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譯註 · 楚莊王第一
【題解】
《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這裡，《玉杯》、《竹林》是本書篇名，沒有《聞舉》、《蕃露》、《清明》等篇名，漢代只稱「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沒有《春秋繁露》書名。後人集董子文成書，以《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為《蕃露》，連起來變成：董子《春秋繁露》，這樣，首篇便無篇名，抄寫者就將首篇第一個詞「楚莊王」作為篇名，而《蕃露》篇名從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從稱呼、遣詞用字等入手，闡明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一是議論「新王必改制」的說法，認為「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楚莊王殺陳夏征舒(1)，《春秋》貶其文(2)，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3)，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征舒之罪重(4)，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5)？《春秋》常於其嫌得者(6)，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7)，晉文不予致王而朝(8)，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9)，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10)，是文約而法明也。
【注釋】
(1) 楚莊王殺陳夏征舒：楚莊王，羋（mǐ）姓，名旅，楚國國君，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夏征舒，陳國大夫。陳靈公與夏征舒的母親夏姬相通，夏征舒殺了國君陳靈公。宣公十一年（前598）楚莊王殺了夏征舒。《春秋》書曰：「楚人殺陳夏征舒。」
(2) 貶其文：行文上加以貶斥。《春秋》在稱呼上很講究，有爵位的稱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沒有爵位的，最高的稱「子」，其次稱字、名、人、氏、國、州。楚莊王是子爵，應該稱「楚子」，而《春秋》稱「楚人」，包含有貶的意思。夏征舒作為臣子，殺死國君，是大逆不道，懲罰這種亂臣是正義之舉。楚莊王的行為是正義的。但是，他是楚國國君，卻越權擅自去懲治陳國大夫，這種行為叫「專（擅自）討」。諸侯沒有專討的權力，因此《春秋》對楚莊王的行為從名義上還要加以貶抑，稱他為「楚人」。
(3) 靈王殺齊慶封：靈王，即楚靈王，名圍，公元前540年—前529年在位。慶封，齊國大夫。魯昭公四年（前538），楚靈王聯合蔡、陳、許等國伐吳，抓住慶封並處死。崔杼弒（shì）齊莊公，慶封是其同黨。慶封先逃到魯國，齊人責問魯國。慶封又逃到吳國，吳國接納了他，並把他封到防（《左傳》作「朱方」，在今江蘇鎮江東）。楚靈王率領的盟軍進攻防，抓逮並誅殺了慶封這個叛國亂臣。孔子對此表示贊成，所以稱楚靈王為「楚子」。慶封已逃到吳國並受封，為什麼還稱「齊」慶封？孔子不承認諸侯專封，也表明楚子為齊國來討伐叛逃的臣子。
(4) 「莊王」二句：楚莊王率領諸侯伐陳，滅了陳國，把陳國變成楚國的一個縣。申叔時說，伐陳是正義的行為，占領陳國則是不義的行為。楚莊王採納了這個意見，恢復陳國，扶立陳靈公的太子為陳成公。孔子知道此事，稱讚道：「賢哉楚莊王！」（《史記·陳杞世家》）夏征舒弒君，故罪重。
(5) 正經：正確的規則或原則。
(6) 嫌得者：好像正確的事情。嫌，懷疑。得，得理，得宜，正確。
(7) 齊桓不予專地而封：不贊成齊桓公擅自封賞。齊桓，指齊桓公，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首。周時，土地和人民都屬於天子，只有天子才有權把某地區的土地和人民封給臣子，諸侯無權把土地和人封給別人。但是，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亂世時代，齊桓公有相當實力，能夠救助弱國，保護小國，制止侵暴行為，穩定社會秩序。齊桓公的專封，從實際出發，可予承認。
(8)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不贊成晉文公召喚天子。晉文，指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晉文公會諸侯於踐土（鄭地，在今河南原陽西），召周襄王參加會盟。周襄王是天子，晉文公是諸侯，臣召君不符合禮制。《春秋》記載這件事，寫作「公朝於王所」。一般說諸侯到京師朝見天子，由於天子不在京師，被晉文公召到踐土來，又不肯說明被召喚這樣不禮貌的行為，所以用這種比較含蓄的筆法，這是《春秋》筆法。董仲舒認為，這樣記載說明孔子不贊成作為諸侯的晉文公召喚天子周襄王。
(9) 得：通「德」，道德。
(10) 況：比較。
【譯文】
楚莊王殺陳國大夫夏征舒，《春秋》行文上加以貶斥，不贊成諸侯擅自討伐。楚靈王殺齊國大夫慶封，而春秋直接稱他為「楚子」，為什麼呢？回答是：「楚莊王是賢君，夏征舒罪重，以賢君討伐重罪，大家都認為是應該的。如果不加以貶斥，誰能知道這種行為不符合正確的規則呢？《春秋》經常在好像正確的事情中揭示出不正確的內容。所以不贊成齊桓公擅自封賞，不贊成晉文公召喚天子，不贊成楚莊王擅自討伐。三者都是不妥當的，那時諸侯的道德差不多都是這種水平。由於這種原因，所以楚靈王被稱作『楚子』而去討伐。」《春秋》的說法多是相比較而言的，文字雖然簡單，法則卻很明確。
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1)；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2)。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3)，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4)。」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5)。」
【注釋】
(1) 陳、蔡之滅：楚靈王於公元前534年滅陳國，公元前531年滅蔡國。楚平王繼位，於公元前529年又恢復陳、蔡二國。
(2) 著：彰明，闡述清楚。
(3) 故稱楚子以伯討之：此句是說，慶封是崔杼的同黨，崔杼的罪行已經明白，而慶封有什麼罪，並不清楚。稱楚靈王為「楚子」，來討伐慶封，表明慶封的罪行嚴重。伯，通「霸」，諸侯盟主。
(4) 天下大禁：天下最大的禁忌。天下最忌諱之事就是臣叛君。
(5) 比於此其云爾也：按這種說法作參照，《春秋》才有這些稱「楚子」殺慶封的說法。比於此，以此為例。此，指亂國之臣有死罪。其，指《春秋》。云爾，指《春秋》所說慶封罪行。
【譯文】
提問的人說：「不贊成諸侯擅自封國，已被滅了的陳、蔡兩國又重新出現；不贊成諸侯擅自討伐，卻沒看到對殺慶封一事的指責，為什麼呢？」回答說：「《春秋》的說法，已經明白的不說，尚未明白的要說清楚。現今諸侯不能擅自討伐，本來已經明白，慶封的罪行卻沒有被別人看見，所以稱楚靈王為『楚子』，以霸主的名義討伐他，表明他的罪行是死罪，把這種罪行視為天下最大的禁忌。」所以說：「臣子的行為，貶斥了的國君的地位，亂了國家的臣子，即使沒有篡權和弒君，他們的罪行也都應該是死罪，按這種說法作參照，《春秋》才有這些稱『楚子』殺慶封的說法。」
《春秋》曰：「晉伐鮮虞(1)。」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2)，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3)，《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4)。今我君臣同姓適女(5)，女無良心，禮以不答(6)，有恐畏我(7)，何其不夷狄也(8)？公子慶父之亂(9)，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10)，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11)？《詩》雲(12)：『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13)，我心望焉(14)。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15)。」
【注釋】
(1) 晉伐鮮虞：《春秋》昭公十二年載：「楚子伐徐，晉伐鮮虞。」文中對晉沒稱爵位，是把它視為夷狄。因鮮虞是姬姓國，與徐國都是中原國家，楚是夷狄，伐徐，晉沒有去救援，卻也去伐同姓的國，因此《春秋》把晉視同夷狄。
(2) 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宋國伯姬堅守禮節而死於火災。宋伯姬，宋共公夫人。疑禮，堅守禮節。疑，同「凝」，凝滯不變。《春秋》對魯國以外諸侯夫人葬禮一般不記載，而宋伯姬的葬禮卻在襄公十三年（前543）作了記載。《公羊傳》記載伯姬死的詳情：宋國發生火災，伯姬在宮中，有傅進來報告：火快燒到這裡了，請趕快出去。伯姬說：不行，婦人不見傅和母，不能出門，只有傅來，還沒見母來。結果伯姬在屋裡被燒死了。《春秋》記載宋伯姬葬禮，是對她的死的肯定，也表明「禮尊於身」的觀念。寧可燒死，也不能違禮。後儒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與此相一致。
(3) 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齊桓公堅守信用而損失土地。疑信，堅守信用。魯莊公十三年（前681），齊桓公與魯莊公在柯（齊邑，今山東陽穀阿城）會面，魯莊公用武力脅迫齊桓公簽訂返回汶陽之田的盟約，齊桓公同意了，當脅迫解除後，齊桓公沒有怨恨，沒有毀約，交還汶陽之田，這是守信用而損失土地。
(4) 天之數：指天道，即客觀規律，或客觀必然性。
(5) 同姓適女：以同姓親情歸從你。同姓，鮮虞與晉國都是姬姓，故稱。適，歸從，親近。女，同「汝」，指晉國。
(6) 以：通「已」，即「既」。
(7) 有：同「又」。
(8) 何其不夷狄也：怎麼能不被視為夷狄呢？意思是說華夏為禮儀之邦，華夷之別不在於地域，而在於有沒有禮。
(9) 公子慶父之亂：公元前662年，魯莊公卒，子般立，慶父挑撥鄧扈樂弒子般，立閔公；第二年，慶父又弒閔公。三年中接連死了三位國君，都是慶父作亂的結果，所以人稱：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慶父，魯桓公之子，魯莊公之弟。
(10) 無親：指齊、魯異姓，沒有親戚關係。
(11) 如何：為什麼。
(12)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小雅·小宛》。宛，小貌。鳴鳩，斑鳩。翰，羽毛。戾，至。先人，指祖先。明發，天快亮了。二人，指先人周文王、周武王。
(13) 厭：通「壓」，欺壓，壓制。
(14) 望：猶「恨」，責怪，怨恨。
(15) 婉辭：委婉的貶斥，沒有批評的語言。稱晉是貶義，卻沒有貶詞，所以是婉辭。是，蘇本脫此字，今據宋本及鍾肇鵬校釋本補。
【譯文】
《春秋》說：「晉討伐鮮虞。」為什麼討厭晉國而把它視同夷狄呢？回答是：「《春秋》是尊重禮節又重視信用的。信用比土地更重要，禮節比身體更尊貴。怎麼知道這個道理呢？宋國伯姬堅守禮節而死於火災，齊桓公堅守信用而損失土地，《春秋》肯定這兩種行為，推舉出來作為天下普遍的法則，這就是禮節和信用。禮節沒有不答謝的，施予沒有不回報的，這是天然的道理。現在我們以同姓親情歸從你，你沒有良心，既不以相同的禮節答謝，又恐嚇威脅我們，怎麼能不被視為夷狄呢？公子慶父作亂，魯國危急快要滅亡，齊桓公使魯國安定下來。不是他的親戚，還能來為我們分憂，為什麼與我們同姓的人卻用暴力來對待我們呢？《詩經》上說：『那隻小斑鳩，羽毛飛上天。我心很憂傷，懷念那祖先。一夜沒睡著，想著兩偉人。』人都有這種想法呀。現在晉國不因為同姓而為我們分憂，還借著自己強大來欺壓我們，我們都從心裡怨恨它。因此說它不好，稱『晉』就完了，這是委婉的說法。」
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1)，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2)？」曰：「惡無故自來(3)，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4)，是已矣(5)。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6)。公受亂陵夷(7)，而無懼惕之心(8)，囂囂然輕計妄討(9)，犯大禮而取同姓(10)，接不義而重自輕也(11)。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12)，而大國莫之正(13)。出走八年(14)，死乃得歸。身亡子危(15)，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16)。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17)，行枉而無救(18)，是其所以窮也。」
【注釋】
(1) 公：指魯昭公，名裯（dāo），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魯昭公二年、二十三年曾欲去晉國，沒有到晉國就回來了，不敢去晉國，是由於聽說晉國要抓他。
(2) 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春秋》作者有什麼羞恥須要隱晦，而稱昭公有病呢？君子，指《春秋》作者。稱公有疾，《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載：「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就是說，魯昭公去晉國，到河邊，有了疾病，所以回來了。實際是不敢去，而以疾病為託詞。
(3) 惡無故自來：災禍不是自己行為招來的。惡，指壞事。無故，沒有原委。
(4) 「內省」二句：出自《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說明災禍不是自己行為招來的，則不感到羞恥，也不需要憂慮和懼怕。
(5) 是已矣：就這麼回事而已。是，這樣，這麼回事。已，而已。
(6) 始於文而甚於昭：（臣不聽命）從文公開始，到昭公時最為嚴重。文，魯文公，名興，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到昭公，共五代。
(7) 公受亂陵夷：魯昭公承受了混亂局勢，自己日漸卑下。公，指魯昭公。受亂，遭受悖亂局面，指臣不聽命於君。陵夷，日漸卑下。
(8) 懼惕：恐懼，警惕。
(9) 囂囂然輕計妄討：隨隨便便就決定去討伐季氏。囂囂，傲慢的神態。輕計，沒有慎重考慮。妄討，隨便去討伐。這是指公元前518年魯昭公討伐季孫氏，反被季孫氏打敗。
(10) 取：通「娶」。古代認為娶同姓是違犯大禮。吳和魯都是姬姓，魯昭公娶了吳王長女，所以說他犯大禮。
(11) 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一再地犯錯誤接近不義。接，接近。重自輕，加倍自輕。討季氏，是自輕；又犯大禮，更加自輕。
(12) 季孫：魯國大夫，魯「三桓」之一。
(13) 正：糾正。
(14) 出走八年：魯昭公伐季氏失敗，逃到齊國，公元前510年死於晉國乾侯（今河北成安東南）。在外凡八年。
(15) 身亡子危：魯昭公死亡，太子衍被廢，季氏執政，立昭公弟公子宋。
(16) 詎：豈，哪會。
(17) 時難而治簡：時期不好，又不認真治理。時難，所處時期不好。治簡，治理國家過於簡略，考慮不夠周密。
(18) 行枉而無救：行為不正，又沒有賢者匡救。行枉，行為不正，指娶同姓等。無救，周圍沒有賢人匡救。
【譯文】
有人提問：「晉國很壞而不可親近，昭公去晉國又不敢到晉國，這是人之常情。《春秋》作者有什麼羞恥須要隱晦，而稱昭公有病呢？」回答是：「災禍不是自己行為招來的，君子不感到羞恥，問心無愧，有什麼憂慮，有什麼畏懼，就這麼回事而已。現在《春秋》對這件事感到羞恥，是由於魯昭公採取這種態度是有原因的。臣子凌駕於國君之上，從魯文公時開始，到魯昭公是特別嚴重。魯昭公承受了混亂局勢，自己日漸卑下，卻沒有畏懼、警惕的心理，隨隨便便就決定去討伐季氏，娶同姓違犯了大禮，一再地犯錯誤接近不義。人們有這樣的說法：『國家治理得好，四鄰都來慶賀；國家治理不好，四鄰就都散去。』所以季孫專權，大國也不能給予糾正。魯昭公逃亡在外八年，一直到死才得以歸葬。自身死亡，兒子又處於危險境地，到了極端困厄的程度。君子不因困厄感到羞恥，而因導致困厄的行為感到羞恥。魯昭公雖然遇到這種時代，如果不娶同姓，何至於這樣。雖然娶了同姓，能夠任用孔子輔助自己，也不至於這樣。時期不好，又不認真治理，行為不正，又沒有賢者匡救，這就是他遭受困厄的原因。」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1)：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2)，君子之所見也(3)；襄、成、宣、文(4)，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5)，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6)，所聞八十五年(7)，所傳聞九十六年(8)。於所見，微其辭(9)；於所聞，痛其禍(10)；於傳聞，殺其恩(11)，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12)。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13)。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14)。屈伸之志(15)，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16)，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17)。有知其厚厚而薄薄(18)，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19)。《詩》雲(20)：「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也(21)。然則(22)，《春秋》義之大者也(23)。得一端而博達之(24)；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25)；視其溫辭(26)，可以知其塞怨(27)。是故於外，道而不顯(28)；於內，諱而不隱(29)。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30)、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31)。義不訕上(32)，智不危身(33)。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34)，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35)。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36)。
【注釋】
(1)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春秋》把魯國十二個世代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十二世，《春秋》所記魯國的國君有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為三個階段，指「見」（親身經歷）、「聞」（聽親身經歷者介紹情況）、「傳聞」（指經過兩代以上傳遞的情況）三個時期。這一段話是通論《春秋》一書的，有的學者認為這應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幾段則可能是《竹林》、《精華》等篇的內容。此說僅供參考，無確證之前，仍按原樣為妥。
(2) 哀、定、昭：哀，魯哀公，姬將，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魯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魯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3) 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親身經歷了哀公、定公、昭公三代。哀公最後，是從後往前推的順序。
(4) 襄、成、宣、文：襄，魯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魯成公，姬黑肱（ɡōnɡ），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魯宣公，姬俀（tuǐ），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魯文公，姬興，公元前626年—前609年在位。
(5) 僖、閔、莊、桓、隱：僖，魯僖公，姬申，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閔，魯閔公，姬開，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莊，魯莊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魯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隱，魯隱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6) 所見六十一年：即孔子所親見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時，孔子已十歲。沒有包含孔子十歲以前生活的魯襄公時代。
(7) 所聞八十五年：即孔子所聞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8) 所傳聞九十六年：即孔子所傳聞的五世：隱公11年，桓公18年，莊公32年，閩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9) 「於所見」二句：對於所親見的社會上的事情，用比較隱晦的筆法來記述。微其辭，隱微其言辭。對於自己親身經歷的所見之世，沒有用明顯的言辭來指責批評，一是表示為尊者諱，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當時國君有生殺之權，要小心謹慎對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10) 「於所聞」二句：對於聽說的世事，寫到災禍時特別痛心。所聞之世是父輩所經歷的時代，這個時代離自己比較近，因此對於國家的災禍特別痛心。
(11) 「於傳聞」二句：對於傳說的時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實際情況來寫。殺，中斷。所傳聞之世，離自己比較遠，恩情比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來寫。由於感情因素減少，內容就比較客觀理性。與以上「微其辭」（有話不敢直說），「痛其禍」（帶著濃厚的感情）兩種情況不同，就是平心靜氣地明白地寫出自己的想法。
(12) 「逐季氏」二句：所以謀伐驅逐季氏，寫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魯昭公的錯誤掩隱了。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一個月有三個帶「辛」的日子，第一個叫「上辛」，最後一個叫「季辛」或「下辛」。王充《論衡·明雩》：「《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雩是求雨的祭祀活動，規定在「辛」日、多半在「上辛」日舉行。秋七月，上辛舉行了雩祭，季辛又舉行雩祭，為什麼？實際上魯昭公想用雩祭的辦法把民眾集中起來，然後把季氏殺了。季氏平時得民心，昭公不得民心，昭公想殺季氏，卻被季氏打敗，逃亡到齊國去。孔子知道魯昭公不對，又不好指責國君，為尊者諱，只說「又雩」。這就是「微其辭」。
(13) 「子赤」三句：寫子赤被殺，不忍心記載那個災禍的日子，是表明對災禍的極端痛心。子赤，魯文公之子，被襄仲殺死。《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傳》認為：子赤死了，為什麼不寫日期，是因為被殺。國君被殺，是極為痛心的事，不忍心再寫那個日子。這表明孔子對國禍的痛心。那時代對孔子來說是近代史，是所聞世。
(14) 「子般」二句：寫子般被殺，卻寫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對於久遠的時代，感情已經淡漠了。子般，魯莊公之子，被慶父殺死。《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同樣記載國君的死，為什麼這裡註明「乙未」（二日。《左傳》作「己未」）日？因為年代久遠，沒有那種感情了。
(15) 屈伸之志：指孔子的感情變化。
(16) 「吾以」二句：吾以其，或補「知」，作「吾以知其」，或改「見」，作「吾見其」，或不改，也通。「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前一「近」等為動詞，後者為名詞，指與自己有這種關係的對象。近與遠，指離自己生活時代的遠近，從血緣關係講，就是親疏的區別。
(17) 「貴貴」二句：文法同上。
(18) 有：又。是對上述的推論。
(19) 「百物皆有合偶」數句：這是對上述思想的理論概括。合、偶、仇（qiú）、匹，意思相同，即成對、對立、對偶、對待的意思。百物，即萬物，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對偶的東西。
(20)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大雅·假樂》。抑抑，指威儀美觀壯麗。秩秩，指政令（德音）十分正常，沒有令人反感的法令。無怨無惡，指人民沒有怨恨和厭惡。率，都。群匹，符合大家的意願。群，可以指群臣，也可以指人群、群眾。
(21) 「百物」到「此之謂也」數句：以孔子寫《春秋》根據與自己生活時代的遠近而有詳略的不同，推論到一切事物都相對應的關係，再舉《詩》句證明，政治清明，就是要使政令法制符合大眾之心。董仲舒認為這是學習、研究《春秋》的方法。
(22) 然則：這樣的話。
(23) 義之大者：就是大義的內容。這裡不是指《春秋》有哪些大義，而是說學習《春秋》大義，應該如何學習。
(24) 得一端而博達之：得到一點就要推廣、聯繫。得一端，得到一種思想或者一個觀點。博達之，推廣到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就是舉一反三，意思進一步擴展。
(25) 正法：正確的法則。
(26) 溫辭：即蘊辭，也就是微辭。
(27) 塞怨：閉塞怨恨。
(28) 道而不顯：用婉辭記述，不採取明顯的說法。
(29) 諱而不隱：對內為親者諱，所以用文字的差別來表達，不能沒有表示。
(30) 內外：指親疏的區別。
(31) 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這就是使內外有別、賢與不肖有差別，尊卑有等級的意思。差賢不肖，指區別賢與不肖，為賢者諱。等尊卑，指以尊卑為等級，為尊者諱。
(32) 訕（shàn）上：指責上級。訕，誹謗，譏諷。上，上級。
(33) 智不危身：以智慧不讓自身處於危險境地，相當於明哲保身。
(34) 畏與義兼：畏懼與道義兩方面結合。畏，畏懼頂頭上司的權勢。義，不誹謗尊貴者。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成為《春秋》筆法的依據。
(35)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定公、哀公是孔子生活的時代，為了沒有「訕上」的義，也為了避免「危身」，孔子寫時，就特別隱晦，常用「微辭」。
(36) 「以故」三句：《春秋》筆法被採用，對天下有好處，不被採用，也沒有「訕上」的罪名，自身安全。這是孔子寫《春秋》的原則。
【譯文】
《春秋》把魯國十二個世代分為三個歷史時期：有親見的，有聽說的，有聽傳說的。親見的有三世，聽說的有四世，聽傳說的有五世。因此，哀公、定公、昭公是作者所親見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是作者聽說的；僖公、閔公、莊公、桓公、隱公是作者聽傳說的。作者所親見的六十一年，聽說的八十五年，聽傳說的九十六年。對於所親見的社會上的事情，用比較隱晦的筆法來記述；對於聽說的世事，寫到災禍時特別痛心；對於傳說的時代，恩情淡薄了，就按實際情況來寫。所以謀伐驅逐季氏，寫作「再一次祭祀」，是把魯昭公的錯誤掩隱了。寫子赤被殺，不忍心記載那個災禍的日子，是表明對災禍的極端痛心。寫子般被殺，卻寫明是在「乙未」那一天，對於久遠的時代，感情已經淡漠了。作者對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感情，所記述的文字也有相應的詳略差別。我根據《春秋》對待近事的親近、遠事的疏遠，親戚的親切、疏客的疏離，也就知道它對尊貴的尊重、對卑賤的輕賤，對要事的重視、對小事的隨便。又知道它對感情厚的熱情，對感情薄的輕慢，對好人友好，對壞人厭惡。又知道它以陽對陽，以陰對陰，以白對白，以黑對黑。百物都有相應對偶的東西，用相應的態度分別對待不同事物，這就對了。《詩經》上說：「威儀壯觀，政令順暢，沒有怨聲反對，都因符合民心。」就是說的這些情況。這樣的話，《春秋》的大義，得到一點就要推廣、聯繫；考察其中的是非，可以得到正確的法則；看到隱晦的語言，可以知道深藏的怨恨。因此對於外國的壞事，說了又不顯露；對於內部親人的壞事，不說卻有表示。對尊貴的人和賢人也都這樣。這就是使內外有別、賢與不肖有差別，尊卑有等級的意思。義士不誹謗上級，智者不使自身危險。因此對久遠的國君因為道義而為他諱過，對當世的國君出於明智的考慮而畏懼他。畏懼與道義兩方面結合，那麼時代越近，說話越要謹慎。這就是用微辭記述定公、哀公過錯的原因。根據這個原因，用微詞表述意見，如被採用則對天下穩定有貢獻，不採用則能保證自身安全，這就是《春秋》的原則。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2)，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3)，不能定五音(4)；雖有知心(5)，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6)，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7)。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8)，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注釋】
(1) 奉天而法古：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奉天，指奉天命。法古，效法古代聖王的做法。
(2) 弗修規矩：不按照圓規、曲尺。修，或作「循」，按照、根據。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工具。
(3) 六律：定音調的樂器，即黃鐘、太簇（còu）、姑洗、蕤（ruí）賓、夷則、無射（yì）。
(4) 五音：指宮、商、角（jué）、徵（zhǐ）、羽。
(5) 知心：指智慧之心，即聰明。
(6) 遺道：流傳下來的治國法則。
(7) 大數：指基本法則。
(8) 所聞天下無二道：聽說治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所聞，聽說的，不必從老師那裡聽來的。天下無二道，語出《荀子·解蔽》，意思是治國之道只有一個。道，指治國之道。
【譯文】
《春秋》的原則，就是遵奉天命而效法古代。所以，即使有靈巧的雙手，不比照圓規、曲尺，也畫不出方形或圓形；縱然有聰靈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確定五音；縱然很聰明，不閱覽先王的言論和行事，也不能治理天下。其實先王流傳下來的治國法則，也就是治理天下的規矩和六律。因此，聖人效法天，賢者效法聖人，這是基本法則。遵循基本法則的就能安定天下，不遵循就會導致天下大亂，這就是安定與混亂的分別。聽說治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所以，聖人治理辦法有不同，而道理卻是一致的。古今是相通的，因此以前的賢者把先王的法則傳授給後世。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1)，譏易常(2)，欲其法先王也(3)。然而介以一言曰(4)：「王者必改制(5)。」自僻者得此以為辭(6)，曰：「古苟可循(7)，先王之道，何莫相因(8)。」世迷是聞(9)，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10)，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11)，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
【注釋】
(1) 善復古：「善」是意動用法，即認為復古是好的。《公羊傳》認為《春秋》是「善復古」的，董仲舒繼承了這種思想。
(2) 譏易常：反對改革。譏，批評。易，改變。常，常規。
(3) 法先王：學習先王的治國之道。法，效法，學習。先王，指夏、商、周三代的聖王，主要指周文王。
(4) 介以一言：插入一句話。介，介入。
(5) 王者必改制：國王必定要進行制度改革。這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它與上文的「善復古，譏易常」從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因此，董仲舒把這種說法稱為「介」入的，是不協調的意思。
(6) 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思想偏激的人就拿這一句話作為藉口。自僻者，指思想邪僻的人，此言講「王者必改制」這句話的人。辭，指理由、藉口。
(7) 循：因循、繼承的意思。夏、商、周的制度都有所改革，所以說都不是相因循的。
(8) 因：此處亦同「循」。
(9) 世迷是聞：世俗被這種說法所迷惑。世，世俗。迷，被迷惑。聞，說法。
(10) 狸（lí）首：《狸首》是逸詩《曾孫》的樂曲。諸侯國君相見時，奏這個樂曲，開始射箭，見《儀禮·大射》。
(11) 縣（xuán）而射之：有人誤解了「奏《狸首》以射」這句話，把狸貓的頭割下來，掛在那裡作為靶子，讓人向它射箭。縣，同「懸」，懸掛。
【譯文】
《春秋》對於人世間的事情，提倡復古，反對改革，主張學習先王的治國之道。但是有一句話與此不一致，說是「王者必定要改變制度」。思想偏激的人就拿這一句話作為藉口，說：「古代的制度如果都可以繼承，那麼先王的治國之道為什麼都不一樣？」世俗被這種說法所迷惑，從而懷疑正道卻相信邪言，太可怕了。對那些人的回答是：「有人聽說諸侯國王有射《狸首》的音樂，於是，就割下狸貓的頭，懸掛起來，當做靶子，向它射箭。並且說：『這有什麼快樂！』這就是聞其名不知其實的典型例子。
「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1)，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2)，修故業，而無有所改(3)，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4)，事君者儀志(5)，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6)，物襲所代(7)，而率與同(8)，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9)，更稱號(10)，改正朔(11)，易服色者(12)，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13)，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14)。孔子曰(15)：『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16)！」
【注釋】
(1) 易姓更王：易、更，都是改變的意思。由不同姓的人當王，說明不是繼承先前的王位，而是受天命而當上新王，因此要有所改制。
(2) 一因前制：一切都因襲以前的制度。一，一切。因，因襲。
(3) 無有：有的版本沒有「有」字。
(4) 承意：指孝子善於繼承父親的意志。
(5) 儀志：即以其志為儀。儀，準則。
(6) 天大顯己：上天大顯揚自己。己，指新王自己。
(7) 物襲所代：一切都沿襲已被取代的王朝。物，指正朔、服色這類象徵物。襲，繼承。所代，指被取代的王朝之物。
(8) 率（shuài）：都。
(9) 徙居處：指遷都。
(10) 更稱號：改朝代名稱。
(11) 改正朔（shuò）：改曆法的正朔日子。這裡「改正朔」是古代較為複雜的問題。正，正月，歲首。哪一月定為歲首，各代不同。夏建寅，以寅月為歲首，即農曆一月。殷建丑，以丑月即農曆十二月為歲首。周建子，以子月即十一月為歲首。秦建亥，以亥月即十月為歲首。漢初仍秦制，以冬十月為歲首，後改夏曆，以正月為歲首，沿用至今。朔，指曆法年開始的時刻。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這就是「改正朔」的具體內容。漢以後以夏曆正月為歲首，以周代的夜半為朔，沒有再作改變。
(12) 易服色：變換服飾的顏色。
(13) 文義：指文字訓詁。改朝換代，有改變的內容，如正朔、服色等，也有不改變的內容，如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14) 無易道之實：治道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
(15) 孔子曰：下引文見《論語·衛靈公》。
(16) 此非不易之效與：這難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證據嗎！不易，不作改革。效，證據。
【譯文】
「現在所謂『新王必改制』，並不是改變治國的道理，改變治國的法則。受了天命，另一姓當了新的王，並不是繼承以前的王位而當了王，如果一切都因襲以前的制度，遵循著舊的業績，沒有什麼改革，這跟繼承先前的王位而當王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新受天命的王，是天命所作的巨大顯現。對待父親要繼承父輩意願，對待君王要以君王的志向為行事的準則，對待天也應該這樣。現在，天大顯揚自己，什麼東西卻都沿襲已被取代的王朝，與前代一樣，那麼與前代沒有明顯的區別，這不是天的意志。因此，新王要遷移居處（遷都），改變稱號，變更正朔（曆法），更改服裝顏色，沒有別的意思，就是不敢不順從天的志向，以表明自己的顯現。至於說治國的大原則，如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字都應照舊，有什麼可以改的？所以，王者有改制的名義，沒有改變治理國家的本質。孔子說：『無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是說他繼承堯的治國之道而已，這難道不是不作改革的證據嗎！」
問者曰(1)：「物改而天授(2)，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3)，而為之文曲(4)，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5)。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6)。舜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7)，故《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8)，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9)；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10)，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11)，一也；其所同樂之端(12)，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雲(13)：『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14)。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15)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複合(16)，所為一也。」
【注釋】
(1) 問者曰：是設問的形式。
(2) 物改而天授：物改，指改正朔易服色之類。天授，天命所授予。
(3) 緣：根據。
(4) 文曲：文詞，樂曲。
(5) 「成者」二句：成功，是說政治和禮樂都已具備了。本末質文，政治是本是質，禮樂是末是文。成功要政治和禮樂都具備，也就是本末質文都具備。
(6) 「是故」三句：作樂最初的根據是天下人都快樂。每個人快樂，根本是自己快樂。反，同「返」。
(7) 紹：繼承。
(8) 三聖：指堯、舜、禹三個聖人。
(9) 頀（hù）者，救也：夏桀無道，人民苦難，商湯推翻夏桀，是救民脫離苦難。
(10) 《武》：商紂王無道，周文王、武王興師討伐，推翻商紂王的統治，人民高興，所以這時的樂曲叫《武》。《白虎通義·禮樂》引《禮記》文：「黃帝樂曰《咸池》，顓（zhuān）頊（xū）樂曰《六莖》，帝嚳（kù）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hù）》，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
(11) 四者：指舜、禹、湯、文王。
(12) 端：事由，原委。
(13) 《詩》云：下引詩見《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之第二章（全詩八章）。崇，國名，其地在今陝西戶縣東。豐，周邑名，周攻占崇國後，遷都於此，改名為豐。
(14) 風：風教，教化。
(15) 「王赫斯怒」二句：出自《詩經·大雅·皇矣》之第五章（全詩八章）。赫，盛怒貌。斯，語氣助詞。爰，於是。
(16) 二者離而複合：因改正朔，易服色在前，制禮作樂在後，二者雖不同時，但同歸於應天順人，故曰「離而複合」。
【譯文】
有人問：「許多事物的改革，天命授予已經顯現了，為什麼還必定再作音樂呢？」回答是：「音樂跟那些禮制是不一樣的。禮制是根據天命進行的改革，音樂則是根據人心來製作的，那個新王所受的天命，必定是人民所共同感到快樂的事。所以開初改制，是用來表明天命的變化；後來作音樂，是表示天命的成功。根據天下人民所快樂的事來製作音樂的詞曲，一方面用來諧和政治，一方面用來倡導道德。天下若未完全和諧安寧，王者不妄作音樂。音樂，是涌滿於內心而表現出來的，只有順應政通人和的時代，才能制訂禮儀和音樂來表現成功。成功，是說政治和禮樂都已具備了。所以製作音樂，必定要追溯天下人快樂的根源，以使自己快樂為根本。虞舜時期，人民喜歡虞舜繼承唐堯的功業，所以樂曲叫《韶》，韶的意思就是『紹』（繼承）；夏禹時期，人民喜歡他們三個聖人先後相繼，所以樂曲叫《夏》，夏的意思就是『大』（偉大）；商湯時期，人民喜歡商湯救民於苦難之中，所以樂曲叫《頀》，頀的意思就是救護；周文王時期，人民喜歡文王興兵征討暴君，所以樂曲叫《武》，武的意思就是征伐。這四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喜歡的，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原因，卻是不可能一樣的。製作音樂的法則，必定要追溯人民所喜歡的根本大事，人民所喜歡的事不同，音樂又怎能不隨時代而變化呢？所以虞舜作《韶》而夏禹作《夏》，商湯作《頀》而周文王作《武》，這四個樂曲名稱不同，但各自都順應了人民對他們的愛戴。我從中看到了音樂的功效。《詩經》說：『文王接受天命，有了如此武功。既已討伐崇國，又建京城於豐。』這說的就是音樂的教化。《詩經》又說：『文王勃然大怒，於是調發他的軍隊。』在那時，殷紂王無道，諸侯大亂，人民喜歡文王的震怒而歌唱他。周王的德行已經潤澤了天下，追本溯源譜制音樂，稱它為《大武》，是說人民最初所喜歡的就是用武力除暴。因此，凡是音樂，雖是作於成功之後，但取名卻用初始的含義，以表示重視根本。由此來看，曆法、服色的改動，順應天命制訂禮樂的差異，都是源於人心的趨向，這兩者有先有後但又殊途同歸，因為它們的目的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