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智者> · 編者後記
該文本再現了宣布以《智者》為題目、每周4小時的1924/1925年冬季學期的馬堡講座。講座始於1924年11月3日周一，並且首先每周4次課、每次1個小時（周一、周二、周四、周五）有規律地舉行，直至11月28日周五，總計16次課。然後，在12月停了最初的6次課，僅僅在聖誕休假之前——那時在12月15日業已開始——於12月11日周四、12日周五舉行了2次課。在手稿中出現了附註：「12月11日周四。已取消了6次課，在學期中補上」。根據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中的一份通告，課程取消是因一系列演講造成的注612。在聖誕休假之後，講座在1925年1月8日周四重新進行，每周5次課、每次1個小時（周三加了進來），有規律地一直繼續到2月27日，——僅僅在2月份第1周有個例外，在那周取消了周五的課，因而僅僅舉行了4次課。因此，講座包含了聖誕休假後的36次課，總共54次課。
在聖誕休假前的那些課中，在一個預備思考之後，海德格爾在他將之稱作「導論」的一個部分中，致力於闡釋亞里士多德，尤其是闡釋《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以及《形上學》第一卷第1-2章，對於它們，他調閱了《亞里士多德著作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其他一些段落，尤其來自《形上學》、《論題篇》、《物理學》、《解釋篇》以及《範疇篇》中的一些段落。在聖誕休假之後的那些課中，在一個「過渡」之後，他才在第二部分、即真正的主要部分致力於闡釋柏拉圖，並且不是如原初他所計劃的那樣「闡釋兩篇晚期對話」注613，即闡釋《智者》和《斐勒柏》，而是僅僅闡釋了《智者》，以及在一個附記中闡釋了《斐德羅》，為之他復又調閱了柏拉圖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尤其是來自《泰阿泰德》和「書信七」中的一些段落。
為了編制該文本，我使用了以下手稿：
I. 海德格爾手稿原件的馬爾巴赫（Marbach）複印件。複印件由兩份合在一起的卷帙構成，其中第一個封皮上帶有標題：「柏拉圖：《智者》（導論）」，第二個則帶有標題：「柏拉圖：《智者》（闡釋）」。海德格爾在其手稿中沒有逐句地起草講座文本，而主要僅僅通過提示性的筆記和粗略的提綱進行預先草擬，並在口頭演講中才形成講座文本。兩份卷帙一共包含271張DIN A4注614規格的紙，部分寫得緊湊，部分寫得鬆散，以及大量插入的便條。海德格爾以非常小的德語字體沿著頁面的長邊進行書寫，並在右邊留下空白，在那兒他記入了對講座文本的補充以及進一步的說明。第一份卷帙包含直到「過渡」的講座筆記，因而首先是亞里士多德部分；第二份卷帙始於對《智者》的真正闡釋，並且包含講座中那致力於柏拉圖的主要部分。
第一份卷帙由100張紙構成，它們部分被海德格爾以阿拉伯數字、部分以羅馬數字，部分以其他標記零散地加以編號；部分標明為增補，部分——如尤其是那些便條，但也有整頁——則沒有；並且該份卷帙呈現出一種首先讓人感到混亂的多樣性。仔細察看，第一份卷帙構成如下：
1.帶有1—3連續編號的3張紙，關於「悼念保羅·納托爾普」注615；
2.部分帶有1—29零散編號、部分標明為增補的51張紙，以及一些便條，這些便條乃是關於「預備思考」，對《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第2—7章（第一部分），《形上學》第一卷第1章和第2章的闡釋，以及關於在亞里士多德那兒數學的附記（依照《物理學》第二卷第2章和第五卷第1—5章）的筆記注616；
3.沒有標記的5張紙（馬爾巴赫手稿複印件第55—59頁），它們是關於闡釋《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第7章（第二部分）-第9章的筆記注617；
4.帶有I-X零散編號的11張紙（手稿複印件第60—71頁），它們是關於《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第10—13章和《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十卷第6—7章的闡釋注618；
5.18頁（手稿複印件第72-89頁），部分標明為「E.W.」（= 導論、重演），部分零散地帶有W1-W4的編號，以及大多沒有加以標記的補充和一些關於「過渡」的便條注619；
6.11頁（手稿複印件第90-100頁）和重新用XI和XII加以標記的2張紙（手稿複印件第90和第92頁），以及大多沒有加以標記的紙張、補充和許多便條；這些便條是：a）關於在亞里士多德那兒的λόγος［邏各斯］之真地是（ἀλήϑεια［真］）（依照《解釋篇》第4章、《論靈魂》第二卷第8章、《形上學》第六卷第2章和第4章），在講座中它們先於「過渡」、同《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十卷第7章相連接而被闡述注620，但也同「過渡」中的那些段落相一致；b）關於真（ἀλήϑεια［真］）之地點的問題，依照《形上學》第六卷第4章和《形上學》第九卷第10章，以及對維爾訥·耶格爾的一些論題的批評，但這些論題並未在講座中加以引出注621。
第二份手稿卷帙由170頁構成，它們分為如下：
1.25頁，帶有So1-So16零散編號的紙張，以及大多加以標記了的補充和便條，它們是關於柏拉圖-部分的筆記，包含到智者之定義5注622；
2.14頁（手稿複印件第26-29頁），帶有α-η零散編號的紙張，以及部分加以了標記的補充和便條，它們是關於《斐德羅》附記的筆記注623；
3.94頁（手稿複印件第42-135頁），帶有So16-So69零散編號的紙張，以及部分加以了標記的補充，它們是關於《智者》之闡釋的筆記，直至講座結束注624；
4.35頁（手稿複印件第136-170頁），帶有一些零散的、帶有「So」編號的紙張，它們是關於《智者》之闡釋的筆記，以及大量沒有加以標記的補充和便條，它們主要是柏拉圖-部分的筆記，但也包含亞里士多德-部分和講座的整體問題的筆記。
II. 我使用了由哈特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對海德格爾筆跡加以辨認而用打字機列印出來的轉寫稿。
III. 我手頭擁有的下面這些講座筆記：
1.由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製成的497頁海倫妮·魏斯（Helene Weiß）筆記的完整的由打字機列印出來的副本，該筆記記錄了整個講座。
2.西蒙·莫澤爾速記筆記（Simon Moser）的447頁完整的由打字機列印出來的副本，該筆記在聖誕休假後才開始，因而複述了從「過渡」起的講座，即複述了柏拉圖-部分。海德格爾本人審閱了該副本，將之作為工作文件加以使用，配有頁邊注，並加以授權。
3.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6冊完整的筆記，該筆記記錄了整個講座，並且僅僅在第28次課（1925年1月21日）顯示出一份不出自於漢斯·約納斯的筆記；以及最後弗里茨·沙爾克（Fritz Schalk）5冊完整的筆記，該筆記從第9次課（1924年11月17日）開始記錄，除了這點例外之外，同樣包含了整個講座。這兩份筆記在講座進程中越來越一致，並且到最後互相逐字相同。
依照海德格爾所提出的關於他的諸講座的出版準則，編輯者的任務是：根據海德格爾的手稿和各份筆記，製成一份統一的、完整的講座文本。為此我把海德格爾的手稿同由哈特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加以辨認而用打字機列印出來的副本逐字地進行了對比，並修正了辨認中的缺陷。在一些辨讀極其困難的地方，則查閱原始手稿。此外，我對比了海德格爾的手稿和聽講者的筆記。於此顯現出：在進行講座時，海德格爾儘可能地依循了他的筆記，他對筆記進行了闡發，並且常常詳盡地引出他所草擬的思想。但偶爾他也超出筆記，在明顯即興的演講中添加一些完整的段落。這些段落——對於它們的記錄僅僅出現在聽講者的筆記中——是：
1.根據《形上學》第五卷第26章、《論題篇》第六卷第4章和《物理學》第一卷第1章，對καϑόλου［普遍］和καϑ' ἕκαστον［特殊］以及在亞里士多德那兒哲學的道路的附註注625。
2.根據《範疇篇》第6章，於ποσόν［具有量的東西］（συνεχές［連續的東西］和διωρισμένον［不連續的東西］）之範圍內，對在亞里士多德那兒的基本區別的闡釋注626。
3.根據《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第13章，1144a1-6，對σοφία［智慧］之於φρόνησις［明智］的優先性的闡釋注627。
4.在「過渡」中，根據《形上學》第四卷第1章和第2章，對在亞里士多德那兒的πρώτη φιλοσοφία［第一哲學］的闡釋注628。
在制訂講座文本時，根據海德格爾所提出的準則，我讓自己特別地以下面這一理念為指導，那就是把手稿同各種筆記如此相互交融地結合起來，以至於如馬堡講座《現象學的基本問題》（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的出版——海德格爾參與並認可了該書的出版注629——後記所說，「無論是手稿中所記述的思想，還是在授課時所構想出來的思想，都不會丟失。」注630既然對於講座的第一部分來說，手頭沒有海德格爾所授權的西蒙·莫澤爾的速記筆記，故在制訂講座文本的這部分時，海德格爾的手稿在原則上是權威性的。手稿同各種筆記如此相互交融地結合起來，從而在手稿中思想根本不清楚的地方，優先權被賦予給諸筆記——只要一個更加清楚的表達在諸筆記中一致地出現了。就講座文本的相對完整來說，以及就希臘引文來說，海倫妮·魏斯的筆記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工作基礎；而在思想上的各種困難方面，漢斯·約納斯和弗里茨·沙爾克筆記那簡明扼要、準確的表達則提供了出色的幫助。既然對於講座的第二部分來說，手頭上有海德格爾所授權的西蒙·莫澤爾的速記筆記，故此後在制訂講座文本時，該筆記就是權威性的，但也還是這樣：所有其他的材料（手稿和各種筆記）同樣得到重視，在思想上不清楚的地方，優先權總是被賦予給海德格爾的手稿——如果它優越於各種筆記中的那些表達的話。海德格爾那些被記入西蒙·莫澤爾筆記的打字機列印出來的文本中的頁邊注——它們顯然來自其思想道路的不同階段，我加以了辨認，並再現為腳註。一旦涉及前面所提到、被海德格爾所即興闡發的那些講座段落，根據海德格爾所提出的準則，這些講座段落則基於對各種聽講者筆記的仔細、對比性的核對而被制訂，——總的來看這是可能的。那些過渡課——海德格爾在下一次課的開始總是大多即興、但偶爾也基於少數關鍵詞進行闡發，根據海德格爾所提出的準則，則被插入到依順序而來的講座文本中。同樣依照根據海德格爾所提出的準則，那些基於表達風格而來的獨特的補助詞則被刪去，但講座風格則始終加以了保持。
海德格爾在手稿中所記下的以及他所闡發的講座文本，大部分都表現出在希臘引文和德語解說之間的一種混合。海德格爾引用柏拉圖的希臘文本，根據的是由約翰·伯內特（I.Burnet）所編訂的牛津版柏拉圖著作集的第一版注631，而亞里士多德的希臘文本則根據在萊比錫的托伊布訥（Teubner）注632出版社所出版的、由不同編者所編訂的版本注633。在由我所制訂的講座文本中，柏拉圖的文本同樣根據約翰·伯內特的本子加以引用，而亞里士多德的文本則根據海德格爾所提到的使用版本加以引用。只要海德格爾出於哲學的或教學的目的而隨意改動了希臘原文引用，那麼，海德格爾的引用方式被加以保持，並在前面加上相應的提示「參見」。原文引用中的那些較長的省略，則通過省略符號［……］加以標明。根據講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聽講者筆記之間的不同情況，第一部分中的希臘引文，對於它們海德格爾的口頭引用方式的確不可能加以重構，故要麼取自海德格爾的手稿，要麼如大多數情形那樣取自海倫妮·魏斯的筆記——那些希臘引文顯然是後來以非常完整的句子插入其中的。在第二部分中，西蒙·莫澤爾速記筆記中所記述的海德格爾的口頭引用方式，出於對講座風格的維持而加以了保留。由於對於第一部分來說，不清楚海德格爾在口頭演講中已經翻譯了哪些引文，故我要麼補充了那偶爾出現在海德格爾手稿中的翻譯，要麼——只要在手稿中以及在聽講者的各種筆記中，都既無翻譯也無闡釋性的釋義——在困難的希臘引文那兒，在尊重海德格爾術語表達的情況下，補充我自己提供的翻譯，但前提是不會擾亂講座文本的流暢。在第二部分中則會放棄這樣一些翻譯，因為海德格爾的所有翻譯，釋義，以及釋義性的闡釋幾乎都出現在西蒙·莫澤爾的速記筆記中，並且能夠從中提取出來。在海德格爾的翻譯那兒，在字面翻譯和解說性的釋義之間的界限經常是不固定的。僅僅那些字面翻譯以及接近翻譯的釋義，被放在了引號中。
我所制訂的講座文本的語言風格，在講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不可避免地有所變化，因為只有第二部分的速記筆記能夠近乎再現海德格爾口頭演講那恣意捭闔的表達。
我所制訂的連續的講座文本，在海德格爾那兒並無關於它的目錄；我根據海德格爾所提出的準則，在考慮到那些偶爾出現在海德格爾手稿中或一致出現在聽講者的各種筆記中的海德格爾關於劃分的提示，我配上了一個詳細的目錄，並且在文本本身之範圍內按照意義進行了段落劃分。目錄如此被構想出來，從而它在其各個要點上連續且完整地再現出講座的思想進程，並且由此能夠代替海德格爾所不想要的內容索引。關於講座之劃分的各種表達，如此廣泛地出現在手稿或各個筆記中，從而我採用了這些表達，並且每次都在腳註中將之標明為來自海德格爾本人的標題。在講座文本中的所有強調符號，也都是由我根據意義加上的，因為依照海德格爾所提出的準則，手稿中的強調符號都僅僅明確地是為了口頭演講，對於講座的出版文本來說不是必須的。無疑海德格爾手稿中的強調符號，以及出現在各個聽講者筆記中的強調符號，對於我來說成為了一個根據。但希臘文本中的強調符號，由於排版的技術原因而無法加以再現。在那些收入附錄里的海德格爾手稿的筆記中，重點符號就來自海德格爾手稿本身。
由於對於第一部分來說，因缺乏一個速記筆記使得海德格爾的手稿在原則上是權威性的，故我——根據下面這一指導思想，「無論是手稿中所記述的思想，還是在授課時所構想出來的思想，都［不能夠讓］之丟失」——把海德格爾手稿中的所有筆記都加進講座文本中，——只要對於我來說能夠把根據講座而來的某一意義同它們相結合，而它們又絕對不會擾亂講座文本的流暢。那些含有某一本質性的思想或關於某些特定段落的解說、但又可能對連續性造成傷害的筆記，被作為補充而移交到附錄中。在這方面首先僅僅涉及為數不多的幾個補充注634。然而，儘可能地把所有筆記都加進講座文本中這一原則，我卻不能將之堅持到第一部分的末尾注635。由於在12月取消了6次講座，海德格爾顯然不能在聖誕休假前把講座如他——根據其筆記——所計劃的那樣加以結束。講座在聖誕休假前相當突然地中斷了注636。但如前面所說，在海德格爾的手稿中出現了另外11頁，大部分由帶有關鍵詞的提綱和便條構成，它們顯然對於一個進一步的、連續的講座進程來說構成了最初的基礎。這些東西同對λόγος［邏各斯］之真地是（ἀλήϑεια［真］）的限定相聯繫，圍繞著根據《形上學》第六卷第4章和第九卷第10章而來的真地是（ἀλήϑεια［真］）之地點這一問題，並且暗示了同維爾訥·耶格爾的論題的一個批判性爭辯。對於我來說，不可能擬好這些筆記並將之納入講座文本中。它們作為對第一部分末尾的補充而被移入到附錄中注637。關於「過渡」的一系列筆記對於我來說也同樣如此，它們部分地同第一部分的末尾相重合。在海德格爾也將之標明為「W.E.」（= 「重演、導論」）的「過渡」中，海德格爾重新拾起了被打斷的思想進程注638，只不過是這樣：他將它嵌入到對前面亞里士多德-部分及其同柏拉圖-部分的關係的引導性的整個展望的闡述中。在這件事上，海德格爾在口頭演講中顯然改變和刪減了他所計劃的「導論」中的思路。關於ἀληϑές［真的東西］的段落被取消了注639。在這兒，在手稿中也出現了關乎λόγος［邏各斯］-ἀλήϑεια［真］-ὄν［是］之間的關係的一些帶有關鍵詞的筆記，但在這兒我也不可能擬好這些筆記並將之納入講座文本中。它們同樣作為補充被移入附錄中注640。在這兒粗略草擬給《智者》-講座的整個問題，顯然被海德格爾在1925/1926冬季學期於馬堡舉行的題為「邏輯學。真之問題（Logik.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的講座中再次拾起，並被特別地專題化注641。
對於講座的柏拉圖-部分的文本的制訂來說，由於海德格爾筆記的連續性，以及由於西蒙·莫澤爾那速記的、被授權的筆記，沒有出現這種困難。在這兒，我——這次原初依據授權了的筆記——也把手稿同各種聽講者筆記這樣彼此地相結合，以便「沒有任何思想丟失」。僅僅那些包含補充性的解說，或難以結合的以及可能已經擾亂了文本流暢的筆記，才作為補充被納入到附錄中。在此也包含了一系列關於此是之詮釋學——它形成了海德格爾在《智者》講座中闡釋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視域——的筆記注642，——無疑是這樣：不是獨斷地將該視域作為闡釋的基礎，而是恰恰在同希臘文本中的核心難題的一種爭辯中，在創造性的相互影響中贏得該視域。
《智者》-講座，把真（ἀλήϑεια［真］）和是（ὄν［是］）之間的關係作為它的全部主題。正如其餘迄今已經出版的馬堡講座一樣，它是下面這點的一個見證：海德格爾在同哲學傳統的爭辯中，已經贏得了他在《是與時》（Sein und Zeit）中所提出的是之意義問題，即是的可通達性或疏朗之問題。講座的「引導部分」——它致力於闡釋亞里士多德，尤其是闡釋《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以及《形上學》第一卷第1-2章——為自己設定了下面這一任務，那就是把ἀληϑεύειν［去蔽］作為柏拉圖的是之研究的基礎而加以贏取。「過渡」則具有下面這一任務，那就是：從該基礎出發，確定哲學研究的專題領域，即作為ἀληϑές［真東西］的ὄν［是者］或作為ψεῦδος［假東西］的μὴ ὄν［不是者］。主要部分——它包含對《智者》以及《斐德羅》的闡釋——的任務則是：具體地實施柏拉圖的是之研究。在此進行引導的基本思想是，那根據ἀληϑεύειν［去蔽］或ψεύδεσϑαι［出錯］而加以瞄準的μὴ ὄν［不是者］，僅僅基於相對於巴門尼德的、新的關於ὄν［是者］——它從前已經在作為δύναμις κοινωνίας［結合之可能性］的λόγος［邏各斯］中加以澄清——的思想，才有其是上的可能性。關於是——它在作為δύναμις κοινωνίας［結合之可能性］的先天的語言性中開啟自身——的思想，不僅先行指向了《是與時》中的世界分析，而且也先行指向了晚期海德格爾的λόγος［邏各斯］分析和世界分析。
海德格爾本人委託我出版《智者》，緣於1975年9月30日在布萊斯高的弗賴堡的一次拜訪。他把他手寫的原始手稿的馬爾巴赫複印件，以及西蒙·莫澤爾關於講座第二部分的速記筆記的打字機列印件交給我作為基本材料。在來年3月，我收到了由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所製成的海倫妮·魏斯講座筆記的打字機列印出來的副本。在我辨認了海德格爾手稿的最初50頁並將之作為工作的開始之後，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非常友好地檢查了我所進行的辨認，並連同剩下的271頁一起承擔了對整個手稿的辨認。在1978年夏天，弗里茨·沙爾克教授（科隆大學）提請我注意：他所製成的一份講座筆記在克勞斯·賴希（Klaus Reich）教授（馬堡大學）手中，並讓我從他那兒取得它。值1978年11月在馬堡的一次拜訪之際，克勞斯·賴希教授非常友好地把被他批判性地審閱過的筆記當面交給了我。在熟悉了講座的這些材料之後，我才能夠在1982年夏季學期放假期間於洛桑（瑞士）開始擬定要加以出版的確定的講座文本。在1984年夏天，赫爾曼·海德格爾（Hermann Heidegger）博士在「羅特布克儲藏室（Rötebuckspeicher）」注643發現了漢斯·約納斯教授（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講座筆記，他在1984年9月將之交給了我。我後來將該筆記整合進那時已經完成了的亞里士多德-部分，並且它對於柏拉圖-部分的擬定來說形成了一個有價值的幫助。
我手寫的講座文本的擬定稿的列印副本，由洛桑（瑞士）大學哲學系在我身邊工作的「助教們（assistants diplmés）」製成，他們是：亞歷山大·席爾德（Alexandre Schild）先生、米雷耶·羅瑟勒特-卡普特（Mireille Rosselet-Capt）女士和安德烈·讓莫諾（André Jeanmonod）先生。通過他們，對我的手稿及其副本的校對，在共同閱讀中進行。米雷耶·羅瑟勒特-卡普特女士，一位希臘文學學士獲得者，特別承擔了希臘引文的檢查。維維安·厄夫羅里（Vivien Oeuvray）先生，一位哲學系助教，為希臘引文加上了各種重音符號，計算機打字機無法正確地再現它們。吉多·阿爾貝特尼（Guido Albertelli）先生，當時正好在我身邊做助教，他完成了列印稿並補足了書目資料。最後，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和哲學博士候選人馬可·米哈爾斯基（Mark Michalski）先生（布萊斯高的弗賴堡大學），非常仔細地審閱了列印稿，檢查了海德格爾本人使用書籍中的希臘引文，並根據在布萊斯高的弗賴堡可供使用的版本加上了最後的書目資料。對於他們為列印稿所付出的種種努力，我向他們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謝。我還要感謝奧芬巴赫（Offenbach）的克里斯托夫·馮·沃爾措根（Christoph Frhr.von Wolzogen）男爵博士，因為他確認了對一個有問題的省略語的解決，並補充了「悼念保羅·納托爾普」中的書目資料。
我尤其要感謝的是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他給出了海倫妮·魏斯筆記的列印副本，並辨認了海德格爾手寫的原始手稿；此外，要感謝弗里德里希-威廉·馮·赫爾曼教授，他友好地給出了各種建議；最後，還要感謝赫爾曼·海德格爾博士，感謝他容忍我花了如此漫長的時間來出版《智者》。
洛桑（瑞士），1990年8月 英格博格·許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