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28章　梁啓超對中國進步的回顧

1922年，上海第一大報《申報》創刊五十周年，這一年恰好也逢梁啓超先生的五十壽辰。於是，申報館請梁啓超撰文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的歷程。梁啓超用樂觀的筆觸評價了中國的進步，但讀罷不免有故作樂觀之感。梁啓超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潛心哲學與國故。西方還能帶給中國什麼呢？「一戰」之後，梁啓超對這個問題產生了悲觀的看法。1920年他寫道： 自從達爾文發明生物進化的原理，全世界思想界起一個大革命，他在學問上的功勞，不消說是應該承認的。但後來把那「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道理，應用在人類社會學上，成了思想的中堅，結果鬧出許多流弊。這回歐洲大戰，幾乎把人類文明都破滅了，雖然原因很多，達爾文學說，不能不說有很大的影響。就是中國近年，全國人爭權奪利，像發了狂，這些人雖然不懂什麼學問，口頭還常引嚴又陵譯的《天演論》來當護符呢。可見學說影響於人心的力量最大，怪不得孟子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了。歐洲人近來所以好研究老子，怕也是這種學說的反動罷。① 1923年，梁啓超再次提到，西方因追逐物質而導致「精神饑荒」，使得自身萎靡不振：「救濟精神饑荒的辦法，我認為東方的—中國與印度—比較最好。東方的學問，以精神為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為出發點。」② 下文作於1922年，梁啓超在文中首次強調了中華民族機體的擴大和民族意識的覺醒。我們選取此文作為本書的終篇。 選文66　梁啓超對中國進步的回顧（1873—1922）③ 二 有一件大事，是我們五千年來祖宗的繼續努力，從沒有間斷過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進行，而且很有成績。是件什麼事呢？我起他一個名，叫做「中華民族之擴大」。原來我們中華民族，起初不過小小几個部落，在山東、河南等處地方得些根據地，幾千年間，慢慢地長……長……長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巨族，建設這泱泱雄風的大國。他長的方法有兩途：第一是把境內境外無數異族叫他同化於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邊境移殖，把領土擴大了……近五十年，對於這件事，有幾方面成功很大，待我說來。 一、洪楊亂後，跟著西南地方有苗亂，蔓延很廣，費了十幾年工夫才平定下來。這一次平定，卻帶幾分根本解決性質，從此以後，我敢保中國再不會有「苗匪」這句詞了。原來我族對苗族，乃是黃帝、堯、舜以來一樁大公案，鬧了幾千年，還沒有完全解決，在這五十年內，才把黃帝伐蚩尤那篇文章做完最末的一段，確是歷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一件事。 二、辛亥革命，滿清遜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義……原來東胡民族，和我們搗亂搗了一千七八百年……最後來的這幫滿洲人，盤據是盤據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滿洲算是東胡民族的大總匯，也算是東胡民族的大結束。近五十年來，滿人的漢化，以全速率進行，到了革命後，個個滿人頭上都戴上一個漢姓，從此世界上可真不會有滿洲人了。這便是把二千年來的東胡民族全數融納進來，變了中華民族的成分，這是中華民族擴大的一大段落。 三、內地人民向東北、西北兩方面發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業。東三省這塊地方，從前滿洲人預備拿來做退歸的老巢，很用些封鎖手段，阻止內地人移殖。自從經過中日、日俄幾場戰爭，這塊地方變成四戰之區，交通機關大開，經濟現狀激變。一方面雖然許多利權落在別人手上，一方面關內外人民關係之密度確比從前增加好些，東三省人和山東直隸人漸漸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從左宗棠開府甘陝，內地的勢力日日往那邊膨脹，光緒間新疆改建行省，於是兩漢以來始終和我們若即若離的西域三十六國，算是完全編入中國版圖，和內地一樣了…… 四、海外殖民事業也在五十年間很有發展。從前南洋一帶，自明代以來，閩粵人已經大行移殖，近來跟著歐人商權的發達，我們僑民的經濟勢力也確立得些基礎。還有美洲、澳洲等處，從前和我們不相聞問，如今華僑移住，卻成了世界問題了…… 民族擴大，是最可慶幸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證明我們民族正在青春時代，還未成年，還天天在那裡長哩…… 最可惜的，有幾方面完全失敗了：第一是台灣，第二是朝鮮，第三是安南……須知我們民族會往前進，別的民族也會往前進，今後我們若是沒有新努力，恐怕只有兜截轉來，再沒有機會繼續擴大了。 三 學問和思想的方面，我們不能不認為已經有多少進步，而且確已替將來開出一條大進步的路徑。這裡頭最大關鍵，就是科舉制度之撲滅。科舉制度，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國讀書人的心理都變成虛偽的、因襲的、籠統的，把學問思想發展的源泉都堵住了。廢科舉的運動，在這五十年內的初期已經開始，郭嵩燾、馮桂芬等輩，都略略發表這種意見，到「戊戌維新」前後，當時所謂新黨如康有為梁啓超一派，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對於科舉制度施行總攻擊。前後約十年間，經了好幾次波折，到底算把這件文化障礙物打破了。如今過去的陳跡，很像平常，但是用歷史家眼光看來，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間一件大事。 這五十年間我們有什麼學問可以拿出來見人呢？說來慚愧，簡直可算得沒有。但是這些讀書人的腦筋，卻變遷得真厲害。記得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曾幾何時，到如今「新文化運動」這句話，成了一般讀書社會的口頭禪。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爭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這種心理對不對，另一問題，總之這四十幾年間思想的劇變，確為從前四千餘年所未嘗夢見…… 古語說得好：「學然後知不足。」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了外國兵來平內亂，於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及，對於這方面的事項覺得有捨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但這一期內，思想界受的影響很少，其中最可紀念的，是製造局裡頭譯出幾部科學書。這些書現在看起來雖然很陳舊、很膚淺，但那群翻譯的人，有幾位頗忠實於學問，他們在那個時代能夠有這樣的作品，其實是虧他。因為那時讀書人都不會說外國話，說外國話的都不讀書，所以這幾部譯本書實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國話的西學家」開出一條血路了。 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著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啓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這些話雖然像是囫圇，在當時卻發生很大的效力。他們的政治運動，是完全失敗，只剩下前文說的廢科舉那件事，算是成功了。這件事的確能夠替後來打開一個新局面，國內許多學堂，外國許多留學生，在這期內蓬蓬勃勃發生。第三期新運動的種子，也可以說是從這一期播殖下來。這一期學問上最有價值的出品，要推嚴復翻譯的幾部書，算是把十九世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進來，可惜國里的人能夠領略的太少了。 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約二十年的中間，政治界雖變遷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個色彩。簡單說，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 這三期間思想的進步，試把前後期的人物做個尺度來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時，嵩燾、佩綸輩已死去，之洞卻還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後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為、梁啓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時，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線，這些人一趟趟被擠落後，甚至已經全然退伍了。這種新陳代謝現象，可以證明這五十年間思想界的血液流轉得很快，可以證明思想界的體氣實已漸趨康強。 拿過去若干個五十年和這個五十年來比，這五十年誠然是進化了；拿我們這五十年和別人家的這五十年來比，我們可是慚愧無地。試看這五十年的美國何如，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這五十年的德國何如，這五十年的俄國何如？他們政治上雖然成敗不同，苦樂不等，至於學問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國，又那一個不是往前飛跑？我們鬧新學鬧了幾十年，試問科學界可曾有一兩件算得世界的發明，藝術家可曾有一兩種供得世界的賞玩，出版界可曾有一兩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後看怎麼樣吧。 四 「五十年裡頭，別的事都還可以勉強說是進化，獨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這句話，幾乎萬口同聲都是這樣說，連我也很難得反對。雖然，從骨子裡看來，也可以說這五十年的中國，最進化的便是政治。 原來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獨「德謨克拉西」政治是建設在多數人意識之上，即獨裁政治、寡頭政治，也是建設在多數人意識之上。無論何種政治，總要有多數人積極的擁護—最少亦要有多數人消極的默認，才能存在。所以國民對於政治上的自覺，實為政治進化的總根源。這五十年來中國具體的政治，誠然可以說只有退化並無進化，但從國民自覺的方面看來，那意識確是一日比一日鮮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擴大。自覺，覺些甚麼呢？ 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一種是民族建國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這兩種精神，從前並不是沒有，但那意識常在睡眠狀態之中，朦朦朧朧的，到近五十年—實則是近三十年—卻很鮮明的表現出來了。我敢說，自從滿洲退位以後，若再有別個民族想抄襲五胡、元魏、遼、金、元、清那套舊文章再來「入主中國」，那可是海枯石爛不會出來的事。我敢說，已經掛上的民國招牌，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不會卸下，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賢聖，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這種事實，你別要看輕他了…… 總之，在最近三十年間我們國民所做的事業：第一件，是將五胡亂華以來一千多年外族統治的政治根本剷除；第二件，是將秦始皇以來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的政治永遠消滅。而且這兩宗事業，並非無意識的偶然湊會，的確是由人民一種根本覺悟經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這一點看來，真配得上「進化」這兩個字了。 民國成立這十年來，政治現象誠然令人慪氣，但我以為不必失望。因為這是從兩個特別原因造成，然而這些原因都快要消滅了。第一件，革命時候，因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勢力來做應援。這種勢力，本來是舊時代的遊魂。舊時代是有二千多年歷史的，他那遊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勢所難免。如今他的時運，也過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滅，經過一番之後，政治上的新時代自然會產生出來。 第二件，社會上的事物，一張一弛，乃其常態。從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實在是鬧得疲筋力倦，中間自然會發生一時的惰力。尤為可惜的，是許多為主義而奮鬥的人物，都做了時代的犧牲死去了。後起的人，一時接不上氣來，所以中間這一段，倒變成了黯然無色。但我想這時代也過去了，從前的指導人物像是已經喘過一口氣，從新覺悟，從新奮鬥，後方的戰鬥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這種形勢之下，當然有一番新氣象出來。 要而言之，我對於中國政治前途，完全是樂觀的。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裡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對於人人認為退化的政治，覺得他進化的可能性卻是最大哩。 30年間，梁啓超是學林領袖中文字最具魔力的一位。這篇1922年的回顧及其中的內在關切，向讀者展示了中國傳統的本族中心主義與現代的民族主義之間的延續性。他的文章指出了最近幾十年歷史的走向，也為本書畫上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句號。 ①《老子哲學》，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五》，第18頁；又見劉東、翟奎鳳選編：《梁啓超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頁。 ②《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2頁；又見劉東、翟奎鳳選編：《梁啓超文存》，第382頁。 ③《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9—48頁。 卷後語 雖然這篇卷後語遠不能總結出本書所選文章的意義，但它可以提示進一步分析的線索。本書呈現了中國近代史中一段波瀾壯闊、波詭雲譎的進程。我們要提醒自己，這一進程是各種紛繁的因素交織而成的；本書所用的詞彙其實並不準確，只是為了在人們頭腦中勾勒一幅大致圖像，才不得不勉強用之。這樣的自警看似多餘，實則未必。例如，歷史上的孫中山就代表著一種複雜的人物。他出身農民，卻受過中西兩種教育；他既謀求國人福祉，也追求政治權力；既謀求國家復興，又追求自我實現。我們怎麼可能用一個簡單的公式就輕易地理解他呢？ 只要現代學術的幾條主要路徑還能走得通，我們當然都不能放棄。然而我們最應該探索的，應該是那條能夠最深、最廣地穿透未知領域的路。要研究1839年至1923年間的近代中國，我們在此推薦兩條研究路徑：一條是社會-經濟的路，一條是心理-思想的路。兩條路徑並不是相互隔絕的，某種程度上還互相包容。下面，我們試著不用專門術語，而用大白話來解釋一下這兩條路徑。 社會-經濟方法是兩條路中比較直觀的一條。例如有人認為，近代中國現代化的失敗是其統治階級和風俗制度的失敗，士大夫階層的生活方式同西化的要求格格不入。李鴻章和他的僚屬既要滿足一己私慾，又得料理企業的公事。他們也確實是這麼做的。但如果官辦企業想要基業長青，管事的官員就必須一門心思扎進去，放棄做官，變成真正的投資者和企業家。但他們才不會這麼幹。19世紀末的中國既沒有像日本一樣產生自己的「財閥」，也沒有像美國一樣產生自己的「強盜大亨」。鄭觀應批評得很對，官員並沒有變成生意人。① 相反，他們還懷著地主士紳階級的古老理想，拿著利潤買房置地，而不去提高生產效率，因為土地總是被認為是最保險的投資形式。這一分析太過簡單化，但它顯示了東方的官本位傳統阻礙了可流轉的產權制度的出現。在產權制度下，財產受公司法保護，而不必受官府的卵翼，從而能夠為工業提供資本。簡言之，中國的統治階級不想或者不能把資源冒險投入現代實業。他們明顯是害怕失去自己以農業為基礎的特權，也害怕做了資本家之後無法取得和昔日相同的特權。 這種分析如果系統地做下去，我們必然能夠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制度。舊式的家族關係、鄉野的士紳和廟堂的官員間的聯繫、官僚在大規模經濟活動中的廣泛權力—無數此類問題，皆有待通過史料做進一步的分析。 心理-思想的路徑則有著不同的側重。首先，它關乎傳統思想，包括支撐著舊秩序的制度、價值觀和信念；其次，它還關乎傳統思想的崩潰，傳統思想在西方勢力和西方觀念的侵蝕下，方方面面都在緩慢地走向崩潰；再次，它要分析中國人對西方觀念的吸收和適應，這些西方觀念不斷與舊秩序中的頑固因素相互影響。簡言之，這一路徑研究的是近代中國如何創造新的價值體系以替代舊的。這些舊價值從屬於一個正在解體的舊秩序，不再靈驗。 在近代中國，理學逐漸失去了對思想的控制，於是第二種研究方法的收穫就變得格外豐碩了。當現行的思想和行為不再維護舊制度—當梁啓超為拯救國家而抨擊君權，當張之洞和袁世凱建議廢除科舉以改善吏治，當胡適和陳獨秀為使書面語言更切合實用而拋棄了文言文—此時，思想不必依傍外物就可以在歷史舞台上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在這種時代，個人的心靈獲得了更多創造的自由，更少受風俗習慣、正統思想、個人權威的束縛，更能意識到人類面對的多種多樣的可能。在革命的巨變中，革命領袖個人得到凸顯。孫中山的「中山」是他的日本化名，後來被用作大學的校名、馬路的路名甚至服裝款式的名稱。革命者從古今中外汲取靈感—從英、日學說到法國革命，從新教《聖經》到今文經學，甚至紐約牙醫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的學說也被三民主義稱引。可以說，思想領域展開了一場「物競天擇」，各思想流派靠著自身對中國統治階層的用處（真假姑且不論）獲取傳播空間。 同時，人們的情緒更加激烈，動機也愈發複雜了。故老相傳的政教風俗失去了正當性，知識分子心中滿是緊張和焦慮，他們抱著更大的希望，也懷有更深的恐懼。中國近代史除了要從經濟、社會角度研究，還須從心理角度考察。個人受愛國和革命目標的裹挾，被捲入巨大的有組織的運動，社會心理是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卻常常被忽略。這種洞見現在看來尤其必要—今天，中國人的信仰既建立在前弗洛伊德的、配給經濟學和馬克思、列寧的社會學說之上，也建立在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主義之上。 研究中國文化轉型的第二條路徑，即先鋒人物的思想和動機，更明顯地體現在本書所選的文獻中。本書的選文體現的是精英而非普通民眾的看法。中國先鋒人物的陳述和回應無疑代表了基本制度的運作，為社會-經濟分析提供了依據。我們應該把每一位作者當作有血有肉的人來研究，他們的作為有的是為文化自豪感所激發，有的是為天子鞠躬盡瘁，有的是因為憎恨官場的腐敗，有的是因為切齒外國的欺凌，情形不一。 把不同的歷史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就能看到大趨勢和一致性—只要看看英國在整個19世紀、日本在1911年之前的十年、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以及後來蘇聯在華影響的後果，就清楚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西方影響很多時候是以日本為中介傳入中國的，因而西方影響中又摻雜了日本的影響。日本的影響比我們通常認為的更為深遠。中國知識精英逐漸開始關心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了。這是一個意義最為重大的政治潮流，他們在民族復興的大業中教育人民、動員人民。農民將成為現代國家的公民—進入20世紀後，中國上層階級對這一問題越來越重視。五四新思潮終於開始直面這個大問題：怎樣將目不識丁的農民大眾和知識精英連接起來？然而，雙方的割裂方便了一黨訓政，甚至是訓政所必需的；現如今，這種割裂仍然沒有完全改變。 研究的道路千千萬，無論我們走哪條道路，中國的先鋒人物為解決現代問題而上下求索，都是世界歷史的一條主線。研究這條線索不但切實可行，而且對未來西方的民主也有至為重要的作用。縱觀這百年的歷史，最迫切的還是讓當時的統治階層增進對世界歷史的了解。經過進一步研究之後，我們或許會發現，晚清的統治階層未能避免革命，多半是因為他們的教育改革未能廣泛地吸納本土人才，也未能及時培養出堪當重任的接班人。同理，我們也可以說，國民黨的最終命運早在孫中山在世時就已註定了，因為他未能讓北大師生相信三民主義可以給他們智識上的指引。 我們很難說，19世紀結束時，中國的先鋒人物在歐美接受的教育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其中的教訓大概是，如果我們想要真正幫助一個社會，就要真正地理解它。 ①見第13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