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譯註 · 玉英第四

【題解】 「玉英」是寶物名，用作篇名。全篇集中討論「經禮」和「變禮」，「正辭」和「詭辭」的辯證關係，注重挖掘《春秋》的微言大義，既充分肯定《春秋》的直筆、實錄和原則性，又以大量避諱性的事例，剖析了《春秋》的曲筆、隱晦和靈活性。 謂一元者(1)，大始也(2)。知元年志者(3)，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4)。 【注釋】 (1) 元：開始。 (2) 大（tài）始：即「太始」，指宇宙最初狀態。 (3) 元年：指君王即位的第一年。 (4) 「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七句：蘇輿認為自「是故」開始至此，與上下文不合，疑是《深察名號》篇中的文字錯簡在此。 【譯文】 所謂「一元」，就是宇宙的初始。知道記載元年的本意，人君重視它，而小人卻輕視它。所以治國的開始在於正名，名分端正了，就能興旺五世，而且在五代之後，善惡才表現出來，這時候才能說得到名分真實情況，這不是子路那種人所能看到的。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也(1)，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2)，不能遂其功(3)。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4)，元猶原也(5)，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死必應四時之變(6)。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7)。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8)。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9)，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10)。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11)。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12)，惡施於人(13)？大其貫承意之理矣(14)。 【注釋】 (1) 「惟聖人」二句：說詳《公羊傳》隱公元年何休解詁。屬萬物於一，指萬物的統一性。屬，統屬、連屬、歸屬。系之元，與元相聯繫。《春秋》以「元」統天地萬物，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為萬物之始，春為歲之始，王為治道受命之始，正月為王者所頒政教之始，即位為一國之始。此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五始先後統屬，故以即位繫於正月之下，以正月繫於王，王繫於春，春繫於元，明《春秋》統屬萬物於一元。以元作為萬物的統一物，萬物統一於元，哲學上說，就是元一元論。 (2) 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劉師培云：「『終』、『本』對文，『及』當作『反』。《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窮則反本』，是其證。」劉說可從。承，順承。 (3) 遂：成就，完成。 (4) 《春秋》變一謂之元：《春秋》把一變稱作元。《公羊傳》隱公元年何休詁：「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5) 元猶原：《春秋》將一年記為元年，元就是源頭，認為當政者要重視開頭。原，本原、源頭。 (6) 生死必應四時之變：「死」，舊本皆誤作「不」，據惠棟校改。惠棟校註：「『不』，當作『死』。」或說「不」字疑衍，當作「生必應四時之變」。蘇輿註：「人以生為始為元，猶王之以即位為元。『不』疑當作『死』，生應春，死應冬。惠棟《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蘇說是。 (7) 「故元者」二句：元為萬物的本原，人為萬物之一，故曰「人之元在焉」。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曰：「元為萬物之本，人與天同本於元。」 (8) 「安在乎」二句：董仲舒以「元」在天地之前，正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意。 (9) 與：親附，親近。 (10) 「本天」二句：董仲舒認為，人由天命而生，人的一切自然也就由天和命所決定，而不能夠違背天和命兩者。 (11) 「故春」三句：古代以神道設教，以天子受命於天，故天子的一切政教皆承天地之所為，是為了秉承天意去完成天交給的任務，故曰：「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春正月，這是周代的歷制。古代紀月以十二支配十二月，周曆以建子之月為一年中的第一個月。這裡透顯了「宗周」之意。 (12) 奚：為什麼。 (13) 惡（wū）：同「烏」，如何、怎樣。 (14) 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蘇輿註：「自『惟聖人』至此，《重政》篇文。錢云：『……疑錯簡在彼，當歸此篇。』今從之……兩存其文。」《春秋繁露》流傳甚廣，錯簡脫訛甚多，至今董理尤難。暫從蘇說，《玉英》、《重政》，兩存其文，以俟後來者析辨。 【譯文】 只有聖人能夠把萬物統一起來，並把它和「元」相聯繫，最終不返歸本原而順承它，就不能成就其功業。因此《春秋》把「一」變稱為「元」，元就好比是本原，它的意義就是跟隨天地相終始。人是有終始的，而人的生死必定與春夏秋冬的變化相順應。所以元是萬物的根本，而人的元也在那裡。元在哪裡呢？是存在於天地萬物之前。所以人雖然生於天氣並奉行天氣，可是卻不能親附天元，秉承上天的運命，而共同違背了它的作為。因此「春正月」的意思，是說人秉承天地的作為，繼續上天的作為並完成它。它的道理是說天與人相互保存所共建的功業，那怎麼說是天地的本原呢？天地的本原怎麼會在這裡呢？怎樣施加給人的呢？這是讚美聖人能夠秉承天意的道理。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1)，正天之端(2)，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3)。五者俱正，而化大行(4)。 【注釋】 (1) 元之深：即遙遠的元。深，遙遠的意思。 (2) 天之端：指四季之始，即春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合稱「五始」。 (3) 竟：同「境」。 (4) 而化大行：蘇輿註：「『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錢云：『移在此處，恰與下文相承接。此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今從之……兩存其文。」暫從蘇說，《玉英》、《二端》，兩存其文。 【譯文】 所以《春秋》的法則，是用「元」年來端正天時的起始，用天時的起始來端正王者的政治，用王者的政治來端正諸侯的即位，用諸侯的即位來端正境內的治理。這五個方面都端正了，教化就能順利施行了。 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1)。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2)。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3)。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4)，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5)，遂為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6)：「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如毛。」(7)言其易也。 【注釋】 (1) 宋繆公：宋國國君，姓子名和，宋宣公之弟，公元前728年—前720年在位。宋宣公臨終遺命不立其子與夷而立子和，是為宋繆公。宋繆公卒前又不立其子馮而傳位給了與夷，結果子馮殺掉與夷自立執政，即為宋莊公。 (2) 吳王僚：吳國國君。吳王壽夢有四個兒子：諸樊、余祭、夷末、季札。壽夢想要立最小的兒子季札，季札讓而不受，因此立長子諸樊為吳王。諸樊遺命兄終弟及，故而余祭繼立，余祭卒而夷末繼位。夷末卒當傳季札，而季札逃走，於是夷末之子吳王僚繼位。諸樊之子闔閭認為自己作為嫡長孫應當繼承王位，於是遣刺客刺殺了吳王僚而自立執政。 (3) 衛侯晉：即衛宣公，姓姬名晉，衛桓公之弟，在位19年。桓公被弒，衛人立公子晉為衛君，是為衛宣公。《春秋》桓公十三年記載：「三月葬衛宣公。」 (4) 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齊桓公非但沒有接受先君的遺命。直，但。《春秋》莊公九年：「齊小白入於齊。」《公羊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桓公之行事皆未受之先君之命，表明他是篡位，因此下文說其「罪亦重矣」。 (5) 知不背要盟以自湔（jiān）浣（huàn）也：懂得不背棄哪怕是被脅迫簽訂的盟約，來為自己洗刷過錯。要盟，被脅迫簽訂的盟約。湔浣，洗刷、除去過錯。 (6) 《易》曰：下引文見《易·小畜》初九爻辭。 (7) 德如毛：語出《詩經·大雅·烝民》。(yóu），輕。 【譯文】 不該自己即位而即位，即使是接受先君的遺命，《春秋》也為之憂懼，宋繆公就是這樣的。不該自己即位，又不是受自先君之命，而自己即位，《春秋》為之憂懼，吳王僚就是這樣的。儘管如此，如果能做好事得民心，《春秋》就不憂懼，它記載衛宣公的即位和喪葬就是這樣的。以上之人都不應該立，但宋繆公接受先君的遺命而憂懼不安，衛宣公不受自先君的遺命卻沒有憂懼，由此可見得民心就能太平無慮。所以齊桓公非但沒有接受先君的遺命，而且是完全不應該即位為君的，他的罪過也算是很大了。然而他即位後深感恐懼，尊敬並任用賢人，用賢人來彌補自己的過失，懂得不背棄哪怕是被脅迫簽訂的盟約，來為自己洗刷過錯，於是成為賢明的君主，稱霸諸侯。假使齊桓公有篡位的惡名而沒有這些善舉，那麼他能免於被殺死就已經算是幸運了，怎麼還會稱霸呢！魯桓公忘記了憂患而惹禍上身，齊桓公憂懼他的憂患而建立了功名。推擴而言，凡是人有憂患而不知道憂懼的就兇險，有憂患而深以為憂的就吉祥。《周易》說：「主動回復到正道，哪還有什麼災禍。」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一般人難以返還正道以消除災禍，君主返還正道以消除災禍卻很容易。《詩經》說：「美德輕如羽毛。」即是說美德是容易做到的。 公觀魚於棠(1)，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2)，皆為大惡而書(3)。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4)，皆諱大惡之辭也。 【注釋】 (1) 公觀魚於棠：此事載《春秋》隱公五年。隱公作為一國之君，卻與民爭逐捕魚之利，因此《春秋》對其進行譏評。然為君諱，故說「觀魚於棠」。觀魚，張網捕魚。棠，地名。在今山東魚台。 (2) 天王使人求賻（fù）求金：天王派人索求助喪之物和費用。天王，指周桓王姬林、周頃王姬壬臣。賻，助人辦喪祭之事的布帛財物。 (3) 書：記載。求賻之事載於《春秋》隱公三年，求金之事載於《春秋》文公九年。 (4) 觀社：《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當齊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魯莊公越境到齊國觀社，實是以此為名而觀齊女，正如何休所謂「諱淫言觀社」。 【譯文】 《春秋》記載「莊公在棠地觀魚」，為什麼？為了表示厭惡。大凡人的天性，無不嚮往仁義，可是有的人卻不能做到仁義，這是貪利造成的破壞。所以君子說話時始終不提及「利」，為的是羞言名利而已，羞言名利來堵塞財利的來源。那些身處高位、主管道德風化的人，只要口頭上說到「利」都感到羞愧，更何況去追求財利呢？因此天王派人索求助喪之物和費用，都是非常恥辱的事，《春秋》都做了記載。現在魯莊公非但是派人去，而且是親自去捕魚，這更是太壞了，所以《春秋》譏諷他。為什麼要說「觀魚」呢？這就好比說「觀社」，都是對奇恥大辱的隱諱說法。 《春秋》有經禮(1)，有變禮(2)。為如安性平心者(3)，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4)，經禮也；辭窮無稱(5)，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6)，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7)，螽墜謂之雨(8)，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注釋】 (1) 經禮：一般的、原則性的禮儀、規範。 (2) 變禮：與「經禮」相對應的特殊的、靈活性的禮儀叫「變禮」。 (3) 如：同「而」。 (4) 昏禮不稱主人：即婚禮不以結婚人自己的名義，而以父母命迎。如《春秋》隱公二年載：「九月，紀裂(rú）來逆女。」紀國大夫裂代紀君來魯國迎親。 (5) 辭窮：沒有恰當的說法，迫不得已。如《春秋》成公八年載「宋（共）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下聘）」，即點明了結婚人宋共公，那是因為他沒有父母，所以不得不直稱「主人」。 (6) 四者：指婚禮、稱王、娶婦、奔喪四事。 (7) 星墜：事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不修《春秋》」就是沒有經過孔子修訂的魯國「史記」。「星隕如雨」記述的是中國古代的流星雨。據陳遵媯《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引法國天文數學家俾俄《中國流星》一書，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紀事。 (8) 螽（zhōnɡ）墜：事見《春秋》文公三年：「雨螽於宋。」《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先見為雨，墜地，視之乃螽。螽，即蝗蟲。 【譯文】 《春秋》有通常的禮儀，有權變的禮儀。做了能心安理得，這是通常的禮儀。有時做了雖然不符合性情，於心也不安，從道的角度看，又無法改變的做法，這就是權變的禮儀。因此婚禮不稱結婚人的名字，這是通常的禮儀；但是如果沒有恰當的說法和稱呼，就直稱結婚人的名字，這是權變的禮儀。天子即位三年之後才稱王，這是通常的禮儀；但有特殊原因不到三年也可稱王，這是權變的禮儀。婦女不該有出國的事，這是通常的禮儀；但母親為兒子娶親，或是為父母奔喪，就可以出國，這是權變的禮儀。明白原則性與權變性的聯繫，然後再懂得它們的輕重分別，就可以隨機應變了。提問的人說：「《春秋》對相同的事說法相同，這四件事情都是權變的禮儀，可是有的符合常理，有的不符合常理，這是為什麼？」回答說：「《春秋》綜理百物，辨別品類，分辨細小的差別，辨析輕重本末。所以流星墜下叫作『隕』，螽斯墜下叫做『雨』，它們的來源不同，有的自天而降，有的發於地上，所以它們的說法不能相同。現在所說的四件事雖然同是權變的禮儀，但它們的來源也不同，有的緣於男子，有的緣於女子，它們的說法是不能相同的。所以有的符合常理，有的適宜權變。」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1)。其志欲立，故書即位(2)。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3)，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4)。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5)。 【注釋】 (1) 不書王：《春秋》記載十二公之事，於每年必書「王正月」以表示尊王謹始之意，而於魯桓公除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春王正月」外，其餘十四年只書「春正月」，無「王」。對於此，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解釋說：「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說魯桓公經常在不得到周天子允許的情況下擅自而為。 (2) 書即位：《春秋》桓公元年書「公即位」。《公羊傳》認為隱公被弒，對於新君是不應該書「即位」的，但這裡明寫「即位」，旨在說明弒君自立正合桓公之意，並以此來昭彰桓公的罪惡。 (3) 賢：指魯隱公。 (4) 不肖：指魯桓公。 (5) 兩省（xǐnɡ）：從兩方面來加以省察。省，省察。 【譯文】 魯桓公的心裡沒有周天子，所以《春秋》就不寫「王」字。他企圖自立為君主，所以《春秋》就寫他「即位」。寫「即位」，說明他弒殺了君兄。不寫「王」字，來說明他違背了周天子。因此對隱公不說「立」、對桓公不說「王」，都是根據他們的心愿來表現他們的事跡。根據魯隱公的心志來通達他的仁義，通過魯桓公的心志來昭彰他的罪惡。由此來看，《春秋》所贊同的是好的，《春秋》所不贊同的是不好的，不能不從這兩方面來加以省察。 《經》曰(1)：「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2)：「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3)，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4)：「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5)，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6)此之謂也。」 【注釋】 (1) 《經》曰：下引文見《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宋臣華督。與夷，宋殤公。 (2) 《傳》言：下引文見《公羊傳》隱公三年。莊公馮，宋莊公子馮，宋繆公之子。 (3) 眇（miǎo）：微妙，深遠。 (4) 《傳》曰：下引文見《公羊傳》成公二年。臧孫許，魯國大夫。郤（xì）克，晉國大夫。公元前593年，郤克邀同臧孫許和衛國大夫孫良夫、曹國的公子首出使齊國，碰巧四人均有生理缺陷：郤克盲一目，臧孫許是禿子，孫良夫是跛子，公子首是駝背。齊頃公從侍臣中挑出類同的殘疾者去接待四國使臣，使郤克、臧孫許蒙羞。 (5) 高：猶「美」，高尚的德行。 (6) 苟志於仁，無惡：語出《論語·里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譯文】 《春秋》說：「宋臣華督弒殺他的君主與夷。」《公羊傳》卻說：「宋莊公子馮殺了與夷。」這與《春秋》的說法不同，是為什麼呢？回答說：「不是與《春秋》的說法不同，它所體現的是《春秋》的深奧微妙，不能夠用普通的標準去衡量它，所以一般人難以理解。」《公羊傳》說：「臧孫許和晉國的郤克同時出訪齊國。」查找《春秋》中沒有這樣的記載，這難道不是微妙的嗎？《春秋》不寫他們去齊國是有所隱諱。現在《公羊傳》說莊公子馮殺了與夷，可在《春秋》中卻沒有寫，也是因為有所隱諱。所以不寫出使齊國，是為了隱諱蒙羞的事；不寫莊公子馮殺了與夷，是為了隱諱所要讚賞的。因此謙讓是《春秋》所讚賞的。宋宣公不傳位給兒子而傳位給弟弟，他的弟弟也不傳位給兒子而把君位返還給兄長的兒子，這雖然不符合法度，但都有謙讓的美德，不能忽略不記錄。所以君子為宋宣公、宋繆公加以隱諱，隱諱二者這種「不正常」的傳位方式，這之後的混亂，移到宋臣華督身上，用來記存宋宣公、宋繆公的善良心愿，這也是《春秋》的原則，不會遺忘善舉仁心。如果直接寫宋莊公篡位，那麼宋宣公、宋繆公的美德就消失了，而仁心善舉也就不能有所顯現了。提問的人說：「《春秋》為賢者隱諱，都有所提及；為宋宣公、宋繆公隱諱，卻偏偏沒有提及，為什麼呢？」回答說：「宋宣公、宋繆公還不能算作賢君。他們心存善意卻不合法度，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遺棄的。遺棄了就是遺棄善意，贊同了就有害於王法。所以不遺棄也不記載，在語意上流露出來就可以了。『假如立定志向實行仁德，就不會做壞事。』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1)，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2)。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3)，以之為同居(4)，目曰「莒人滅鄫」(5)，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6)，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7)，尚歸之以奉巨經耳(8)。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9)。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10)；衛曼姑拒而弗內(11)，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 【注釋】 (1) 端：端緒，出發點。 (2) 公子目夷：字子魚，宋襄公的庶兄。公元前639年，楚國趁會盟之時俘虜宋襄公以伐宋，公子目夷歸國堅守，楚國無隙可乘，遂釋放宋襄公。宋襄公有意讓位於公子目夷，而公子目夷不從，仍迎回襄公執政。 (3) 鄫（zēnɡ）取乎莒（jǔ）：鄫國的國君從莒國娶了夫人。鄫，諸侯國名，姒（sì）姓，在今山東蒼山向城。取，通「娶」。莒，諸侯國名，嬴姓，在今山東莒縣一帶。 (4) 同居：俞樾《諸子平議》云：「『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嗣』與『司』古通用。」俞說可從。 (5) 莒人滅鄫：事見《春秋》襄公六年。 (6) 大德無踰閑：連同下文的「小德出入可也」，出自《論語·子張》。大德，大節。逾，超越。閒，原則、界限。 (7) 權譎（jué）：權謀詭詐。 (8) 巨經：大經，法度常規。 (9) 反一：返約、返歸於道。 (10) 荀息：晉大夫。晉獻公寵信妃妾驪姬，殺太子申生，趕走兒子重耳、夷吾，立驪姬之子奚齊為太子，囑託荀息輔助奚齊。獻公死，奚齊立，大臣里克等謀廢奚齊，勸荀息參與，荀息堅拒。里克殺奚齊，荀息又立驪姬妹妹之子卓子為君，里克又殺卓子，荀息為保護卓子而死。 (11) 曼姑：衛靈公的少子。衛靈公和夫人南子厭惡世子蒯聵（kuǎi kuì），將他驅趕出國，欲立曼姑，曼姑多次拒絕，最後提議立蒯聵之子輒嗣位。 【譯文】 器物依從名稱、土地依從主人，這叫做制度。權變的出發點仍本於制度，不可以不省察。權變雖然違反常規，但也必須限制在可以如此做的範圍之內。不在可以如此做的範圍之內，即使是死，也始終不會去做，公子目夷就是這樣的人。所以諸侯父子兄弟不該立為君而立為君的，《春秋》看待他與應當即位的君主沒有什麼差別，這都是限制在可以如此做的範圍之內的。至於鄫國的國君從莒國娶了夫人，立其夫人所生之子為嗣君，《春秋》把這視作「莒人滅鄫」，這是在不可以如此做的範圍內的。因此諸侯在不可以如此做的範圍內進行權變，叫做大節，大節上不越過界限，這叫做遵守法度常規。諸侯在可以如此做的範圍內進行權變，叫做小節，小節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即便是小節上的權謀詭詐，尚且也要歸之於遵奉常規。所以《春秋》的道理，廣博而扼要，詳盡而返約。公子目夷迎回他的君主，自己始終不當國君；祭仲已經同意立宋人之子為君，後來又改變了主意；荀息寧死也不聽里克的勸誘；衛國的曼姑拒絕當國君，這四個臣子的事跡雖異而心志相同，他們行權之義是相同的。公子目夷不即位，看重的是國家社稷；祭仲同意立宋人之子，看重的也是國家社稷。荀息為奚齊、卓子而死，尊崇的是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絕當國君，尊崇的也是先君的命令。事情雖然相反，做法卻是相同的，都是為了以國家社稷為重、尊崇先君之命而已。提問的人說：「公子目夷、祭仲所做的，都是為了保存國家、事奉君主，稱讚他們是可以的。荀息、曼姑卻沒有這種事，而且所要扶恃的都是不該立為君主的人，為什麼他們還能被記載為有道義的人呢？」回答說：「《春秋》的法則，君主立了不該立的，就不記載，大夫立了就記載。之所以不記載，是因為不贊成大夫擁立不該立的人。之所以不記載，是因為贊成君主可以選立嗣君。君主立了不該立的，是不對的；君主既然即位了，大夫奉擁新君主，就是正確的，因此荀息、曼姑可以說是有道義的。」 難紀季曰(1)：「《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2)。」「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3)，棄君以避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托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4)。詭莒子號謂之人(5)，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6)，變盛謂之成(7)，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8)，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9)，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10)，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於齊者(11)，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與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慾立之，固盡不聽(12)，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仇，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13)，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14)。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15)。《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注釋】 (1) 紀季：紀侯之弟。《春秋》莊公三年記載有他以紀邑歸降齊國之事。紀，春秋時諸侯國名，在今山東壽光東南。 (2) 外難（nàn）：外患入侵。 (3) 下敵：投降敵人，獻媚敵國。 (4) 代：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註：「『代』疑作『狩』。」蘇說可從。周天子被晉文公召至踐土會盟，《春秋》以為僭越失禮，便詭其文曰：「天王狩於河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5) 詭莒子號謂之人：《春秋》隱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包來。」《公羊傳》認為稱莒子為莒人，是為魯隱公屈尊與小國盟諱。 (6) 慶父：魯莊公之弟。《春秋》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仲孫即是對慶父的另一稱謂。 (7) 變盛謂之成：《春秋》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於齊師。」成，即盛之改稱，又作郕（chénɡ），姬姓諸侯國，在今山東寧陽東北。《公羊傳》認為把盛改稱成，是為魯國滅同姓國避諱。 (8) 詭辭：不如實說出而是改變說法，叫做「詭辭」，與「正辭」（實話實說）相對。 (9) 一名：蘇輿註：「『一』疑作『之』。」其說可從，「一名」當作「之名」。 (10) 糴（dí）：買進糧食。《春秋》莊公二十八年記載有魯國大夫臧孫辰赴齊國請求購糧之事。 (11) 酅（xī）：春秋時紀國邑名，在今山東臨淄東。 (12) 盡：盧文弨校曰：「『盡』疑當作『辭』。」盧說可從。 (13) 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紀侯自知國力不濟但矢志抵抗。不加，不敵、不勝。距，同「拒」，抗拒、抵抗。 (14) 衛九世之主：齊襄公攻打紀國，號稱是為九世祖復仇，則紀侯抵抗齊國，就是為了捍衛九世之主。 (15) 大去：「滅亡」的委婉說法。《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認為此事既要讚許紀侯的死義，又要讚許齊襄公的復仇，所以將「滅國」諱為「大去其國」。 【譯文】 責難紀季的人說：「《春秋》的法則，是大夫不得擅動土地。」又說：「公子照理不得離開國家。」又說：「君子不逃避外患入侵。」「紀季違犯了這三條，怎麼能稱為賢臣？賢臣本來是要偷取地盤獻媚於敵國，拋棄君主而逃避國難的嗎？」回答說：「賢人不做這樣的事情。因此假託賢人於紀季，來表示紀季不會做這種事情。紀季不會做這種事情，就可以知道是紀侯讓他做的。《春秋》記事，有時不透露真實情況，是因為有所避諱；《春秋》記人，有時更換名字，是因為有所忌諱。所以不說晉文公稱霸的實際情況，而用『狩獵』隱諱他召見天子的事實。不稱莒子的爵號而稱他為『人』，是為魯隱公避諱。改換慶父的名字叫做仲孫，把盛國改稱為成國，是忌諱大奸大惡。然而談論《春秋》的人，要深入了解這種『真話假說』的方式，隨順它的複雜變化才能明白其中的真實意義。現在紀季接受了君主的命令而《春秋》卻記載他擅自獻地，沒有好的名聲卻在文辭上加以褒獎，這都是『真話假說』，不可以不仔細考察。《春秋》對於所要讚揚的，當然會依順其志向而統一說法，表彰它的正義並誇讚他的美德。現在紀侯是《春秋》所尊貴的，所以根據他獻地求齊的打算，改變他服罪求和的說法，把獻地求饒的事改記在紀季身上。因此向齊國購糧的事情，本來是魯莊公做的，但《春秋》卻改變說法，把它記到臧孫辰身上；把酅邑獻給齊國，實際上是紀侯做的，但《春秋》卻改變說法，把它記到紀季身上。所以『說謊』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其真實用意卻是一致的。」提問的人說：「擁有國家的人，如果早知不能保存國家，即使眾人想擁立自己，也應該堅辭不受，一旦國家滅亡，君主應為國家殉節，這才是正確的做法，《春秋》為什麼稱讚紀侯呢？」回答說：「齊國將要復仇，紀侯自知國力不濟但仍決心抵抗，因此對他弟弟說：『我是國家之主，不可以不為國家而死。你帶著酅邑去齊國，向齊國投降，請求他們來設立宗祠，使我們的祖先每年有可以得到祭祀的地方。』他率領全國的民眾，捍衛紀國九代君主的尊嚴。齊襄公趕他趕不走，招降他又不答應，紀國上下一心都為國而死，所以稱之為『大去』。《春秋》讚賞赴義而死且深得民心的紀侯，所以對其亡國之事加以隱諱。用這種避諱，表現他的賢能；用他的賢能，表現他是符合仁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