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後記
——抗戰史料之搜集、鑑別與編次
筆者編次戰史既竟事，擱筆凝想，從頭細看；這畢竟還算不得史家之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部戰史長編而已。章實齋說：「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梁啓超說：「《史記》本諸《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漢書》本諸《史記》，何嘗有一語自造？卻又何嘗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別人的話熔鑄成自己的話，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隊伍如故，旌旗變色，此為最上乘之作。」）筆者著筆之初，也頗想守史家成法，做到「無一字無來歷」的準則；可是縱筆所之，每多個人描寫與論斷之語，以史論之法治史，論史者或認為方法不甚謹嚴。當代大史家屈勒味林氏（G．M．Trevelyan）自序《英國史》，謂：「欲以數百短頁而囊括英國史的全部，不流為一部教科書，即難免成為一篇長論說。本書采記事式的體裁，依年代的順序，敘述要人大事的經過；同時又不忘以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及海外事業為根據而論列到社會發展的種種。由前者言，本書尚未脫教科書的模樣；由後者言，則本書又類似一篇長論。」我們自己檢討這部戰史的風格，也正如他的自評呢！
中日戰爭，嚴格來說，應當從「九·一八」說起；不過兩國之間，進入全面戰爭，則自「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而日本軍人本之於自大的心理，把一切對中國的戰事都稱之為「事變」，直到太平洋戰爭發生，才稱之為「大東亞戰爭」，稱之為「聖戰」。筆者於「九·一八」事變後，曾逐日剪存史料，全部毀於「一·二八」之役；其後轉徙流離，已沒有剪報的興趣和機會；因此，關於長城戰役、綏遠戰役，印象非常模糊；手邊只留了一本《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和良友本的《中國大觀》，保留一點當日抗戰的影子。「八·一三」戰事既作，筆者隨軍居閘北四行倉庫經月；每天和孫元良、馮聖法、陳素農諸將軍相處，初習軍旅之事，而參謀處長張柏亭氏不厭煩瑣，委曲相告，才懂得一些兵學的門徑。有一天，我軍自敵壘俘獲若干敵方文件，中有《「一·二八」戰役紀念冊》，記敘詳密，編印精美，愛不忍釋；當時心中就有這樣的念頭：他日戰勝，我們也該編理這樣的戰事紀念冊。因此，那兩個多月中，儘可能地搜集戰事資料以備來日治史之需。其時已搜集的，有八八師的戰鬥詳報、陳參謀長的淞滬近郊作戰地圖，以及張參謀處長的作戰日記，此外還有許多從同文書院圖書館中找來的地圖和地誌。其後，地圖毀於金華戰役，戰鬥詳報和作戰日記，寄存於上海怡和洋行，也以日軍進占租界，毀於「一·二八」的早晨。那份史料，可說全部損失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淞滬戰事失利，戰線向後移動；其時，坊間已有《上海抗戰全史》、《上海血戰記》，稍後則有《中國的抗戰》（密勒士評論報社編）一類書出版；其內容全就報紙所載電訊、特寫、通訊編次而成，我們稍微知道一些戰事內幕的，便覺得這些記錄的真實性並不很高。（其中很多電訊，系筆者在軍中所發，更明白電訊與實際戰情間的距離。）假如要編次戰史，必須重集史料，另起爐灶，才可以近於「真實」。
二十七年夏初，筆者隨軍魯南，乃開始有計劃的搜集。首重敵情，包括敵軍文件、日記及俘虜口供，其次注意軍方文件，包括戰鬥報告、實錄、命令、計劃等等；又次隨時記錄軍方人士談話，尤其注意參謀人員的議論批評；至於報紙所載電訊、通訊、特寫，連筆者所寫的在內，一律只能當作旁證，應得加以嚴格鑑別。如是者四年，材料越積越多，自信可以勒成專史；乃編訂目錄，準備著筆，那是三十二年春間的事。可是一動了手，便覺得若干史料都不可信，若干疑難，無從解答；乃又擱筆，重行搜集史料，再做準備工作，而贛南又告淪陷，避亂贛東北，擾擾不安，一切都停下來。三十四年秋天，敵軍投降，戰事結束；隨軍前進，一年之中，搜集了若干敵方軍事文件，而且軍事解除了「秘密性」，也找到了若干我方的軍事文件；又從敵戰犯口供中找到了許多直接史料，於是重新排列，開始剪接，來做「戰史」的新工作；這回的自信力確已加強，若干疑難也已找到答案。（也還有一部分不能解答的，只能期之異日了。）有如影片似的，經過了剪接綴補，可以拼成一部比較完整的「戰事記錄」了。（二十七年以後的資料，有一部分在武漢失落，一部分在長沙毀去，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部分，總算經過了贛州的戰亂，幸得保存下來。）
我們手邊的史料可以分成五大類：第一類即系敵方文件，如敵河曲支隊作戰命令與計劃，山下少佐陣中日記，稗田吉米陣中日記，吉武聯隊「情報記錄拔萃」之類，這類文件，真實性甚高，因為原文件不含宣傳作用，而且記錄很樸質，絕無文飾之處。我軍所獲敵方士兵日記甚多，對於全局很少記述，價值較低；山下稗田中級軍官，其日記中所載事，對於戰鬥場面，首尾完整，可供參考。第二類為敵官方公布文書，如「對華軍戰鬥法要覽」、「華軍山地作戰要領」、「戰跡之刊」、「浙贛戰記」之類屬之，這類文書，真實性高低不等，前三種系敵軍軍中教育文件，較為真實；後二種便帶有宣傳意味，每多誇大之處。第三類為友邦人士的報道與批評，如蘇聯之柯斯洛夫的「日軍之進攻戰」、「日軍之防禦戰」，勃脫蘭的「華北前線」，蓋恩的「太平洋爭霸戰」，楊格的「重慶紀行」，都是比較客觀的報道。第四類則為我軍方文件，如第七戰區編的《桂南戰跡旅行詳記》，羅澤闓的《台兒莊殲滅戰》，第九戰區編印的《南潯線敵情紀實》，第三戰區的抗戰紀實，第三方面軍的戰史，共軍所編的《抗戰八年的八路軍》以及何應欽總長所編的《八年抗戰經過》，大體正確，用以和敵人文件相校勘，更可以明白當時的戰情。第五類為專家論著，如劉斐《敵我戰略戰術之研究》，王維屏的《抗戰地理》，馬歇爾的《歐洲與太平洋戰爭之勝利》，尤脫萊的《日本在華的賭博》，塔寧·約翰的《日本作戰力》，威爾納的《世界大戰透視》，蔣震華的《太平洋戰略新形勢》，楊傑的《國防新論》以及蔣百里的軍事論文，對於了解全局，推測態勢極有幫助。我們把自己當作一個百年後的史人來審訂史料，力求公正、真實，要對得起戰場上的將士，更要對得起下一代讀者，絕不歪曲事實。
史料既已薈集，新發現的資料還不斷在增加；作史之初，惟恐材料太少；一經搜集，便覺材料太多；第二步工作，便是如何處置這些資料，屬於「史識」分中事了。我們手邊所有資料，如以字數計，當在數千萬以上；這已經經過了初步的選擇。可是這麼多的篇什之中，可用的並不很多，有的瑣碎，有的凌亂，有的相互矛盾，有的彼此重複，砂里淘金，全看我們自己的鑑別。以淞滬戰役而論，這是最靠近新聞界的戰線；戰場上一個噴嚏，就作了「特寫」的地位；但當時那麼多的文字記載，對於當時的戰事全局，依然模糊不清。因為戰事初期，重心在右翼，閘北、江灣為兩軍激戰之地；新聞界和軍方的聯絡不確切，中樞對於宣布戰情的方針未確定，因此彼此都搔不著癢處。戰事延長，戰線延伸至左翼，羅店蘊藻浜一線，離上海愈遠，炮火愈激烈，印象愈糊塗；報紙上的記載仍不免著重右翼，所以電訊、特寫都不十分合實情。後來我軍撤離淞滬戰線後，軍情一日萬變；悲觀焦慮，更不容冷靜觀察戰局，因此，報紙所載更與實情不符。雖說上海人士，人人親聞炮聲，親受戰禍，若詢以蘇州河一線如何被敵突破？敵軍金山衛登陸，如何竄犯？京滬線上我軍何以不能固守福吳防線？大都茫然不知所答，而當日報紙上的評論、新聞，並不能給我們解答什麼。一般人所能說的，只是里巷流言，把一些捕風捉影之詞鋪張一番而已，筆者重讀舊時報載文字，不覺大為失望。於是把敵方所繪的淞滬戰役圖、太湖南北地區作戰圖，和第三戰區的抗戰紀實相對勘，時地經過，都相符合；編者當日身處這些戰場，和高級將領往還甚密，若干觀念，也經過了這番整理，多所改正。所以我的《淞滬防禦戰記》，乃是另尋史料，重新塑造，和以往的記載出入頗多的。
又以台兒莊戰役為例；這一戰役在抗戰期中為一重大關鍵。我方報道，鋪張過甚，敵方則諱不言敗，隻字不提；但勝利之夕（四月六日），筆者親在台兒莊前線，距戰線不過十二華里。我軍雖於是夕總反攻，但正面守軍對於「勝利」尚難作十分把握；四月七日，漢口、長沙、廣州各地都已狂熱慶祝勝利，而徐州城中並無熱烈反應。到了八日，才判明敵軍確已潰退；但當時如何的激戰，敵人受何種打擊，也待側翼湯軍團的報告，才明白當時態勢。勝利之初，若干記者的通訊，專從正面細描，到後來才有人注意到側翼的戰情；若就全局來說，片面的「特寫」，都是掛一漏萬，不足為據的。這回編史，以羅澤闓氏的《台兒莊防禦戰》為藍本，把輕重巨細，重新安排；關於全局敘寫，則用編者當年的最後寫定的《台兒莊戰紀》，又引用敵兵澀谷升日記的末段，以證明當日台兒莊戰鬥的劇烈。那一次戰鬥，從魯南全局說，也只是其中的一幕；我軍自四月十六日起，即已改變作戰計劃；徐州放棄本在預定計劃之中。那年四月下旬，戰事重心已移至隴海沿線蘭封、開封一線；徐州退卻，就全局說，也不十分重要了。這樣局勢的轉變，在當時也都看不明白，而今重敘，應得把那些錯誤之點，一一糾正過來的。
每當戰局轉變之際，若干人士身遭離亂之痛，自不免以個人的遭遇，有色的眼鏡來議論得失。筆者還記得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南昌陷落時，浙東一帶傳說紛紜：但仔細查問，南昌何以陷落得那麼快？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筆者當時和軍中人士談及此戰，見仁見智，亦各不同。乃掇拾所聞，加上一些推斷，寫成一篇通訊，刊之《星島日報》，許多朋友認為條理明白，推斷正確。可是到了那年冬間，上高會戰後，看了敵方文件，才知道我自己的通訊，也和事實隔著一層。但時隔一年，我們雖已明白了當時實況，卻又明日黃花，不必再行報道。（新聞報道，時間性過於重要，到了事後，即算有「先見之明」，也不能引人注意。）而今重寫戰史，自不可以誤傳，重蹈覆轍。我們所致力的，就在這些方面；我們要把以往傳述記敘有誤的，分別訂正，逐一檢討，使讀者對於每一戰鬥有明確的概念。
戰後這一年，我們所得的史料，其「正確」與「豐富」，或許還在以往五六年的努力搜集之上。筆者追敘溥儀出關，曾引用外交部對國聯所作報告書；書中說及溥儀蟄居天津，土肥原親來天津，脅往大連，轉赴瀋陽，扮演傀儡。但據溥儀在東京軍事法庭口供，往天津脅迫溥儀的系坂垣，並非土肥原；而溥儀被脅，先往旅順，並非大連；才知道外交部所得情報，也是傳聞失實。諸如此類，我們根據了戰犯的口供，把張作霖被暗殺，「九·一八」事變的前因後果，以及日本製造事變的戲法都弄明白了。其他，如森正藏的《旋風二十年》，《近衛日記》，以及迫水久常的《日本投降內幕》，也暴露了戰時日本的內情以及政治、外交、軍事上的弱點；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明白當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步驟，以及戰爭末期找尋和平的窘態。而且告訴我們：日本天皇接受投降以後，東京近衛師團的少壯軍人還鬧了一場叛變的慘劇。我們儘量找尋這類正確的史料，來使我們的史篇十分完整的！
談者一向對於我軍方的報告表示懷疑；筆者這回用敵方的戰鬥報告仔細對照，卻也出入不多；關於作戰地點，時日及經過，至多相差二三日；即如南寧第二次陷落，當時未見報告，但在八年抗戰經過中明載時日，並未失漏。統帥部所發表各期作戰經過，以各期擔任戰訊的人員不同（各戰區供給戰情的詳細也不同），前後並不一致，應得分別看待。第一期中，北戰場戰訊，最為詳明正確，東戰場的失之簡略；筆者乃引用第三戰區的《抗戰紀實》來增訂。抗戰後期，戰訊發表的技術大有進步，對於作戰部隊的番號也不再隱諱不提；若干戰鬥的經過，筆者便直接引用，極少增刪。到了後來，筆者才明白輕視官方文書，也是一種僻見，不足為法。（官書簡明有條理，遠比零亂瑣碎的特寫有價值些。）
筆者在淞滬戰線隨軍二月余，其後往返於皖南、浙東、贛東一帶；二十七年夏初，往魯南戰場，其後沿隴海線西進，止於洛陽；八日間，轉至長江南岸，與武漢會戰相始終。二十八年巡行浙閩沿海，冬間歸贛東，小住撫河前線。二十九年，歷訪桂南、湘北各線；三十年，往來贛閩桂粵之間；三十一年春間，巡遊浙西，迄浙贛戰事發生，復歸贛南，其後小住贛南以迄贛州陷落，乃旅居贛東。其間，凡所親歷之戰線，身經之戰役，即以個人見聞為經，其他史料為緯；其所未經歷之戰線，則斟酌資料分別經緯，亦有暫填空白以待來日補正者。
這是一部戰史；以四十萬字的篇幅來記敘波瀾壯闊的八年戰事，繁簡輕重之間，如何安排呢？現代的戰爭，乃是總體戰，包括「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及「民眾動員」各部門的全民戰爭；因此，這部戰史，並不是一部僅僅記載戰鬥經過的軍事史。我們只留出五分之三的篇幅來敘述戰事，其他五分之二，我們要說到戰時的政治、經濟，說到中日戰事在國際上的影響，說到敵偽的政治經濟動態，也說到教育、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演變。（我們的圖片，也是如此；我們著重其「歷史性」，而不注意其人物的地位；我們看重人物在戰事行程中的生活，一個士兵在崗位上的表演，其重要性過於一個將領的閱兵；我們有著一萬餘幅圖片，就在這個標準之下淘洗出，只採用了十分之一。）我們要告訴下一代子孫以偉大的抗戰場面，儘可能避免「英雄觀念」。我們的戰史，得有別於《聖武志》、《湘軍志》一類崇功頌聖之書，我們要使之成為人民的戰史。
在我們所讀過的戰史之中，《興登堡自傳》該是第一流作品；其書明白樸素，並無繁雜晦澀的毛病，敘記戰情，不枝不蔓，不寫他自己的私人活動，也不談那些瑣碎事件。他所寫的《松山之戰》、《馬蘇爾湖之戰》，也正是寫戰役史的典型作品；他日，我們編寫抗戰軍事全史，必且以之為法。威爾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論》、《世界大戰透視》、《論第二戰場》，這些軍事論著，對於我們的啟示，非常深切；伊利奧脫少校的軍事論文，也啟發了我們的軍事觀察力；以他們的作品為模範，寫一部中國抗戰戰役史論，該是一部極有意義的書，我們此刻所要著筆的，卻不是這一類專門性的著作。對於我們的風格有著啟發作用的，卻是兩本國人所寫的史書，一系羅爾綱氏的《捻軍運動戰》，他把捻軍戰史，分三部來敘記：一部寫捻軍始末，一部寫捻軍戰法，一部寫幾個典型戰役；三部貫串為一，全書渾然一體，這倒是戰史中傑出的著作。本書許多地方，即以之為法。另一部即王維屏氏的《中國抗戰地理》，他用軍事地理觀點來敘述戰役，這是談戰事最好的法門，也可說是軍事入門書；這條路線，清初大儒，如顧亭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已經開了先河；而敵人的《戰跡之刊》，也就是同樣的風格。我們的戰史，也特別注重軍事地理，以期增加讀者對於談戰論兵的興趣，若干地圖片，也就幫助著使讀者對各戰役有明確的觀念。
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日鄰國，關係非常密切；可是我們對於日本這個親鄰的理解，實在太不夠，換言之，也可以說是在「知彼」上缺少了工夫。抗戰以來，透視敵情，洞中窾竅的蔣百里氏，他在抗戰第二年便已逝世了，他可已看到了長期抗戰必然勝利的遠景。本書若干方面，特地敘述敵情，採用自歐美人士的觀察與分析以相印證；我們的意趣，和蔣氏的議論，完全相同。蔣氏遺言：「勝也罷，敗也罷，只是不要和敵人講和。」這一部書，也可說是他這一句話的註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