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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子言術，慎子言勢，商君言法。《史記》謂商君「學刑名之術」，申子「學黃老而主刑名」，是法生於刑名而術本於黃老之證。莊子稱「慎到棄知去己，而緣於不得已」，是慎到亦道家之流裔。斯數子者，前乎韓非之法家也。 韓非師事荀卿，兼修老子之術，集法家之大成，而又兼采諸家之長者矣。《漢志》列韓非於法家。校以商君之書，則韓之所長，偏在於術。道家南面之術，得韓而益明。韓非法治思想，大體承繼商君而修正之，然發明法意，大暢厥辭，商君之法得之而益顯。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韓非詆仁義、毀先王，考其辭誠多悖謬，責其實則韓非之言有為而言之也。以危弱之韓而當虎狼之秦，常有不可終日之慨，故明法術以先之，而期致近功，世而後仁，誠不及俟，欲一天下於戰耕，故不得不廢仁義而賤文學。韓子之言，亦一時之權也。 荀卿之言曰：「凝聚之為難。」韓非之術，非凝聚之道也。道無常勝，取守不同術，使秦一天下之後，而非為之謀，烏知其不異於彼所云耶？信賞必罰，萬世長保之具也，百家不能廢。法家之異於餘子者，蓋在彼不在此。然其言有補於治術者多，非徒可觀，實有可取者焉。 法 《定法篇》曰：「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人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韓子自釋法義也。法之起遠矣，其有明文可稽者，在於唐虞。《呂刑》雖不具科條，而《孝經》言：「五刑之屬三千。」《呂氏春秋》言：「周威公去苛令三十九物。」故《漢志》云：「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法飭罰。』此其所長也。」是法者古人有之，末世廢弛，而法家特明之耳。法之不行，由於阿親遺遠，以喜怒為法令，而不得其平，故法家救之以一斷於法。 《有度篇》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峻法，所以凌過游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貳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人主所以為天下貴者，為其能制人而無所制於人；所以為天下服者，為其公而不黨，無所阿私。法之所貴，在乎無私。釋法而任心，難乎其不頹也。人主釋法，則群奸乘之，終則制於人也。《用人篇》曰：「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此言法之利也。國未嘗無法也，而在其能奉法否耳。「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有度》。奉法者，即棄智去心之謂。《大體篇》曰：「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是韓非之學，非惟言術取於道家，即為法之意亦本黃老，非前之法家所能及也。 韓非言法貴在能行，而不在文網之密，使民避刑就賞，以成以刑止刑之效。《用人篇》曰：「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是韓子明法，本以救任心之失，所以結上下之恩，而使上下交得也。雖常有父子夫婦皆不可信之心，其卒未嘗欲使父子夫婦之相仇也。《守道篇》曰：「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是以韓非用法，歸於虛無，虛無而後得其平也。《解老篇》曰：「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所貴乎虛無者，為其不任心耳。《用人篇》曰：「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法家之所長，在於無偏頗，而韓非又能濟之以虛無，以神其用，其他雖有蔽短，此之為是，則百世可師也。 法家所以為人詬病者，曰嚴刑峻罰、刻薄寡恩。韓子言法，務在使民避罰就賞，犯法不宥，即儒家之以仁為教，亦未嘗舍此而用苟且之政，韓子亦以厚誅薄罪為非《用人》，雖嚴何害？厚誅薄罪，商君之法也，韓非雖稱之，取其能以刑止刑之意，而不必同其厚誅薄罪也。《孟子》書「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一章，此法家詰儒者之言也。孟子亦曰：「執之而已。」其歸則「竊父而逃」。使皋陶窮究之，舜亦無可如何，故雖儒家亦未嘗不專斷於法，而獨謂法家為酷，豈知言哉？桓范之言曰：「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克，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有可取焉。」其言近之也。 韓非學老子之術，與商君之專以逆民為務者，又稍有別。道家守自然，貴因仍，以百姓之心為心者也。《功名篇》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豈非韓非守自然、順人心之明證乎？而韓非嘗雲民智之不可師用而貴變法，何也？蓋民智淺薄，安於故常，而所謂民意者，又往往為奸人所利用，故當其敝也，即天道之窮而當復者也，故變化實所以順天道。所謂民意，即趨利遠害而已，豈蠢愚之民意哉？故為之興利除患，即順民意。《南面篇》曰：「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無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無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更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是韓子之意，變與不變，在可與不可，正治而已。是道家無為而無不為之意。伊、呂、管仲皆道家先師，知道家所惡在乎不知妄作，故曰無為，而又曰無不為，韓非其知之也。《解老篇》曰：「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是韓非之所謂當變者，皆順自然，因人情，不可不變者矣。 商君言法之當變，與韓子無殊，而學理之闡發，則相去遠矣。 術 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竊其國而盜其民，春秋以來數見不鮮之事。其故皆由無法以治臣，無術以知奸，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無國而無法，然法未必信。法之不信，由上壞之也。法苟信也，而無術以知奸，則奸臣將竊其法而濟其私。聖知之法為盜賊之械，為虎傅翼，安得不擇人而食乎？韓子者，教大盜者也。大盜出則小偷止，非所以保民乎哉？故韓子之言術，所以御臣，而非所以畜民。少恩，無傷矣。 有國者，利器也，不可以示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非堯、舜，豈能視天下如敝屣？充其極也，天下無可親之人，父子夫婦之恩，皆為利誘。《備內篇》曰：「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其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其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太子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父子夫妻之恩，不可誣也。賊亂之事生於內者，史不絕書，亦奸之一門。塞其門，則亂止。 君位者，勢之所寄，與常人殊，可制人而不可制於人。恩與術，是之謂兩行。韓子謂奸有八而劫有三，欲禁八奸、絕三劫，舍術莫為功。《和氏篇》曰：「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八說篇》曰：「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顯學篇》曰：「不求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外儲說左下》曰：「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天下固有不叛之臣、不欺之士，恃其不叛不欺，而叛欺起於其間；恃吾之不可欺叛，則欺叛者止，而況不欺不叛者哉？《六反篇》曰：「夫奸，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韓非主法禁而不重教化，故云然爾。 《定法篇》曰：「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抦，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是則所謂術者，即持法之具耳。故曰「人主之所執」。其道出於道家「秉要執本，清虛自守」之術。《主道篇》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揚權篇》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以待之，彼自以之。」《解老篇》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虛也則不見，不見則不可嘗試；秉要則有度，有度以臨之，則方圓長短畢見，而無所逃矣。《八說篇》曰：「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韓非之言術，大略如是，蓋深有得於老子者矣。 孔、孟不詳君人之術，而明教化，正人倫；荀卿雖有取於道家，說見前。然周閉之義，與儒家以身率物者不相容；故非主道利周之說，韓非則兩得之也。《難三》曰：「法者，編著之於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以偶眾端，而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百姓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此殆有鑒於其師之說而發者與？法顯則下知所從，術隱則莫敢欺匿，韓非於治術獨深，老子之術待之而益明也。 韓非與儒家論政之異，重君與重臣而已。儒家以賢人格君心之非，韓非則以君率臣於法。韓非惡大臣太重，左右太貴，群臣比周，而制其主，故術尚焉。韓非謂「愚者之所易」者，不用知巧之謂耳，果愚者之所易哉？君不能制事，故必假之以事，而勢亦隨之。勢之所在，即眾之所歸，雖欲不比周，得乎？君以其言授之事，因以其事責其功，功之能當其事與否，君人深居九重，曷能知之？權臣指鹿為馬，則小臣以為牝馬，人主獨奈之何？恃吾之不可欺叛，則重在我，不在人，明君則治，暗君則亂，明君不世出，則亂世相踵矣。儒家重在臣，君能用賢則國治，然而所任未必賢也。惟懦家重教化，其本固也，雖當庸暗之主，獨可稍安。韓非專恃法術以愚民，如畜虎狼於國中，飼養乏術，必將食人，無或倖免。故曰教化與法術，皆治之具也，可偏廢哉。儒家不重法術，法家則廢教化。儒家以修身為治平根本，故詳於君人之修養；法家不知務此，而惟言法術，是不知本也。韓非動曰「無為無欲」「去好去惡」，此至善之境也，豈可以一朝企哉？人主不能正身，而欲行術，則徒枉殺忠良而已。苟以仁義立其本，以法術神其用，其於治術庶幾近之矣。 韓非所以為治者，法也；所以持法者，術也；所以行法者，勢也；勢之所寄，刑、德二柄也。《難勢篇》曰：「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二柄篇》曰：「明主之所導治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外儲說右》曰：「主賣官爵，臣賣知力。」故韓非之視人如物，隨其宰割。勢位刑賞，百家弗能易也。然而專恃勢位刑賞以為治，可以為治乎哉？賞有所不能勸，罰有所不止，賞有所不及，而法有所遺，則窮於術也。凡此皆由本之不固，而希取近功，故秦法雖存，而秦之亂亡固非刑賞之所能息也。 周末諸子各思以其學易天下，鼓舞者甚，而偽托者多，故韓非痛絕之。《忠孝篇》曰：「今夫尚賢任智無常，逆道也。」此絕其人也。又曰：「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此絕其術也。韓非言治，頗有得於老子「居其實，不居其華」之意，故曰「正治而已」，曰「寄治亂於法術」，蓋當群言淆亂之際，陰用其言，則有補於治；顯用其言，則人臣得恃以要主，而偽托者至也。其精神頗有可取，惟其敝短，琴瑟專一，絀百家而一之於法，害又甚矣。使不以名號相召，而惟實事求是，耳目口鼻兼用而不使兼攝，主操其券，臣獻其功，不猶愈於此耶？故韓非之術多一時兼併之權，而未皇久遠之策也。 耕 戰 耕戰，有國者之所貴，然而非一於耕戰而息眾技也。自商君以之強秦，遂為法家唯一之政策，韓非之言，因於商君者也。 《五蠹篇》曰：「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利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以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顯學篇》曰：「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無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其意期於一民於耕戰而已，故外此皆為無用。 《五蠹篇》曰：「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而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愈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此蓋不明於其師「農工於農，而不可以為農師」之理耳。文學之士，可少而不可絕也。仁義修行，國之寶也，復何害於耕戰。以仁義修行之士耕，則勤力而奉上；以仁義修行之士戰，則殺身以衛國。彼夫以仁義修行之名而坐收顯榮者，豈仁義修行之士哉？辨而去之可也，以偽而絕真不可也。 《定法篇》曰：「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是一於耕戰之弊，韓非未嘗不知，特以危弱之韓，而欲致近功，乃出於斯道。故以為韓非之言，多有可取，方之於藥，則救急之良藥，而非可常服之藥也。後儒尊之絀之，多嫌失實，鮮足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