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回憶錄 · 回憶錄（二）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余與公展、更生等夙夜孜孜，以充實內容改良紙面為事。余每周撰評論五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欄載每周大事述評，公展主持之。）自以學識寡陋，深自韜匿，社交宴會，不常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系何人主持者。為魯案直接交涉事，與中華新報反覆辯難者約旬日，彼報主筆張一葦（季鸞）君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轉輾詢問，始知余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訪談，自此遂訂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結束。中易公司內容早已空虛，不能復支，承祁憂憤得疾以死，協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孫君亦束手無計，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牽動，遂停止營業，宣告清算。開股東大會日，李雲書君主席，眾議紛紜，責難甚烈，幾不得下台，幸甬籍同鄉多人在席上發言，贊助董事會，始獲決議。是日盛君同孫震懼不可名狀，余為會場紀錄，事先準備尚周，於股東未散會前，即草成決議案，正式謄入紀錄簿、由主席請到場股東代表二人洪雁賓、烏崖琴共同簽署議遂大定。散會後即日脫離，自謂此後宜不復再入商界也。然余所認購之中易股票二百數十股，則已成為廢紙矣。
自去年以來，所謂「信」「交」事業，紛紛興起，有如瘋狂，至本年乃均牽累倒閉。余家向民新銀行入股最多，計季房七千五百元，仲房五千元，（現金不敷，有半數以抵押借款充之，）至是民新亦被牽累停業，而余個人所購如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綜計結果，季房部分損失現金五千元，兩家實際虧負達一萬七八千金，余個人經濟瀕於破產，而欠人之款尚在八千金左右，諸弟均幼，宜由余負其責，乃約友好集一錢會（分十會，每年還一會）得五千金，出售仲房在二六市之田產四十畝得二千六百金，始獲清償。初意原期稍獲盈利以為諸弟及子女教養婚嫁之資，乃不諳商業，獲此結果，然仲房尚余田產百畝，大部分尚幸保全，此心亦無所憂戚。獨念先君遺貲，耗損至此，對諸弟殊無以交代耳。
中易公司結束後，改入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任事，科長莊百俞、副科長張叔良，余所任者為第二股長，司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湯節之君以營業折閱經濟破產，乃將商報讓渡於新公司（以中國通商銀行為後盾），李征五先生改任總理，徐朗西任協理（僅擁名義），編輯部中無更動，後以本埠新聞編輯沈仲華辭職，改聘朱宗良繼任。自本年起，商報論評改用署名制。蓋余等原定不署名者，謂執筆者雖為個人，而文字則代表報館之意志，故採用各國新制，然於當時中國報界為創見，外間不察，反謂商報無自撰之社評，乃決定更改以從俗焉。余在日報上署名畏壘，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日四兒積哲生。
六月辭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學社之聘為國文教員，月薪九十一元（此款充滬寓家用，允默節約支持，略足敷用，而商報所入，則以還債且備特支，因館薪常欠發也）。修能學社為秦潤卿君所創辦，馮君木師任社長，錢太希、朱炎父、沙孟海皆為教員，余每日下午前往任課四小時。
是年曹錕進行賄選，商報明揭反對之幟，同人等皆不避艱危，力持正論，甚為社會所重視。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仍任商報館事。商報出版已滿三年，社會上漸有聲譽，余等益奮發自愛，公展、更生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嘗稍懈，同人相處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積極，在望平街中為僅見。余是時撰社論漸覺純熟，自信心亦加強，於政治外漸勝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及工商諸問題，讀者常有投書慰勉並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對商報尤愛護倍至，每值新年增刋，一經去函徵文，無不應者，益信耕耘必有收穫也。
正月七妹逝世。七妹體本強健，然董氏為大族，中衰以後，舊規不改，禮教繁重，嫁後時感抑鬱，去年得瘵疾，就醫保黎醫院，療治罔效，竟爾長逝，年二十八歲耳。
六月，通商銀行總理傅筱庵先生囑王心貫君來約余入彼行相助，心貫雖業商，而通瞻有識，愛讀余之文字，謂傅君宜有一明曉近代大勢之人以為助，兩度見訪，敦勸備至，余為感動，商於君木師及大哥遂應其聘，以六月辭修能教職，入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七十兩。與賀采唐先生（師章）同室以處，賀君闤闠中之君子也，皎然獨立，德行甚茂，與余相處，有如昆季焉。
是年齊、盧戰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滬上，匝月始歸。商報以反曹關係，袒浙而抑蘇，然盧永祥軍卒不振，孫傳芳入浙後，商報又一貫反孫，在政治立場上與在粵之中國國民黨如出一轍焉。
七月二十三日（陰曆）五兒積皚生。時余方以本埠新聞欄論評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審於會審公廨，幾受縲紲之災，卒以克威律師之辯護，罰金了事，同受審者，新申報及民國日報。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仍任商隊館事。繼續擔任通商銀行職務，每日十一時到辦公室，下午五時退，即至報館搜集材料，不常歸寓晚餐，而夜中必三時後始歸，諸兒女雖在滬，與余接觸之機會甚鮮。
國聞周報社胡政之君來函約余每周撰時評一則，月致薪金五十元。聞聲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錕被逐，段氏入為執政，北京政局一時頗有澄清之象，商報以主張去曹竟得貫澈，同人均感興奮，對執政府之措施，時時著論，以善意而嚴正之詞評騭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於北平，商報著論哀悼，時事新報同日有論評，竟謂中山先生之精神早於與陳炯明決裂時死去，今不過形骸逝去而已。余次日著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以辟之。
九月為五弟成婚，以福康里樓下前廂為新夫婦之居室，居約兩月，九弟別賃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務頭目愛佛生髮令開槍擊斃南京路遊行群眾學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學界界均譁然，罷市罷學罷工風潮，日益擴大，商報每日撰論，指導各界行動，監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張縮小對象，俾罷工工人不生困難，繼於交涉中主張以懲凶及保障為第一義，應拒絕接受賠償金，許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萬五千元之支票。蓋在整個五卅運動中，余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態發展，間亦親至各團體訪問消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眾中發生影響雲。
自是年起，中國共產黨人，益注意商報，在嚮導周刋中常轉載商報社論而評註之，且時有彼黨分子投函於商報，對余等極盡拉攏之能事，然余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倒軍閥而爭回主權，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久之彼黨亦悟余等非可引誘者，乃放棄其企圖而攻擊余等為小資產階級意志甚濃之分子，謂余等之言論不能澈底雲。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仍在商報館及通商銀行兩處任事。
一月一日商報出版滿五周年，發行紀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一文。是時商報本外埠之銷數共約一萬二千份，然上海之讀者尤多。報館經濟始終困難，欠薪常三個月以上，有時紙張亦不繼，窮困異常，然社中上下振奮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余與營業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機器房工頭余君亦罄其餘囊二十元，湊集紙款，臨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征五君辭經理，方椒伯、烏崖琴兩君來任經協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烏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樂引去，公展亦漸不安，余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前途漸黯澹矣。
春間邵力子先生銜黨命自廣州來滬，約上海報界宴會，說明革命局勢，並攜蔣總司令親簽之小影贈余，謂時公對君極慕重也。（此或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八月八日（陰曆七月初二）六兒積明生。十日起余忽覺惡寒惡熱，熱度漸高，延醫診察，斷為傷寒，有時譫語不絕，允默憂甚，雖在產月，而強起調護，辛勞備至，兩星期後，熱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寓休養兩月，始恢復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商報為最多事時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獨支全局已甚辛苦，會北伐軍克武漢，鄉構以大字標題記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謝衡牕、林孟垂諸君之驚恐，謂本報何能開罪吳子玉，言於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謂布雷溫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則不可知，乃派葉伯允君往商報審查言論及新聞，公展怫然不悅，余病中聞之，力言一切余可負責，即欲派人，須余病癒面商，此時任何人入編緝部，必有害無益，設竟解體，余不任咎也。董事會乃不復干涉，然公展之能力，為同業所欽重，申報史君遂乘間延攬，及余銷假，除展即翩然去職，改入申報任事焉。
病中為五弟籌措學費遣之留學法國。除貸借於親友外，余湊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報勉支殘局，要聞由胡君仲持主編，商業由馮君柳堂主持，然兩潘先後引去，余若以一足承全鼎，撫今念昔，悵悵不怡。是時有一事足使余感奮者，則葉譽虎君在北京聞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藥餌資，且道相念之深，葉君去年至滬會約余相見，且謂滬上友人曰：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論議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傅筱庵君常為余述之以為榮，余自以為文字識解，在南不及張一葦，在北不及顏旨微、陳博生，而葉君顧推重如此，可為愧悚也。
是年年終，乘報館休刋之便，約潘君公展同游南昌。北伐軍克服顎境後，彼中友人屢有寄語，盼余及公展以記者資格，前往視察，兼可晤黨中諸先進，某君並傳述蔣公盼余等相見之意。余以北伐軍行將達長江下游，商報之編輯立場素支持國民革命，而董事會諸人與孫馨遠關係太深，必不能相容，遂決意西行一游，暫解處境之困。遂與公展攜僕人王三同搭江輸赴贛。臨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君，猶詭稱為我家修水公和典鋪事而往，傅君謂君不必隱諱，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別，請贈余以言。余謂「局勢變化日劇，君宜謹守商業本位，勿慕虛榮權勢，勿趨附軍閥官僚，對大局之觀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為準，則必可免於咎戾。」傅君雖諾諾而未能全納余之勸告也。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陰曆歲除抵南昌，閱三日往謁靜江先生。翌日，蔣公自牯嶺歸，偕公展往見，談約一小時，對北伐局勢及人心趨向與收攬黨外人心及現階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陳。又二日，蔣公再約談，堅勸余及公展入黨，余等以黨的政策與主義之未盡明了處提出請教，蔣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請假以考慮時間，蔣公謂「君等在藉神上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係，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後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
二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隸組織部之直屬區分部，蔣公及陳果夫君為介紹人，公展亦同時加入焉。
公展居贛旬余先歸，余以蔣公意暫留，並遷入總部西花廳居住，前室張總參議岳軍所居，而對門則廣膺白先生之室也。蔣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談話，間亦囑代擬文字，在南昌發表之告黃埔同學書，即蔣公口授要旨而余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見，黨政要人為譚組安、李協和、朱益之、陳公博、郭沫若諸君，而鄧演達則以時間相左未及晤談。蔣公詢余此後志願？余以仍回滬作記者對，蔣公韙之。
三月，自南昌動身赴漢口（謝傳茂同行），住旬日即起程回滬，則上海已為北伐軍所克復矣。
時事新報及商報均約余任主筆，允兩處兼任。余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內情複雜，兩皆卻之。
四月，以邵元沖君及張靜江先生之意，被任為浙省府秘書長，赴杭就事，寓貝莊，旋以常務委員馬彝初君專擅，不善其所為，而南京友人均盼余往助宣傳事業，遂於五月下旬辭職赴京。
到京後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主持秘書處之委員為胡展堂、丁惟汾、陳果夫三君。余對黨務諸不熟悉，任此職頗感不勝任，數月之間，去舊業而改入公務生活，常覺個性與任務格格不相入，且以平昔期待於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內意見紛歧，基礎殊未穩固，念國勢之危殆，憂革命之多艱，常忽忽不樂。八月間，寧漢分裂之跡更顯，蔣公命余先期為準備辭職宣言，願引退讓賢，以促成團結。十三日蔣公及諸元老，卒翩然離都，余亦於十八日離京返里小住，如釋重負焉。
十月仍由鄉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約，為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百五十金。所寄之論文，以說明黨的歷史與黨政制度者為多，間亦對左派幼稚之論有所指正焉。
冬，蔣公漫遊日本，事先曾囑張岳軍詢余能同行否，繼知余不諳日語乃罷。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一月，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復職，重整軍備，繼續北伐，余亦被約同行入京、既抵京，寓鐵湯池蔣公館者旬日，繼又遷寓總部之西花廳，曾文正公舊居之處也。蔣公有命余任總部秘書長意，囑立夫轉詢，余堅謝之，立夫為余返報曰：「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蔣公遂罷斯議，其時任辦公廳主任者，則吳思豫君也。居西花廳時，蔣公常招余談革命前途，對余多所啟迪，一日問余：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余謂余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然機關重職，則非所勝也。蔣公笑謂：何能以君為私人之秘書。已而中央日報社長潘宜之來京，蔣公告潘約余為中央日報主筆，然中央日報有彭浩徐（學沛）任編緝部事，成績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堅辭焉。留居匝月辭歸，臨別謁辭，仍請蔣公助成余辦報之志願，蔣公許之。回滬以後，乃與時事新報商訂合作之約，電告蔣公於徐州，得覆許可，遂入時事新報為總主筆，主持彼報之社論。
在滬兼辦戊辰通訊社，使商報舊人略有安插，然非余志所存，蓋當時通訊社太濫也。
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諸君，創辦新生命月刋，後交佛海全權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復，隨蔣公由南京轉武漢赴北平，力子、立夫、天放諸君同行。途中起草辭總司令呈文，到北平後寓西山碧雲寺，為蔣公撰擬祭告總理文，約留旬日而歸。是年冬返里度歲。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仍任時事新報總主筆。余在時事新報，奮鬥至為艱苦，蓋黨員祇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滄波亦尚未入黨，其餘均對革命無信仰，如趙叔雍、周孝庵等則反對本黨甚烈。同事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實情況，恣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利自圖，潘君公弼任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出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眾，宇內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口號，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澈底圖強。其時有民眾日報者，以別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辯難甚烈，然卒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公以宣傳方針密令滬上黨報遵照，乃與余所揭櫫者合符，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確，相率共鳴，蓋在黨的力量未能深入社會以前，固賴黨員在非黨機關多方奮鬥，而後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滬市黨部代表資格，參加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事先，余曾提議「凡入黨不滿三年者概不得當選中央委員」，以絕幸競之風，而保持黨的純粹性，然主席團恐引起爭議，未予提出。及選舉揭曉，又復上書胡、譚諸公及蔣總司令力辭，然以黨中向例，既被選者，不得請辭，卒未獲許可。余以主張不遂，且深憂黨中此後將以爭競地位而多事，故對於當選，滋以為戚焉。開票之夕，嘗為沈卓吾、張道藩二同述及此意，兩君皆以為然。
七月，隨蔣總司令再赴北平，時事新報社論之編撰，則托程滄波君代之。此次北上，為視察北方黨務與閻、張（學良）等商軍政要計，力子先生因事未隨行，故蔣總司令調余及周君佛海（時任中央政治訓練部主任）同行，在平約留二旬，起草講詞及談話等若干篇，且遍游平郊名勝，覺此行甚有意義。及過南京，乃聞張靜江先生提請以余任浙肚省教育廳長（蓋大學區製取消，蔣夢麟君調任教育部長，浙江大學之教育行政事務，須移交於新制之教育廳。靜老商於稚暉、孑民諸公，均主以余任之。）余不諳教育且願在新聞界久於其業，自信以過去之成就，若繼續致力，可為本黨培養一點宣傳力量，較之從政，功效必遠過之。故聞命之後，即向蔣公表示不就，蔣公贊成余意，歸京乃向中央政治會議兩次呈辭，然均不蒙許可，遂歸滬上，擬稍緩再續辭焉。
是年五月七日（舊曆三月二十八日）積樂生。是年為蔣公撰文字甚多，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今日黨中幾個重要問題，以及在平時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記者團與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余歸滬之日，辭意甚堅，然終於擔任者，則以時事新報主者誤謂余必以入仕為榮，總經理張君竹平一見余，即以升遷相賀，余頗疑其意在藉此使余離社以保持彼報之所謂「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時事新報事，此為一因。而其主要原因，則靜江主席以癃疾之身，兩次造余寓廬相訪，謂君性情溫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調和黨政之間，為桑梓計亦不可辭，言之再四，意極懃懇，感於氣誼，不忍過拂其意，遂向報館辭職強為嘗試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以省教育會舊址為教育廳。任鄭曉滄、馮季銘、林黎叔為秘書，曉滄兼第一科長，羅迪先代第二科長，趙步霞（冕）為第三科長，黎叔兼第四科長，並任命督學四人，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前提。對於省立各校，均暫仍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風為非其意料所及也。（蓋彼輩初時必以為高校同學將勢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故時論頗以為異。）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賃湖濱虞莊暫住。年終回里一行，五妹在家治饌，祝餘四十初度，思圻哥亦與焉。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歲
仍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余於教育行政，未感如何興趣，入手之處，期於安定中謀進步，故對內似偏於無為主義，僅在社會教育方面創立一民眾教育實驗學校而已。然於省政方面，調協各方，疏通隔閡，並力陳人民意見與社會利病於靜江主席，則未嘗不竭盡心力，黎叔謂余在省府委員之職責上可雲勇於負責，而對教育廳之本職則未免過於消極，余亦自承以為不謬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舉行於杭州，撰大會宣言，季陶以為發皇蹈厲之文。
移寓於小蓮莊，劉翰怡先先之別墅也，頗有庭園花木之勝。
以省費考選留美學生七人，分習應用化學、礦冶、土木工程、電機、機械及水利諸科。
夏秋之間，以西北軍閥抗命，閻、馮聯合稱兵，有隴海路之戰役，蔣總司令督師柳河，辛勞備至，力子、佛海均相從於列車中，親冒矢石，甚至飲水不繼，常五六日不澣濯，其苦可知。及九月間克鄭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請於蔣公，命余即往前線，余既抵鄭州，而開封亦下、馮軍大半投誠，戰役遂告結束，余僅受命撰擬文字一二篇，代擬告中央日報各同志書，及常務委員提案。遂東返留京小住，復隨蔣公往居溪口約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奉命偕葉琢堂先生勸靜公辭浙省政務，專任建設委員會事，吳稚老力贊之，靜公欣然許諾，乃完滿解決。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組命下，張難先生為主席，各廳均更動，余仍留任，然難先遲遲未來接事，余亦奔走京、滬間，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第院秘書長電囑，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車往，既至則知蔣公將自兼教育部長，而欲調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組，由於李（石曾）、蔡（孑民）兩系之齟齬，石曾先生方面常視蔣夢麟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對蔡不滿，且對放現代評論派之人物亦不滿，而諡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勞動大學）、褚民誼（中法大學工學院）、鄭毓秀（上海法政學院）及蕭蘧（中法大學）、譚熙鴻等在平、滬等處辦學成績極不佳，且常蔑視教部法令，教部屢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為難堪，主張去蔣夢麟甚力，吳稚老於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於李，乃提議以高魯（天文學者）代夢麟為教長，將通過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對甚力，即席聲言「高魯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豈不羞天下之士！」蔣公不得已，乃請於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蔣公以行政院長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蔣公既自兼部長，因欲以余任次長，故由呂秘書長（蘧孫）電邀到京相商雲。余既至京，適開國務會議，而蔣公在牯嶺，余乃走謁戴季陶院長，始悉國府已內定余為常務次長雲。念教育行政，非所素習，而此職將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複雜而繁難，不知何以副蔣公之望耳。
到京之第三日，接蔣公牯嶺來電，邀余及立夫隨稚公往廬山一談，乃與立夫自京乘郵航機前往，此為余第一次乘飛機。既至牯嶺，蔣公促余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為革命建國要計，凡事當請教於吳、李、蔡諸先進，然必勿墮入派別之見，總之不可拂李、蔡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順從李、蔡之意見，宜以大公致誠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所以整頓風氣，至於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頓大學教育與整肅學風之政策，則須排除萬難以貫澈之，不以人事關係而稍為遷就也。」
回杭州一行，結束廳務，邀黎叔、子翰、酉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廳事俟新廳長張道藩同志到任接收，余即匆匆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常務次長事。前次長劉大白先生代辦移交後回浙，部中聘前常務次長朱經農君為特約編審，接收之際，同學趙述庭君相助之力為多。趙君，教部原任之參事也。
與政務欲長李潤章君商定辦事手續，凡以兼部長名義發出之部令，均由余二人會簽負責，重要者以時報告於蔣公，因蔣公不暇到部也。潤章篤實長厚，初相遇猶不相知，繼則性情浹洽，知余坦白無他，同為書生本色，遂極相得焉。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在京任事，寓中央飯店，辟一室以居，未攜眷屬同住，所居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僅自加一書桌而已。友人過者常笑余為真能以官為傳舍者。余非有所矯飾，實以性不近於從政，常思有機會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滬，以免遷住之煩，此種僻性，未合情理，然當時卻以此為安，對職務方面，則未嘗有所曠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滬寓，一歲中僅歸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務次長任內，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盡力；（一）整頓勞動大學停辦勞大附中，並貫澈勞動大學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滬市府協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光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教授羅隆基之聘約，（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北平大學組織，（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至於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學產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為主，獨對於社會教育部分，余主張質量並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各省社教經費，以李次長信任雲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態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內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余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更有感於黨人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益視政治生活為畏途，幾欲諍勸蔣公引退焉。
六月舉行中央全體會議。蔣公親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中央決議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而任命余為政務次長，錢乙藜（昌照）為常務次長。余復被推任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其部長則劉蘆隱任之，而另一副部長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來電，五弟行叔以腸疾歿於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異域，聞訊悼痛，幾於暈絕。四弟方任教於中央大學史學系，得電後邀之來寓，以凶耗告之，四弟聞而大慟，以道遠不能歸骨，乃電托邵鶴亭、毛無止君等為葬於巴黎，此余畢生一大憾事，亦畢生一最大傷心事也。
是年夏，長江大水為災，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間擬為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與望弟同歸，且準備一切矣，瀋陽變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攻北大營，瀋陽淪陷。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群情皇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幟者，復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者之氣焰。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於國際之公論，一面則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日軍復銳進侵略，以至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占，而內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
瀋陽事變起後，中央宣傳部事務頓見重要，部長劉蘆隱久不來京，余與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負責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事委託錢次長，而每日到中央黨部辦公，一切與天放協商而行，天放對國外宣傳多負責任，而余則對於宣傳方針之制定及國內宣傳之指導多負責任，兩人分工合作，至為和洽，其佐理者為秘書方希孔、朱雲光兩同志，而雲光之盡力為尤多。
中樞設立特種外交委負會，戴季陶、宋子文兩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員，余亦被指定為委員之一，每日七時必集會，外交部部長次長均列席，報告消息及使領館情報，當場決定應付辦法，由外交部執行之。有時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屬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時會畢乃得至教育部辦公一小時，而午後則均在中央黨部，即晚間亦往往在中央宣傳部辦事，常至十一時後始歸寓。學生團體來京請願出兵宣戰者不絕，大隊集合於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常有不逞之徒從中煽動，故意與政府以難堪。唯蔣主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態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辦法，故兩三月間，至京請願者無慮五六萬人，而卒未發生一次衝突，其行動越軌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驅散或彈壓之而已。所謂粵方委員之在滬上者雖欲造成慘案而終無間以入也。此一時期中余在職務上偏重於宣傳方面，間亦奉蔣主席命辦理特種文件之撰擬，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時以上，所歉然於心者，則身為教育次長，未能助李代部長平息學潮，致使首都要地，發生毆辱中央大學校長教員等事件耳。
國聯行動遲緩，英、美意見未能一致，日寇益鴟張，反政府分子之結合破壞亦愈烈，中央蔡、張（溥泉）及陳真如等力主斡旋寧、粵合謀團結，蔣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統一，無以對外，於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容納粵方選出之中委後，決定委曲忍讓，請胡、汪、孫以及粵系委員共同來京開會，然後辭職。嗣接胡電非蔣公先有辭職表示，不允來京。乃於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將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併辭去，常會接受辭呈，選任林委員森代理主席，陳真如代行政院長，而十七日孫委員科乃率粵方諸委共同來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滬未來，僅陳璧君先來耳。
余是年在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自給，故客居旅舍，不另賃屋，及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期近，乃覺中央飯店不可久住，否則應酬談話將不堪其擾，爰暫賃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蔣主席辭職，乃決心共同引退，遂我初願，不料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復發表余重回浙教育廳廳長之任，兩次固辭，均不獲請，甚為悵悵。及第四屆第一次中央全會將開，被推為全會四秘書之一（秘書長吳鐵城，四秘書者曾仲鳴、梁寒操、程天放及余也）。方擬會後回滬，乃於全會秘書處會議中，發覺寧、粵界限依然森嚴，梁君甚至提議文書、議事科長寧、粵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夜謁陳蔣公，即夕束裝，留書鐵城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滬矣。計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離京之日適滿一年，可謂巧合。先是陰曆五月間，大哥在京任國府參事，某日約同君誨先生啜茗於雞鳴寺，余偶求得觀音簽問何日可辭官歸里，簽語有「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豐余滿載歸」之句，簽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語，余先閱簽解，嗒然若喪，意謂「官不宜解」則無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豈非即遂汝所願乎。余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謂「滿載歸」者，殆即謂滿一載乃許汝歸耳。自是常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自京歸滬以後，恍如重負頓釋，每日對妻孥閒談或市小食共飲或出遊，意態閒適。然魯主席已先赴任，屢催余到杭接事，則又為之敗興不淺耳。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一月赴浙接任教育廳長，寓葛嶺路樂廬。發表錢均夫先生及黎叔酉生為秘書，（酉生以督學調秘書室服務）陸步青、羅迪先、張任天、李子翰為第一二三四科科長。
蔣公來杭居住約一周，汪亦來杭相會，於蔣公處初見汪先生，汪囑余常過彼處談話，意極殷懃，友人謂彼之對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真誠也。蔣公在杭時，有金陵大學學生八十餘人來請願，意在籲請重出督率國軍與日作戰，蔣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延見，囑余及許紹棣君勸止之，諸生乃歸去。
一月下旬，布置廳務大致就緒，回滬稍作休息，然滬上日軍屢作挑釁姿勢，特務機關及領館無理取鬧，要求取締排日運動，解散排日團體，其意甚惡。余恐滬、杭車中斷，遂於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滬，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戰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賴余婦獨承其責，滬、杭電訊遲滯，久久始通，旋知暫避於合眾公司樓上，於陰曆年底歸甬返里，中間曾傳皋、皓兩兒失蹤，在杭聞之，為之焦急不置。二月間回滬一視家人，允默決整裝再返慈谿，蓋滬戰仍繼續進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樞動搖，行政院長孫科離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蔣公既發表獨立外交之論文（邵元沖擬初稿，而余承命潤色之），復不忍中樞擾攘無主，乃與汪相約入京共同負責。既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並督十九路與第五軍（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祇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祇送十九路軍各部，然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公曾電張治中軍長曰：「在前線必須讓功與十九路軍，祇期殲敵，切勿有所爭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忽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與十九路軍同一運命，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何與。」（此電文祇記其大意，詞意與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誠，真堪泣天地而動鬼神者也。
三月下旬以蔣公電招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擬覆長兄介卿書，（答來書不遣援兵不增軍隊之責難，後棄置未發表。）及辭不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辭呈，（此事後經朱益之、何敬之兩公切勸，蔣公允就任；故亦未發表。）居京五日而歸杭。
軍事委員會成立，發表余任秘書處長，未到任前以李仲公代。余去電呈請收回成命，以仲公先生為北伐時總司令部之秘書處長，未可以余居其名而令彼代行。書上不覆，繼而蔣公命人傳語，囑余專心在杭辦教育，暫不必到任，仲公當為負責雲。
余此次重任浙教廳長，實亦甚違素願，然魯詠安主席特相倚重，而民廳呂君蘧孫、財廳周君枕琴、建廳曾君養甫及省委楊君綿仲等與余均極相得，同甘共苦，感情孚洽，更以蔣公重視蘇、浙、贛、皖，謂必鞏固地方，培養實力，乃足以根本禦侮，余亦不得不奮勉自效焉。到任後二月，察知浙省學風，承九一八學潮之後，亦漸有浮囂盲動趨向，乃發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於浙中各報，以示整頓學風之決心，同時對內則飭各督學勤加視導，舉行公私各校校長會談以加重其責任觀念，並與省黨部及警務機關密切聯絡，防止校外惡勢力煽惑青年，卒相安無事。浙省學風素極純樸，反動者知無可乘，漸漸引去或銷匿，不久遂復舊觀。
是年夏仍遷入小蓮莊與大哥同住。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獨留杭州，兄弟晨夕過從，四弟任省立圖書館館長，亦常來談，最得骨肉相聚之樂。惜余憂時感慨未能從大哥商討文藝為可惜也。夏間允默挈兒輩均來杭同住，樂兒已五歲，能認方塊字，公餘回寓，常攜見出遊，余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游，是時始知游息與作事不可偏廢，每值休沐日，亦常登臨游眺，間亦觀電影，西湖大禮堂常有餘之足跡焉。
浙江財政以債務費支出過多，收支不敷本鉅，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編制頗難適合，建廳專務擴張事業，財廳則不勝保安經費與建設費之負擔，而中央方在暗中布置國防，浙省擔負經費日增，以致預算會議，久久無結果，魯主席憂形於色、未能裁決，余首倡緊縮之議，願從教廳及教育費作始，主張機關經費及事業經費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別扣減，而國防建設則十足支給，如計完成。曾君養甫問余教育方面辦得到乎？若教廳能行，則建廳亦照減，卒以此原則定議。事後黎叔又謂余：此又君勇於作省委之一證也。然教育界人士亦能諒省庫艱難，卒照此實行，各校經費均照九折縮減雲。
夏六月舉行中學畢業會考
中央政校派教育系畢業生雷震甲、趙祥麟、何灌梁、劉玉書等七人來浙教廳實習，余與黎叔及各科長為厘定學程與實習科目，親自指導凡實習七周而畢，均派往各縣任教育局長，而趙祥麟成績尤佳，派為省立高中訓育員。余此次來浙任教，對中等教育漸圖充實，為適應師資需要，本年先籌設省立師範一所，而對省立縣立各中學則分別整頓之。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在浙任教育廳長職。二月長城戰起，蔣公馳赴石莊督師，電余北上，乃與立夫兄由汴乘車北行，先至石家莊，陳景韓君君亦來相會，嗣同赴保定駐列車中約二星期。北平軍分會設立，張學良辭職，敵人請停戰，乃別蔣公，轉北平回浙，離任者約一閱月。
本年在浙教育設施，積極方面仍無如何開展，惟基礎已立，行政方面與教育界相互認識益深，政令推行，較易為力，舉其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為考查省費留學生成績及充實醫專之設備。在中等教育方面，籌設溫州師範（初級）及省立農業實驗學校（在金華），並舉行訓育會議。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則提倡師資進修與繼續整理學產，並推設鄉村小學。在社會教育方面，充實省立圖書館，並籌辦電影巡迴教育。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三科科長張任天出任縣長，以趙季俞代行科務。
是年提請省府撥定省公債四十萬元為擴充職業教育與師範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滯，心緒煩亂，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基，請假服藥調治，約二十天始愈，蓋體力漸衰矣。
舉行第二次畢業會考。
蔣公來電有邀余往南昌佐助筆扎之意，且聞已物色繼任人選，盼余能於學期結束後前往，余遂結束廳務。六月，兩次電行政院教育部辭職，然教部以江、浙兩省教育正待及時推進，不宜易人，請於蔣公，堅決慰留。嗣後蔣公又來電囑繼續服務，乃打銷辭意焉。
夏回慈谿，為先祖妣葉宜人祝百齡冥誕，三家子弟咸集，約留一星期而歸。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變亂，蔣公於事變甫萌時，竭力勸導，不欲以紀律相繩，乃變亂終於勃發，蔣公在贛籌策既定，於十上月蒞杭部署討亂軍事，凡留居一周，而後由浙入閩討逆，時適其太夫人七十冥壽，余及魯主席等均往奉化拜祭，而蔣公則未歸家也。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當人民政府之叛變初起時，浙江毗連閩贛，最為反動分子之注意點，而軍事運輸及補給，亦須協籌，魯主席以此役關係國家綱紀與安危，督飭各廳，就地方力量所及，為中央分憂勞，其時財廳則墊籌經費，建總則協助運輸，（杭江鐵道軍運效率之強為迅速制勝之一主因）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潛入活動者，多方防止，卒告無事，未及兩月，而亂事遂平。
二月偕呂蘧孫廳長、魯魯山秘書長同赴南昌參加行營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員會議，蘇、浙、閩、贛、皖、顎、湘、豫、陝、甘各省之秘書長，民教兩廳長及一部分行政督察專員均集。住百花洲旅館（病瘧三天），開會約四日，報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設施，蔣公三次出席致詞，以生聚教訓，明恥教戰，勖勉與會諸人，謂期以五年，必當奠立國防建設，方能雪恥圖強，完成革命也。
在贛垣三謁蔣公，最後一次，蔣公告余，謂行營諸務蝟集，政事有楊秘書長暢卿，軍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擬，迄無佐助之人，實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廳事，如可兼任名義，以秘書代行則更佳，否則可另保一人自代，總之盼能來此相助，然亦不必急急，俟學年結束暑假後再來亦可。余感蔣公之意，遂允必來贛服務，但不願居何名義耳。旋即擬繼任人選四人（程天放、余井塘、葉溯中、許紹棣）請擇定其一，蔣公謂即以葉君繼任可也，囑返浙待電命再來。
四月再得南昌電，乃結束廳務，併到京謁教部王部長雪艇，請提院議以葉溯中君繼任，雪艇甚惜余離職，言之再四，遂歸杭提辭呈，二星期後始得請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設計委員會者，蔣公欲網羅國外留學生之青年有志者，俾作研究、設計、審議、調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訓練之以期成材者也。舊為常務委員制，楊、熊及梁穎文為常委。今以余到贛，蔣公謂不能一無名義，且此會極重要，故改為主任制，以主任屬余。余察知此會職權規定極含混，委員人數達二十人，頗涉冗濫，其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已，堅請收回成命，願以無名義之身，留贛服務，蔣公不許。乃加任徐慶譽為副主任委員，謂會中日常事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余筆扎，並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且備諮詢可已。
五月隨蔣公回京參加軍校十周紀念典禮。過牯嶺小住，寓孫天孫君家四日，撰十年來之回顧一文，在京事畢，仍回贛垣，購得寧都三魏集及王於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贈外舅。
七月到牯嶺避暑，允默攜兩兒同來，賃屋河西路五十四號，晨夕出外觀覽，頗得游眺之樂。是夏蔣公亦至牯嶺，設計委員會同人均遷來，以醫生窪某號為會址。余每周去會三次，約各委員會談研究，至會中日常各事，均囑徐副主任辦理之。其時蔣公所注重者，為精神教育與國防建設，余每入謁，必見圖表方案，堆滿几案間，蔣公每日披閱文件，簽發命令，聽取報告，核改方案，治事時間常在十小時以上。更以暇時約專家，講述專門問題及國際形勢，與東西洋歷史，輿論界與學術界人上，漸知蔣公謀國之苦心矣。余雖在左右，愧無貢獻，惟承命修改講詞及審定自反錄二集之初稿。至八月下旬，忽患腦病，每日頭眩心跳，且常有微熱，及九月初，乃請假回杭州養病，住小蓮莊凡兩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寓京三周，以蔣公回籍，乃復返杭州小住。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攜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義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彷彷無主之國論辟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凌逼之氣勢也。既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為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雲。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在南昌度陰曆年，購陳後山詩注一冊，日日諷詠之。旋奉蔣公電召，與楊暢卿同赴牯嶺，住牯嶺約旬日，南昌行營結束，改設剿匪總部於武昌，余所任之設計委員會職務，以該會撒消而解除。在牯嶺時，蔣公決定修改侍從室之組織，分設第一二兩處：第一處設第一（總務）第二（參謀）第三（警衛）三組，第二處設第四（秘書）第五（研究）兩組，命原任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君為第一處主任，而以余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研究組設秘書八至十二人，以設計委員會原住設計委員徐慶譽、張彝鼎、李毓九、高傳珠、徐道鄰、羅貢華、傅銳、何方理諸人任之。（侍從室之組織始於民國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後由晏君任主任，其原來編制為第一組警衛，第二組秘書，第三組調查及紀錄，第四組總務，另附設侍從參謀若干人。）
二月赴漢口，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職，奉命兼第五組組長，其第四組組長則以原任第二組長毛慶祥君任之。（原編制第三組撒消，代組長蕭贊育改任侍從秘書）第五組之辦公處設於漢口三北公司之樓上，研究工作分為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係及經濟等各類，各秘書每人任一類為主，並認一類為副，其翻譯工作，則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國文字，指定分任之。居漢口二月，寄寓電話局局長官舍，蓋張君明鎬適在漢任局長之職也。陳君秋陽隨余同住，佐繕寫收發之役。侍從室初成立，除五組諸人作研究工作須余為之規畫督促外，四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機關辦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簡，以暇時閱通鑑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為日記，自是日日為之，未嘗中輟焉。
贛匪自去年為國軍傾盪巢穴後，西竄川黔，蔣公先派賀國光主任率參謀團入川，至是以川中軍隊系統不一，未能發揮清剿力量，乃將武昌三省剿匪總部事，委張漢卿副總司令與錢參謀長大鈞，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楊秘書長暢卿偕行，命余暫留漢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漢乘飛機經宜昌赴重慶，第五組諸人均留漢口，屬羅秘書貢華代理組長事。居重慶約一月，寓上清寺陶園內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沉著質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故蔣公到川，首以質樸誠信為尚，而標揭除匪禁菸為最大要政，省中軍政，仍重寄事權於劉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廉謹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於外界不輕易往還，即相見亦不多發言，唯力勸川人尊重軍政系統，服從劉主席，以剗除防區時代所遺留之封建惡習，庶不負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時川中政客說士，萃於各軍首領之門，交通遊說，縱橫結托，而蔣公幕中隨行諸人，均處處持之以大，初到時尚有懷疑不安心理，未幾即相安焉。及田頌堯剿匪失機，蔣公申明賞罰，改任孫震為軍長，中央之威信，更為之一振，剿匪軍事，遂亦益見順利。
余到重慶約半月後，蔣公赴貴州，以竄匪在黔甚猖獗也。蔣公去時，僅攜晏甸樵主任同往，擬於短期內歸來，旋來電命余偕往，乃於五月某日偕陳辭修君與吳稚暉先生同飛貴陽。
在貴陽約住兩星期，寓薛總司令伯陵之總部內，承蔣公命，起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數經修改，於八月間始發表之。在貴陽時事務較繁，蓋楊暢卿秘書長在渝留守，前方承轉各件，有時間性者，皆須由侍從室辦理之，而第四組無諳習公牘之職員，不能不由余自為處理，然余於公牘實亦非所習也。
余至貴陽之日，匪勢已稍殺，初時圍擾息烽等處，迫近省垣，勢極猖獗，卒被聚殲，人心稱快，時王家照已去職，蔣公請政府改組黔省府，以吳禮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禮卿先生與李、白諸人有交誼，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經沅、李仲公、葉元龍、朱庭祜分任民財教建廳長。省府就職之日，吳洗生監誓，蔣公親臨致詞，余亦參加典禮。自茲中央政令，乃得達於黔省，然軍閥擅政，百廢凌亂，財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庫存不及三千餘元，請於蔣公，撥五萬元濟助之，仍責成財廳厲行整理焉。
假日偕吳稚暉先生往游修文縣之龍場驛，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舊址，陽明墨跡，留鐫壁間者尚完好如新。修文距貴陽僅半日程，流連至暮而歸。黔人士為余言，黔之有文化，蓋陽明實啟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貴州天氣多陰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無不患小病，飲水殆亦有關係，此行如蔣夫人及稚暉先生均曾患寒熱，余亦小病四五日，會蔣公出遊安順，余適以病未能偕也。
居貴陽二周後蔣公赴昆明，余以無機遲一日行，是日適為苗民節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遊覽歌舞，市所需以歸，本年中央剿匪隊伍為聯絡邊民情感，特備餅餌食品分散之，苗民咸大歡悅。是晚與陳辭修君坐綏署庭中作長談，次日即飛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邊之金鑄九先生別墅，與稚暉先生同寓，蔣公住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之前院。昆明為高原，地勢愷爽，氣候溫和，自貴陽來此，儼如重到江南，精神為之一振。（在由黔赴滇之飛機中，作家書二椷，托機師白利君回飛至重慶投航郵，兩日而達杭州，家人均以為迅速出於意外。）翠湖者，在五華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達建）、唐公堤，儼如西湖之有蘇、白二堤，旦暮遊行其間，偶至昆華圖書館閱書，洵樂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風景勝地，余隨蔣公作兩日之游，並與稚公同至安寧溫泉沐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龍主席設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蔣公，其客廳之閎麗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賓主到者三百人，禮數極盛。眾中忽晤袁樹五（嘉穀）先生，乃余在高校肄業時任浙提學使者也，相見執弟子禮，袁先生為之色喜，介余遍識省中之耆宿如王九齡、周惺甫、易夔舉諸人，挹其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殘匪在會理、西昌間竄伏甚多，蔣公某日約龍主席同乘飛機巡察匪勢，為之指點進剿方略。龍主席自謂乘飛機尚屬第一次，觀蔣公在機中指點山川，剖示方略，益嘆服總戎之偉大，為余等言之者再。蔣公對龍主席亦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故到滇以後，唯與之討論如何振興文化產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其他政事，雖龍君屢請指導，蔣公均僅示大概，囑其全權負責，不願責以速效焉。余等居滇，亦多與文化、建設方面之人物往還，曾出席滇省教育會對全城中學生講演一次，各廳長過從較密者為建廳張西林（邦翰）、教廳龔自知及省委（前實業廳長）兼富滇銀行長繆雲台諸人，而繆君之言論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思想稍舊，財廳長陸子安則極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諸人之意志一致，則非四川之可比雲。
六月蔣公仍轉貴陽回重慶，余等多留數日，偕稚暉先生應蔣夫人之邀赴箇舊遊覽，乘汽車循鐵路而往。至開遠（即阿迷州）住小旅館（安南人所設）一宿，擬再前進，而天氣酷熱，蔣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飛機逕返重慶，蓋蔣公臨行時囑不必繞道貴陽也。是日飛機途中遇霧，幾迷失方向，冒險低降，始辨途徑，安然抵渝。
到重慶不數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車往，中途宿內江，次日午後一時到達。）住陝西街之行轅，秋陽寓余之鄰室，而慶祥、荻浪亦與余同寓一樓，公文往返接洽，較前為便。已而蔣公命余，凡楊秘書長承轉之各項呈件，於批覆後，均交余詳閱後再送達辦理，蓋暗示余當練習政務與公牘，以資接洽與聯繫也。是時京中政象，以蔣公出外日多，漸有紛紜軋礫之象，行政院與監察司法各院間，頗多齟齬，賴葉楚傖秘書長彌縫調節其間，勉克相安而已。朱騮先、羅志希、徐可均、蕭青萍諸人均曾來川有所報告，余均勸彼等以大敵在前宜盡祛疑慮，既信任領袖，即應信領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艱難，必中樞安定，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也。
是夏，敵方在華北軍閥意圖啟釁，對我政分會壓迫備至，要求撒退中央軍及憲警，並將平、津黨部撒除，蔣公從大處著眼，極端隱忍，卒一一許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師均先後撒退，而蔣孝先君原率憲兵駐平，亦調至侍從室服務，黨部移地秘密進行。顧京中群情憤慨，汪氏無以自解於同志，蔣公於六月廿九日命草一電文，致中央政治會議，說明忍辱以備雪恥之至理，此電抵京，何敬之先生以為不宜發表，遂密存未報告會議雲。
七月，蔣公移寓峨眉，開辦峨眉訓練團，調川省軍官分批受訓，余亦隨往，住峨眉之新開寺，所居為一小木屋，室之低矮，儼如一穀倉，顧氣候殊涼爽，其時五組一部分秘書亦遷川同寓山間，並任訓練團之訓育幹事職務，余未參加訓練團工作，僅為蔣公準備訓練材料及整理講稿撰擬文字而已。蔣公每周必至報國寺團部住三四日，訓練極勤，間以余時研究國防建設及財政經濟之方案，常招專家來相講習雲。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稱病赴青島，蔣公以中樞無主，乃飛往廬山，命張岳軍先生至青島挽留汪氏，未得要領，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對出席各同志，痛切說明革命之環境現狀與中樞諸人及中央委員應協同負責以濟艱危之理，京中空氣，始見轉移。余住京三日，遂乘此時請假回里，為先考七十冥誕在家設奠。先一日由京返滬，偕允默及弟妹等全家乘輪返慈谿，家人團聚，皆以余於役數千里外，乃得及時歸奠為非始料所及。大哥更為余言，雖旅途辛苦，而經歷山川，得以開拓見聞，宜引為幸事雲。留家二日，仍轉滬、杭回京。以陳君秋陽不樂遠行，有引退意，乃改約王學素君入侍從室為秘書。
為憲法草案事，奉命訪黃膺白先生於莫干山，暢遊山中，並與黃君談三小時而歸。九月到南京與程天放、薩孟武、梅思平諸君研究憲法草案，蔣公來電指示要點甚詳，余等就立法院初稿，詳加斟酌，別擬一修正案，凡一星期而就，遂攜稿西行再赴成都。此時訓練團已結業，乃不復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余，曾往謁方鶴濟、徐子休、尹仲錫、周菶池、徐申諸老，此數君者，成都所謂五老七賢，乃一般人所認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蔣公離川，余亦自成都乘郵航機逕飛上海。晨八時自成都起飛，經長安郊外暫停，又過鄭州、南京小停，午後五時卅分抵上海。越二日，參觀全國運動大會。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飯店，參加六中全會，汪精衛被刺入醫院養傷，未幾痊癒。此舉與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浮議紛紜，久之乃偵知刺客為反動派王亞樵等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慮冰釋焉。六中全會未發宣言，其閉幕詞則余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會之代表充之。十一月十二日開幕，林主席致開幕詞，亦余所承命起草者。大會舉行十日，蔣公有重要之外交報告，即「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大會宣言，則戴君季陶草定要點而余為之連綴成文者，此文自屬撰以至定稿，經修改三次凡費二十小時雲。
五全大會以後，選定胡展堂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任兩會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長，以顧孟余為中政會秘書長（旋決議由朱騮先代），余為副秘書長，自茲蔣公遂躬負黨政軍重責於一身。是年冬賃宅於南京之靈隱路，挈眷移寓焉。
大會畢後，余體力心力交疲，兼以黨政機構改組以後，人事接洽，甚感紛紜，一部份同志，不明蔣公意志，動輒以安置親厚者為先，而曾不計辦事之效率，中政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尤為不易安排，積勞之餘，加以煩悶，幾於神經錯亂，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遜，事後追悔，旋又犯之，延醫診視，投劑服藥亦無效力，不得已以書白蔣公，告病體不支，蔣公覆准病假一月，中政會事托葉楚傖先生及狄君武同志料理，遂將各事與楚公接洽，於十二月中旬偕允默由京回滬轉赴杭州養疴，到杭仍寓小蓮莊，與五妹家同寓，陰曆歲除，即在杭州度過，諸兒均未來寓，四弟送思佛侄來，博我歡笑，余對思佛甚愛其天真也。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及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隱路。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內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數小時，第五組則每周舉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然五組各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求調查各機關狀況，或喜摭拾風聞之詞攻訐主管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與事實，余屢為指示，而彼輩之觀念終不能改變，此最足令余煩憊不安者也。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故任錢大鈞（慕尹），併兼侍衛長名義。晏甸樵調充西安行營參謀長，佐張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既任行政院長，對內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財政金融亦預作非常時期的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份爭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強之目的。外交部既任命張岳軍先生為部長，即秉此意志以與日本外務當局相周旋。在內政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周在官邸召集黨務談話會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談話會，及特種黨務人員會報各一次，勞心焦思，唯日不給。又召集行政會議，開辦縣政訓練班，而於民眾組訓方面，亦於中央軍校內擴大設置特別班以造成幹部。故此半年以內，實為開始建國準備最積極之時期。乃粵桂軍人，竟以請求中央對日作戰之名義，出兵於湘境，時局又起一軒然之大波浪。而西北剿匪，益見困難，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動之勢矣。
陳、李、白等之軍事行動既發生後，蔣公即在中央紀念周發表極懇摯嚴正之談話，主張對日問題應於全體會議中解決，一面電勸粵方將入湘之師撒回粵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會之日期，粵方仿未遵從，中央乃遣隊伍駐屯于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異謀使不得逞。其時中央各軍事首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等均電陳、李、白切勸慎重，而蔣公亦對陳濟棠懇切誥諭，電文往復不下十數，余此時筆札之役，亦較繁於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余隨艦西行，既抵漢口，蔣公命馳回以憲草改正之意見函達孫哲生、王亮疇諸氏。到上海與季陶、亮疇、楚傖等共商於亮疇之寓所，併合為意見七條，仍攜歸中央就憲草審議會中決定之。
二中全會舉行於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德鄰等為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設廣西綏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國內政令始歸統一。余漢謀被任粵省綏靖主任，陳濟棠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離粵赴港。辭職之前，派陳漢光師長來謁蔣公，蔣公是日準備西行，於一小時內草一長約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奕世也。
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續辦暑期廬山訓練團，嗣因內外時局多故，臨時停止。余以小病未及同時上山，約遲旬日，始攜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是年吟苢兄應俞樵峰部長之邀，入交通部任參事，亦挈眷與余家同寓於南京熙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對第二處事兼為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慶祥為第一組組長，故保汪任第四組事，既批准而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留侍從秘書名義而專任機要室之主任秘書，此事錢事前未商余同意，實不諳手續與系統然余，為和洽同事計，亦未與之計較焉。）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不以寄余而交汪組長與張彝鼎二人同擬，既擬就呈閱，蔣公見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筆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夠中學生程度，何得率為轉呈。」錢以代余受過，意甚不懌，余上山始知之，然汪組長毫無內媿之心，余付之一嘅而已。
粵事漸定，空軍黃光銳等全部來歸於中央，蔣公頒詞訓勉，優待有加，唯桂局不定，李、白二人遲遲不就綏靖署職務，中央乃改派李為軍委會常委，調白為浙省主席，而命黃季寬為廣西綏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於新命甫頒之日，忽來電錶示就綏署職務，意在明拒中央所派之黃季寬到任也。蔣公為此事有儉、東、冬三電致李、白懇切勸導，李、白卒不從，且備戰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蔣公又以粵中軍政諸待處理，乃於六月某日以飛機馳在廣州，余及朱益之主任等旋亦同行飛粵，蓋慕尹已於兩周前與辭修先赴廣州也。
到廣州後，借寓於曾養甫同志家，備蒙優待，約住一星期後，移寓李潔芝局長之公舍。旋因蔣公移節黃埔海關舊址，余及侍從室同人亦隨往，住入昔年之校長官舍，慕尹與端納居於樓上，余與第二處職員居樓下之東邊二室，蔣公每於晚飯後散步，常過余等之辦公室巡視，徊徘念舊，知其今昔之感深矣。一日，聞總理之盧太夫人在廣州，命余過江謁之，余遵命往訪，惜已於上半天回澳門，僅見總理之婿戴恩賽君而已。
廣西事久懸不決，蔣公以絕大之寬容與忍耐處之，辭修次長多方贊畫，蔚文廳長亦居中籌策，在軍事上祇作戒備，決不進襲，亦勿使中央軍與桂軍，相距太近，而居覺生、朱益之、程頌雲三先生更不憚辛勞，飛桂勸導，桂省軍民，盛感中央德惠，空軍一部率先歸順，最後彼方派劉為章（斐）等數人來粵，對軍事政治及財政等有所請求，蔣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軍先撤。此一役也，中外人士之觀察者，均謂必出於一戰無疑，最後卒以兵不血刃而獲得圓滿解決，李總司令德鄰親謁蔣公於廣州，歸還軍權，完成統一。蔣公聞其到粵，不待來謁，先往訪晤，謂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與李同攝一影，消息傳播，薄海歡躍。然敵國日本，對我畏忌愈深，而挑釁之陰謀亦日烈矣。
余居粵省先後一月余，是時日方浪人到處製造事變，上海、漢口成都、北海，先後發生日僑被襲害之事件，日方恃強要索，其勢洶洶，而成都事件，且藉口必欲達到設置領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復劍拔弩張，地方當局送達行轅之報告，類多模胡影響或掩飾其一部，往往覽電躇躊，推敲許久，仍不得其端緒，然一經呈閱，蔣公必為批款導竅，予以詳確之指示，承辦之際，毫無困難，雖復辛勞，至為愉快也。在粵與教育界及黨部之人士接觸較多，省政方面，則與黃慕松主席所討論者以財政與建設問題為多，蔣公並調俞寰澄先生偕王傳麟科長來粵審核省府之預算，至十月中由行營批定之。
當各地「排日」事件踵時起，我外部與日使仍不斷進行改善國交之談判，彼方堅持其所提之原則而拒不討論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難橫生，非可言喻。王雪艇、張公權兩部長，曾專程來粵謁見蔣公，高司長宗武亦親自飛粵承商，最後形勢已瀕決裂，蔣公為備萬一計，決始終不屈與之周旋，乃提先離粵赴贛，王、張兩部長亦以為蔣公宜先至南昌，再定進止，萬一破裂，居贛策畫軍事亦較易也。中秋前兩日到南昌，余等初意以為必駐贛垣，不料蔣公即赴星子，是夜上牯嶺，余等遂亦隨行，錢君謂適有便機赴京將接其夫人來山，余以戰事或竟不免！遂電屬允默同乘飛機來廬山一敘。既知日方輿論，尚未極端惡化，乃決定用宣傳方略，時何敬之部長適奉召來牯，遂電召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君偕同來山，余與之共同撰擬中日關係緊張中京滬報界之共同信念與期望，力言東亞緊張大局之不可破裂，滄波攜回發表，日方反響尚佳，事態亦漸趨緩和。住山中一星期後，乘江輸返南京。
舊曆八月卅日為先母七十冥誕，四弟均在杭州，遂在杭州招賢寺設奠追薦，余與允默挈諸兒先二日到杭，思圻哥及六弟、弟婦均自滬來，同寓新新旅館，是日家族親戚到者四五十人，攝影以留紀念，家人團聚，亦近年難得之盛會也。
余到杭之翌日，蔣公為檢閱航校並改進空軍事，亦到杭小住，韓向方、楊虎城、于學忠諸將領及宋子文部長等均來杭，中外對此甚為注目，而日人尤極意宣傳，以為有重大意義雲。本年十月為蔣公五十壽辰，事先各方發起購機祝壽，蔣公卻之不可得，旋聞京中將有盛大之祝慶會，乃決意離京作華山之游。事先謂余，遠行太辛苦，可不必同行，惟口授擬報國與思親一文，備於生日前發表，此文余攜往滬上於福麼里寓中撰成之，寄往華山，經蔣公命力子、楚傖酌加一段而後發表。
十月下半月在南京休息，卅日與朱騮先君同機飛洛陽，是日為蔣公生辰，閻百川、張漢卿、徐次宸、傅宜生等均來祝嘏，濟陽、西宮開慶祝大會，演戱放炮，盛極一時，各方祝壽之電，除國際友人由外部擬覆外，均自洛陽辦覆之。
居洛陽約一月，適值百靈廟大捷與日德防共協定發表，蔣公均有談話發表，南京諸人來請示者有張岳軍、陳立夫、張淮南、方希孔諸人，而何淬廉（政務處長）則奉命留洛，每日為蔣公講英、法、美經濟金融制度，旋錢乙藜君偕李贊侯來洛陽入謁。蔣公在此時期，對外交非常注意，而對共黨問題與剿匪軍事，更多深思籌劃，余曾奉命撰肅清漢奸與滅撲殘匪一文，蓋針對中共中央之書告而發也。所謂人民陣線沈、鄒、章、李等七人之被檢舉案亦發生於此時，各方為之營救，來電頗多不明立場者，蔣公均命以嚴正剴切之詞覆之。是時蔣公擬發表一外交論文，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蓋欲闡明中國不偏不倚之外交立場，以破陣線論者迷惑，此文在洛與張彝鼎秘書共同準備，未及完成而余忽患腹疾甚劇，延醫診視，迄未見痊。蔣公對入陝督剿殘匪，謂余「西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且朱騮先同志已調任浙省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事亦宜有一安排，茲給病假二十日，可先回京，如有必要，當電招西來，否則即在京相候可也。余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偕魏伯楨、張彝鼎、洪陸東諸君乘隴海車轉津浦路回京。
到京後腹疾已痊，但精神殊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養息。十二月十日以後方擬擇日西上，乃十二月十二日即發生西安事變。是日下午一時余方在寓，忽接果夫電話，詢余有無西安之消息？余怪而問之，則謂西安至京電報已不通矣。外出探聽，始知風傳甚多，最後至何部長家，乃知其詳，時中央各委員均集何宅，旋即決定召集中央臨時常會，由於先生主席，宣讀張學良之荒謬來電後，人人憤慨，決議出兵討逆，任命何部長為討逆軍總司令，至夜深三時散會，接開中政會，照案通過。此後十數日間，余在京之繁忙痛苦，彷徨焦憤，直不可以言語形容。蓋中政會應為最高權力發動機關，朱代秘書長已赴浙任事，會議各事不得不以副秘書長處理之。然中政會正副主席均不在京，開會與否須取決於四位院長，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適從。其時戴院長則憤激失常，居、於二院長不甚問事，而孫院長之意見每與戴院長出入，余所能相與商榷者，楚公而外，祇有果、立、養甫諸人而已。且余身居侍從職員，而獨不得與前方諸同人共患難，念蔣公之近狀，憂前路之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其間經過，略可紀述者：（為張季鸞先生兩次來商運用某方面外交力量，餘力勸其在報上擁護中央討叛立場，季鸞韙余言。（二）為與立夫、養甫聯名勸誡張學良。（三）為代黃埔諸同志擬發警告電。（四）為協同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五）為聽取蔣銘三自洛陽飛回時之報告。（六）為勸慰蔣夫人並解釋其對中樞之誤會。然事態縱極紛紜，而余心恰甚鎮定，雖晝夜奔走，睡眠減少，亦不甚覺疲倦，事後思之，殆由服用胚胎素之功效者半，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體力，亦於此可以證明也。二十五日傍晚，得蔣公已抵洛陽之訊，以電話往詢莫組長言明日即返京，是晚即派定工作人員，蓋侍從室同人多隨行被覊也。二十六日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余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紀錄，於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是日並草擬談話稿與謝啟等，參加官邸客室舉行之中委談話會，事雖繁而絲毫不感疲倦矣。
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為蔣公草辭呈二首，發表談話及消息約五六則，準備發表軍法審判結果並擬請求特赦呈文，參加中央會議五六次。蔣公腰背受傷，艱於起坐，而錢主任又因胸部槍傷，在家養病，故余每日清晨必至辦公室，往往深夜始歸。軍法審判張學良之日，蔣公恐有人為張說情，徒多煩擾，至余頤和路寓中小住半日，何部長詢蔣公所在，余亦未以告也。首都舉行西安蒙難人員追悼會，余率侍從室全體同人親往祭奠，其時殉職死者有蕭乃華、蔣孝先及侍衛官特務員等多人，追念舊誼，為之愴憤不置雲。
元旦日代蔣公往謁林主席，行賀歲禮。蔣公以介卿先生之喪，於一月二日由京乘飛機回奉化，余與鄭祖穆醫師及竺培風君隨行。培風，蔣公之甥也。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四十八歲
居溪口一月，寓慈庵，侍蔣公左右，遇文電之緊要者，常持原件以口頭誦述，請示決定辦法而辦理之。庵中房室不敷，未攜秘書同住，蓋蔣公病中喜靜畏煩也。某日聞張學良將來溪口，余惡與之相見，陳明蔣公，回甬一行，宿效實學校，為學生講演西安事變之始末。後數日，力子先生及徐次宸、賀貴嚴諸君來，其時陝局仍極動盪，張部要求釋張回部，中樞不之許，幾不免用兵，而楊虎城操縱其間，尤頑強不講情理，蔣公手電數次並作長函二椷教導之。此二函余請於蔣公，不在報上披露，以保全其體面。事後李君志剛語余，陝事終得和平解決者，蓋楊虎城感於蔣公之寬大，故終不敢一意孤行也。汪精衛在海外聞訊馳歸，特來奉化視蔣公，住三日而去，褚民誼、曾仲鳴同來，奉命招待之。
是年陰曆歲除，諸兒均歸官橋，來函請余歸家度歲，余為職務所覊能往，作長函分別覆之。
二月二日蔣公赴杭州，余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曆年，闢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時適陰曆元旦，寓中寂無他人，望弟來助余繕寫，既成乃赴滬，蓋蔣歸西愛咸斯路之滬寓請醫檢視身體也。
二月十二山滬赴京，十五日舉行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決議案。汪先生回任中政會主席，余懇辭中政會副秘書長，全會決定改以張群、曾仲鳴分任正副秘書長，而外交部長則改由王亮疇先生擔任之。三月日本實業考察團兒玉謙次等來華訪問，蔣公致歡迎詞，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勉。三月中旬由京回慈谿祝外舅楊先生八十壽，獻壽言一篇，留慈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至溪口助理蔣介卿先生喪事，為蔣公撰祭兄文。四月中旬再赴杭州，錢主任已於三月銷假復職，護機同行，余則以汽車往，到杭住大華飯店。四月下旬再去上海，住偉達隊店，約一星期後，再赴杭州。是年春夏之間，僕僕京、滬、杭、甬間，皆因蔣公移地療病，故行跡靡定也。五月，蔣公病癒回京銷假，時余以數月積勞，在杭寓旅中忽患腦病甚劇，神思煩郁，夜則失眠，晝則畏煩，而錢君與余復多不協，乃決定請假在杭休養，於侍從室諸人行後，移寓新新旅館，允默來同住，每日遊覽湖山，心境稍覺怡曠，然學素常來函告處務及人事，每接函輒又忽忽不樂也。
五月二十日回京，病體仍未痊癒，蔣公聞之，命續假在京靜養，以楊濟民醫生之勸，至鼓樓醫院檢驗身體，知貧血已甚，乃購肝臟製劑飲服且注射焉，療養匝月，效果殊鮮。六月終以蔣公等已去廬山近二旬，遂挈眷往牯嶺，七月一日上山。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余所居之五十四號，與外部徐次長為鄰，且隔院即為談話會之招待所，故座上之客恆滿。
七月七日日軍攻我蘆溝橋，山中聞訊較遲，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公知敵人意在挑起釁端，顧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並於談話會中發表講演，聲明我方最低限度之立場四點，以待敵國政府之覺悟，然敵軍閥蓄意欲擴大事態，蔣公爰回京主持，臨行乃囑張秘書長及余等留山上，並命第二期談話會仍須繼續舉行雲。七月下旬舉行第二期談話後，北方事態益惡，余知戰事將不可避免，乃於七月二十八日將牯嶺寓所結束，偕眷返京。八月一月送眷旋里，旦文姨氏及允默均以為不必如此匆遽，同人等亦有詆余太性急者，然余與吟兄皆以家眷有安頓後，反可專心從公，故遂匆匆送之回籍。及八月十三日而滬上戰事遂暴發矣。八月初旬，承命撰發軍事宣傳品約六七件，顧腦力極不濟，某日撰告空軍將士書，費十六小時僅乃寫成，僅二千餘言耳，而濡滯若此，自知戰爭既起，決難勝此重任，乃上呈乞辭，蔣公留置不報，書再上，請辭名義，仍留供筆札之役，蔣公乃囑熊天翼等慰勸，許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組侍從室第五組，將原任秘書八人及五組書記司書各二人均予解職，蓋為戰時行動便利，不能不縮小編制也。李唯果秘書以九月入侍從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組長，九月陳芷町君奉調來京，與羅君強同就任第五組秘書。軍委會擴大編制，設置秘書廳，以張岳軍任秘書長而余兼任副秘書長，另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等事宜。
其時頗有獻議設置大本營者，蔣公不許可，謂未經宣戰不必另設名目，即以軍委會主持戰事可也。
自八月十五日敵機首次襲京後，越旬有掃射軍校斃員生兵役之事，侍從室第二處初遷至山西路賃民房以居，繼以種種不便，乃遷至富貴山，余每日上午至處，下午四時後回寓，午餐即在辦公處食之，不常歸也。中央政治會議暫停，改為國防最高會議，黨政各部均參加，每星期開會二次，以汪為主席，岳軍兼任秘書長。另設國防參議會，網羅各黨派及社會名流為參議員，亦以汪為主席。蔣公指定余出席國防會議，而佛海則出席國防參議會。九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越三日，蔣公發表談話，望其遵從三民主義信守諾言，一致為抗戰而努力，此一談話稿於發表之前，送汪、戴、於、居、孔諸人共閱之。十月十日，蔣公發表國慶日宣言，勉全國上下奮起抗戰，保衛國家生存。
十月二十日，決定國府遷重慶辦公，翌日發表宣言，並電知前線將士。吟苢兄於戰事起後一月，得交部俞部長許可，辭職反里，命陶永標護送至杭州。余以頤和路地下室太簡單，從友人之勸，遷至五台山村陳宅居住，而原址則命張司書留守焉。
十一月十四日，以前線戰事緊脹，囑莪生弟回慈谿伴送眷屬西行赴贛，原擬暫住牯嶺，繼思亦非久計，乃商於盧作孚君，得其協助，決將全眷遷移入川，以長途電話告允默等至漢口接洽，而別以航函寄漢口為之安排，至十一月廿三日始知已安抵漢口，住一星期後附船入蜀，於十二月七日到重慶雲。
敵人在金山衛登陸，我陸空軍在前線血戰已將三月，傷亡慘重，而英勇抵抗，迄不少衰，國際視聽為之聳然起敬。十一月中旬，改組江蘇省政府，改任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張秘書長、魏秘書長離京，與芷町、亦傑等乘小輪西上，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刻到達，暫寓電話局，一星期後接電話，知蔣公在廬山，命余即往，乃攜亦傑同赴牯嶺，起草告國民書，住三日仍回漢口，來船擁擠不堪，交通幾於梗塞矣。蔣公於十二月中旬抵顎，住武昌省府，余亦移入胭脂坪辦公。
當余抵漢口時，京效仍在激戰，某日在漢出席國防會議，外部徐次長報告陶德曼大使奉其政府訓令，願以雙方傳言人責格斡旋中日和平，並轉述日方與駐東京德使談話接洽之概略，詢我政府與統帥都意見，並請赴京謁蔣公。時汪氏主席，詢各人意見，發言者多認為彼方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戰之手續，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於是由張秘書長以長途電話與統帥接談，其時統帥部已先得此消息，蔣公答稱請德使來京一敘亦可，由徐次長陪來。張秘書長以電話中語報告於會議，與會者咸重視其事，汪氏似認為和平有一線希望，然張秘書長則為汪氏言，此當為蔣公尊重第三國友誼，不能拒絕其好意，未可即視為有接受可能，余亦以張君之觀察為然，因敵人所提之接洽停戰手續，乃不以平等待我而為極苛刻難堪者也。事後，張秘書長告我曰：「蔣公言：讓德使來京一行亦佳，於軍事上亦有意義，由此可知蔣公決無遽爾接受斡旋之可能，我所以報告會議者，即暗示此事之前途，不能斷為有結果也。」然旺氏等怯戰已極，則抱其片面見解，以為和平仍有望焉。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六）四十九歲
軍委會內部改組，原有秘書廳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取銷，改段軍令、軍歐、軍訓、政治四部。軍法執行總監、撫恤委員會、後方勤務部及辦公廳均仍舊，余所任之副秘書長，亦隨之解除。在副秘書長任內，未嘗有所建白，蓋侍從室事務已極繁，且秘書廳之職務，上有秘書長主持，下有機要文書各組負責，故余僅有時列席會議及代擬一部分公文而已。
國防最高會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戰時黨政軍各部門之最高決定機關，其原有中央政治會議職權內事項，則照舊行使而保持與中央常會間之關係，設秘書廳下置一、二、三處，並置參事及設計委員若干人，第一處為總務文書（另有機要室置主任一人），第二處為行政之審核調查設計，第三處即中央政治會議之秘書處所併入（所屬各專門委具會仍舊），蔣公自為委員長，命張岳軍先生任秘書長，仍以余為副秘書長。（此節當移置民國二十八年。）
侍從室第四組組長易人，汪日章調行政院秘書，以陳芷町（方）為組長。侍從室第四組，余早有提請易人之意，蓋最初設置（舊為第二組）之時，僅為官邸須有人司收發及來文分配之責，故如毛如汪，均非諳習公牘熟習政務之人，近年以來，蔣公身任要職，文書萃集，抗戰以後，黨政各方請示裁決之件尤多，若無適當人選，明悉系統，擅長處理，且能文詞，則余必事事親理，既不勝其煩又必至誤事也。去夏廬山談話，芷町願來相從共事，抗戰起後，即調來京，乃為張秘書長調入軍委會秘書廳任機要組長，今軍委會已改組，芷町可來侍從室，余遂為請於蔣公，以彼擔任四組事。芷町才具敏瞻，且亦勇於負責，而其信仰統帥，感激圖報，則在行營時已有甚深之關係，故一般同志或有以其曾從楊暢卿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別作用者，余則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戰事範圍日廣，各種專門問題，固待搜集材料，分類研究，貢獻統帥，而各方條陳或請示裁決之件，有時亦非先經簽擬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戰前數年，熊天翼諸人即力勸蔣公宜在左右有類似智囊團之組織，當時餘力主慎重，以智囊團之延攬，亦必須有人主持推薦，若以見聞不廣審擇不周之人任之，則南昌行營之設計委員會，即失敗之前車也。中國專家有限，有學問而又能以公心奉職，不植黨羽，不存個人誇耀觀念者更不多，智囊團雲，談何容易，故余祇主張宜延攬有專門學問更通曉政理者若干人，以備諮詢，或奉交研究審核專門問題以為獻替，智囊團之名稱，余始終以為不宜適用於中國，蓋何從得此人選耶。）加之各有志之士，願自效者甚多，蔣公既不居行政院之任，亦宜有一直屬之機關以資延攬，爰請於蔣公，在軍委會內設置參事室，蔣公許之，命余草擬組織以呈。錢主任以告何參謀總長，參謀總長不明余意，以為又多一駢枝機關，余為解釋其作用，卒獲批定，派朱騮先君為參事室主任。
蔣公命撰擬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余以精神總動員為敵國所倡之名詞，吾國似無須沿襲用之。蔣公謂不然，總理教導國人革命救國，即以軍人精神教育為最要典範，所謂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居其一也，敵人雖用此名詞，亦何害焉。且吾人正宜提倡精神制勝之重要，發揮我固有道德與民族精神，以奠立千秋萬世之精神國防，即在目前亦應以倡導創造物質，愛惜物質，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質困難為先務，故此一運動必須提倡，可與邵力子先生共商之。力子方任宣傳部事，乃告力子，請先擬辦法及說明文字，而告國民書則俟後撰擬。越一月，力仔以初稿來，云為王冠青同志所起草，即為呈閱，蔣公命再與張季鸞君研究之。季鸞陳述意見頗多，余等堅請彼別擬一稿，張君允焉。嗣將二稿並呈，遲遲未決定，至初夏，又命余併合兩稿之要點，別為一文，又另撰告國民書，即民國二十八年所發表者之底稿也。
是時一般輿論，漸次認識長期抗戰與全面持久抗戰之意義，報章雜誌之要求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而蔣公深思遠慮，其所著眼者又不僅戰爭有形之消長，而為戰後復興與改造民族之大計焉。
三月舉行臨時代表大會於武昌，（先時議決開會地點後，林主席等尚懷疑，以為應在國府所在地開會，蓋誤以為汪所主張也，及知為蔣公意，乃欣然贊同。）在珞珈山武漢大學開會，會期先後十日，蔣公有極痛切之開幕詞，會議中會場一致議決修改黨章案，推蔣公為總裁，而汪副之。蓋蔣公意存謙讓，以汪為革命舊人，望其兼負領導革命之責，然汪於接受推舉之即席演說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態見於詞色，余等皆察覺之，頗引以為憂。代表大會又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為全國一致信守之準則。抗戰建國綱領者，蓋為申明戰時政策，集中全國意志，俾黨內外一致奉行，說者謂其效力與訓政時期之約法相等。此稿初時似為陳豹隱或譚平山等所擬，經余及岳軍、希聖、公博、雪艇等研究後而提出者。臨時代表大會舉行以後，接開四中全會，更定黨部組織，添設海外部及社會部，以立夫為社會部長（立夫等原擬設置職業文化、青年、婦女各部，黨中同志多不贊成，認為太繁複，故最後決定先設一社會部雲），又決議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
臨時代表大會之前後，尚有一事宜補記者，即蔣公對於黨派問題之態度：蔣公以為中國問題，不僅在對外，而尤在對內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國，中國之困難，亦不在戰時而在戰後如何奠立民族久遠之生存，若當此抗戰而猶不能造成一個信仰，一個政黨，一個意志，則暴日驅除以後，內部思想鬥爭之排拒，仍伏爭奪相殺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國，又安保無第二次國際侵略之禍患。蔣公之理想，以為與其用政權力量抑制其他黨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黨派於一個信仰──三民主義與一個組織之下，共為國家民族前途而努力。簡言之，即化多黨為一黨，而後公政權於誓行革命主義之民眾。顧猶慮其他黨派（如中國青年國家社會黨及中國共產黨）以合併為嫌，不能使其黨徒諒解，因之主張苟各黨能贊成合併，則中國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以泯吞併或降服之嫌猜。此種意見，於會前曾向各黨派負責人坦白說明之，中國青年黨表示可接受，國家社會黨允可考慮，獨中共負責人秦邦寧、王明等堅決拒絕，謂合作可，合併則不可，此議遂寢。然臨時代表宣言一再申明勤求全國有志之士共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並引總理由興中、同盟會以來每改組一次，即多吸收一批愛國革命分子以為例，蓋即此等意志之吐露也。臨時代表大會宣言為汪之手筆，余等均參加討論，僅修改字句，未更動其內容，蔣公謂此文語意輕重未盡當，而主旨大體不謬，獨戴君季陶頗加加訾訶，謂此文實毫不足取，與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同其蕪雜而散漫，此實亦有所偏蔽也。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為集中意志力量，決定將國防參議會結束，另設國民參政會，以為抗戰期中集合民意之機關。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籌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余承命準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制，頗費心力。蔣公設置此團，起意於去年在南京時。劉健群曾為擬宣言及告青年書稿，但蔣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漢，對於此文，凡五易其稿，終覺不愜意，最後所發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熱，且常有空襲，余有時至郊外珞珈山暫憩，晨往而下午歸。
某日敵機襲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餘丈外落一彈，附近蛇山落彈甚多，等在防空室內受震動甚劇，鍵開燈滅，事後檢視住所，屋瓦頗多震毀者，或謂敵人誤以此地為統帥所曾居住者，故如此瘋狂。朋輩聞訊均來慰問，蔣公亦囑余慎之為宜，然公務在身，義不可避，亦只聽之而已。
六月居書記亦傑以虧款誤職，余迫令辭而為之墊歸款項，電招翁祖望弟來侍從室服務，補居之缺額。不一月，七弟亦由浙來，為介紹入參事室任幹事。時騮先因有他職務，參事室主任改由王雪艇君擔任之。
七月初為蔣公撰擬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另有告友邦書及張子纓君初稿，告敵國民眾書為郭沫若君所起草），蔣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將武漢保衛戰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喚起軍民注意，蓋馬當失陷後，敵氛漸向西侵雲。張季鸞君評余此文為「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告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徵也。」
七月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幕，以汪為議長，張伯苓先生為副議長。
七月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式宣告成立，設臨時幹事會及監察會，余被指定為臨時幹事兼常務幹事，朱騮先君代陳辭修為書記長。
八月十二日草擬八一三告淪陷民眾書成，呈蔣公核改，蔣公批改指示甚詳，已發緊急警報，予仍在室中佇立約十分鐘，又適有德人某君來辭行，蔣公已至樓下，再返室易服以見之，晤談又約十分鐘，始下防空室，是日敵機炸省府，東西南三面投彈處均甚近，顧半數未爆炸，余與希曾、唯果、國華諸人均在室內，聞炸聲亦不大而空氣震盪甚劇，事後出外檢視，則省府鄰近被毀之屋宇甚多，敵人之瘋狂，可見一斑，然同人均無恙，僅衛士二人受傷而已。
錢慕尹君於夏間調任航委會主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改委林蔚文先生兼任，以鄒競為副主任，希曾任第一組組長。
六月李唯果君調任侍從秘書，凡有會議及接見賓客，均命列席。唯果學識通敏，不矜炫，不懈怠，一心以服務領袖為職志，對同事又極和洽，相處愈久，愈覺其可敬愛，蓋第二處中才能品德並佳兼勝，惟此一人為最難得也。
八月下旬，遷寓漢口兩儀街辦公，此為農民銀行葉琢堂先生所賃之宅，余分其一室以居，樓上則農行漢行長王伯天君居之。伯天義烏人，伉爽有豪氣，能當危難而不變，商市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時蔣公移節漢口中央銀行，時從室職員均遷漢辦公。
自七月以後，中央黨政機關多遷重慶，漢上漸感寂寥，蔣公謂外交、宣傳兩部要員宜駐統帥所在地，乃電召徐次長叔謨、佛海來漢，至十月中旬，亦先後回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敵機終日盤旋之下，承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稿件，約學素來為余助抄寫之役，學素鎮定不驚，亦自有可嘉者。其時侍從室已奉命令於二十三、四以前遷往湘省，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蕭秘書等於二十一日夜間起行，希曾組長堅主余亦於第一批離鄂，但因工作未竟，再留一日，遣車先行，決乘船動身，以此意語林蔚文主任，蔚文略沉吟，旋答曰：小船亦佳。（事後告余，謂車行較舟行為妥，當時即擬勸阻，而方草作戰命令，未畢其詞也。）
十月廿二日下午五時謁別蔣公，蔣公謂汝尚未動身乎？余答即晚五時後開船。時何雪竹總監亦來謁別，侍坐十餘分鐘而出，殊依依不捨，返寓進餐畢，即與芷町、學素、祖望、唯果、達程諸人下順江渡輪，於暮靄掩映中離漢口矣。
十月廿三日下午一時，舟過新堤西十五里許之王家鎮，晴空無雲，余方在舟中臥室外小廳與芷町、祖望閒談，突聞有敵機三架掠余舟而過，亦不以為意，不數分鐘，此西行之機又掉首東指，始覺其有所企圖，即聞軋軋之聲，則已側降，對我舟以機槍掃射矣。余等即臥倒於所居之室，旋槍聲略止，余與芷町同入臥室僵臥於地，並引被覆身，而第二次之掃射又作，時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戰時期，前後方犧牲者多矣，餘生平雖無大貢獻於國，然立身行己，差無愧作，余父四十九歲棄余等而逝，余即不幸被難，而長見亦二十五歲矣。至此心愈寧靜，然芷町忽呼余曰「吾老母將奈何？」聞此語為之悽然，未幾學素狂呼奔入曰：「主任，余已受傷矣！」即移出位置令其臥於余側，出毛巾囑陳清為扎其傷口，機槍稍停又作，上士楊某急奔入扶餘直趨底艙，知衛士六人受傷，而船上之大副及船員二人亦均受重傷矣。在底艙聞槍聲不甚清晰，約又掃射二次始向西飛去。至是船已不得前行，且已有因傷而斃者，鄒副主任效公乃命舟人停泊於江岸，船中諸人均登岸入鄉村小憩，顧不辨道路，余等一行隨效公前進，乃陷足泥塗中，始尚可行，稍久力乏，愈思舉步，而陷泥愈深，勤務吳均背負余以達隔河之村間，檢視傷者，飲以茶水，並共出所攜白藥為分敷之，同行五組錢司書瑞麟招集當地人民，扶救傷人，指揮運送，頗見幹練。及天色薄暮，仍下船，駛回新堤，將衛士之死者囑公安局暫為掩埋標誌，傷者亦分別送院治療。以引港及船員已受傷，別雇二人，並以前路或有危險，擬改道至沙市，然後循公路赴湘，以過洞庭湖時恐再遇敵機，故寧迂道以赴。自是舟行較緩，至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始抵沙市，登岸往訪警備司令部友人及公安局長，知何雪竹、徐次宸兩先生亦在沙市，住交通銀行，相見道別後狀況，雪竹謂早知如此，余必約君車與余等同行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動身，自茲經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顎入湘，過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經寧鄉、湘鄉、湘潭，以達南嶽市，到時已黃昏後矣。詢知蔣公已於前日到此，正往長沙處理大火善後雲。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嶽山中寫經台暫住，所居為李覺師長之宅，極堅固軒爽，囑芷町攜四組職員三人住樓下，余與祖望居樓上，發快函達重慶告平安抵湘。自是居南嶽凡兩星期，蔣公曾回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長沙，約英大使卡爾會晤（余未隨行），旋侍室會報決定分批赴桂林，乃於中旬某日偕芷町、唯果、祖望等由衡山起程，先一日下午六時許動身，次晨九時入桂林市，寓樂群社。入桂境後地方瘠苦情狀，迥異湘省，然山勢之奇兀，與畫本無異，乃第一次得見者也。
住桂林約三星期，初時甚閒，無甚多事務，各處來電擇最重要者電達林主任，余均暫置之。與桂省黨政當局相往還，覺其特點為朴儉勤勞，而規模不宏，蓋地理環境限之。此間熟人不多，鄞縣莊仲文（智煥）方任桂林市籌備處長，招待甚殷，陪同遊覽七星岩、月牙山等處，惜未往陽朔也。
月終，蔣公自衡飛桂，余乃移入藩署八桂閣內辦公，距蔣公官邸才隔一門，蔣公時時過庭中遊覽，摩撫庭間桂樹，測共徑度，告余曰：此民國十一年隨總理到桂之舊遊地也。
蔣公決設置桂林行營，以林蔚文主任為參謀長，輔佐白健生處理粵、桂軍事。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則命賀貴嚴（辦公廳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日，蔣公稍暇即召往談話，所談均第二期抗戰中精神致勝之要點，對敵相近衛所唱之東亞同體與連環互助關係，痛斥之尤力，謂此種桎梏，將斷送民族運命於永久，較諸軍事占領為尤烈，萬不可中其奸計，宜愈戰愈奮，與之作精神鬥爭。凡口授四五次，命記於別冊準備撰一長文。（此種言論惜不及令汪精衛、周佛海於當時得聞之，否則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漢奸。）
蔣公又命電告汪、朱（騮先）準備一月中召開五中全會，並指示應擬提案之要目，皆黨政建設之急務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機飛重慶，本與蔣公坐機同時起飛，然氣候惡劣，蔣公之機竟未行，余機先開，冒惡劣之天氣前進，幾迷失方向，在涪陵降落，詢明途徑後續飛，旁晚始抵渝。則允默已先一日自北碚來迎矣。到渝知佛海已於五日赴昆明，余即暫寓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時往訪汪先生，再三詢余戰局意見，事後覺其容止不甚自然，然當時不甚覺察也。
蔣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黃山約孔、汪、王（外長）、葉、張等談今後抗戰要計，孔等屢以國際形勢為言，蔣公止之曰：「勿問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之準備。」汪亦未有他語，僅謂「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事，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而已。其後蔣公有小病，汪於十六日單獨請見，蔣公猶扶病與之詳談二三十分鐘，始終未提和戰之意見，不謂未及一周，即潛行入滇而離國也。
蔣公病癒後即赴西北視察，余未隨行。二十三日，赴北碚省家人，住三日而歸渝，兒女久不見，重敘極歡。
二十六日為蔣公撰擬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詞，此文以一日之時間草成，張季鸞君謂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經蔣公再四審閱，於二十八日發表，次日汪精衛即在河內發表其響應近衛聲明之艷電矣。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五十歲
元旦團拜畢，召集臨時中央常會，討論對汪發表艷電之處置。初時蔣公猶欲處以寬大，已於先一日囑余擬電稿，將曉以大義，為留悛悔餘地，但會議時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暉諸公均極憤慨，卒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並發表決議文昭告全國，以明邪正之所在。
一月下旬。舉行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開幕之日，蔣公有極詳盡之演詞，說明敵國必敗與抗戰必成之至理。在全會期中，蔣公出席講演六七次，余整理講詞紀錄，隨到隨辦，毫無留滯，復參加起草宣言（季陶主持其事）蓋年來體力精神，以此一時期為最勝雲。
一月十九日吟兄在余寓，以驚憤失常，突發生厭世觀念，服寧神藥過量，殆次晨發覺，醫治無效，竟爾逝世，客中遭此慘變，悲感不可言喻。
二三月在渝照常治事，為蔣公撰擬文字，以此時期為最多：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序皆此時期所屬稿者也。而各種紀念文字如新運周年紀念等文，寫來亦覺順利，此二三月中，為近年工作最愉快時期。
五中全會以後，改以葉楚傖先生任宣傳部長，其他各部無大更動。唯國防最高會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將中央黨政軍各機關主管長官悉任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蔣公自兼委員長，設秘書廳以張岳軍為秘書長，余為副秘書長，秘書廳設三處：總務、審核設計與議事，第三處即串央政治會議秘書處併入之。另設參事八人，設計委員若干人，原隸中政會之各專門委員會亦改隸焉。
本年，蔣公所最致力者，軍事而外，為幹部訓練，為縣政建設，為經濟建設。第一事由中央訓練團分期舉辦黨政訓練班。第二事則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事以牽涉繁多，未有所興舉，然各戰區經濟委員會之設置，金融機構之調整，及工礦交通之督促改進，蔣公無不晝夜籌策以赴之。
四月以後，余身體精神，忽大感疲憊，竟日昏昏，作事無力，夜間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態百出，而骨痛腰酸，頭腦暈重，吏為習見之現象，以事務甚繁，未便休息，僅於萬不能支時略請短假而已。蔣公及蔣夫人察知其事，乃於四月底囑余移地療養，蔣公初命余赴昆明休息一月，余恐有不便，未果往，然蔣公又函諭諄促，乃於五月八日離渝。
五月八日到北碚，十二日移往縉雲山中之石華寺。縉雲山原有相思寺，系唐時古剎，近年設漢藏教理院，由太虛法師之徒法尊任院長，彼此有交誼，余乃賃其別院之石華寺東廂以居，凡休養五十二日，其間即在山中為蔣公補輯民國十六年以來各年之日記，蓋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為水浸入有剝蝕者，蔣公命余為之整理並督抄副本，調金省吾及郭子猷兩君上山抄寫之，其不可辨認者，余則為查補重訂，凡六周而畢事。又為蔣公撰科學的群眾時代之講演，並複閱訓練團講稿多篇，雖在休假中亦仍有相當工作，然山中氣候涼爽，每日必外出散步，居月余，諸患漸除，乃於六月卅日下山回渝銷假。
七月初旬，精神復原，為蔣公撰擬並修改七七告軍民、告友邦、告敵國民眾書，又撰發激勵將士通電，其時並有若干對外之函札，均一一如期撰擬未愆期。然天時漸熱，暑中居室逼窄，蒸郁殊甚，又不免影饗工作也。（允默及旦姨等留山中未歸。）
成都忽起反對王主席（纘緒）之風潮，擾攘甚久，由所謂七師長者發難，而政客從中播弄之，嚴誡婉勸，均無效果，最後王主席請命出川抗敵，蔣公乃決定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以賀國光為秘書長。
八月，王宇高（墉伯）、孫詒（翼父）、袁愚常（孟純）自奉化奉召來渝，入侍從室任編纂員，掌編纂蔣公十六年以後之事略事宜，隸第五組，由余督導之。
十月三日隨蔣公赴成都，住四道街陳武鳴先生家，蔣公就川省府主席職，並召集黨政軍紳耆學界各別指示建川要點，先後住兩星期，十七日回重慶。
十一月十二日舉行第六次中央全體會議，蔣公出席訓話凡八次，有極重要之外交演說，對歐戰發生後之抗戰形勢，分析指示，至為詳盡。會議凡九日而畢，調整中央各部會人事：以楚公為秘書長，騮先、雪艇、谷正綱、吳鐵城分任組織、宣傳、社會、海外各部長，並加推王泉篤、王秉鈞、張厲生為常務委員。在行政方面，則決議蔣公兼任行政院長，孔庸之為副院長。
余自十一月下旬以後，舊疾又作，是時允默等已挈兩兒自縉雲山來渝，百般為余調治，終不見痊，且胃腸日見薄弱，人亦慚消瘦，故十一、十二兩月，對公務多所曠誤，自問精力，年不如年矣。
十二月二十六日，為餘五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先後來函問訊。是日蔣公手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以為贈，勖勉期許之意溢於言表，真不知何以報其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