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 · 第40章 與頡剛論古史(6)
荊楚一帶，本另是些民族，荊或者自商以來即是大國，亦或者始受殷號，後遂自立。楚國話與齊國話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莊獄然後可知。孟子罵他們舌，必然聲音很和北方漢語不類。按楚國話語存在者，只有「謂乳，彀；謂虎，於菟」一語。乳是動詞，必時有變動；而虎是靜詞，尚可資用。按吐蕃語虎為stag，吐蕃語字前之S每在同族語中為韻，是此字易有線索，但一字決不能為證耳。又漢西南夷君長稱精夫，疑即吐蕃語所謂Rgyal-po，唐書譯為贊普者。《漢書·西南夷傳》有幾首四字詩對記，假如人能精於吐蕃語太語緬甸語，必有所發現。這個材料最可寶貴。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稱日濮。又蠻閩等字音在藏文為人，或即漢語民字之對當？總之，文獻不足，無從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於西戎。特不解西周的風氣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個大民族。《左傳》《國語》記他們的名字不類單音語。且說到狄，每加物質的標記，如赤狄，白狄，長狄等等。赤白又長，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樣子，不知當時吐火羅等人東來，究竟達到什麼地方。
應該是中國了，而偏和狄認親（有娀，簡狄）。這團亂糟糟的樣子，究竟誰是諸夏，誰是戎狄？
中國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統，至漢武帝始全功，現在人曰漢人，學曰漢學，土曰漢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詞，不是偶然的。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干差別。人疑生莊周之土不應生孔丘。然如(第一認清中國非一族一化，(第二認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則其不同亦甚自然。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於文化上發生影響。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此外未得發展而壓下的東西多得很啦。所以我們覺得漢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文化之統一與否，與政治之統一與否相為因果；一統則興者一宗，廢者萬家。
五 補說（《春秋》與《詩》）
承頡剛寄我《古史辨》(第一冊，那時我已要從柏林起身，不及細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說如何高興讚嘆的話，前文已說盡我所能說，我的沒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別的話語來說。現在只能說一個大略的印象。
最可愛是那篇長敘，將來必須更仔細讀他幾回，後面所附著(第二冊擬目，看了尤其高興，盼望的巴不得馬上看見。我尤其希望的是頡剛把所辨出的題目一條一條去仔細分理，不必更為一般之辨，如作「原經」一類文章。從(第二冊擬目看來，頡剛這時注意的題目在《詩》，稍及《書》。希望頡剛不久把這一堆題目弄清楚，俾百詩的考偽孔後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觀。
我覺得《春秋三傳》問題現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我們可以下列的路線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魯史的記載？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記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經文多者是否劉歆偽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且去一核，看是對否。如不對，則此一段自是後人意加。如對，則今文傳統說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劉歆偽造」墮地而盡。此點關係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點我覺得竟不能決，因沒有材料。但這傳說必已很久，而所謂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實與《論語》相合。
（四）孟子所謂《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斷爛朝報？此一段並非不成問題。
（五）《春秋》一名在戰國時為公名，為私名？
（六）《公羊傳》思想之時代背景。
（七）《公羊》大義由《傳》，《繁露》，到何氏之變遷，中間可於斷獄取之。
（八）《穀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別傳？
（九）《史記》與《國語》的關係。
（十）《史記》果真為古文家改到那個田地嗎？崔君的黨見是太深的，決不能以他的話為定論。
（十一）《左氏傳》在劉歆製成定本前之歷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傳》決不是一時而生，諒亦不是由劉歆一手而造。我此時有下一個設想：假定漢初有一部《國語》，又名《左氏春秋》，其傳那個斷爛朝報者實不能得其解，其間遂有一種聯想，以為《春秋》與《國語》有關係，此為(第一步。不必兩書有真正之銀丁扣，然後可使當時人以為有關係，有此傳說，亦可動當時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這個觀念支配而去於《史記》中用其材料的，這個假設小，康崔諸君那個假設太大。公羊學後來越來越盛，武帝時幾乎成了國學。反動之下，這傳說亦越進化，於是漸漸的多人為《國語》造新解，而到劉向劉歆手中，遂成此「左氏傳」之巨觀。古文學必不是劉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個很長的淵源。且此古文學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在當時成了斷獄法，成了教條，成了讖緯陰陽，則古文之較客觀者起來作反動，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進化。
（十二）《左傳》並不於材料上是單元。《國語》存本可看出，《國語》實在是記些語。《左傳》中許多並不是語，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呂相絕秦語文章既不同，而事實又和《左傳》所記矛盾。必是當年作者把《國語》大部分采來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別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們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傳》《國語》文字之比較。《左傳》《國語》的文字很有些分別，且去仔細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處。
（十四）東漢《左氏》傳、說之演進。《左氏》能勝了《公羊》，恐怕也有點適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實不能滿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書》之面目。
現在我只寫下這些點。其實如是自己作起功來，所有之假設必然時時改變。今文古文之爭，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適，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
現在看詩，恐怕要但看白文，訓詁可參考而本事切不可問。大約本事靠得住的如《碩人》之說莊姜是百分難得的；而極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為刺衛宣姜，真正豈有此理。此明明是稱讚人而惜其運命不濟，故曰「子之不淑」，猶雲「子之不幸」。但論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地考定，因為現在的「定本」，樣子不知道經過多少次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流傳而改變，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頌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論固已不必再討論。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罷？果如魏默深的說法，則宋以泓之敗績為武成，說「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即令自己不硯厚臉皮，又如何傳得到後人。且殷武之武，如為抽象詞，則哀公亦可當之，正不能定。如為具體詞，自號武王是湯號。且以文章而論，《商頌》的地位顯然介於鄒魯之間，《周頌》自是這文體的初步，《魯頌》已大豐盈了。假如作《商頌》之人反在作《魯頌》者之後，必然這個人先有摹古的心習，如宇文時代《制誥》仿《大誥》，《石鼓》仿《小雅》，然後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這樣心習。那麼，商頌果真是哀公的東西，則魯頌非僖公時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庵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於摹擬」，這話頗有意思，並不必如玄同先生以為臆測。或者摹擬兩個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敘，反轉則甚費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遺傳的農歌；以傳來傳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極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順理成章。這類詩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風》否也未可知。因為此類農歌，總是由此地傳彼地。《鴟鴞》想也是一個農歌；為鳥說話，在中國詩歌中有獨無偶。東山想系徂東征戍者之詞，其為隨周公東征否則未可知。但豳風的東西大約都是周的物事，因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與《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為是大京調小京調。風雅本是相對名詞，今人意雲雅而曰風雅，實不詞（杜詩「別裁偽體親風雅」），今不及詳論矣。
破斧恐是東征罷敝國人自解之言如是。後人追敘，恐無如此之實地風光。破斧如出後人，甚無所謂。下列諸疑擬釋之如下：
如雲是周公時物，何以《周誥》如彼難解，此則如此易解：答，誥是官話，這官話是限於小範圍的，在後來的語言上影響可以很小。詩是民間通俗的話，很可以為後來通用語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話上諭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卻不然，亦復一例。且官書寫成之後，便是定本，不由口傳。詩是由口中相傳的，其陳古的文句隨時可以改換，故顯得流暢。但雖使字句有改換，其來源卻不以這字句的改換而改換。
周公東征時稱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極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郵。尾十多張，待於上海發。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讀中國書後，所發議論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頡剛案：傅孟真先生此書，從1924年1月寫起，寫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還沒有完，他歸國後，我屢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寫給我；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到今一年余還不曾給我一個字。現在周刊需稿，即以此書付印。未完之稿，只得過後再催了。書中看不清的草書字甚多，恐有誤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文刊載於1928年1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