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 · 第10章 春秋時代之矛盾性與孔子
春秋時代之為矛盾時代，是中國史中最明顯之事實。蓋前此之西周與後此之戰國全為兩個不同之世界，則介其間者二三百年之必為轉變時期，雖無記載，亦可推想知之。況春秋時代記載之有涉政治社會者，較戰國轉為充富，《左傳》一書，雖編定不出於當時，而取材實為春秋列國之語獻，其書誠春秋時代之絕好證物也。（《左傳》今日所見之面目自有後人成分在內，然其內容之絕大部分必是戰國初年所編，說別詳。）春秋時代既為轉變時代，自必為矛盾時代，凡轉變時代皆矛盾時代也。
春秋時代之為矛盾，征之於《左傳》《國語》者，無往不然，自政治以及社會，自宗教以及思想，瀰漫皆是。其不與本文相涉者，不具述，述當時天人論中之矛盾。
春秋時代之天道觀，在正統派自仍保持大量之神權性，又以其在周誥後數百年，自亦必有充分之人定論。試看《左氏》《國語》，幾為鬼神災祥占夢所充滿，讀者恍如置身殷商之際。彼自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正是殷商卜辭之內容也。此誠汪容甫所謂其失也巫矣。然亦偶記與此一般風氣極端相反之說，其說固當時之新語，亦必為《左氏》《國語》作者所認為嘉話者也。舉例如下：
季梁……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桓六）
〔宮之奇〕對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僖五）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僖十五）
〔周內史叔興父〕對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以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十三）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襄九）
楚師伐鄭……〔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十九）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灶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犟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昭十七至十八）
此中所論固與周召之誥一線相承，然其斷然抹殺占夢所示，及當時之天道論，實比託詞吉卜之大誥猶為更進一步。此等新說固與時人之一般行事不合，《左傳》自身即足證明之矣。
春秋時代之人論，在一般人仍是依族類而生差別之說。《左氏》書既引史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語，又假鄭小駟以喻之，以種言，則別夷狄華夏（富辰語，見僖二十四），以等言，則辨君子小人（陰飴甥語，見僖十五）。然「斯民同類」之意識，亦時時流露，既稱晉文聽輿人之誦，復美曹沫鄙肉食之言，對於庶民之觀念已非如往昔之但以為「氓之蚩蚩」也。且其時族類間之界晝已不甚嚴：「雖楚有才，晉實用之。」絳登狐氏，秦用由余。其於吳也，固賤其為斷髮之荊蠻，亦奉之為姬姓之長宗。其於秦也，猶未如魏邦既建田氏纂齊之時以夷狄遇之也。再就階級言之。周誥之詞，固已認人事勝天定，猶絕無君侯之設乃為庶民服務之說，然此說在《左傳》則有之。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宮之奇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邾文公曰，「命在養民。」由此前進一步，便是孟子民貴君輕之談，其間可無任何過渡階級矣。
括而言之，春秋時代，神鬼天道猶頗為人事之主宰，而純正的人道論亦嶄然出頭。人之生也，猶辨夷夏之種類，上下之差別，而斯民同類說亦勃然以興。此其所以為矛盾時代。生此時代之思想家，如不全仍舊貫，或全作新說，自必以調和為途徑，所謂集大成者，即調和之別名也。
孔子
孔子一生大致當春秋最後三分之一，則春秋時代之政治社會變動自必反應於孔子思想之中。孔子生平無著述（作《春秋》贊《周易》之說，皆不可信。），其言語行事在後世雜說百出，今日大體可持為據者，僅《論語》《檀弓》兩書耳。《檀弓》所記多屬於宗教範圍，故今日測探孔子之天人論應但以《論語》為證矣。試繹《論語》之義，誠覺孔子之於天人論在春秋時代為進步論者，其言與上文所引《左傳》所載之新說嘉話相同，而其保持正統遺訓亦極有力量。然則孔子並非特異之學派，而是春秋晚規開明進步論者之最大代表耳。孔子之宗教以商為統，孔子之政治以周為宗。以周為宗，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其所謂「為東周」者，正以齊桓管仲為其具體典範。故如為孔子之政治論作一名號，應日霸道，特此所謂霸道遠非孟子所界說者耳。
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一如其政治論之為過渡的，轉變的。《論語》記孔子言性與天道者不詳，此似非《論語》取材有所簡略，蓋孔子實不詳言也。子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據倭本增「已」字）《論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宋儒或以為與命與仁之與字應作動字解，猶言許命許仁也。此說文法上實不可通。與之為連續詞毫無可疑。晉語言，「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此同時書中語法可征者也）今統計《論語》諸章，誠哉其罕言，然亦非全不言也。列舉如下：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為政）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日）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子夏曰，「商聞之矣（此當是聞之孔子，故並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理會以上所引，知孔子之天道觀有三事可得言者：
其一事曰，孔子之天命觀念，一如西周之傳說，春秋之世俗，非有新界說在其中也。孔子所謂天命，指天之意志，決定人事之成敗吉凶禍福者，其命定論之彩色不少。方其壯年，以為天生德於予，庶幾其為東周也，及歲過中年，所如輒不合，乃深感天下事有不可以人力必成者，乃以知天命為君子之德。顏回司馬牛早世，則歸之於命，公伯寮桓魋見謀，則歸之於命，鳳鳥不至，而西狩獲麟，遂嘆道之窮矣。在後人名之曰時，曰會合，在今人名之曰機會者，在孔時尚不用此等自然名詞，仍本之傳統，名之曰天命。孔子之所謂天命，正與金文《周誥》之「天令」（或作天命）為同一名詞，雖彼重言命之降，此重言命之不降，其所指固一物，即吉凶禍福成敗也。
其二事曰，孔子之言天道，雖命定論之彩色不少，要非完全之命定論，而為命定論與命正論之調合。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得失不系乎善惡而天命為前定者，極端命定論之說也，善則必得天眷，不善則必遭天殃，極端命正論之說也。後說孔子以為蓋不盡信，前說孔子以為蓋無可取，其歸宿必至於俟命論。所謂俟命論者，謂修德以俟天命也。凡事求其在我，而不責其成敗於天，故日「不怨天」，盡人事而聽天命焉，故曰「丘之禱久矣」。此義孟子發揮之甚為明切，其辭曰，「修身以俟之」，又曰，「順受其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此為儒家天人論之核心，阮芸台言之已詳，今不具論。
其三事曰，孔子之言天道，蓋在若隱若顯之間，故罕言之，若有所避焉，此與孔子之宗教立場相應，正是脫離宗教之道德論之初步也。夫罕言天道，是《論語》所記，子貢所嘆。或問褅之說，孔子應之曰，「不知也，知其說則於天下猶運之掌。」是其於天也，猶極虔敬而尊崇，蓋以天道為禮之本，政事為禮之用。然而不願諄諄言之者，言之詳則有時失之誣，言之詳則人事之分量微，此皆孔子所不欲也。與其詳言而事實無征，何如虔敬以寄託心志，故孔子之不詳言，不可歸之記錄有關，實有意如此耳。子不語「怪，力，亂，神」，然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其宗教之立場如此，其道德論之立場亦復一貫。孔子之道德觀念，其最前假定仍為天道，並非自然論，亦未純是全神論（Pantheism），惟孔子並不盤桓於宗教思想中，雖默然奉天以為大本，其詳言之者，乃在他事不在此也。
如上所言，其(第一事為古昔之達名，其二三兩事亦當時賢智之通識，孔子誠是春秋時代之人，至少在天道論上未有以超越時代也。在彼時取此立場固可得暫時之和諧，然此立場果能穩定乎？時代既已急轉，思想主宰既已動搖，一發之勢不可復遏，則此半路之立場非可止之地。故墨子對此施其攻擊，言天之明明，言命之昧昧，而孟子亦在儒家路線上更進一步，舍默爾而息之態，為深切著明之辭。孔子能將春秋時代之矛盾成一調和、卻不能使此調和固定也。
孔子之天論立於中途之上，孔子之人論亦復如是。古者以為人生而異，族類不同而異，等差不同而異，是為特別論之人性說，後世之孟子以為人心有其同然，聖人先得人心之同然者也，是為普遍論之人性說，孔子則介乎二者之間。今引《論語》中孔子論人之生質諸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因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陽貨）
孔子以為人之生也相近，因習染而相遠，足征其走上普遍論的人性說已遠矣，然猶未至其極也。故設上智下愚之例外，生而知，學而知，困而學之等差，猶以為氓氓眾生，所生之憑藉下，不足以語於智慧，女子小人未有中上之素修，乃為難養，此其與孟子之性善論迥不侔矣。
在人論上，遵孔子之道路以演進者，是荀卿而非孟子。孔子以為人之生也，大體不遠，而等差亦見，故必濟之以學，然後歸於一路。孔子認為盡人皆須有此外工夫，否則雖有良才，無以成器，雖顏回亦不是例外，故以克己復禮教之。此決非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引《論語》如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雍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顏淵喟然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
孔子以為人之生也不齊，必學而後志於道，荀子以為人之生也惡，必學而後據於德。其人論雖有中性與極端之差，其濟之之術則無異矣。茲將孔孟荀三氏之人性說圖以明之。
後人以尊德性、道問學分朱陸，其實此分辯頗適用於孟子荀卿，若孔子，與其謂為尊德性，勿寧謂之為道問學耳。
孔子之地位，在一切事上為承前啟後者，天人論其一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