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指歸 · 《壇經》考
一、跋《曹溪大師別傳》
《曹溪大師別傳》一卷，中國已無傳本。此本是日本所傳，收在《續藏經》二編乙，19套，第五冊，頁483—488。有日本僧祖芳的書後云：
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曩古傳授大師從李唐手寫齎舊，鎮藏叡岳。……傳末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個，刻「比睿寺印」四字。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大師【慧能】遷寂乃唐先天二年，至於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世流布本，宋後編修；諸傳亦非當時撰。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可謂實錄也，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惜乎失編者之名。考《請來進宮錄》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
寶曆十二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西曆1762年】
祖芳此序頗有小錯誤。貞元十九【803年】當日本延曆二十二年癸未，乙酉乃延曆二十四年。先天二年【713】至貞元十九年，得90年。此皆計算上的小誤。最可怪者，據《傳教大師全集》別卷所收的《叡山大師傳》，最澄入唐，在貞元二十年【804】；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台。如何能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的題記？
祖芳又引最澄《請來進官錄》有《曹溪大師傳》一卷。今檢《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全集卷四】有兩錄，一為台州錄，一為越州錄。《曹溪大師傳》一卷乃在越州錄之中。越州錄中經卷皆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所抄寫，更不會有「天台最澄」的題記。
然祖芳之跋似非有心作偽。按台州錄之末有題記，年月為
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貳月朔辛丑拾玖
日乙未大概祖芳一時記憶有誤，因「二月十九日」而誤寫二十一年為「十九年」，又誤記「天台」二字，遂使人生疑了。
我們可以相信此傳是最澄於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抄寫帶回日本的本子。【適按：《宋僧傳》廿九，天台道邃傳記載最澄在天台的事，也說是貞元二十一年[即順宗永貞元年。德宗崩在正月。是年八月始改永貞]。】以下考證此傳的著作時代及其內容。
此傳作者不知是誰，然可以考定他是江東或浙中的一個和尚，其著作年代為唐建中二年【781】，在慧能死後68年。傳中有云：
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
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只有68年。但作者忽用建中二年為計算年數的本位，卻很可注意。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禪學思想史》上382頁】說此句可以暗示《別傳》脫稿在此年。忽滑谷先生的話甚可信，我可以代他添一個證據。此傳說慧能臨死時，對門人說一則「懸記」【預言】：
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
70年後的預言，與後文所記「至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正相照應。作傳的人要這預言驗在自己身上，卻不料因此暗示成書的年代了。大概作者即是預言中的那位「出家菩薩」，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
何以說作者是江東或浙中的和尚呢？因為預言中說是「東來菩薩」，而此本作於建中二年，到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805】最澄在浙中抄得此傳時不過24年，當時寫本書流傳不易，抄書之地離作書之地未必甚遠；且越州、台州也都在東方，正是東來菩薩的家鄉。
最可注意的是《壇經》明藏本【《縮刷藏經》騰四】也有東來菩薩的懸記，其文如下：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此條懸記，今本皆已刪去，惟明藏本有此文。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中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寶記敘》，說契嵩得曹溪古本《壇經》校改俗本，勒成三卷。契嵩居杭州，也在浙中，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即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故有70年的懸記。
近年《壇經》的敦煌寫本出現於倫敦，於是我們始知道契嵩所見的「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真正古本，而契嵩所得古本決不是真古本。試即舉慧能臨終時的「七十年」懸記為例，敦煌寫本即無此文，而另有一種懸記，其文如下：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官，「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繚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轉。」
此懸記甚明白，所指即是神會在滑台大雲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會滑台之會在開元二十二年【734】，正是慧能死後21年。此條懸記可證敦煌本《壇經》為最古本，出於神會或神會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神會建立南宗，其功績最偉大。但9世紀以下，禪宗大師多出於懷讓、行思兩支，漸漸都把神會忘了。契嵩之時，神會之名已在若有若無之間，故20年的懸記已不能懂了。所以契嵩採取《曹溪大師傳》中的70年懸記來替代此說。但70年之記更不好懂，後來遂有種種猜測，終無定論，故今世通行本又把這70年懸記全刪去了。
然而敦煌本的20年後的懸記可以證《壇經》最古本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曹溪大師別傳》的70年後的懸記和建中二年的年代可以證此傳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而契嵩改本的收入70年的懸記又可以證明他所依據的「曹溪古本」正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
我們試取敦煌本《壇經》和明藏本相比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我另有《壇經》敦煌本考證】。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中有一部分是宋以後陸續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
【1】行由第一 自「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以下至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惠能說風幡不動是心動，以至印宗為惠能剃髮，惠能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此一大段，約400餘字，敦煌本沒有，是采自《曹溪大師別傳》的。
【2】機緣第七 劉志略及其姑無盡藏一段，敦煌本無，出於《別傳》。
又智隍一段，約350字，也出於《別傳》的瑝禪師一段，但改瑝為智隍，改大榮為玄策而已。
【3】頓漸第八 神會一條，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約60字，也出於《別傳》。
【4】宣詔第九 全章出於《別傳》，約600多字，敦煌本無。但此章刪改最多，因為《別傳》原文出於一個陋僧之手，謬誤百出，如說「神龍元年【703】高宗大帝敕曰，」不知高宗此時已死了22年了！此等處契嵩皆改正，高宗詔改為「則天中宗詔」，詔文也完全改作。此詔今收在《全唐文》【卷十七】，即是契嵩改本，若與《別傳》中的原文對勘，便知此是偽造的詔書。
【5】付囑第十 70年後東來二菩薩的懸記，出於《別傳》，說詳上文。
又《別傳》有「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鍱封裹，全身膠漆」一語，契嵩采人《壇經》，敦煌本無。
又此章末總敘慧能一生，「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也是根據《別傳》，而稍有修正。《別傳》記慧能一生的大事如下：
34歲，到黃梅山弘忍處得法傳衣。
34至39歲，在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凡五年。
39歲，遇印宗法師，始剃髮開法。但下文又說開法受戒時「年登四十」。
76歲死，開法度人三十六年。
契嵩改三十四傳衣為「二十四傳衣」，大概是根據王維的碑文中「懷寶迷邦，銷聲異域，……如此積十六載，」之文。【適按，柳宗元碑也有「遁隱海上……又十六年」之語。劉禹錫碑說：「十一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而歿。」】又改說法36年為37年，則因39至76，應是37年。
以上所記，可以說明《曹溪大師別傳》和《壇經》明藏本的關係。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壇經》古本 ——契嵩三卷本——宗寶增改本——明藏本
【敦煌寫本】 宋至和三年 元至元辛卯
《曹溪大師別傳》 【1056】【1291】
但《曹溪大師別傳》實在是一個無識陋僧妄作的一部偽書，其書本身毫無歷史價值，而有許多荒謬的錯誤。其中所記慧能的一生，大體用王維的《能禪師碑》【《全唐文》327】，如印宗法師之事雖不見於《壇經》古本，而王維碑文中有之，又碑文中也說：
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征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
《別傳》敷衍此等事，捏造出許多文件。如印宗一段，則造出說法問答之辭；詔征不起一段，則造出詔敕表文及薛簡問法的一大段。試一考證，便可發現許多作偽的痕跡。如神龍元年高宗大帝【高宗早已死了】敕中有云：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摩衣缽，以為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付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摩，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稟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如果此敕是真的，則是傳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載在朝廷詔敕之中了，更何用後來的爭論？更何用神會兩度定宗旨，四次遭貶謫的奮鬥呢？即此一端便可證明此書作偽的性質了。傳中記弘忍臨終付袈裟與慧能，並說：
衣為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即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真解脫。汝可持衣去。
此一段全抄神會的《顯宗記》【敦煌有殘本，題為「頓悟無生般若頌」】的末段，而改為弘忍付法的話。這也是作偽的證據。
至於較小的錯誤，更是不可勝數。如傳中說慧能死於先天二年【713】，年七十六，則咸亨五年【674】，慧能應是37歲，而傳中說；
至成亨五年，大師春秋三十有四。
此一誤也。推上去，咸亨元年應是33歲，而傳作三十，此二誤也。神龍元年【705】高宗已死22年，而傳中有高宗之敕，此三誤也。神龍三年【707】武后已死二年了，而傳中仍有高宗敕，此四誤也。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781】，應是68年，而傳中作71年，此五誤也。傳中又說：
其年【先天二年】眾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為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719】磨卻韋據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至開元七年只有六年，哪有三十五年？此六誤也。傳中又云：
上元二年【761】十二月……敕曹溪山六祖傳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袈裟入內。……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乾元在上元之前，今先後倒置，此七誤也。我疑心原文或作「乾元元年」下敕，重元字，寫作「元二年」，而誤作「二年」；但又無二年十二月敕召而同年正月表辭之理，故又改乾字為「上元二年」，遂更誤了。下文說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從乾元二年【759】袈裟至京，到永泰元年【765】，正是七年。此可證「上元二年」之當作「乾元元年」。此或是原文不誤，而寫者誤改了的。
又按王維碑文說：
[忍大師]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
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為淨土，雜居止於編氓。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弘忍死於咸亨五年【674】，是年慧能37歲。《別傳》說他是年34歲，固是錯誤。但《加傳》說他咸亨五年34歲傳衣得法，儀鳳元年【676】39歲剃髮受戒，中間相隔只有兩年，那能長五歲呢？此八誤也。契嵩拘守十六年隱遁的碑文，故說慧能24歲傳衣，39歲開法，中間隱遁16年，但弘忍死於咸亨五年，若慧能24歲傳衣，則碑文不應說弘忍「臨終」傳法了。若依王維碑文，則慧能開法已在五十二三歲，開法二十三四年而死【適按：劉碑說他「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則《別傳》說他說法36年，《壇經》改本說他說法37年，又都是虛造的了。
總之，《別傳》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裝上許多年月，儼然像一部有根據的傳記了。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下筆便錯，處處露出作偽的痕跡。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把此傳認作「曹溪古本」，採取了不少材料到《壇經》里去，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我們對於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
《曹溪大師別傳》作者似是《別傳》中的「上足弟子行滔」的弟子惠象。
《別傳》尾有「上元二年廣州節度韋利見奏僧行滔及傳袈裟入內。孝感皇帝依奏」。孝感皇帝即肅宗。上元二年為761。下文又說：
乾元二年【759】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傳法袈裟入內。……四月八日後對。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有九。
此處誤置「上元」於乾元之前。
下文又有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敕書。乾元三年【760】閏四月已改上元了！
下文又有「寶應元皇帝送傳法袈裟歸曹溪敕書，『永泰元年【765】五月七日下』」。
永泰元年【765】去建中二年【781】，只有十六年了。
故我疑心「七十年後」的懸記，正是惠象自己的懸記。此《別傳》也是他偽作的。
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
去年10月我過日本橫濱，會見鈴木大拙先生，他說及日本有新發現的北宋本《六祖壇經》。後來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堀川興聖寺藏的《六祖壇經》的影印本一部。此本為昭和八年安宅彌吉所印行，共印250部，附有鈴木大拙先生的「解說」一小冊。
興聖寺本為翻刻宋本，已改原來每半頁七行之摺帖式為每全頁21行之方冊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過合併三個半頁為一全頁而已。每行22字。全書分二卷，上卷6門，下卷5門，共11門。
末頁有興聖寺僧瞭然墨筆兩行跋，第一跋云：
慶長四年【1599】五月上中旬初拜誦此經伺南宗奧義了次為新學加朱點而已 瞭然志之
第二跋云：
慶長八年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讀之次加和點了 記者同前
鈴木先生說，慶長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334年了。
此本前面有手抄《序》，看其筆跡，似是瞭然所補抄。序文27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真小師邕（上刀下兩刀）羅（外□內盍）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
而序末題云：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在奉議郎權通判蘄州軍州事晁子健記。
細分析之，這裡本是兩篇序，瞭然誤合為一。第一篇為惠昕序，共161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眾塵易染。能止心念，眾惡自亡。眾惡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間，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無所惑亂矣。故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雲。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後記，共288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荊南，於族叔公祖位見七世祖文元公所觀寫本《六祖壇經》，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以至點句標題，手澤具存。公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職，以太子少保致仕，亨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載國史。冠歲過道士劉惟一，訪以生死之事。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說。自是留意禪觀，老而愈篤。公生平所學，三教俱通。文集外，著《昭德編》十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耄智余書》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壇經》孜孜如此。子健來佐蘄春郡，遇太守高公世叟，篤信好佛，一日語及先文元公所觀《壇經》，欣然曰，「此乃六祖傳衣之地，是經安可闕乎？」乃用其句讀，鏤版刊行，以廣其傳。《壇經》曰，「後人得遇《壇經》，如親承吾教。若看《壇經》，必當見性。」咸願眾生，同證此道。
據此兩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昕所改定的兩卷11門的本子。惠昕自汜改定此書的年月為「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鈴木先生推想此「丁卯」應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曆967】，但他不能證實此說。按蕤賓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則此月朔為己丑。我檢查陳垣的《廿史朔閏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丑朔，故可斷定惠昕改定二卷11門是乾德丁卯的事【967年】。此本的祖本是11世紀的寫本，距離那敦煌寫本應該不很遠了。
晁子健序中所說「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為業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迥，是北宋前期的大文學家，他死後諡「文元」，《宋史》【卷三○五】有傳。《宋史》所記與晁子健所述略同【《耄智余書》、《宋史》耄作耆】。《宋史》所記也有可供此本考證的。本傳說：
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
子宗愨為知制誥，侍從，同預宴。
據畢沅《續通鑑》卷三十八，晁宗愨知制誥是在天聖九年【1031】正月；太清樓賜宴在同年閏十月。據此可知他81歲正是天聖九年。此本的原寫本有晁迥自題「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的話，題字之年【1031】和惠昕改訂之年【967】相隔只有64年，也可以說是10世紀的寫本。
我們現在可以稱此本的原刻本為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蘄州刻本；刻本所據的寫本為北宋天聖九年【1031】晁迥81歲時第16次看過的10世紀寫本；而其祖本為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改訂為兩卷11門的寫本。
這個惠昕改訂為兩卷11門的本子，是晁迥看過又題過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紹興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刻印的前兩年——紹興二十一年【1151】——晁迥的另一個七世孫，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寫成他的《郡齋讀書志》的自序。在《郡齋讀書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這樣的記載：
《六祖壇經》三卷【王先謙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幾十六門。周希復有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五十四，轉錄此條如下：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訛，周希後是周希復之訛。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門」兩項，可證衢州本《讀書志》所記不誤。依此看來，在蘄州刻的惠昕二卷11門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16門的惠昕本在社會上流通了。《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沒有看見他的從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讀題記的兩卷11門的惠昕真本。
晁公武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一件重要事實，就是：在1031年到1151年，在這120年之間，惠昕的二卷11門《壇經》，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16門了。
那部三卷16門的惠昕本，我們沒有見過，不能下確定的推論。但我們可以推測那個本子也許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里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寶記敘》，——此序當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說契嵩得了一部「曹溪古本」，用來校改俗本《壇經》，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幾年已證明即是《曹溪大師別傳》。他所用的「俗本」也許就是惠昕的二卷11門本，他改定之後，仍用惠昕之名。幸有晁迥句讀本保存到12世紀中葉，被晁子健刻出來，流傳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們知道惠昕的原本是只有11門分兩卷的。
《壇經》的普通傳本都是契嵩以後又經後人增改過的。現今只有兩個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古本：
【1】敦煌的不分卷寫本。
【2】北宋初年惠昕改訂二卷11門本。
這個惠昕真本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
我在《壇經考》里，曾指出敦煌本慧能臨終的「懸記」被契嵩用《曹溪大師別傳》的懸記來改換了。今檢此惠昕本的臨終懸記，與敦煌本還相同。今抄此本的懸記，而校注敦煌本異文如下：
法海上座問曰：【敦煌本作「上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法寶壇經記》，汝等守護，度諸眾生，但依此說，是真正法。」【此段話，凡37字，敦煌本無】。師言：「法海向前【敦煌本無此6字；此外重提法海，可見添插的痕跡。敦煌本在下文懸記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八字】。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繚亂，惑我正宗【敦煌本「年間」作「餘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予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12字，敦煌本無】，衣不合傳。」
此條懸記，明指神會獨力攻擊北宗，豎立南宗宗旨的故事【看《荷澤大師神會傳》，253—257頁，又276—282頁】。此本添「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原意更明顯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歷史，妄依《曹溪大師別傳》，改作如下的懸記：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刪去此條懸記了。】
此惠昕本還保存那明指神會的懸記，可證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經契嵩妄改的古本。
試再舉一個證據。敦煌本法海問：
此頓教法傳受，從上以來，至今幾代？
六祖答詞，列舉七佛以來四十代傳法世系。今將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傳法世系表示如下：
敦煌本
惠昕本
明藏本
附；唐僧宗密所記
世系
六佛
六佛
六佛
7釋迦牟尼【第七】
釋迦【第七】
釋迦文佛
8大迦葉
迦葉
【1】迦葉
【1】迦葉
9阿難
阿難
【2】阿難
【2】阿難
10末田地
末田地
11商那和修
商那和修
【3】商那和修
【3】商那和修
12優婆掬多
優婆掬多
【4】優婆掬多
【4】優婆掬多
13提多迦
提多迦
【5】提多迦
【5】提多迦
【6】彌遮迦
【6】彌遮加
【7】婆戲蜜多
14佛陀難提
佛陀難提
【8】佛陀難提
【7】佛陀難提
15佛陀蜜多
佛陀蜜多
【9】佛陀蜜多
【8】佛陀蜜多
16脅比丘
脅比丘
【10】脅比丘
【9】脅比丘
17富那奢
富那奢
【11】富那夜奢
【10】富那奢
18馬鳴
馬鳴
【12】馬鳴
【11】馬鳴
19毗羅長者
毗羅尊者
【13】迦毗摩羅
（12）毗羅尊者
20龍樹
龍樹
【14】龍樹
【13】龍樹
21迦那提婆
迦那提多
【15】迦那提婆
【14】迦那提婆
22羅睺
羅睺羅多
【16】羅睺羅多
【15】羅睺羅多
23僧伽那提
僧伽那提
【17】僧伽那提
【16】僧伽那提
24僧伽耶舍
僧伽耶舍
【18】伽耶舍多
【1 7】僧伽耶舍
25鳩摩羅馱
鳩摩羅馱
【19】鳩摩羅多
【18】鳩摩羅多
26 闍夜多
闍夜多
【20】 闍夜多
【19】 闍夜多
27婆修盤多【天秋】
婆修槃頭
【21】婆修槃頭
【20】婆修槃陀
28摩拿多
摩拿羅
【22】摩拿羅
【21】摩奴羅
29鶴勒那
鶴勒那
【23】鶴勒那
【22】鶴勒那夜遮
30師子比丘
師子比丘
【24】師子比丘
【23】師子比丘
31舍那婆斯
婆舍斯多
【25】婆舍斯多
【24】舍那婆斯
32優婆掘
優婆掘多
【26】不如蜜多
【25】優婆掘
33僧迦羅【叉】
婆須蜜多功能
【27】般若多羅
【26】婆修密
34婆須蜜多
僧迦羅叉
【27】僧伽羅叉
35達摩多羅
菩提達摩
【28】菩提達摩
【28】達摩多羅
36惠可
同
【29】 同
【29】同
37僧璨
同
【30】 同
【30】同
38道信
同
【31】 同
【31】同
39弘忍
同
【32】 同
【32】同
40惠能
同
【33】 同
【33】同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諸祖與惠昕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兩點：
【1】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2】敦煌本僧迦羅叉【33】與婆須蜜多，【34】此本兩人的次第互倒。證以宗密所記，敦煌本是誤倒的。此本不誤。此可證此本尚未經契嵩的改竄。契嵩作《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及《傳法正宗定祖圖》，於喜祐六年【1061】進上；次年，奉仁宗旨，收入藏經內。他的重要改定，是
【1】改舊世系的第33人婆須蜜多為第七祖。
【2】刪去舊世系的第32人優波掘多，因為他知道優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12代優婆掬多。
【3】刪去舊世系的第34人僧伽羅叉，因為僧伽羅叉【即僧伽羅剎】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達摩。契嵩自稱根據僧祐的《出三藏記》所收的薩婆多部世系，而僧祐所記僧伽羅叉在第29，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49。所以他不能不刪去僧伽羅叉了【僧伽羅叉的年代，我曾考定為西曆紀元2世紀的人；看《胡適文存》三集412頁以下】。
【4】他刪去了師子下面的四個人，改定為三人：
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記》的弗若密多】
般若多羅【此即《出三藏記》的不若多羅】
【5】敦煌本與惠昕本皆無彌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傳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傳世系，或有末田地而無彌遮迦，或有彌遮迦而無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從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幹的事。今見惠昕本已這樣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記》的薩婆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優婆掬多之上，正當舊錶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為婆舍斯多。此名不見於唐人所傳各表中，亦不見於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這更可證我上文說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11門本。
惠昕本雖已改換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餘各祖都與敦煌本相同，這又可見此本之近古了。
但用此本與敦煌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動，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臨終的懸記，已可見惠昕增添了許多字句。惠昕自序說：
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
可見他不滿意於古本。但他不曾說明他如何改動。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話，好像他的改定是刪繁為簡。試比較敦煌本與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後來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還不很多，不過2000字罷了。今試表《壇經》各本的字數，作一個比較：
【1】敦煌本12000字
【2】惠昕本14000字
【3】明藏本21000字
這可見惠昕加了不過2000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9000字了。這個比較表雖是約略的計算，已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真可令人駭怪了。
我們試取一段，用這三本的文字作一個對勘表：
敦煌本
惠昕本
明藏本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眾作務。
大師更欲共惠能久語，且見徒眾總在身邊，乃令隨眾作務。惠能啟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且去後院。」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處？」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
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個余月。
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個余月。五祖一日忽見惠能，言：「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
否？」惠能言：「弟子亦知
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
人不覺。」
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余。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我們看這種對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契嵩以後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寶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們不見敦煌古本與惠昕本，這種後世增改的痕跡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刪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兩首，惠昕本刪並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臨終時，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自達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頌，又續作二頌，共八頌，都是很惡劣的偈頌。惠昕本只存達摩一頌，惠能一頌，共刪去了六頌。這些地方，雖然都是改變古本面目，在文字技術上卻是一進步。
他改變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說法的部分。他論坐禪兩段之後的各部分，此本與敦煌本的次第不同，比較如下：
敦煌本
惠昕本
【1】說自性三身佛
【1】增添「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一段，凡二百十一字，為敦煌本所無。
【2】分四弘誓願
【2】無相懺悔
【3】說無相懺悔
【3】四弘誓願
【4】說無相三歸依戒
【4】無相三歸依戒
【5】一體三身自性佛
這種改動，大概是因為惠昕添入了「傳香」一大段，故移「懺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傳香，次懺悔，次發願，次傳無相戒，次說自性三身佛。這個順序確是稍勝於原來的次第。後來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可證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
最後，我們要指出惠昕與敦煌本的跋尾的異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山法，須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衣【依】承，於今不絕。
惠昕本跋尾云：
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
兩本的傳授如下表：
【敦煌本】 法海
道際—悟真
【惠昕本】 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
我們看了這兩個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麼樣的解釋呢？我想，我們可以得這樣的結論：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這個祖本大概成於神會和尚未死之前。神會在滑台大雲寺開始攻擊神秀門下的大師，宣傳慧能的「頓宗」教義，豎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713年】後二十餘年內的事。此經內有此事的預言，故其製作至早當在開元【713—741年】晚年，或天寶【742—755年】初年。我們假定此經作於天寶年間神會在東京【洛陽】最活動的時代【神會在東京當天寶四年至十二年，745—753年】，約當西曆745年。此經大概是神會做的【詳考見《荷澤大師神會傳》】，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託於一個已死了的同學法海；又說此本由法海傳給同學道際，道際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這就是說，當此祖本傳寫時，悟真還活著。法海與道際為同學，為慧能下一代；悟真為第二代。慧能死在713年，神會死在760年。神會活了93歲，他盡可以和他的師侄悟真同時，——假定真有法海、道際、悟真三個和尚的話。敦煌本所記此本的傳授不過兩代三人，可見此本的祖本寫時還在神會的時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記傳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還有一個圓會；悟真之上兩個傳人與敦煌本不同。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呢？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惠昕本的《壇經》傳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維的碑銘，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詔追諡曰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這些事實都不是《壇經》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維作《能禪師碑銘》【《全唐文》卷327】是神會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托。……
「猶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證此碑作在神會被御史盧奕彈劾，或已被貶逐的時候【天寶十二年，753】，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此碑作於《壇經》已寫成之後，所以敦煌本只說「韶州刺史韋據立碑，至今供養」，——其實並無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維的碑文：這是一證。王維碑內提起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慧能和他辯論，而《壇經》敦煌本不提此事。這是二證。碑文中說「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征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這是三證。但惠昕改本卻不但用了王維的碑文，並且提到劉禹錫的碑文了，元和追諡已在慧能死後一百零幾年，所以舊本里的兩代三個《壇經》傳人是不夠的了。所以惠昕改了這個傳經世系，從兩代三人改為五代五人，可以夠一百零幾年了。我們可以推斷惠昕見的原本，其跋尾的傳經人也只是法海、道際、悟真三個，悟真一名還可以保存他當時增改的痕跡。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為「去古未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