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 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風、雅、頌之分的不當——《詩經》中的詩人的創作——《詩序》的附會——亂離時代的歌聲——《詩經》里的情歌——農歌的重要——貴族的詩歌——《楚辭》的時代——屈原和他的《離騷》——《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響——宋玉、景差等 一 《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周平王東遷前後的古詩，除見於《詩經》者外，寥寥可數，且大都是斷片；又有一部分是顯然的偽作。論者以為：詩三千，孔子選其三百，為《詩經》。此語不甚可靠。不過古詩不止三百篇之數，則為無可疑的事實。 《詩經》研究著作書影 很可笑的偽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曠浩茫茫」，「清歌流暢樂難極」之類，見於王子年《拾遺記》（《詩紀》首錄之）。將這樣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離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時代，自然是太淺陋的偽作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歌》，也都是不必辯解的偽作。「斷竹，斷竹，飛土逐宍」的《彈歌》，《吳越春秋》只言其為古作，《詩苑》卻派定其為黃帝作，當然是太武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與皋陶諸臣的唱和歌，比較的可靠，然卻未必為原作。《尚書大傳》所載的《卿雲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較可信的是秦漢以前諸書所載的逸詩。這些逸詩，《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後來郝懿行又輯增之，為《詩經拾遺》一書。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語，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諺語。所以我們研究古代的詩篇，除了《詩經》這一部僅存的選集之外，竟沒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資料。 二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聖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諫的根據，或宣傳討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隻語。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蘇羅門歌》，即《所羅門之歌》，又名《雅歌》。古希伯來詩歌，《舊約全書》的一卷。所羅門為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詩經》在秦漢以後，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詩》，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另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抬舉為《聖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大敘》，即《詩大序》。兩漢時期詩學的重要文獻。也即《毛詩大序》（毛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分） 石經《毛詩》殘本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別。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毛詩正義》）關於賦、比、興，我們在這裡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範圍。至於風、雅、頌三者，則歷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於其範圍之內。三百篇之中，屬於「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於「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於「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大敘》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詩經集注序》）《詩大敘》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敘》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我們勉強的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屬於個人的，雅是有關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於此，而較為明白。他只將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里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當初的分別風、雅、頌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後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後人所竄亂，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將其牴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將「風」作為里巷歌謠，將「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後一首便是「里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至於「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商頌》的五篇，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內容便已十分複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別（如《小毖》）。《魯頌》則只有《悶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雲漢》之類是。更有後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別。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通志·樂略》）又說：「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古代的音樂早已亡佚，如何能以後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別。至於「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南」之中有許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於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詩經》的內容是十分複雜的；風、雅、頌之分，是絕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別又是充滿了矛盾呢。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它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梁任公（1873～1929），即梁啓超。梁字卓如，號任公。 據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內容，可歸納為三類：一、詩人的創作，像《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谷有摧》、《將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雲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攻吉日》等；（五）戰事歌，像《常武》等。 三 詩人的創作，在《詩經》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的。據《詩序》，「有主名」的創作有：（一）《綠衣》，衛莊姜作（《鄴風》）；（二）《燕燕》，衛莊姜作（《鄴風》）；（三）《日月》，衛莊姜作（《邶風》）；（四）《終風》，衛莊姜作（《鄴風》）；（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鄴風》）；（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鄴風》）；（七）《泉水》，衛女作（《邶風》）；（八）《柏舟》，共姜作（《鄘風》）；（九）《載馳》，許穆夫人作（《鄘風》）；（十）《竹竿》，衛女作（《衛風》）；（十一）《河廣》，宋襄公母作（《衛風》）；（十二）《渭陽》，秦康公作（《秦風》）；（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風》）；（十四）《鴟鴞》，周公作（《豳風》）；（十五）《節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蘇公作（《小雅》）；（十七）《頍弁》，「諸公」作（《小雅》）；（十八）《賓之初筵》，衛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劉》，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洞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勞》，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盪》，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衛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雲漢》，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燕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韓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漢》，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印》，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曼》，凡伯作（《大雅》）；（三十五）《駉》，史克作（《魯頌》）。此外尚有許多篇，《詩序》以為是「國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詩序》本來是充滿了臆度與誤解的，極為靠不住。譬如，我們就上面三十幾篇而講，《燕燕》一詩，《詩序》以為是「衛莊姜送歸妾也」。那麼一首感情深摯的送別詩：「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這豈像是一位君夫人送「歸妾」之詞？至於其他，《詩序》以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無名詩人所作，則更多誤會。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於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樂歌麼？《詩序》卻以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這是哪裡說起的誤會呢？大約《詩序》將民歌附會為詩人創作者十之六，將無名之作附會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據《詩序》，周公是《詩經》中的第一個大詩人。周公多才多藝，確是周室初年的一個偉大的作家。《尚書》中的《大誥》、《多士》、《無逸》等篇，皆為他所作。《詩經》中傳為周公所作者為《七月》及《鴟鴞》二篇。《史記》：「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此詩音節迫促，語意摯切而悽苦，似是出於苦思極慮、憂讒畏譏的老成人所作。但這人是否即為周公，卻很難說。而《七月》便絕不會是周公所做的了；這完全是一首農歌，蘊著極沉摯的情緒，與刻骨銘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這樣的近於詛咒的農民的呼籲，如何會是周公之作呢？《詩序》傳為召康公所作之詩有三篇，皆在《大雅》，一為《公劉》，一為《洞酌》，一為《卷阿》。《公劉》為歌詠周先祖公劉的故事詩。或有召康公所作的可能。《洞酌》為一種公宴時的樂歌，《卷阿》亦為歡迎賓客的宴會樂歌，如何會是「召康公戒成王」呢？ 周公像 所稱為尹吉甫作的詩篇凡四：《崧高》、《民》、《韓奕》及《江漢》。尹吉甫為周宣王年代的人（公元前827～前782年）。宣王武功甚盛，吉甫與有力焉。在《詩經》的詩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個。他在《崧高》的末章說：「吉甫作誦……以贈申伯。」在《燕民》上說：「吉甫作誦……以慰其心。」這幾篇詩都是歌頌大臣的「廊廟之詩」，（《崧高》是贈給申伯的；《熏民》是贈給仲山甫的；《韓奕》是贈給韓侯的；《江漢》是贈給召虎的。）富於雍容爾雅之氣概，卻沒有什麼深厚的情緒。召穆公與尹吉甫是同時的人。他的詩，據《詩序》有三篇見錄於《詩經》：《民勞》、《盪》與《常武》。《詩序》說，《民勞》與《盪》是刺厲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勞》是從士大夫的憂憤與傷心中寫出的文字，《盪》似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詩，模擬文王的語氣是又嚴正，又懇切。或為史臣所追記，或為史詩作者的一篇歌詠文王的故事詩中的一段，現在已不可知。但絕不是：「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則為極明白的事。《常武》敘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這是一篇戰爭敘事詩中的傑作，也是《詩經》敘事詩中的傑作：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游。 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凡伯相傳與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時，或較他們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相傳為幽王時人，作《瞻印》及《召旻》二詩。前凡伯為厲王（公元前878～前842年）卿士。他是周公之後。後凡伯為幽王時代（公元前781～前771年）的人。《板》與《瞻印》及《召旻》，所表示的雖同是一個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則諷諫，一則悲憤。兩個凡伯當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見世亂，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將其憂亂之心，悲憤之情，一發之於詩。因此與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風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板》）活畫出一位老成人在舉世的嬉笑謔浪之中而憂思慮亂的心境來！《瞻印》與《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印》與《召旻》則直破口痛罵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瞻印》）正是周室東遷時代，「日蹙國百里」的一種哀音苦語，真切地反映出當時的昏亂來。 《詩經》詩意圖 衛武公為幽王時人，所作《賓之初筵》，《詩序》以為「衛武公刺時也」。但此詩系詠宴飲之事，決沒有刺什麼人之意，所以《詩序》所說的「衛武公」作，也許未免要加上一個疑問號。我們在社飲的詩中，找不到一首寫得那麼有層次、有條理的。作者從鳴鐘鼓，競射，「烝衍烈祖」，「各奏爾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樣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的諍諫作結。其中有幾段真是寫得生動異常。又有《抑》，為格言詩的一類，教訓的氣味很重。《詩序》也說是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但《詩序》作者所說的時代卻是完全不對的。武公在幽王時，入仕於朝，初本為侯。後幽王被犬戎所殺，武公引兵入衛。及平王立，乃進武公為「公」。所以他絕不會去「刺厲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當他寫《抑》時。或者《抑》乃是他在幽王時所作，故有：「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諸語。像這種的情調，頗為後人所模擬。 芮伯的時代在衛武公之前（據《詩序》），他的《桑柔》，據說是「刺厲王」的。但觀《桑柔》中：「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諸語，似為大亂時所作。此詩如果為芮伯所作，也許芮伯便是幽王時人。《桑柔》亦多格言式的文句，但憂亂怨時之意則十分的顯露，並無一點的顧忌；若「降此蟊賊，稼穡卒癢」，若「維彼愚人，覆狂以喜」，若「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之類，則直至於破口大罵了。 仍叔為宣王時人。據《詩序》，仍叔作《雲漢》乃以「美宣王」的。其實《雲漢》乃是一篇皇帝或官吏或民眾禱告神道，以求止旱的禱文。悲摯懇切，是禱文中的名作，絕不會是仍叔「美宣王」的詩：「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雲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遁。……」這可見出農業社會對於天然災禍的降臨是如何的畏懼，無辦法。 家父，幽王時人。據《詩序》，他作了一篇《節南山》，以「刺幽王」。在這首詩的篇末，他也自己說：「家父作誦，以究王洶。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而「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辛勞百姓」云云，諷刺執政者的意思是顯明的。 《詩序》，《毛詩序》的簡稱，即列於《詩經》各詩之前解釋各篇主題的文字。《毛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分。 《詩序》謂：《何人斯》為蘇公刺暴公的；《頍弁》為「諸公」刺幽王的。其實，以原詩仔細考察之下，《何人斯》實是一首纏綿悱惻的情詩，是一個情人「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的。「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攪我心！」寫得十分的直捷明了。《頍弁》是一首當筵寫作之歌，帶著明顯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悽的享樂主義：「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又如何是刺幽王呢！《渭陽》是一首送人的詩，卻未必為秦康公所作；《竹竿》是一首很好的戀歌，也不會是衛女思歸之作；《河廣》，也是一首戀歌，不會是宋襄公母思宋之作；《柏舟》，也未必為共姜之作，「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是怨其母阻撓其愛情之意，「之死矢靡慝」是表示其堅心從情人以終之意；《載馳》，《詩序》以為許穆夫人作，其實也只是一首懷人之作。 在《邶風》里，有衛莊姜的詩四篇，《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假定《詩序》的這個敘述是可靠的話，則衛莊姜乃是《詩經》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女作家了。《燕燕》一詩，非她作，前面已經說過。《日月》是懷人之什；《綠衣》一詩，是一首男子懷念他的已失的情人的詩；《終風》，也為一首懷人的詩。「謔浪笑敖，中心是悼」，這是如何深切的苦語。這些詩都附會不上衛莊姜上面去。又《式微》、《旄丘》皆顯然為懷人之什，也並不會是「黎侯之臣」們所作。又據《詩序》，史克作頌以頌魯僖公，即《駉》是。但《駉》本無頌人意。在本文上看來，明明是一首禱神的樂歌。民間常有禱祝牛馬，以求其蕃殖者，《駉》當是這一類的樂歌。 在《小雅》中，有一個寺人孟子所作的《巷伯》；他自己在最後說著：「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這首詩是罵「譖人者」的；「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毒之極而至於破口大罵以詛咒之了！ 總上所言，可知《詩序》所說的三十幾篇有作家主名的詩篇，大多數是靠不住的。其確可信的作家，不過尹吉甫、前凡伯、後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幾個人而已。 四 許多無名詩人，我們雖不能知道他們的確切的時代，但顯然有兩個不同的情調是可以看得出的：第一是一種歌頌讚美的；第二是一種感傷，憤懣，迫急的。前一種大都是歌頌祖德的；後一種則大都是歌詠亂離，譏刺當局，憤嘆喪亡之無日的。前者當是西周之作，後者當是周室衰落時代之作。經了幽王的昏暴，犬戎的侵入，中央的威信完全掃地了；各地的諸侯便自由的無顧忌的互相併吞征戰。可使詩人憤慨悲憤的時代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這些後期的無名詩人之作，遣辭用語，更為奔放自由，在藝術上有了極顯著的進步。 前期的無名詩人之作，在《大雅》中有《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靈台》、《生民》、《公劉》諸篇，又《小雅》中亦有《出車》、《六月》、《采芑》等作，皆是敘事詩。細看這些詩，風格頗不相同，敘事亦多重複，似非出於一人之手，亦非成於一個時代。當是各時代的朝廷詩人，追述先王功德，或歌頌當代勛臣的豐功偉績，用以昭示來裔，或竟是祭廟時所用的頌歌。在其間，惟《綿》及《公劉》最可注意。《綿》敘公直父的事。他先是未有家室，後「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乃謀議而決之於龜，龜吉，乃「日止日時，築室於茲」。底下一大段，描寫他們耕田分職，築室造廟，卻寫得十分生動。《公劉》敘公劉遷移都邑的事。他帶領人民，收拾了一切，裹了「餱糧」，便啟行了。經山過水，陟於平原，最後乃決意定居於豳。「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活畫出古代民族遷徙的一幕重要的圖畫來。 公劉廟 後期的無名詩人之作，大都是憤當局之貪墨，嘆大亂之無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其中最好的詩篇，像：《柏舟》（《邶風》）寫詩人「耿耿不寐」欲飲酒以忘憂而不可能。「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諸語，不僅意思很新穎流轉，即音調也是很新穎流轉的。《兔爰》（《王風》）寫時艱世亂，人不聊生。詩人丁此亂世，卻去追想到未生之前之樂，又去追想到昧昧蒙蒙一事不知的睡眠之樂。他怨生，怨生之多事；他惡醒，惡醒之使他能見「百憂」。因此，惟希望自己之能寐而無覺，一切都在睡夢裡經過！《葛藟》（《王風》）也帶有這樣的悲苦調子。《伐檀》（《魏風》）是一首諷刺意味很深的詩。《詩經》中破口罵人的詩頗有幾首，而這一首特具冷雋的諷趣。「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碩鼠》（《魏風》）不是諷刺卻是謾罵。他竟將他無力驅逐去的貪吏或貪王，比之為碩鼠。他既不能起而逐去他們，只好消極的辱罵他們道：「碩鼠，碩鼠！不要再吃我的黍麥了，我的黍麥已經有三年被你奪去吃了。我現在終定要離開你而到別一個『樂土』去了。你不要再吃我的黍麥了！」不能反抗，卻只好遷居以躲避——可憐的弱者！但他能夠遷避到哪裡去呢？《蟋蟀》（《唐風》）和《山有樞》（《唐風》）都是寫出亂世的一種享樂情調。「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這個聲語是《詩經》所常見的。 在《小雅》的七十四篇中，這類的詩尤多，至少有二十篇以上的無名詩人作品是這樣的悲楚的亂世的呼號。最好的，像《採薇》，是寫行役之苦的；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一段，乃是《詩經》中最為人所傳誦的雋語。《正月》以下的幾篇，像《正月》、《雨無正》，也都是離亂時代文人學士的憤語哀談；他們有的是火一般的熱情，火一般的用世之心。他們是屈原，是賈誼，是陸游，是吳偉業。他們有心於救亂，然而卻沒有救亂的力量。他們有志於作事，然卻沒有作事的地位。於是他們只好以在野的身份，將其積憤，將其鬱悶之心，將其欲抑而不能自制的悲怒，滔滔不絕的一發之於詩。其辭或未免重疊紛擾，沒有什麼層次，有類於《離騷》，然而其心是悲苦的，其辭是懇摯的。在《詩經》之中，這些亂世的悲歌，與民間清瑩如珠玉的戀歌，乃是最好的最動人的雙璧。 《詩經·唐風》詩意圖 五 《詩經》中的民間歌謠，以戀歌為最多。我們很喜愛《子夜歌》、《讀曲歌》等等；我們也很喜愛《詩經》中的戀歌。在全部《詩經》中，戀歌可說是最晶瑩的圓珠圭璧；假定有人將這些戀歌從《詩經》中都刪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張者——則《詩經》究竟還成否一部最動人的古代詩歌選集，卻是一個問題了。這些戀歌雜於許多的民歌、貴族樂歌以及詩人憂時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掛了一盞亮晶晶的明燈，又若蛛網上綴了許多露珠，為朝陽的金光所射照一樣。他們的光輝竟照得全部的《詩經》都金碧輝煌，光彩炫目起來。他們不是憂國者的悲歌，他們不是歡宴者的謳吟，他們更不是歌頌功德者的曼唱。他們乃是民間小兒女的「行歌互答」，他們乃是人間的青春期的結晶物。雖然注釋家常常奪去了他們的地位，無端給他們以重厚的面幕，而他們的絕世容光卻終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戀歌在十五國風中最多，《小雅》中亦間有之。這些戀歌的情緒都是深摯而懇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嬌美可喜的。他們活繪出一幅二千五百餘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來。他們將本地的風光，本地的人物，襯托出種種的可入畫的美妙畫幅來。「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鄭風》）這是如何的一個情景。「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魏風》）這又是如何的一個情景。「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齊風》）這又是如何的一個情景！但在這裡不能將這些情歌，一一加以徵引，姑說幾篇最動人的。衛與鄭，是詩人們所公認的「靡靡之音」的生產地。至今「鄭衛之音」，尚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鄭風》中情詩誠多，而《衛風》中則頗少，較之陳、齊似尚有不及。鄭、衛並稱，未免不當。《鄭風》里的情歌，都寫得很倩巧，很婉秀，別饒一種媚態，一種美趣。《東門之蟬》一詩的「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與《青青子衿》一詩的「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寫少女的有所念而羞於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懷，寫得真是再好沒有的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鄭風》中所特殊的一種風調。這種心理，卻沒有一個詩人敢於將她寫出來！其他像《將仲子》、《籜兮》、《野有蔓草》、《出其東門》及《溱洧》都寫得很可讚許。 《詩經》竹簡 《陳風》里，情詩雖不多，卻都是很好的。像《月出》與《東門之楊》，其情調的幽雋可愛，大似在朦朧的黃昏光中，聽凡硪令的獨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聽長笛的曼奏：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惻兮，舒憂受兮，勞心怪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 凡硪令，英語小提琴（Violin）的音譯。 《齊風》里的情詩，以《子之還兮》一首較有情致。《盧令令》一首則以音調的流轉動人。齊鄰于海濱，也許因是商業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種清逸的氣氛。這是商業國的一個特色。又齊多方士，思想多幻渺虛空，故對於人間的情愛，其謳歌，便較不注意。《秦風》中的《蒹葭》，措詞宛曲秀美。「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調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間的祝賀之歌，或結婚、迎親之曲，在《詩經》里亦頗不少。《關雎》、《桃夭》、《鵲巢》等都是結婚歌。《螽斯》及《麟趾》則皆為頌賀多子多孫的祝詞。 《詩經·麟趾》詩意圖 民間的農歌，在《詩經》里有許多極好的。他們將當時的農村生活，極活潑生動的表現出來，使我們在二千餘年之後，還如目睹著二千餘年前的農民在祭祀，在宴會，在牽引他們的牛羊，在割稻之後，快快樂樂的歌唱著；還可以看見他們在日下耕種，他們的妻去送飯；還可以看見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靜靜的低頭食草；還可以看見他們怎樣地在咒恨土地所有者，怒罵他們奪去了農民的辛苦的收穫，還可以看見他們互相的談話，譏嘲，責罵。總之，在那些農歌里，我們竟不意的見到了古代的最生動的一幅耕牧圖了。 這些民間的或農人們的祭祀樂歌，皆在《大雅》、《小雅》中。於上舉之《七月》等外，像《無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其描寫的情境是活躍如見的。又像《甫田》那樣的禱歌，更不是平庸的駢四儷六的祭神文、青詞、黃表之類可比。「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唆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甫田》）其形狀農家生活，真是「無以復加矣」。 民間的及貴族的宴會歌曲，盡有不少佳作。有時，竟有極清雋的作品。但這些宴會歌曲，結構與意思頗多相同，當是一種樂府相傳的歌曲，因應用的時與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轉變。像《鄭風》的《風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桑》、《蓼莪》、《裳裳者華》、《頍弁》，以及《召南》的《草蟲》·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個來源轉變而來的。而像《伐木》（《小雅》），寫一次宴會的情況，真是栩栩如活：「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當前之景，取之不窮，而狀之則不易者。貴族或君王的田獵歌，也有幾首，像《吉日》、《車攻》，且都不壞。帝王及貴族的頌神樂歌，或禱歌，或宗廟樂歌，則除了歌功頌德之外，大都沒有什麼佳語雋言。《文王有聲》（《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個別格。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烝哉！」末二章則最後皆曰：「武王烝哉！」 《魯頌》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偉的戰勝頌歌，並不是禱神歌。《宮》乃是一首禱神歌，其格調卻與《周頌》中的諸篇不同了。 《商頌》五篇，未必便是殷時所作。《詩序》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但其風格離《詩經》中的諸篇並不很歧遠。似當是周時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我們不僅如睹其形，亦且如聞其「鞉鼓淵淵」之聲矣。 六 繼於《詩經》時代之後的便是所謂「楚辭」的一個時代。在名為「楚辭」那一個總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見《史記》卷八十四）。他是「楚辭」的開山祖，也是「楚辭」里的最偉大的作家。我們可以說，「楚辭」這個名詞，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從者」。 「楚辭」的名稱，或以為始於劉向。然《史記·屈原列傳》已言：「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朱買臣傳》言：「買臣善《楚辭》。」又言：「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辭》。」「楚辭」之稱，在漢初當已成了一個名詞。據相傳的見解，謂屈原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其後雖有許多非楚人作《楚辭》，雖未必皆紀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聲則皆同。 《楚辭章句》》書影 後漢王逸著《楚辭章句》，於卷首題著：「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楚辭》到劉向之時，始有像現在那個樣子的總集，這是可信的事。惟這個王逸章句的《楚辭》，是否即為劉向的原本，卻是很可疑的。據王逸的《章句》本，則名為《楚辭》的這個總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個時代為止的許多作品。據朱熹的《集注》本，則《楚辭》的範圍更廣，其時代則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則包括自荀況以至呂大臨。本書所謂《楚辭》，指的不過屈原、宋玉幾個最初的《楚辭》作家。 《楚辭》，或屈原、宋玉諸人的作品，其影響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廣的。《詩經》的影響，至秦漢已微。她的地位雖被高列於聖經之林，她在文學上的影響卻已是不很深廣了。但《楚辭》一開頭便被當時的作者們所注意。漢代是「辭、賦的時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幾乎沒有一代無模擬《楚辭》的作家們。她的影響，不僅在「賦」上，在「騷」上，即在一般詩歌上也是如此。若項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劉邦的「大風起兮雲飛揚」，以至劉徹的「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諸詩，固不必說，顯然的是「楚風」了；即論到使韻遣辭一方面，《楚辭》對於後來的詩歌，其影響也是極大的。他們變更了健勁而不易流轉的四言格式，他們變更了淳樸短促的民間歌謠，他們變更了教訓式的格言詩，他們變更了拘謹素質的作風。他們大膽的傾懷的訴說出自己鬱抑的情緒；從來沒有人曾那麼樣的婉曲入微，那麼樣的又真摯、又美麗地傾訴過。 屈原像 屈原是古代第一個有主名的大詩人。在古代的文學上，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爭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記》中有他的一篇簡傳。在他自己的作品裡也略略的提起過自己的生平。據《史記》，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離騷》里則說：「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是正則，靈均又是他的名字。後人或以正則、靈均為「平」字「原」字的釋義，或以為正則、靈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約生於公元前343年（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爭寵，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上官大夫因在懷王之前讒間他道：「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適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大敗。秦欲與楚為歡，乃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恨張儀入骨，說道：「不欲得地，願得張儀。」張儀竟入楚。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屈平自齊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與楚婚，欲懷王會。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固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竟客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敗。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太卜鄭詹尹欲決所疑。他問詹尹道：「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詹尹卻很謙抑的釋策說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死時約為公元前290年（即頃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這一日，到處皆競賽龍舟，投角黍於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 位於屈原故里的屈子祠 瓦爾米基，今音譯是跋彌，意譯是蟻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 《奧特賽》，今通譯《奧德賽》。 《拉馬耶那》，今通譯《羅摩衍那》。 羅摩衍那壁畫 近來頗有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許和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乃是一個箭垛式的烏有先生。荷馬、瓦爾米基之果為烏有先生與否，現在仍未論定——也許永久不能論定——但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卻與他們截然不同。荷馬的《伊里亞特》、《奧特賽》，瓦爾米基的《拉馬耶那》，乃是民間傳說與神話的集合體，或民間傳唱已久的小史詩、小歌謠的集合體。所以那些大史詩的本身，應該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馬、瓦爾米基那樣的作家，即使有之，我們也只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者」。屈原這個人，和屈原的這些作品，則完全與他們不同。他的作品像《離騷》、《九章》之類，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憤的，完全是訴說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個人的抒情哀語，而不是什麼英雄時代的記載。它們是反映著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它們是帶著極濃厚的屈原個性在內的，它們乃是無可懷疑的一個大詩人的創作。 七 《漢書·藝文志》里有《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辭》與朱熹《集注》本的《楚辭》，所錄屈原著作皆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計之，正為二十五篇，與《漢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對於《大招》一篇，卻又題著「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則屈原賦共有二十六篇。或以為《九歌》實止十篇，因《禮魂》一篇乃是十篇之總結。故加入《大招》，仍合於二十五篇之數。或則去《大招》而加《招魂》，仍為二十五篇。或則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為二十五篇。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篇，絕不會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懷疑的。《遠遊》中有「羨韓眾之得一」語。韓眾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此已足證明《遠遊》之絕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漁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兩篇的開始，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第三人的記載。王逸也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此外《九歌》、《天問》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處。我們所公認為屈原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者，僅《離騷》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離騷》為古代最重要的詩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創作的最偉大的作品。「離騷」二字的解釋，司馬遷以為「猶離憂也」。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離騷》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裡已是發展到極點。她是秀美婉約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絕美的錦幛，交織著無數絕美的絲縷；自歷史上、神話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現象，以至草木禽獸，無不被捉入詩中，合組成一篇大創作。 王逸（生卒不詳），東漢文學家。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 屈子行吟圖 明陳洪綬作。選自1638年刊《楚辭述注》卷首 屈原想像力是極為豐富的。《離騷》雖未必有整飭的條理，雖未必有明晰的層次，卻是一句一辭，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各自圓瑩可喜，又如春園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實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敘述他的身世性格，繼而說他自己在「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之時，不得不出來匡正。「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不料當事者並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讒而齎怒」。他「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這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獨有他的心卻另有一番情懷。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麼樣的純潔：「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因而慨然的說道：「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在這時，他已有死志。他頗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然而他又不能決心退隱。女嬃又申申的罵他，勸他不必獨異於眾。「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余之中情」。他卻告訴她說，「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時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騁其想像「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但「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他悶悶之極，便命靈氛為他占之。靈氛答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他欲從靈氛之所占，心裡又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咸又告訴他說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蠖之所同。……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說為然。他說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實在的，「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他終於猶豫著，狐疑著，不能決定走哪一條路好。最後他便決絕的說道：「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便又留戀瞻顧而不能自已。「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始終在徘徊瞻顧，下不了決心。他始終猶豫著，狐疑著，不知何所適而後可。到了最後之最後，他只好浩然長遠的嘆道：「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始終是一位詩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權變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塵，以求達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沒有那麼靈敏的手腕。他的潔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違反本願的行動。於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頭：猶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後而最好的一條路便只有：「從彭咸之所居。」 三閭大夫卜居漁父 清蕭雲從作。選自1645年刊《離騷圖》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於此。《九章》本為不相連續的九篇東西，不知為什麼連合為一篇而總名之曰《九章》。這九篇東西，並非作於一時，作風也頗不相同。王逸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迴風》二篇為其「臨絕之音」。其他各篇則不復加以詮次。後人對於他們的著作時日的前後，議論紛紜。《涉江》首句說，「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為晚年之作。《惜誦》、《抽思》二篇，其情調與《離騷》全同，當系同時代的作品。《橘頌》則音節舒徐，氣韻和平，當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時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蘊著詩人的矯昂不群的氣態了：「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思美人》仍是寫他自己的低徊猶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到別地，思念故鄉而作的。他等候著復召，卻永不曾有這個好音。他最後只好慨嘆的說道：「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於南方時所作。 他既久不得歸，於是又作《懷沙》、《悲迴風》二賦，以抒其愁憤，且決志要以自殺了結他的貞固的一生。在這時，他已經完全失望，已經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光明前途了。國事日非，黨人盤據，「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簸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當然不會有人知他。《懷沙》之作，在於「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時。他在那裡，已決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詳說道：「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在《悲迴風》里，他極敘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願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於《惜往日》，或以為「此作詞旨鄙淺，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偽托也」。我們見她一開頭便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為直抄《史記》的《屈原列傳》而以韻文改寫之的，屈原的作品，絕不至如此的淺顯。偽作之說，當可信。 《九歌》、《天問》也頗有人說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被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是則朱熹也說《九歌》本為舊文，屈原不過「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已。這個解釋是很對的。我們與其將《九歌》的著作權完全讓給了屈原或楚地的民眾，不如將這個巨作的「改寫」權交給了屈原。我們看《九歌》中那麼許多娟好的辭語：「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們很不能相信民間的祭神歌竟會產生這樣的好句。有許多民間的歌曲在沒有與文士階級接觸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瑩的至情語，也被拙笨的辭筆所礙而不能暢達。這乃是文人學士的擬作或改作，給他們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為文藝上的巨作，其歷程當不外於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禮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適用。或則更以最後的三篇：《山鬼》、《國殤》、《禮魂》，合為一篇以合於「九」之數，然《山鬼》、《國殤》諸篇，決沒有合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實只有九篇。除《禮魂》外，《東皇太一》實為「迎神之曲」，也不該計入篇數之內。 屈原《九歌·雲中君》圖 《九歌》的九篇（除了兩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傳以為都是禮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諸情語，又豈像是對神道說的。或以為《聖經》中的《蘇羅門歌》不是對神唱的歌曲，而同時又是絕好戀歌麼？不知《蘇羅門歌》正是當時的戀歌；後人之取來作為聖歌，乃正是他們的附會。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語，頗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說：「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見是，《九歌》的內容是極為複雜的，至少可成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間戀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間祭神祭鬼的歌，如《雲中君》、《國殤》、《東君》、《東皇太一》及《禮魂》。 明文徵明繪《湘君湘夫人》 《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在作風上，在遣辭用語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既是楚人所「論述」，可見未必出於屈原的手筆。且細讀《天問》全文，平衍率直，與屈原的《離騷》、《九章》諸作的風格完全不同。我們不能相信的是，以寫《離騷》、《九章》的作者，乃更會寫出「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那麼一個樣子的句法來。有人以為《天問》是古代用以考問學生的試題。這話頗有人加以非笑，以為在古代時，究竟要考問什麼學生而用到這些試題。我們以為以《天問》為試題，或未免過於武斷；但《天問》之非一篇有意寫成的文藝作品，則是無可懷疑的。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歷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或者竟是如希臘海西亞特（Hesiod）所作的《神譜》，或亞甫洛杜洛斯（Apollodoms）的《圖書紀》。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後。後人因為答題過於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刪去之，僅存其問題，以便讀者的記誦。這個猜測或有幾分可能性罷。 海西亞特，今通譯赫西奧德，古希臘詩人。 八 《九辯研究》書影 《大招》或以為屈原作，或以為景差作。王逸以為：「疑不能明。」朱熹則直以為景差作。《招魂》向以為宋玉作，並無異辭。至王夫之、林雲銘他們，始指為屈原作。此二篇內容極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話，則第二篇絕不會更是他「作」的。但這兩篇原都是民間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題下，釋曰：「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皋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屍。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為招魂復魂。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種見解，較之王逸的「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這兩篇「招魂」的文章，無論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與作者的關係都是很不密切的，他們只是居改作或潤飾之勞而已。 這兩篇作品的影響，在後來頗不小。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辯》，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們只有抒寫，並不鋪敘。只是抒情，並不誇張。只是一氣直下，並不重疊的用意描狀。至於有意於誇張的鋪敘種種的東西，以張大他們的描狀的效力者，在《楚辭》中卻只有《大招》、《招魂》這兩篇。例如，他們說美人，便道：「朱唇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大招》）他們說宮室，便道：「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台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泛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招魂》）說飲食，說歌舞，也都是用這種方法。又他們對於招來靈魂，既歷舉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歸來的可以享受種種的快樂。這種對稱的敘述，重疊的有秩序的描狀，後來的賦家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這樣的。《三都賦》是如此，《七發》是如此，《簫賦》也是如此。「賦者，鋪也」一語，恰恰足以解釋這一類的賦。《大招》、《招魂》的重疊鋪敘，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儀式。卻不料反開了後來的那麼大的一個流派。 九 在《楚辭》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記》在《屈原列傳》之末，提起這樣的一句話：「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司馬遷並沒有說起宋玉的生平。在《漢書·藝文志》里，於「宋玉賦十六篇」之下，也只注著「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韓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一及第五）里，說起：宋玉是屈原以後的一位詩人，事楚襄王（《韓詩外傳》作懷王）為小臣，並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約是與漢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諸人相類。與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諸人，皆能賦。他的一生，大約是這樣的很平穩的為文學侍從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約在楚亡以前。他與屈原的關係，以上幾部書都不曾說起過。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辭章句》上說：「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辯·序》）這話沒有根據。大約宋玉受屈原的影響則有之，為實際上的師弟則未必然。他在當時頗有一部分的勢力，他的鋒利的談片，或為時人所艷稱，所以他有許多軼事流傳於後。 他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說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則為十四篇。在其中，唯《九辯》一篇，公認為宋玉所作，並無異議。這一部大作，也實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藝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詩歌組成的。那九篇的情調，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約絕不會是同時之作。《九辯》之名，或為當時作者隨手所自題（《九辯》原為古詩名），或為後人所追題。在《九辯》里的宋玉，其情調與屈原卻大有不同。他也傷時，然而他只說到「悼餘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伍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見察，然而他也只說到「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罵世，然而他只說到「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而止。他是蘊蓄的，他是「溫柔敦厚」的。 東君 《九辯》里寫秋景的幾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淒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簡直要一口氣讀到底，捨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諸作，除《招魂》外，自《風賦》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則他們的文體是疏率的，與《九辯》之緻密不同。再則，他們的情調是淺露無餘的，與《九辯》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則他們的結構是直捷的，與《九辯》之纏綿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樣的記事的對話體的賦，一開頭便說：「楚襄王游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風賦》）；便說：「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台」（《高唐賦》）；便說：「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神女賦》），顯然不會是出於宋玉本人之手的。且《高唐賦》中簡直的寫上了「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台」，這還不是後人的追記麼？《笛賦》中還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語。宋玉會引用到荊卿的故事麼？又《登徒子好色賦》與《諷賦》皆敘的是一件事；結構與情調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賦》、《神女賦》與《高唐賦》三篇也敘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們全是宋玉寫的，他又何必寫此同樣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見於《古文苑》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其來歷更是不可問的。劉向見聞至廣，王逸也博採《楚辭》的作品。假定當時宋玉有這許多作品流傳著，他們還不會收入《楚辭》之中麼？ 此外，楚人之善辭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無景差的作品。《史記》卻提到過景差。王逸說：「《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則斷《大招》為景差之作。但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約與宋玉同時。唐勒也是與他們同時，也事楚襄王為大夫，且嘗與宋玉爭寵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絕不可見。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上論》的殘文數語。 參考書目 一、《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有《十三經註疏》本。 二、《詩集傳》八卷宋朱熹撰，坊刻本極多。 三、《詩經通論》十八卷 清姚際恆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讀詩偶識》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輔叢書》本，有日本刊《東壁遺書》本。 五、《詩經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潤撰，有《鴻濛室叢書》本，有石印本。 六、《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謙撰，有乙卯年虛受堂原刊本。 七、《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撰，載於《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至第五號，又有《小說月報叢刊》本。 八、《讀毛詩序》鄭振鐸撰，載於《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 九、《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鄭振鐸撰，載於《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 十、《楚辭》王逸章句，洪興祖補註。有汲古閣刊本，有金陵書局刊本。 十一、《楚辭集注》朱熹撰，有《古逸叢書》本，有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