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論文選集 ·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 [1]

諸家記法師年歲互有矛盾 《慈恩傳》五卷，為慧立未定稿。立卒後，其稿散佚，至彥驚乃搜輯本文析為十卷。故史料猶是，然錯綜箋補，已非慧立昔時之舊。以此傳與他傳校，牴牾恆有；以此傳前後互校，矛盾亦復不免。其顯而易見者：如武德五年法師年滿二十，貞觀三年年二十六，顯慶五年年六十五之類，試一推算，即知其說之訛。欲舍此傳而從他傳，其各自矛盾亦如是：如《續高僧傳》之《玄奘傳》，及冥詳之《法師行狀》，既謂武德五年為二十一歲；又謂貞觀三年為二十九歲；《續傳》更謂麟德元年為六十五歲：皆自相矛盾者也。蓋諸師撰傳時，各據所聞，並未預先制為年表月表，而後系以事實，故有此誤。 六十九歲與五十六歲說不足據 惟劉軻以居士於法師寂後一百七十餘年，撰《法師塔銘》，為避免矛盾計，芟夷武德、貞觀時一切年歲，獨標法師寂年為六十九。（近時梁任公即取其說，見本年《東方雜誌》第七號）溯其所根據，蓋即根據本傳顯慶五年條下之六十五歲，而推算麟德元年為六十九也。然何解於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歲之說耶？如是孤證，殊不足據。欲得此事真諦，應在釋門諸說中求一統一之說，區區門外人一語，不能徵信也。《舊唐書·玄奘傳》謂：法師顯慶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謬。梁任公謂顯慶無六年，亦非；顯慶六年三月朔，始改元龍朔也。 六十三歲之精確，六十五歲之訛誤 今校本於法師寂年，特取六十三歲，至為審慎。蓋綜合諸家記載，惟武德五年滿二十歲，即二十一歲，及麟德元年寂之說，唯能統一；校者即根據此說，推算為六十三，而又與《行狀》合也。至本傳顯慶五年條下行年六十五之言，《續傳》、《行狀》均繫於麟德元年條下，校者據此定本傳為誤系，而又據《行狀》及武德五年二十一歲推算，定本傳與《續傳》之五字為三字之訛。吾嘗取諸說參互考訂，而知其說之不苟。假使遷就六十五歲說，則必將諸家統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歲說全數推翻，烏乎可？ 本傳貞觀三年年二十六誤，三年不誤 惟本傳於貞觀三年條下著年二十六，據武德五年二十一歲推算，應為年二十八之訛；今校本反據年二十六，謂三年為元年之誤，是則大惑也。夫法師年壽，據諸家記載，極調和統一之難，既如前述；猶幸「貞觀三年出遊，貞觀十九年歸京，中間十有七年」，其說尚能統一。今乃欲遷就元年二十六歲之說，遽斷「三」字為訛。夫元年之說，本出法師請御製經序表，見《廣弘明集》第二十二，然據吾所考證，三年說必不可推翻，元年說必不能成立也。試將主張元年說最力之諸說條辨之。（說見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 法師非因霜儉出關 將謂法師之出關，系因霜儉，據《唐書》惟貞觀元年有霜害，以是改為元年耶？霜儉之說，出於《續傳》，《開元錄》特襲其成文，法師自著之《西域記》，亦無是說。據本傳則法師之出關，迭被留難：一阻於涼州，再阻於瓜州，三阻於一烽，四阻於四烽；若果如《續傳》所云「奉勅道俗隨豐四出」，何至被阻若是？且法師在於闐上表，明謂冒越憲章私往；在洛陽謁帝，又明請專擅私行之罪，則霜儉之說，豈盡足據？不得以此改為元年也。 貞觀三年亦有霜害 然即舍冒禁說而從霜儉說，亦不得改為元年。何也？則以貞觀元二三年皆有霜害也。今徒據兩《唐書》本紀，謂貞觀元二年有霜害，貞觀三年無霜害，此未檢《新書·五行志》者也。《新書·五行志》（卷三十六）霜之條下，大書「貞觀元年秋，霜殺稼」，又書「三年北邊霜殺稼」，誰謂貞觀三年無霜害耶？魏徵《十漸疏）曰：「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是也。（《全唐文》一四〇）不得以此改為元年也。（嘉慶本《貞觀政要》卷一，有貞觀三年關中豐熟語，「三」字誤，據卷二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條可證；又據《冊府元龜》一四四，貞觀三年六月求言詔，有關輔之地，迎年不稔語可證。） 葉護可汗系元年被殺，元年出遊不能見葉護 將謂三年出遊，即不能見葉護可汗，據《通鑑》葉護之被殺，系在二年耶？《通鑑》之語，本諸《通典》。《通典》卷一九九，明謂貞觀元年葉護為其伯父所殺；《舊唐書·西突厥傳》（卷一九四下）因之，《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亦因之，無二年被殺說也。自《通鑑》據《通典》所載，割裂原文，分隸於元二四年之末，而葉護之被殺，遂如在二年，其實《通典》、《舊唐書》之文，完全具在，可覆按也。倘猶以《通典》所載為未足，則有《冊府元龜》在。《冊府元龜》九七四，大書「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為伯父所殺」也。《冊府元龜》書唐事，多據實錄，按事按年排纂，與《新唐書》等之調弄筆墨者不同，其史料最為忠實。若《新唐書·西突厥傳》，則削去葉護被殺之年矣。《新唐書糾謬》所謂「當書而反闕」者此也。葉護既系元年被殺，則不獨三年出遊不能見葉護，即元年出遊亦何能見葉護？然則元年說果不能成立也。 《新唐書》二年葉護死之說與《通鑑》矛盾 將據《新唐書·薛延陀傳》有「貞觀二年葉護死」之言，以證《通鑑》之無誤耶？則請問《新唐書》此語為何而發？《新唐書》此語蓋為薛延陀夷男之附突厥頡利發也。夷男之附頡利，是否在貞觀二年，請還質之《通鑑》。今將二書全文比較如下：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曰：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仆骨、白霫在郁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缽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缽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 《通鑑》貞觀元年條下曰：回紇等六部在郁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缽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可汗。 此等記載，夫人皆知其同出一源，同據一書，而互有增損者也。《新唐書》所記，與《舊唐書》卷一九九下《鐵勒傳》同。而貞觀二年四字，《通鑑》無有，蓋刪之也。《通鑑》何以刪此四字？據《通鑑考異》卷十曰：「《舊·鐵勒傳》雲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於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陀已叛頡利（《唐會要》九四北突厥條、《冊府》九六七鐵勒條，作二年），……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此《通鑑》所以刪去貞觀二年四字，而特敘其事於元年之下也。夫夷男之附頡利，系因葉護已死，此兩《唐書》說也。夷男之附頡利，不在貞觀二年，此《通鑑》說也。葉護之死既與夷男之附頡利同不在二年（二年夷男已叛頡利），則兩《唐書》誤也。《通鑑》既敘夷男之附頡利於元年矣，而葉護之被殺，仍繫於二年，則《通鑑》誤也。循環互勘，二說皆有訛誤，《糾謬》所謂「年月時世差互」者此也。則葉護二年被殺說仍不能成立也。 法師所見之葉護是肆葉護非統葉護 夫元年出遊既不能見葉護矣，三年出遊更何能見葉護？是又不然。元年被殺者統葉護，法師所見者統葉護之子肆葉護也。《通典》一九九曰：「貞觀元年，……時統葉護自負其強，無恩於國，部落咸怨，……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附，……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缽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下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眾心所歸，其西面……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舊唐書》、《太平寰宇記》全襲其文，《通鑑》則分繫於元二四年之末。 由此觀之，貞觀元年為統葉護被殺時代，貞觀元二年為俟毗與肆葉護爭立時代，貞觀三四年為肆葉護統一西突厥時代；法師於三年秋出遊，四年夏至素葉，所逢方事畋游戎馬甚盛之葉護可汗，固少葉護非老葉護也。假定法師果元年出遊，二年夏到素葉，則所見者正俟毗可汗。然是時俟毗方與肆葉護爭國，素葉以西，皆附肆葉護，法師何能安然通過？惟三年以後，肆葉護既統一西突厥，故法師得西行無阻。此又元年說不能成立，三年說不可推翻之一鐵證也。 《新唐書》貞觀四年俟毗請婚事不確 將據《新唐書·西突厥傳》「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婚，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為」之條，以證四年時當國者為俟毗可汗耶？則又可據《舊唐書》、《通鑑》以證其說之不確。蓋「君臣未定，何遽婚為」之語，《舊唐書》、《通鑑》皆載之，皆以此為對肆葉護共同之言，不單為俟毗而發；《通鑑》且系其事於二年之下也。則貞觀四年四字，正《糾謬》所謂「宜削而反存」者也。 吾嘗稽之《冊府元龜》卷九七〇：武德九年三月、六月，均書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朝貢；貞觀元年正月、十月，二年四月，三年十一月，則但書西突厥遣使朝貢，而不書可汗為何。以時考之，則元年正月一役，猶是統葉護當國；元年十月及二年四月兩役，正兩汗爭立，各遣使請婚之時；三年十一月一役，則肆葉護統一之後也。自是四、五、六年，均不見西突厥來朝，則《新唐書》四年請婚之言，何自來耶？又《糾謬》所謂「以無為有」者也。 元年出遊不能見李大亮 猶有一事，足證元年說斷不能成立，則涼州都督李大亮何時到任，極有研究之價值也。據諸書記載，法師以八月首塗（于闐表作四月），則至遲九月中可到涼州；然元年九月，李大亮不能到任也。據兩書《太宗紀》，元年四月，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伏誅；兩書《幼良傳》（《舊》卷六〇，《新》卷七八），或告王陰養士，詔遣宇文士及代為都督，並按其事：是元年四月以前，為涼州都督者長樂王幼良也。據兩書《宇文士及傳》（《舊》卷六三，《新》卷一百），太宗即位，代封倫為中書令，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後為殿中監；據《舊書·太宗紀》，宇文士及為殿中監，在元年九月辛酉：辛酉者九月十二，是元年九月以前，為涼州都督者宇文士及也。假令繼士及者即為李大亮，然士及奉到詔書，至早需在十月，則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後也。據《舊書·李大亮傳》（卷六二）：大亮以貞觀元年，由越州都督轉交州都督，尋召拜太府卿，由為涼州都督。（《新書》卷九九《大亮傳》同，而貞觀元年改為貞觀初，亦當書反闕也）一歲三遷：由越州而交州，由交州而內調，復出而涼州。東西南北之途，三月五月之任；無論如何，元年十月之涼州，不能有李大亮足跡也。則元年說終不能成立也。（照《新書·太宗紀》，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在元年八月，《宰相表》亦然，與《幼良傳》不合，此又《糾謬》所謂「紀志表傳不相符合」者也。） 于闐表十七載之七字誤，貞觀三年之三字不誤，如必欲保存於闐表之十有七載，則必需推翻《聖教序》及諸書之十有七載 元年說之動機，梁任公謂因法師在於闐上表，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載」等語，而疑法師之還於闃，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以此上推十七年，當為貞觀元二年而非三年也。然吾以為苟有疑于于闐表，則當由貞觀三年下推至貞觀十八年，而疑十有七載之訛；不當由貞觀十八年上推十有七年，而謂貞觀三年為誤也，因十有七載之說，不獨見於于闐表，吾人少時臨褚遂良或集王羲之書《聖教序》，此語即深印於腦中；而求其所謂十有七載者，系指貞觀十九年歸國而言。于闐上表時，何能有是語。是必原文有誤（原文「四月私往」之四字亦疑誤），或原文為十有六載，後人習見《聖教序》及諸書之十有七載而改之，而未計及其還到于闐與歸京，先後幾差一載也。如任公言，則是于闐表之十有七載無誤，而《聖教序》及諸書之十有七載皆誤也；因由貞觀十九年上推至貞觀元年，不止十有七載故。又如任公言，則須遍改諸書之三年，又須遍改諸書之十有七載，而僅留于闐表之十有七載也。其然，豈其然乎？吾故曰貞觀三年出遊說必不可推翻，元年出遊說必不能成立也。至謂傳中所記歲月，非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不敷分配；則十七年中本有六閏，更事嚴覈，所差當無幾矣。 附本傳甲子紀誤 本傳所紀歲月，不易臆校。惟第六卷以下，月日差舛，尚易察覺。今校本全未注意，不無遺憾。曩讀常州天寧寺本，曾以長術校之，發見差舛不少，並錄如後，識者幸是正焉！ 本傳自卷六起，均以甲子紀日。卷六第六頁丁卯，蒙上文當為六月，照傳錄當為五月。然貞觀十九年六月五月均無丁卯，丁卯當為七月朔，則丁卯上應有「秋七月」三字。同頁辛巳，七月十五也。若蒙上文而不加七月，則丁酉朔之六月，又何能有辛巳耶？此其一。 同頁校注中有「《錄》閏二月」云云，亦誤。貞觀二十年，閏三月非閏二月，日本縮刷《開元錄》據麗本作閏三月，是也。宋元明本作閏二月，均誤。 同卷第十頁（常州本第九頁）有六月庚辰。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庚戌朔，無庚辰，庚辰為七月朔，故此庚辰，非錯簡即誤字。此其二。 卷七第三頁，又有庚辰，蒙上文此庚辰亦為六月。然貞觀二十二年六月既無庚辰，此庚辰當為七月朔，則同卷第五頁「秋七月」三字，應在第三頁庚辰之上。此其三。 同卷第十五頁（常州本第十四頁），夏五月乙卯，蒙上文當為永徽三年。然永徽三年五月丁巳朔，無乙卯，非同卷第十三頁之三年有誤，即此五月乙卯有誤。此其四。 卷八第十八頁，「三月庚申」，蒙上文當為顯慶元年。然是年三月乙丑朔，無庚申，庚申當為二月二十六日也，以二月乙未朔故，則「三月」二字衍。此其五。 卷九第一頁，「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下文「甲子」。是年三月無癸亥，無甲子，癸亥為二月二十九日，甲子為二月三十日，則三月為二月之訛，第二頁「乙丑」云云，乙丑三月朔也。則三月二字，應在乙丑上，第三頁景寅云云，則三月二日也。此其六。 本傳自卷九第五頁（常州本第四頁）四月八日起，改用數目紀日，不用甲子。然卷十第一頁，忽又有「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云云，蒙上文元年當為顯慶元年。然顯慶元年八月癸巳朔非戊子，十九日亦非戊子，當有誤。此其七。 卷十第四頁，校注「《傳》作未」雲，未當作末。 法師寂後第二十一甲子六月，陳垣書於北京勵耘書屋 * * * [1] 本篇作於1924年6月，載於《東方雜誌》第二一卷第十九號（1924年10月）。據原稿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