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二、日本社會文化與民族性
「日本」有神國之稱，是一個不讓別人去了解的國家。他們編造自己的歷史，延伸得比任何民族都要古遠，描寫得比任何民族都更優越。他們的古代史上說，日本天皇是太陽神的後裔，開始有天地時，天皇已經居於中央。（日本史是從太陽火殘王子天照神武天皇開始的。）不管這些神話怎樣荒唐可笑，但在日本人民心理上有著最深固的根底，正足以滿足其誇大心理，助長其征服世界的侵略野心。
現在，我們撇開那些神話，且從可信的故實說起。原來構成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是大和族；他們的祖先，原住在熱帶的南洋群島，屬於馬來族的一族，後來逐漸北遷，移居於「日出之島」。「凡在日本住過的人，都可以覺得他們的性格中，有一種熱烈的南方人氣質，這可從某種習慣來加以證實，特別是語言、居住和飲食。」（薩松：《日本文化史略》）「其間當然也有一部分從『北方』，中國山東與高麗的移民，但這並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風俗，在日本是看不見的。」（蔣百里：《日本人》）這個民族北移，進入本州和九州兩島的中部和南部，大約是紀元前七八世紀的事（日本的第一個天皇，繫於紀元前六百六十年即位）。那時，日本本土早已有蝦夷人居住著，蝦夷人勇猛剽悍，是第一流的戰士，和大和族鬥爭了一千年之久，且戰且退，到後來只能局居於北海道的一角上。近五十年間，人口有減無增，現存不過一萬五六千人，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樣過著漁獵時代的生活。
經過了這段長期的抗爭生活，日本人從蝦夷人那邊傳染了一種剽悍的習氣（關於古代蝦夷人剽悍的遺蹟，仍舊保存於每年仲冬的熊斗中。在熊斗時，先令狗去驚醒穴中的巨熊，把它擾得發怒，然後由一個蝦夷人單身走進蓋滿了雪的洞窟，只帶了一把小刀，與之決鬥。日本傳說中，有一首古代天皇所作的歌，讚美蝦夷人的勇敢，說他們一個人可以抵擋一百人），承受了他們世襲的武士階級和軍人政體。如畢蕭潑博士（Dr．Bishop）所說的：「日本的種族錯綜體裡，添上一個最有價值的成分，並且獲得了使日本成為現代強國主因的戰鬥精神——構成大和魂之一面。」
這個南方來的日本民族，在海島上過了二千年的封閉生活，又受了深切的地理影響。「日本的氣候風景，真可以自豪為世界樂土，但它缺少了國民教育上的兩種本質。日本自以為是東方的英國，但它缺少了倫敦的霧，日本人要實行它的大陸政策，但它缺少了中國的黃河、長江。明媚的風景，外界環境輪廓的明淨美麗，刺激了這個情熱人種的眼光，時時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內省的能力；同時因為時時要注意，卻從繁雜的環境中找不到一個重點，短急清淺的水流，又誘導他們成了性急的、矯激的、容易入於悲觀的性格。」
日本的地震與火山，為世人所習知。地理學家說：「加增人類不安全的各種自然現象中，地震以其影響於生命之喪失及其發生之突如其來而言，確是最嚴重的。在地震以前，大氣之變動，確能立即襲擊人之神經系而直接損害智力之運用，它們所引起的恐懼，激起痛苦的想像，迷亂判斷力，而使人偏向於迷信的幻想。最奇怪的，是地震的一再震動，非但不會麻木人們的感覺，且有加強感覺的力量，於是心情常常陷於畏怯而焦慮的情形中；人們見到這些不可避免及難以了解的嚴重危險，每深印著自己能力薄弱及方法應付之竭盡的觀念，於是相等比量的想像被引起，而神力干涉之信仰亦因以很活動地增進著。」（博克爾Buekle：《英國文化史·緒論》）日本人所以憂鬱、敏感、惶惑、悲觀，近於哈姆來脫型（Hamlet）的性格，即在於此。
五世紀後半期，日本人開始和高麗、中國相接觸，經過了六、七兩世紀，瀰漫於大陸的「佛教」，也浸浸深入日本的社會。（紀元後六一六年，當時日本的文明之父聖德太子，在奈良附近，為「人類光榮長兄」的佛祖，舉行聖廟奠基典禮。）佛教之傳入日本，不僅是一種宗教的媒介，而且是一種文化的媒介；它使這個敏感的民族，獲知了藝術，引起了對文明的熱望；輸入了教育和醫藥，創造了不少民謠和詩歌；深切地影響到政治、社會和智識活動的各方面。而且佛教的人世苦的悲觀哲學，正與其憂鬱惶惑的性格相拍合，從大陸的佛教還原到印度佛教的本色。（小泉八雲說：「宇宙是一個夢幻，人生不過是無限的旅程中的一瞬間的駐足，對於人，對於地方，對於事事物物的一切的執著充滿著悲哀，只有壓伏一切的慾念，人類才能達到永遠的和平，這種教義，的確和這個民族的感情相和諧。雖然他們對於外來的信仰的深奧的哲理，未嘗用心研究過，但那無常的教義，在長期間，已深深感化入於國民性中了。」）
佛經中的「無常」觀念，我們可以從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遍看到。那位久旅日本而且歸化了日本的小泉八雲，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為著永久，而日本人則為著一時。在日本的日用品中，很少有為著耐久做出來的。草鞋穿破了，在每個旅站便可以再換上新的，衣服是把幾小幅的布帛輕輕地縫上了便可以穿，簡單地一拆便可以浣洗，在旅館中是每次新來的客可以用到新筷子，輕快的幛子框是可以當做窗子用，也可以當做牆壁用，而一年要重新糊紙兩次，蓆子是每逢秋季便要換新。普通的日本住宅是怎樣建造出來的呢？當我早上離家走過那和我的住街交成十字的下一條街的時候，我看到了一些人在那兒的一塊空地上安插竹竿。過了五點鐘回來，我便在同一的空地上看到一個兩層住宅的骨骼了。到翌日的午前，我發現那住宅的牆壁差不多要完成——用爛泥夾雜稻稈塗著。到日落的時候那屋頂便完全蓋好了。再到次日的早晨，我便看到蓆子已經鋪下，而內部的塗抹已經完工。在五天的中間，那屋子便全部造成了……無論何時何處我們所稱為堅牢的事物都完全沒有，這個無常的特徵，在日本國民的外部生活的幾乎全部的事物上都留著記號似的。」（在日本歷史所記錄的比較短期間中，日本有過六十以上的首都，而其中大部分已經全部消滅了。）
我們明白了貫徹這「無常」的悲觀性的日本情調，就可以了解幾種象徵日本的事物。日本人以「櫻花」為國花，日本流行的古格言中，有「花中櫻為王，人中兵為貴」之語。因為櫻花，當它開得燦爛喧鬧之日，便是它凋謝零落之時；武士也是如此，當他在沙場效命的時候，也正是他最光榮的結局。他們對於櫻花的讚美，也正是「死之讚美」。古代日本，曾節取中國的文字，來做字母，那五十個字母曾由空海和尚寫成一首詩，開首是「色香俱散」，結尾是「人事無常」。直譯起來，便是「色與香都要散的啊」，「我們的生命，誰能維持永久呢？」也就是「死之讚美」呢！
日本人標榜自己的「武士道精神」，也便是他們從蝦夷那邊傳染來的剽悍習性，一種好義輕生的「鯉魚精神」。（每逢兒童節，凡是有男孩子的日本人家，就要在天空中升起一條紙做的鯉魚，以象徵倔強的鯉魚精神；這孩子就具有這種「鯉升」的精神。日本人會告訴你，鯉魚是作戰最烈最久的魚，而且一旦被捉住，能坦然橫在刀下的，也唯有這鯉魚。）一個武士的兒子，自幼要被訓練得很嚴酷。在他第一次穿長褲——當時的一種大儀式——之前，他已經就儘可能地和溫柔的恩愛斷絕關係，而被教訓得抑制童心的種種自然衝動了。一切悠閒的娛樂，在教養上是被嚴禁著，又除開患病以外，並不准他有什麼舒服安適，幾乎從他會說話的時候，人們便教訓了他，使他想義務是人生的先導，自製是行為的第一條件，而苦痛和死亡在自己一生是不關重要的事情。除開這種斯巴達式的教訓以外，還有更嚴厲的一面，他們要使兒童們看慣了流血的事。一個男孩長大起來，他便不得不在那作為武士不斷為戰爭準備的體力訓練中去找他們的遊樂，如射箭騎馬，角力和擊劍等，武人階級特殊的儀禮的訓練，則更要嚴酷。人們很早就要教他知道那插在腰帶中間的小劍，並不是裝飾品，也不是玩具。人們要教他怎樣使用它，怎樣按著武人階級的規矩，於必要時，須得泰然自若地切腹自殺。一個青年武士，就這樣地長成了，勇敢、謹慎、克己、輕蔑快樂，而且準備著為愛為忠為名譽而即刻可以犧牲他的生命的。（蔣百里說：「從表面看武士道，與歐洲中古時代的騎士，無大區別。他的美德是忠實、勇敢、同情、朴儉、守禮節，只有一件，即對於女性觀念，與騎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躪。」）
「武士道」精神，見之於行事，乃有著名於世界的「切腹」。——自殺最可怕的形式是「切腹」。切腹的方法，即將一柄匕首刺入腹部的左面，向右腹勒去，於是在創痕的末端迅速向上一轉，再將匕首拔出來，從後頸直刺至喉頭。有時旁邊立著一個幫忙的朋友，執刀在手，等自殺者以匕首刺入自己的腹部，便立刻將受難者的腦袋砍下來。有許多人根本不用別人幫助，尤其當臨死向「大名」的暴虐表示抗議時。「切腹」自決成為武士制度之一部分，因此在戰陣上發生得最多；古代兵敗之將或失城之主，往往直衝敵陣，自尋死地。到了十五世紀，武士犯罪，賜切腹已成為一種通例。武士之子女，幼時即令學習自殺（男子切腹，女子割頸）。一旦奉命自裁，或有污聲譽，即可從容就死，不稍遲疑。在另外一面，他們認為有勇氣把握自己的生命的，便能把握別人的生命；所以以生命為兒戲，任何殘酷的暴行都能從武士手中做出來了——站在邊上看一看，他們都是哈姆來脫型的人物，串演著一幕最可怕的悲劇。蔣百里說：「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命運所註定的，現代的悲劇，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召的；而目前這個大悲劇，卻是兩者兼有之。」
日本社會文化和民族性，也和其他民族一樣，是多方面的，本非短短篇幅所可完全描述。但日本是我們的鄰邦，也曾經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得在「知彼」上多下一番工夫，從日本的民族性上去明白日本侵略狂與酷虐狂的根源。我們還該明白：中國與日本既非同種，亦非同文，而教育文化的出發點尤其不同。（蔣百里說：「『孔子作易，終於未濟。』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中國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們卻要自稱東方主人翁！」）諺雲「不打不成相識」，經過這次戰爭，我們對於他們該有進一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