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回憶錄 · 一——二十
一 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懷
余家清貧，亦為書香之家，向住在上海城內。我生於清光緒二年（丙子）十二月初十日，生時難產，歷三晝夜，始產生，母氏劬勞，慈恩罔極。生後六個月，又出天花，脆弱小體，遍身都是，連眼耳鼻嘴裡，滿是天花，時逢炎暑，勢極危險。我母晝夜看護，繼祖母及外祖母，亦勤勞護持，一條小命得以保全，至今思之，銘感不已。先祖父以我八字五行缺水，故命名汝霖字潤田。余終鮮兄弟，只有兩妹，二妹名汝金，小我三歲，適曾志忞（澤霖），三妹名汝荃，小我八歲，適王稚虹（守善）。
先祖載山公，諱鍾坤，國子監生，無昆季。喜繪山水，有人求之，輒繪以贈。又研究中國營造法。余幼時尚為我繪山水於團扇及扇面，惜未攜出。入江南製造局，主工程處，凡有營造，悉經其手。性極節儉，平時布衣布履，履襪都由家制，出門多步行。又極和善，從沒有疾言厲色。常宿於處中，自煮簡單飯食，有時工人代煮，即與工人同食，邊吃邊說工作，照現在說法，可稱為平民化，沒有官場習氣，又沒有階級思想之人也。局例有勞績保舉，三年一次，分尋常異常，先祖總入異常。先祖母姚氏早卒，生先父；繼祖母厲氏，生叔成祺；庶祖母生叔成龢。及長，我父為娶婦，生二子一女，長名右民，次名祖光，女適袁惕。先父豫材公，諱成達，附貢生，五歲喪母。自我幼時，已入製造局，主材料庫事。庫設總所分所，總所設正副兩主任，正主任為張和卿（鼐），後張出任邑宰，我父即承其乏；分所有七八處，每處設司事一人，司各分所之事，由總所總其成，事至繁瑣，我父處之井然。每見他老人家回家後，尚稽核復算，輒至深夜。製造各廠購料事，都由總所經理，時有競賣賄購情事，我父倡議設議價處，價由標決，貨由公認，賄競之風遂絕，公家可省費而可得佳料矣。
父性豪爽，不斤斤與人較量，親友來求助者，無不量助。時因物價低廉，家用又省，故雖所入菲薄，尚有餘力助人。每次保舉，總列異常，保至教諭。此是循例公事，固不足道，不過表示我祖若父，皆能靖恭厥職而已。
父淡於仕進，喜杯中物，惟飲不及醉。有力者招之他就，終辭謝，任事二十餘年，未嘗他調，謂能溫飽事蓄足矣，不求進取也。江南製造局，創於洪楊平後，曾文正公奏請設立，位於上海城外黃浦江邊，有船塢，能造二千噸之兵艦，又有小型煉鋼廠，此外有槍炮子彈火藥修機等廠，是一小型兵工廠，出品不多。材料庫者，即儲藏製成品，及收購應用物品之所也。局中附設廣方言館，及翻譯西書館，還有化學研究館。廣方言館，招考年幼生徒入學各國語文，譯書館專譯西書，學生入館並授漢文，畢業後擇優送北京同文館深造，成就出使人才甚多，中西文均可觀，如陸徵祥、劉鏡人、唐在復、胡惟德、戴陳霖、劉式訓等，其尤者也。譯書館則請西人傅蘭雅主其事，傅精算數，並能華語，擇有關算學格致西籍，由傅口授華員筆譯，刊行於世，裨益士林匪鮮。化學研究館是後新設者。
高昌廟又名高昌鄉，沿黃浦一片荒地，農田亦少，居民無多。自設製造局後，始造石子馬路，東達南門，西至斜橋，漸成市縣，住家增多。交通工具，只有獨輪人力推車或騎驢，自修馬路後，始有人力車稱為東洋車。我祖若父皆供職斯局，故於黃浦江近邊，購地畝許，建屋數椽，我於六歲時由城內遷居新屋。屋前有一小河，時有小船駛進，院內有果木樹及菜畦，久居城內之屋，逼窄無空地，一到郊外，空氣一新，童心喜悅。我祖愛我，時挈我逛城隍廟，告我城隍等於陽間的官府，判斷人間善惡。上海城隍姓秦，生前有功德於上海，故上海人立廟奉祀，列代皇帝亦有封號。廟內地甚廣，我不喜歡到廟內，喜歡在廟外的豫園遊玩。池塘蓄金魚近百尾，大的長七八寸，凸眼扇尾，有紅白色的，有黃白又有黑白，且有全紅全黃金紫的，游泳池中，悠然自得。又有大假山，層巒疊嶂，恍若真山。入山洞後，曲折盤旋而上，其中有亭有橋，花木扶疏。登山巔而望，浦江帆影，隱約可見。最高有五老峰，五石矗立，形若老人，形態不同，故以此名。下山即到九曲橋，平鋪石板，圍以石欄，水不深而清。橋之中心，有湖心亭，作品字形。我祖告我，這亭有柱無梁，互相鉤連而成，是中國舊營造法，視之果然無梁。依窗品茗，幽靜之至。有賣小吃的人，托盤兜售，有甘草黃連頭、五香豆腐乾、五香蠶豆等，我小時都喜歡吃。園中廳事有好幾所，都是各商業集會之所，都有命名，不能記憶。有點春堂者，春天為藝蘭家賽蘭花會之所，各家攜蕙蘭之佳種競賽，都是珍品。我祖曾攜我參觀，見蘭花佳種，種在深紫泥盆，紫檀盆架各式不同，陳列雅致，有名梅瓣者，有名荷瓣者。我祖告我，這都是有閒階級，每年買了數十簍蘭草，其中偶有二三種特別的，用心培植，開花後拿到這裡來比賽，奇葩異種，幽香撲鼻，真雅觀也。又有四美軒，為珠寶商擺攤陳列求售者。後來到北京，每逢正月，自三日至十五日，在火神廟院中亦有設珠寶古玩攤求售，與此相仿，閨秀少婦，多來觀覽收買，仕女雲集，熱鬧異常，此南北風俗相同之處也。園中商店，以扇箋店、筆墨店、裱裝店、古董書坊，關於文化者居多。又有專制風箏者，各式各樣，名目不同，有蜈蚣形者，長至兩丈以外，非一人之力所能放也。又有鳥市蟲市，鳥市有黃鶯、鸚鵡、孔雀、百靈等；蟲市有促織、蟋蟀、蟈蟈、螂蛉之類，此皆秋天才有，童年到此，流連不肯走。小吃有東園門的南翔緊酵小饅頭，用薑絲香醋同食，鮮美之至，後至南翔，所制反不如也。長廊下有食攤，售酒釀湯圓、桂花糖粥、胡蔥餅等，都是價廉物美之食品，余每去必嘗二三味。又有錫澆小玩具，玲瓏逼真，余亦愛之，每去必購一二件而回，而今恐不可得了。
小時最喜歡過年，臘月廿日後，即開始撣檐塵，收拾屋宇各處，椅披桌圍都用紅緞，屋中掛燈結彩，煥然一新。至廿三日送灶神，每用糖元寶、荸薺、慈菇，意為灶神見玉帝時，使他口中糖粘不能說話，若問這人家不好嗎，則只說不是不是，荸薺諧言；若問這人家好嗎，則說是個是個，慈菇諧音也，似含有向灶神行賄之意。此種習俗，自古已然，孔子已有媚灶之說，由來遠矣。送灶過後，即在除夕以前，敬神祀祖，敬神則用三牲（豬肉、雞、魚），祀祖必須主婦下廚做菜。到了除夕，不分長幼，大家擲骰子，狀元紅哪，升官圖哪，可以通宵，名曰守歲。元旦開門，即放高升鞭炮，家家如此。彼此賀年，初五為止，滿街炮竹殘紙，到處飛揚。大門都換春聯，給長輩拜年後還給壓歲錢，大家都穿新衣，見面都喊恭喜發財，店鋪休業，在裡邊打鑼鼓為樂，街上還有掉龍燈、踏高蹺戲之人。到了元宵，各處有燈市，五花八門，各盡巧妙，過年才告完了。童年每喜過新年，即是為此，然非承平之世，亦不可能也。滬俗過年祀祖，必用蒸三絲（肉絲、火腿絲、冬筍絲），要三色排齊蒸熟，川糟青魚，紅燒豬蹄膀加水荀，普通舊家，總要主婦自製，以示虔誠。新年必將列代祖像懸供，稱為掛真，元宵為止，每日必上供，亦追遠之意也。滬俗過年，有糟缽頭一味，用白糟和以煮熟的鮮鹹肉、豬肚、豬腸等，置於大缽一二日，糟味透入，鮮香可口，且可耐久，每為臨時餉客之用。又有一味名掛記菜，用胡蘿蔔切絲曬乾，加香菌、醬菜、醬瓜等絲，用重油炒熟可經月不變味。此味恐系家中人制以寄征人者，故名掛記，寓紀念之意也。這幾樣菜，並非特別佳肴，童時食之，至老猶愛而不忘。張翰秋風起，思蓴鱸，蓴產於西湖最佳，鱸產松江以四鰓者為佳，淡而無味，必須與雞湯同煮，才有美味，亦是童而食之。每逢季節，輒起鄉思。現在兒童已不知此味，故記之亦上海食譜之一，這是上海風俗，現在已不易見了。端午大家以蘆葉包米為粽，初以投江吊屈原，後為饋送應時之品，大江一帶此風至今猶存。又有競賽龍舟，以嘉定為最勝。我婦住南翔，南翔通嘉定，有大湖，每逢端午，即有賽龍舟之戲。龍舟多至數十艘，日間列隊遊行，每舟結彩懸燈，劃手穿鮮農左右分劃，整齊劃一。至晚則燈彩齊明，各賽技術，行動快捷，花樣變幻，真令人目炫神迷，湖中反映，嘆觀止矣！承平景象，徒增回憶。
稍長，我父亦帶我出遊，但不是城隍廟而是十里洋場，時游徐園、愚園及張氏味蓴園。徐園、愚園，尚有亭台樓閣，古色古香，然終不及豫園大假山之可玩。張園則完全西式，有一大洋廳名安塏第，旁有古董鋪、遊藝場。園內道路寬廣，可馳車馬。園中草地，碧草如茵，其時尚不多覯。仕女雲集，多在安塏第玻璃廳品茗談笑。張氏名味蓴，亦住其中，故即以名園。
有時帶我去看戲。其時尚有昆班戲園，後因不能投人所好，未幾即停歇，只有京劇戲園。其時戲院都名茶園，我父於遊戲中，寓有教育之意，如看戲，演出忠孝節義的戲，不但跟我說明戲中情節，還指說誰是忠臣，誰是奸臣，更說明忠奸的分別。凡此之類，我覺得於幼年心理上頗有益處。每於晚飯後，鯉庭承訓，講做人之道，第一要誠實。他說我最恨是欺騙，凡人做了欺騙的事，即使一時瞞過，到底終要戳穿，你想那時怎樣能對人？且人做了一次欺騙的事，人家對你，即要時時起疑心，有戒心，後來即做誠實的事，人家亦要帶著疑心防你，你想難受不難受？故對人做事，總要誠實，這是最要緊的。又說做人要忠恕，所以曾夫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見聖人對於忠恕二字，看得如何重要。忠字，並非一定對皇帝說的，做事能盡其職即是忠，即俗語所謂赤心忠良。恕是對人說的，人總是有長處短處的，要取人的長處，不要盡挑人的短處，人家如對你不好，你先要自己想一想，我是對他有不好之處嗎？切不可自己不認錯，專說人家的錯。自己不願做的事，不要勉強人做，論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是這意思。又說交友之道，人總有朋友，但是交朋友，不可隨便。所謂擇交，要擇比我好的人，跟他做朋友，那於你有益處。若交了不如你的朋友，那不但於你沒有益處，反而有害處。譬如你現在還在讀書，如交學問比你好的朋友，那末，你有不懂之處，可請教於他，你有不明之處，他會指教你，這就是叫益友。若不如你的人，而且品行又不好，他只會領你做壞事，帶你到不好地方去，這即是叫損友，對這種人，應遠而避之，不可跟他做朋友。交友之道，非常要緊，將來做事，亦大有關係，不可不慎。又雲做人要勤儉，勤即是用自己勞力之意，你看農人種田，從插秧到收成，何等勤勞，若一貪懶，收成即不好了。這是一個譬方，無論做什麼事，總得用勞力，盡力去做，凡事沒有不勞而獲的。但勤與儉，不能分開，若勤而不儉，即以辛苦得來的錢，隨意揮霍亂用，小則不能成家，大則不能立業。故要勤又要儉，這是一定的理。你看富有人家，都是從勤儉得來，但亦不必過分，過分勤勞反有害身體。自己要體諒，能擔任多少力，即用多少力，不可過分的用力。講到儉，也不可過分，過分儉，即近於吝，應用的地方，自然要用，若一味省儉，即成為吝嗇。這要看自己量力而行，故說過猶不及。又雲做事要有恆心，不要高興時即做，不高興時即不做。讀書亦如此。今天讀這本，明天又讀那本，這叫始勤終怠，有始無終，結果一事無成，一書也讀不通。這恆即是要有常性，確是難事，要慢慢的練習，起初勉強而行，自然能成習慣。若能做到恆字功夫，即可無事不成，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即是此意。又雲人要知足，只是貪求無厭，終必失敗，故曰知足不辱，尤以人要自重自愛兩句，勉勖最多。能自重，才能使人看重；能自愛，自然不做不應該做的事。我望你在社會上，做一個好人，大家稱你為正經人，我願足矣！又以做事須要忍耐，不宜性急，耐能成功，急多僨事。你性太急，更應切戒。每於晚飯後，在書房旁坐，面聆庭訓，往往講至一二小時，娓娓不倦，足見我父期望之深。現在想來，似屬老生常談，然使我小子今日尚自覺不愧不怍者，都是先君子訓迪之功，茲所記者，不過什之一二，以示後人耳。後我晉京時，我父又說，你已將踏進社會做事，做事毋忘耐字，茲將臨別，以耐軒為我別號。
十四歲冬天，繼祖母病篤，病系外症，在臀上生一血瘤，初似豆大不以為意，慢慢的一年一年的大起來了，經過五六年之後，竟大若核桃。以病在下部，堅不肯就醫，後經大家苦勸，始允就醫。那時沒有外國外科，只有中國的外科醫生敷藥，毫不見效，越來越大，後竟大若石榴。經數月之後，甚至潰爛，每次換藥，都是我母親為洗換。延至年終，時時昏厥，醫藥無效。我想古時有割股療親之事，或須神靈感召，存萬一之望，遂於雪夜，中庭焚香跪禱，願割股以療祖母，祈神靈默佑，用利剪將左臂割肉一片，和粥以進，越日沒有昏厥，竊自喜慰，以或能得救，豈知隔了一日，又昏厥了，昏厥的時間更長。先祖在床前告之日：你這樣太苦了，你安安靜靜的去吧，我不久也要來了。祖母似頷首領會，有頃又昏厥。這次情形不同，時時叫苦，喉間痰聲咯咯，不久即安然長眠辭世了，享年僅五十有六。我同小叔痛哭不已，我母以久經服侍，精神疲倦，哭不成聲。於是辦喪事。停靈在家，每七由僧道誦經禮懺，到五虞為止。
越年之夏，我祖病重傷寒症，醫藥無效，據中醫云：這是斑疹傷寒，要斑疹發出，始可有救。過了七日，即溘然長逝，咽氣後斑疹始見。一年之間，兩遭大故，我父傷痛自不待言，余亦格外傷心，每一念挈游豫園，即歷歷在目，晚間尚夢哭而醒。先君即奉祖父繼祖母與姚氏祖母之柩同葬於高祖之穆位。古人有割股療親之記載，雖雲孝行，然明知無效，際此醫學昌明之世，更不足為訓也。
十五歲，出就外傅，受業於秦硯畦先生。秦師本應聘在我家教讀，為浦東召稼樓奚氏以重金聘去，我父令我到奚家就讀。奚氏為大地主。是年適逢荒年，當地大地主，都照向例，不但免租，且開倉糶米。奚氏不肯開倉糶米，並雇泛勇，保護穀倉，於是激怒農民，男男女女各攜布袋，蜂擁而來，以鋤打開倉門，兩日之間，被搶一空，名曰搶荒，泛勇不敢攔阻，可謂為富不仁者戒。以今日言之，即是農民與地主之鬥爭矣！我鄉為魚米之鄉，富人都購稻田，收租過日。地主與佃戶，總是很和氣，遇著荒年，總是自動減免租米，仍照例完糧。佃戶到了年終，向地主送些雞蛋之類，地主送還以年糕花生，彼此很客氣，極少有開倉收租，逾期不交，送縣追繳。這種地主，為人不齒，從未聞有地主剝削榨取農民之事也。余從秦先生，初學八股文試帖詩，讀完五經，又讀周禮，看綱鑑。嗣又從上海本城汪季航先生。汪先生講小學，嗜杯中物。十六歲，初應童子試。時考試童生，分縣府及院試，縣府取後，方可應院試。縣府試發榜寫成圓形，都錄取。院試則欽派提學，按府臨試，須到松江。時學政瞿子玖宗師。先祖陪我到松江應院試，未蒙錄取，廢然而返。後又就讀於經蓮珊（元善）先生家塾。經家亦在高昌廟，離我家不遠，但食宿於經家。業師為張驤衢先生，是精於制藝者。同學有蓮老令嗣，經享沐、享頤昆季，還有一幼弟、幼妹。又有施魁元、星伯昆仲皆植之之侄輩，老同學久不通音訊，不知情況如何。
十八歲，又應童子試，提學為龍湛霖宗師，以第五名入泮，始青一衿，惜先祖已不及見矣。松江城門口，有一石碑，刻十鹿，一鹿向前，九鹿回後，又無記載，俗稱十鹿九回頭，諷松江人無前進之勇氣，其實卻不如此，不知何人何時所立者也。
二 完姻後適值戊戌變法
二十一歲，雙親為我完姻，娶王氏名梅齡，梓生先生之女，培孫之胞妹（培孫事後有另記）。卻扇之夕，即感失望，又以個性不同，一直不能和洽。少年夫妻，不能融和，真是莫大之遺憾。我之婚姻，既無媒妁之言，又非父母之命。記得十二三歲時，有王梓生先生，遠道來訪父，父尚未歸，遂陪閒談，有問必答。少頃父歸，留在家晚膳，余亦同坐。王對父說，我有一女，與令郎年相若，擬許配令郎，我父猶遜謝，後竟定婚。彼此都是小孩，又未見過，自然不知長大後性情脾氣，此由於舊式婚姻，只重門當戶對之觀念也。
越年生一女，生時僅七月，因製造局火藥庫爆炸，受驚而產，眼尚未開，又不能咀乳水，由外祖母及我母，以中國育嬰法，用細銀管滴乳育養，居然長成。我父以聞爆聲而生，又以初次得孫而喜，即命名聞喜。此女很聰明，周歲未滿，即能得祖父母歡心，對我父尤甚。我父夜歸，總攜果品給她，她總等祖父歸來後，才肯睡覺，即晚歸亦如此，故我父特別喜歡，我心亦稍慰。
入泮第二年，即逢鄉試，我不喜作八股文，每逢入試，在場作文，又厭又急，出場後疲乏不勝，自問無登賢書之望。且聞即將廢科舉，故稟准我父，從未入鄉闈。
又越年，逢會試之年。各省舉子，俱集京師。南海康有為先生，約集舉子千三百餘人，聯名上萬言書，請都察院代奏，請修改馬關條約，免割台灣，寧加賠款。格於廷議，未獲上達。遂在京開強學會，昌言變法，士大夫同情附和者頗眾。當時之士大夫，即今日所謂知識分子也，從此風氣大開。時經蓮珊先生（元善），紹興人，設立兩等學堂（高小高中之意），於其家之附近。名為學堂，仍是書院。惟學生膳宿於堂，分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八齋，學生共有六七十人，每齋請一教師。余分在仁字齋，業師為錢秋槎先生，紹興老孝廉，講經學又長制藝文。義字齋業師鈕惕生先生（永建），亦名孝廉，講史地學，又講新學，余亦師事之。後鈕先生從事革命，余則入仕清廷，音信遂絕。
余在兩等學堂攻讀，正是維新變法之時，每日報上登載，都是變法之上諭，有廢八股考試改用策論，有令各省設立學堂，有準人民上書代奏，都察院不准擱置，有設立鐵路局，修造鐵路，設立礦物局，准人民開採，有飭趕修蘆漢粵漢各鐵路，有獎勵士民著譯新書，保有版權，有發明新器，給予專利，有飭地方官保護商務，有飭駐外使臣保護華僑，有飭各省考選學生赴日本及歐美留學，有裁汰綠營，有八旗綠營改練新式兵操，有飭各部裁汰冗員，登進新士，每日上諭，總有數條，乃至十數條，讀之令人興奮。後又有禮部員司王照，因上書請部堂代奏，禮部堂官不與代奏，為帝所聞，竟將禮部尚侍，一律罷免，而賞王照以五品京堂。一時轟轟烈烈，士大夫均欣喜相告，以為國家有變法自強之望矣。余因手頭無參考資料，初稿未曾列入，後閱天文台報載梁敬錞先生《戊戌變法演講集》，參以我記憶所及，特行摘錄補記，亦有清末季重要之掌故也。
時光緒帝親政伊始，翁同龢為帝師，時以時局危急進言。因甲午喪師失地，列強對中國，各定勢力範圍，遞以瓜分之局，迫在目前。又以翁師傅之保舉，召見康有為、梁啓超。康梁二氏，又奏陳國家危殆，非變法不足以圖存，帝遂下變法諭旨，繼續連下以上各諭旨，大都皆康梁二氏，由翁師傅轉陳者也。其時帝已親政，太后移蹕頤和園。朝中大臣分新舊兩派，新派以翁師傅為首，又有張蔭桓、徐致靖、文廷式等，主張輔弼皇帝，推行新法。舊派以徐桐、倭仁、剛毅、趙舒翹等，以依和太后，阻撓新政，極力反對新派。疆臣中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雖贊成新派，然尚有觀望之意。光緒帝雖已親政，大權仍在太后，每次上諭，先赴頤和園，得太后同意而後下。太后表面上，雖同意變法，想不到鬧得如此之大，當康有為召見後，僅派在總理衙門行走（即辦事之意），梁啓超僅賞六品銜，可見帝秉承懿旨而行，不敢自己作主。後因王照上書被阻，一怒罷斥禮部全部堂官，太后遂諭翁同龢開缺回籍。帝始露獨斷之心，以康之保舉，起用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參預新政，賞給四品京堂，暗示反抗。從此帝與太后，意見愈深，新舊兩派，勢同水火。帝又擬開懋勤殿議政，並擬請日本伊藤博文為顧問。太后知光緒帝已有主意，想獨斷獨行，執行大權，於是更加留意，故此兩諭，不獲發表。然伊藤已起程來華，只以私人遊歷為名，雖荷召見，未談及政治。帝又召見袁世凱，賞以侍郎銜。時袁方在天津小站練新軍，譚嗣同密往袁之旅舍，告以皇帝將遇大難，非你帶兵入京圍頤和園，無法救駕。袁聽了惶恐無以對，又想此事萬不可行，遂回津密陳於直隸總督榮祿。時榮祿為節制練兵大臣，袁之本缺為溫處道耳。榮遂連夜入京，面奏太后。太后一面派榮祿節制新軍，一面派懷塔布管理健銳營。帝即諭康有為辦理譯書館，梁啓超辦理《時務報》，暗示令兩人出京。帝遂頒旨吁懇太后垂簾訓政，而變法維新，適值百日，遂告終結。康梁二氏，以英日公使之庇護，得獲出京逃避，而免於難。而光緒帝，從此幽禁瀛台，六君子同時被戮。六君子者，除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京堂外，尚有康廣仁系南海之弟，在南海館被捕就刑，楊深秀因抗疏反對垂簾聽政而被戮，與變法之案無關也。
聞當時太后已定以赴天津閱兵為名，實行廢立，風聲傳播，北京使團，已有違言。後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之諫奏，閱兵之舉遂寢，廢立之議，亦不果行，遂將光緒終身幽於瀛台，誠可慨也。
經蓮珊先生，時以候選道總辦上海電報局，雖是官場中人，亦是維新之士，當廢立之說流行之時，經氏抗疏，由都察院入奏，致觸太后之怒，密令拿辦，經氏遂逃匿海外。兩等學堂，無人主持，因之解散。
三 遊學漢皋拳匪鬧北京
戊戌以後，風氣漸開，張香濤（之洞）制軍印有勸學篇，提倡設立學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各省多設學堂，而以香帥在武昌，設自強學堂為之倡。梁任公主編的時務報，議論精闢，於開風氣最為得力。余因兩等學堂停辦，見新聞紙漢陽設鐵路學堂招生廣告，我想造鐵路亦當務之急，遂萌出門求學之意。堂上許可，投考錄取，搭輪至漢口，船中遇洪竹蓀（鎔），安徽蕪湖人，亦赴鐵路學堂者，相談甚洽。學堂設在襄河上游，屬於蘆漢鐵路，由鐵路督辦鄭孝胥兼攝，另派嚴少和駐堂監督。堂舍以倉庫改造，設備簡陋，功課分法文、算學、幾何、測量，亦有漢文一課，但並無建造鐵路工程學科，有學生五十餘人。余與竹蓀見此情形，甚為失望，惟既來之，學點法文、算學亦好，再看機會。余與竹蓀以邑諸生故特別優待，宿舍另給一小間，不與諸生同宿大間。學堂不但免費，且更給膏火銀月二兩，以資鼓勵，以養成幫工程師、測量人員為主旨。教員有比國修士二人教法文，福建船政出身兩人教算學，如是而已。
其時北京鬧義和團，勢甚兇狠，以扶清滅洋為號召。自稱能御槍彈，設壇焚表，凡與外國人有交情者，均目之為二毛子，拘到壇上焚表，表若上升，即沒事放回，若表不上升，即聽神處分，甚至殺戮，京中人心皇皇。端王剛毅等又為庇護，稱為義民，帶進入宮，當面試驗能否避彈。據說確能避彈，於是太后准其設壇，聲勢越大，殺害人民甚多，甚至害及外人，戕殺德國公使克林德於西四牌樓道上，並害日本杉山書記生。北方如山西等省，亦有響應，駸駁有蔓延之勢。該團發起于山東，時袁世凱為山東巡撫，極力追剿，遂竄入北京。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袁世凱，恐延及東南，貽害全國，遂議聯合保護南中各省，與各國使領，訂立協定，聲明保護各國僑民，不受政府亂命，南方得保安全。但北京團匪越鬧越厲害，連合董福祥軍隊圍攻各國使館，攻了一個多月，終不能攻進。嗣後八國聯軍來華攻毀大沽炮台，長驅直入已進了京城，西太后倉皇出走，只有李蓮英、崔玉桂隨行，倫貝子亦扈從。臨行推珍妃入井斃命。余只看報章，實情不甚了了，史稱為庚子之役。後倫貝子告我那時宮中情形，太后令懿親王公連太監衛兵每天在宮中換了短衣窄袖，束了紅巾，亦練義和拳，蹦蹦跳跳，如瘋如狂，稱義和團為義民，藉此排外。迨聯軍由大沽登陸，直趨京城，等到進了城，宮中才知道。於是太后慌慌張張，換了布衣，扮成村婦，傳令珍妃前來（時珍妃被皇后譖於太后，幽禁在三所）。珍妃見這情形知道要逃難，即跪求請留皇上在京，跟洋人講和，太后厲聲罵道，都是你鬧的亂子，你還想跟他（指皇帝）一同活命嗎？咱們倆一同跳井，免得被鬼子侮辱，你先下去，我亦同下。珍妃跽求，太后命太監崔玉桂扔她下去，珍妃還泣求，崔玉桂太監對珍妃說，主子快跟老佛爺謝恩吧（意叫她快投井）！說了遂要動手。珍妃怒斥曰：你敢動手！崔不理她，就此被拖帶拉將珍妃推下井了。臨時傳驢車進宮，只有兩輛，太后坐一輛，令皇上跨車沿，皇后、大阿哥坐一輛，令我（倫自己）跨車沿，只有李蓮英、崔玉桂兩太監伺候。太后狼狽出了德勝門，肅王、慶王、端王、剛毅等才追趕上來。太后命慶王仍回京，留守京城，跟洋人議和。一路喝井水，啃窩窩頭，困苦不堪，直到懷來縣，知縣吳永，出城迎駕，迎入衙門，息了一宵。懷來地方破爛不堪，一無所有，煮了一大鍋小米綠豆粥，大家充飢，只太后同皇上一桌，有兩三樣葷菜。後趙舒翹、馬玉昆率了神機營，趕來護駕，才覓得幾乘馱轎乘坐，到處荒涼，百姓已逃避一空。及將到潼關，岑春煊由甘肅帶兵勤王，沿途保駕，太后始露笑容。後到了西安設了行在，京中官員才陸續來了等語。這次慈禧闖了彌天大禍，臨行猶不忘珍妃之恨，置之於死，可想西太后之毒辣。
平心而論，拳匪這種舉動，等於未開化民族，然亦有激之使然者。當時民智未開，哪知宗教信仰，愚民信教，名為吃教，且有不安分之徒，借吃教為護身符，且有犯了罪，地方官要捕他，他即訴求教士，捏造謊言，說被地方官欺負，地方官即要來捕，求教士救他。教士只要入教人多，不辨是非，即准其入教，地方官即無法拘捕。若地方官要求教士交出人犯，教士即訴之公使，公使聽了教士之言，認為地方官不對。若案情大的，教士不肯交出犯人，人民起而抱不平，即鬧成教案。因當時各國教士，都由各國公使保護，教民在地方上胡作非為，教士加以庇護，地方官無可如何。甚至守正不阿之地方官，受教士控訴，公使即向政府交涉，結果地方官受了處分，犯罪之莠民，反逍遙法外。且更依仗教會之勢力，欺負平民，因之平民積怨漸深，不但仇教更仇洋人，好事者乘機煽動，教會遂為眾矢之的。加以那時朝中頑固大臣，亦仇視洋人，太后亦不例外，借義和拳以泄忿，義和拳遂依勢橫行，毫無顧忌了。追原其故，由於其時羅馬教廷對中國政教不分，嗣後教廷於中國分設主教，教士不由公使保護，教案即從此絕跡了。當義和團鬧得最凶之時，許景澄京卿，在御前會議力爭義和團不可信，致觸太后之怒而被戮。聶士成將軍，在天津因守土御聯軍而陣亡。失一名臣，喪一名將，真可為之痛心。其時頑固大臣，以為將洋人殺盡趕光，即可閉關自守，這種思想，可謂其愚不可及矣！
時適暑假，因鐵路學堂有名無實，遂與竹蓀商量，國家遭此巨創，應有改變方針，我們亦應另作打算，竹蓀亦同意，遂決計回滬不再來了。
四 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學
八國聯軍入京後，軍紀之壞以德國為最，其次俄國，而以美國日本兩國軍紀最好。聯軍分區而治，美軍駐南城，人民有從內城移至南城者。日軍衛皇城，不但宮殿無恙，連內庫亦未開動，一時官民輿論，對日本印象特佳。兩江湖北督撫，始派學生到日本學陸軍，亦有學文理科者，自費去的學生亦不少。余暑假回滬，適章仲和（宗祥）、吳止欺（振麟）、陳樂書諸君在滬，因王培孫之介，得以相識，均稱日本維新以後，政治工業，效法西洋，進步很快，尤以海陸軍更優，且學費亦省，學堂為優待留學生，可不經考試入學。余聞而心動，回家向我父商請，我父雖贊成，惟措資為難。後經雙親決定，以附郭田兩畝許，售得四百餘元，以充學費。我父母為子留學，不惜鬻產，以遂我願，可見我父母之見識，亦非常人比也。
其時培孫才接辦育材書塾，該塾為培孫之叔柳生丈創辦，因受義和團影響，師生星散，培孫願繼續接辦。但教師已星散，非旦夕可聘請，遂請我及樂書、陳希賢（冷血）、雷季興（奮）、仲和諸人，暫行代課。後教師聘定，我等即東渡矣。仲和寫有日本留學指南，對於旅程費用，學校官立私立之分別，住宿飲食之習慣，詳細記載，閱之即可知其大概，有便於留學者不尠。余與止欺同行，更沒有不便，王荃士亦同行，乘輪船三等艙，自上海到長崎，只須大洋十四元。余等到神戶，改乘火車到東京，那時快車亦須一夜，天明達東京。神戶本為外人居留地，即中國稱為租界者，自明治維新頒布憲法，開國會，改正民刑法律，各居留地及治外法權，始由日本政府收回。沿海儘是洋樓，很像上海黃浦灘。到了東京，由止欺介紹一日本人家居住，由居停主人教日文，荃士亦住在一起。日文稍通，余即入早稻田專門學校，荃士入高等商業學校。荃士為培孫堂弟。余以早稻田太遠，後改入東京法學院（後私立學校均改大學，法學院稱中央大學）。其時私立法政學校，共有六校，都有名望，教授亦由帝國大學教授兼者為多，故功課亦相差無幾，惟少圖書參考。那時日本風尚，帝國大學特重，官吏考試及第者，帝大占多數，若早稻田出身者，業新聞記者為多，中央大學出身者，從事律師為多。早稻田大學為大隈重信伯爵創辦，中央大學校長則為法學家奧田義人博士。
日本明治以前之文字，多用漢字，中間加以日本字母，若將日本字母除去，即與漢文無異。維新以後，改用語體文，文言一致，遂與漢文不同。至各處方言，亦稍有異同。惟語言中，有所謂敬語，同是一語，說法不同。如下對上，須用敬語，這不免階級思想。即妻對夫亦然，而為妻者，不覺有自卑感，習俗使然也。至學校講義，都用通俗語，只要記了各種專門名辭，辨明反正之意，即可聽講。譯書更容易，然新出之書即不同了。
其時中國留學生，文武合計，只有五十六人、每逢假日，彼此往來，不分省界，亦不分文武，親熱異常，恍若家人。有一研究團體，名勵志社，文武學生，都有入會，設立宗旨，只是聯絡情誼，研究學術。有時開辯論會，討論時事，交換意見，在我未到以前，即已成立。然亦有激烈愛國分子參加漢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被戕者有四人之多，都是用功優秀之士，甚為痛惜。後又改定章程，主張君主立憲，出一刊物，名《譯書匯編》，翻譯日本明治維新之著述，及維新人物之事跡，日本憲法書籍及名人講義，以及各國憲法名人傳記等，以期開發民智，灌輸新知識於國人，月出一冊，銷行上海，一時稱盛。其時日本留學生，都是純潔青年，想改革中國政治教育及軍事，沒有存功名富貴之想。梁任公亡命橫濱，發行《清議報》及《新民叢報》，立保皇會，留學生受其影響，同意主張君主立憲。任公筆鋒犀利，議論透徹，容易動人，亦有因其謾罵西太后為太過分者。其時清廷政治腐敗，大臣顢頇，任公批評，卻是實情。加以戊戌變法失敗，故議論不免過激，然對他表同情者不少。後以留學生來者日多，思想龐雜，有偏於溫和者，有偏於激烈者，溫和者多主張君主立憲，激烈者多主張排滿革命。勵志社會員中，亦有思想不同者，因之勵志社外，又有新民會之組織。然思想雖有不同，彼此友情，依然如故。
後以國內留學來日之前，時有通信詢問情形，故有留學生會館之設立，在上海登報，如問留學情形，可直接通信留學生會館，隨時答覆，並可代為照顧。會館公舉幹事十二人，輪周值日，管理通訊等事，余亦為幹事之一，會費由同學量力捐助。初來之人，極為稱便。甚至考察之員，亦來信請招呼，會館雖是為留學生便利而設，但又不便拒絕，惟有妨學業。後來各省有同鄉會，會館對這種事情逐漸減少了。
五 蔡鈞升官吳氏被放逐
駐日公使蔡鈞，漢軍旗籍，其人不學無術，善鑽營，頑固自大。有一日，留學生公宴公使，酒酣耳熱之餘，陸軍學生，將公使高抬舉起，口呼公使萬歲，此系致敬之意。蔡鈞不知此意，嚇得變色，急呼下來下來。陸軍學生氣旺力壯，更加抬高，公使誤為戲弄他，跟他開玩笑，認為侮辱，密函政府，謂日本留學生中，多有革命分子，目無公使，即目無朝廷，以後派留學生，當嚴加考選，自費生不准學陸軍云云。日本定章，外國人慾入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各種專門學校者，須由本國使節保送，後因中國學生，初入士官，言語不通，聽講不便，故設一成城學校，先習語言，略教軍隊體例，及兵式體操，亦以軍人當教員，但不必使節保送。蔡公使商之日本政府，以成城學校，亦有軍事性質教育，亦須公使保送。日本外務省沒有復文，大約亦不贊成。適有某省自費生兩人，請公使保送成城，公使以自費生拒絕不保，兩生再三懇請無效。時吳稚暉（敬恆）先生同蔡孑民（元培）先生來日考察學務，兩生轉懇吳向公使說項，以為以吳先生之面子總可有望，豈知蔡公使仍不許可。吳先生問他理由，他答自費生不能學陸軍。吳先生再詢，是否奉有政府訓令，且成城尚不是陸軍學校，日本方面，亦無公使保送入學之章程，貴公使到底據何理由，不肯保送？蔡使因吳先生是學者，不是顯宦，即存有輕視之意，即說我不保送即不保送，請君不必多言。吳先生聽了怒甚，說道政府派你來，不但專辦交涉，亦為保護本國人，今君對學生，尚且無理取鬧，不肯送保學校，非說出理由不可。相持之下，蔡使竟不理吳先生，拂袖上樓去了。吳先生見他這樣無禮，乃雲真是豈有此理，今日不得保送許可，我不出館門，經館員一再勸慰，請回去再商，吳先生堅執不肯，遂留在客廳不走。於是學生聞此消息，群起公憤，鬧入使館者有十餘人，偕同吳先生踞坐客廳門內外，徹夜不散。公使即電召日本警察，入使館執行驅逐，吳先生等均被攆出使館。遂動全體學生公憤，公電政府謂公使館有治外法權，今蔡公使不顯本國主權，電召日本警察，入館驅逐本國人員，喪權辱國，莫此為甚，應請撤回，懲其喪權辱國之罪。國內報紙，亦響應攻擊。外部復電慰諭學生，稍安無躁。不久政府派載振貝子（慶王之子）為親善使節來日，隨員有唐蔚芝（文治）、汪伯唐（大燮）兩公。學生開會，舉吳止欺、章仲和及餘三人為代表，往見載振貝子及唐汪兩公，陳述歡迎之意，及蔡公使對待吳先生情形，沒有理由拒絕保送學生等。振貝子溫諭後，囑詳細報告唐汪兩位，並雲朝廷深望留學諸生，學成回國，報效國家，派我來特為慰問，好好求學，你們有意見，儘管向他們二位陳說，我回國報告政府。後見唐汪二公，說蔡公使向來對學生有成見，即從宴會之事說起，說到對吳先生之無禮。唐公聽了，連說荒唐，荒唐。繼又說電召日本警察進入使館，驅逐吳先生及學生，兩位都說，豈有此理。我們又說，蔡公使在此對留學生，總不相宜，最好關於學生的事，另派一監督，至蔡公使撤回與否，政府自有權衡，非學生所應干預。不過若蔡公使這樣的人，做公使總不相宜吧。兩位笑而不答。後振貝子偕唐汪二公，到留學生會館，受學生歡迎，對學生訓話，加以獎勉，並說你們好好的求學，朝廷需用人才，對留學生期望甚殷。至蔡公使事，我回國報告政府，一定有辦法，望少安毋躁等語。不久撤回蔡公使，繼任者為楊樞，廣東人，人頗和藹，時邀學生到使館，談話留飯以示聯絡，改變作風。又派汪伯唐為留學生監督，容納留學生意見。可見那時政府，卻有重視留學生之意。後又易以錢念劬（恂）為留學生監督。念劬先生，人甚瀟灑，曾隨節外國，見識亦廣，與學生相處更為和洽。後日本警視廳，竟以妨害治安為理由，下令吳敬恆出境，吳先生遂不能不離開日本。吳先生出發時，學生走送者近百人。吳先生走到皇城二重橋，忽跳入皇城護城河，群相驚惶，日警即下水救起，幸水不深，僅濕履襪衣褲而已。學生恐中途出事，公推吳震修、吳灝二人送至上海。後聞蔡鈞鑽營得江海關道，雖以此人善於鑽營，而政府之用人，亦可想而知。蔡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政府對留學生之舉動，不過是敷衍而已。
來日留學者，越來越多，因不到留學生會館留名，故無從統計。各省能文之士，都出一種刊物，評論朝政，發表意見，以《浙江湖》、《江蘇》等銷路最廣。《譯書匯編》，改為《法政學報》，但偏於學述，不重時論。星期日時開討論會，地點總在神田區錦輝館，席地尚寬敞，可容數百人。有一次開會，輪我演說，我即登台演說。我說諸君知道，我是主張君主立憲的，我先說個譬喻，設有一巨宅，棟樑傾斜，瀕於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礎尚堅固可用，如將巨宅拆改，即在基礎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樂不為，因需利用的是重建的巨宅，不是原來的基礎呀。現在政府腐敗，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虛位，留一點元氣，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來的基礎，可省工又省料了。我們中國，向稱五族，但漢族占了十之九，無論選舉也罷，投票公決也罷，總是漢族居第一位，決不會他族勝過漢族的。所謂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將來立了憲法，開了國會，規定大權屬於政府，則雖有君主，亦不過為國家代表，對外稱元首而已。故雖仍以君位讓滿人，愚意看來沒有多大關係，只是一個偶像而已。惟漢人當國，亦得受國會監督，凡事取決多數，不能獨斷獨行。政府違憲國會可彈劾重新組織，國會若不合憲法行事，政府亦有權解散，這是立憲國的正道。若今日之腐敗政府，應全部改革。憲法上規定，總理由國會公選，永不會落到漢人以外的，只要漢人自己不違憲，盡力為國，從此國家即有望了。滿族亦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國。況滿人入主中國已近三百年，若論政事，還比明朝好些呢，如廢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稅等等。至於開國時不痛快的事，這是一時的變態，何代蔑有？故我主張虛君位立憲，是合宜於今日的事勢，若必要排滿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傷元氣，一切都破壞。要知破壞容易，建設繁難，試觀法國革命，雖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體，嗣後戰亂頻仍，犧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鬧了幾十年，尚沒有太平。我們不應只看今日法國的繁榮，而忘了法國革命歷史之慘痛！中國已民窮財盡，若再加以革命的破壞，從頭建設，即使成功，亦非我們一代能見到共和的康樂。我並不是為清朝辯護，我只為中國百姓著想。說句公道話，現在政府之腐敗，自然應歸咎於滿人，但我們漢大臣之無能，亦不能辭其咎也。此我個人之見，還請諸君見教。說罷下台，滿場拍手。
張溥泉君（繼）上台，說曹君的話，我不贊成。他說滿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國人，我們黃帝子孫，怎能與韃虜為伍？他說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錯。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嗎？他說立了憲，中國即好了，立憲君主國家，不安定的多著呢！他說不要忘了法國革命歷史，我請他看看元朝歷史吧！聲音越說越高，隨後竟下台謾罵起來，將一隻皮鞋向我擲過來，我也不客氣，回敬他一隻皮鞋，幾至揮拳，旁人都來勸解。我倒心平氣和的對他說，溥泉兄，今日只是辯論，大家意見，自然不同，彼此辯論，何必光火。元朝歷史，我也涉獵過，但我不是幫清朝，事實為證，清朝勝於元朝多了。元朝統治中國，只講用武力彈壓，百姓連氣都不敢透，百姓敢怒不敢言，怨毒於心，所以有人一朝發難，全國都響應起來，要打倒它為快，喊出殺韃子的口號，大家都起來革命，並非一朝的發狠，實在怨毒於人太深了。所謂時日曷喪，我及汝偕亡，即是這情形。今日政府雖腐敗，然對百姓尚沒有怎樣的凶毒，這是事實，不是我一人之言。我們主見雖然不同，為國都是一樣，無論君主立憲，排滿革命，手段不同，要改革中國政治之意則同。將來不論走那條路，若能成功，總是異途同歸，何必在此作無謂的舉動，反有傷友誼呢？來！來！我們握握手，言歸於好，只當沒有這件事，大家都把這場事忘掉了好了，仍做好朋友，好不好？他也笑了，彼此握手而散。以後大家意見都在雜誌上發表，辯論會少開了。回想起來，幼稚思想，不值一笑，可反映那時溫和派和激烈派的思想。
不久我二妹偕志忞（澤霖）並攜外孫宏傑也來了，宏傑才五歲。後志忞入早稻田政治科，我妹同仲和的未婚妻陳彥安女士，入下田歌子所辦的女子實踐學校。志忞喜音樂，又同我妹兼入東京美術學校。宏傑由下田介住日本人家，入幼稚園，跟父母分離，不覺有不慣情形。此孩聰明，見人總鞠躬行禮，日人亦覺難得，稱讚他聰明有禮貌，星期日，我妹夫婦時到我處，我住中江家，並同仲和、彥安約了居停令孃（小姐）中江千美子，出遊上野公園等處，在異國恍若能得家屬之樂，殊為難得。後王稚虹（守善）亦來日本，入高等工業學校化學系，時尚未與我三妹訂婚約也。
六 學校畢業見習裁判所
我畢業後，思實習審判及參觀各級裁判所，以資實習，得司法省之許可，派判事一人為我領導，到地方裁判廳，且觀且講，即在判事座後設座觀審，比在學校得益更多。又導觀監獄，外貌看了很森嚴，到了內里，見犯人著了犯衣，各就工作，不覺沒有自由。然進了監房則不同了，每日定時出監房，在外散步。獄內設有工廠，教犯人習一藝，女犯則有紡織及手工，其意令犯人出獄後，得有一技可以餬口，用意甚善。導觀之人告我道，當時日本要收回治外法權，特派專家到歐洲國家考察司法制度，對於監獄，特別注意，故日本監獄，都采各國的辦法。後又參觀執行死刑，先將犯人解除刑具，另至一室，餉以酒食，並由宣教師（僧人）為說三世因緣，希望他來世做好人等語。將草帽遮蓋了面臉，不令人見其面，置於囚車，押至刑場。刑場內有樓屋三四間，為檢察官等監視之所。對面有一小樓，下面空無所有，將犯人引到小樓上中間。中間有一活絡木板，令犯人站在木板上，有機械鐵索，先將繩索扣在犯人頸上，索機一扳，木板下放，人即墜下。犯人懸在空中，手足亂動，約三十分鐘後，人即不動，氣逼而死，此法等於自縊。檢察官同法醫，檢視犯屍，解除頸索，聽心診脈，斷為氣絕身亡，才算執行已畢，聽家屬領屍。據說這樣處死，比絞刑更可少受痛苦。惟檢察官審詢之所，不令參觀，我想雖不用刑詢，亦有不能公開令外人觀看之處，然想比舊時執行之法，一定好得多了。余因調查司法審判，又與止欺為商部委託調查商標法，故多耽了一些時候。止欺因欲調查商標詳細制度，且與伊澤修二家進行議婚事，不即回國，伊澤修二氏為日本教育家，任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允將其女嫁止欺，議成，時日本尚沒有自由結婚，須有父母之命也，止欺在東京結婚後回國，中國人與日本高等女子結婚者，惟止欺一人而已。
七 同范靜生商辦速成班
余正擬束裝回國，范靜生（源廉）來看我，他說，我們今年均將畢業歸國，我學師範，回國後擬在教育方面致力，君學法律政治，回國後當然在那方面有所貢獻。惟政治不良，教育亦無從著手，兩者相輔而行，政治比教育還要緊。但人才缺乏，又不能立刻造就，我來與君商議，想在日本辦一速成法政班，雖不完全，總比沒有學過的好。君若贊成，君在法學方面認識的人，比較的多，經驗也比我豐富，君想如何辦法好？我說尊意我很贊成，但日本法學家，自己用功者多，寫寫著作，不多管閒事。此事須要一位法學大家，又肯熱心教育的人，領導提倡，方能成功。至擔任翻譯，在學法科的人里找到不難，但這是盡義務的，亦要本人有興趣，自願方好，容我想想後再奉復。經我考慮之後，去看靜生，我想到了一位大法學家，即法政學校校長梅謙次郎博士，他可算法界權威。我與梅博士請教過幾次，見他對中國很關心，人亦爽快明通，倒不是埋頭苦幹，不問外事的人，地址即借他法政學校。只要他肯擔任，我想最為合適，我們先去拜訪他，跟他討論這事，看他有沒有意思領導？靜生欣然，遂與梅博士約定日期，先去訪問。梅博士很贊成這辦法，但不能當時決定，約日再談。靜生與我同樣看法，覺得梅博士有意擔任此事。過了數日，梅博士約我們同去見他，他說你們兩位為中國熱心，養成人才，我很感動，我也願意為你們出一點力，擔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惟時間不能與本校衝突，有時只好排在晚上授課。教師由我約請，課程由我同教師商定。學費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太低，須得與教員月給配合，翻譯由你們去約。惟學期至少總須一年。我們得了梅博士的允諾，深致謝意，此事即算定局。遂擬章程，要點：年齡在二十以上至三十歲，中國文須通順，學期一年，學費到時再定，呈閱梅博士同意。課程有刑法、訴訟法大綱、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則、日本憲法與憲法比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教師都是各大學教師，第一流法學家。開學後，學生有已來日本尚未入學者，已有百數十人，來學者都很滿意，因翻譯聽講，比較稍通日文者更為明白。靜生任兩門翻譯，憲法及行政法，余亦任兩門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余回國後，第一班畢業，歸國宣傳，來學者頓增至四五百人，課程改為一年半。後又改為兩年，是較充實。聞後來學者，竟至三千人以上。這些種籽，散播各省，卻是一支無比的政治生力軍也。
余回國時，在日本進學校者已近萬人，聞後來最多時，超過兩萬以上。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組織同盟會，來日者分子更加複雜。聞有不進學校，專搞政事黨務，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會，大鬧風潮，余已回國，不甚了了矣！
八 日本明治時代之一瞥
余到日本之時，八國聯軍正在轟擊大沽口，日本方崇拜西洋，蔑視中國，留學生在路上行走時，往往為無知兒童指笑，警察即加以制止，然上等社會之日人則無此舉動。學校教師，且以兩國同文同種，勉勵求學，將來回國，應互相親善為勗，以我觀察所及，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不滿二十年，收效之速，已可驚人，由於義務教育普及全國。修身一課，尤為重視，教以人倫道德，忠君愛國。又重視體育，提倡尚武精神，到中學即有兵式體操。全國無文盲，即車夫走卒，暇時輒手一報紙閱看。報館亦多，大報的編輯記者，地位亦高，故一般民眾，即婦女亦能知世界大事。那時國會設立不久，尚未行普選，政黨競選議員，未聞有花偌大金錢者，甚至一錢不名而亦當選者（中江篤介即是一人），真可謂公明選舉。
至軍事教育，尤為注重，已設立陸海軍大學，士官學校，各種專科學校。中國學生，那時只有入士官學校，亦有入海軍學校者。日本對入海軍學校考試甚嚴，意即在限制外國學生入學。即士官學校，聞有幾課，亦不許留學生同聽，這是島國性之本來面目。至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則沒有限制，亦有私立者。私立學校，其時學法政者只有六校，因須有三科以上方可稱大學，故當初都稱專門學校或稱學院。後來添設課目至六科以上，才改稱大學。官立大學以東京西京兩大學最有名，造就人才亦多。造就師資，有高等師範學校及師範學校。至貴族子弟，另設學習院，中國貴族子弟亦可入，此則不免仍有階級觀念矣。至學生出外，都趁三等火車，貴族學生亦是一律。假日每作遠足旅行，都穿革履，師生步行。遠者搭趁火車，下車仍步行到目的地。學生都著制服，以帽花為別，大學生都四角式，惟早稻田大學則效美國式。女學生一律和服，束以紫色長裙，頗為整齊美觀。至柔道館、擊劍館，到處都有。日本人本以大和魂武士道自誇，此種體育，雖是鍛煉體格，已寓有軍國主義矣。
工業方面，已由手工業進入機械化的時候，力求上進，並選派學生留學歐美，以到德國者為多。又設立兵工廠，自製軍器。至機關車、火車、鐵軌、輪船、兵艦等都能自造。製造機件的機器，方在進行。輕工業如紡織、化學製品，可與舶來品相媲美。日本人富於模仿性，惟所制的皮革、呢絨、化妝品等，尚不能比舶來品。軍警服裝及學生制服已可自給自足，進口貨品逐漸減少，出口貨品力求增加。惜原料均須取自外國，即煉銅鐵的焦煤，亦須取給外國，此為先天的缺點，無法補救者也。
交通方面，進步較遲，只有東海道鐵道，已算全通，其它不適地方尚多。東京方面，皇城位於中心，環以護城河，水甚清潔，城以石砌，城牆上古松蟠屈，古香古色，姿態極佳。此城本為幕府所居，原來皇城在西京，維新以後，始定都東京，環城道路很寬闊，尤以二重橋外之廣場，更為寬大。皇城外之銀行、大會社，都是高樓大廈，自銀座至上野，為東京最熱鬧繁華之區，尚用軌道馬車來往。交通工具以人力車、自行車為主，大臣乘馬車者少，亦坐人力車，惟用兩人一曳一拉，取其較快。馬路鋪裝，都用細石子，用瀝青鋪裝者，可說絕無僅有。住宅區都在小街，彷佛中國的胡同，故雨天亦行路維艱。房屋全是和式，大家園庭布設極雅，房屋亦是和式。在銀座一帶，間有和洋合璧之商店，亦是僅見。公園到處都有，不過利用有山谷河沼樹林之處加以點綴，設有茶座，供行人憩息及小孩遊戲而已。只有上野、淺草兩公園，規模較大。上野有動物園、圖書館、博物館、植物園，不忍池等。又有西鄉隆盛銅像，矗立園中。淺草公園，只是賣藝遊玩之處，遊人龐雜。有一觀音廟，香火頗盛，廟內供一尊觀音像，高不及尺，雲自中國渡海而來者，頗著靈應。淺草區內，遊藝場頗多，像中國廟會。此外有料亭茶座，又有女郎屋，列屋而居，隔以木欞，粉白黛綠，陳列其中，任人選擇，中意者，即入內交易而出，真是賣淫等而下之矣。至上等藝妓館，設在新橋、柳橋一帶者為多，亦是比鄰而居。至晚門前懸一燈籠，各家不同，雛妓稱為舞子，教以三弦琴及歌舞，藝妓標榜賣藝不賣身，只有自己知道，與上海長三堂子相同。日人宴客，非有藝妓不歡，請客總在料亭，因布置精緻，應酬周到，座席大小俱全。又有待合所，是變相的小型料亭，老闆娘大都是退休的藝妓，與富商達官素有關係，密商事情，最為合適之所。日本人有潔癖，每日必須入浴，浴水極熱，恍若到沸度，我輩不能受。其時家有浴室者少，故大街小巷公共浴堂，到處皆是，男女分隔，取費極廉，自晨至晚，浴客不絕。其他賣花店，亦到處可見，因日本女人，以插花為一種功課，女學校亦有教以插花，家庭亦都為裝飾。其插花之法，卻另有一種方法，在一淺盆里插一枝松枝，姿態斜倚，配以梅竹之類，夾以竹片，頗為雅致。雖是絕好清供，亦須工夫，故有專教插花者。日人喜園藝，即普通人家，院中一樹一石，亦點綴合宜。又有專門培養松柏梅各植樹木，植在盆中，名為「盆栽」。盆用紫泥，高止兩寸，樹之老乾，竟粗若拳石，非數十年不能培成，亦有百年以上者，古色古香，價值昂貴。至百年以上者，都是非賣品。此種手藝，是日人獨得之秘。那時下水道尚未普及，故人家尚無抽水廁所，廁所都在屋中，雖勤於洗滌，挖糞總須十天以上，臭氣外泄，有礙衛生。
至日用品，到處有勸工場出售，只售日用品玩具及文房紙張之類，沒有鮮貨，亦沒有精品。要購精品，須到銀座百貨商店，以白木屋為最大，雖是和式，亦有樓房，所售者以婦女衣料為多。日本婦女，都講究腰帶，寬約尺余，長有丈余，緊束腰間，因婦女衣服，沒有扣帶，全靠腰帶束緊。錦織腰帶，貴者須數萬元（當時幣值），非貴婦人莫敢問津。還有日制七寶燒各物，仿古磁瓶，價值驚人。至舶來化妝各品，日本亦能自制，惟精粗不同，但日本人愛國心重，寧買日本粗品，不用舶來精品，無論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國貨。我以為日本富強之源，即由於人人有愛國心也。
日本信奉神教，設有神官，祭祀必用神官，即婚禮、開市、進宅等等，亦用神官，取其破除不祥，祈求福利。到處多神社，以靖國神社最為宏大，奉祀陣亡將士極為重視，等於中國昭忠祠。亦有名將之神社，等於中國建立之專祠。至佛教，自幕府時代，始由中國傳入，都是高僧，亦有日僧到中國傳習者，以唐朝為盛。至今西京鎌倉等處，寺廟仍多，亦分宗派。
至娛樂方面，有能樂、演劇等各種場所，都是席地，以歌舞伎座為最高尚。惟演古典劇，不知劇情，不感興趣，與中國演平劇相同，即懂劇情亦不明歌音。後有話劇，則有普通性，亦容易領會，很有意思。
日本溫泉最多，經化驗後，各處不同，可治百病，亦可供娛樂。余很喜歡，惟所至者只離東京不遠之熱海、箱根等處。浴池雖不分男女，然不聞有苟且之事，那時日本女子尚未解放，且有中國傳統的觀念，然男尊女卑，妻對夫之恭順伺候，則為我國所罕見也。日本女人，不若中國女人之足不出戶，然皆勤儉持家，出門都是步行，下雨則用雨傘，著高木屐，絕少穿雨衣者，男子亦然，足見其風俗勤儉敦樸。惟男子都喜歡飲酒，往往因喝醉而闖禍，至櫻花時節，則攜樽看花，東倒西歪，隨時可遇，此是日本風習，警察亦無法干涉。余歸國時，日比谷公園及帝國旅館方落成。日本學生，如學校無宿舍者，都在學校近處住下宿屋，在神田、本鄉兩區較多，是專為學生設備者，取費甚廉，高等者月連伙食，不過二十日元，最便宜者，月只數元。惟飲食即高等宿屋亦是魚類，很少肉食。余初亦住下宿屋，後以張新吾之介，住在中江篤介先生之家。時篤介氏已故，家只有中江夫人，及一女一子，女名千美子，子石丑吉，均在女高及中學攻讀。中江家待我很親切，其夫人時時講丈夫篤介氏之孤高耿介，曾留學法國，醉心民主自由主義，時伊藤當國，勸其出仕，以主義不合終不應命。後不花一文當選議員，又以國會議員不夠理想，辭而辦報，鼓吹民主自由，潦倒終身。嘗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言時嘆息。還對我校正日語，是一舊式家庭。其女司炊事，常怕我日本料理不合口味，我說我很喜歡日本料理，她以為我是客氣，常特別為我做西洋料理。住了三年，直至歸國。人稱日本淫風甚盛，以我觀之，未必盡然。惟日本雖尚無社交風氣，男女之間，拘束程度，比中國好得多，若以道學眼光觀察，宜乎視為淫風矣！
是年我將歸國，同時畢業的文武學生，有六十餘人。同學假黑啤酒公司的花園，開歡送會，賓主共有二百餘人。園庭甚廣，樹木扶疏，還有山陂水池，草地如茵。大家不拘形跡，各人餉以弁當（飯盒有餚），原樽啤酒，開懷暢飲，大半飲到醺然，共攝一影，都是東倒西歪。余本不能飲，是日竟大醉，臥於草茵不能動彈，覺此樂不能再有了。及至夕陽西下，始各盡歡而散。余歸途已大吐了一次，回到中江家，尚覺頭暈口渴。居停令孃千美子為我鋪床，我即倒下，喊頭痛，她又備了一盂，防我再吐，並飲我冰水，以水袋覆我額，囑我靜臥，她在地鋪邊坐下相陪，直到我矇矓睡去始去。待外人如此溫情，真是難得，令人心感。況千美子令孃，已遣嫁有期，嬪與竹內綱氏之子。竹內綱亦一老政治家，已故世，與篤介先生至好，即吉田茂氏之生父，吉田氏由竹內家出嗣于吉田家者也。
是年逢日本在大阪開博覽會，我約我友陸仲芳（世芬）同去觀光。我沒有到過西京，順便到京都遊覽。博覽會規模不很大，但每天觀眾甚多。其中各國有專館，中國亦有專館，但陳列的出品大都是農產品，礦石原料，及手工製品。惟有慈禧太后大油畫，高懸正中，頗引人注意。西京本是幕府時代之皇都，至今稱為京都，街道不寬，然清靜雅潔，古色古香，寺院及名勝甚多。因無嚮導之人，未獲到處觀覽。游琵琶湖，嵐山踞其中，恍若我國長江中之金焦，惟規模氣派，相差甚遠。自琵琶湖泛舟達嵐山，山不甚高，清翠欲滴，冬夏長青，湖不揚波，清澈見魚，比西湖潔淨多矣。住了兩宵，仍回東京。返時千美子令孃，已與竹內氏成婚禮。
回國時，適與吳摯甫先生（汝綸）同船。吳先生在船中，終日揮毫者兩日，皆日本士大夫所求的墨寶，在東京無暇還此筆債。幸風平浪靜，船行平穩，吳先生寫為國自愛額字為贈。
九 聯軍和成老臣薨於京
余正作回國打算之時，聞李合肥（鴻章）嘔血薨逝之噩耗，甚為痛惜。合肥自甲午戰敗，為朝野攻訐，頗不得志，降調兩廣總督。迨拳匪亂作，兩宮西狩，聯軍平亂後，留京不撤，清廷不得不起用李合肥，與聯軍議和。聞聯軍司令以清廷昏庸，何能為國，對合肥有勸進之說，合肥聞而益懼，一面竭力與聯軍交涉，一面力懇兩宮迴鑾，以安人心。聯軍要求賠款以外，並嚴懲禍首，而禍首俱屬親貴，更加棘手。終於由多數減為少數，由極刑減為流刑，賜帛自盡者，不過二三人。和議成後，兩宮始由西安起駕回京。李合肥以八十高齡，任勞任怨，勉強達成和議，積勞成病，卒至氣憤嘔血，薨於北京賢良寺行館，兩宮震悼，賜諡文忠。
李文忠佐曾文正平洪楊之亂，得力於英人戈登新式軍火之助戰，始知軍隊武器，非改用槍炮不成。文正公奏請設立製造局，限於經費，不能擴充。文忠本想訓練淮軍，鑒於文正之功高謗重，僅封侯爵，又見湘軍之收場，故憂讒畏譏，不敢更練淮軍。可知獨裁王朝，若無明主，雖有賢良亦無能為力。惟以海軍必須建立，故興辦海軍，然受樞廷掣肘，經費不充足，人才亦不夠，且移指定的海軍經費為修頤和園之用，甲午之役，自知海陸軍尚不能言戰，故力主和議，為清議攻擊。廷臣不明形勢，多數主戰，合肥孤掌難鳴，遂至一敗塗地，嚴旨譴責，降調兩廣總督，蓋世勛名，隳於一旦。迨拳匪之亂，又不能不起用老臣，以當難局，以功高望重之元勛，為亂臣賊子了後事，其心境苦悶，自可想像。終以國家賠款費銀四萬萬兩，自己以身殉國。後之論者，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不知合肥雖當重鎮，遇事掣肘，又乏賢能輔助之人，以視文正公之處境，何能並論。然其任勞任怨，公忠體國之心，亦可無愧列於曾左胡之後也。
十 日俄戰爭引起親日感
當庚子八國聯軍到北京平拳匪亂後，和約議定，各國盡已撤兵，獨俄國駐兵東三省，不肯撤退。且干涉內政，甚至盛京將軍出入城門，亦受檢查。清廷屢次向俄抗議，俄終不理，日本以俄駐兵東三省亦受威脅，同時對俄抗議撤兵，亦無效。東三省處於兩大之間，為日俄必爭之地，俄既不肯撤兵，日亦不肯示弱，因此日本對俄宣戰。當時我國在此情形之下，十分為難，樞廷與直隸袁制軍再三電商，以李合肥與俄訂有同盟之約，論公法應助俄，而日本以保我領土，仗義興師，論情理應助日。然揆之當時我國之國力，無論助俄助日，均不可能，而戰場又在我領土之內。不得已，以遼河為界，宣布中立，遼河以北劃入戰區。袁宮保以日本顧問坂西利八郎扮裝為中國人，時往盛京與日軍暗中聯絡，助以糧秣，日人因之以為袁有聯日之意。當時日使內田康哉，曾到外務部索閱中俄密約，外部即示以原約，日使閱後，很表同情。清室以東三省為發祥之地，不設行省，名為盛京，以將軍都統等武職滿人治理地方，多屬貪污無能，以致土匪遍地，馬賊橫行。馬賊儘是關東大漢，槍支系以紅布，亦有頭扎紅巾者，故人稱為紅鬍子，均精槍法。其中有兩派，一派以張作霖為首，一派以馮麟閣（又名馮德麟）為首，這兩派名為劫富濟貧，不擾良民，人民亦比較同情。日俄雙方均爭取張馮，以偵探對方敵情，故張附日，而馮附俄。聞張對日軍，貢獻頗多，日軍亦頗重視，而張並不依勢凌人，故人亦稱道之。馮對俄軍，不如張之敏捷機警矣！後日本陸軍攻至鐵嶺，海軍亦攻陷旅順，時適在新年，余與摯友在日本熱海溫泉渡假，見日本人興奮非常，每夜開提燈會，慶祝戰勝，東京熱鬧情形更可想而知。當日本徵召退伍兵之時，我住在中江家，見退伍兵應徵到東京者，軍部令分住民家，視房屋之大小，配住兵之多寡。中江家派住八人，中江家自動讓出六疊房兩間以住兵士，自家母子女三人，擠在四疊半的一間小屋。余以外國留學生，不令讓屋。每日三餐，總以肉食餉兵士，兵士亦幫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覺感慨，中國人民與兵士，哪有這種情形，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戶戶，集團歡送，手持大旗，旗上寫的都是「光榮戰死」、「為國捐軀」、「祈必勝」、「祈戰死」等等字樣，以壯行色，於鼓勵之中，寓有不勝毋歸之意。兵士踴躍前進，人民歡呼萬歲，歡送場面，人山人海。以這種字句來送出征之士，在中國人視之，必視其為不祥，而他們則認為鼓勵軍士之必勝，即此可見其忠君愛國之心為何如矣。
自占鐵嶺陷旅順後，人皆以為直趨北滿，且搗俄京，而日本重臣會議，不宜前進，御前會議，亦同此意，前敵將領，亦皆遵從，遂止於鐵嶺，浼美國為介，派外相兼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與俄和議，要求賠償，為俄所拒，僅得繼承俄在中國的旅大租借權，及東清鐵路之南段讓與而已。俄真慷他人之慨，然已阻俄之南下矣。日本費了莫大的人力財力，受了莫大的犧牲，以戰勝結果，而所得僅止於此，無怪人民不滿，於小村歸國時，群眾高舉「辱國大使」旗迎於東京車站，幾遭毆打，而其家鄉之宅邸，已被焚燒矣！故小村對俄，時存報復防禦之心，東三省會議後，後來對我之言，亦是想中日兩國，提攜親善，共同防俄，惜事與願違，未獲實行。
當日俄開戰之時，我尚在日本，見日本軍人之踴躍從軍，我已心中感動。回國後，又見日本無條件歸還我東三省領土，其慷慨仗義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我想小村既有此願望，終能見之實現。且以日本工業已有基礎，惟缺乏原料，我國蘊藏豐富，而工業落後，假使兩國親善提攜，有無相通，同時並進，假以歲月，不難同為富強之國，同為東亞兩大強國，不但防俄，且可維持東亞之和平。我基此心理，親日之感，由此而生。孰知日本軍國主義，日益抬頭，而我國故步自封，政治日腐，遂使日本以我國不足與謀，本為親華，變為侵華，廿年前慷慨仗義之精神，廿年後變為侵略戰爭之結果，思之能不憮然。而我之親日觀念，因之亦有變動，蓋可親者為有正義感人情味之日本人，若暴戾侵略之軍閥，則惟深惡而痛絕之耳。
十一 畢業回國派商部行走
余回國時已廿九歲，回國以前，新設商部已電調仲和、止欺及餘三人，回國後到部任事。到滬後，值三妹與王稚虹結婚，故俟婚禮後，晉京到商部報到，時商部尚書載振貝子（貝子為清爵位，次於郡王），右丞為楊杏城（士琦），左丞為唐蔚芝先生，侍郎為紹英（滿洲人）。部務都由唐公主持，貝子等居其名而已。唐公以舊科舉出身，而思想極新，提倡商務，力行新政，足見行新政者，不一定是要新人也。仲和先回國，與彥安女士結婚，賃屋於西城翠花街。余初至北京，即寓其家。彥安夫人在西城辦了一所蒙養院，名第一蒙養院，以期擴充。其時中國尚未定學制，該院收男女小學生，兼設幼稚園，來學者甚眾。惟以經費關係，未能擴充，然已開風氣之先矣！
商部派余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其時日本留學生為商部羅致者，如錢念慈、張新吾、夏爽夫、祝研溪等均是。後又兼進士館助教。進士館亦新設，為新科進士授以法律、政治、外國歷史地理各科，聘日本法學博士為正教，選留學生為助教，兼充日本教員翻譯，又獨自擔任一門功課，余擔任講刑事訴訟法，兼翻譯外國地理。進士館學員，都是新科進士，亦有翰林，年歲比我大，學問比我高，當這班學員的教員，真有戰戰兢兢之感。但他們到底有傳統尊師的觀念，對於教員執禮很恭，即對助教，亦稱老師。只有徐謙其人者，傲慢無禮，對我尤甚。其時我年少氣盛，不能忍受，向監督函請辭職，時監督為張亨嘉先生。張問為何要辭？答以學薄資淺，不勝其任。張即面留，後偵知其故，頗覺為難，既不允我辭職，又不能開除進士學員，於是設席宴各教員，徐謙亦邀陪末座。席間即說中國尊師之道，與外國不同，中國從小入塾，即知天地君親師，以師與天地君親並列，可見對師的尊重為何如。外國教師是職業，學生對之為求學，中國則對老師求學之外，還有尊親之意。鄙人雖忝長年歲，對各位教師，無不特別尊重等語。各人聽了心中明白，即徐謙對張先生，以老前輩關係，亦不敢置一辭。張監督將辭函退還，即算了事。後聞徐謙左傾，入民國後，結識加拉罕，夤緣為俄文專修館校長，宣傳共產主義，鼓動學生反對政府，後又任職武漢容共政府，不知所終。
商部官制，取法外務部。當唐蔚芝先生同振貝子訪日之時，見日本工商事業，蒸蒸日上，中國商務日衰，以前還有絲茶獨占出口，又為日本攘奪，不能與之相爭，工業更無論矣。回國後，力陳振貝子，中國應專設商部，以振興商務，保護外僑，俾令回國投資，先求自給自足，再圖出口，延攬有名之士，討論振興商業之策。故商部司員，皆一時之秀，制定商律，以立原則。各省設商會，以圖團結。設商標局，獎勵創製，杜絕冒牌，矯正土貨出口，存貨進口之舊法。提倡各省設紡織廠、制粉廠，以抵制漏巵，供給民用。北京設工藝局，以開風氣。又以日用火柴，悉由外來，派張新吾往日本調查考察，購買日機，設廠自製，在北京設立丹華火柴公司，招商集股，以張新吾主其事。新吾本學化學者，遂到日本購買機器，參觀學習，一切材料，逐漸仿造，均能自制。上海等處，亦效法自制火柴。丹華又添設分廠於天津、安東，日本火柴從此絕跡於市。又奏派右丞楊杏城乘軍艦到南洋各埠，宣慰華僑，遍歷香港新加坡印尼各島。華僑見祖國亦有大軍艦，始堅內向。楊專使到處宣布朝廷對華僑德意，勸他們回國投資設廠，商部必保護獎勵，華僑很為感動，隨後即有華僑資本家回國視察，預備投資。未幾唐公丁憂，回籍守制，時唐公已升任侍郎，署尚書，清制丁憂，即應開缺，不能任實職，由商部委任上海高等工業學校監督，該校為盛杏蓀先生創辦，養成鐵路駕駛電報人才，經費由鐵路電報各局分擔，不隸於學部，而隸於商部（後由郵傳交通部管轄）。唐公添設學科，以鐵路輪船科改充為土木科，電報科改充為電機科，又添設水利、化學等科，改名為南洋大學，到各省招考中學畢業生。時新學方在萌芽，及格者很少，有一科及格即錄取，即漢文及格亦錄取。另設附中補習，附中畢業，即入大學。學科水準高，學規又嚴，人才輩出。大學畢業，擇優送出洋深造。唐公及門桃李遍全國，時已由南洋大學改為交通大學矣。後來校友鳩資，建一堂紀念，以唐公之名名其堂，為文治堂。後因雙目失明，辭退校長，在無錫設館講學，從學者甚多。唐先生目雖失明，仍能口授講學，造就國學人才，一時稱盛。先生自奉甚儉，在北京寓居，極其簡陋，自商部丞參以至尚書，未嘗更徙，有足稱者，唐先生以經學大師，從政則力求新法，辦學又崇尚科學，並重體育。以舊學者而辦新事業，在唐校長時代之畢業生，科學之外，均能國文，斯亦可謂中西並重矣。惜有清時代，若唐公之實事求是，身體力行者，不多覯也。
十二 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觀
余初入北京，看那種無秩序、不清潔的情形，京師稱為首善之區，如此雜亂無章，真是想像不到。而王公大臣之宅邸，則又堂皇冠冕，即舊家宅居，亦甚清潔。各家垃圾往往即傾於門外，雖官方派車清除，然車少圾多，清不勝清。清除的垃圾都堆積在廣場空地，或城邊隙地，夏天穢氣發泄，有礙衛生。人民無公德心，於此可想，然亦由於無市政之官廳故也。北京建都，始於明朝永樂，為劉伯溫之設計。劉氏精風鑒，又通密宗，故都城規模，參以風鑒密宗，極為宏大。皇城建於中央，分內外城。清初入關，內城居滿人，漢人都住外城，即賜第亦不例外。圍城有護城河，城牆又高且厚。大道有下水道，高可站人，名大明壕。當年舟楫，可進入護城河，漕運可直達外城虎坊橋及內城二閘。今則虎坊橋在地面，惟二閘尚可泛舟，不勝滄桑之感。當建造之初，內城街道都成十字形，每於大道，建一莊嚴華麗的牌坊，十字街口，則建四座牌坊，稱四牌樓，東西大街口牌坊，稱東西牌樓，均至今猶在。宮殿前有漢白玉石台，上供一對銅爐，一對銅仙鶴。天安門外，左右立一對極大石獅，雕刻精細。又立一對高達數丈雕刻盤龍之華表，聞此皆取之密宗佛宮之意象。在外城建立天壇，高數十丈，金頂圓形，莊嚴萬千，為天子郊天之所，立於太和殿陛上，可直線望見天台之金頂。內城後門名神武門，面對景山（明思宗殉國之所）。天安門左為太廟，右為社稷壇。又有一團城，上有佛殿，內供玉佛，玉佛系暹邏進呈者，聞與風鑒有關，此皆是當年建都之大概。
入清後，地方行政方面有巡城御史。每隔數十丈，有一看守所，等於警察，至今尚有夜間提燈籠巡街者，直至設立警察而廢。巡城御史之俸給，尚照清初所定，從沒有增加，等於枵腹從公，難免受居民之賄通，遂將整齊之大道，分為三段，中間一段為御道，高出數尺，供車馬人行。兩旁稍低之道，架棚設肆，售賣魚肉、菜蔬之類。晴則塵土飛揚，雨則泥濘載道，路狹人稠，擁擠不堪。至大明壕之上，亦蓋瓦房，且設店鋪，每年挖溝兩次，都在人民家裡開洞淘挖，穢氣薰人，因之內城本來整齊清潔之街道，搞得雜亂無章。至外城各大道，亦分十字形，出正陽門至天壇大道，亦有牌坊，東西兩大道，西達彰儀門，東達××門，尚無道旁設鋪之事，大約外城店鋪已多無須再設也。外城最稱熱鬧之大柵欄、觀音寺等街，車馬最多，雨時泥濘，數日不干，行人叫苦。至有名之刑場，設在菜市口，為外城最繁盛之處，取刑人於市之意，戊戌六君子，及庚子之許京卿，均於此處受刑。聞大官行刑之前，尚須具衣冠，向北謝恩。殺頭還要謝恩，專制王朝之體制，可謂嚴而酷矣！至庚子後，始派肅王耆善，為管理京師工巡事務大臣。後設民政部，即任肅邸為民政部尚書，始開始整理市政，將內城大道旁之棚鋪，一律拆去，恢復舊觀，改修馬路，由內城展至外城。但護城河工費太巨，尚未疏通，大明壕上之房屋，亦無法拆除。當時雖屬專制王朝，然拆民房須給補償，無此經費，即無法拆除，尚有恤民公道之意也。
至東交民巷，原名交米巷，庚子前，官衙王府與各國使館均雜居於此，向為內城最整齊之區。庚子後，各國使館始聚在一處，另劃一區為使館區域，東自崇文門，西至兵部街，南至城根，北至長安街，成一四方形，其內原有之官衙王府民房，一律遷出。靠長安街裡面，各國有兵舍，撩以牆垣，牆外有練操場，垣上均有炮眼，儼成堡壘。使館區內另設警察，開闢馬路，普通人民不許往來，更不許軍隊通行。後又設立銀行、飯店、商鋪，始許人民進出，軍隊亦不限制，可以通行。以我所知者，英國使館原為翰林院、兵部、工部等地，占地最大，日本使館，原為肅親王府及詹事府舊址，兵舍另在一處，其他不詳。被占之府邸民房，政府由戶部撥銀四十萬兩以為補償。
肅親王在親貴中，最為開明，擅書法，性剛強，喜與漢文人交遊。在任民政部任內，對於市政更多貢獻。我友汪袞父（榮寶）、丁問槎（士源），皆其賓客。後兼崇文門稅務監督（此缺向例親貴為監督，以示調劑）。崇文門進口稅，即為北京落地稅，凡進城之物品，不論用品食品，均須照章完稅，稅收向解內務府，不解戶部。自肅邸任監督，約問槎為助，不給名目，等於代表肅邸，潔己從公，弊絕風清，稅收增了兩倍。問槎與關員約，不許額外需索，年終考成，提款作獎，故關員力改前弊，奉公守法。有某親貴運紹酒數十壇進城，以前向示通融，問槎定要照章完稅，某親貴訴之肅邸，以丁某無理取鬧，酒系自用，並非賣品，這樣任意妄為，非撤辦不可。肅王告以丁某，我約他幫忙，並非關員，某親貴力主非撤不可，肅王無奈，乃資遣到英留學，其愛才如此。而問槎因之對清室特有情感，不但對肅王而已。肅王開始設警察，聘日本川島浪速為顧問，設內外城廳丞，專司市政，內城廳丞為章仲和（宗祥），外城廳丞為朱桂莘（啟鈐），於是內外城均添修馬路，編查戶口，每家編門牌，盜賊案頓減少。
仲和為內城廳丞時，適逢汪兆銘行刺攝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門什剎海銀錠橋下埋設炸彈，是處為攝政王每朝必經之路，正在工作之時，被巡警發見逃走。後偵知汪未婚妻陳璧君與黃復生，在外城琉璃廠開設一照相館，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後由章仲和親自鞠訊，汪不答言，但索紙筆，席地寫供辭，洋洋數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於朝政腐敗。其時各省革命黨，屢屢起事，前仆後繼，都遭鎮壓。仲和以革命黨非殺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殺之可惜，擬設法拯救。若交刑部，必處大辟，乃商之袞父，請肅邸設法拯救。並以供詞呈閱，由肅邸提訊過一次。袞父又向肅邸力言，革命黨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決非以刑殺所能戢止，汪兆銘供詞，政府可作參考，肅邸聽了袞父之言，又愛汪之文才，乃轉陳攝政王，力請從寬辦理，以示朝廷寬大，使革命黨感激自新，若殺一汪兆銘，反可激起無數之汪兆銘也。攝政王從其言，轉令處以無期徒刑，收禁刑部監。問槎不以為然，以為此是書生之見。肅王又特囑刑部監獄，加以優待，故汪氏在刑部獄中，尚能閱報作書。直至辛亥革命，始獲自由。聞釋放後，袁項城曾密與商議，與南軍議和之策。
自汪案發生後，北京特設巡警部，由北洋大臣袁項城推保趙秉鈞長部，並調北洋有經驗之警察數十名為警察官，至是北京警察規模始具。
迨入民國，朱桂莘任內務部總長。市政更加整理，開放三殿，以社稷壇闢為公園，稱中央公園，趕於民元元旦開放。社稷壇仍舊置於公園之中央，壇為圓形，以紅黃白黑四色土造成，象徵東南西北，清室列為祀典，至今猶存，留為古蹟。
公園進門口，樹立一雄壯漢白玉石之「公理戰勝」牌坊，該牌坊本為庚子德國公使克林德被義和團戕害，德國要求在被戕之地立坊紀念，故建立在西四牌樓之路中，橫額刊載清帝追悼德使之上諭，及被戕事由，清室派親王到德國謝罪等文字，中德文並列，可謂國恥碑。迨第一次戰勝德國，我國亦參戰國之一，始將該牌坊移置中央公園，改題公理戰勝四字，由段合肥親自奠基，以為參戰之紀念，使遊園之人，一進園門，皆可望見，從此國恥碑，變為戰勝碑矣！到民九、十之間，又開放北海為公園，即名北海公園。北海面積很大，亭台樓閣，半都毀圯，修葺費時。中有大湖，因名北海，遍植荷花，加以蒼松翠柏，相映成趣，夏秋之間，遊人尤多。中央公園，移植牡丹甚多，北海公園，強植荷蓮，昔年禁地，今為公園，此則總算人民得享了共和之福。市政整理後，雖無現代規模，然比之往昔，已進步多矣。
海淀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毀劫後，剩有磚石，都是名貴的雕刻品。更有宮殿上裝設之石刻，及石瓮、石缽、石柱、石盆等等，雕刻精細，悉為珍品。以前由內務府管理，外人參觀，須由外務部通知內務府派員導觀。雖在荒煙蔓草之中，縱橫零亂，外人珍視，即攝成影片，亦莫不視為有中國文化藝術之價值。迨入民國，無人管理，於是多被竊盜。迨軍閥在京修建府邸，竟將石盆石瓮等件，移置院中，作為陳設，遂使堪供憑弔之故物，只剩大石柱數根，余皆蕩然無存矣！
桂莘又以正陽門，只有一門出入，車輛每多擁擠不能動彈，甚至一二點鐘之久，始能移動，確為交通上一大障礙，遂議修改正陽門，將正門關閉，另於瓮城左右開兩城門，以便交通，從此車輛不至擁擠。復於正陽門城樓加以修葺，陳列古代弓矢甲冑之類，任人觀覽。惜城門修改式樣，與朝鮮所改的，不約而同，真是巧合。
十三 殿試中式引見授主事
政府新設學務處，以張冶秋先生（百熙）任管理學務大臣，兼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後設學部，即任冶秋先生為尚書，規定學制，編訂中小學教課書。冶老湖南人，以學者從政，羅致人才，尤重視留學生，特議考試留學生，以備任用。第一次應試者，只有十四人，西洋留學生，無一應試。第二次人即多了，西洋學生應試者亦多，顏惠慶等即是第二次應試者。考試留學生分兩次，第一次在學務處，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試。清制會試，進士中式者，再行保和殿殿試，意在皇帝親試後，始能賜進士及第，及定三鼎甲（狀元、探花、榜眼）。此次學務處考試，即等於會試，由於晦若（式枚）、王書衡（式通）兩先生監試，特別優待，中午備席（第二次即沒有這樣優待）。試題為一論一策，皆關於新政，惜不能記憶（余對於考試，視為敲門磚，自童子試至殿試，試題終未用心記住），試後一榜皆及第。越數日，即行殿試，悉循科舉制，黎明應考者即集左角門，各攜考試用具，並掮一可折的矮几。點名後入保和殿，殿鋪藏氈，將矮几展開，席地而坐。有頃，監試大臣二人入場。少頃，欽派閱卷大臣三人，手捧欽命試題（試題用黃紙恭繕）同試卷，（宣紙析格畫紅直線，即殿試策捲紙），分各生每人一份。分發畢，閱卷大臣即退，只留監試大臣。題分兩種，分文科理科，文科題為策題一道，關於時政者，已記不清。閱卷大臣，一為孫家鼐中堂，一為陸潤庠中堂，一為像是張亨嘉侍讀學士。午膳各帶點心。到申刻，監試大臣即說，快交卷了，不能繼燭。有的早已交卷。越二日發黃榜，張於左角門外，一榜盡賜及第，惟分一等為進士，二等為舉人。第一名為張鍈緒，日本帝大工科畢業，余列第二。王書衡先生對我說，君卷寫作俱佳，應列第一，即與從前殿試策相比，亦無遜色。孫中堂以考試留學生，應重工科，以示提倡，故將張卷為首。張卷添注塗改，不成其局，未免矯枉過正，但君有屈了。余只遜謝。此次殿試結果，引見後授職，在一等者授翰林檢討、主事、內閣中書，二等者授七品小京官、縣知事。吏部定日引見，在頤和園仁壽殿，御案移近殿門，引見者站在陛下，上下都能看見，每人高聲自背履歷，慈禧太后坐中間，光緒皇帝坐於左側。揣引見用意，要觀其容，聽其聲，察其舉止而已。唐蔚芝先生敦囑履歷不可背錯，錯了即為失儀。余暗笑，難道這三句自己的姓名年歲籍貫，還會記錯嗎？哪知真會出笑話。那次引見，共十四人，由吏部員司引導列為一排，第一為金邦平，第二為唐寶鍔，余排在第三，只聽得金君朗背，金某年幾歲，戛然而止，唐即接背廣東香山人。以一個履歷，兩人分背，余適站近，聽得逼真，亦無人留意。大約老輩中鬧這種笑話者，必有其人，故唐蔚老諄諄囑咐也。余授職主事，歸商部候補，主事六品奏任官。
十四 東三省會議調充隨員
余在商部約半年，因會議東三省善後事宜（時日本派全權代表來京，商議日俄戰後所得之旅順大連租借權及割讓東清鐵路南段（自哈爾濱至長春，均在中國境內，為尊重中國主權，故請中國政府承認），政府特派北洋大臣袁世凱來京主持會議，調余充隨員。日本全權代表為小村壽太郎（外務大臣）、內田康哉（駐中國公使），隨員為山座圓次郎（外務省亞洲局長）、落合×及高尾亨。中國全權為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兼總理外務大臣）、瞿鴻機（軍機大臣兼署外務部大臣）、袁世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隨員為唐紹儀、楊士琦、鄒嘉來、金邦平、曹汝霖。中國方面，隨員原派有十一人，以日本全權提議，列席隨員各限五人，故唐紹儀改為參議，可在會議發言。會議地址為北洋公所（即項城來京駐節之所），會議十餘次，雙方辯論，不能全記矣！
初次會議，小村簡單致詞，大旨謂此次會議事項，均為既成事實，為尊重中國主權，故特來請中國政府加以承認。中國全權由項城代表，略述歡迎之詞。慶王即席謂年老事冗，不能常川出席請原諒，一切由瞿袁兩全權代表負責處理，說了即退席。會議開始，小村謂此次日俄不幸開戰，且在中國領土之內，日本政府深致歉意。並謂俄讓給日本的旅大租借權，及東清鐵路由長春至奉天一段，又在中國領土之內，故特來請求中國政府，加以承認。應訂條約，只此一項。此外由俄獲得之戰利品，此種權利，不必列入條約，只以會議錄由彼此全權簽字，與條約有同等效力，或另作互換文件亦可，未知貴全權以何為合宜？瞿全權（鴻機）答以會議錄彼此簽宇，比互換文件更簡便，即用會議錄可也。後商旅大租借權問題，袁全權（項城）說，俄國租借旅順大連，及建設東清鐵路，均定有年限，貴國系繼承俄國之權利，應將俄國已享之年限扣除，為日本繼承之年限。小村略有辯論，即同意袁全權的主張。時已到五點，即散會，定以後每日開會自下午二時至五時。後袁全權提議鐵路附屬地，日本人經商應有範圍，駐兵應有限制。駐兵目的為護路，不能隨時增加。小村謂雖為護路之用，亦有保護僑民之任務，故不能加以限制。袁全權謂保護日本僑民，中國同負責任，何必多派日兵。小村謂，此應看情形而定，平時本不必多派。袁雲日本派兵數目，應隨時通知地方官。小村雲此事不能照辦，日本派兵之權在陸軍大臣，即他省大臣亦不能顧問。辯論結果，如地方平靖，即以現駐之兵為限。小村提議，為保護南滿鐵路利益起見，中國不能再建與南滿鐵路平行線鐵路。袁雲，若中國不能造與南滿路平行線，日本亦應不再造平行線之路，一樣有損利益，且平行線應有一定限界，不能一概而論。小村雲，滿洲地方遼闊，人煙稀少，即使遠隔，亦同樣有妨害。至日本亦不造平行線，可以同意，惟若與南滿連接之鐵路，即是南滿支線，視地方發達情形，可以添造。袁雲日本繼承權利，限於長春以南之鐵路，並不包括將來添造之路，若越此範圍，這是另一問題，不能並為一談。當年許與俄國的，只是東清鐵路，沒有包括其他支路。內田雲，添造鐵路，為開發地方，便利交通，增進繁榮，此與中國有利之事。袁雲，若為開發地方交通，彼此均應同意，但不能與南滿並為一談。小村雲，貴全權是同意添造的了。袁雲，添造鐵路，彼此同等，若為開發地方，中國亦可隨時斟酌情形，添造鐵路。小村雲，不然，在南滿範圍添增鐵路，總是妨害南滿路利益，有與南滿路競爭之嫌，中國自不應隨時添造。袁雲，若彼此同意，即無問題了吧？小村與內田耳語後，答謂，若日本同意，可無問題，但不能與南滿平行。唐參議雲，造鐵路，有關中國主權，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國同意，不能隨時添造。小村雲，自然要同貴國商量，日本決不至像當年俄國對貴國的情形，貴國不必顧慮。唐自覺言有語病，又重聲明造路而不得中國許可，總是礙及主權。小村雲，我只重在南滿利益有關之一點，故與南滿鐵路利害有衝突之線，中國不應添造。當時我聽了，覺得小村將前與袁全權之言相反，唐參議並不駁辯，遂定議，列入會議記錄。此一決議，將小村答應袁全權，如得日本同意，中國亦可造路之說取消了。嗣又接議安東鐵路改造問題，袁雲，該路既為軍用，軍事完了，即應撤去，何必改造？小村雲，奉天安東之間，早應有通鐵路之必要，曾與貴國外務部提議，尚未得結果，軍事忽起，故只能倉卒先造軍用路。此路為地方上必要的交通，故此次是重造，不是改造。此路通後，裨益地方甚大。後許其改造，惟路軌須與京奉路同軌，不能與南滿路同軌。日方應允，遂定議。此外如撫順煤礦，限制其礦區，鴨綠江林業，采木以沿江三十里為限，尚有允許開幾處商埠，地名不能記憶，都列為會議錄，由兩國全體全權簽字，惟第一條作為條約。會議畢後，合攝一影，宣告終結，大約不滿二十天。
此次會議，袁全權發言最多，但每次發言後，必顧瞿全權問是否這意思？可見樞廷必有疑忌他之意，故袁對瞿軍機如此謙遜也。小村回國時，全權設宴歡送。席散，小村告余，此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故會議時竭力讓步，我以為袁宮保必有遠大見識眼光，對於中日會議後，本想與他作進一步討論兩國聯合對抗俄國之事，不意袁宮保過於保守，會議時咬文嚼字，斤斤計較，徒費光陰，不從大處著想，故聯盟之意，此時不宜表示。俄國野心甚大，我於議和時已經窺見，將來必將捲土重來。我兩國不先為之備，必將同受其害。中國若能與日本聯合，整軍經武，力圖自強，兩國或可免受其害。我這次沒有機會與袁宮保商討此事，故與你略露此意，如有機會，望先轉達，倘袁宮保有意討論，我當再來，言下欷歔不止！我答以近來微聞樞廷對袁宮保似有疑忌之意，在會議席上閣下亦可窺見一斑，此時進言，袁豈敢作此主張。閣下對兩國遠見，深為感佩，容俟機會，再當奉報。惟此是我的私見，幸勿為外人道，後我始終沒有機會向袁進言。此次會議，余以末秩參加，未敢向全權直陳意見。會議散後，總在北洋公所同桌進晚餐，有一次，余以唐先生外交前輩，何以竟對南滿鐵路問題，小村已允日本同意，中國亦可造路，後以唐先生之言，小村乘機改變口調，不提同意，只說中國不能添造鐵路。遂於吃飯時間問唐先生，小村本已同意，得日本同意中國亦可添造鐵路，後以先生提出主權問題，小村即改變口調，單說中國不能在南滿添造鐵路，作為定議，那時何以不駁問？項城正佯食聽我說話，豈知唐先生對我大聲說道，外交上說話不在乎多，我提出主權問題，這是扼要的話，既認我主權，他們自然不能單獨行動了。我看他盛氣凌人，不便再言，但他的話，未必是扼要。後來他自己向美國商量借美款建造錦愛鐵路，美國已同意，日本即根據此會議錄抗議，迄未成功。想唐先生那時亦自知主權之說不可靠吧！我碰了他這釘子後，自覺人微言輕，徒討沒趣，以後再不多言了。但我對這次會議，亦有不滿意之處，當時與俄商量東清鐵路之時，我楊儒欽差同許景澄特使與俄財政大臣維德商量到舌敝唇焦，楊使因受氣暈倒而殞命，可想磋商之激烈。同時商道勝銀行問題。這兩問題是否同時商議，有無聯繫，我不能知，只知我國有投資銀五百萬兩，隨員鄒紫東先生，於外部檔案最熟，何以不問明提出試商合辦？又安奉鐵路不是戰利品，日本要重建，何不提議合辦？我亦可派員在該路作利用探視情形。他若撫順煤礦，還附設煉鋼，亦可提議合辦，而反限制礦區，只顧理論，不顧事實，終覺重於消極性，而缺乏建設性。我聽了小村之言，知必系日政府與我有提攜之意，其時中日親善確有可能。時外務部每值中日緊要問題，必電商袁制軍，依其意見而行，而樞臣中，卻對袁有疑忌之意。余以位卑職小新進之人，何能妄自建議，失此機會，真可感嘆。其後南滿鐵路會社，開設高等工業學校，日使照會外部，特留學額五十名，希望中國派學生入學學習，外部亦置之不理，可見當局之顢頇矣。
十五 會議完畢奏調外務部
東三省會議後，即以候補主事調外務部，派在庶務司行走。外務部尚書之上，還有總理大臣，須以首席軍機大臣兼任。此是庚子改訂外部時，為各國要求者，故各公使遇有重要問題，有請見總理大臣者，時總理為慶親王。外部於丞參外，分設和惠、榷算、通商、庶務四司。庶務司掌交涉界務最為重要，等於日本外務省之政務司，名為庶務，似欠費解。又有司務廳，由候補司員，分日夜班輪流接班，專管收發文件、來文摘由，夜班即宿於廳。來文摘由，須先看來文一遍，方能擇要摘由，雖屬細事，於歷習公文，不無裨益。余初入部，即將東三省會議，由鄒楊二位記錄之草紙整理。鄒氏字雖潦草，尚能辨認，楊氏之字，自認天書，竟難辨認，且二人記錄均有詳有漏，幸我亦在場，故能推測增添。因此我記東省會議一章，比記廿一條會議，較為詳確。
時外務部尚書，為瞿子玖先生（鴻機），他跟左丞鄒紫東先生（嘉來）說，這是我在江蘇學政時所取的秀才（附生稱秀才），其實他記錯了，我在瞿學政時，試而未取，後在龍湛霖宗師觀風江蘇時入泮的。但他既認我為門生，我雖不便辨正，亦不好意思稱他為老師，只好仍是官稱。我初出茅廬，在商部不久調充議約隨員，到外部尚書又誤認為門生，總算運氣不錯，故外部中人，對我都另眼相看。紫東（嘉來）先生是蘇州人，與我為同鄉，同唐蔚老一同考入總理衙門為章京，後蔚老調到商部，紫老一直在外務部，故熟於外部條約檔案，人稱他為外務部的活字典。我初入外部，研究條約檔案，每請教他，他總從實答覆。人亦誠懇和善，每日早到晚散，從事公事。各司擬稿，都經他核閱後呈堂，不厭不倦，惟科舉出身，不通外文。與唐蔚芝先生交甚厚，惟唐喜前進，鄒主保守，兩人對公事用心則一，而志趣稍有不同。紫老在外部循資遞升，由章京升至左丞、侍郎，後晉至尚書，始終沒有離開過外務部，清亡遂退隱原籍蘇州。
其時我婦要來京，遂遷出仲和家，在順治門外與張新吾合賃一屋。新吾之婦，亦適來京，遂與同住。我婦來京只帶長次兩女，而將三男四女仍留在滬，由我母管領，三男權且有喘病，四女還小，有累我母，我很不以為然。
舊制各部員司補缺，均由吏部按資銓敘，外部以重才不重資，故照成例變通，定為一次由吏部銓敘，一次由本部遴補，此制亦由鄒紫老手定。余到部兩年，逢主事出缺，適應由吏部銓敘，到第二次出缺，方得遴補。但越半年，即升補員外郎，以後即補右參議，越過郎中一階。其時外部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四人，半為實缺，半為候補。各司又設掌印（等於司長）主稿，由堂官指派，名謂烏布。烏布才是真正辦事之人，不論官階，只論才具，質言之，官以資升，職以才論。烏布系滿語，實即職之意。其時外務部官員，實缺候補，共只四十八人，所管事務，除交涉外，凡與外人有關者，如海關、稅務、郵政、賠款、洋債等等胥屬焉。後設稅務處，將關於海關稅務之事，劃歸稅務處。設郵傳部，將郵電鐵路事項，劃歸郵傳部。事務越來越少，而員司反越來越多。及到民國，改為外交部，官制除總長、次長外，有參事、司長、僉事、主事、待命公使等等，不下百數十人，較之前清，幾至加了兩倍以上。交涉事務，亦許比清繁劇，然成績未必特別優良，於以見長官用人之權，愈大愈濫耳。惟終北京政府，不聞有一朝天子一朝人之事，事務官尚能久於其任。外交部經費，向沿總理衙門舊制，由海關船鈔、罰款兩項之三分之一，直解外部，故部庫常有剩餘。到了民十三四年後，竟至駐外公使，因國內匯款不到，至向外國銀行借貸度日，濫費可想而知矣！
余自補了實缺主事以後，俸入稍裕。又以我友良賚臣（弼）松樹胡同之舊居，讓賃於我，房屋亦稍多。遂稟請父母，北來迎養，我父覆信不允，以年力尚健，不必亟亟迎養。越二年又請，方允來北京一游，遂偕母親攜孫男女來京。時權兒方七歲，常患喘病，在滬醫治不愈，我父亦有移地療養之意。豈知我婦，持有偏見，聞喜又有時欺負弟妹，我婦總是偏袒，以權久病，中西醫治仍未愈，生有厭惡之心。我父對於長孫很鍾愛，我母又以孫兒因病，又受欺侮，不願留京，擬偕父攜孫仍回上海，余亦無法挽留。聞回滬後，中西並治，常備燕窩湯，稍喘咳即飲之，不分晝夜，經過一年，果有起色，俟痊癒後，始攜同來。雙親俱來，余自高興，但以兒病，累及我母，心又不安，對婦不免有煩言。我告我婦，同是子女，豈可存有偏見，累了老母，你仍無動於衷，豈有此理。且家庭教育，母教為重，母親一舉一動，最易深入子女之心，久之即受影響，不但對於手足有了歧見，連對父母，亦易重母輕父，先入之言最是要緊。我婦嫌我嘮叨，漸生意見。
那時北京相公堂子，收拾雅潔，為士大夫遊玩之處。餘閒時亦常與二三知友，同游消遣。相公即是幼年學戲的孩子，年紀總在十三四歲，面目清秀，應酬周到。每逛一次，必須擺酒，只費八元，有八碟冷葷，頗可口，能飲者供酒無量，一面飲酒談天，一面聽曲賞花，亦覺別有風味。亦可飛箋，召他處相公來陪侍聽唱，相公貌皆娟秀。亦有老闆，即是師父。亦有娶妻，妻不陪客。出師後方可自立門戶。出師即贖身之意，須繳一筆金錢與師父。我友馮幼偉（耿光），日本士官畢業，服務於軍咨府，愛護梅蘭芳。時蘭芳方十二三歲，未脫稚氣，然態似女子，貌亦姣好，學青衣工夫孟晉。幼偉月入銀四百兩，以其半助蘭芳成名，始終如一。後蘭芳藝術日進，於四大名旦推為旦王，幼偉與有力焉。今聞幼偉老貧於上海，賴蘭芳周濟維護，亦難能可貴也。
北京自賽金花因案提解回籍，南妓視為畏途。北地胭脂又不甚清潔，故南方朋友，不樂與游。後南妓亦漸漸北來，與北妓區別，名清吟小班，標榜賣藝不賣身，其實與上海風習相同，但設備去上海長三堂子遠矣。嗣後上海名妓愈來愈多，北京官箴，例禁狎妓，達官們雖不敢公然逛堂子，但可召之來家，因之相公堂子，漸歸淘汰。我亦未能免俗，見異思遷，時識一妓，本姓薛，常熟人，性靜，尚無習氣，相與既久，漸有情感。後又南歸，半年後又北來，久別重逢，從過益密，對我時露委身之意，余終婉卻。越半年，一日薛妓忽自德國飯店來電，約我即去。德國飯店很清靜，是我們常在那裡吃飯的地方，余遂驅車而去，她告我已摘牌退捐了。我說：「你又要回南去嗎？」她說：「你不要再裝傻了，我等了你一年了！你總是陰陽怪氣，不說老實話，我知道你不富裕，若說明嫁人，冤錢花得太多，故假稱回南，跟你來商終身大事。」我倒出其不意，於無可奈何之中，只好應允，自覺荒唐，亦非得已。薛妓在南班中亦數一數二的人物，想藏之金屋者頗不乏人，她竟舍彼而就我，亦可說是風塵中之知己。遂於友好處，商借後院同居，改名亞梅，以示亞於我婦，豈知又遭我婦之不滿。她歸我後，亦能省吃儉用為良家婦，惟性傲，不肯下人。故於家庭間，終不能和洽。我婦得知後，與我吵鬧，此是婦人普通心理，我並不怪她，總責自己荒唐。但她牽涉到翁姑身上去，怪翁姑不阻擋我，這又太過分了。她要歸寧，我亦許之，她一人獨去，子女一個不帶，又累及老親，使我不願意。她動身時，我送至天津，及登船相別，不覺黯然。此不怪她生氣，卻怪她遺子女獨行，是不應該的。過了一月又回來了，我仍到津相接，盡我之責，雖和好如初，但她從此與我生了隔閡，不免處處與我彆扭。
其時，我二妹曾家，亦有不愉快的事發生。志忞之父少卿丈本閩人，來滬經商，頗有名望。時美國頒禁止華工入境令，少卿因而大忿，以美國當年招華工到美，為他開發，華工在美國，受盡苦難，開發完了，不念以前華工的勞苦，鳥盡弓藏，反頒此不近人道的法令，真是太無人道。遂聯合上海各巨商，電政府，向美國抗議。政府與美國交涉無效，少卿丈以政府懦弱無能，即聯合各省商會，直接電美政府陳情，請其取消此令，非達到目的不止。美國置之不理，於是更進一步，聯合各埠創議抵制美貨，美國商輪到埠，工人不予起卸。結果美國亦軟下來了，改禁止為限制，但要求政府追究倡議抵制美貨之人。少卿丈以總算達到一半目的，商人與政府對抗，總是商人居下風，況又有外交關係，遂離滬避到澳門。中國抵制外貨，集團罷工，還是曾少卿先生第一次開始的。
少卿丈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曾在嘉定購田數千畝，設義莊，又在上海設孤兒院。離滬後，孤兒院由我妹與志忞分管男女兩院，因忙於院事，對於家事不免疏忽，致外甥宏傑墜馬受傷，又轉患傷寒，因耽誤竟至不治而殤，才十六歲。此兒聰慧而有志氣，不幸夭折，惋惜不已。我妹與志忞，受此刺激，到北京散悶，藉以歸寧。時正夏天，遂同游西山竹林寺，借端午橋別墅，全家均去避暑。二妹勸我攜亞梅同往，藉以可使妻妾和睦。竹林寺毀於庚子，僅剩有塔基。戶外有池，蓄金魚很多。旁有小山，山上有一亭，可遠望北京天台頂影。山下有一洞，夏天可代冰窖。尚有松竹，惟不甚多，頗饒幽趣。住了兩月，圓滿而歸，余頗感二妹之用意。我二妹自宏傑故後，為志忞納一側室，教以家事，視同姊妹，後生二子一女，親自撫育，如同己出，而對長男宏燕，尤為鍾愛。
十六 兩宮迴鑾慈禧行新政
和議定後，兩宮始起程回京。慈禧太后經此巨創，亦知非變行新政不可，又經袁世凱、張之洞兩督交章入奏，請定憲法，開國會，改訂官制，推行新政，於是乃下九年立憲之詔，先廢科舉，開學堂，派學生出洋留學，京師設大學堂，特派張冶秋（百熙）先生為管理學務大臣。適吳摯甫先生，由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即派吳為大學堂總教習，並請日本服部文學博士為大學堂教習，共同商榷定學制，編各級學校課程。京師又設譯學館、仕舉館（養成官員）、進士館（補授新學）。各省省城設一大學堂、高等學堂或方言學堂，各府設一中學堂。縣設小學堂。學生畢業，以科舉時代之稱謂待遇（如進士、舉人、附生），獎勵極優。惟各國學制，先辦小學，由下而上。我國則先辦大學，由上而下，因京師已早有同文館，天津已有北洋大學，湖北則有自強學堂、法政學堂，各省大都先有高等學院等，不能不遷就事實故也。至福建之船政學堂，與上海之廣方言館，開辦最早，人才輩出，又當別論。
文學方面，以湖南、湖北、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之官立、私立學堂為最盛；武備方面，以直隸保定軍官學堂、湖北武昌之武備學堂、江南南京之武備學堂為最有名，此其大略也。不久學務處改為學部，仍特任張冶老為學部尚書。冶老以學者從政，羅致人才，編各種教科書，學部人才，一時稱盛。
其時慈禧太后極力聯絡外國使節，時開茶會，招待各公使夫人及館員眷屬。春秋佳日，於宮內御花園開園遊會，招待使館各公使館員及夫人眷屬，旁及稅務司夫婦、及顧問外賓。外部尚侍及員司通外文者，亦得陪侍，見太后率領皇后公主命婦等與外賓周旋，由德菱姊妹兩人傳譯。這姊妹為裕朗西之女公子，朗西曆任歐洲使節，其夫人又是法國人，故二女嫻習西俗，精通英法言語，旗裝打扮，與公主們雍容華貴，毫無差異。御花園內各花俱全，衣香花影，花團錦簇，與古松翠柏，相映成趣，真是神仙福地，祥和氣氛，恍若承平再見，哪有亂後景象。太后善繪事，對客揮毫，翎毛花卉，各遂所欲，一揮而就，外賓莫不驚異，各求賞賜，太后一一應之，皆視為珍寶。迨夕陽西下，始各稱謝而散，此真粉飾太平，可惜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十七 修訂官制袁宮保晉京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獨立，是近代立憲國之常規。中國現行官制，內閣幾同虛設，行政權不能完全，司法又不能獨立，財政則無預算，與現代立憲國官制、政治大相徑庭。北洋大臣袁制軍，以朝廷既頒布立憲詔書，預備立憲，推行憲政，現行官制，自應改訂，以符立憲國之體制，奏請改訂，奉旨允准。袁制軍特到北京，住于海淀，並於西郊朗潤園設修改官制館，親自主持，調京外知名之士三十餘人為編修，新舊學者都有。以寶瑞臣（熙）為提調，余與袞父、仲和、閏生均與焉。余對此舉，期望很深，以為有行憲希望。編修均宿於園中，以期剋期蕆事，分司法、行政兩部，各擬說帖，附以條例，由提調匯呈項城閱定，可見其對於此舉之重視。揣項城之意，以朝廷既決意立憲，自應照立憲國成例，改為內閣制，其它不適用於現代之官署，亦應審核，應留應廢，以利推行新政。豈知遭了瞿軍機及滿洲大員的疑忌，以為袁為自己布置，新內閣成立即為總理大臣，大權獨攬，故對於各部九卿官制，應改應廢之處，均順利通過，獨對於廢軍機處，改設內閣一條，即橫生阻力，再三易稿，均不能同意。軍機處本來成立於雍正西征之時，其時因內閣辦事迂緩，故另設軍機處，大臣可隨時奏對，以期速應戎機，後因方便，政事亦漸歸軍機處，內閣等於虛設，沿襲至今。這種制度，何能適用於立憲國，故此次草案，以設責任內閣為行政重心，下設各部。總理大臣由欽派，惟須交國會通過，此為立憲國之常規。但親王大臣等，對責任內閣多持反對，只見寶瑞臣提調奔走忙碌，可想爭論之劇烈。微聞反對之主張，以為政權操之總理，豈非成了獨裁，又謂君權下移，流弊更甚等語。夫責任內閣，成為立憲國通例，總理權限，自有憲法規定，何能成為獨裁。至君主之權，亦定之憲法，王大臣並此而不知，何能行立憲政治。其實目的，只恐項城為總理而已。後幾經磋商，成立了四不像的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副總理兩人，均欽派，仍每日奏對，不設公署，下設章京數人。另設銓敘局（執行吏部事）、公報局、印鑄局等，等於換湯不換藥。官制奏定後，隨即下上諭，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大臣，一為徐世昌，一為那桐，鴻機不久即出軍機，開缺回籍。張之洞、袁世凱均內調為軍機大臣，張兼體仁閣大學士（清制非正途出身不能拜相入閣），袁兼外務部尚書。鐵良（寶臣）為陸軍大臣，北洋兩湖新軍歸陸軍節制。樞臣與滿大臣，皆如願以償。項城抱了改革政治熱心而來，而所得者適得其反，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出京前夕，在北洋所設宴通請王公大臣，下及館員，並演話劇，劇名「朝鮮烈士蹈海記」，寓有諷刺警惕之意。劇情大意，朝鮮頑固黨爭名奪利，與一烈士爭論，烈士對頑固大臣，力說朝鮮不變法，即將亡國。頑固大臣只顧權利，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調停其間，一面勸烈士不宜魯莽，一面勸大臣，強敵當前，若不變法，何以圖存。大臣不聽，後日本進兵，迫王退位，烈士痛哭流涕，演說一場，跳海而死。劇情切實現勢，語語打動心弦，使聽者驚心動魄。這齣戲本名「朝鮮烈士殉國記」，演員個個精彩，講的道地官話，穿的卻是朝鮮服裝。項城特演此劇，寓有深意，真能感動人心，觀者聽烈士演說完了，蹈海而死一場，有流涕者，不知王公大臣，看了作何感想。
改定官制後，將張袁兩督內調，崇以空洞之榮銜，解除了實際之兵權，以新軍統歸陸軍部節制。直隸總督，繼以楊士驤，兩湖總督，繼以瑞澂，樞廷以為可以中央集權，疆臣可聽命於中央矣。不知那時之王朝，譬之古老之大廈，基礎已不穩固，全靠三支大柱（指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合力支持，自劉辭世，只剩兩支，已感吃力，今並兩支全撤，又無它力以扶持，而欲古老之大廈屹立無恙，其可得乎？袁氏此次抱有推行新政之決心，使朝廷變法維新，以挽救危局，豈知反遭滿漢大臣之疑忌，連內閣制都不能行，何能立憲，從此灰心變志。
假使實行內閣制，予項城以實權，或可能挽救危局，維持清室，未可知也。此次修改官制，惟一收穫，只是司法獨立。至修改法律，早已成立法律館，派沈家本、伍廷芳為正副總裁。沈為大清律例專家，為刑部當家侍郎。刑部必有一當家侍郎，上奏定罪，非當家侍郎核准不能上，但限於命案，此是慎重人命之意也。
又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刑法大家岡田博士為顧問（兩博士兼教授進士館）。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草案，均已告成。新刑法已廢止體刑，及非法拷問，死刑改斬為絞，凌遲已廢，流刑改為徒刑服役，不遣戍。商法已由商部訂定頒行。講到刑法有一插曲：當資政院成立後，依照立法程度，刑法法案，提交資政院審查，經過三讀，才算成立。惟對於奸非罪一章，新舊兩派主張不同，新派主張強姦有罪，和姦無罪。舊派主張，和姦亦有罪，惟輕重不同；雙方展開辯論甚烈。總之新派以人格立論，舊派以風化立論，辯論好久，終不能決。後以投票表決，主張新者，僅多二票，通過原案，可見其時一般人的心理。之後，又設立憲政編查館，將考察憲政大臣攜回的資料，都交憲政館編查參考，以張南皮為總裁，網羅新舊名士為編纂，籌備立憲事宜，余所記者，有嚴璩、施愚、張一 、顧鰲、吳向之、方樞、江庸、汪袞父、章仲和、陸閏生，余亦濫竽其間，仍以寶瑞臣為提調。張南皮每周開會，必親自出席，攜帶家制四川豆腐腦一樽，菜碟四色，白干一壺，與館員共餐，邊飲邊談，談笑風生。南皮身矮而聲宏，銀髯飄飄，道貌儼然，說話帶四川音。他不喜用手續、取締等字，見到這等字，指為外國語，即打一紅槓，後看了選舉法草案，此法於行憲最為重要，故編輯時，大家對於被選舉人之資格，選舉規律，監督選舉種種，都照各國成法，防弊極嚴，甚至請客送禮，在所必禁，金錢賄選，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國初次立憲，人民對於選舉，稍有越規亦是難免，連請吃飯亦算犯法，若照法認真執行，恐人民連投票也要視為畏途了。南皮的話，足見中國那時行憲之困難。他對選舉法用公民兩字，亦說是外國語，後改為選民，沿用至今。我與汪袞父、章仲和、陸閏生四人，每逢新政，無役不從，議論最多，時人戲稱為四金剛。憲政館第一大事為起草憲法，公推李柳溪（家駒）、汪袞父為起草，另推若干人為參與，余亦為參與之一。柳溪與袞父都是新舊兼通之學者，他們兩人特在紅螺山賃一小寺，靜心研究，參酌各國憲法，採用責任內閣制，總理欽派，閣員由總理遴請欽派，國會兩院制，人民應享之權利，與各國憲法相同。另設樞密院，以位置舊人。草案成後，在天壇開憲法審查會，由資政院選出議員廿四人，政府派十二人，憲政館全體參與，只作旁聽，開會討論。由起草員逐條宣讀解釋，又由議員等質問修改，經過兩月余，按照三讀會，始行成立，名為大清天壇憲法草案。因適應時代，君權稍重，雖未實行，亦為有清一代之重要掌故。
十八 袁兼外尚革新外務部
項城內調為軍機大臣，北洋新軍統歸陸軍部節制。陸軍部尚書鐵寶臣，亦滿員中之佼佼者，以為軍權歸入中央，即可中央集權；反對行憲，亦是此君。豈知小站新軍由項城一手訓練而成，將領都是項城的心腹，向來只知有袁宮保，豈鐵寶臣所能轉移。後以良賚臣之建議，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將領，意在分化原來之將領，反起了派別之爭，成為革命之先鋒，豈非人事之不臧歟。
項城又兼外務部尚書，就任後以外務部暮氣沉沉，對於人事略有更動，以唐紹儀為侍郎，調周自齊、高爾謙、施肇基等為丞參，張蔭棠、顏惠慶、朱子文、鍾文耀等，均是那時奏調外部的。將舊日丞參酌放東歐小國，如瑞典、丹麥之類。設新聞處，以顏惠慶主其事，魏宸組、刁作謙諸人皆是先入新聞處。唐少川先生以英美外交家聞名，提議與英國商勘藏印界務，即派唐紹儀為勘界大臣，張蔭棠副之。調津海道梁敦彥（號嵩生）升為侍郎。時印度尚屬英國，西藏分前後藏，前藏為達賴喇嘛，主親英，後藏為班禪喇嘛，主親俄，交涉對象，仍是英國。英自袒印，以印藏界線早已議定，商議半載，毫無結果。遂以駐藏大臣易以張蔭棠。駐藏大臣是優缺，歷任大臣均由滿員充任，卸任後，金銀財寶滿載而歸。漢人為駐藏大臣，自此開始。後由英國提議，藏印劃界，政府派陳貽範（駐英使館頭等參贊）為代表，英國派駐印度參贊馬洪為代表，在拉薩開議，英代表提出議案，以西藏自治，及以藏印之間一山脊為藏印界線，陳代表駁斥自治案，此案撤回。英代表以界線非照英案不可，陳代表以藏印界線，有大清一統志為憑，堅執不允，相持至四月之久。英代表聲言，若不照英案之界線簽字，英國即與西藏單獨訂約，陳代表不得已於界圖上畫了押。並聲明畫押不算簽字，簽字須得政府訓示，即回京報告。政府又令駐英使臣向英政府聲明，不承認英國擅定之藏印界線，陳貽範又受申斥，此案就此擱起。而英國與印度，即以此線名為麥馬洪界線，以至於今。因手頭無資料，故僅記其大略如此。
唐侍郎後升任郵傳部大臣，建議向美國借款，建設錦愛鐵路，美已同意。日本根據東三省會議錄，提出抗議，卒未成功。余想此事唐大臣自食其果，應知主權之說，不足憑乎！余在外部，關於議約後問題，大半由我主辦。時內田公使內調，繼以伊集院，伊氏回國，繼任者為山座圓次郎。此君亦出席東三省會議之一人，性豪爽，不拘小節，又豪於飲，公事桌上，酒以當茶，白蘭地酒不離桌上。有一次上午十時許，余以事往訪，公使尚未下樓，即請至樓上書房，公使晨衣相見，啤酒瓶已空至六七個。與他談公事，如涉重要者，總說考慮再復，不重要者，即說照貴部意思辦了好了，何必再來商談。我答以有關協定，故必須經貴公使的同意。他笑說何必多此一舉。如此直爽之使節，真不易得，可惜不久因心臟麻痹症，僅一日間，不治而歿於任所。其時日本使館水田一等書記官，病故尚未逾月，水田夫人由東京奔喪來京，余赴車站往迓，山座公使亦迓於車站，毫無病狀。回館不久，即聞病已危篤，時在下午二時許，余往慰問，據云由車站回館，即病發，醫生斷為心臟麻痹症，大約為酒毒所致，無法可治。迨至黃昏即逝，殊為惋惜。一月之間，日使館竟喪兩位重要人物，亦是奇事，繼任者為林權助。林公使久任英國大使，威儀整肅，純然英國紳士派，沉默寡言笑，然人甚正直。
時外部以間島問題，與日使交涉，久未解決。間島位於吉林邊境，與朝鮮接壤，日俄戰爭時，日本駐兵於此久而不撤，且主張為朝鮮領土。該處朝鮮居民甚多，中國方面，僅有少數滿洲人。我國以圖們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圖們，東望鴨綠字樣，並無他文，不知何時所立，據此為我領土之址，此外亦無證據。日本則指此碑不足為憑，但亦無朝鮮領土之證據。部中以這事非口舌文書所能解決，乃電商東三省徐總督派員調查，並帶軍隊以資應付。徐督派吳祿貞先赴間島察看情形，偵知日本收買匪頭韓登舉。他部下有數千人，吳遂誘以祿利，曉以大義，勸受招撫，允助以軍械，於極秘密中代他訓練，韓果歸順。半年後，韓部竟成勁旅，吳令據守各要點，日本初不知也。吳自己又帶衛隊赴間島，日本始知中國派兵入間島，即由齋藤少將率兵一團，趕到間島，見韓登舉竟已歸順，且占據要點，即大聲叱吳曰：爾來何為？此是朝鮮領土，爾快將兵撤退，綬卿（祿貞字）為日本士官出身，齋藤曾任士官教官。綬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來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問題應由政府解決，非我輩所能主張，前在學校時，老師教我忠君愛國，今日之事，即遵老師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齋藤見守要點的兵，都是韓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啟釁，遂屯駐於朝鮮邊境，說雙方聽候政府命令。後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謂我侵占朝鮮領土，我則謂派兵守我邊界，不應干涉我內政，且詰責侵略我領土，彼此辯論，各不撤兵，遂擱置甚久。後改為自開商埠，以結此案。日兵盡撤。吳號綬卿，湖北人，與我甚稔，性機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吳綬卿相機行事，措置有方，問島非我有矣！
十九 初次召見奏陳立憲事
東三省自日俄戰爭後，改設行省，與各省同，每省設巡撫，不分滿漢，起用徐世昌為三省總督，並設左右兩參贊，一為唐紹儀，一為錢能訓。東海擬調余及陸閏生到奉天，外部以部內需用未允，閏生則隨至奉天，派充鹽務督辦。閏生（宗輿）為我同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經濟系。時上諭令各省督撫保舉人才，以備重用。徐督以余列入薦剡，考語為學識兼優才堪大用。奏上著預備召見。凡被保舉之人，照例先召見，方授官職。余與徐總督，素無淵源，因我友良賚臣（弼）之介，見過一次。後以擬調赴東省，電話招見，談了一次，詢問日本東三省情形，並願同去東省否，我陳述意見，並說願追隨以增閱歷，後以外部不允而罷。七次保舉，大約即因一談之緣乎。
召見前一日，袁項城自海淀別業電話招見。時項城已入軍機，春夏之時，兩宮在頤和園聽政，各軍機大臣，都在海淀有別業。余遂驅車至海淀別業，以為必有事垂詢。豈知見後即說，你明日初次召見，故特招你來將應注意的儀注告你，這種過節，不可不知，以免失儀。遂將怎樣進殿，怎樣跪對等等應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謂應備一雙護膝蓋，琉璃廠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雲。余深感其關切之意，謝之辭出。
翌日黎明，即赴頤和園外朝房伺候。有一與餘年相若者，通問後知為張鳴岐，他放廣西巡撫召見。余久耳其名，互道久仰之意，相談甚契，相勉為國努力，不要使他們笑我們少不更事也。此人久佐岑春煊，名聞一時，後升任兩廣總督，即遇黃花岡起事之人也。曙光甫啟，即傳召見軍機大臣，次傳張鳴岐，次即傳余。此日開始召見被保之人才，每日召見兩人，共約三十人。余即隨太監引導，進宮門，到仁壽殿門，引導太監即退。殿門門檻高近二尺，殿門內垂有又寬又厚的棉門帘，由殿內太監掀起讓進，啟落異常之快，若舉動稍緩，可能一足在內，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儀，幸項城指示，故已留意。進殿後，殿內漆黑，稍閉眼，才見偌大殿座，只有兩支大蜡燭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墊一排，是為軍機墊，遂在軍機墊下面跪下，脫帽花翎向上，不叩頭，靜聽問話，這都是項城告我的。太后正坐，皇帝坐左側，先由皇帝問，你在外務部當差幾年？對：臣由商部調外務部當差，才不到一年。太后即將綠頭簽（綠頭簽上寫明年歲籍貫出身現官，召見時先遞）展閱，閱後即問，你是留學日本的，學的哪一門？對：學的是法律政治科。問：日本立憲是那一年立的。對：日本於明治十四年頒布立憲，到明治二十三年，才開國會。問：日本的憲法是什麼宗旨？對：他們先派伊藤博文帶了隨員，到歐洲各國考察憲法，因德國憲法，君權比較重，故日本憲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國的。問：日本國會的議員，怎樣選舉的？對：他們國會分上下兩議院，上議院又名貴族院，議員是按照定額，由日皇於貴族中有功於國的，及碩學通儒、大實業家中欽派的。下議院是按照各省定額，由各省人民投票選舉，以得票最多的當選。問：聽說他們國會裡有黨派時常有吵鬧的事？對：是的，因為政黨政見不同，故議起事來意見不能一致。問：他們黨派哪一黨為大？對：那時有政友會，是由伊藤博文領導的，又有進步黨，由大隈重信領導的。政友會議員人數較多，在開會時，因政見不同，時有爭辯，但臨到大事，朝議定後，兩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論了。臣在日本時，適逢對俄開戰問題，爭得很厲害，後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兩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太后聽了，將手輕輕的在御案上一拍，嘆了一口氣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對：以臣愚見，若是立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太后聽了很詫異的神氣，高聲問道：怎麼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答：臣以為團結要有一個中心，立了憲，上下都應照憲法行事，這就是立法的中心。開了國會，人民有選舉權，選出的議員，都是有才能為人民所信服的人，這就是領導的中心。政府總理，或由欽派，或由國會選出再欽命，都規定在憲法，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即為行政的中心。可是總理大臣，不能做違背憲法的事，若有違憲之事，國會即可彈劾，朝廷即可罷免，另舉總理。若是國會與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請解散，另行選舉。所以這個辦法，各國都通行，政府與國會，互相為用，只要總理得人，能得國會擁護，國會是人民代表，政府與國會和衷共濟，上下即能團結一致。臣故以為立了憲，開了國會，為團結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順利進行了。太后聽了，若有所思，半頃不語。我正想再有垂詢，預備上陳，皇帝見太后不問，即說下去吧。遂帶上官帽從容退出殿門，皇帝自始至終，只說了兩句話，但竊窺他端坐靜聽，沒有倦容。我以初次召見的學生，任意陳述，適因太后問到日本國會，遂將我本來主張立憲之意乘機略陳。仰窺太后，目光炯炯，聲音不高不低，對於奏對，不厭求詳，一再下詢，想見她對於立憲，似感興趣，更可見她思想並不頑固，可惜平時沒有人以各國新政灌輸上陳。設使戊戌變法，南海任公諸公，先擬全套變法計劃加以說明，各國強盛，都由立憲開端，以祛除其救中國不救大清的錯覺，我想以翁師傅等的淵博，傅以南海諸先生之學貫中西，若將各國因立憲才能興盛之故事上陳，未必不能得太后的同意。惜乎當時維新諸君子，求進之心太急，而光緒帝因擱置王照一奏，竟一日罷斥全部堂官，操之過急，反激起守舊者之反感，失此機會，真是可惜。以余之觀察，太后是精明強幹，喜攬大權，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為無權之人，或即可敷衍過去，亦未可知。第二日即下上諭，著以外務部參議候補，遂忝於京堂之列，但傳皇帝因病不能視朝矣。隔了將近一月，特保尚未召見的人，又蒙召見，每日四人，每次不過數分鐘，例行故事而已。
自下立憲上諭後不久，派徐世昌（時已內調）、紹英、載澤、端方、戴鴻慈等五大臣，赴各國考察憲政。在北京出發時，在車站遇吳樾擲炸彈之事，五大臣僅紹英受傷。吳樾本人因身懷炸彈，扮作隨伺之人，於戒備森嚴之中，硬擠上車，警察見他形跡可疑，向前盤問，吳於心意忙亂之中，撞在火車門上，懷中炸彈，被壓力爆炸，以至腹破身亡，面目糊塗，辨不出是何人。後經警廳調查各處會館旅館，在安徽會館住有吳樾，僅來三日，是日清早出門，從未回來，檢查信件，才確定吳樾為車站行刺五大臣之人。後改由端方、戴鴻慈、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等五人出國考察，與各國接觸不多，端方又特別搜訪古蹟，僅由隨員等搜購關於憲政的書籍，並沒有考察的意見說帖等件，悉交憲政編查館參考，卷帙繁重，只能摘要參考，於此亦可見，虛行故事，並無實際之可言。
二○ 地方自治先設咨議局
政府為推行憲政，先由地方自治做起，故諭令各省設立咨議局為民治機關。咨議員由人民按照選舉法選舉，議長由議員公選，此為中國人民開始有了選舉權。此次雖屬初次選舉，且是地方選舉，卻沒有弊病，可見中國知識分子，已有了行憲的資格，所舉議員，都是地方素有聲望的人，日本法政速成班畢業生竟占了多數。范靜生時長教育部，喜而走告曰，我們布的種子竟出了芽了，地方上對於速成班出身者，看得很重，我們總算沒有白費心，真想不到。談得很高興，並說以後地方上應興應革之事，可有民意決定的機構了。我說：這確值得我們的高興，但是，芽是出了，但望加以培植，不要加以摧殘才能長成。靜生說：民意力量最大，不怕摧殘，亦不能摧殘。他是湖南人，總有點剛強之氣。後來咨議局建議太多，與地方長官漸漸有了相歧的意見。地方長官對於咨議局，已覺頭痛，惟以民選之故，只好敷衍。政府亦怕民意囂張，時以為慮。後有孫洪伊咨議員，以九年立憲期限太長，主張縮短年限，聯合各省咨議局，推舉孫洪伊為首代表，晉京向政府請願，請縮短年限。政府對咨議局，本已有戒心，此次竟來干預大政，更加厭惡。答以已定年限，不能更改，且預備一切，亦非九年不成，拒絕請願。代表等堅請說明理由，政府交由憲政編查館提調對付。但寶瑞臣怎能對付代表，館員又多同情於孫洪伊等。孫要見總理大臣慶親王，慶邸向來怕見外客的人，哪肯見代表，即派員代見，更令孫代表們不滿。此事癥結，在代表以人民代表自視甚高，人民之意政府自應照准，在政府對人民請願不甚重視，這是初行憲政時難免的事。鬧了好久，余知政府已不滿於咨議員，這樣搞下去，憲政剛開始即觸了礁，遂乘間向那相（桐）進言（時那為外務部尚書）。我說：這次孫洪伊的舉動，卻失了代表身份，人民請願准與不准，權在政府，何能強逼。但我看來，憲法草案已成，國會已開始建築，立憲年限即縮短几年，亦沒有關係。孫洪伊是民黨中最激烈分子，我知道咨議員的法政速成班，都是主張君憲的溫和派為多，若使孫洪伊失意回去，向各省咨議員亂造謠言，詆毀政府，青年議員易受衝動。若被其鼓動，使溫和派亦變為激烈派，於政府行憲上，大有關係，請轉陳慶邸酌短几年，使得代表們有轉圜餘地。那相聽了，亦以為然，哪知慶邸竟不贊成，謂這樣攪下去，他們更加囂張，且立憲大事何可朝令暮改，成何體統。可惜他不知立憲應尊重民意也。後來竟交警察廳勸令出京，代表不從，竟令遞解回籍，遂激怒了各省咨議員，以為政府對民意機關的代表竟有壓力，還講什麼民意。於是咨議局議員，經孫洪伊的鼓動，遂令各省咨議員本來主張君主立憲的亦變為排滿革命的了，知識分子排滿風潮，遂日益瀰漫。咨議員以擁護君憲始，而以造成革命終，言之痛心。戊戌百日維新雖未成功，至今傳誦，慈禧九年立憲，喧傳一時，終成畫餅，實因前者是有新銳之氣，後者有遲暮之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