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 十年私塾寒窗
始進家塾
一八七二年，我始進家塾，塾師是一位周先生。那時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兩種讀書法：其一是先讀《詩經》，取其句短而有韻，易於上口。《詩經》讀畢，即接讀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其一是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千家詩》等書，然後接讀四書。我們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記得只讀過《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三種。那時候塾中以讀書為主要功課，先生坐著，學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讀，學生循聲仿讀，然後學生回自己座位，高聲讀起來。讀書以外，只有兩種功課，一是習字，一是對課。
習字，先用描紅法，即購得紅印範本，用墨筆描寫。先由先生把住學生的手，依樣描寫，連筆畫的先後也指示了。進一步摹寫，是墨印的或先生寫的範本，叫做影格，用紙蒙著上面，照樣摹寫，與現在用拷貝紙的樣子，再進一步臨寫，是選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別紙仿寫出來。
對課，是與現在的造句相近，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水字、海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即都是品性相近的詞）。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顏色的靜詞。別的可以類推。這一種功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並且也是作詩的基礎。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平聲字圈在左下方，上聲左上方，去聲右上方，入聲右下方。學生作對子時，必要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仄聲對平聲。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嚴厲的李塾師
因父親見背，無力再聘塾師，我就在我家對門李申甫先生所設的私塾讀書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書一課，先朗讀一遍，令學生循聲照讀，然後讓學生回自己位置上復讀，到能背誦止，余時溫習已讀各書。在上課以前，把讀過的書統統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學生背誦下去，如不能誦或有錯誤，就責手心十下退去，俟別的學生上課後再輪到，再背誦，如又有不能誦或錯誤，就責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記得有一次背誦《易經》，屢次錯誤，被責手心幾百下。其他同學當然也有這種狀況。
學作八股文
我一八七九年始試作制藝，就是俗稱八股文的。那時候試作制藝的方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是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作領題，其後分作六比或八比，每兩比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文的方法。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就學王子莊老師
一八八○年始就學於王子莊先生，先生諱懋修，設館於探花橋，離我家不過半里。我與三弟朝就塾，晚歸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攜下飯之菜。其他同學有回家午餐的，有宿於先生所備之宿舍的。是時我已讀過四書及詩、書、易三經，又已讀刪去喪禮之小戴記（那時候讀經，專為應試起見，考試例不出喪禮題，所以不讀喪禮），正讀《春秋左氏傳》。先生為我等習小題文（未入學的，考試時文題多簡短，叫做小題；鄉、會試的題較長，叫做大題），不可用四書五經以外的典故與詞藻，所以禁看雜書。有一日，我從一位同學借一部《三國演義》看，先生說看不得，將來進學後，可看陳壽的《三國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戰國策》，先生也說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記[己]卻不是束書不觀的。他因為詳研製藝源流，對於制藝名家的軼事，時喜稱道，如金正希（聲）、黃陶庵（淳耀）的忠義，項水心（煜）的失節等等。又喜說呂晚村，深不平於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學家的著作，對於朱陸異同，有折中的批判。對於鄉先生王陽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劉蕺山，自號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雖注重練習制藝，而所得常識亦復不少。
那時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學，不下三十人，與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軒。薛君長於我兩歲，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經過筆飛弄口，所以我們每日回家時必同行，路上無所不談，到筆飛弄口始告別。
那時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對的地方，王先生並不就改，往往指出錯誤，叫我自改。晝間不能完卷，晚間回家後，於燈下構思，倦了就不免睡著，我母親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親覺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開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爾時竟一揮而就。我終身覺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親養成的。
十七歲中秀才
這三年裡邊，我記得考過小考兩次。那時候小考分作縣考、府考、道考三級。縣考正試一場，複試五場。府考正試一場，複試三場。道考由提學使主持，舊稱提學道，所以叫做道考，正試一場，複試一場。每次考試的點名，總在黎明以前。我母親於夜半即起煮飯，飯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來共飯，並送我進考場。所以為我的考試，我母親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歲，才進了學（根據當時清朝的制度，考中秀才，也就獲得了進入官立學校深造的資格）。那一期的提學使是廣東潘嶧琴先生，諱衍桐，廣東番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