，同現在吸鴉片煙的人差不多，這當是商族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23]。商人穿衣已知用絲織品等[24]。居住似有穴居、室居兩種[25]，用器有石器、陶器、骨器、銅器等，製造和雕刻都相當的精細[26]，貨幣用貝（？）。大約殷代已由石器時代進為銅器時代，畜牧時代進至農業時代，穴居時代進至室居時代了。
周氏族的起源 言歸正題，現在要談到周人的歷史了：周人姬姓，是起於西方的。據傳說：周王室的始祖喚做后稷，他的母親喚做姜？，她因為沒有兒子，去祭祀禱告，在野地上看見一個大人（上帝）的腳跡，有意踐踏上去，若被感動，便懷了孕，生出來的兒子就是后稷[27]。后稷出世之後，有許多靈異的事跡；在幼小的時候，就懂得種植的方法，長大後教導人民耕種，在有邰（今陝西武功縣附近）地方建立了國家[28]。
關於后稷的故事，自然全是神話，但有幾點我們應該注意：第一，「姜？」似是擬名，從這名字上可以知道周人推其種源於姜姓，姜即是羌[29]，是周人和羌人必有血統關係。第二，「后稷」乃是農神或農官之稱[30]，周人推他為祖，則周氏族必是以農業興起的。第三，后稷建國於有邰，有邰地在西方，無甚異說，足見周人是西方的氏族。據近人的考究，他們或許與夏族是一大族下的兩派分支[31]。
周氏族的發展 周王室真正的始祖大概是不窋。不窋據說是后稷的兒子，也有人主張是后稷的裔孫[32]。他當夏衰的時候，雜居於戎狄之間，沒有什麼事跡可以稱道。不窋的兒子喚做鞠。鞠的兒子喚做公劉。公劉遷居豳地（在今陝西豳縣附近），國勢漸大[33]。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仆。皇仆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太王[34]。據傳說：太王一稱古公亶父，他因避狄人的侵略，離開豳地，跨過梁山，遷居岐山下面的周原。休養生息，國力日強，就有「翦商」之志了。
看上面的敘述，可見周人原起於戎狄之間，立國似是很晚的。據古書的記載，從他們的始祖后稷算起，到代商而興的文武兩王，還只有十幾代，比了商國從湯到紂已有三十王左右的還要減少一半，這是很可懷疑的事[35]！所以我們假定周氏族立國的時代就在夏末或商初[36]。至於周國的興盛，我們以為始自太王。太王與古公亶父是否真是一個人也頗成疑問：因為據《詩經》說，古公亶父的初年還是住在窯洞裡的[37]，而公劉遷豳時已經服用皆備，絕不像穴居的情形了[38]。而且《詩經》上說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豈有在其遷岐之前還住在窯洞裡的道理？我們以為：避狄遷岐自是古公亶父事。太王時周勢已強，只有「翦商」的野心，而無「避狄」的怯志了。
周人東侵的開始 太王有三個兒子：長子喚做太伯，次子喚做虞仲，少子喚做季歷。太王想把君位傳給季歷，太伯和虞仲避居吳地[39]。太王死，季歷嗣位，是為王季。王季的時候，周國更加開發[40]。王季起兵伐西落鬼戎，俘虜了二十個「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兵大敗。又攻克余無、始乎、翳徒等戎族。與商國開始發生了關係[41]。大約那時商王看見周國日盛，心存猜忌，據說王季是被商王文丁殺死的[42]。王季死後，子昌嗣位，是為文王。文王時周國已成為西方的伯主[43]。文王修治國內政事非常勤勞，並親自耕田，以倡農業[44]。國內既富庶，就向外用兵，先後征伐昆夷、密須等國。虞（在今山西平陸縣）、芮（在今陝西大荔縣）兩國先來歸附，文王便渡河東征，攻克黎國（在今山西黎城縣）和邘國（在今河南沁陽縣），進逼商國的王畿，商人頗為震動。此後又攻滅崇國（在今陝西鄠縣），遷都豐邑[45]（即崇國所在。至武王時又定鎬京，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附近），勢力日漸東進了。
大約王季的時候和文王的初年，周人正在統一西方，所謂西落鬼戎和燕京、余無、始乎、翳徒等戎以及昆夷、密須、虞、芮等國都在西方，東不過汾水流域（這是我的意見）。及到文王「戡黎」、「伐邘」，周人的勢力才發展到商國王畿的附近。到文王滅崇遷豐後，周人的勢力已不可遏止，而商國的危機也就漸漸臨頭了。傳說有文王被商紂拘於羑里的故事，似乎不甚可信[46]，如果可信，那末恐怕和「文丁殺季歷」的事是出於同一的作用的。
周人的滅商 文王時周的國力已大盛，古書稱他「三分天下有其二」，本可一舉滅掉商國[47]，但大功未成而死。子發嗣位，是為武王。武王先東征「觀兵」於盟津（在今河南孟縣），不久就率領西方諸侯大舉伐商，從盟津渡河，與商軍在牧野（在今河南淇縣附近）地方開戰，勇將師尚父奮力戰鬥，就把商國滅了[48]。
武王雖一戰勝商，但商人似乎尚未完全屈服，所以他仍封商紂的兒子武庚於殷故地，命自己的兄弟管叔鮮、蔡叔度和霍叔處監視著他。不久武王去世，他的兒子成王誦年幼，便由成王的叔父周公旦攝政[49]。在這個時候，周室的內部忽然發生變亂，原因是管叔、蔡叔們妒忌周公攝政，造出謠言，說周公要想自己坐天下，引得全國起了猜疑。於是紂子武庚就乘機聯絡管叔、蔡叔和商的與國淮夷、徐、奄等舉兵反周，聲勢很是浩大。周公親自率領大兵東征，打了好幾年的仗，結果把敵人完全撲滅，東方也因此而平定；周人的王業這才算完成了[50]。
周人的東方封建 周公東征勝利以後，就在東方大封同姓和功臣為諸侯以鎮壓商民[51]。其中最大的封國，在今山東省境內的有魯和齊：魯是周公的兒子伯禽的封國，都今曲阜縣[52]。齊是周室功臣師尚父的封國，都今臨淄縣[53]。在今河南省內的有宋和衛：宋是降周的殷宗室微子啟的封國，都今商丘縣。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的封國，都今淇縣。此外周人又滅了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唐國，封給武王或成王的弟弟叔虞，後世改號晉國，都今翼城縣[54]。以上五國中，宋、衛兩國所占的都是殷商的舊地；宋國所封的是河南的殷虛；衛國所封的是河北的殷虛（便是從盤庚到紂時殷都附近的地方）。魯、齊兩國所占的都是殷商與國徐、奄等的舊地：魯國所封的是徐、奄的故虛[55]；齊國所封的是奄的同族蒲姑氏的故虛[56]。宋、衛、魯、齊四國占據了殷商、徐、奄的舊土，服屬東人和淮夷，於是周人東方之患才告平息。至於唐叔所封的晉國乃是河東的故夏虛，晉國的建立似是用以鎮服戎狄的（戎狄的一部似是夏國的遺民）[57]。還有河南的故夏虛，周公在東征以後，把一部分頑抗的殷民遷了過來，叫他們在那裡建築洛邑（在今河南洛陽縣），作為周室的東都，稱為「成周」，以與武王所定的西都鎬京又稱「宗周」的相對[58]。東都既定，就由周公留守[59]。終西周一代，洛邑常為會諸侯發政令的處所[60]，這大約是因為鎬京太偏於西，不易管轄東方，洛邑正居中土，容易統屬諸侯的緣故。
宗法與封建制度的確立 傳說周公建立東都後，曾制禮作樂，其事雖不甚可信，但周國的文化本很低下，滅商以後文化始大興，則確是事實[61]。周代禮制中最重要的是宗法和封建的制度，據近人的考究，「宗法」制度大略是這樣的：譬如天子世世相傳，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長子的資格繼承父位，奉戴始祖，是為大宗；他們的眾子（包括嫡長子的諸母弟與庶子）封為諸侯，為小宗。每世的諸侯也是以嫡長子的資格繼承父位，奉始祖為大宗；他們的眾子封為卿大夫，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以嫡長子的資格繼承父位，奉始祖為大宗；他們的眾子各有食地為小宗。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裔，而小宗則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對大宗則都稱為庶。諸侯對天子為小宗，但在本國則為大宗；卿大夫對諸侯為小宗，但在本族則也為大宗。據後世禮家的記載，宗法系統僅限於大夫以下，諸侯以上宗統與君統合，並不以宗法名[62]。在宗法系統中，「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63]。至於他們的詳細情形究竟怎樣，我們卻不敢隨意亂說。
據近人的研究，宗法制是從嫡庶制來的。商代以前沒有嫡庶制。周人創立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等繼統法而設；從繼統法推到分封法，就產生出宗法制來[64]。在宗法制之下，從天子起到士為止，可以合成一個大家族。這個大家族中的成員各以其對宗主的親疏關係而定其地位的高低。封建制度以分封同姓為原則，天子的封諸侯，諸侯的封大夫，都依宗法系統而定；所以封建制度是由家族系統擴充而成政治系統。封建制度的繼續是靠宗法制度維繫的[65]！（庶民以下似乎不在宗法系統的範圍以內[66]。雖然庶民在當時也有聚族而居的現象，但他們的宗族制大概是與貴族階級兩樣的。據記載，庶人工商也有所謂「分親」[67]，至於他們的「分親」制度怎樣，沒有一點材料，我們也不敢亂說）
中國真正的封建社會在時間上是限於周代。那時候所謂全天下的土地，在名義上都是「王土」；住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名義上都是「王臣」[68]。但是實際上當時的天下卻是被分割成無數塊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單位。周天子高高在上，把他勢力所及的土地分封給他的親族和姻戚，這就是所謂「諸侯」（小諸侯附屬於大諸侯）。至於先朝的殘餘和本來獨立的國家與部落，在名義上都被承認為周室統治下的諸侯。只有偏遠和少數的野蠻部落，被鄙視為夷狄，而擯除於這個系統以外[69]。
諸侯以下有卿大夫士，也各有領土受諸侯的封予。卿大夫的家裡又有所謂「家臣」（大貴族的家臣下還有家臣的家臣）[70]，受卿大夫的封予；他們或有食地，或無食地，大概都屬於「士」階層[71]。士以下有庶民工商：庶民是附屬於土地的農民，也有在官府服役的低級人員[72]。據說農民和庶人的在官者之所得也分為好幾層等級呢[73]。至於工商，大部分也是附屬於官府的執事人員，他們的地位似乎稍高[74]。也有私人從事於工商業的[75]。士以上是貴族階級，大致為有土有權的階級；庶民工商為平民階級，大致是無土無權的階級。貴族與平民大致是世世代代繼襲地位而不變的。平民以下還有奴隸階級。關於奴隸階級的情形，傳下的史料不多，我們不能詳細知道了[76]。
成康的治績 當周公建定東都時，就把政權奉還了成王[77]。據說周公從攝政到歸政，首尾共歷七年[78]，周室的基業也就在這時期內確立了。成王親政後，也很能盡心勤勞國事，周國大定[79]。成王死，子康王釗嗣位，克守先訓，天下安寧[80]。據說，成、康兩王之際，刑罰停止了四十多年[81]，這話雖然過甚，但那時是周室的太平時期，則確是事實。
昭穆的南征 成、康兩王時似是周室開國後休養生息的時代。康王以後，周室富強達於極點，於是就有南征的舉動了。康王死，子昭王瑕嗣位。昭王親自領兵南征荊楚，回軍渡漢水時死在水中[82]。關於這件事史料太少，已無從知其詳細，據我們的推測，大約昭王伐楚，離開根據地太遠，深入蠻荒境內，遭了敵人的暗算，致不得善終而死。《左傳》載齊桓公伐楚時拿「昭王南征而不復」的事責問楚人，楚人答覆道：「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83]。可見「昭王南征不復」的事必與楚國有關，而楚人所用以打擊昭王的必是一種陰謀，所以能把這件事賴給漢水而自己不負責。出土的銅器有《宗周寶鍾》，它的銘文說：「南國的人蹂躪我們的土地，王起兵去迎擊討伐，南人就派『間』來迎『邵王』，南夷東夷來見的有廿六國。」（原文：「南國孳敢陷虐我土。王伐其至，伐厥都。孳乃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這銘文里的「邵王」有人解釋為昭王，也有人解「邵」為「相導」的意思[84]。如「邵王」確為昭王，那末昭王這次南征是很有成績的。又銘文中的「間」字，如解為間諜，那末昭王的「不復」確是遭了南人的暗算。不過這銘文所指究竟是否昭王時事，還不能確定罷了。
昭王子穆王滿嗣位，更大舉征伐四夷。據記載：他曾征犬戎，得到四頭白狼和白鹿[85]。又曾遠巡西方，東方的徐戎作亂，穆王回軍把他打破[86]。又有書說：那時徐戎的君主叫做偃王，能行仁義之道，割地往朝的有三十六國，犯了楚文王的忌，所以把他滅掉[87]。這件事是很可懷疑的[88]。我們至多只能承認周穆王有破徐的事罷了。《左傳》說：「穆有塗山之會。」[89]塗山在今安徽省的壽縣，這似是破徐後的舉動，所以威服東南夷的。《左傳》又說：「穆王周行天下。」[90]大約穆王確是一位勤於徵伐巡狩的雄主。春秋時的管仲還說：「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跡以成名。」[91]可見不但穆王是雄主，就是昭王也是一位能法文武而成名的令主。《尚書·呂刑篇》舊說為穆王訓告四方刑法的話。《史記》又說穆王命令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92]。如果可信，那末穆王不但有武功，並且有相當的文治了。
周室的中衰 穆王傳子共王繄扈。共王傳子懿王囏。懿王時據說王室衰弱戎狄交侵[93]，曾遷都犬丘[94]（在今陝西興平縣）。懿王傳弟孝王辟方，孝王時和睦西戎，西方暫告安定[95]。孝王傳懿王子夷王燮。夷王有惡疾，行為暴虐，周室更衰[96]。傳到厲王胡，周室就起大亂了。
厲王失位與共和行政 厲王是夷王的兒子，秉性暴虐專制。此時周室財政上似發生困難，厲王任用榮夷公為卿士，實行專利政策，弄得民怨沸騰，謗語大起。厲王得到一個「衛巫」，命他「監謗」，凡有謗王的人，即加刑殺，逼得國人不敢出言，在道路上大家以目示意。三年之後，國人作亂，厲王出奔彘地[97]（在今山西霍縣）。於是造成所謂「共和行政」的局面。「共和行政」有兩說。一說大臣召公、周公行政，號為「共和」[98]。一說諸侯中有個喚做「共伯和」的攝行王政，故稱「共和行政」[99]。兩說均有問題，我們不能偏信[100]。《左傳》上只說：「諸侯釋位以間王政。」[101]所以我們也只能承認厲王失位後由諸侯代行王政，至於究竟是周召二公，還是共伯和，我們便不敢武斷了。據說，「共和行政」共十四年，厲王在彘地去世，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102]。
厲王或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君主。據說楚熊渠曾因怕懼厲王的征伐而去王號不敢稱，熊渠時楚國的勢力已很強盛，尚且樣樣怕懼周室，可見那時周室之強[103]；如厲王沒有本領，楚人何至這樣懼怕？我們以為，周厲王時實是王權和霸權交替的關鍵，正和晉厲公時是君權和卿權交替的關鍵一樣。厲王厲行專制政治，厲公也厲行專制政治；厲公時晉勢極盛，厲公之後尚有悼公的一度興盛，厲王之後也尚有宣王的一度興盛；厲王失位而「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厲公被弒而晉卿族遂強；前後的史跡正是如出一轍的。又國人作亂，驅逐天王，這似是以前不曾有過的事。自從有了周厲王被「流」的先例，於是列國間逐君的事便不斷的發生，這又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先聲了。
宣王中興 周宣王號稱中興之主，其實並不見得有多大的了不得。古書上稱述宣王失德的事情很多，例如：（一）不修親耕之禮[104]，（二）殺無辜之臣杜伯[105]，（三）以私愛立魯武公少子，以致魯國內亂，王出師平亂，「諸侯從是而不睦」[106]。《國語》又稱「厲、宣、幽、平而貪天禍」[107]，可見宣王未必能遠勝其他三王，或竟尚不及厲王的英斷，也未可知。《詩經》中《出車》、《六月》、《采芑》諸篇歌詠征伐狁、荊蠻的事，《江漢》、《常武》諸篇歌詠征伐淮夷、徐方的事，舊說多指為宣王時候的詩[108]，但詩中並無宣王時作的確證，並且《史記·周本紀》中也不記載。我們所可確知的，只有宣王命秦仲為大夫，征伐西戎，秦仲戰敗被戎所殺；宣王又命秦仲之子莊公等伐破西戎[109]。又宣王曾與姜氏之戎戰於千畝，王師敗績[110]，「伐太原戎，不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111]。又曾「喪南國之師，料民（計數人民）於太原」[112]。大約宣王時西戎已很強盛，大為周室之患，周室抵禦他們已很吃力了。所謂「宣王中興」，最初似只不過指他能恢復王政[113]。至於宣王的武功，雖不見得完全沒有，但至多也不過如晉悼公般，表現強弩之末的余勢罷了。
西周的滅亡 宣王死，子幽王宮涅嗣位，周室的危機就漸漸臨頭了。查西周的滅亡原因很多，可以考知的，大約有四：（一）黷武以致國力衰弱。周宣王時連年用兵，末年常遭失敗，國家和人民的損失必很重大，以致戎狄猖狂，諸侯離散[114]。幽王時的詩人曾說「今也日蹙國百里」[115]，可見周室衰弱時受戎狄侵陵的厲害[116]。（二）天災的流行。《詩經》上說幽王時有「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情形[117]，這當是指一種大地震之災。又說：「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118]接連而來的天災，使得人民流亡，邊疆空虛，於是戎狄乘機而起，遂致「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了。（三）社會的動搖和政治的腐敗。《詩經》上說：「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赦）之。」[119]可見西周末年，貴族間已有兼併土地人民的事情發生，這是封建社會動搖的第一聲。又刑罰不中更使人民無所措手足了。（四）君主的昏庸。幽王任用匪人[120]，寵信內妾，《詩經》上說：「艷妻煽方處。」[121]又說：「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122]又說：「赫赫宗周，褒姒烕（滅）之。」[123]可見幽王信任婦寺們的讒言，以致發生內亂引起外患而亡國。
據古書上說，西周滅亡的經過是這樣的：幽王寵愛庶妾褒姒，褒姒生子伯服，王廢原來的申後和太子宜臼，而立褒姒為王后，伯服為太子。太子宜臼逃奔舅家申國，申國的國君申侯就聯合繒國和西夷犬戎攻周，幽王被殺於酈山下，西周就此滅亡[124]。這種記載，雖未必完全荒誕，但可疑之處甚多[125]。此外還有許多傳奇式的故事，那更不可信了。我們以為西周的滅亡大約兼有內亂外患的成分。《左傳》上說：「至於幽王，天下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即東都）。」[126]或許酈山之禍也同春秋時王子帶之亂差不多，由周室內部發生變亂而召來外寇的。最奇怪的：繒是姒姓之國，本應幫助褒姒的，為何也去與幫助太子的申國聯合？這是很難解釋的。我們現在姑且假定：褒姒與所謂「攜王」是一黨，他們作亂召來外寇繒人和犬戎，幽王實在是失敗於攜王和褒姒的。申侯輔助太子，乘機收拾周室，所以他與諸侯共立平王（太子宜臼）於申；而平王的黨晉文侯更殺死攜王，周室重告統一[127]。到諸侯擁平王立國於東都，周室就此東遷而在諸侯卵翼之下了。
西周史結論 統看西周史的大略，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一）周人武力是極強的，所以能以一個後起的小部落戰勝為共主數百年的文化大邦，但其吸收文化的力量也很不弱，所謂「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連孔子也不得不「從周」[128]。從近代出土的西周器物上看，西周的文化確已勝過殷人，而其宗法和封建的制度，尤為中國數千年來立國的基礎。要了解中國，不能不先求了解周代的文化制度。（二）西周時代王室的統治力確不甚弱。終西周一代，除武庚、管、蔡等外，不聞有甚諸侯叛亂的事，且職責不缺，王室終臻於富裕[129]。又如周夷王的殺齊哀公，周厲王的威止楚人稱王，周宣王的伐魯更立魯君而魯人和諸侯都不敢抗，皆足表征西周王室統治力之強。（三）西周是西力東漸和北力南漸的時代。武王、周公的東征，「滅國者五十」[130]，不必說了。就是昭、穆二王的東南征，和《詩經》中《江漢》、《常武》等篇所敘說的平定徐方、淮夷的功績「於疆於理，至於南海」[131]，西力的東南侵也就很可驚人了。古書上又載：「周幽為太室（即嵩山）之盟，戎狄畔之。」[132]是到幽王時還曾經營東方的。不但周人的勢力東南侵，就是當時的蠻夷戎狄，也是向東南兩方發展的：楚人本居今河南省西南部地方，西周中年以後，已漸向江漢流域發展去了[133]。徐戎和淮夷似乎本居今山東南部和淮水上游的，其後也漸竄向今江蘇省北部淮水下游等地去[134]。至西戎姜戎、狁、犬戎（二者為一族）等族的屢次東侵，也是表示著這種趨勢。結果，西周滅亡，王室東遷，仍是這種趨勢的餘波：民族的東遷[135]和文化的西漸，正是整個周代歷史的使命。
[1] 盤古之說最早見於三國時吳人徐整之《三五歷記》，文云：「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繹史》卷一引）此外《述異記》、《五運歷年記》（《繹史》卷一引）等書均有盤古之記載，云：「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甿。」（《五運歷年記》）。《述異記》並有類此之文字。是盤古又為萬物之祖矣。
[2] 三皇之說有七：（一）天、地、泰三皇（《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天地、人三皇（《春秋緯·命歷序》等書）。（三）燧人、伏羲、神農（《尚書大傳》、《禮緯·含文嘉》等書）。（四）伏羲、女媧、神農（《春秋緯·元命苞》等書）。（五）伏羲、神農、祝融（《白虎通義》等書）。（六）伏羲、神農、共工（《通鑑外紀》）。（七）伏羲、神農、黃帝（《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序》、《帝王世紀》等書）。五帝之說有五：（一）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等書）。（二）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等書）。（三）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鄭玄以為「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四）少昊、顓頊、高辛、陶唐、有虞（《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序》、《帝王世紀》等書）。（五）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皇王大紀》）。
[3] 《史 記 ·秦 始 皇 本 紀 》：「古 有 天 皇 ，有 地 皇 ，有 泰 皇 ，泰 皇 最 貴 。」
[4] 《大戴禮記·五帝德》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史記》承之，其說蓋本於《國語》及《呂氏春秋》，詳繆贊虞先生（鳳林）《三皇五帝說探源》（《三皇考》附錄）。
[5] 《春秋緯·命歷序》等書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易泰皇為人皇。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承之。
[6] 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之說始於宋胡宏之《皇王大紀》，蓋本於《易傳》。《「」易傳》雖無五帝之名，但於敘述包羲氏、神農氏後接敘黃帝、堯、舜。《戰國策·趙策》亦稱：「宓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7]《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呂誠之先生（思勉）云：「既雲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雲炎帝欲侵凌諸侯，其事弗類。《史記》此文略同《大戴禮記·五帝德》，而《五帝德》只有與炎帝戰於阪泉之文，更無與蚩尤戰於涿鹿之事。《賈子·益壤》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然則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記》自『炎帝欲侵凌諸侯』，至『』三戰然後得其志，凡五十六字，殆別采一說，而奪『」一曰』二字；抑後人記識，與元文相？也。（案：此說並非呂先生首創，但以呂說為最精詳，故引之）《「尚書·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據崔適氏說，皇帝」即「黃帝」（見《史記探源》）。是蚩尤即苗民之酋長，黃帝征蚩尤，即征苗民也。
[8] 據《世本》等書，衣裳、宮室、舟車、文字、歷數、音律等皆黃帝及其臣下所創作。世又傳有《黃帝內經》等書，為醫學上最古典籍。
[9]《潛夫論·五德志》云：「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禭，是為『五觀』。」《左傳》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之代夏究在太康、仲康或帝相時，較古之書無明文，惟《偽古文尚書》以為在太康、仲康時。
[10] 盤古之說，起於南蠻神話之始祖盤瓠（詳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盤瓠之說又起於犬戎之神話（詳楊寬正〔寬〕先生《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七冊）。「三皇」之說起於三才（詳拙作《三皇五帝說探源跋》，《三皇考》附錄）。天皇、地皇出於皇天后土（詳顧頡剛師及楊拱辰先生合作之《三皇考》）及天主地主之神（詳拙作《三皇考序》）。泰皇出於泰一之神（詳《三皇考》）。天、地、人三皇起於天地人三統之說（同上）。「五帝」之說起於五行（詳繆贊虞先生《三皇五帝說探源》及拙跋）。黃帝出於皇天上帝（詳《中國上古史導論》）。顓頊、帝嚳、堯、舜，亦皆出於上帝神話（同上）。黃帝征苗族之事出於「皇帝（上帝）遏絕苗民」之說（同上）。黃帝制器等說皆為杜撰（詳齊思和先生《黃帝制器之故事》，《古史辨》第七冊）。堯舜禪讓之事起於墨家尚賢尚同之說（詳顧頡剛師《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冊）或上帝之神話（詳楊寬正先生《讀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同上）。舜禹禪讓之事則為更後人所杜撰（詳《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所引拙說）。禹出於社神神話，本為西羌民族之宗神（詳顧頡剛師及余合作之《鯀禹的傳說》，《古史辨》第七冊）。禹治水之說亦本為神話（詳顧頡剛師《古史辨》第一冊及《鯀禹的傳說》）。益、啟、三康、相、后羿、寒浞等故事亦皆出神話傳說（詳顧頡剛師及余合作之《夏史三論》及呂誠之先生《唐虞夏史考》，均載《古史辨》第七冊）。
[11] 少康以前之古史，事跡甚為詳盡，皆出神話傳說，不可信據，已詳拙編《古史辨》第七冊。少康以後之古史較近有史時代，或事跡簡略，或說近情理，只可暫列之於存疑。
[12] 《史記 ·夏本紀》：「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侯畔之。……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除孔甲與桀外，少康以後之夏朝帝王幾均只存留個名字，其人之有無雖不可知，但單造幾個名字，似乎無此需要。
[13] 《左傳》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據楊寬正先生考證，閼伯即商祖昭明，實沈即夏祖鯀，而高辛氏即上帝（均詳《中國上古史導論》）。此實是氏族起源論之神話。晉虛即唐虛，亦即夏虛。定公四年《左傳》亦云：「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此亦夏虛即晉國之證。（《史記 ·吳世家》又稱：「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春秋時虞國之地亦在夏虛中也。）
[14] 《逸周書 ·度邑篇》：「自洛禭延於伊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國語 ·周語》：「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嵩山）。」韋註：「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又：「昔伊洛竭而夏亡。」韋註：「禹都陽城，伊洛所近。」《史記 ·吳起傳》：「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今山西壺關附近）在其北。」
[15]《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崑崙）之陰。」《穆天子傳》：「自宗周鏶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於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舂山、珠澤、崑崙之丘，七百里。」《逸周書·王會篇》：「禺氏，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又：「正北空桐，大夏，莎車。」《淮南子·墬形篇》「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史記·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案：據《呂氏春秋》，古大夏本在崑崙之東。據《穆天子傳》，自宗周（指東都雒邑）至西夏五千九百里，自西夏至崑崙之丘二千二百里，西夏似即大夏，當在今甘肅西部或新疆東部。《逸周書》之「禺氏」當即月氏，與大夏相近，月氏本居今甘肅西部。空桐亦在近塞之地。流沙即西北大沙漠，伐大夏而涉流沙，亦大夏在甘、新境內之證。漢有大夏縣，在今甘肅臨夏縣；又有大夏川，亦在今甘肅境；或大夏之人曾居於此。《唐書·西域傳》稱：大夏即吐火羅。吐火羅國本在於闐附近；今塔哈爾馬乾沙磧，即吐火羅磧之訛變（王國維先生《西胡考》說，見《觀堂集林》）；則大夏或在今和闐附近。案夏虛亦稱大夏（見昭元年《左傳》），漢時中亞之大夏國有媯水，媯為虞舜之姓，虞夏同稱，則大夏、西夏或與夏有關係；或大夏之人東遷而建夏國，或夏人西遷而為大夏，均未可知也。
[16] 《詩 ·商頌 ·玄鳥》：「天命玄鳥（燕），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長發》：「玄王桓（武）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史記 ·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篲氏之女，……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案：《世本》雲「契居蕃」（《水經 ·渭水注》引），王國維氏以為即《漢志》魯國蕃縣，在今山東滕縣，是契所宅之殷在今山東南部也。
[17] 《詩 ·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案：《荀子 ·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楊寬正先生謂昭明即閼伯，是商自昭明時已遷居商丘矣。
[18] 甲骨卜辭中有「高祖王亥」。《史記 ·殷本紀》：「冥卒，子振立（《索隱》：「《系本》作『核』。」），振卒，子微立。」據王國維氏考證，振即王亥（詳《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山海經 ·大荒東經》：「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郭注引《竹書》：「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國語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19]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萬章》）《史記 ·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崔述云：「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記》逮《帝王世紀》皆同，無異詞者。至《偽孔傳》及唐孔氏《正義》因《書序》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文，遂謂湯沒之歲即太甲之元年，並無外丙、仲壬兩代。怕是唐宋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說。……然《偽孔傳》所言亦初非《書序》意，何者？《序》言『成湯既沒』，但為太甲失教伊尹作書張本，非謂必沒於作書之年也。……古人於文，不過大概言之，烏得以詞害其志乎？遂以此為太甲繼湯之據，誤矣。」（《商考信錄》卷一）。
[20]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古本《竹書紀年》：「仲丁即位之年，自亳遷於囂。」「河亶甲整即位，自囂遷於相。」「祖乙滕即位，是為中宗，居庇。」「南庚更自庇遷於奄。」「盤庚旬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序》：「仲丁遷於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於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宅）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囂」《史記》作「隞」，「庇」、「耿」《史記》作「邢」。（《史記》云：「遷於邢。」）《史記》又云：「帝盤庚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從。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案：《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王國維氏云：「今龜甲獸骨出土皆在此地，蓋即盤庚以來殷之舊都。……盤庚遷殷，經無『亳』字；武丁徂亳，先入於河；垣水之虛，存於秦世；此三事已足正《書序》及《史記》之誤。而殷虛卜辭中所祀帝王訖於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則帝乙之世尚宅殷虛，《史記正義》所引《竹書》，獨得其實。如是，則商居殷最久，故亦稱殷……」（《觀堂集林 ·說殷》）
[21]商契居蕃，在今山東南部滕縣一帶，昭明相土居商丘，在今河南東部商丘縣，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據孫之說：有易當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今本《竹書紀年》稱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其時商侯即王亥；《山海經注》引古本《紀年》亦稱王亥為「殷王子亥」，殷亦當在河北之地（或即盤庚所遷之殷）。湯居亳，在今山東曹縣附近。仲丁遷囂，《尚書正義》引李顒雲「囂在陳留浚儀縣」，在今河南開封縣附近；又引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敖倉在今河南滎澤縣附近。河亶甲遷相，在今河南安陽縣附近（呂誠之先生引《呂史春秋·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云：「相正後世之相州也。」詳《先秦史》）。祖乙遷邢，邢有二地：一在今河北邢台縣，一在今河南溫縣附近。南庚遷奄，似即古奄國地，在今山東曲阜縣附近。盤庚遷殷，又在今安陽縣。
[22]郭沫若氏云：「卜辭中記田獵的事項極多，羅輯卜辭一一六九條，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漁獵、征伐、卜年、風雨、雜卜等九項。除五三八條的祭祀占最大多數外，一九七條的漁獵占次多數。這很可以知道當時的一個大概的情形。……當時的漁獵，確已成為遊樂的行事，即是當時的生產狀況，確已超過了漁獵時代。」「和田獵成反比例的，是卜辭中極少專為畜牧貞卜的事項。羅《釋》僅列出『芻牧』四條，附在六一一條的征伐之後，因為都是往芻或來牧之類戰爭開釁的原因。……假使單從數字的多少來作判斷，好像當時的牧畜還不甚發達的一樣，但這卻是大錯！當時牧畜發達的程度，真真有可以令人驚愕的地方，從文字上來說，後人所有的馬牛羊雞犬豕的六畜，在當時都已經成為了家畜，而在這六種普通的家畜之外，還有後人所沒有的象。……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應用也很繁夥，例如服御田獵。……用作食物者，有羞（從羊）、豚（從豕）、鑊（從隹，隹者禽也）諸字，可以證明。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夥，其令人驚愕的，便是用作犧牲。羅《釋》卜祭的五三八條，差不多每條都有用牲的記錄。……六畜均用作犧牲，且一次確實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時候，這不是牧畜最盛的時代是決難辦到。」（《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三篇）徐中舒氏云：「日本小島祜馬《殷代之產業》一文，曾就羅氏《考釋》一書統計甲骨文中關於農事的記載，有卜年歲凶豐的二二次，卜風雨的數次（共七七次，內中大部分與出入田獵有關）。關於農事的文字，有『農』、『嗇』、『圃』、『』、『禾』、『黍』、『麥』、『米』、『糠』、『桑』、『年』諸字，今再檢甲骨文，還有『謖』、『麗』、『男』、『』、疆、『』、『』、『季』、『秦』、『稷』諸字，可補小島所不及。此諸字自一二見至數十見不等。還有偏旁與農事有關而字不可識者，尚未寫入。從數量上看，都足以表示殷代農業之盛。王國維說殷代飲酒之風極盛，傳世酒器尊、卣、爵之類，十之七八為殷代物。武庚既滅，周公以殷遺民封康叔於衛，作《酒誥》，以殷為戒。微子也說：『我用沈酗於酒。』又說：『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他們飲酒的風氣甚至於亡國。即此一點，已可以證明其農產物的豐富了。」（據朱芳圃《甲骨學商史編》轉引）
[23] 《詩 ·大雅 ·盪》：「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24] 董作賓氏云：「甲骨文字中有從『系』之字及『帛』、『巾』等物，又有蠶祇之祀，『桑』字之出現，更是不用說了。古代農桑耕織並重，蠶桑事業早已盛行於商代，故特藉此最有用之桑木為春日樹木之代表，因以造為春字。」（據《甲骨學商史編》轉引）
[25] 這樣的宮室固然簡陋，但古人並無宮室怎樣宏大之說。地下挖了一個洞，地邊一堵牆，上加遮蓋以蔽風雨，人居其中，冬溫夏涼。這並非憑臆懸想的，《詩》說『陶復陶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錢寶鈞氏云：「殷人居室狀況，確有居穴及宮室兩種。換言之，即殷之末世確為由穴居進而為宮室居住之過渡時期則無疑問也。」（《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
[26] 陳恭祿氏《中國史》第一冊第四編：「據李濟六次工作之總估計所發表之器物，可分為六類：（一）陶器，殷虛出土者，以陶類為最多。……陶質可別為五：一，灰色粗陶；二，紅色粗陶；三，黑色細陶；四，白色細陶；五，釉陶。……陶上文飾，則粗陶簡單，黑陶白陶最為複雜，有動物飾與幾何形，亦有介於二者間之動物形。（二）動物骨，其多將占第二位置。……骨多用以制器，其所造者可別為三：一，用器，……皆刻有富麗之花紋；二，武器；三，裝飾品，滿刻花紋。（三）石器，出土之多不亞骨器，用途較之為廣。……並有琢刻之飾品。……有類玉者，但未發現真正之和闐玉。（四）金屬品，殷虛發現者，有黃金塊，小片金葉，錫塊，及製成器物之合金類之青銅器。……有作禮器之大批銅範，尚有精製之飾品，上塗硃砂。（五）貝殼，出土者，有琢成之飾品，亦有用為貨幣者。貨幣多鹹水貝，裝飾品則用淡水貝。（六）占卜之甲骨，出土者以無文字者為多，刻有文字者不過十分之一。」（原註：《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第五七二至五七五頁）
[27] 《詩 ·大雅 ·生民》：「厥初生民，時（是）維姜 ?。生民如何，克 ?克祀，以弗（祓）無子，履帝武（足跡）敏（拇）歆（動），攸介（居）攸止，載震（娠）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魯頌 ·閟宮》：「赫赫姜 ?，其德不回（違），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28] 《詩 ·生民》：「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踨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 ??，麻麥鉛鉛，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絈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閟宮》：「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史記 ·周本紀》：「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封棄於邰。」
[29] 《國語 ·鄭語》：「姜，伯夷之後也。」《周語》：「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姜，太岳（即四岳）之後也。」《山海經 ·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近人如章太炎、傅孟真諸氏皆謂「姜」、「羌」於字同源，在姓為「姜」，在種為「羌」（傅氏說詳所著《姜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其說甚是！傅氏更謂「羌」、「姜」與鬼方之「鬼」在殷虛文字從人或從女者相同。又案：春秋時有姜戎，自稱四岳之後，當即羌之一種。顧頡剛師云：「姜戎雖未完全華化，與齊、許諸國異，而其為四岳之裔胄，則與齊、許諸國同。然則申、呂、齊、許者，戎之進於中國者也；姜戎者，停滯於戎之原始狀態者也。抑申、呂、齊、許者，於西周之世東遷者也；姜戎者，於東周之世東遷者也；由其入居中國之先後，遂有華戎之判別，是則後遷者之不幸耳。」（《九州之戎與戎禹》，《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30]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國語 ·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案此已為神話之人話化者，其實「后土」本社神之稱：「土」即是社（《詩·大雅·緜》：「乃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甲骨文「社」均作「土」），「後」者神稱（詳楊寬正先生《中國上古史導論》）。「后稷」與「后土」同。「后土」與「后稷」，即是「社」、「稷」。句龍及棄皆本神而非人（詳拙作《鯀禹的傳說》，《古史辨》第七冊）。稷神即農神也。又《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為大官……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是「后稷」又為農官之稱。但其說不見金文及較古之書，恐屬後起。如可信，則或是古代假神名為官名也。
[31] 參看第四章。
[32] 《史記 ·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索隱》引譙周云：「《國語》雲『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詩 ·大雅 ·公劉篇正義》亦云：「《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今古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戴震云：「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為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為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諜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毛鄭詩考正》）案：周人稱「后稷」，如《詩》、《書》（《周書》）所載，皆指其始祖。如棄之後果尚有所謂「繼棄而為后稷」者，則此名稱似嫌混淆。《周語》明謂：「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世數與《史記》略合。其間雖不無缺代，然戰國西漢之正統說法自以不窋為棄之親子也。楊拱辰先生云：「年代與世數之不相合，非由不窋以上失官難考，乃由說棄為虞廷之官也。……棄乃商稷，以三十年一代計，彼正當湯後百年。……太史公一面據其他典籍錄周世系，乃一面又承《堯典》之謬誤，謂棄為虞官，致有此失。」（《夏民族起於東方考》，《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其說近是！至所謂「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等文，似皆儒家彌縫古史之語，不足信據。折衷於《詩》、《書》，當以楊說為是！
[33] 《詩 ·大雅 ·公劉》：「篤公劉，於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史記 ·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34] 《史記索隱》云：「《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世本》云：『高圉侯侔。』」《集解》云：「《系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索隱》云：「《漢書 ·古今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世本》云：『太公組紺諸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案：「辟方」、「侯侔」、「雲都」、「太公組紺諸銩」，或是另有其人，或即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之別字，均未能定。要之周人世系多缺誤，《史記》之文亦未可盡據也。
[35] 商多兄弟相傳，周多父子相傳，故商世較周大多。然商代共六百年，分之三十王，每王約占時二十年，雖短於三十年為一世之說；但將六百年分之十五王，每王約占時四十年，仍未免占時太長。
[36] 如假定《史記》所載周人世系有缺脫，則可推至夏末，因《禮記 ·祭法》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國語 ·周語》：「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如《史記》所傳周人世系不缺，則周國決建立於商代，因據三十年為一世推之，十五王僅得四百五十年也。
[37] 《詩 ·大雅 ·緜》：「民之初生，自土（杜）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陳奐《毛氏傳疏》云：「復，《說文》引詩作『覆』。《玉篇》同。段注云：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土，旁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陶其壤，正鑿之也。《毛傳》讀陶為掏。案《淮南子 ·氾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注云：『復穴，重窟。』毛析言之，高則渾言之也。」
[38] 《詩 ·公劉》：「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何以舟（帶）之，維玉及瑤，鞞 ?容刀。」「京師之野，於時（是）處處，於時廬旅。」「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
[39] 《左傳》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宮之奇）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杜註：「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史記 ·吳世家》云：「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案：據《左傳》，虞仲為太伯之弟，據《史記》，太伯之弟僅號仲雍，而仲雍曾孫亦號「虞仲」，似無祖孫同號之理，此必有誤。崔述云：「《傳》所稱虞仲乃大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孫始遷於虞，則《傳》不得稱為『虞仲』。太伯君吳而稱『吳太伯』，仲君吳而稱『虞仲』，有是理邪？且《論語》以虞仲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國，豈容復謂之『逸』？然則哀七年之《傳》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號虞仲，非《傳》之仲雍矣。疑《史記》因見哀七年《傳》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誤以仲雍為太伯之弟，因以《傳》之虞仲別屬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記》之言皆難取信。」（《豐鎬考信錄》卷八）崔氏以虞仲為太王之子太伯之弟而君虞，甚是！但以為太伯別君於吳，則仍被舊說所誤，「吳」即「虞」也（「吳」、「虞」二字通用，古籍證據甚多）。虞仲為逸民之說亦不可信（為逸民之虞仲或是另一人）。蓋太伯、虞仲皆山西虞國之祖，故宮之奇以為言。太伯時周人決無遠至江東之理。呂誠之先生云：「觀虞仲封於夏虛，則泰伯、仲雍所逃，去周必不甚遠。」（《先秦史》）其實太伯、仲雍所逃夏虛也。太伯、仲雍為吳祖之說，本不足信，詳第四章。至崔氏以為仲雍非太王之子，則臆說無據矣！
[40] 《詩 ·大雅 ·皇矣》：「帝省其山，柞蒶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又《緜》：「柞蒶拔矣，行道兌（通）矣。」朱熹《集傳》云：「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崔述云：「《詩》云：『柞蒶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似太伯已嘗君周，而復讓之王季也者。」（《豐鎬考信錄》卷八）
[41]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珏，馬八匹。」《後漢書 ·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西落鬼戎當在西方。燕京之戎，錢賓四先生云：「燕京者，《淮南子 ·地形訓》：『汾出燕京。』高誘曰：『燕京山在太原汾陽縣。』《水經 ·汾水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水道提綱注》：『山最高大，蜿蜒數百里，為山西諸山之祖。其東北水皆北入桑乾，其東水皆東入滹沱，其西水皆西入黃河，而汾水其南水也。』然則當王季時，汾水上游有燕京之戎，其勢盛於西落鬼戎。」余無之戎，錢先生云：「徐文靖《竹書統箋》云：『《左傳》閔公二年，晉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皋。成公八年，劉康公敗績於徐吾氏，《上黨記》純留縣有餘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余無之戎當即是余吾及無皋二戎也。』今案：《水經·河水注》：『清水出清廉山，東流徑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方輿紀要》：『皋落城在絳州垣曲縣西北六十里。』徐氏據《上黨記》蓋誤。沈欽韓《左傳地名補註》亦有辨。若余無之戎洵為余吾、無皋二戎，則族盤據太行南山沁涑之間，蓋與燕京之戎一氣相承。」始呼翳徒之戎，錢先生云：「《周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芼池漚夷，其浸淶易。芼池即滹沱，王季所伐始呼、翳徒二戎，疑即在此。其族踞地，當尚在燕京迤北。」（《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第十期）案：周自王季以前，似與殷無甚關係，至王季經營諸戎，勢力東漸，始朝殷受殷命為「牧師」而與殷發生關係也。
[42] 《晉書 ·束皙傳》等書引《竹書紀年》：「文丁殺季歷。」
[43] 《史記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案：「」西伯之稱已見《商書》。《周書·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蓋文王已為西土之伯主矣。
[44]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45] 《詩 ·大雅 ·緜》：「混（昆）夷脫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書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詩 ·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援，與爾臨沖，以伐崇墉。」《文王有聲》：「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史記 ·周本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明年伐犬戎（即昆夷）。明年伐密須（即密）。明年敗耆國（即黎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詩·大雅·文王·序疏》引《書傳》，則謂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與《史記》不同。呂誠之先生云：「蓋當以《史記》為是！犬戎、密須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黨，邘有野王，則所以圖紂。崇蓋紂黨最大者，故最後伐之。用兵先後，次序井然，不得如《書傳》所云。殷、周《本紀》多據《書傳》，此事亦不得有異同；蓋《書傳》本同《史記》，後乃倒亂失次也。」（《先秦史》）
[46] 崔述云：「文王之事，《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虞芮，仇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羑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巨，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紂初不相涉者，……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傳》雲『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在襄二十一年）；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紂三公，而有竊嘆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閎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亦尚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復益之以為西伯專征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真亦愈失乎！……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太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責之者也。去而遷於岐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蓋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廩辛至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羑里，而賜之斧鉞也哉？」（《豐鎬考信錄》卷二）
[47] 《書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逸周書 ·祭公》：「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墨子 ·非攻下》：「赤烏銜皀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此時周君為文王）。可見文王已有「受命」之實及戡殷之志矣。
[48]李濟氏云：「在殷虛第四、五、六三次的發掘，……對於殷代宗廟明堂宮室的建築方式，我們可以想像成型。……坂築的土基，大都作長方形；四圍多有大石卵，石卵與石卵之間，雖不十分正確相對，總保持相當的距離，我們可以想像石卵是柱磉，上面安柱。由此可以想像門在何處，內室在何處了。再進一步，想像彼時的上面建築，既無磚，又無瓦，想必用茅草編成的。古人所謂『茅茨土階』，大概是近於真實的。……我們又於坑土之下層，發見了長方坎，有十公尺大小，有階級可上下；其間發見了破陶片、牛骨、狗骨之類；足證在坂築以前，還有穴居的遺蹟。究竟那是殷代的遺蹟，還是殷代以前的遺蹟，現在還無法證明。這種坎穴，面積很大，和上海里巷廂房相上下；坎的周圍用硬土築成，鐵一般的堅固。也有幾個套成的坎穴，一個套一個。甲骨文中的『宮』字作下式：
《詩·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陳）於牧野，維予侯興。……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如鷹之飛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諸侯，……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挑戰），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兵皆崩畔紂。」是武王東征，先後凡兩次，而牧野之戰，以師尚父為最著武勇之功也。
[49]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崔述云：「《金鄊篇》並無周公攝政之文。唯《戴記·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由是《史記》、《漢書》及諸說《尚書》、《禮記》者，並謂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諸侯，而以《洛誥》之『復子明辟』為復政成王之據。……以余考之，周公不但無南面之事，並所稱成王幼而攝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踰三十而娶，況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當在少壯時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十餘而始娶邑姜也，此豈近於情理哉？……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況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之不幼明矣！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冢宰攝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遽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總已之禮，遂誤以成王為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為攝政之年數。正不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阼，何人聽政？成王之自臨朝視政明矣！何故能踐阼聽政於四五年，而獨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攝之也？」（《豐鎬考信錄》卷四）案：崔氏之說雖辨，然實未是！《周書·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吊，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曆服。……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於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舊以《大誥篇》中之「寧王」為武王，據吳大贗說，「寧」、「文」古文形近，「寧王」即「文王」之誤。《大誥篇》中之王既稱文王為「寧考」，則為文王之子，既非武王，必為周公無疑。是周公稱「王」之強證一。又康叔封衛之命詞《康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乃周公所封（康叔所封即故殷虛，殷虛在武王時尚為武庚所有，故康叔封衛必當如《史記》等書所說在周公時），則此「王」自是周公。是周公稱「王」之強證二。又除《禮記·文王世子》、《禮記·明堂位》、《史記·周本紀》等外，《荀子·儒效》、《韓非子·難二》、《尸子》、《淮南子·齊俗》、《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魯周公世家》、《史記·燕召公世家》等亦均有周公攝政之說，則周公踐阼攝政似有其事，不必多疑。至武王崩時成王幼少，亦似是事實。呂誠之先生云：「若將《無逸》之『厥享國五十年』解作年五十歲，則文王崩時，武王當三十左右，周公當更少也。」（《先秦史》）「《無逸》歷敘長壽之君：殷王中宗、高宗、祖甲、文王，獨不及武王，如武王年壽甚長，周公何以不數？武王為成王之父，舉父誡子，正極現成；周公不述者，疑武王之壽本不長也。」（據呂先生口述）案：《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三十三歲不可雲長壽，即文王之「厥享國五十年」，五十歲亦中壽而已，何足稱述？疑所謂「享國」確為享國之年，而非「年五十歲」。但呂先生第二說則極是，武王享年必不永，故周公東征時所作之《大誥》，一則曰「洪惟我幼沖人」，再則曰「予惟小子」；則周公其時年歲亦必尚少。即以《大誥》為成王之書，亦可證成王之「幼沖」也。又《召誥》云：「今沖子嗣」，又云：「有王雖小，元子哉！」皆指成王；則成王之幼沖可以無疑！崔氏雖能辨「『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同上），但於「有王雖小」及「沖子」之稱，則亦不能辨矣。至唐叔，或是武王之弟，非成王弟，別詳第四章，故唐叔歸禾事並不足證成王之年長。周公東征之時，攝王朝之政者自另有其人。古國君出征者多矣，豈國中不得攝政之人邪？
[50] 《書 ·金鄊》：「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逸周書 ·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征）殷，殷大震潰，降辟（誅）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以上三節為較古之周公東征史料，最可信據者為《大誥》，《作雒篇》次之，《金鄊篇》只可節取而已。
[51]《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崔述云：「按周之封同姓，成以為武王，富辰以為周公。以經傳考之：衛封於武王世，魯與晉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盡合。……蓋古人之文多舉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與召公對舉，則稱周公焉。其實乃陸續所封，不可概謂之武王，尤不得專屬之周公也。」（《豐鎬考信別錄》卷二）案：崔說固近理，然衛亦封於成王世，非武王世，崔氏誤從宋儒之臆說耳。武王克商大功未集，即有封建，數必不多；周公東征，東土大定，諸侯之封，大半當在此時，故以僖二十四年《傳》所言為近是！定公四年《左傳》亦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並足為證！《史記 ·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案：武王時東土尚未平定，安得封太公於營丘，太公封齊當亦在成王世。傅斯年氏云：「『齊』者，『濟』也，濟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濟，其裔在春秋為風姓；而營丘又在濟水之東。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國乎？尚父、侯？兩世歷為周輔，能遠就國於如此之東國乎？」（《大東小東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其疑是也！
[52] 《孟子 ·告子篇》：「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史記 ·魯周公世家》：「武王……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案：《詩 ·魯頌 ·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左傳》定公四年云：「分魯公以大路大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則封於魯者非周公，實是伯禽；且其封在成王之世，非在武王世也。周公封周，故曰「周公」；伯禽封魯，故曰「魯公」。《史記》以周公亦為「魯公」，其說極謬！崔述云：「周公既受祿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魯？……周衰，王室東遷，內諸侯漸微，而外諸侯之勢盛，由是後人不復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當在蔡、衛、曹、滕之後，遂以為武王之世齊魯同時而封，誤矣。」（《豐鎬考信別錄》卷二）
[53] 《史記 ·齊太公世家》：「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呂誠之先生云：「《正義》：『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又引《括地誌》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案唐臨淄即今山東臨淄縣。博昌今山東博興縣也。《漢書 ·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應劭曰：『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謂：『臨淄即營丘。』《詩齊譜疏》引孫炎說同。《烝民》毛傳亦謂：『齊去薄姑徙臨淄。』則應劭說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又以營丘與薄姑為一，蓋城邑雖殊，區域是一，故古人渾言之也。」（《先秦史》）
[54] 唐叔或為武王之弟，詳第四章。《史記 ·晉世家》：「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云：「《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並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案：古唐國實在今山西西南部。《晉世家》：「唐有亂。」《正義》引《括地誌》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唐翼城縣治在今治東南三十五里，是晉國故都當今翼城縣治附近。晉水或即澮水也。惟錢賓四先生以為：「晉之始封，唐之故居，或當在河東蒲州一帶，故虞鄉有晉陽，而班氏有晉自晉陽遷之說。其居翼居鄂已非其初。顧炎武、王世家辨晉初居翼，其論猶為未盡也。」（《周初地理考》）案：錢說甚辨，可備參考。
[55]《左傳》定公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說文》謂在魯。《書 ·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鄭玄云：「奄蓋淮夷之地。」《史記 ·魯世家》：「（伯禽）遂平徐戎，定魯。」又「（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則魯國實兼徐、奄之地也。
[56] 《左傳》昭公二十年：「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是齊地本蒲姑氏之居。杜注云：「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案今本《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爽鳩」、「蒲姑」皆鳥名，淮夷甲骨文作「隹夷」（詳陳夢家先生《隹夷考》，《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十期），「隹」亦鳥也；蓋淮夷之族皆以鳥為其圖騰（參看拙作《鳥夷》，《齊魯學報》第一期）。奄與爽鳩、蒲姑當皆淮夷分族，故成王（當作周公）踐奄後遷其君於蒲姑也。又案：《尚書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鄭玄注云：「玄或疑焉：蒲姑齊地，非奄君也。」或蒲姑之地即因奄君遷此而名，則太公之封齊端在周公東征後矣！
[57] 《左傳》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杜註：「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案「懷」即「隗」（王國維等說），狄之姓也。夏本西北種族，或與戎狄有血統上之關係。
[58] 「成周」者，表周業之成；「宗周」者，表周室為天下之宗主也。
[59] 《書 ·洛誥》：「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蔡沈《集傳》云：「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案：蔡說甚是！
[60]《逸周書》有《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孔晁註：「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令彝銘》：「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眔（及）族（士）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可見成周在西周時本為糾合諸侯發號施令之所。（成周為東都大名，說詳拙作《春秋王都辨疑》，《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61]《左傳》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禮。」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孟子 ·離婁》：「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禮記 ·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尚書大傳》：「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史記 ·周本紀》：「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崔述云：「記多稱周公制禮，而《春秋傳》亦嘗及之，必非無故而妄言者。但經未有明文，而傳亦不多見，兩漢傳注之儒遇有古書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輒目之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聖人之制淆亂而不可稽，而釋經亦多失其旨，學者惑焉，而莫適從也。」「古《禮經》十七篇（今謂之《儀禮》），世皆以為周公所作。余案：……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節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禮，牲牢籩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併之餘，地廣國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厚，是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俟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謙，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書乃如是，然則其為春秋以降沿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吳、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慎其名也。……王之下不得復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復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之臣有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焉？……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棠公，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稱公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朝事晉君。……而魯三桓作僭稱公，《孟子》所謂費惠公，《史記年表》所謂三桓勝魯如小侯者是也。竊疑宋、衛諸邦亦當類是。……然則此書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諸公』，即晉三家，魯三桓之屬；周公時固無此制也。覲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覲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為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此何故哉？此無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覲禮久失其傳矣。但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在春秋以後明甚！……鄭世子忽取於陳，陳子送女，先配而後祖。子曰：『是不謂夫婦，誣其祖矣。』今《昏禮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禮，頒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即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為譏也！王穆後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喪服篇》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何容不知？……《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士喪禮》之文窻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猶不敢必為孔子之書，況欲篤信其為周公之書乎？」（《豐鎬考信錄》卷五）案：崔說至辨！《周官》為後世擬作，人多知之，惟一般人尚多信《儀禮》為周公書，辨以為出後世者，以崔說為最精詳，故刪錄其文如上。然周公制禮之事，亦不能斷其必無，《論語·述而篇》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泰伯篇》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書·金鄊篇》載周公祝辭云：「予仁若（而）考（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此皆較早之記載，則周公確為多材多藝之人，其能制禮樂，亦意中事也。崔述云：「凡傳記所稱周公制禮雲者，亦止制其大綱而已」（同上）。其說近矣！徐中舒氏云：「現在我們依據銅器的研究，更得一種消極的論證，就是從沒有發見一件周初大王至武王時的銅器。……假使他們那時文化與殷人沒有什麼差別，為什麼沒有一件銘功的彝器留傳到現在呢？……銅器中既無確可證明為武王以前之物，及成王時遺物的寥寥，我們因此斷定周初文化的幼稚，這也似非過論。」（《殷周文化之蠡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案：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所列西周器：武王時凡二器，其第二器是否屬武王時，尚未可定（郭氏定此器為武王時器之證據惟「克商」二字，然周公成王時亦有克商之事，未為強證。且本器又有「在成」語，「成」似即成周，則仍為成王時器也）。成王時凡二十七器，確否雖亦未可盡定，然大部固周公東征後所作也。蓋周人文化承自殷人，故至周公東征後，與東土關係大密，周國文化乃亦大興也。此時周人而有制禮作樂之事，亦固其所。
[62] 王國維氏《殷周制度論》云：「周初宗法雖不可考，其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述者，則《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有繼別之大宗，有繼高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禰之宗，是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為大夫以下設，而不上及天子諸侯。鄭康成於《喪服小記》注曰：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者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又於《大傳》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諸侯雖本世嫡，於事實當統無數之大宗，然以尊故無宗名。其庶子不得禰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為別子，而其子乃為繼別之大宗。言禮者嫌別子之世近於無宗也，故《大傳》說之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此《傳》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又若無嫡昆弟，則使庶昆弟一人為之宗，而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傳》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大傳》此說頗與《小記》及其自說違異：蓋宗必有所繼，我之所以宗之者，以其繼別，若繼高祖以下故也。吾之嫡昆弟、庶昆弟皆不得繼先君，又何所據以為眾兄弟之至宗乎？或云：立此宗子者，所以合族也。若然，則所合者一公之子耳，至此公之子與先公之子若孫間，仍無合之之道。是大夫士以下皆有族，而天子諸侯之子，於其族曾祖父母，從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以下，服之所及者，乃無綴屬之法：是非先王教人親親之意也。故由尊之統言，則天子諸侯絕宗，王子公子無宗可也。由親之統言，則天子諸侯之子身為別子，而其後世為大宗者，無不奉天子諸侯以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實則仍在也。故《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惟在天子諸侯，則宗統與君統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賢才進，不必身是嫡子（書業案：此說不盡然），故宗法乃成一獨立之統系。……是故大夫以下，君統之外，復戴宗統，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觀堂集林》卷十）案：天子諸侯實亦有「宗」名，詳第二章。《禮記》出於後世儒家所述，亦未必盡可據也！
[63] 《禮記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鄭註：「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蓋別子之世適，謂之大宗，百世不遷。世適而外，是為小宗：其子繼之，時曰繼禰小宗；其孫繼之，時曰繼祖小宗；其曾孫繼之，時曰繼曾祖小宗；其玄孫繼之，時曰繼高祖小宗。繼禰者，親弟宗之；繼祖者，從父昆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昆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昆弟宗之；更一世絕服，則不復來事，而自事其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所謂五世則遷也。然則一人之身，當宗與我同高、曾、祖、父四代之正適，及大宗之宗子，故曰『小宗四，與大宗凡五』也。」（呂誠之先生《先秦史》）
[64] 《殷周制度論》：「殷以前無嫡庶之制。……特如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此三事獨與商人繼統法不合。此蓋《史記·殷本紀》所謂中丁以後，九世之亂，其間當有爭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禮，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禮亦同；是未嘗有嫡庶之別也。此不獨王朝之制，諸侯以下亦然。近保定南鄉出句兵三，皆有銘，其一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此當是殷時北方侯國勒祖父兄之名於兵器以紀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駢列，無上下貴賤之別。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舍弟傳子之法實自周始。當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國賴長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勝紂，勳勞最高，以德以長，以歷代之制，則繼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攝之，後又反政焉。攝政者，所以濟變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後，子繼之法遂為百王不易之制矣。」「由傳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此制實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較得之。有周一代禮制，大抵由是出也。」「商人無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過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為君統而為宗統，於是宗法生焉。」
[65] 《殷周制度論》：「又與嫡庶之制相輔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無嫡庶長幼，皆為未來之儲貳，故自開國之初，已無封建之事，矧在後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為二國名，然比干亦王子而無封，則微、箕之為國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無一子姓之國。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應如是也。周人即立嫡長，則天位素定，其餘嫡子庶子，皆視其貴賤賢否，疇以國邑，開國之初建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後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內之邑。故殷之諸侯皆異姓，而周則同姓異姓各半，此與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關係，而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確定者也。」案：周人之封建制實由宗法制脫化而出，宗法者其名分，而封建者其事實，乃一事之兩面耳。王氏之論猶嫌未晰。
[66] 呂誠之先生云：「《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滕文公》上）一有宗法，一無宗法，顯然可見。」（《先秦史》）
[67] 《左傳》桓公二年：「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杜註：「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所謂「庶人工商各有分親」，雖或亦為一種宗族制度，然不可詳考矣。
[68] 《詩 ·小雅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69] 《左傳》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國語·周語》載富辰曰：「狄無列於王室。」韋註：「列，位次也。」《史記·楚世家》：「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可見夷狄不受周人宗法與封建系統之支配。
[70] 《左傳》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杜注謂司徒老祁、慮癸二人為南蒯家臣。案南蒯已為季氏家臣，今復有家臣，是大家臣之下尚有家臣也。
[71] 大夫以上無為家臣者，庶民階級亦難得為貴族之家臣。為卿大夫之家臣者，多屬士階層中人，如孔子之門弟子仲弓、季路、冉有等皆嘗為季氏家臣，諸人皆士也。
[72] 參看第二章及考證。《孟子 ·萬章篇》：「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73] 《孟子 ·萬章篇》：「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74] 《國語 ·晉語》：「工商食官。」韋註：「工，百工；商，官賈也。」案：此所謂「工商」即庶人在官者之一種，其地位自當較高於普通農民。《左傳》定公八年：「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據此，工商之地位僅次於國君及大夫之子。此雖春秋末年之情形，然工商地位本來較高，亦可想見也。
[75] 參看第二章及考證。
[76] 參看第二章及考證。
[77] 《史記 ·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據此，是周公還政在營雒邑之前也。然《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據此，是周公還政又在營雒邑之後也。《史記》前後兩說矛盾。案之其他古傳記，亦異說紛紜，莫衷一是。今考之《尚書·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漢儒以此為周公復政成王之據，宋儒非之，以為：「復如逆復之復，復命於王也。」（蔡沈《書集傳》）然《洛誥》下文又云：「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使）向即有僚，明作有功，？大成裕，汝永有辭。」此周公告戒成王親政當如己也。又云：「汝惟沖子，惟終。」「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此周公訓誡成王親政後當永終天祿也。「茲予其明農哉」一語，更似周公退休之辭矣。又云：「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則成王仍以東都事委周公而自西還即位於宗周也。《洛誥》既有明文，則吾人可斷言周公還政成王在既定東都之後矣。《逸周書·作雒篇》亦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其說與《洛誥》合。
[78]《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禮記 ·明堂位》等書皆云：「七年致政於成王。」宋以前儒者多謂此《洛誥》末句為周公攝政踐阼之年數。蔡沈《書集傳》則云：「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始終公之辭雲。」案：此實為古代紀年之法：《卣銘》云：「佳明保殷成周年。」《中銘》云：「佳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旅鼎銘》云：「佳公大保來伐反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臣辰銘》云：「佳王大龠於宗周，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所謂「佳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猶言「惟明保殷周年」也。又考甲骨卜辭紀年之法先日次月後年，如：「癸未王卜貞：肜日，自上甲至於多後，衣，亡自。在四月，佳王二祀。」「癸丑卜，易貞，王旬亡畎。在六月。甲寅上甲。王廿祀。」「癸未卜，在上貞：王甸亡。在□月，王廿司（祀）。」「□翌日，自上甲至多後，□自 畎 。在九月，佳王五祀。」案《洛誥》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咸格，王入太室衳。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與卜辭紀年月日之例何等相似，足見《洛誥》篇末一語實為紀年而非指周公在洛之年也，據此考證，則周公受命先後凡七年，可無疑問矣！
[79] 《書 ·顧命》：「（成）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詩 ·周頌 ·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盡）厥心，肆其靖之。」足徵成王為一守成之令主。
[80] 《詩 ·周頌 ·執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國語 ·周語》：「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足徵康王亦為守成之令主。
[81] 《史記 ·周本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竹書紀年》文同）
[82] 《史記 ·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案：古本《竹書紀年》云：「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十九年，……喪六師於漢。」（《初學記》七引）「昭王末年，……王南巡不反。」（《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引）是昭王之「南巡狩」為伐楚也。其「不返」則因「喪六師於漢」也。《呂氏春秋 ·音初篇》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 ?（隕）於漢中。辛餘靡振（救）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則昭王確因征楚而遇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卒游（辛餘）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其說亦與《呂子》相應，但略加增飾耳。
[83] 見《左傳》僖公四年。
[84]郭沫若氏《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云：「此鍾（宗周寶鍾）余以為乃昭王所作，銘中之『乃遣間來逆邵王』即昭王，『邵』乃生號非死諡。又其『其萬年保四或』之『』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從害聲，與瑕同紐。惟此有異說：孫詒讓有《紹我周王見休義》（《籀稿述林》三），解《孟子·滕文公》下篇所出此語（鄭玄《禹貢注》引此語以為《胤征》文，「紹」作「昭」），以『紹』為《爾雅·釋詁》『詔相亮左右，相導也』之『詔』，其說至確！文末徵及本銘云：『近時所出《宗周鐘銘》記王伐服子事云：乃遣間來逆邵王，南屍（夷通）東屍具見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有功，蕃國來歸之事，邵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正同。」近時唐蘭亦主此說，並云：「周初無鍾，本銘字體亦不甚古，疑是厲王時器，厲王名胡，胡音亦近轉。」（據來簡）今案：孫、唐二氏說均有至理，而尤以唐說為進步：蓋孫解在諡法舊說未破以前，唐說在諡法舊說既破以後，更有確可成為問題之三證也。惟本銘乃有韻律之文，如「邵」字解為動詞，則「來逆邵」三動詞相疊，此下單系一「王」字，音節欠諧，「邵」下必當安一字，如「乃」如「周」之類，方能和協。以文字言，字體雖不及《盂鼎》等之雄厚，然較之恭懿時器文之散漫，已有雲泥之感。而如南字作，百字作，除畫有粗細而外，與《大盂鼎》文全同。又如首語「王肇？眚文、武，堇瞗疆土」，與《大盂鼎》「我其先王，受民受瞗土」，辭例亦無二致。再以器制言，周鍾乃由殷鐸演化而成，殷鐸有柄，執而鳴之，周鍾則倒懸，然備斡旋之甬，實鐸柄之孑遺也。本器乃有甬，枚長，銑侈，於上剜。文在甬斡上為饕餮，在篆上為兩首之譑與武英殿《史簋》之腹紋作饕餮，緣帶及足帶之作兩首譑形者相同；凡此均不失為古鐘之典型。周初雖未見有鍾，然周鍾必有其原時，以此當之或不無突兀之感，恐前此者尚有之，尚待發掘耳。
[85] 《國語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後漢書 ·西羌傳》云：「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王遂遷戎於太原。」其說當出古本《竹書紀年》。
[86]《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87]韓非子·五蠹篇》：「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子·人間篇》說略同，「荊文王」作「楚莊王」。《後漢書·東夷傳》則作：「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穆王后得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
[88] 《史記正義》引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崔述云：「前乎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為邊患，叛服無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為亂也。且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錢賓四先生云：「謂荊文王伐徐者，韓非也；謂楚莊者，淮南也；謂周繆王者，《史記 ·秦本紀》也；混《韓子》、《史記》為一談者，《後漢書 ·東夷傳》也。繆王之事不載於《周紀》，而見諸《秦本紀》，此自秦人稱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會於偃王之事。《趙世家》又載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此本以著異聞，非以為信史，故滅之於《周紀》，而存之於兩《家》，史公之意，至慎至顯也！至楚文王時，考之《春秋傳》及《楚世家》，均無徐偃王事，此韓說之妄，然稱徐偃王以仁義滅國：則三說皆同。余疑徐偃王即宋王偃，其見滅時惟淮南楚莊王之說得之。宋稱徐者，戰國時宋都蓋遷彭城。《韓世家》：『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執宋君。』年表亦載此語。其時宋當休公世，蓋已遷彭城而史闕不載。……故宋亦稱徐，即指新都彭城而言，如韓稱鄭，魏稱梁是也（彭城晉立徐州，至今猶稱。淮夷、徐戎素屬商，故商、宋亦得徐稱也）。……《韓非 ·五蠹》稱徐偃王處漢東，疑淮東字訛，淮東即淮北也。《後漢 ·東夷傳》稱偃王處潢池東，《水經·濟水篇》有黃水、黃溝，其東為沛，秦之泗水郡，劉備徐州治此。又南為彭城，東為武原徐山，此即偃王之國矣。雲其地方五百里者，《宋策》墨子說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偃王者，疑乃『王偃』之倒，考諡法無『偃』。《秦本紀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號偃由此。』此語無稽，而可以證『偃』之非諡。《志疑》云：『偃身死國亡，未必有諡。然《國策》、《墨子》、《呂覽》、《新序》諸書俱以偃諡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稱為宋獻。楊絫注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不同。』則是王偃諡康諡獻，本非通行於當時，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為稱。《莊子·列禦寇》：『曹商為宋王使秦。』《釋文》：『司馬云：偃王也。』則王偃後人固亦稱之『偃王』矣。謂其見滅惟《淮南》楚莊王之時得之者，楚兩莊王，一在春秋時，一在戰國時，頃襄王又稱莊王，《六國表》宋滅當楚頃襄十二年，故《淮南》以為莊王也。宋亡於齊，其後楚得其淮北徐地。當時盛毀之者擬之桀紂，蓋出諸列國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則日道仁義不能忘。凡今先秦書記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國史記，而宋以國亡無史，其仁義之設施，已不足自傳於後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稱譽，謂徐偃王行仁義而亡國者，其流傳失真，乃誤以為春秋之徐，或乃以謂在楚文王時，或乃以為當周繆王之世，傳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即宋王偃矣。古事流傳，其漫迤流衍如此者多，不足怪也。」（《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三）案：錢說近是！《孟子·滕文公篇》云：「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朱熹《集注》：「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則王偃實有「行王政」之事，所謂「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確有為宋王偃事傳訛之可能也。
[89] 見《左傳》昭公四年。
[90] 《左傳》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91] 見《國語 ·齊語》及《管子 ·小匡篇》。
[92] 見《周本紀》。
[93] 《史記 ·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漢書 ·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
[94] []《史記集解》：「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漢書·地理志》：「左扶風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
[95] []《史記·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禥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贑，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96]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杜註：「愆，惡疾也。」《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夷王）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昴。」《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紀年》作：「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又《後漢書 ·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注》：「見《竹書紀年》。」是夷王時周勢雖較衰，仍能威服諸侯及征伐戎狄也。
[97]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國語 ·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今王學專利，其可乎？……』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史記 ·周本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98] 《史記 ·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正義》引韋昭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也。」
[99] 《史記索隱》引《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釋之云：「共，國；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義》引《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呂氏春秋 ·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莊子 ·讓王篇》：「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七引《史記》：「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厲王死，宣王立。」
[100]第一說不見於較古之書，疑出史公想像。梁玉繩云：「周、召本王朝卿士，儻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為無據也。」（《史記志疑》卷三）第二說疑竇亦甚多。崔述云：「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執，子魚攝宋；昭公之奔，季孫攝魯。厲王既出，周、召共攝周政事，固當然不足異也。若以諸侯而行天子之事，則天下之大變也。《傳》曰：『干王之位，禍孰大焉！』又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賢諸侯，詎應如是？春秋至閔、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齊桓、晉文猶藉天子之命以服諸侯，不敢公然攝天子事也。況西周之世烏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賢相也。能諫厲王之虐，能佐宣王以興，夫豈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諸侯必別宗一共伯和乎？齊桓、晉文之霸，傳記之紀述稱論者，指不勝屈，況攝天子之事，尤為震動天下，而經傳反泯然無一語稱之，亦無是理也。」（《豐鎬考信錄》卷七）案：《史記正義》云：「共伯（指衛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蓋張守節疑共伯和即衛武公，其故以《衛世家》云：「矨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矨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矨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矨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衛武公之兄曰「共伯」，而武公名「和」，適合「共伯和」之稱，故張氏以為「共伯和」即指衛武公。然難解者為年代問題：衛武公之立，據《史記》在宣王時，厲王時和尚為衛庶子，安得有「干王位」之事？惟考《毛詩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則武公之立或當厲王之世，可以有攝行王政之事矣。崔述亦云：「《大雅》篇次無顛倒者，而《抑》在《桑柔》、《雲漢》之前，故《序》以為厲王時詩。若武公於厲王時已為諸侯，則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亂，不當武公世矣；恐《史記》有誤也！觀《史記》於齊威、宣二王，皆移前數十年，則此年世寧可深信。」（同上卷八）考《毛詩序》又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柏舟》雖未必為共姜之詩，然衛世子共伯蚤死之說，理或可信。胡承珙云：「若雲（武公）立於宣王十五年，則武公即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長於武公，共姜應老，父母何為欲嫁之？則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蓋共伯早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世，恐忠言不足信，故托為父兄師傅訓己之辭。……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經義似較協也。」（《毛詩後箋》）又衛共伯之「共」實亦國名而非諡，春秋時鄭有共叔段，「共叔」猶「共伯」也。古共國在今河南輝縣，衛初都朝歌，在今淇縣，蓋鄰邑耳。故太叔奔共，其子公孫滑遂奔衛也。衛君之稱「共伯」，猶晉君之稱「鄂侯」，周王之稱「汾王」，以所處之地名。衛本諸侯之長，稱伯，《毛詩序》云：「《旄丘》，責衛伯也。」周公封康叔於衛，本為牧伯，故《康誥》稱「孟侯」，亦猶言諸侯之長耳。《史記·衛世家》自頃侯以前六世皆稱「伯」，惟云：「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則以「伯」為伯爵之「伯」，似誤！《魯連子》明雲「共伯復歸國於衛」，可見「共伯」即「衛伯」也。衛武公本西周末期之顯諸侯，又為東方諸侯之伯，而較齊、魯諸國為近於王室，入為王官與問王政，本極可能之事也。謂為「干位」，或傳聞之過耳。共伯和為賢君，衛武公亦為賢君，其國與爵與名又相同，似非偶然之事。惟確證尚少，姑備一說，不敢以入正文也。（又《師銘》有白〔伯〕騄父，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以為即共伯和，其說無甚確據。）
[101] 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102] 《國語 ·周語》：「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史記 ·周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103] 《史記 ·楚世家》：「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104] 《國語 ·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不聽。」《史記集解》：「瓚曰：『籍，蹈籍也。』按宣王不修親耕之禮也。」
[105] 《墨子 ·明鬼下》：「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
[106] 《國語 ·周語》：「魯武公以括（長子）與戲（少子）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戲）而立伯御（括子）。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107] []《周語》：「太子晉諫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
[108] []《毛詩序》：「《採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戎役，以守衛中國，故歌《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禞杜》以勤歸也。」是以《採薇》、《出車》等為文王時詩也。《史記》以《出車》、《六月》為周襄王時作。《漢書》以《採薇》為刺懿王詩，《出車》、《六月》為美宣王詩。《毛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崔述云：「經傳記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稱南仲者；而《常武》宣王之時詩有南仲。太王時有獯鬻，文王時有昆夷，未有稱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時詩，稱狁。然則此（《出車》）當為宣王時詩，非文王時詩矣。不特此也，《六月》稱『侵鎬及方』，此詩稱『往城於方』，其地同。《六月》稱『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此詩稱『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其時又同。然則此二詩乃一時之事，其文正相表里。蓋因鎬、方皆為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經略鎬，而南仲經略方耳。故《漢書》以《出車》、《六月》同為宣王時詩，《古今人表》，宣王時有南仲，而文王時無之。而馬融上書亦稱狁侵鎬及方，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然則是齊、魯、韓三家皆以此為宣王詩矣。」（《豐鎬考信錄》卷七）案：《採薇》、《出車》、《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諸篇，事皆相應，其為一時之詩，可以無疑。惟徑以為宣王時作，尚有可疑耳。余別有辨。
[109] 《史記 ·秦本紀》：「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
[110] 《國語 ·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案：《後漢書 ·西羌傳》引《竹書紀年》：「王征申戎，破之。」申國姜姓，申戎殆即姜氏之戎，是姜戎亦嘗為周人所勝也。
[111] 均見《後漢書 ·西羌傳》引《竹書紀年》。
[112] 見《國語 ·周語》。韋註：「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吳曾祺《補正》：「案：汪曰：此喪南國之師事闕。……姜戎即西戎也，與江、漢無涉。」
[113]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史記 ·周本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二書所述，已有夸語，蓋「諸侯復宗周」一語，即所謂「宣王中興」之實也。
[114] 《詩 ·小雅 ·雨無正》：「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毛詩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案：此詩有云：「竁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飢成不遂。……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東遷時詩。然「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其來有漸，必非一朝一夕故，蓋幽王時已有此情形矣。
[115] 見《大雅 ·召竁》。《毛詩序》：「《召竁》，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116] []《後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紀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史記·秦本紀》：「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余復歸世父。」崔述云：「按犬丘之圍即，《傳》所稱『戎狄畔之』者。」（《豐鎬考信錄》卷七）
[117] []見《小雅·十月之交》。《毛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118] 見《大雅 ·召竁》。
[119] 見《大雅 ·瞻 ?》。《毛詩序》：「《瞻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120] 《國語 ·鄭語》：「今王（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史記 ·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腴好利，王用之。」
[121] 見《小雅 ·十月之交》。
[122] 見《大雅 ·瞻 ?》。
[123] 見《小雅 ·正月》。
[124] 見《國語》、《史記》等書。
[125] 崔述云：「申在周之東南千數百里，西戎在周西北，相距遼遠，申侯何緣越周而附於戎，……申與戎相距數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啟戎？戎之力果能滅周，亦何藉於申之召乎？申之南，荊也；當宣王時，荊已強盛為患，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沖。周衰，申益微弱，觀《揚水》之篇，申且仰王師以戍之。當幽王時，申畏荊，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謀王室？且申何不近附於荊以抗周，而乃遠附於戎也？……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也。王逐宜臼，聽之而已，申侯亦不應必欲助其甥，以傾覆王室也！……晉文侯、衛武公，當日之賢侯也，而鄭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弒王而滅周，其罪通於天矣。此數賢侯者當聲大義討之。即不然，亦不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無君之申，而共立無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詩》、《書》無言及者，於經無可徵矣。然《春秋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自《周語》述西周事眾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變，動心駭目，不應皆無一言紀之，而反旁見於晉、鄭之《語》，史蘇、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亦多矣。……吾聞以一隅反三隅者，未聞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實亦明矣。若之何《史記》遂據追述逆料之語，而記之為實事也？」（《豐鎬考信錄》卷七）案：崔說甚為明辨，惟首段所言略有誤會：申有西東之別，《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蓋申國本支之在西者。《後漢書·西羌傳》雲「王征申戎」，當即此西申。其邑謝之申，則申人之東遷者，固無與於亡周之事也。西申之國似近驪山，《史記·秦本紀》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可證。《鄭語》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徵以《周本紀》「遂殺幽王驪山下」之語，則似幽王伐申戎於驪山下，繒與犬戎遂因而斃之也。
[126] 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127] 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伯盤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餘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案：《國語 ·晉語》云：「褒姒……與虢石甫比。」虢公翰似即虢石甫，二文相核，知褒姒與攜王及虢石甫蓋一黨也。又攜王之「攜」疑非地名，《逸周書 ·諡法篇》云：「息政外交曰『攜』。」謂之「外交」，則攜王豈非叔帶之流；攜王之立，殆亦託庇於戎人乎？
[128] 語見《論語 ·八佾篇》。
[129] 《詩 ·小雅 ·大東》：「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鄭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預，言王政偏甚也。」《毛詩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是可見周人榨取東方人之甚。《十月之交》：「四方有羨，我獨居憂。」鄭箋：「四方之人盡有饒余，我獨居此而憂。」此時周室蓋尚富裕也。
[130] 《孟子 ·滕文公》：「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崔述云：「案：伐紂為武王時事，伐奄為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文，而此數語未有確據，無由決其時世。竊意滅國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言之。」
[131] 語見《大雅·江漢》。
[132] 見《左傳》昭公四年。
[133] 參看第四章及考證。
[134] 同上。
[135] 參看蒙文通先生《中國古代民族移徙考》，《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