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揚子江峽谷 · 序章
中國政府——革命——貿易——稅收——英國在四川的利益——進口與出口——所有省份的貿易比較
從東印度公司時代至今，我們與中國的交流史只不過是和一個民族曠日持久的角力記錄，角力的核心是打開其國門並發展貿易。中華民族的歷史可追溯至普林尼所謂「和野獸無差，與其他生物相遇便四散逃走」的時代。其人民與官員徒勞地掙扎著想抗拒外界的污染，這種固執的抗拒中有一些悲壯的意味，任何公正的旁觀者都無法不真心地同情他們。官員依然貪贓枉法，不過雖然他們對人民算不上治理有方，倒也沒有施以惡政。這裡的財富被公平地分配，並沒有出現歐洲的常見現象——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與極端的富裕產生鮮明的反差。稅收微乎其微，人們對於秩序有一種天生且普遍的熱愛，所以一個省里的地方政令背後僅有數百官員，而他們的一個省和歐洲的一個王國一樣大。優秀的研究者們估算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每年的花費總額不超過四千萬英鎊，如果除以總人口數，那就是每人兩先令。另外，他們的教育是普遍且自發的。
這樣的局面要歸因於人們對儒家倫理思想的廣泛接受，而這又使人們難免對來自西方的種種改革滿腹狐疑。就像中國人所說，西方國家在機械應用上有著顯著的優勢，但這些國家長久處於靠武力維持和平的狀態中，這種狀態造成了一種長久的張力，只有愈演愈烈的頻繁戰亂才能釋放這種緊張，而且伴隨著戰亂而來的還有債務和貧困的重擔。
中國每隔一長段時間也會發生革命，但和平還是帝國的正常狀態。因此，自上一次王朝變遷（公元1644年）以來，除了本世紀與我們自己以及法國人的小規模戰爭外，中國人一直沐浴在連續不斷的和平繁榮之中。甚至連可怕的太平天國起義（1848-1864）可能都是由傳教士的過度活躍引起的。這種活躍導致起義領袖洪秀全改變了信仰，儘管他真誠皈依了中國版的基督教，但人們援引他的例子時通常認為他是誤入歧途。他還模仿了猶太教領袖的行為，他的戰鬥標語是「收妖」「盡滅偶像崇拜者」。但我們這些必須在中國謀生的人，商人或傳教士，並不是公正的旁觀者，我們都有自己的信條需要灌輸給那些不願傾聽的耳朵，我們都認為摒棄了我們的信條便無法得救。自由貿易如此，基督教也如此。雙方都隨意地使用武力，雙方的宣傳都指責對方妨礙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國人信仰的儒學推崇理性與知行合一，因此他們本能地不信任這樣一種教條：它在理論上很高尚，然而卻無法得到實施。更不用說對他們而言，舊約和新約在文字翻譯中展現出了令人費解的教義矛盾，而我們強迫中國人接受外國二道販子到處散發宣揚它們，卻對此既不評論，也不解釋。商人公開宣揚一種更自私的信條，這種宣傳同樣不會立即呈現有益的效果。但我們既然致力於讓中國人接受這一信條，就必然要延續這種必需的壓力，因為我們期望不僅為我們自己的人民，也為中國人更進一步增加物質利益，即便是目前頗受限制的商貿，無疑也能提供這種利益。
考慮到這裡龐大的人口——現在估計已超過四億人，還有肥沃的土地、適宜的氣候、取之不盡的礦產，最重要的是人民不知疲倦的勤勉，而目前的商貿來往所帶來的利益還不及我們本應尋求的利益的九牛一毛。在英格蘭人的外國客戶里，中國人排在第十七位，恰好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一樣。我們向這個天朝大國的出口額不及向美國出口額的六分之一，後者的人口是六千萬。它也只有我們向英屬印度出口額的六分之一，並且不及向澳洲和其他殖民地出口額的十分之一。除了印度外的所有國家都以苛刻的關稅為防護，其範圍從30%至60%不等，至於中國，根據條約，我們的出口商品只需負擔微不足道的5%關稅。香港也是周邊許多國家的補給站，如果將它包括在內，那麼我們向中國輸入的貿易總額將達九百萬英鎊，相當於向人口稀少的南美大陸出口總額的二分之一。中國道路的破損狀況、採礦業的滯後、內陸稅收站點令人煩惱的複雜性都是巨大的弊端，它們妨礙了我們與中國的貿易，使其水平無法與其資源、文明以及人口數量相匹配。
這些障礙如下。首先就是交通的困難。揚子江至漢口的河道（僅600英里）被強制開放蒸汽機船後，上海的貿易額迅速翻了兩番。之後，因為雲南馬嘉里事件，政府勉強做出退讓，又開放了400英里河道，一直延伸至坐落於第一處險灘腳下的宜昌。但宜昌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座貧窮的山城，唯有作為富裕省份四川的中轉港口，它才有了那麼一點有限的重要性。四川省位於眾多險灘之上的遙遠西部，為了抵達那裡，本土商人必須乘坐脆弱的本地船隻，通過急流的嚴酷考驗，以及一連串關卡帶來的更嚴酷的考驗。他們不得不經受徹頭徹尾的盤查——尤其是在夔關，而這種盤查對貨物造成的延誤和損壞給貿易帶來了傷害，這種傷害更甚於實際稅收帶來的損失。為了避開這種妨害，我們在使宜昌於1877年開放的條約中插入了一條限定條款，期望通過它來開放商業樞紐重慶，這將是又一次400英里的進步。用後來當地一位常駐領事的話說，四川的商業大都會如果都能成為通商口岸，中國西部將誕生另一個上海，這同時會使大西部富裕起來，而重慶是這其中的關鍵。但中國人在這一步上無法下定決心。另外，我們允許他們在自由港香港為鴉片貿易設立一處海關，自此完全承擔了煙臺條約中超出我方義務的責任。但是，我們卻竟然還未從他們那裡得到上游試航蒸汽機船的許可。這困難取決於地方官員，這種改變威脅到了他們的利益。但是一個強硬的大使只需要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讓他們屈服，並隨後向地方政府訴諸「不可抗力」因素，後者自然會像那眾多先例一般，慍怒但迅速地默許改變。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以帆船船夫將會失業為理由延期。雖然這個理由本身出發點是好的，但其他向蒸汽機船開放的港口已經以它們的經驗反對了這種說法。在那些港口中，交通所刺激的衍生貿易渠道是如此繁榮，受僱於運輸交易的本地人比以前更多了。
然而，要實現如蒸汽交通這樣徹底的變革，同時促進所有階層——包括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階層——共同繁榮。我們應該期望人們能獲得許可，可以自由地利用那些幾乎未開採的礦產。從官方的角度看，正是採礦企業有意地阻撓，才造成了我剛剛列舉過的，妨害貿易發展的三大障礙中的第二個。李希霍芬指出，宜昌邊上就是世界上礦產最豐富的煤田之一，因此，所謂的蒸汽機船在深入內陸1000英里的宜昌要燒進口的日本煤才能驅動——這種說法完全就是謠言。四川紅色盆地下方廣袤的石炭紀沉積層，以及揚子江與其支流峽谷中的露頭礦層，全都吸引著該區域的所有旅行者，然而它們仍是一本未解封的書。如果這些礦產能被允許以西方器械開採，這些煤、鐵、貴金屬和石油能被正確地開發，那麼此地不僅僅能發展出可觀的貿易——那些帆船和蒸汽機船加在一起也難以完成全部運輸。而且，即便帆船被完全取代，失業的數千縴夫也將不足以滿足勞力缺口的十分之一。他們如今艱苦又危險的勞動所獲得的那一點點可悲的報酬，將被充足的薪水取代，這些薪水能讓他們過上相當舒適的生活。
中國政府一貫都不相信所有由私人發起的企業。中國有一家蒸汽機船公司，名為「中國商業蒸汽航運公司」，還有一家煤礦公司，都在天津北邊的開平市。這兩家公司的運營規模都很大並且很成功，但它們都是由政府主辦的，儘管他們都雇用了眾多歐洲助理，管理者是清廷高官。兩家公司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商人階級中征補而來，這些非官方的股東苦澀地抱怨賬目不對，抱怨分發到手的紅利又少又隨意。這兩家重要企業的官方管理造成了股東極其強烈的不信任，以至於政府最近號召大家為天津到大沽的鐵路籌集資金時，商人階級到目前為止還完全沒有響應。而且現在看來，如果沒有西方各大競爭財團代理人一直以來大方提供的外國資金，官方很可能將無法實現建造鐵路的計劃。
無論如何，中國高官敵視國內所有不是他們自己創辦並管理的商貿企業。這是個事實，並且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如果他們最終沒能成功地建成鐵路，以自己的系統運營礦產，並僱傭一些外國員工擔任下屬崗位，那麼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占比將大幅度減小。近年穩步加深的集權化進程，將導致清朝政府發生結構上的改變，其結果難以預見。如果沒有煩人的起義干擾社會，那麼人民的富裕必然會像這個國家的資源潛力一樣緩慢提升，而他們的消費能力也會因此而發展。外國海關回復的一些數據表明了目前的消費狀況，從中可以看出我們向中國的出口總額是如何的穩定不變，尤其現在歐洲貨物出口至中國西部的數量是多麼微不足道。
以下表格顯示了整個中國的國外貿易年值，而大清皇家海關1886年據此所收的稅額總計為1500萬關銀（鑒於1兩5先令，即375萬英鎊）。這還不包括內地稅額，後者可能也有這麼多。
以下對比表格顯示了1886年上海的外國貨物進口價值，以及由上海輸入宜昌以運進中國大西部的貨物價值比例，已換算為英鎊：
後一張表格顯示出口量比進口量多出40%以上。1877年宜昌確立了外國檢查制度，自那時以來，統計數據的收集工作就已經開始，而這種出口順差的狀態一直是貿易的顯著特徵，在某些年份，順差甚至是進口額的兩倍。遺憾的是，這些由大清皇家海關印刷的數據並不完美（實際上所有的統計數據都如此），因此它可能產生誤導，因為它們沒有包含從常關 [1] 通過的貨物，後者包括了抵達口岸，並由本土帆船派送的所有貨物。住在宜昌時，我努力想要從本地海關官員那裡得到這些遺失的數據，但是徒勞無功。我的努力僅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就像在中國的任何其他政府企業中一樣，準確性是人們最後才會去關注的東西。實際上，從最底層到最高層的貪污數字是如此龐大，以至於每一個相關者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隱瞞一切事實。
上述數據並沒有呈現中國西部鹽的出口量，鹽井出產的鹽是四川的主要出口貨物，其交易量每年可達數千噸，進一步加大了上述的進出口差額。我可以合理地推測，在貿易的長期自我平衡中，差額還受到了原棉及手織棉布的影響。在11月棉花豐收結束後，滿載這些貨物的帆船日復一日從漢口啟航，直接駛向重慶（四川的商業中心），從而躲開了洋關的所有注意。
中國西部經濟有一個特徵：這個國家不適宜棉花栽種。一旦所有如今妨礙流通的不利因素有所減輕，將大有可能為英格蘭製造業帶來利潤。今後，除了所有階層都大量穿著的絲綢外，這些廣闊地區的所有衣著都必須依靠進口。雲南由緬甸稀少的供應量支持，貴州依靠兩廣，四川則依靠江蘇（上海）。由中國人打包的原棉是一種體積極其龐大的貨物，但是它很輕，易於操作，而且，它在急流中的總體損失要少於沉重的貨物。很難確定這些棉花的進口數據高達多少，但是只要於冬季在揚子江上游旅行，你就會為那在連續險灘中掙扎向上的、無窮無盡的運棉船隊所震撼。
海關數據中準確地呈現了宜昌以西所消費的外國布料比例及其與上海進口總額的對比。以下表格來自柏百福先生最近的數據估計，其中提供了相對人口數量，添於此處以示對比。（柏百福先生是俄國駐北京外交秘書，他的數據是以最近的省人口普查為依據的，我們認為其相當準確。）
上海所供應的省份：
1．東部與中部人口：
吉林 17937000
山東 36546000
山西 10791000
陝西 8432000
甘肅 5411000
河南 22117000
湖北 33600000
湖南 21005000
江西 24541000
安徽 20597000
浙江 11685000
江蘇 21260000
———————— 233922000
2．西部人口：
四川 71074000
雲南 11721000
貴州 7669000
———————— 90464000
其餘地區人口（香港供應省份）：
廣東 29740000
廣西 5121000
福建 25800000
———————— 60661000
18個省的總人口數量：———————— 385047000
這些數據也許近於準確，它們顯示，30%的人口只吸收了布匹總進口量的9%，而他們同時也是最需要外國布匹、並且最富有的人口。
我們現在要說到貿易實際增長中的第三大阻礙，即內陸稅關的複雜性。
至上海上游1000英里處的宜昌，即揚子江上開放的海拔最高的通商口岸，貨物只需繳納一次進口稅，再無其他費用。然而，由此再往上至四川省的貿易大樞紐重慶，短短400英里的水路，卻必須通過十幾個大大小小的稅關。
沒錯，過境簽行系統只收取一項附加費用，其總數為進口稅的一半，此後便沒有其他稅收，但是你必須忍受帆船被反覆截停，而貨物被來回檢查（給檢查官塞足賞錢，就能使檢查力度有所減輕）。四川省的所有主要市鎮中都有本地攝影師，他們急需一件物品，即「乾片 [2] 」，但這種物品頻頻因過多的檢查而損毀，因此它們現在全都靠重金走私。在抵達重慶的過程中，過境簽行的貨物在轉運至周邊鄉村不同地點之前，往往會被處以無上限的罰金。將重慶打造成通商口岸將使我們達成一個宏偉的目標：我們將有權力在此卸下外國貨物，但只需繳納一次進口稅，也就是再多交一次總計為進口稅一半的費用，便能將它們發送至中國西部各地，直達西藏邊境線。只要歐洲人在此確立過境規章，上述情況便可能實現，同時也可以在相對有利的條件下輸出取之不盡的地區產品，以進一步提升人們的購買力。
總之，在上述摘要中，我盡力表明了一種情況，即我們在中國的貿易，尤其是在西部的貿易，還未達到正當條件下應該達到的十分之一。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I）西部地區的規模；（II）這個國家龐大的自然資源；（III）工業人口很少。這種狀況並非不可補救，它是以下人為障礙造成的：
I．糟糕的交通狀況。
II．不鼓勵開辦新的採礦企業及其他企業（這能為人們提供工作機會），而代之以改善原有企業。
III．內陸稅關的複雜性。
這影響到了所有關心貿易改善及製造業繁榮的人，為自身利益，他們應盡全力減輕這些障礙。對於中國的貿易，不能像其西部城市那樣任由其自然發展。無論看起來多麼惹人怨恨，我們都必須承認：過去的進展源於壓力，而這份壓力必須繼續保持。我們的商會應該啟發並喚醒公眾，勸說我們的外交部繼續派遣他們最得力的大使來到這個國家。在這裡，大使的個人魅力在貿易事務中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在歐洲或美國。
事實表明，中國人自我改善的意願太弱了。例如我們在上海的租借地就在中國的城牆下，擁有極好的歐洲供水系統。中國官員自己就住在大清最骯髒污穢的城市裡，卻無視本地居民的迫切需要，仍然完全不同意供水公司再三的請願——後者希望能將自己的服務擴大至租界之外。另外，由於希望能在「煙臺條約」相關事宜上守住堅定的立場，我們執行了自己這一方的職責，卻允許中國人無限期地延遲履行其相關義務。條約自1877年開始實行（9年後它才被認可，哪怕其大多數條款在許久前就已生效），但是，迄今為止中方仍然在堅決拒絕我們再三的申請——申請許可一艘蒸汽機船實驗性地航行至揚子江上游。中國官員可以被催促，也應該被催促，以履行其促進貿易的職責。但這種催促需要一種旺盛的精力，使人在面對不斷拖延造成令人沮喪的影響時還能堅持不懈。在拖延的藝術上中國人是公認的「老手」，催促者必須不急躁也不停歇，或謂「不慌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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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關：指清朝原設的稅關。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在沿江口岸設置海關，專門查驗外洋船舶和貨物，並對其徵收關稅，這種海關被稱為「洋關」或「新關」。清朝原本的稅關則專門對中國帆船和貨物進行查驗和徵稅，這些國內關卡被稱為「常關」或「舊關」。——譯者注
[2] 乾片為一種照相感光材料，其片基上常塗布鹵化銀照相乳劑以製成乾的感光片，與濕的感光片不同，故稱乾片，或干版。——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