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殘夢之一：退守台澎 · 第五回 悲末日到 花旗大使飲泣 慶新生歡 上海市民示威
話說南京解放之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直在等候中共領袖來訪。在他的想像中，凡是中國人，包括中共領袖，對待美利堅這樣的大國強國，一定有如國民黨那樣卑躬屈膝，願為華爾街大老闆的忠臣，代管西方「在華利益」，作為西方「中國夾萬」的鑰匙保管人。但等來等去，不獨未見毛澤東、周恩來等南下拜候，連地方負責人都不見蹤影，卻接到了南京軍管會的通知：禁用密碼！
司徒雷登從自得其樂、美麗想像的高峰墮下失望深淵，跟著是無以形容的悲傷與痛苦。雖然整天有卑躬屈膝的人環繞著他，也提不起一點兒興趣。而大使館中不少中國籍職工似乎變了樣子，從眼神、從態度、從談吐，不再如往昔那樣恭順，好幾個已經求去。國民黨政權在中國人民覺醒的鬥爭中已度過了方生未死的階段，現在輪到美國大使館飽嘗方生未死之間的滋味了。
苦悶的司徒雷登把他乾兒子傅涇波找來問道：「北平還是沒消息嗎？」
不安的傅涇波道：「還是沒有。這一陣多方奔走，一直找不到他們的人，偶或碰到一兩個中共的同路人，國民黨時代的自由主義分子，他們勸我別費氣力。他們說：『老傅，你何必蒼蠅摘掉了腦袋似的亂闖？只要華盛頓承認新中國，北平自會拿外交的禮節來歡迎你。可是你們還在援助國民黨，假如你是毛澤東，請問你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派人去見司徒雷登，自己拿屎往臉上抹嗎？』」
司徒恨恨地說：「笑話！要我們承認共產黨？哪有這樣簡單的事情！共產覺太狂妄！竟然敢幹涉美國大使館用密碼，這不是瘋了嗎！」
傅涇波為難道：「他們在軍事管制時期，禁用密碼、禁攜武器是普遍性的，並不單獨針對大使館。據通常的情形來說，外交人員在駐在國發生革命變易政權時，如果不表示擁護，就只有離去一途。我看為了大使的健康著想，我們不如提早回國罷。中共不會在我們繼續援蔣、不承認北平政權的情形下來找我們的。」
司徒嘆道：「涇波，我視你如子，無話不談，老實說我希望同他們見過一面後再走，如果北平能與俄為敵，追隨美國，那真是自由世界的一大收穫！我就是為了這個才留下來的！」他長嘆：「當然，這件事談何容易，我們反蘇，中共親蘇，這矛盾無法調和，因此國務院的『白皮書』決定發表，打擊中共，同時抨擊蔣介石，希望在這時候出現第三勢力。『白皮書』決定七月二十三日發表，而我必須在事前離開中國，這真使我急煞！」
正當司徒焦急不堪之際，大使館突然接到電話，這使傅涇波喜不自勝，忙不迭報告司徒道：「黃華打電話找我來了，他已經奉派到南京接收外交部，太好了，太好了！」
「他說什麼？」司徒急問：「他要來看我麼？」
「不，」傅涇波道：「他沒有說要到大使館來。」
「他在電話里問候我嗎？」
傅涇波苦笑道：「也沒有。」
「那太豈有此理了！」司徒頹然坐下：「一個燕京的學生，竟然不來看我！涇波，黃華在電話里說些什麼？」
「他說他奉派到南京接收國民黨外交部一些文件檔卷，已經來了好幾天，約我明天下午見面。」
司徒開始緊張起來。這個早期參加中共的燕京學生，會不會給他帶來佳訊？恐怕不見得吧？燕京學生固然有甘願為美國效忠的，但獻身於祖國自由解放的人更多！在馬歇爾「調解國共關係」時，黃華曾在北平執行總部工作，相當活躍，司徒也曾在北平軍調部同他見面，覺得這個學生對他在禮貌上仍然友善，但談吐舉止，已經是個中共黨員。司徒想到他的職位，想到由於美國反共而引起的中共反美，以及中共聲明一切不承認新中國的外交官在南京解放後只是普通的公民，黃華會對他採取什麼態度？司徒煞費猜測。
好不容易熬到翌日下午，傅涇波便匆匆拜訪黃華。兩人寒暄過後，黃華道：「聽說西方外交官對禁用密碼等等十分反感，這一點我想他們應該明白：他們既不承認新中國，便不應該再有外交官特權。」
「話是這樣說，」傅涇波道：「可是多少年來的傳統、習慣他們還沒法改得過來。」
黃華笑道：「我們也知道，好幾位外交官在暴跳如雷，認為我們不應該這樣做。」他嘆息：「涇波兄，你也是中國人，你想想，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有多久？洋人在中國頤指氣使，不可一世又有多久？現在中國人站起來了，他們當然不舒服，這個問題，我想他們應該心平氣和地檢討：如果承認新中國呢，彼此的關係就應該友好；如果認為新中國值不得承認呢，那麼我們也決不會對他們磕頭相求，中國人屈辱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他們應該明白道理才是。」兩人海闊天空聊了一小時，傅涇波見他甚忙，於是告退，臨行時建議道：「我想你應該去看看老校長，他也很惦念你，你覺得可以這樣做嗎？」
聽傅涇波表達主要的問題，黃華笑道：「當然可以，不過我必須請示。你該知道同司徒先生來往，牽涉到一個並不簡單的問題。我應該尊重我上級的意見。同時你回去對他說，如果我去問候他，那只是因為師生關係的私人往返，在美國繼續反共、沒有承認新中國之前，一個新中國政府的工作者，是不應該訪問像美國大使這一類美國人的。」
「他們好厲害！」司徒聞報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北平到底有人來了；懼者，傅涇波口中的燕京學生黃華，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感，這與他創辦燕京「作育人材」的意圖不合。好不容易等了好幾天，黃華來了。
「我的好朋友！」司徒歡迎著：「你該知道，你的老校長多想看見你，我們又有好久沒在一起喝茶了。」
「很抱歉，」黃華道：「我的工作忙，一直沒時間來看你，最近身休還好嗎？」
「老啦，」司徒苦笑道：「我到中國幾十年，結果碰到了大難題。昨天還在對涇波說：我自己所處的困境，具有一種諷刺性的幽默。曾經被人目為美國自由主義者和對中國民族友誼與善意代表的我，現在竟給你們說成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官方代表、美帝支持和掌握國民黨反動派封建政權的最大夥計』，你說這個豈非冤枉？在各地從事各種工作的燕大學生都勸我，『不干大使算啦，回學校做校長吧！』他們這些話不無道理。但我擔任外交工作後所得到的第一個，也是最痛苦的教訓，就是不可以多開口。我只能希望在事情結束之前能使外間明白：我本人從一開始到如今，始終如一，並未改變。」
「司徒先生，」黃華道：「我不大清楚你所說的，但我也同意同學們的意見：退出中國政治舞台。你年紀不小了，在中國忙碌了半個世紀，也真的該回到故鄉，優遊林下。否則中國這種局勢會使你感到痛苦。」
司徒心頭暗罵：『好小子，你也懂得這麼多。」他岔開話題道：「我總感到，不准許西方國家的外交官用密碼發電報，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黃華笑道：「如果我們的大使在美國享有外交特權，而你沒有，那真是不公平，真是不合理；可是事實不是這樣。事實是：中國正在內戰！甲方的政權給乙方徹底消滅，可是美國還在援甲抗乙，並且在乙方統治的土地上繼續援甲，與乙為敵，這算什麼呢？」
黃華同司徒的晤面，無疑是戲劇化的。代表著新生力量的人希望對方面對真理，而代表落伍腐朽的人，卻希望對方投降美國老闆。司徒悲天憫人地、長篇大論地展開攻勢道：
「我的處境實在惡劣。南京解放開始後，我們外國人並未受到干涉，但一個星期後，我們經常的例行事務停止了，一切郵件也停止了，偶然有一封信從北平寄來，可是要經過兩個星期才到。你們的報紙立刻變成黨的宣傳喉舌，幾乎不再刊登一般性的新聞；幸虧我們被准許繼續保留大使館的無線電網，收聽日常廣播。」
黃華接著笑出聲來，說：「司徒先生，你所說的，使我驚訝。南京解放不久，中國還未全部解放。苦難中國面對著無法計算的、應該著手去做的事情。工作多到說不清，困難多到講不完。我們的領導人沒有理由在今天號召全民學唱歌、學跳舞，更不想把全民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消耗在微不足道、甚至有害的事情上，例如過去報紙上常見的那些東西，……」司徒道：「你的話有一部份很對，但報紙上看不到一般性的新聞，在我來說是太不習慣，太悶了。」黃華還想同他辯，司徒笑道：「我們說些別的吧。我知道，你們的報紙並不是為我司徒雷登而辦的。」笑聲中司徒又嘆道：「我應該告訴你。我早已感到的一次內部的衝突，正在更加劇烈。我個人對國共兩黨的情感，也有相同的感覺。在國民黨中間，有許多是我多年的朋友，而且在個人方面，他們有些是我衷心欽佩的。可是這個政黨，差不多從他們掌握政權之時起，就在其各級官員中容許貪污、怠惰、安逸、缺少效率、引用親屬和派系之爭的存在。這些都是它所推翻的那種腐敗的官僚政治中的罪惡。這種罪惡，勝利後他們曾經試用軍事力量和秘密警察去粉碎共產主義時更明顯，國民黨也日益失去民眾的支持和稱重。可是，這個政府正是由各種形式獲得大量美援利益的政府，……」司徒痛苦之至，改口道：
「說到共產黨，正是一個使人痛心的對照。他們完全沒有個人的貪污，官兵有共同的生活，簡樸勤勞，受了嚴厲的紀律訓練，而且徹底被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當他們入南京時，這一切都很明顯，對民眾完全沒有不應該有的舉動。他們的廣播，為這次長途南征的順利無阻、軍用品和附屬物品都在事先分期付出，關於運箱和住處的安排都有周密計劃等等都很值得自誇，總之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兵站學，他們的士氣旺盛之極！」司徒嘆息。
黃華笑道：「你認為我們的部隊真的士氣旺盛嗎？」司徒忙說：「真的真的，」他指指大使館周圍的空地：「喏，他們每天在我們四周操練和演講，井井有條，我們都親眼目睹，再加上聽到的，我們便有了很多憑據。你們共產黨就這樣使人看見你們是一個發出力量的有機體，在成千成萬的群眾之間，培養了以前傳教士和其他文化力量在很少很少人們中間所漸漸培養的那些優點。這些利益包括了組織的能力，嚴格的、但大都自動的紀律，把國家的事業放在個人和家庭利益之上，對無權利者作不自私的服務，理想青年火熱的忠誠。這些都不是一件小的成就，尤其在知道了國民黨的種種弱點以後，我們有此感覺。」
黃華知道他的好話已說盡了，笑道：「不過共產黨有個特點，喜歡批評，因此司徒先生覺得有什麼意見，作為私人往返，我們還是可以談談的。」
司徒其實恨透了共產主義，恨不得把共產黨一口吞了，也真想讓他的聯邦調查局真能撲滅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話說到這裡，司徒當真峰迴路轉道：「不幸得很，共產黨比國民黨好得多，但另有為一般青年所不大知道的一面，也是那些飽受不良政治和內爭所造成的，在經濟困難中歡迎任何變更的老百姓所不明白的。就是：共產黨是堅守著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所具有的、絕對不容異己，絕對控制民眾思想行動的一切壓迫手段；冷淡地蔑視個人的人權，蔑視一切原則和信仰；而並不是它自己有所發明，我想到多年來曾對中國民族生活有很大良好影響的基督教運動和教育機關，如燕京大學之類的學校，中國從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所獲得的那種結有豐盛果實的文化關係，這一切將會受到何種不可避免的遭遇，我真是不寒而慄！」說完微微喘氣，捧著杯子喝水、苦笑。
黃華也透了一口氣，笑道：「司徒先生，你是矛盾的。你又說解放軍好，卻又說共產黨不好。本來嘛，中國人的喜事，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喪事；如果帝國主義在中國大辦其喜事，那中華民族又該倒霉了。有一件事情是最最雄辯的，那是美國人多年使勁支持國民黨，企圖撲滅共產黨，但結果如何呢？一一這個事實足夠說明中國的人心背向，西方國家的什麼『個人』及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等，老實說這只是一種希望中國人墮落頹喪、散漫腐化的幻想！」
兩人各自表達想說的話，又各自作了不同的保留；話題又轉到外交人員與普通平民的身份問題上來。司徒堅持北平應給予大使館特權，黃華認為承認問題該先解決，而美國到目前為止還在反共，好多外交上的問題便很難說。司徒脹紅著面孔道：「我可以再同你解釋解釋：外國除了照著共產黨本身所作的，繼續承認現存的國民政府外，並無其他辦法。當一個顯然獲得中國民眾支持，或至少獲得民眾承認的新政府出現時，而那政府又拿出證據來，證明願意、而且有能力依照國際標準與其他國家保持外交關係時，那麼大家自然會討論這個問題，但在那階段之前，我們這些局外人只能坐著等候。換句話說，在被考驗的不是外國，而是中共自己。」
黃華微笑不言，心想這個忠於美國大老闆的「老中國通」，他的嘴臉是如此狂妄無禮，強詞奪理。一方面他以半個世紀的精力為奴化中國知識份子而努力，另方面卻又扮成了「局外人」，事實分明是美國在與中國人民為敵，但卻把承認人民中國政權說成是中共自己的「考驗」，當下以私人資格對他的「解釋」表示難懂，也就歸去。
第二天傅涇波立刻又去找黃華，說司徒雷登想到上海走一趟，看看新統治下的上海，特別是想同上海的美國僑民見面，問黃華應該辦一些什麼手續。
黃華沉吟道：「司徒先生真有這個需要嗎？」
「真有這個需要。」傅涇波道：「上海一解放，他就有意思去走一趟。他心裡煩透了，老是暴跳如雷，說被困在南京的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完全給新政府不理不睬，被新政府藉口安全的理由，命令不得出城。而且大多數人被禁止用密碼同本國政府通訊，感到無聊與暴躁！」
「涇波兄，」黃華嘆道：「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他們這種心情，可以想見他們的氣焰實在高得可以，分明中國已經新生，他們還想把過去的『好日子；保留下來，在一個不承認這個政權的土地上享受特權，豈非過份？如果真的不想承認新中國，那末不妨回國，這倒是一個正常的辦法。」
傅涇波道：「司徒大使對這個問題也在考慮之中，並且對於你們接收南京時，對他那架大使館的專機並沒什麼，這個他也很明白。不過南京上海之間交通還沒完全恢復正常，他希望知道：他去上海的話該辦理一些什麼手續？同時他是決定去的了。」
黃華不能不把實情告訴傅涇波，便說道：「在你轉達司徒先生的話時，以及我當面聽他說的，他給人們這麼一個印象：既不甘心可又沒辦法！他對中國人的事情大都估計錯誤，而錯得最厲害的地方，是這位老先生一直在堅持錯誤。」黃華道：「他急著要去上海，根本不想想，上海解放了才幾天？明明暗暗殘餘的敵人還有多少？而其中有一些執迷不悟的人，還想弄死一兩個有名氣的外國人，企圖製造事件，為害治安。請問涇波兄，已經有這種人的口供，說司徒雷登也是他們的目標之一，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讓這位老先生到處跑。成為壞人製造事件的靶子嗎？還有，如果我們非常仔細地招呼他，恐怕在他心目中，又有豈有此理的看法了吧？」
傅涇波忙不迭解釋道：「不會的，不會的。」
「但願是不會的，」黃華微嘆道：「但根據他的胸襟來說，恐怕是可能的。他可能拿中國人民在此時此地對他的保護視之為拍馬屁，也可能一口咬定中共對他的行動在『監視』，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不不，」傅涇波道：「還是讓他到上海走一趟吧，至於危險，我想你剛才所說的也的確應當認真考慮。不過拿南京的治安情形來說，我相信你們有辦法，一一有辦法！」
「你還是問問司徒先生吧，」黃華道：「能夠爭取安全，就不必到處亂跑了！」
「我非去不可！」司徒在辦公室里像一頭擇人而噬的美洲豹：「涇波，你告訴他，我非去不可！我去定了！如果我在上海死於國民黨特務之手，就說是他們幹的好事吧！如果他們為了什麼『保護』要整天派人跟著我，那我就不去也罷！」司徒的顧慮太多，歸根結蒂是此行要務系向上海的反共潛伏者取得聯絡、發出指示，因此希望獲得百分之百的「自由」，但第二天黃華的答覆使他幾乎找人拼起命來。黃華的答覆是：如果司徒非去上海不可，他必須派出三個人隨同照料，否則這位前任美國駐華大使休想越雷池半步。
氣壞了的司徒騎虎難下，如果改口不去上海，似乎又沒面子。在極端痛苦的考慮之後，不得不遵照當局規定，辦妥他自己和傅涇波以及另一隨員的旅行手續，同三名官方派出的職員乘火車一起自寧赴滬。
戰火洗禮後的寧滬鐵路在迅速建設之中，鐵路工人在解放後的服務精神大為提高，火車不但早已恢復通行，而且秩序井然，這使司徒感到莫大的痛心與難言的氣苦。
陽光燦爛的中國大地，在司徒雷登眼中倏地陰黯起來，躺在臥車裡作聲不得。可又心有不甘，同傅涇波在前後車廂里隨便打轉，希望發現一些什麼稱心如意的東西，最後在餐車裡休息，想聽聽人們說些什麼。
在他右手有一對夫妻剛吃完飯，媽媽身邊坐著個小女孩。做丈夫的看妻子餵飯給孩子吃，大概是給妻子解悶吧，低聲說：「這幾天的消息沒有一個不好。上海軍管會發出通告，定六月份開放黃浦江、長江和吳淞三岔港的航運，商船和民用船隻可以自由來往，但外國兵艦不在此例！」他欣悅地重複一句：「外國兵艦不在此例，你說這幾句話多有力，把我們百多年的那口氣全吐出來了。你舅父嚇得逃到香港，我看太不值得，太沒有這個必要了。」
司徒心想這個女的怎麼說呢？不少人逃到香港台灣，無論如何對中共是不利的……，不料女的也低聲說：「你急什麼？舅舅又不是躲共產黨，他只怕青黃不接時給湯恩伯手下綁票敲詐，到香港躲一躲，一一他才不會這麼傻！」
司徒從心底里嘆了口氣，扭頭看窗外，卻聽見前面桌上也有幾個年輕人在談論這件事，聲音很大，充滿了興奮與喜悅。一個說：「這下子可痛快了！上海開放航運，獨獨外國軍艦例外，美聯社發表這個新聞時有幾句話妙極了，外國人說：『至此，向來象徵外國在華勢力的傳統炮艦行列似成為過去的東西了。共軍逼近上海時，外國戰艦已離開黃浦江，今江面無一外艦，乃中國近代歷史所未有者！』好啊，」這個年輕人可找到了理由：「我建議喝酒！」
另一個年輕人說了聲「附議」卻對又一個年紀較大的夥伴道：「現在我們請我們的理論家發表談話！」接著三幾個人使勁鼓掌，連侍者也笑眯眯過來聽他說話，被認為「理論家」的青年皺眉道：「聊天就聊天，什麼家不家的。」接著說：「咳！我說什麼呢？的確，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的歷史是血淚斑斑的歷史。而上海，正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集中地，黃浦江上的兵艦曾經長久地，像魔影一樣威脅上海市民，我們都是在這種環境裡長大的。可是中國的近代史，也是中國人民前仆後繼反對一切侵略和壓迫的歷史，在這個鬥爭中，上海人民、特別是廣大的工人和學生，他們始終勇敢地站在前面，他們一一」忽地聽見一聲響，原來是後邊有一把椅子倒在地上，大家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年邁的洋人顫巍巍地站起身子，氣憤而狼狽地離開餐車，後面跟著個中國旅客。
這些年輕人包括「理論家」在內，都不認識這個外國老頭正是「中國通」司徒雷登，而後面跟著的中國人乃是傅涇波；洋溢著歡笑的列車上，只有司徒一個人最頹喪了。但他不甘心，還想聽聽人們在新的日子裡有些什麼「異樣」。他並沒有回到臥車廂，而徑直地走向硬席車廂。剛走到硬席車廂門口，給他的第一個印象是每個客人都有坐位，過道上不再有雜七雜八的行李、雞鴨，連司徒自己都在心頭嘆息：「共產黨真有幾手，連沒法改善的火車秩序都弄妥啦！」接著擴音機里激昂的歌聲停止後，一個清脆的女孩子聲音又吸引著他：
「旅客們，現在廣播時事評論：美帝已被趕出中國大陸了！」
司徒心頭一沉，腿一軟，險些跌倒，傅涇波忙不迭把他扶回臥車廂，司徒卻要他打開房門，傾聽廣播。
「旅客們，」清脆的聲音說：「青島也在本月二日解放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海軍、炮艦與人員也被迫撤退了。這不僅是山東人民堅持鬥爭的全面勝利，而且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又一偉大勝利！」一一車廂中掌聲風暴似的響將起來，這使司徒痛苦不堪。擴音機中接著說：「青島是我國五十幾萬人口的重要商埠，是遠東有名的一大海港……由於青島的解放，山東省已完全解放，華東最後一個反動堡壘已被拔除，作為蔣介石與西北等地的空中轉運站也最後肅清了，而北起遼寧、南達長江口的整個海岸線已全部控制在中國人民手裡了，青島的解放有著重大的意義。
「然而青島解放的意義還不止此。長時期以來，從清朝光緒二十三年德國的所謂租借，到民國五年日本的占領，直到日本投降後美國霸占為海軍基地，青島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巢窩！特別是近年來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人員在青島的橫行無忌、屠殺中國人民的罪惡，更是人所共知！如前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水兵殺死中國手車夫，強姦中國婦女；以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駐青島美國軍隊在山東即墨的直接參戰事件等等，都是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獨立的侮辱與侵略行為……
「現在，帝國主義陰謀滅亡中國的計劃已被粉碎了！特別是上海和青島的相繼解放，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奴役隨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滅亡而消滅了，中華民族將由此而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是一去不返了！」風暴似的掌聲在司徒前後左右爆發，司徒感到心臟劇痛，頹然倒下，疲乏地說：「水，水，水……」
美國官兒及其附庸者確乎在窮途末路，四面楚歌之中了。司徒在火車上失魂落魄，李宗仁也在廣州落魄失魂，他接到了邵力子、章士釗一封洋洋數千言的長信，揭露了和談的破裂責任，指出中共懲前毖後，條件非苛；痛責李宗仁對美國賣身投靠，出爾反爾。原來北平和談破裂之後，「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除黃紹竑外全部留在北平，華盛頓和廣州不獨將破裂責任諉諸於中共，還說他們的代表團已遭中共扣留。於是代表團中邵、章二位以另一代表劉斐南下之便，托其攜長函面致李宗仁，文中有忠告，有指責、有揭露，信中云：
「查和議之起在去冬徐蚌戰後，其時南京主和，表面固屬相同，就中誠譎避就之度，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計。蓋師徒撓敗，再接維艱，良不得不藉和議，以資喘息，徐圖背城借一之舉。於是陽主和而陰實主戰者有之；即欲和已，而以內而封建魚爛之習難改，外而英美連雞之利可貪，又嚴憚中共之洪爐，毛髮輕投，一燎且盡，於是主大江為界，南北分治者有之；而公舉非其倫也。憶公曾對眾言：『吾寧向本國人屈膝，決不向外國人低頭』；又雲『吾決不為國家統一之罪人，』是公瞭然於和議之真實性，及其可能獲得之最大限度，乃同人之所深信，而也為中共領袖之所不疑。以故，某等與顏、江返自石家莊時，所結口約，不外此物此志。蓋和者和也，既言和矣，勢須限於以真言和者為對手。如上舉兩派人，一則本身原不願和，一則其條件為全國人民所唾棄，設誠意謀和，而遽以此兩派人或其意見摻雜其間，是在邏輯為自亂其例，在事跡為求前反卻，更為譬之，是無地累土而妄冀九層之台，和亦安有成理？於斯有須促公回憶者：國民政府對和議之聲明曾有兩次，一為本年元旦蔣總統引退之所為，一為中共毛主席宣布八項條件後，由公承諾作為基礎談判。此中關目，必先洞視明白，始不至誤入歧途。蓋此兩聲明者，並非互相發揮，也不能二者居一。質而言之，乃是後聲明取消前聲明。須知毛主席之八項條件，除第八條為獨立主張外，其餘七條，大抵針對蔣總統之元旦五項而發，理居絕對，事適相反，在法正負不得同時俱真，在勢受其一必且拒其二。由是公之談判諾言，不啻粉碎蔣總統之五項意見，使無立腳餘地，灼灼甚明。某等言此，絕非於兩公所見故為軒輊，特事實如是，必須了解明白，和使始能謹守限域，引繩切墨而為之。」
接著邵力子、章士釗指出北平和談折衝以來，中共讓步不少，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對協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見四十餘條，被採納者達半數以上。邵、章認為中共堅持其所應持、慨讓其所可讓，虛懷雅度，彌足欽遲。責李宗仁道：
「不謂吾公宣言於和議破裂之頃，竟斤斤以蔣總統元旦五項為辭，一若致責於使者之忘所盡力，致恨於中共之無意曲從。至公本身昭示中外之堂堂諾言，所謂以中共八項條件為基礎者，全然置之度外，若無其事，某等不才，誠聞命彷徨，百思不得其解者也！
「昔齊王好竽，有操瑟立齊門者，為識者譏。蔣總統之五項意見，中共視之，猶齊瑟也，而公操之以見客於齊，幾何不成鑿枘之勢、矛盾之形乎？《孟子》又載：有求為齊言者，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終無所成。公處南京會議中，為主戰派所劫持，無從申張己見，純以齊傅之孤，面對楚咻之眾，不得不瞻顧蔣總統之所揭櫫，以為虛與委蛇之責。嘻！和戰大事，豈尋常虛與委蛇小策所得容頭而過身者？以公之明，豈不熟知？」
國民黨人對邵、章指責李宗仁拋棄八項基礎為不智不忠不信一節，都有同感，信中說道：「近頃以來，公屬以一貫謀和為言。以某等之愚，不識一貫雲者，橫貫底於何地、縱貫起自何時？如公所謀之和，自始囊括蔣總統之強硬主張在內，竊疑不智；硜硜執持中共八條認作礎石，事後乃歸咎於蔣總統之反面策略未獲重視，竊疑不忠；夫和議倡自國民黨，而中共和之，使者數反，文電百出，界限分明，基石確立，徒以公失於智與忠之運用合度，功敗垂成，坐使黨國諸公群圖於破壞和平之罪加於異己，竊疑不信！
「不寧唯是，猶記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領袖以封建官僚集團獨裁統治廿餘年，應將革命進行到底為言，和意本不甚厚，且於公之是否力能勝此，尤難釋然，經某等再三譬說，以為和平本身有無窮民意為之後盾，即屬一種不可侮之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幟之下，相與提摯，雙流會合，並於一向，應足以克服可能發生之困難而有餘。中共同意此說，和平之門以啟。」
邵、章這一段話，今天讀來，足發國民黨領導人深省。國共北平和談如此結束，乃使國民黨人備嘗顛沛流離之苦，痛感前途茫茫之慘，瞻前顧後，日子該怎麼過？
如果國民黨人面臨絕路，那末把心一橫，非打不可，猶有話說；但事實不然，邵、章二人盡把事實說了，中共答應和，南京反而拖，這才把事情搞壞了，長信中指責李宗仁道：「說者謂公本心固非爾爾，重圍難脫，遂不得不隨波逐流。某等以為此謬悠之談，殊不足為公辯解，蓋和戰大事，凡國家安危生靈禍福，大抵定於俄頃，決於一言，豈容隨人浮沉？況主戰派之跋扈囂張，由來已久，非倉猝所能形成。又其時散處台穗，並未嘗逼處肘腋；而公名器在手，操縱有途，至何以必開南京會議，東呼西召，造成一被包圍之大圈，使己沉沒其中而不得出，某等誠惶惑無以言喻。退一步言以為此出於事態之無可如何，惟協定之限期屆滿，過江之共軍欻至，所謂硬派不啻驚鳥駭鹿，覓路分奔；獨公坐鎮中樞，左右顧盼，擅為所欲為之勢，握千載一時之機。某等在平焦灼萬狀，急電陳辭，懇公無論如何莫離南京一步，萬一別有危機，艱於株守，也求公飛蒞燕京，與某等共圖轉圜突變之方，雖公不以某等為不肖，巽辭見復，而當機立斷之雄心，終不敵其苛責中共之幻想。旨意迴環，終於模稜，此著一失，某等敢鑄盡六州之鐵，不容鑄此大錯！然也徒見公缺乏劍及履及之決心已耳，豈得悉諉為主戰者之形格勢禁也哉！」
邵、章二人的長信長得可以，司徒雷登到達上海，往美國總領事館一住，聽人說了大半天還沒說完，而有關人等已等候接見傳教士、教授、商人以及各式各樣的來客訴說各畢，但重點則一：中共的成功己是鐵的事實。
痛苦的司徒在了解到上海並未成為中共的包袱時，悲哀絕望，默默無言。披上了偽裝的特務獻計殺害中共高級人員，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司徒不作一言。贊成的人認為如能如願以償，不啻給熱火朝天的中國革命力量當頭一棒；反對者認為這樣做反而會使中國人團結更緊，特別是中共信仰的主義與執行的政策，絕不以個人而興廢，中共對事不對人眾所周知，美國若當真來這一手，只能落得在世界上聲敗名裂，地位更低。劇辯中有人指出北平還未正式成立政府，毛澤東是否出任主席尚不可知，有人認為北平政權非毛莫屬，有人提醒毛澤東如日理萬機，便會影響共產主義者萬分重視的理論研究工作，毛不一定親自處理事務工作。最後原建議人認為不管毛澤東擔任什麼工作，反正是中共第一個人物，決定暗算，於是有一個洋人便開始了炮轟天安門的陰謀，但當時司徒以為不可。
司徒當然並非有愛於北平高級人員，就因為他是個「老中國通」了，他知道這一手如果成功，中共政權即使有什麼變動，但絕對不能視為混亂；可是萬一失敗，那對西方集團的聲名掃地，無以言喻。但美國政府正在手忙腳亂之中，特務機構有此決定，也就只好睜一眼閉一眼由它去了。
痛苦的司徒要傅涇波為他給國務院寫報告道：「我們到達上海了。
「我無論到哪裡去，總有兩卡車這種便衣衛隊眼隨著我。理由似乎是：他們擔心國民黨特務。他們認為仍有許多國民黨特務混雜在市區。說不定要對我們作出一些駭人聽聞的事情，使新的當局感到尷尬的案件。結果是我無法照常在各處自由來往。我就成天逗留在總領事的住宅中，拒絕社交的邀請，而等待人們來訪我。我不但感覺我會被人注目，而且可能引起秘密警察們對於我所晤見過的那些人，特別是中國人的受到不歡迎的注意。
「上海目前給我的印象是：共產黨已經本著勇氣、才幹和廉潔，接收了上海的政府，但他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和代表沒有特權的宣傳，會惹起可能成為非常嚴重的勞工騷亂，而他們把民族主義的狂熱和馬克思主義的狂熱合併了起來，與這個國際城市衝突，同時又要應付這當前的困難，要保護和養活五百萬人口，這情形會使上海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試驗站。
「外交團的其他同寅都急欲知道我將如何行動，有好幾個人計劃要隨後到上侮來。因此我決定認真堅持外交官員的特免權，例如外交官員得豁免檢查行李。共產黨官方的論調是：我們只是普通公民，並沒有這種權力。這一點可能成為原則上衝突的一個試驗，幸虧這問題還沒有發生過。但我的特別通行證上寫著：『前任美國大使』。這一點使我和那些看見這通行證的人都覺得好笑，不過有一個歐洲國家的公使接到同樣的通行證時，他卻非常動怒。……」
其實司徒的心情既非生氣、也非動怒，而是有如跌下深谷似的悲痛和絕望，恐怖與顫抖，他如在上海市熱鬧的街頭出現，絕不會像解放前那樣，周圍都是卑躬屈膝的官兒；相反卻是挺起了胸脯的人民，他們以嘲笑的神色瞅他一眼，意思似乎在說：「老先生頭腦清醒一些吧，今天的中國，可不同啦！」
司徒雷登當然是不甘心，他的老闆對中國人民的翻身更是恨之入骨。怎樣使解放區秩序大亂，特別是類似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陷於癱瘓，變成了美國各方面努力以赴的一件大事。六月十日司徒雷登剛抵滬時，美國艦隊司令白吉爾正式警告美國商輪不得航行上海，同時有計劃地惡毒造謠，說長江口外已經布下水雷。當天由英文《字林西報》以第一版頭條刊出，接著《大美晚報》也以顯著地位刊登。翌日，上海香港的合眾社、十三日美聯社及東京合眾社電訊都先後加以宣傳，《自由論壇報》還譯載了白吉爾的造謠談話。這些謠言的傳播，無非是企圖造成上海秩序大亂的局面。
美國領事館裡連日低沉的氣氛突地一變，圍繞著司徒的人都來報告「好消息」，有的說現在上海人心惶惶；有人說中共對外關係已瀕斷絕；有人日夕守候在收音機旁，等候地方當局將會說些什麼，終於給他們等到了消息。
上海人民電台的廣播員，以憤激的聲音廣播題為「粉碎帝國主義的新陰謀」《解放日報》的評論，痛斥刊登謠言的報紙，指摘這些外報繼續刊載這些不確實的消息，旨在製造聳人聽聞的謠言，有意與蔣介石結合起來恐嚇中國人。這種做法完全符合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意圖，因此不能視為一件偶然的事情。廣播員清脆的聲音在說：「關於布雷封鎖港口一事，國民黨是不能單獨進行的，這個物質條件只有美國帝國主義才有。由於帝國主義看到蔣幫即將滅亡，於是不惜援助物質和直接參加行動。但在今天它們力量不夠的時候，就只有用無恥的謠言，阻礙海上航運等來恐嚇中國人民，困感人民政府以達到其經濟、政治侵略的目的。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美西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白吉爾曾公開對此謠傳發表意見。一方面說國民黨政府『沒有在長江下游布雷』，另方面又明確地說『長江對商船骯行有危險』，模稜兩可，自相矛盾。一一現在嚴重警告你們！」司徒等一怔，屏住呼吸聽下去：「今天中國人民已經建立起自己強大無比的威力；中國人民今天已經打斷了帝國主義所加在自己手上的鎖鏈，在中國共產黨及人民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下，中國人民不怕帝國主義任何成脅！敢於向新中國進攻的侵犯者，必定遭受慘重的失敗！人民政府將徹底追究責任，保障人民的自由，並嚴格限制它們『自由活動』的自由！凡我人民必須提高警惕，團結一致來提防和粉碎它們一切的陰謀！」
司徒先是冷笑，接著不安地搓手。
面對著總領事館職員以及其他的美國人，司徒痛苦地說：「他們開始示威了！從空中的廣播到地面的舉措，這一次布雷的消息恐怕多少會給我們帶來麻煩，大家要小心應付才好。」
可是「小心」有什麼用呢？只要對新中國表示友善，並且用行動作保證，每一個外國人在中國任何一個角落都不需要什麼小心，大大方方換得高高興興。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厚道、最好客的民族；而覺醒以後的中國人民也懂得對付不老實的外國人，司徒的老一套顯然不適用了。
在上海這一陣，司徒幾乎夜夜失眠。當他還是個小孩子時，在杭州，他的父親便訂閱英文《字林西報》。這家英國報紙還有一個附帶的名稱，叫做「兼高等法院和領事館公報」，在司徒童年的腦海中，對英帝國「輝煌的前進站」感到十分偉大，十分欽佩，希望美國將來在中國的「成就」更大……如今司徒是不堪回首了。
而《字林西報》終於對誤刊消息表示了誠懇的歉意，在第一版上刊出了致上海軍管會的一封信，還有中文譯文，承認自己不應該轉播一項未證實的報道，而使上海市受到損失。在司徒眼中，這家報紙這樣做是謙卑而羞恥，司徒感受的難堪與「委屈」超過了《字林西報》的當事人。
司徒嘉獎著美國的《大美晚報》負責人高爾德，因為高爾德寧可停止出版，也不願對要求調整待遇的排字工人們「屈服」。這個「老中國通」認為高爾德比他的英國同業強硬有力，而美國人在新上海的強硬有力的結果是消失，這事實的諷刺又使司徒午夜啜泣。
「我向你們報告，」司徒給國務院寫信道：「在一個以外國租界起家、而英文早已成為不可缺少的語言的城市裡，而忽然堅持只准講中國話，這對於留下來的外國僑民是一件張皇失措的事。前此英國人照著吉百林的傳統，抱了一種種族優越感，而看不起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態度，『上海頭腦』已成為聲名狼藉的代名詞。由於中國民族主義迅速成長，這種態度已被拒絕！在最後時期，國民黨亟欲獲得我國的援助，最高當局的特別訓示是給予美國人優先的待遇。不幸得很，許多美國人對這項待遇竟認為理所當然。這樣又加強了中國人憎惡種族區別的觀念……共產黨思想訓練又啟發了一種新的民族自主精神，完全以舊的仇恨為養料……」
司徒寫不下去了，他想痛痛快快哭一場，又怕上海市民見笑，只得鑽進被窩飲泣。
正是：特權一去不復返，司徒司徒哭聲哀。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