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遼茲回憶錄 · 第二十章
貝多芬在音樂學院的出現；法國藝術大師們對他的敵視；勒絮爾對《c 小調交響曲》的印象；勒絮爾執拗地堅持他的反對意見。
藝術家生活中的隆隆雷聲有時會滾滾而至，如同狂風驟雨中的雷聲一樣快速迅捷：那載滿電荷的大塊雲團拋射出閃閃電光，噴吐著暴風雨的氣息。
我剛剛從莎士比亞與韋伯的作品中瞧見他們冰山之一角；很快，在地平線的另一端，我又看到了偉大的貝多芬冉冉升起。我所感受到的心靈的震撼似乎只有莎士比亞曾經帶給我的震撼堪與相比。他為我打開了音樂的另一個天地，就好像詩人為我揭去了另一個詩歌世界的神秘面紗。
音樂學院的演出協會剛剛成立，由哈貝內克領導，他積極熱情地投身到其中。儘管這位藝術家對他所鍾愛的藝術大師的作品疏忽大意，甚而會犯嚴重的錯誤；但應該承認，他的善良動機和他嫻熟的指揮技藝使貝多芬的作品在巴黎得到了普及並獲得了成功；此一功勞除歸功於哈貝內克之外非他人莫屬——只有這樣說對他才是公平的。為了能夠建立起這個今天在整個文明世界中享有盛譽的美麗的機構，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因為在那時候作品之所以能夠風靡一時，全是因為其中充斥著各種生僻而古怪的演奏技巧與難點；為了能夠達到好的演奏效果，為數眾多的音樂家們必須要面對未來歲月中大量的排練以及各種使人疲憊不堪但卻是極少有利可圖的工作；或許他們本來就對作品的演奏持有一種冷漠的態度，便因此而對它更充滿敵意。所以，哈貝內克必須要以自己的熱情來重燃他們的希望之火。
此外，他還必須要與法國及義大利作曲家的無聲的反抗、含沙射影的謾罵與諷刺、以及遲疑不決做鬥爭。這對他來說並非是微不足道的痛苦。這些人極端仇視為一個德國人建立高高的殿堂，因為他們認為貝多芬的樂曲對他們及他們自己的流派來說是令人恐怖的洪水猛獸。因而，我曾聽到他們對別人說出多少可憎的蠢話，來詆毀這個閃耀著智慧與靈感之光的音樂奇蹟！
我的老師勒絮爾是一個誠實而正直的人，他從不抱有任何對他人的怨恨與嫉妒，並鍾愛他的藝術；但他卻更忠誠於我所妄稱為偏執與瘋狂的音樂教條。所以，他對貝多芬的作品在不經意之中做出了頗具特色的評論。雖然他幾乎閉門家中，潛心於自己的藝術研究，但音樂學院舉辦的頭幾場音樂會，以及貝多芬的交響曲在巴黎音樂界所引出的紛紛議論還是很快傳到了他的耳中。他對此非常震驚；更何況，他與他的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們一樣，將這種器樂音樂看作是一種低級音樂：儘管它構成了高尚的藝術的一部分，但其本身的價值卻是平庸無奇。此外，他認為海頓與莫扎特早已構成了器樂音樂的泰山和北斗，又有何人能夠超過他們的成就呢？
以貝爾東（Berton）為例，他在看待任何德國現代派音樂時都是懷著憐憫之情。而包阿德約（Boieldieu）呢，他對於他必須思考的德國現代流派並非知之甚多，但是，如果某些和聲組合哪怕是有一點點遠離他傾其一生所鑽研的那三種和弦方式的話，他都要表現出一種幼稚的驚訝。再以凱魯比尼為例，他雖怒火強壓心頭，卻不敢對貝多芬橫加指責——雖然後者的成功使他氣憤難平，並動搖了他最為彌足珍貴的理論大廈的根基。而帕埃爾（Paer）呢，他卻頗具義大利人的狡黠，竟至胡言亂語，他說他知道一些關於貝多芬的軼事；這些事情多少會對這位偉人產生不利影響，但想必是頗令敘說者歡欣的。卡特爾（Catel）對於貝多芬的音樂也自是不滿，聲言他只是關注於自家花園中的玫瑰。最後是克魯采爾，他同貝爾東一樣，對來自萊茵河彼岸的一切都採取一種無禮的蔑視態度。但勒絮爾呢，儘管他看到多數藝術家——尤其是在我身上——洋溢著對貝多芬的瘋狂的崇拜，卻仍然保持著緘默，裝聾作啞，並巧妙地避開去參加音樂學院的音樂會，如果他去的話，就必須要發表對貝多芬的意見，從而也就會成為貝多芬所製造的狂熱的見證人了。但這正是他所不願做的事情，雖然他並不承認這一點。然而，我確實對他作了不少工作，和他談了去聽的必要性：他必須了解並發表個人對這一事實的見解，因為這一事件意義重大，就如同在我們的藝術中降臨了一種新的風格及一種新的壯麗的形式那樣。於是有一天，他終於同意我領他到音樂學院去聽那天上演的貝多芬的《c 小調交響曲》（命運）。他希望能夠認真地聆聽，不被任何事情所打攪，便讓我走開；然後，他獨自一人走到一層包廂的最深處。那裡都是一些陌生人。當交響曲一結束，我便從我待的上層跑了下來，想要知道勒絮爾對這闋特殊作品的感受以及想法。
我在走廊中遇到了他。他滿臉漲紅，正大步走著。
「喂，親愛的老師？」我對他說。
「噗！我要出去，我需要空氣。真是聞所未聞，太奇妙了！它讓我心緒不寧，我受到太多的感動和震撼，當我走出包廂想要戴上帽子時，我甚至覺得我連我的腦袋都找不到了！請讓我一個人安靜一下，再見！」
我勝利了。第二天，我急急忙忙去看他。對話首先就是從那部使我們深受感動的傑作展開的。勒絮爾在很長時間內都是讓我一個人口若懸河，大發感慨欽佩之詞。他表示同意，但神色頗為拘謹。不過，確實應該看到，昨天作為我的對話者的那個人已經消失不見了，而且這談話的主題對他來說也已是很困難了。可是，我仍在繼續，希望能夠再次「虎口拔牙」，讓他再次承認在聆聽貝多芬的交響曲時的深深感動之情。我一直在講，直至他晃動著腦袋，帶著一絲怪怪的笑容對我說：「不管怎麼說，音樂都絕對不應該像那部交響曲那樣被創作出來。」對此我回答道：「別擔心，親愛的老師，這樣的音樂不會多見！」
人類的本性是多麼可憐！老師他又是多麼可憐！在這句在許多類似場合被許多人所引述過的話語當中，包含了多少固執己見、抱憾和醋意，以及對無知的畏懼和對自己無能的默認。因為「音樂絕對不應該像那部交響曲那樣被創作」；當人們被迫去感受那種音樂的力量並承認它的美麗時，這句話就等於是宣布：他們自己之所以避免寫出如此的樂曲，僅僅是因為當他們想寫出此種樂曲時，他們根本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海頓對貝多芬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執拗地將他稱作「偉大的鋼琴家」。
格雷特里對莫扎特也寫過諸如此類的愚蠢的名言。「莫扎特，」他說，「將雕像擺在了樂池當中，卻把雕像的底座搬上了舞台。」
亨德爾也曾經胡說，與格魯克相比，「格魯克的廚子更像是一名音樂家」。
羅西尼則說，一談到韋伯的音樂時，「他就會感到這音樂帶給他的腹痛」。
不過，亨德爾和羅西尼對格魯克和韋伯的疏遠與冷淡是不應該歸入同一動機的。我想，原因也許是這兩個大腹便便之人無法理解那兩個高尚之人吧。然而，斯龐蒂尼在任何一個強烈反對他的法國流派當中以及在大部分的義大利音樂家當中之所以激起對他長時間的痛恨，原因大概就是我剛剛談論過的那種人類複雜的情感吧；一種可悲與可笑的情感。拉封丹在其寓言《狐狸與葡萄》中對此作了辛辣的諷刺：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
勒絮爾頑固地反對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與他自己的親身體驗，這只能使我最終認識到，他所努力讓我銘記於心的那些理論都是虛無縹緲的。於是，在突然之間，我離開了那開闢已久的平坦之途，穿過森林，走過田野，翻山越嶺，踏上了一條坎坷的不歸之路。然而，我只能盡力隱藏這種轉變；勒絮爾只是在許久之後，在聽到我的最新作品上演之後，才覺察到了我的不忠：我本來一直是避免向他展示那部作品的（指《幻想交響曲》）。
當我必須要談論我與哈貝內克這位技術嫻熟但並不完善且頗為任性的樂隊指揮的關係之時，我將再次談到演出協會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