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譯註 · 玉杯第二

【題解】 《玉杯》是董仲舒著書的篇名，《漢書》提到這一篇名，不知此篇名取什麼意義。本篇主要通過《春秋》所記載魯文公、許止、趙盾、公子比等人的事，通過複雜的分析，認為《春秋》特別重視人的心志、辦事的動機，這種重視沒有明白說出，而是用曲折隱晦的筆法，即「微言」來表達的。本篇提出研究《春秋》的方法論問題。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1)。難者曰：「喪之法(2)，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3)，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4)，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5)。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6)，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秋祫祭(7)，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8)，《春秋》不譏其前(9)，而顧譏其後(10)，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11)，雖從俗而不能終(12)，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13)，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14)，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 【注釋】 (1)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春秋》批評魯文公在喪期內娶親。文公，即魯文公，名興，魯僖公之子。取，同「娶」。古代規定守喪三年即二十五個月，在此期間不能進行娛樂活動，更不能娶親。魯文公違背了這個規定，《春秋》給予批評。 (2) 喪之法：守喪的法則。《論語·陽貨》載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小孩三歲以後才脫離父母的懷抱，因此要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的守喪期限。 (3) 四十一月方取：魯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卒，第二年就是魯文公元年。魯文公四年夏五月才去齊國迎親，離魯僖公逝世已經四十一個月，超過了規定的二十五個月期限。 (4) 出其法：超出法定的期限。 (5) 志：指辦事的動機、志向。 (6) 納幣之月在喪分：納幣，婚娶前男方給女方送的彩禮、聘金。送彩禮表示有娶親的意圖，也是動機。文公二年冬納幣，納幣的月份在守喪的期限內，所以說文公「喪取」。 (7) 祫（xiá）祭：把遠近祖先的牌位放在祖廟裡一起祭祀，叫祫祭，即合祭。 (8) 失於太蚤：祫祭必須在喪期過後進行，即二十五個月後。文公於二年八月進行祫祭，離僖公卒才二十一個月，還差四個月，因此說「失於太蚤（通「早」）」。 (9) 前：指秋八月進行祫祭，《春秋》沒有批評。 (10) 譏其後：指冬納幣。 (11) 肌膚之情：《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肌膚指父母生養之恩情。 (12) 終：即堅持三年喪期。魯國舊風俗，喪期比較短，沒有三年即二十五個月。 (13) 悼遠：即慎終追遠。 (14) 首：首惡，最壞的事。 【譯文】 《春秋》批評魯文公在喪期內娶親。有人問：「喪期法定不過三年，三年喪期共二十五個月。現在從經書中看，魯文公喪後四十一個月才娶親，娶親時已經不在喪期內，而且出喪期已經很久了，為什麼還說他『喪娶』呢？」回答說：「《春秋》評論事情，最重視辦事的動機。娶親必須先送聘金，送聘金的時間在喪期之內，所以說他『喪娶』。而且，魯文公在秋天舉行合祭，冬天送去聘金，都是太早了。《春秋》為什麼不批評秋天的合祭，只批評冬天的送聘金呢？一定要堅持三年的喪期，是父母養育的恩情所定的，即使隨俗不能堅持到底，還應該從心裡有懷念的意思。現在一點悼念的意思都沒有，反而想念娶親的事，這是《春秋》所特別反對的。因此批評不出三年的最壞的事，就是『喪娶』。不分別先後，只是鄙視沒有人情的事。」 緣此以論禮(1)，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2)，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3)，則君子予之知樂；誌哀而居約(4)，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5)，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6)，文著於質，質不居文(7)，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8)，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9)。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10)。 【注釋】 (1) 緣此：根據這個道理，指論事重志。 (2) 志敬而節具：志向端正，再加上節文（即適合的禮節）周全。 (3) 志和而音雅：心志平和，聲音優美。 (4) 誌哀而居約：內心悲哀，生活簡約，沒有排場和娛樂。 (5) 非虛加之：指《春秋》譏文公以喪娶。加，加責，給以批評、譴責。見《公羊傳》文公二年：「非虛加之，以人心為皆有之。」 (6) 文：文飾，形式。相對於本質、內容而言。 (7) 居：安置，容納。 (8) 偏行：指文飾和本質兩方面不全，或只有文飾，或只有本質。 (9) 介葛盧來：載《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國名。葛盧，介國國君名。這是東夷一個小國，不懂華夏的禮節。缺少「文」，而願意來禮儀之邦，說明心中有嚮往禮儀的志向，動機是善的，因此稱他的名字。 (10) 州公寔（shì）來：州是國名，公是爵號，是很有社會地位的人物。州公去曹國，經過魯國，沒有去朝拜魯公，是無禮的表現，因此，《春秋》桓公六年春正月載「寔來」。寔，通「是」，此，這。「寔來」意即這個人來。為什麼不說來人的名字呢？這人就是「州公」，鄙視他沒有禮貌，才這樣稱呼他。 【譯文】 按照以上的說法來討論禮，禮的最重要的方面在於志向、動機。志存敬意而又有周到的禮節，那麼，君子承認他知道禮；心志平和，聲音又優雅，那麼君子就承認他知道音樂；心中悲哀，生活又簡約，君子也就承認他知道哀喪。因此說「並不是無端加以譴責」這句話，正是說明應該重視志向的說法。心志是本質，事物是形式，形式是依附於本質的，本質若不容納形式，形式怎麼能附在本質上？本質和形式兩方面都具備，然後形成禮制。形式或本質只有一個方面，那麼，兩方面都不能有禮的名稱。不能具備兩方面而只有一個方面時，寧可有本質而沒有形式，雖然也稱不上禮，還可以說比較好些，像「介葛盧來」，記載他的名字就是明顯的例子。有形式而沒有本質，不只不承認有禮，還認為是比較壞的，說州公來，記作「這個人來」，就是個典型例子。 然則《春秋》之序道也(1)，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2)，故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3)推而前之(4)，亦宜曰：「朝雲朝雲，辭令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雲喪雲，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5)，明其貴志以反和(6)，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7)，故若此也。 【注釋】 (1) 序道：排序的原則。序，排順序。道，法則。 (2) 右志：重視本質。古代尚右，認為「志」比「物」重要。 (3) 「禮雲禮雲」二句：出自《論語·陽貨》。意思是：禮呀禮呀，難道只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 (4) 推而前之：往前類比推論。五禮之序，吉前凶後，故云推前引後。 (5) 孔子立新王之道：漢代人認為孔子為漢世創立新王的法則。 (6) 貴志以反和：重精神心志，輕物質之利。和，疑為「利」或「物」之誤，指物質、物利。 (7) 繼周之弊：周朝重文飾，周道衰微，孔子繼周弊之後，所以提倡質。 【譯文】 那麼，《春秋》排序的原則是，先本質而後文飾，重志向而輕物質，所以說：「禮呀禮呀，難道只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向前推論，也可以說：「朝拜呀朝拜呀，難道只是那些外交辭令嗎？音樂呀音樂呀，難道只是鐘鼓這類樂器嗎？」向後推論，也應該說：「喪禮呀喪禮呀，難道只是穿上喪服嗎？」所以，孔子創新王的法則，表明貴志向而賤物利，好誠實而反對虛偽，這是由於繼周代重文飾的弊端之後，才這麼提倡的。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1)，以君隨天(2)。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3)，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逾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4)，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5)。 【注釋】 (1) 以人隨君：人要服從國君。人，指萬民，包括百官和各地方的諸侯王。隨，依附，服從。 (2) 天：是虛懸的概念，董仲舒用儒家思想來解釋天，天就成了儒學的代名詞。 (3) 三年稱子：國君死後，兒子繼位，居喪三年，不稱爵號，只稱「子」，說明「子」有孝心，不忍當國君。 (4) 「三年」三句：三年不當，為什麼逾年就即位呢？這是為了與天數終始相一致。例如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卒，魯文公繼位，第二年就是魯文公元年。這樣，年份連接才能嚴密，不出現曠年。 (5) 「故屈」三句：屈伸之義，相對為言。屈民防止叛亂，鞏固大一統政治局面；屈君防止肆行無忌憚，以免權力產生腐敗，導致滅亡。兩屈伸，董仲舒認為是《春秋》的大義，實是董仲舒天人感應和大一統論兩大思想的集中表達，也是他的政治哲學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譯文】 《春秋》的原則：人要服從國君，國君要服從天。可以這樣說：按照人民的心愿，不能一天沒有國君；不能一天沒有國君，而國君繼位三年都稱子，這是由於國君心中悲哀不忍心當父位，這不是人民要服從國君嗎？根據孝子之心，三年不當父位，但是，過一年就即位，是為了與天的年數相一致，這不是國君要服從天嗎？因此，屈抑民眾而伸展國君，屈抑國君而伸展上天，是《春秋》的要義。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1)，人道浹而王道備(2)，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3)，相為左右(4)，以成文采，其居參錯(5)，非襲古也(6)。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7)，緣而求之(8)，五其比(9)，偶其類(10)，覽其緒(11)，屠其贅(12)，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13)。以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14)，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15)。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16)，故能以比貫類(17)，以辨付贅者(18)，大得之矣。 【注釋】 (1) 十二世：指魯國國君十二代：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2) 人道浹（jiā）而王道備：人道和王道都很完備。人道，指處世之道。浹，完善，完備。王道，指治國之道。 (3) 二百四十二年：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計242年。 (4) 左右：互助配合。 (5) 參（cēn）錯：參差交錯。 (6) 非襲古：不是繼承古代已有法制，而是創新的。襲，因襲。 (7) 合而通之：是將許多類似的事例聯繫在一起，加以研究，融會貫通，從而得出結論。這是董仲舒提出的研究《春秋》的方法。 (8) 緣而求之：由一個說法，深入探求更深一層的道路，意即深入研究。緣，根據。求，探求。 (9) 五其比：把類似的事例排列在一起，所謂同類項合併。五，通「伍」，隊伍。比，類似。 (10) 偶其類：把同類的道理合併起來。偶，合併。類，同類。 (11) 覽其緒：觀看事情的端緒，掌握經書主要的根本精神。緒，端緒，頭緒。 (12) 屠其贅：刪除多餘的不重要的內容。這是指當時經師繁瑣解經的內容。屠，刪除。贅，從屬的、多餘的內容。 (13) 王法：即王道，或指王道指導下產生的具體法則。 (14) 經：指《春秋》。《春秋》沒有天子逾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這些內容。 (15) 「而操」二句：操之，掌握理論，指不在經書中的說法。但是，這是需要根據的，不能將沒有根據的說法也附會到經書上去，這是需要辨別的。當時大概已有一些經師把沒有根據的說法附會於經書，後來發展為緯書迷信。 (16) 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有新的正確創見，經書也樂意接受這種（附會的）發揮。有所見，有正確的創見。經，指經書。安受，樂意接受。贅，附會經書的內容。 (17) 以比貫類：通過並列事例的比較來理解同類的道理。比，並列。貫，貫通。類，同類的道理。 (18) 以辨付贅：通過分辨，確定哪些內容是經書上所沒有的。 【譯文】 《春秋》論魯國十二代的事情，把人道和王道都說得很完備了。這些法則分布在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中，互相配合，形成文采，複雜的內容交織在一起，並不是因襲古代的說法。因此，研究《春秋》的人要融會貫通，深入探討，排列事實，分門別類，把握綱領，排除附會，所以能理解人道並確立法則。如果認為不是這樣，那麼，現在「天子過一年才即位」，「諸侯在封地內三年只稱子，不稱爵號」，都沒有寫在經書里，人們把它當做寫在經書里的說法一樣看待，並非沒有經過考辨。有新的正確創見，經書也樂意接受這種發揮，因此，能夠融會貫通，通過考辨有所發揮，就真正領會了《春秋》的基本精神。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1)，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若形體之可肥臞(3)，而不可得革也(4)。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5)，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6)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7)。 【注釋】 (1) 善善惡惡：喜歡善良的，厭惡醜惡的。前「善」、「惡」均為動詞，相當於喜歡與厭惡。 (2) 可豫而不可去：（惡的方面）可以預防，但不能除去。豫，預防，防備於未然。去，根除。 (3) 臞（qú）：瘦。 (4) 革：改變。 (5) 含容：包涵，容忍。 (6) 「厥辟」二句：偽《古文尚書·太甲上》有「辟不辟，忝厥祖」句，《禮記·坊記》也載：「《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他的。辟，國君。辟不辟，國君不像國君的樣子，沒有認真儘自己作為國君的職責。忝，辱沒。厥祖，自己的祖先。董仲舒引文「去厥祇」，意思是除去他的毛病。祇（qí），通「疧（qí）」。 (7) 「父不父」二句：父親不像當父親的那樣慈愛子女，子女也不會像做子女的那樣孝順父親。國君不像國君的樣子尊重臣子，臣子也不會忠於國君。父子、君臣在儒家那裡是對等的雙向關係，雙方都有權利和義務。 【譯文】 人從天那裡獲得生命，有喜歡善良、厭惡醜惡的本性，性中善的方面可以培養而不能改變，惡的方面可以預防而不能除去，就像人的形體可以有肥瘦的不同，但不能改變一樣。所以即使是最賢智的人，能夠為國君或父親包涵容忍某些惡性，但不能使國君和父親沒有惡性。《尚書》上說：「那個國君不像國君，要除去他的毛病。」侍奉父親也應該這樣，這都是忠孝的最高道德。不是最賢智的人哪能做到這個地步？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也就不像兒子了；國君不像國君，臣子也就不像臣子了。 文公不能服喪(1)，不時奉祭(2)，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3)，以卑宗廟(4)，亂其群祖，以逆先公(5)。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6)，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7)、不臣之效也(8)。出侮於外(9)，入奪於內(10)，無位之君也。孔子曰(11)：「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注釋】 (1) 文公不能服喪：指魯文公在喪期中給女方下聘禮，想到娶親的事。 (2) 不時奉祭：祭祀沒有按時進行。僖公喪期未滿，文公就把僖公放入祖廟與祖先合祭，即祫祭，早了四個月。 (3) 取於大夫：文公四年，娶齊大夫之女，不是門當戶對。按地位，他應娶齊侯之女。 (4) 卑宗廟：娶妻低賤，降低宗廟的名分。 (5) 以逆先公：違背了先祖的通例。逆，顛倒。先公，對諸侯祖先的尊稱。僖公是閔公的庶兄，閔公在先，僖公在後。閔公時，僖公還是臣子，有君臣關係。文公把僖公弄到祖廟中，升在閔公之上。董仲舒認為，僖公雖為庶兄，但論任位先後，應排在閔公後面。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是亂了群祖的順序，違反先公的通例。 (6) 大惡四五：指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娶於大夫、亂其群祖等。 (7) 惡（wù）惡（è）之徵：《春秋》作者厭惡醜惡的表現。 (8) 不臣之效：大夫不肯出使，是臣子不像臣子的樣子。 (9) 出侮於外：在外面受到輕視、侮辱，指諸侯不肯與魯國結盟。 (10) 入奪於內：在國內權力被剝奪，指命大夫出使，大夫不肯聽從。 (11) 孔子曰：下引文見《論語·季氏》。宣公死後，季文子驅逐東門氏，自此任正卿，掌握魯國大權。自季氏掌權到孔子說話時，經歷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故稱四世。 【譯文】 魯文公不能服喪，祭祀不準時，都沒有超過三年喪期，而且喪期中娶妻，娶的又是大夫家的閨女，使宗廟卑賤，又把僖公放在閔公之上，亂了群祖的順序，違背了先祖的通例。魯文公沒有做一件小善事，卻做了四五件大壞事，因此諸侯不願與他結盟，大夫不肯為他出使，這是《春秋》討厭醜惡的表現，也證明了君不君就會臣不臣的結論。魯文公在外受到侮辱，在內失去政權，是沒有實權的國君。孔子說：「政權落到大夫手裡，已經有四代了。」就是從魯文公開始算起的。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1)。《詩》、《書》序其志(2)，《禮》、《樂》純其美(3)，《易》、《春秋》明其知(4)。六學皆大(5)，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6)；《禮》制節，故長於文(7)；《樂》詠德，故長於風(8)；《書》著功，故長於事(9)；《易》本天地(10)，故長於數(11)；《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12)。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13)，大博則業厭(14)，二者異失同貶(15)，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16)，有慎其行(17)，齊時早晚(18)，任多少(19)，適疾徐(20)，造而勿趨(21)，稽而勿苦(22)，省其所為(23)，而成其所湛(24)，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25)，吾取之(26)。 【注釋】 (1) 簡六藝以贍養之：選擇「六藝」來培養人的德性。簡，選擇。六藝，即下文所言《詩》、《書》、《禮》、《樂》、《易》、《春秋》。贍養之，指涵養當政者個人的德性。贍，通「澹」。 (2) 《詩》、《書》序其志：《詩經》和《尚書》能夠敘述心志。序，通「敘」，敘述，抒發。志，志向，情緒。 (3) 《禮》、《樂》純其美：《禮經》和《樂經》能夠淨化心靈，陶冶情操。純，淨化。美，審美情趣。 (4) 《易》、《春秋》明其知：《易》講萬物的變化規律，《春秋》講社會人事的是非原則，二者使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正確的認識，使人明白道理。 (5) 六學皆大：六藝的學問都很重要。六學，即六藝之學。大，重要，大法。 (6) 質：樸素的本質，沒有偽裝修飾的心理，是真實的思想。 (7) 文：文飾，形式。《禮》的種種規定都是為了節制欲望，所以有許多文飾的形式。禮是以統一的形式抑制個人不同的欲望。 (8) 長於風：《樂》是詠頌功德的，從而影響社會風氣。音樂有感化性情的作用，所以「長於風」。 (9) 長於事：《書》記載歷代帝王的功績，所以保存了古代許多重大史事。 (10) 天地：自然界整體的代稱。 (11) 長於數：《易》是關於天地陰陽的變化和事物相互關係的典籍，其卦與卦之間、爻之位次及奇偶變化，都常用數表示。 (12) 長於治人：《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史記改編的，通過特殊的寫法寓以褒貶、確定是非，因此此書成為指導政治活動的政治法典，故稱「長於治人」。 (13) 人主大節則知闇（àn）：國君興趣太少就孤陋寡聞。人主，國君。大，即「太」。節，節制。知闇，知識太少。闇，同「暗」。 (14) 大博則業厭：愛好太廣泛就可能荒廢政務。博，廣博，愛好廣泛。業，事業，職業。厭，拋棄，厭惡。 (15) 二者異失同貶：兩個極端錯誤不同，受到同樣的批評。二者，指「大節」和「大博」。異失，不同的錯誤。同貶，一樣受到批評。 (16) 道：指六藝之學。 (17) 有：通「又」。 (18) 齊時早晚：在時間上能調劑早晚，即確定最適當的時刻，不早不晚。齊，通「劑」，即調劑。 (19) 任：勝任，擔任。 (20) 適疾徐：快慢的速度適中。 (21) 造而勿趨：不斷前進，能夠達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不必急速跑步。造，到達。趨，急速，跑步。 (22) 稽而勿苦：需要休息整頓，卻不能停頓。稽，滯留，休息。苦，停頓。 (23) 省其所為：少花力氣。省，約省，少。為，做，功夫。 (24) 成其所湛：所成就的結果很豐富。成，成就。湛，豐富，深厚。 (25) 聖化：即指董仲舒所講教師的最理想化的教化過程。 (26) 吾取之：是說董仲舒自己讚賞這種教學方法。 【譯文】 君子知道當權者不能以惡服人，因此就選擇「六藝」來培養人的德性。《詩經》和《尚書》能夠敘述心志，《禮經》和《樂經》能夠淨化心靈、陶冶情操，《周易》和《春秋》能夠使人增長知識、知書達理。六藝的學問都很重要，又各有特長。《詩經》講的是志向，所以它的特點是純樸的素質；《禮經》是節制欲望的，所以它的特點在於文飾；《樂經》是歌頌功德的，所以它的特點在於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尚書》記載歷代功績，所以它的特點在於記敘了古代的許多史事；《周易》依據自然界概括出變化的規律，所以它的特點在術數；《春秋》確定是非，所以它的特點在於政治。能夠了解各書的特長，但不能一一列舉各經的詳細內容。因此國君興趣太少就孤陋寡聞，愛好太泛就可能荒廢政務，兩個極端錯誤不同，受到同樣的批評，二者必定會導致敗亡，不可不細心考察。所以善於做教師的人，既能讚美六藝的道理，又能夠謹慎自己的行為，在教學方法上，能適時教學，教多少，講快慢，都有講究，能達到目的就不必太快，安排休息又不能停頓，花的功夫少而收穫又能達到最大，因此不用太勞累卻能獲得巨大的成功。這就叫「聖化」，我贊成這種教學方法。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1)。《春秋》修本末之義(2)，達變故之應(3)，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4)。是故君弒賊討(5)，則善而書其誅(6)；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7)。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8)，四年之後，別牘復見(9)，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10)：「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11)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12)。二者同貫(13)，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起問而辨不親弒(14)，非不當誅也(15)。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起問而辨不成弒(16)，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17)，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有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18)；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起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援比類(19)，以發其端(20)，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21)，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22)。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23)，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24)，不若徐而味之(25)。且吾語盾有本(26)，《詩》雲(27)：「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28)，察視其外(29)，可以見其內也(30)。今按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31)，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32)，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33)，無弒之志，掛惡謀者(34)，過在不遂去(35)，罪在不討賊而已(36)。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37)；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 【注釋】 (1)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喜歡使用微言與它重視志向相聯繫。微，隱蔽含蓄而有所寓托的記事方式。貴志，重視思想動機、志向。這一句話把「好微」和「貴志」相聯繫，可以說明，董仲舒認為《春秋》從筆法上說是「好微」的，從思想實質上說是「貴志」的，就是用隱晦的筆法來表達重視思想動機的態度。 (2) 修：有撰寫著述之義，如修書。在這裡，「修本末之義」有著述關於本末關係的道理的意思。先後、輕重、貴賤、農商、物志等都有本末關係。 (3) 變故：意外發生的事故或災禍。 (4) 遂人道之極：達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遂，成就。人道之極，指人生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儒家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為最高境界。 (5) 君弒賊討：君被殺死，臣子應該去討伐賊盜。這是義。 (6) 善而書其誅：《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xū）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pú）」。州吁弒了衛國國君，衛國人殺了州吁。為什麼寫「人」，表明人人都可以殺他，說明殺弒君的賊是善的行為。但是這裡也表示是國人去討賊，而當官的卻沒有去討賊，犯了該誅的罪行。 (7) 不書葬：國君被弒，若臣子未去討賊，《春秋》就不寫安葬的事，也不寫弒君者的名字。 (8) 趙盾：晉國正卿。公元前607年，趙盾族弟趙穿攻殺晉靈公，史官董狐認為趙盾負有責任，乃直書「趙盾弒其君」。 (9) 別牘（dú）：別的書簡，指另外記載。趙盾弒君發生在宣公二年，而宣公六年又另出現記載，所以說「別牘復見」。 (10) 古今之學者：指通古達今的學者。 (11) 「賊未討」二句：《春秋》昭公十九年載：「冬，葬許悼公。」許悼公是飲了世子止的藥而死的，屬於被弒殺。按《春秋》之義，君弒賊不討，不得書葬。此處書葬，表明世子止並未弒君，但亦難逃「過失殺人」之罪。 (12) 不宜復見也而復見：親手弒殺晉靈公的是趙穿，趙盾只是作為臣子，沒有討賊，因此與弒君同罪。只在文字上或名義上譴責趙盾，所以趙盾可以再出現。而趙穿是弒君者，就沒有再出現。 (13) 二者：指許世子弒其君與趙盾弒其君。 (14) 直以起問而辨不親弒：只是由於發問而辨清他不是親自弒君的。直以，只是由於。起問，發問。 (15) 誅：譴責。 (16) 不成弒：弒君不成立。 (17) 貫比而論：聯繫比較同類的事情，加以推論。貫，貫通。比，同類事聯繫比較。 (18) 法論：以法為根據來論定。法，法律。 (19) (fān）援：演繹引述。 (20) 以發其端：提出論題。發，引發。端，端緒。 (21) 外賊：弒君者逃到國外去，稱為外賊。 (22) 獄：案件。 (23) 名為弒父：名義上稱許世子「弒父」，而實際上又免了他的罪行。 (24) 逆而罪之：以叛逆來給他定罪。 (25) 徐而味之：慢慢體味其中的道理。 (26) 語盾有本：講趙盾的事是有根據的。 (27)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小雅·巧言》。忖度，思考，猜測。 (28) 物莫無鄰：事物都有相同類的。 (29) 外：指事物的外在形式，也指《春秋》微言。 (30) 內：指事物的內容和實質，也指《春秋》的大義。 (31) 願而不刑：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罰。願，同「原」。刑，刑罰。 (32) 辭號乎天：趙盾聽說晉史寫他弒君，他大聲呼：「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公羊傳》宣公六年） (33) 訓其終始：考察事件的前前後後。訓，順。 (34) 掛惡謀者：跟弒君有某種牽連。掛，掛牽，牽連。惡謀，指弒君。 (35) 不遂去：指趙盾「亡不越境」，逃亡沒有逃到國外去。越境就不再追究。 (36) 不討賊：趙盾逃亡，不久又返回，回來又不聲討弒君者，因此有罪，與弒君者似有某種牽連。《左傳》宣公二年說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與上說正相印證。 (37) 「子不」二句：兒子不嘗藥，所以給他加上弒父的罪名。加，加責，給予譴責。《禮記·曲禮下》記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世子止給許悼公進藥時沒有先嘗，致使許悼公飲藥而死。《公羊傳》認為許世子止沒有盡孝道，譴責他「弒父」。 【譯文】 《春秋》喜歡使用微言與它重視志向相聯繫。《春秋》明確本末的道理，通達應付意外變故的對策，理解生死的意義，達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因此國君被弒而討伐弒者，這是對的，把兇手被誅也寫上了；如果沒有人討伐兇手，那麼國君死了不寫安葬，弒君的兇手的名字也不再出現。不寫安葬，說明沒有忠君的臣子；不再出現兇手的名字，以為他應該滅絕。現在趙盾弒君，四年以後，在別處再現趙盾的名字，這不是《春秋》通常的說法。博古通今的學者感到奇異而問道：「這個弒君者，為什麼再現他的名字？」好比說：「沒有討賊，為什麼寫了安葬？」所謂為什麼寫安葬，意思是不應該寫安葬而寫了安葬；為什麼重複出現，也是說不應該重複出現而重複出現。兩者是一樣的道理，不能不相似。趙盾名字的重複出現，只是由於發問而辨清他不是親自弒君的，不是不應該受譴責的。那麼也不得不說書寫悼公安葬之事，只是由於發問而辨清許世子止弒君是不成立的，不是不應該承擔罪過。如果這樣，那麼《春秋》的說法就全亂了套，怎麼能作為法則呢？因此聯繫比較同類的事情而加以推論，可知是非問題雖然難以全部弄清，其中主要道理則是一致的。現在傳中有譴責趙盾的內容，沒有不譴責的說法。根據事實討論，是有法則依據的論說；沒有依據的處治，就是胡說八道。現在看那些事實，他們都不應當有罪，為什麼要譴責他們？《春秋》發問幾百處，答問的話有數千句，都保存在經書中。反覆引用事實進行類比分析，提出論題，從來沒有亂說，與傳中所說都能相應。現在假如說逃到境外的弒君者不能譴責，所以都可以重複出現他們的名字，那麼可以問：「這種情況為什麼可以重複出現？沒有比這種說法更荒謬的，怎麼能跟傳中說法相應呢？」因此我根據這種說法能與傳中說法相應，知道這些發問並不荒謬，根據並不荒謬的發問，知道趙盾的弒君案不能不細心考察。名義上定為「弒君」而實際上又赦免了他的罪行，這是已有的事實。也有名義上為「弒君」而又不譴責他叛逆罪行的。以叛逆給他定罪，不如讓他慢慢體味其中的道理。而且我講趙盾是有事實根據的，《詩經》上說：「別人的想法，我要猜測它。」這就是說事物沒有與什麼都不相類似的，考察外在的形式，可以看到內在的實質。現在按照趙盾的事情來研究他的內心，究其本心而不予刑罰，綜合起來可以相信，他不是篡弒的那一類人。按照趙盾曾向天呼號，如果內心不誠，哪能這樣。因此考察事件的前前後後，趙盾沒有弒君的想法，只是跟弒君有某種牽連，他的過失在於沒有跑到境外去，回來又沒有去討伐兇手而已。臣子應該為國君報仇去討伐國賊，也像兒子應該為父親嘗藥那樣。兒子不嘗藥，所以給他加上弒父的罪名；臣子不討賊，所以給他加上弒君的罪名，道理是一致的。以此向天下人表示廢除臣子的忠孝氣節，罪惡是如此之大！因此趙盾不討賊，就有弒君之罪，與許止不嘗藥就等於弒父，二者沒有什麼差異。趙盾不應該被譴責，以此作為參照。 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1)，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2)。故赦止之罪(3)，以傳明之(4)。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5)，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6)，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7)，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 【注釋】 (1) 有：通「又」。 (2) 蒙：問者自卑詞，說自己無知。 (3) 止：人名，即許世子止。進藥給父親而沒有嘗，父服藥而死，許止有弒父之罪。後又寫「葬許悼公」，說明《春秋》赦了許止的罪，因為他的心志沒有弒父的意向。 (4) 傳：指《公羊傳》。《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公羊傳》有赦止的明確記載。 (5) 背上不臣：背叛君上，不守臣節。 (6) 有明大惡之誅：連上下文，有點費解。盧文弨以為中脫「不宜」二字，此句應為「有明大惡之不宜誅」。「之」為「不」之誤，也通。句為「有明大惡不誅」，與下文「皆不誅」正相應。有，通「又」。 (7) 楚公子比：楚共王之子，楚靈王之弟。公元前529年，公子比從晉國回到楚國，其弟棄疾逼他即位，並弒殺了楚靈王，隨後又殺了公子比。公子比已立為王，《春秋》還稱他為「公子」，表明他不應為王，也是對他弒君的「不誅」。 【譯文】 有人問道：「說是弒君而又不給予譴責，這種說法不好理解，大概是我愚蠢所理解不了的。不譴責許止的罪行，《公羊傳》上有明確的記載。趙盾不受譴責，傳上沒有記載，為什麼呢？」回答是：「世界動亂、道義廢棄，背叛君上、不守臣節，篡位弒君、顛覆政權的很多，而又說明大惡不受譴責，那麼誰知道這些罪行應該譴責呢？因此晉國的趙盾、楚國的公子比都有不譴責的文字，而不在傳中寫下，是不想明白說出的意思。」 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1)，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2)。《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系臣子爾也(3)；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4)。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5)，皆見其善，莫知其罪(6)，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系之重責，使人湛思(7)，而自省悟以反道(8)。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9)，何足數哉！弗系人數而已(10)，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11)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12)，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13)，是故重累責之(14)，以矯枉世而直之(15)。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注釋】 (1) 重卿：指國家重臣，掌握大權的重要官員。 (2) 惡有薄厚：國君被弒，重臣不討賊，是惡的。靈公被弒的時候，趙盾在不在場，責任有大小的不同。在場責任大，即惡厚；不在場責任小，即惡薄。 (3) 弗系臣子：不算臣子，指不守臣節的人。 (4) 立說：立一種說法，建一個理論。 (5) 遂：通，順。 (6) 罪：指「君弒不討賊」之罪。 (7) 湛思：即深思。 (8) 反道：回到正道上來。 (9) 斗筲（shāo）之民：指小氣量的人，沒有作為的平庸之人。斗與筲都是小量器。 (10) 弗系人數：不在統計人數之中。 (11) 輕為重，重為輕：罪輕而責重，罪重而責輕。 (12) 公子比嫌可以立：公子比是否可以立，被迫而立，能否說明他弒君自立？嫌，疑慮，懷疑，難以分辨。 (13) 《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春秋》因為人們不知哪些是惡的，安然施行而沒有戒備。恬，安然。備，戒備。 (14) 重累責之：反覆地用嚴厲語氣批評這些罪過行為。重，加大，猶如重判。累，多次，再三。 (15) 枉世：世俗的錯誤觀念。 【譯文】 問的人說：「有人殺國君，重臣在場而不能討伐，這種現象不止是一個國家存在。晉靈公被殺時，趙盾不在場。不在場與在場相比，罪惡應該有大小差別。《春秋》責備在場而不能討賊的臣子，只是不算臣子而已；責備不在場而不討賊的人，卻加上『弒君』的罪名，為什麼對罪過大的責備輕、對罪過小的責備重？」回答是：「《春秋》的原則，針對人所容易迷惑的問題，提出說法使它是非特別明白。現在趙盾賢良而做了不合理的事，大家都看到他好的一面，就不知道他犯的罪行，因此借著大家所讚揚的人物，給加上大的罪過，加以嚴厲批評，使人深入思考，反省自己以回到正道上來。還有人感嘆說：『呀！君臣的大義，父子的關係，會是這樣，就是依據罪過小而責備重。其他國家也有不討賊的人，都是些平庸的人，不能算數！不統計在正式人數中，也是依據罪過大而責備輕。』《傳》中說：『罪輕而責備重，罪重而責備輕。』不是說的這個道理嗎？因此公子比被迫當了國君，能不能說他奪權篡位？趙盾不在場而不討賊，是否沒有臣子的氣節？許止沒有嘗藥，能不能說他有不孝的罪名？《春秋》因為怕人們不知道這些罪過，繼續安然沿用而不能警戒，所以反覆地用嚴厲語氣批評這些罪過行為，以矯正世俗的錯誤觀念而使之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矯枉不過正，不能使它直，知道這個道理就全面了解了《春秋》的大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