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的自由 · 吾行吾素

論幽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麥烈蒂斯《喜劇論》 上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啟，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倘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著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捭闔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為，如楊朱之徒，或是敝屣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為利及孜孜為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為儒家有「尊王」之說，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悠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詠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鱉之語，也就夠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偽托，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為人，總感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真正comic spirit（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的，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謂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郁剔」（wit）。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詼諧百出，逾東家牆而摟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郁剔，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論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為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責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的《歸去來辭》與屈原之《卜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 陶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卻罵干祿之人為豢養之牛待宰之彘。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為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為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為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為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即誣為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為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寧以王弼何晏之罪，近於桀紂，認為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為亡晉之兆。清談尚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即作文章抒悲憤，尚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牽為偽，不許人揭穿。直到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媲堯舜。暴斂官僚，販毒武夫，聞其演說，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卻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益之論私，中郎之論痴，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為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卻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璵姑，也有不少啟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為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篇 因為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常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為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為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為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小說為稗官小說，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碑銘墓誌奏表之外，卻不能將幽默屏棄於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慾與想像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謔言笑？所差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書，卻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事為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虛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系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卻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系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這種見解，正像蕭伯納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系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關於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伯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勞特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劇論中的一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耿耿的鑑察一切……他有聖賢的頭額，嘴唇從容不緊不松的半開著，兩個唇邊，藏著林神的諧謔。那像弓形的稱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已屬於莞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鬧。常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著擇肥而噬，而心裡卻不著急。人類之將來，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何地他看見人類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痴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仿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出溫柔的謔意，斜覷他們，跟著是一陣如明珠落玉盤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The comic spirit）。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謔，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的，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因為謾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於明理，基於道理之滲透。麥烈蒂斯說得好，能見到這俳調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樂。謾罵者，其情急，其辭烈，惟恐旁觀者之不與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著熱烈的謾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因為你所笑的是對方的愚魯，只消指出其愚魯便罷。明理的人，總會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謾罵。 麥烈蒂斯還有很好的關於幽默嘲諷的分辨。 「假使你能夠在你所愛的人身上見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減少你對他們的愛，就算是有俳調的鑑察力；假使你能夠想像愛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這項的矯正，這更顯明你有這種鑑察力。」 「假使你看到這種可笑，而覺得有點冷酷，有傷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諷（Satire）的圈套中。」 「但是設使你不拿起嘲諷的棍子，打得他翻滾叫喊出來，卻只是話中帶刺的一半褒揚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傷毀他，你便是用揶揄（Irony）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滾，敲他一下，淌一點眼淚於他身上，而承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對他毫不客氣的攻擊，而於暴露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Humour）之精神。」 麥烈蒂斯所論幽默之本質已經很透闢了。我尚有補充幾句，就是關於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為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然後可成為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淨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郁剔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啟悟，胸懷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沖淡的，郁剔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爛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 （《論語》第33期，1934年1月16日） 下篇 幽默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連鄙俗的笑話在內（西文所謂幽默刊物，大都是偏於粗鄙笑話的，若《笨拙》《生活》，格調並不怎樣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oo之類，簡直有許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狹義上，幽默是與郁剔、譏諷、揶揄區別的。這三四種風調，都含有笑的成分。不過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種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緩，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語解願，有的是基於整個人生觀，有思想的寄託。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各種風調之中，幽默最富於情感，但是幽默與其他風調同使人一笑，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 說幽默者每追源於亞里斯多德，以後伯拉圖、康德之說皆與亞氏大體相符。這說就是周谷城先生（《論語》廿五期《論幽默》）所謂「預期的逆應」，就是在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系得一快感，而發為笑，康德謂「笑是緊張的預期忽化歸烏有時之情感」。無論郁剔及狹義的幽默，都是這樣的。弗勞特在「郁剔與潛意識之關係」一書引一例甚好： 某窮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這位朋友遇見窮人在飯店吃一盤很貴的奶漿沙羅門魚。朋友就上前責備他說：「你剛來跟我借錢，就跑來吃奶漿沙羅門魚。這是你借錢的意思嗎？」窮人回答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沒錢時不能吃奶漿沙羅門魚，有錢時又不許吃奶漿沙羅門魚。請問你，我何時才可以吃奶漿沙羅門魚？」 那富友的發問是緊張之際，我們同那窮人同情，以為他必受窘了，到了聽窮人的答語，這緊張的局面遂變為輕鬆了。這是笑在神經作用上之解說。同時另有一說，也是與此說相符的，就是說，我們發笑時，總是看見旁人受窘或遇見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來，使我們覺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卻立穩，於是笑了，看人栖栖皇皇熱中名利，而自己卻清閒超逸，於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級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紅，而不會發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壓倒而禍將及身，也只有驚惶，不會發笑。所以笑之發源，是看見生活上之某種失態而於己身無損，神經上得一種快感。常人每好讀罵人的文章，就是這樣道理。或是自述過去受窘的經過，旁人未有不發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謂老羞成怒之變態。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為在聽者各以為未必是指他個人，或者果指他一階級，他也未必就是這階級中應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論語》罵京官，京官讀了仍舊可以發笑，或者罵大學教授，「溫故」講義而四處「支薪」，大學教授也可以受之無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兩方爭辯，愈涉及個人，如汪精衛與吳稚暉之對罵，愈不幽默，而易滲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於幽默本色。 在這由緊張達到和緩的轉變，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應」）的成分。其陡轉的工夫，或由於字義之雙關（此系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雙關得機警自然，實在佳妙的），有的是出於無賴態度（如上舉窮人一例），有的是由於笑話中人的冥頑，有的是由於參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種陡轉，出於慧心，如公孫大娘舞劍，如天外飛來峰，沒有一定的套板。善詼諧者，自出機智。如（Lloyd George）一次在演講，有女權運動家起立說，「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給你服毒。」演講者對口應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這種地方，只在人隨機應變。無鹽見齊宣王願備後宮，實在有點無賴，也是一種幽默。然無賴，或胡鬧，易討人厭。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說合禮的假話，因循不以為怪，至一人闡發真理，將老實話說出，遂使全堂譁笑。這在弗勞特解釋起來，是由於吾人神經每受壓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將此壓迫取消，如馬脫羈，自然心靈輕鬆美快，而發為笑聲。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褻，就是因為猥褻之談有此放鬆抑制之作用。在相當環境，此種猥褻之談是好的，宜於精神健康。據我經驗，大學教授老成學者聚首談心，未有不談及性的經驗的，所謂猥褻非禮，純是社會上之風俗問題，在某處可談，在某處不可談。英國中等階級社交上言辭之束縛，每比貴族階級更甚。大概上等社會及下等社會都很自由的，只有讀書的中等階級最受限制。又法國所許的，在英國或者不許，英國所許的，中國人或者不許。時代也不同，英國十七世紀就有許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亞時代也是如此，但現代人之心靈不定比莎士比亞時人清潔，性之運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國，如淳于髡答齊威王謂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問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飲一石，淳于髡謂在皇上侍側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雜坐，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樂甚，可飲一石」。這段雖然不能算為猥褻，但可表示所謂取消神經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於猥褻之理。張敞為妻畫眉，上詰之，答曰夫婦之間，豈但畫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發笑，常在撇開禁忌，說兩句合情合理之話而已。 這種說近情話的滑稽，有數例為證。德國名人Keyserling編著《婚姻書》邀請各國名家撰論，並請蕭伯納作一文關於婚姻的意見。蕭伯納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能老實說他關於婚姻的意見的。」一語破的，比書中長篇大論精彩深長，Keyserling即將該句列入序文中。相傳有人問道家長生之術，道士謂節慾無為，餐風宿露，戒絕珍餚，不近女人，可享千壽。其人曰，如此則千壽復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話。西洋有一相類故事，謂某塾師好飲，飲必醉，因此沒有生徒，潦倒困頓。有人好意規勸他說：「你的學問很好，只要你肯戒飲，一定可以收到許多生徒。你想對不對？」那塾師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書者，就是為要飲酒。不飲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舉的例，可以闡明發笑之性質與來源，是都屬於機智的答辯，是歸於郁剔滑稽一門的。在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雖然他使人發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並非此種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強作，亦非能強作得來。現代西洋幽默小品極多，幾乎每種普通雜誌，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這種小品文，文字極清淡的，正如閒談一樣，有的專用土白俚語作評，求其淡入人心，如wiIl Rogers一派，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長議論，談人生，如G.K.Chesterton或者是專宣傳主義如蕭伯納。太半筆調皆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為主。其所以別於中國之遊戲文字，就是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或且在正經處，比通常論文更正經，因其較少束縛，喜怒哀樂皆出之真情。總之西洋幽默文大體上就是小品文別出的一格。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因為幽默只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觀，在寫慣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種格調，無論何種題目，有相當的心境，都可以落筆成趣了。這也是一句極平常的話，猶如說學詩，最要是登臨山水，體會人情，培養性靈，而不是僅學押平仄，講蜂腰鶴膝等末技的問題。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那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著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其結果必有天下相率而為偽的生活與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內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熱誠，半世麻木，喜怒無常，多愁善病，神經過敏，歇斯的利，誇大狂，憂鬱狂等心理變態。《論語》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偽的通電宣言，為功就不小了。 （《論語》第35期，1934年2月16日） 論中西畫 文章無波瀾，如女人無曲線。 天下生物都是曲的，死物都是直的。自然界好曲，如煙霞，如雲錦，如透牆花枝，如大川回瀾；人造物好直，如馬路，如洋樓，如火車鐵軌，如工廠房屋。物用惟求其直，美術則在善用其曲。中國美術建築之優點，在懂得仿效自然界的曲線，如園林湖石，如通幽曲徑，如畫檐，如板橋，皆能盡曲折之妙，以近自然為止境。 中國藝術的衝動，發源於山水；西洋藝術的衝動，發源於女人。 西人知人體曲線之美，而不知自然曲線之美。中國人知自然曲線之美，而不知人體曲線之美。 中國人畫春景，是畫一隻鷓鴣。西人畫春景，是畫一裸體女人被一個半羊半人之神追著。 西人想到「勝利」「自由」「和平」「公理」就想到一裸體女人的影子。為什麼勝利、自由、和平、公理之神一定是女人，而不會是男人？中國人永遠不懂。 中國人喜歡畫一塊奇石，掛在壁上，終日欣賞其所代表之山川自然的曲線。西人亦永遠不懂。西人問中國人，你們畫山，為什麼專畫皺紋，如畫老婆的臉一樣？ 中國人在女人身上看出柳腰、蓮瓣、秋波、娥眉。西人在四時野景中看出一個沐浴的女人。 為什麼學畫必畫女人，畫女人必須叫女人脫褲，我始終不懂。 裸體畫皆淫畫，其賞美之根據系性慾。西洋藝術家坦然承認之，中國之西洋畫師卻不敢承認，名之曰「審美」，曰「鑑賞標準美」。 現在社會系男子的社會，故好畫裸體女人。女子的社會必好畫裸體男子，亦必美其名曰「鑑賞標準美」。 雄狗會畫，亦必認雌狗的大腿為標準美的極峰。雌狗畫雄狗亦然。 西人女裝所以表揚身體美，中國人女裝所以表揚楊柳美。 女人西裝表揚身體美者之美，同時亦暴露身體丑者之丑，使年老胖婦無所逃乎天地之間。 西人將花樹剪裁，成三角圓錐子等形。或將花草植成字母，排成陣伍。這是中國人向來不會做出來的傻事，但今日愚園路寓公竟亦有效之者。 摩登式家具（電燈裝飾等）及摩登洋灰房屋，主用直線，是代表工業時代之精神。上海大光明影戲院看來似欲效工廠之建築。 上海大洋樓，皆忘記蓋一屋頂。 西洋人好造燈塔，中國人亦有俗人仿造燈塔為西湖博覽會紀念碑。常看之眼會生疔瘡。 今日習西學的美術家建築師皆俗人。 凡爾賽故宮為世界最難看之宮苑，因一切樹木皆作對仗排陣伍故也。中山陵之樹木，亦已皆作對仗排陣伍。 上海有幾萬個中國富翁，卻只有一二座中國式的園宅。此上海所以為中國最醜陋最銅臭最俗不可耐之城。 中國美術系Apollonian Art與西歐美術系Dionysian Art之別，前者主幽靜、婉約、清和、閒適，後者主剛毅、深邃、情感、淫放。中國美術，技術系主觀的（如文人畫，醉筆），目標卻在神化，以人得天為止境；西洋美術，技術系客觀的（如照相式之肖像），目標卻系自我，以人制天為止境。 西洋近代畫最受東方畫影響，注意筆致、氣韻，然除少數人，如Cezanne外，尚未學得用筆。 仿畫希臘羅馬石膏像，在西方進步的美術學校此調久已不彈，然在吾國美術學校正在盛行。 德國學校有購買有正書局翻印古畫為學生圖畫藍本者。中國學校則不然。 中國人之西洋畫，如中國人用豬油做的西洋點心，一樣令人無法消受。 附 跋徐訏《中西藝術論》 徐君所言，自是一種看法、一種說法。然予誠不敢苟同。以中國藝術為分析的，西洋藝術為整合的，予以為不然。若一枝梅花，一句佳詩，小巧玲瓏，意在疏朗，以一部攫住全部精英，使人神會，無所用於全部之描寫也。況風水之學正系發源於全片景物的藝術鑑賞，或為五虎朝天，或為蒼龍吸水，皆顧到全部之鑑賞處。若書法之重間架行列，畫法之重經營位置，皆超乎骨法用筆應物類形局部問題。藝術之事，要在有中若無，無中若有，虛中見實，實中見虛，何所取乎全部之描寫？故所謂分析的。恐只是注重瀟灑空靈之意耳。至於所謂「中國藝術重要在於從自然中取來屬於自己，把自己的能力與欲望放進去」，正是中國藝術強處。如予所謂中國美術，技術系主觀的（如文人畫，醉筆），目標卻在神化，以人得天為止境；西洋美術，技術系客觀的（如照相式的肖像），目標卻系自我，以人制天為止境。藝術而不表現吾人之欲望，不以吾之欲望神化之，有何意味？良辰美景自是良辰景，若不加三字「奈何天」，則缺乏詩意。蓋人不加以唏噓惋嘆則辰不良而景不美也。世上豈有辰自良而景自美乎？ 談言論自由 一 論人與獸之不同 今天所演講的是言論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論。諸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凡一人聲明要言論自由暢所欲言時，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將他心裡的感想或是對親友鄰舍的意見和盤托出，必為社會所不容。社會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論的虛飾、扯謊。我們所求的不過是有隨時虛飾及說老實話的自由而已。 語言向來是人的專長，鳥獸所知道的只有飢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號呼而已。如馬鳴、牛嘶、虎嘯都不出於這本能需要的範圍。所以老虎吃人，只會狂吼。不會說：「我吃你，是因為你危害民國。」這是人與獸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對現代小學課本「鵝姊姊說，狗弟弟說」這種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書，專門替鳥獸造錯，謗毀獸類與人類一樣的奸詐。假定鳥獸能讀這種故事，他們也不會懂得。比方狐狸看見樹上葡萄吃不著，只有走開，決不會無聊地罵酸葡萄。惟有人類才有這樣的聰明。因為鳥獸沒有語言，所以也沒有名，遂也沒有正名哲學。因此，假定狐狸要強迫農民種鴉片，也必不會正勒種鴉片捐之名為「懶捐」。 如果會，這狐狸便不老實了。 二 論喊痛的自由 我們須知，人類雖有其語言，卻比禽獸不自由的多。蕭伯納過滬時說，唯一有價值的自由，是受壓迫者喊痛之自然，及改造壓迫環境之自由。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並非說話的自由。人類所說的話真不少，卻很少能喊痛。因為人的語言已經過於纖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接了當表示我們本能的需要。這也是人與獸的一點不同。譬如貓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國的百姓卻不然。他痛時只會回家咒罵，而且怕人家聽見。 有人以為做人只須說話，毋須喊痛，鄙意不然。又有人以為民生比民權重要，現在中國內地的百姓已經活不了，還談到什麼民權？其實不然，活不了時也得喊一聲，才有鳥獸的身分，否則只有死之一路。這種喊痛的自由才是與我們的生活有關係的，比什麼哲學理論都好。從前于右任先生等黨國先進創辦的《民吁》《民呼報》，意思就是為民喊痛。不過民吁民呼，總是悲痛不雅之音，不會悅耳，所以做官的人所願聽的不是民吁民呼，而是民贊民頌。 三 言論系討厭的東西 中國向有名言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謂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論是討厭的東西，豈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罵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稱讚頌揚人的，人人喜歡，奉為象。政府所喜歡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順民，並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偵探在坐，必認為林某人討厭，而認守口如瓶之諸位是比我好的國民。不過天生人有口，就是要發言論。若大家守口如瓶，結果必變成一個悶葫蘆。 我們須知，言論自由是舶來思想，非真正國產。因為言論自由與守口如瓶莫談國事的實訓是不兩立的。在中國的經書中及傳說中，個人找不到言論自由說。惟有一條，稍微准許言論自由。這就是一句我國格言，叫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不過這與言論自由說稍微不同。因為罵不痛時，你可儘管笑罵，罵得痛時，「好官」會把你槍斃。 四 民之自由與官之自由 因為，言論是討厭的東西。所以自己要說話而防別人說話，是人的天性。結果在德謨克拉西未實現的國，誰的巴掌大，誰便有言論自由，可把別人封嘴。所以中國說話自由的，只有官，因為中國的官巴掌比民的巴掌大。如「敬告中國民眾」，提倡孔孟班禪，做國歌，發通電都是官說話的自由。我們願意聽也得聽，不願意聽也得聽。然而我們現在提倡的，是在法律範圍之內，官民都有同等的自由，這就討厭了。我們須明白，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自由。百姓言論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封閉報館，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與官的自由成正面的衝突。民權保障同盟提倡民權必為官僚所討厭，而且民權保障愈認真，討厭之程度愈大，這是大家必須徹底了悟的。諸位須徹底覺悟，愛自由是人類的通性，官民一律。假定我是官，我也必愛任意殺頭的自由。從前吾鄉張毅師長頭痛或不樂時，就開一條子，由監獄中隨便提出一二犯人槍斃，醫他的頭痛，這是多麼痛快的事。現在張毅已死了，所以我報告此事，十分安全。 五 論魏忠賢所以勝利 話雖如此，百姓未免太苦了。所以我們必求民權保障。中國自來也有梗直敢言的書生，如東漢之清議及明末的東林黨人。但是因為沒有法律保障，所以不久便失敗。東林黨人雖然聯名疏劾魏忠賢，魏忠賢只須在皇帝面前一哭，便可把東林黨人罷免處置。中國的精神文明也只到此田地而已。忠直之士到底死於宦官之手，東漢如此，明末也如此，明末就有人比東林黨人如宋朝宋江等一百〇八淮南盜賊。黨人倒後，便有宦官黨崔呈秀等起而代之，時人稱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兒」。然而，黨人終於滅亡，而虎、彪、狗，孝子順孫終於勝利了。因為中國向來沒有人權的保障。 我們須知筆端舌端雖然一樣可以殺人（口誅筆伐），總沒有槍端厲害。在筆端與槍端交鋒之時，定然是槍端勝利，而筆端受宰割。所謂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就是叫筆端舌端可以不受槍端的干涉，也就是文人與武人之爭。論理文人應該聯合戰線，要求筆鋒舌鋒自由的保障。然而事實上文人政客未必擁護言論自由，因為文人已經投降武人的麾下，自己站在槍桿後面，對照的是槍頭，並不是槍口，所以也不覺得爭言論自由重要了。這是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 六 論商女所以必唱《後庭花》的理由 中國今日的最大弱點，誰也知道是國民漠視國事，如一盤散沙。須知這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並非國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權保障，法律不能衛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衛。中國青年誰沒有一腔熱血，注意政治時局。但是到了廿五，三十年紀，人人學乖了，就少發議論，少發感慨。四十者比三十者更乖。所以如此者，是從經驗得來，並非其固有的本性。假定今日有人權保障，國民必另有一番氣象。以歷史為證，東漢太學生也都關心國事，尚氣節，遇事直言，到了黨錮的摧殘，而直言之士殺戮幾百剿家滅族以後，風氣便大不同。由是而有魏晉清談之風，讀書人談不得國事，只好走入樂天主義，以放肆狂悖相效率。有的佯狂，有的飲酒，如阮籍飲酒二斗，吐血三升，天下稱賢。所謂賢，就是聰明，因為能在不許談國事之時談私事，縱慾以求人生之快。這是人權被剝奪時，社會必有的反應，古今同然。今日跳舞場生意之旺盛，就是人民被壓迫，相戒莫談國事，走入樂天主義的合理的現象。商女雖然也知亡國恨，但是既然不許開抗日會，總也有時感覺須唱唱後庭花解悶的需要。…… （《論語》第13期，1933年3月16日） 會心的微笑 看見本月九日侍桁先生在《自由談》發表的《談幽默》一文，有很好的幽默的界說。 這個名詞的意義雖難於解釋，但凡是真實理解這兩個字的人，一看見它們，便會極自然地在嘴角上浮現出一種會心的微笑來，所以你若聽見一個人的談話或是看見一個人作的文章，其中有能使你自然地發出會心的微笑的地方，你便可斷定那談話中或文章中，是含有幽默的成分；或者，呼那談話，是幽默的談話，呼那文章，是幽默的文章，也未為不可。在西歐的文藝的分野上，幽默的作家和幽默的作品，已經顯然成為一大流派了。 「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覺得這「會心的微笑」的解釋，是很確當，而且易解。侍桁君又謂「新文藝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為極端的滑稽，便是變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樣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樣使人在笑後而覺著辛辣。它是極適中的使人在理智上以後在情感上感到會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種東西」。這是就最高級的幽默而言。我們覺得幽默之種類繁多，微笑為上乘，傻笑也不錯，含有思想的幽默如蕭伯納，固然有益學者，無所為的幽默如馬克·頹恩，也是幽默的正宗。大概世事看得排脫的人，觀覽萬象，總覺得人生太滑稽，不覺失聲而笑。幽默不過這麼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覺失聲中，其笑是無可勉強的，也不管他是尖利，是洪亮，有無裨益於世道人心，聽他便罷。因為這尖利，或寬洪，或渾樸，或機敏，是出於個人性靈，更加無可勉強的。 （《論語》第7期，1932年12月16日） 秋天的況味 秋天的黃昏，一人獨坐在沙法上抽菸，看菸頭白灰之下露出紅光，微微透露出暖氣，心頭的情緒便跟著那藍煙繚繞而上，一樣的輕鬆，一樣的自由。不轉眼繚煙變成縷縷的細絲，慢慢不見了，而那霎時，心上的情緒也跟著消沉於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講那時的情緒，而只講那時的情緒的況味。待要再劃一根洋火，再點起那已點過三四次的雪茄，卻因白灰已積得太多，點不著，乃輕輕的一彈，菸灰靜悄悄的落在銅壚上，其靜寂如同我此時用毛筆寫在中紙上一樣，一點的聲息也沒有。於是再點起來，一口一口的吞雲吐霧，香氣撲鼻，宛如偎紅倚翠溫香在抱情調。於是想到煙，想到這煙一股溫煦的熱氣，想到室中繚繞暗淡的煙霞，想到秋天的意味。這時才憶起，向來詩文上秋的含義，並不是這樣的，使人聯想的是肅殺，是淒涼，是秋扇，是紅葉，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確有另一意味，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枯槁凋零。我所愛的是秋林古氣磅礴。有人以老氣橫秋罵人，可見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時中，我於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說。秋是代表成熟，對於春天之明媚嬌艷，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為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蘢之慨，不單以蔥翠爭榮了。這是我所謂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凜烈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慕的。那時的溫和，如我煙上的紅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溫香罷了。或如文人已排脫下筆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煉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這就是莊子所謂「正得秋而萬寶成」結實的意義。在人生上最享樂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為佳。煙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遠勝於香菸，因其氣味較和。倘是燒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枝，看那紅光炙發，有無窮的意味。鴉片吾不知，然看見人在煙燈上燒，聽那微微嗶剝的聲音，也覺得有一種詩意。大概凡是古老、純熟、熏黃、熟煉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樣的愉快。如一隻燻黑的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鍋中徐吟的聲調，是使我感到同觀人燒大煙一樣的興趣。或如一本用過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或是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或如看見街上一塊燻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或是看見書法大家蒼勁雄深的筆跡，都令人有相同的快樂。人生世上如歲月之有四時，必須要經過這純熟時期，如女人發育健全遭遇安順的，亦必有一時徐娘半老的風韻，為二八佳人所絕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鄧肯的佳句：「世人只會吟詠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麗，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褊狹，使她們錯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若鄧肯者，可謂識趣之人。 論躺在床上 《宇宙風》是為成年讀者編的；若為小學生閱看，這種題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體康健」兩語足以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沒有什麼議論可發了。事實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歲，躺床三十五，也就不得不談，而且甚有可談，不得以「早起早睡」四字了之，一若在床上經過時間，不足一談也。我們總是喜歡矇騙小孩，以「晝寢」為罪惡。實際上與我談過的醫生、銀行家、校長多半認為每日下午晝寢半小時，甚為有裨衛生，且睡起作事精神飽滿，較不晝寢者工作成績加倍。但若以此話向青年言之，仍認為不合，是故中國部長、院長、校長人人實行晝寢，而人人戴上不晝寢之假面具，即使密友閒談可以承認，而著之文章斷斷不許。於是文章與人生永遠隔開，而失其改造人生使思想與人生調和之效用了。 躺在床上於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據我私見，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學發明莫非得之於臥床上被窩中，驚動世界劃分時代的哲學思想也莫非於三更半夜，身臥床上，手執一根香菸時，由哲學家之頭腦胚胎出來。由是觀之，躺在床上之藝術尚矣哉。 所謂躺在床上者何？不外兩種意義，一為身體上的，一為精神上的。由身體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們摒棄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思省的一種姿勢。若要思省得好，這姿勢不可不講求的。孔子就是很懂得「人生的藝術」的人，就是人生的藝術家——必有寢衣長一身又半，以防腳冷，此皆後世儒家所不屑談的了，雖然在孔子，這已成為「必有」的條件。所以如此，也不過求其舒服而已。孔子的姿勢是好的，對的，因為他是側身而臥。所謂「寢不屍」，是不要強使本來曲折的脊樑拉成直線，以致筋肉長持緊張的態度，這是合乎近代科學的發明的。在我想，人生真正享福之事無多，而蹺起足彎臥在床上居其一。全身躺直就無味了。手臂的位置，也須講究。少讀孔子所稱「曲肱而枕」之樂，覺得難解，現在才知曲肱之趣。假如墊以大軟枕頭，我認為最好的姿勢是彎著一腿或兩腿，一手或兩手放在頭後，墊以枕頭，使身體與床鋪成三十角度之勢。在這種姿勢之下，詩人自然得了佳句，科學家自然發明新理，而哲學家也自然可以想出驚天動地的思想了。 世人平常都是無事忙，一天不知所忙何事，晨起夜睡，糊塗過去，少作曾子所謂三省，及君子慎思的工作。所謂臥床的藝術，不是單指身體上的休息而言。自然，躺在床上，身體得著休息，日間規勸你的哥哥姐姐，電話上無禮的陌生人，好意來探訪你及一切使你身疲力乏的人，現在都也鑽在被窩中，而你得自由解放了。但這些以外，還有精神上的意義。假定躺得好，這床上的時間，就是你深自檢點，思前慮後繼往開來的寶貴時間。許多商業中人，每以事業繁忙自豪，案上三架電話機撥個不停，才叫做成功。殊不知他們若肯每天晚點起來，多躺一個鐘頭，反可以想到遠者大者，牟利可以加倍。就使躺到八點九點起來，有何妨？在未起床之前，他的頭腦是清楚的，他臥在被窩中，床旁一盒香菸，頸上無狗領，腰上無皮帶，足上無皮鞋，足趾仍然自由開放，他可以盤算一下，追思前日作事之成績及錯誤，及揀定今日工作之要點，去其繁瑣，取其精要——這樣才徐徐起來漱口，十點上辦公室，胸有成竹，比起那些無事忙先生，危危岌岌九點或八點三刻就到公事房呼喝下輩，監督職員，豈不高一籌嗎？商家常罵文人「幻想幻想」，其實眼光遠大的商人，才需要幻想。要學習幻想，就得床上多躺一會兒。 至於文人、發明家、思想家，躺在床上之重要更不必提了。文人清晨靜臥床上一小時得來奇思妙想，比之早晚硬著屁股，坐冷板凳，推敲字句，苦索枯腸，其功奚啻數十倍？當他在床上心血來潮，靜臥思摩玩味人生之一切時，他的幻想力既極強健，而他所觀察的人世，也似脫去一層皮毛，現出真相。如中國畫家所言，於物之形似之外，探其義理，再加以作家胸中之意，自然畫出的山水人物，異乎日間所見的自然而更神似自然了。 所以如此者，是因為當我們躺在床上之時，一切肌肉在休息狀態，血脈呼吸也歸平穩了，五官神經也靜止了，由了這身體上的靜寂，使心靈更能聚精會神，不為外物所擾，所以無論是思想，是官覺，都比日間格外靈敏。即以耳官而論，也是此時最聰敏的。凡好的音樂，都應取躺臥的姿勢，閉著眼去細細領略。李笠翁早已在論「柳」一篇說過，聞鳥宜於清晨靜臥之時。假如我們能利用清晨，細聽天中的音樂，福分真不小啊！ 上海近郊的鳥聲，很少聽見人談起，也許就很少人去領略。今天早晨，我五點半就醒，躺在床上聽見最可喜的空中音樂。起初是聽見各工廠的汽笛而醒，笛聲高低大小長短不一。（在此應補一句「我馬上想到廠工之苦及資本主義之壓迫」為得體時文應有之義。）過一會兒，是遠處傳來愚園路上的馬蹄聲，大約是外國騎兵早操經過。在晨光熹微的靜寂中，聽馬蹄滴篤，比聽什麼音樂合奏還有味道。再過一會，便有三五聲的鳥唱。可惜我對於鳥聲向來不曾研究，不辨其為何鳥，但仍不失聞鳥之樂。今年春天，我最享樂的，就是聽見一種鳥聲，與我幼時在南方山中所聽相似，土名為Kachui，大概就是鳩鳥。它的唱調有四音——do，mi，re-ti，頭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長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轉入一簡短的低階的ti（第四音）——第四音簡短停頓的最妙。這樣連環四音續唱，就成一極美的音調，又是宿在高樹上，在空中傳一絕響，尤為動人。最妙聲，是近地一鳩鳥叫三五聲，百步外樹梢就傳來另一鳩鳥的應聲，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為一切詩歌的原始。這樣唱和了一會，那邊不和了，這邊心裡就著急，調就變了。拍節加快，而將尾音省去，只成do，mi，re三音，到了最後無聊，才歸靜止，過一會再來。 這鳩鳥的清唱，在各種鳥聲中最美而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此外倒有不少，如鵲鳥，如黃鸝，如啄木，聲皆近於剝啄粗野，獨鄰家鴿子的嗚嗚特別溫柔，代表閨房之樂，屬於《周南》一派。雀聲來得較遲，就是因為醒得較遲，其理由不外如笠翁所指出。別的鳥最怕人，我們這最可惡的人類一醒，不是槍彈，就是扔石，一天不得清靜，所以連唱都不能從容了之，盡其能事了。故日聞吟唱，其唱不佳。為此只好早點起來清唱。唯有雀，即不怕人，也就無妨從容多眠一會兒。 自然鳥聲以外，還有別種聲音。五點半就有鄰家西崽叩後門聲，大概是一夜眠花宿柳回來。隔弄有清道夫竹帚掃弄沙沙的聲音。忽然間，兩聲「工——當」飛雁的聲音由空中傳過。六時二十五分，遠地有滬杭甬火車到西站的機器隆隆的聲音，加上一兩聲的鳴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聲響了。這時各家由夢鄉相繼回來，夜的靜寂慢慢消逝，日間外頭各種人類動作的混合聲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來。樓下傭人也起來了。有開窗聲，鉤鉤聲，一聲咳嗽聲，輕微腳步聲，端放杯盤聲。忽然間，隔房小孩叫「媽媽！」這是我清晨所聽的音樂。 （《宇宙風》第9期，1936年1月16日） 吃粑有感 今日是陰曆十二月廿三，向來俗例為「送灶君」之節期。大概這個俗節，全國皆守，獨於閩南另有特別風俗，未知江浙及北方有沒有。閩南人於這送灶君上天之日，必吃粑，蓋含有深長的用意。因為俗傳，灶君知人家裡事，所謂不可外揚的家醜，他都知道了。在十二月廿三日灶君上天，照例須在玉皇上帝面前報告家中男婦老幼各人的善惡。這卻於世人有許多不便了。於是吾閩南人想出一法，於祭灶君之時，請他吃粑，粑是用糯米做的，又白又軟又粘嘴。祭者之用意是對灶君實行新聞檢查，使灶君吃下去，口舌都糊住了，於是到了玉皇面前，雖欲開口而不得。這實在是吾閩南人的特別聰明。由此我們可以得以下幾種結論： （一）做中國人的灶君，也太難了，言論自由常有被剝奪之危險。中國古時鑄金人，尚要三緘其口，何況是灶君，又何況是《生活》周刊主張與批評之編輯？所以當今《生活》周刊等被人請吃粑，也不必大驚小怪。 （二）中國人喜歡封他人之口，此癖由來已久。自己不發言論時，個個人可變為新聞檢查員。再進一步，便是只許我封你的口，不許你封我的口。 （三）中國人相信封口之效力真大，灶君吃一口粑，便可以叫玉皇懵懂起來，翁姑虐殺媳婦者，將來逝世，玉皇還要派一隊金童玉女，用一陣笙簫管弦，迎他上天。再進一步，便是既有粑，即使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虐殺一個媳婦也無妨。 （四）事實上，玉皇上帝若有一點聰明，看見閩南灶君回來，個個粑封口，必感覺閩南人個個是壞蛋。 （五）在中國好說話者，無論是神是人，都要遭人忌惡，因此「莫談國事」乃為中國茶樓之國粹。 （六）豬嘴吐不出象牙之說不儘是。凡言人善惡者皆豬牙，只有隱惡揚善者，雖是豬，亦可奉為象。由是而得—— （七）嘴之作用，所以揚人之善。正作用是吃飯，副作用是頌「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文章，或是念念《大人賦》《羽獵賦》，唱唱劇文。 （八）中國人相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封他嘴」是一句箴言。 （九）封嘴之方法真簡單，且便宜。中國人相信粑真正可以餬口，一切都無須科學化。 （十）中國人以為請一人吃過粑，就使不能密封其嘴，到底可使其人舌頭膠泥，發音不明。大概玉皇上帝也是中國人，所以聽見灶君說話馬馬虎虎，也就馬馬虎虎了事，不甚追究。於是在這馬馬虎虎主義之下，中國民族得有四千年的光榮歷史。 （《論語》第10期，1933年2月1日） 涵養 中國舊有教育，標舉涵養二字，注重德性之薰陶，與現代所謂教育，趨重學分不同。有學分，未必有學問，有學問，未必有涵養。中國認學問與涵養為一事，此為中國傳統教育之一大特點，與德國教育法重鴻博精研，法國教育重藝術陶養不同，而與英國教育之注重性格亦異。英國之所謂性格，原文為Character，不但中文不可譯，法德文皆不可譯，因此字含義，特指堅毅、恆心、鎮靜、蘊藉、臨危不懼、見義勇為、服從紀律、謹守禮俗等成份，而堅毅、恆心、服從紀律等尤由戶外運動得來。故英人之視運動如生命，如宗教。此言英國民性者所不可不知。英人有此注重德性之「教育」，所以無論寄身南北，遠涉重洋，只消七八人，或二三十人，在非洲，在澳洲，在印度，在埃及之一小城，便能成一種自治團體，而統馭他族。大英帝國之造成，實基於此。中國教育雖也以陶養德性為前提，然其所認為目標之涵養，卻大不相同了，大概英國式的陶養，性格越養越剛，中國式的陶養，越養越柔，到了優柔寡斷地步，已經德高望重了。雖然儒家學說，並非如此，然在歷史上，卻是如此的結果。因為「涵養」兩字，含義注重忍辱負重，和平達觀，不露鋒芒，喜怒不形於色，不輕易得罪人，不吃眼前虧，聰明的計算等，所以中國沒受教育的人如危崖，如峭壁，如蒼松，如古柏，如餓狼，如鷹隼，如雄馬，如箭豬，如荊棘，如銼刀，如李逵，如武松，如潑婦，如一切不應對付的東西。過於涵養的人如麵條，如湯圓，如肥豬，如家禽，如馴羊，如蝸牛，如西湖風景，如雨花台石，如繡珠，如風輪，如柳絮，如棉花，如陽萎，如懸疣，如譚延闓，如黎元洪，如好好先生，如一切圓滑的東西。 （《論語》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國文講話 國文是中國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國人言之，不必說中國二字，大家已可了解。這樣講，國文二字所以與他國蟹行文字別，與國醫、國罵、國食義重在國字同。所以怎樣才像中國人的文章，便就是國文，反是便不是國文。比如馮玉祥從前通電，罵吳稚暉為「蒼髯老賊，皓首匹夫」，我們便覺得這不是國文，因為太不像中國人的說話，不合中國通電體裁。張學良下野通電，「有生之日即報國之年」，我們讀來，很像中國人的話，便是得體國文。 嘗謂中文之所謂「通」，便是西文之所謂idiomatic，通非通，乃合語言習慣問題，而非文法問題。凡合中國語法，或語言習慣者皆謂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雖無主語，然既合語言習慣，便可謂之通。又如魏國公太師秦檜割地通和時，作一篇赦河南州軍文，末述大金功德，兀突認為國文不通，檜乃令程克俊為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於是兀突認為這是很通的國文，因為曰仁曰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國語言習慣。 一國文字，為一國文化精英所寄託，所以各能表現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因為特別關係，讀書成為特種階級的專利，所以文章益趨巧妙，而所謂文章之含義，尤為特別，大概有黼黻文章之意，有條理，有文彩的，才稱為文。故文章二字，惟中國有之，西文Belles Lettres去文章之義尚遠。比如「不抵抗」，便有白話，「長期抵抗」，便有文彩，是文章；「不攘外」，便有白話，「先安內」便有文彩，是文章。這種國文，都是蟹行文字所無。至於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師出有名」，或弔民，或伐罪，當出師表做好時，如能文從字順，辭達義安，文人便大家爭相傳誦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惟一些不知文章義法的平民而已。 茲舉國文作法須知三點： （一）曲達 孟子言「辭達而已」，自為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僅可為賢聖上智言之。因為達固妙，然吾輩既非賢聖，所欲達之言，也許平平而已，故必須加以文彩。於是荀子進一步，主張「曲得所謂」。《非相篇》說：「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是非非明，是是非非明，便無曲得所謂之妙，所以終身為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納」的文章的。 （二）吞吐 野蠻人打仗，擒一個，吃一個，向無所謂欲擒故縱，於是永遠享不到七擒孟獲的榮耀。在打仗之擒縱術，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術。上引馮玉祥含血噴人鋒芒太露的話，論者以為欠涵養。馮氏至此吃其虧，乃不知吞吐所致。盡言招過，古有明訓。故善行文者必不盡言，留個半截，為將來見面餘地。故行文須多用「然而」「則亦」「假如」「亦可」等字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將來享用無窮，是為君子。 （三）輕鬆 行文忌急，忌露，忌衝口而出。上端已經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養性，讀萬卷書，胸懷豁達，是謂之涵養。言者心聲而已，所以要做中國人文章，必先有中國人心地。故行文首須養生，飼鵝種菊，觀雲賞月，心地輕鬆，然後自我觀之，世事如浮雲，收回東北固好，奉送四省亦無妨。至此境地，然後輕舒皓腕，聊搦管城，於拇指與中指之間，不疾不遲，不重不輕，靠毛筆與白紙之接觸，靜悄悄的一字一字寫出，如隔岸觀火，評論是非，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適，毋必，似戰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讀之雖悲壯，右派讀之亦溫和，再引一兩句王陽明「治心」做點綴，也就十分古雅。 三法：曲達又可稱烘雲托月法，吞吐又可稱龍翻鳳舞法，輕鬆又可稱隔岸觀火法。三法功夫煉到，便成中國文人。 （《申報·自由談》，1933年4月14日） 論文 （上篇） 近日買到沈啟無編《近代散文鈔》下卷（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連同數月前購得的上卷，一氣讀完，對於公安竟陵派的文章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雖然幾乎篇篇讀得，甚近西文之Familiar essay（小品文），但是總括起來，不能說有很偉大的成就，其長處是，篇篇有骨氣，有神彩，言之有物；其短處，是如放足婦人。集中最好莫如張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兩篇與用白話寫的《老殘遊記》的游大明湖聽書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幾段相比，便覺得如放足與天足之別。真正豪放自然，天馬行空，如金聖歎之《水滸傳序》，可謂絕無僅有，大概以古文作序、跋、遊記、題詞、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簡煉」是中文的特色，也就是中國人的最大束縛。但是這派成就雖有限，卻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啟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為《近代散文鈔》，確係高見。因為我們在這集中，於清新可喜的遊記外，發現了最豐富、最精彩的文學理論，最能見到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又證之以西方表現派文評，真如異曲同工，不覺驚喜。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普通立場，性靈派之排斥學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為立場，也如一切近代文學之個人主義。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文辭，與胡適之文學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轍。這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了。 一 性靈 西洋近代文學，派別雖多，然自浪漫主義推翻古典主義以來，文人創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點與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學趨近於抒情的、個人的：各抒己見，不復以古人為繩墨典型。一念一見之微都是表示個人衷曲，不復言廓大籠統的天經地義。而喜怒哀樂、怨憤悱惻，也無非個人一時之思感，因此其文詞也比較真摯親切，而文體也隨之自由解放，曲盡纏綿，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學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說的是自己的話，不復為聖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學之第一先聲，便是盧騷的《懺悔錄》，所言者是盧騷一己的事，所表的是盧騷一己的意，將床笫之事、衷曲之私，盡情暴露於天下，使古典主義忸怩作態之社會，讀來如晴天霹靂，而掀起浪漫文學之大潮流。Ludwig Lewisohn在最近出版《美國之表現》（Expression in America，這是一部最好的美國文學史）序言概論近代文學一段說：「Literature，in other words，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換言之，文學之來源與感力，愈來愈是抒情的與主觀的。」就是說，近代文學由載道而轉入言志。袁中郎《雪濤閣集序》說：「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也一半是指散文轉入抒情的意思。所以說性靈派文學，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啟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靈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議論最暢快的，見於袁宗道《論文》上下二篇。下篇開始說：則「爇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鍾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漏，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論，抹去古語成句，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愧如此！」這段話，比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更能抓住文學的中心問題而做新文學的南針。 二 排古 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託於此。故言性靈之文人必排古，因為學古不但可不必，實亦不可能。言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尋到文學之命脈，意之所之，自成佳境，絕不會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學解放論者，必與文章紀律論者衝突，中外皆然。後者在中文稱之為筆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稱為文章紀律。這就是現代美國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義」與其反對者爭論之焦點。白璧德教授的遺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輸入中國。紀律主義，就是反對自我主義，兩者冰炭不相容。其實，一七九五年，英人楊氏（Edward Young）在Conjecture on Original Compos這篇奇文中，早已認清文學的命脈系出於個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強仿效他人。楊氏說：「我們越不模擬古人，越與古人相似。」所以不肯模擬古人，一則因為無暇，二則因為古人為文也是憑其性靈而已。袁宗道的《雪濤閣集序》也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三 金聖歎代答白璧德 中國的白璧德信徒每襲白氏座中語，謂古文之所以足為典型，蓋能攫住人類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萬古常新；浪漫文學以個人為指歸，趨於巧，趨於偏，支流蔓衍，必至一發不可收拾。殊不知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凡出於個人之真知灼見，親感至誠，皆可傳不朽。因為人類情感，有所同然，誠於己者，自能引動他人。金聖歎尤能解釋此理，與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來書》說：「作詩須說其心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誠，敘物不忠，能忠能誠，自可使千古讀者墮同情之淚。聖嘆言「忠」一字甚好。《水滸傳序三》說：「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何為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鍾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古人為文，百世以後讀之應聲滴淚，就是因為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於己性靈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與讀者關係，說來無過如此。 四 金聖歎之大過 聖嘆看來，似西歐文藝復興時期人物，對於人生萬物，每有拍案驚奇之讚嘆。觀其論詩，謂：「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謂「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亦甚佳妙。又觀其論唐詩句無雷同，實已窺到創造之心境。與許祈年書的全文甚好，抄錄於下：「弟口誦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間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筆之所醮者墨，墨之所著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則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入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這簡直就是Edward Young的《文章孕育論》，也就是Croce的《藝術單純論》（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於文人個性自然之發展，非可仿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仿效，非能剝奪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剝奪。 但是不知如何，聖嘆始終纏綿困倒於章法句法之中，與袁枚及公安諸子等所言文章無法大相悖謬。我於他處曾經指出聖嘆之病，現在又紬繹其言，知道並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聖嘆實一極有理性之人，有科學頭腦，無科學題材，故在文學上運用其理智，發明章法句法及為唐詩分解，這些嘗試，都含有Hegel窮探邏輯的意味。《答韓貫華書》中說：「弟比來……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雲……今弟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是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他雖然知道不可限詩字句，但他所感到趣味的，是這些語言邏輯上的承轉的問題。 何以說不冤枉他？試讀以下《水滸傳序三》之論《史記》莊生與《水滸》之文。「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語瞽，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讀者至此覺得甚妙，以為聖嘆將揭穿宇宙文章寄託性靈之大秘奧。又說下去：「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為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為多，則以為雄奇也。」讀者似可見《史記》莊生行文之秘奧，而「得其端」了，及讀接句下文，聽聖嘆發揮行文之「端」，乃大失望。接句下文是：「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嗚呼，子長莊生豈知字法句法章法之為何物乎？嗚呼，吾雖不欲使聖嘆下第，其可得歟？ 莊生，文之最放者，取其最放，而誣以精嚴，裹其女足，授以尖鞋，使天下之士賴句法章法裹足尖鞋以效莊生，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乎？ （《論語》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下篇） 數月前讀沈啟無編的《現代散文鈔》二卷，得其中極多精彩的文學理論，爰著《論文》篇，登《論語》十五期，略闡性靈派的立論；意猶未盡，屢思續作，不圖一期過一期，至今未果。「性靈」二字，不僅為近代散文之命脈，抑且足矯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將啟現代散文之緒，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蓋現代散文之技巧，專在冶議論情感於一爐，而成個人的筆調。此議論情感，非自修辭章法學來，乃由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學來。桎梏性靈之修辭章法，鈍根學之，將成啞吧，慧人學之，亦等鈍根。蓋其所言在膚革，不在骨子，在容貌，不在神髓。學者終日咿唔摹仿，寫作出來，何嘗有一分真意見，真情感流露出來？無意見無情感則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讀之昏昏欲睡，文字任何優美，名詞任何新鮮，皆死文學也。性靈之啟發，乃文人根器所在，關係至巨，故不憚辭費，再為下篇，以明文章之孕育取材及寫作確不能逃出性靈論範圍也。吾知士大夫將不直吾言，然吾說我心中要說的話，士大夫之論不足畏也。士大夫豈懂得性靈為何物乎？袁中郎敘陳正甫《會心集》曰：「……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此種不知趣之士大夫何足論文？知趣是學文之始。不相信士大夫，是學問之始。 一 性靈之摧殘與文學之枯乾 有意見始有學問，有學問始有文章，學文必先自解脫性靈參悟道理始。古文盛行時，文字成一問題，故修煉辭藻，可虛糜半世工夫。今則皆用質直文字，文章即說話，能說話便能做文章。巧話有巧文，陋話有陋文。故今文人所苦者，無話可說而已，無話可說，乃無病呻吟，萎靡纖弱，甚有盈篇累牘，讀完仍不見說一句真知灼見的話。嘗推其故：塾師教作文，不教說心中要說的話，心中不可不說的話，只教說得體的話，是摧殘性靈之第一步。將來小學生成士大夫、委員、秘書，起草宣言，滿篇皆得體文章，乃此種作文教學為厲之階也。及至士大夫發宣言，作演講，洋洋灑灑，無一句老實話，恬不知恥，報紙強迫刊載，學生引為楷模。於是朝野以應酬文章相欺相誆，是摧殘性靈之第二步。然發宣言作演講，猶系應酬文章，非文學也，宣誓必念總理，自述必言追隨，猶可說也。若文學而說得體於話，違心之論，則何足以傳？宣言演講之刊載，非人好刊載也，強迫人刊載也，非人好讀也，畏而疑之，不得不讀也。若文學作品，汝有何官方勢力迫人刊載，汝死後有何權力，迫人傳誦乎？是汝下台而汝文與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與汝共死。 文章何由而來，因人要說話也。然世上究有幾許文章，那裡有這許多話？是問也，即未知文筆之命脈寄託於性靈。人稱三才，與天地並列；天地造物，儀態萬方。豈獨人之性靈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變化乎？讀生物學者知花瓣花萼之變化無窮，清新富麗，愈演愈奇，豈獨人之性靈，處於萬象之間，雲霞呈幻，花鳥爭妍，人情事理，變態萬千，獨無一句自我心中發出之話可說乎？風雨之夕，月明之夜，豈能無所感觸，有感觸便有話有文章。惜世人為塾師所誤，文法所縛，不敢衝口而出，暢所欲言而已。拿起筆來，滿臉道學。妞妮作醜態，是以不能文也。吾心所感所憎所嗔所喜所奇所嘆何日何處無之。第因世人失性靈之旨，凡有寫作，皆不從心，遂致天下文章雖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學界之所以空疏也。試取今日洋洋灑灑之社論，究有幾句話，非說不可，究有幾個文人，有話要向我說，便知此中之空乏。人稱三才之一，而枯乾至此，不及花鳥，豈非大奇？ 二 性靈無涯 性靈派文學，主「真」字。發抒性靈，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滾滾，不舍晝夜，莫能遏之，國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紙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誦。不故作奇語，而語無不奇，不求其必傳，而不得不傳，蓋「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譚友夏詩歸序》）。不與眾言伍，斯不能不傳。袁中郎曰：「夫天下之物，孤行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小修詩敘》）學文無他，放其真而已。人能發真聲，則其窮奇變化，亦如花鳥之色澤，雲霞之變態，層出無窮，至死而後已。《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曰：「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不朽。」知心靈無涯，則知文學創作亦無涯。今日中國幾萬個作者，人人意見雷同，議論皆合聖道，誠為咄咄怪事。 三 文章孕育 文章有卓大堅實者，有萎靡纖弱者，非關文字修詞筆法也。卓大堅實，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經長期孕育。世事既通，道理既澈，見解愈深，則愈卓大堅實。性靈未加培養，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紙濡墨，然後苦索飢腸以應付之，斯流為萎靡纖弱。《論語》收到稿件，每讀幾行，即知此人腹中無物，特以遊戲筆墨作荒唐文字而已。《論語》提倡幽默，幽默亦非一朝一夕可致，非敢望馬上成功也。所刊載亦有萎靡纖弱文字，而中僅有一二句可喜者，此一時不能免之現象也。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脫性靈，蓋欲由性靈之解脫，由道理之參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釋傳統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則不苟同，不苟同，國中豈能無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異彩，放異彩，又豈能無幽默乎？ 吾嘗謂文人作文，如婦人育子，必先受精。懷胎十月，至肚中劇痛，忍無可忍，然後出之。多讀有骨氣文章有獨見議論，是受精也。既受精矣，見月有感，或見怪有感，思想胚胎矣，乃出吾性靈以授之，出吾血液以育之，務使此兒之面目，為吾之面目，中途作官，名利纏心，則胎死。時機未熟，擅自寫作，是瀉痢腹痛誤為分娩，投藥打胎，胎亦死。多閱書籍，沉思好學，是胎教。及時動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內物動矣，母心竊喜。倘有許多話，必欲迸發而後快，是創造之時期到矣。發表之後，又自誦自喜，如母牛舐犢。故文章自己的好。 四 會心之頃 一人思想既已成熟，斯可為文。然一人一日中之思想萬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別之？曰，在會心二字。凡可引起會心之趣者，則可為作文材料，反是則決不可。凡人觸景生情，每欲寄言，書之紙上，以達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觸，而覺湛然有味，是為會心之頃。他人讀之，有同此感，亦覺湛然之味，亦系會心之頃。此種文章最為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於明末小品，亦即得力於會心之趣也。其話衝口而出，貌似平凡，實則充滿人生甘苦味。 會心之語，一平常語耳，然其魔力甚大。似俚俗而實深長，似平凡而實閒適，似索然而實沖淡。施耐庵所謂「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嘗聞也」。（《水滸傳序》） 會心之頃，時時有之。施耐庵曰：「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被臥之中，垂首捻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金聖歎曰：「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此語與上引袁中郎「婦人孺子真聲」說正合。文人放棄此心聲，剽竊他人爛語，遂感覺無話可說，其愚孰甚？ 陶靖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平常話，亦是何等佳句。李太白「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亦是何等平常話，亦是何等佳句。吾人閱此景此情，何日無之，惜不敢見真。見真則俯仰之際，皆好文章，信手而出，皆東籬語也。 文章至此，乃一以性靈為主，不為格套所拘，不為章法所役。《譚友夏詩歸序》曰：「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為趣。詞不准古，以情所迫為詞。」是謂天地間之至文。 （《論語》第28期，1933年11月1日） 新舊文學 文學本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現在所謂新舊文學，不過謂白話與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實這都不是新舊文學之分野界線。文言白話只是表現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猶如畫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書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還是毫末問題。凡能盡孟子所謂辭達之義，而能表現優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學。近日新舊文人好相輕，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俠舊小說，老學究看不起「鴛鴦蝴蝶」新文學（借用魯迅先生語），都是內含問題。若張恨水之《啼笑姻緣》，雖用白話寫來，只好歸入舊文學；若《浮生六記》，雖用文言，不得不視為新文學。舊文學之病，在於所寫不是忠孝節義的爛調，便是傷春悲秋的艷詞，或是僧尼妖怪之談屑。一則專學古人，少有清新氣味，二則與我們情感相差太遠，所以不得不舊。各家文集，翻來檢去，無非些除腐之《賈生論》，懵懂的《治河策》，纏足式的詩詞，應酬式的墓誌，及半迷信的筆記，求一周秦諸子豁達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見解的紀曉嵐，在他感覺處處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著書時，已代舊文學宣告死刑。 近讀豈明先生《近代文學之源流》（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把現代散文溯源於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書店有沈啟無編的《近代散文抄》，專選此派文字，可供參考），而將鄭板橋、李笠翁、金聖歎、金農、袁枚諸人歸入一派系，認為現代散文之祖宗，不覺大喜。此數人作品之共通點，在於發揮「性靈」二字，與現代文學之注重個人之觀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獨特，且類多主張不模仿古人，所說是自己的話，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現代散文為繼性靈派之遺緒，是恰當不過的話。由於性靈之培養，乃有豪放之議論，獨特之見解，流利之文筆，綺麗的文思，故能在紀曉嵐宣告死刑之舊文學，覓出一條生路。 於此尤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我們一看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張謔庵、金聖歎、鄭板橋、袁子才，都是很明顯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喬索，散文大家綏夫特，小品文始祖愛迭生，或渾樸，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實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襲陳見的文章，袁伯修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人若拿定念頭，不去模擬古人，時久月漸，自會有他的學問言語。 （《論語》第7期，1932年12月16日） 論語錄體之用 有人問我，何為作文言，豈非開倒車？吾非好作文言，吾不得已也。有種題目，用白話寫來甚好，便用白話。有種意思，卻須用文言寫來省便，有一句話，說一句話，話怎麼說，便怎麼說，聽其自然相合可也。今人作白話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實話，不肯老實說出，憂愁則曰心弦的顫動，欣喜則曰快樂的幸福，受勸則曰接收意見，快點則曰加上速度。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依語錄體老實說去，一句是一句，兩句是兩句，勝於蹩扭白話多多矣。 文人學子，有一種惡習慣，好掉弄筆墨，無論文言白話皆如此。語錄體之文，一句一句說去，皆有意思。無意思便寫不出，任汝取巧無用也。《論語》曾引龔自珍語，謂「聖者語而不論，智而論而不辨」，便是此意。不能語者作論，不能論者作辨，故語者論之精英，辨者論之糟粕。聖人未嘗搬弄辭藻，堆文砌字，而《論語》句句傳至後世，此所以為聖。稚老雖非聖人，卻系狂人，善作狂語，一語中的，隱合道玄。如最近罵政府為土地堂，少做壞事比做好事好，聽來幽默雋永，靈人肺腑。此便是一句可傳的狂語，勝過十百篇白話四六也。 夫語者何，心聲也，心上忽然想起，筆下照樣寫出，故所寫皆不失真意。龔子曰：「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不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語錄皆心上筆下忽然之言也。金聖歎曰：「大君不要出頭，要放普天下人出頭」，此忽然之言也。又曰：「崑崙是河之源，只是崑崙有許大家私，出許多水」，亦忽然之言也。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起句曰：「人生三十未娶，不應更娶，四十未仕，不應更仕」，亦忽然之言也。此三語皆語錄體，作白話文者，肯如是說法乎？ 文言不合寫小說，實有此事。然在說理、論辯、作書信、開字條，語錄體皆勝於白話。蓋語錄體簡練可如文言，質樸可如白話，有白話之爽利，無白話之嚕囌。若「蓋」「使」「抑」「曰」「皆」「無」「何時」「何地」等語皆文言，勝於白話之「因為」「倘使」「還是」「說」「統統」「沒有」「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汝若曰「蓋」「抑」「皆」「無」「何時」「何地」白話亦可用，我便不與汝計較；所要者，汝贊成用「蓋」比用「因為」省便，用「抑……乎」比用「還是……呢」簡練，便是與我同意。汝若又曰：語錄便是白話，我亦不與汝計較；所要者，汝肯寫出老實語錄體，不寫蹩扭白話體也。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囌，文章不經濟。 語錄體亦可為詩。寒山子詩便是語錄體。我看寒山子詩比白話詩質直，故好寒山詞，惡白話詩。且舉幾個例： 我在村中住，眾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卻被狗形相；或嫌褲太窄，或說衫少長；攣卻鷂子眼，雀兒舞堂堂。 我見世間人，個個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取驢飽足，卻令狗飢頓，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寒山之詩如說話，故好（東坡以詞說理，亦復如此）。當今白話詩如作古文，故不好。寒山罵人不會讀詩，亦不會作詩，有二首曰： 下愚讀我詩，不解卻嗤笑，中庸讀我詩，思量雲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雲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我讀《時代日報》「毛廁文學」偶見到幾首好詩，其寒山拾得之流歟？屙屎之作亦勝白話詩萬萬也。 語錄體亦可用於政界。汪精衛之演講中白話文之病，嚕哩嚕囌，不知說些什麼。吳稚暉能說老實話，卻中古文之病，思想無系統，糊裡糊塗，不知想些什麼。今者糊裡糊塗已陪嚕哩嚕囌乘軍艦赴廬山，解決吾國外交財政重要政策矣。白話四六與摩登八股開中政會議，解決下來，自然仍不免白話之嚕囌與八股之糊塗。廬山電報，教人如何讀得？嗚呼，此亦吾提倡語錄文之一動因乎？ 語錄體作書札最宜，請以袁中郎尺牘為例。中郎尺牘，好到如此，知者甚少。茲錄二篇，以為學作語錄體書札者倡： （一）與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鐵床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為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為，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拼著便做。勉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也。（語堂案：書中所謂「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以色為寄」「以技為寄」等句，皆文言中最著實鍛煉之語。若改用白話，又必嚕哩嚕囌。至若「天下事何不可為」「勉之哉」，文白轉變之中極自然，正是語錄體好處，不可錯過。） （二）與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滿耳朝，來札何為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為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寧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勝。 《秋水軒尺牘》固應打倒，袁中郎尺牘，則應捧場。 吾非欲作文學反革命者。白話作文是天經地義，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白話文，或者做得比文言還周章還浮泛，還不切實（且看下篇《母性之光本事》），多作語錄文，正可矯此弊。且白話亦有不適用者，書札是也，字條是也，電報、法章、公文部令是也。今人或有提倡用白話做部令者，太不像樣，何不改用語錄體？ 吾向畜志編國文教科書，而中學文言白話過渡為最要關鍵，苦無良法。今知之矣，語錄體乃白話文言過渡之津梁。 此後編書，文言文必先錄此種文字，取中郎、宗子、聖嘆、板橋冠之，笠翁任公學誠次之，自珍子才亭林又次之，然後使讀莊子韓非之文，由白入文，循序漸進，學者不覺其苦，而易得門徑。諸子皆長闡理議論，腳踏實地，無空疏浮泛之弊，讀來易啟人性靈。若駱賓王《討武曌》、諸葛亮《出師表》、歐陽修《秋聲賦》等文或如說鼓書，或如唱崑曲，正是玩物喪志，于思想上毫無裨益，讀來腦子容易糊塗，正可慢慢的來也。 （《論語》第26期，1933年10月1日） 哀梁作友 梁作友就是阿Q，即使不是阿Q，也已備嘗阿Q的悲哀了。梁捐款之有無，計劃之虛實姑勿論。然假定其虛其無，在要人賞菊，名流吃蟹之時，梁以一匹夫毅然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儼然世人皆醉我獨醒，想出一條收回東北計劃，急人之所緩，緩人之所急，其愚一。欲以三千萬元之空言，「感化」滬上百萬富翁，其愚二。遍訪要人，遊說他人所認為並不重要之事項，其愚三，因此梁乃不得不失敗，及其失敗，世人遂肆意訕笑、詈罵、奚落、驅逐，幾至使無藏身之地。梁乃愕然在眾手所指之下，抱頭鼠竄，離京返里。我們不願以成敗論人，只有覺得梁作友固然熱昏，然使中國多出幾位發熱昏的梁作友也不妨事吧？況且梁氏所發的是救國熱昏，在理無妨讓他發發。中國人向來吃聰明之虧，聰明達觀，世事便無一可辦。故若張學良之聰明，保全實力，放棄河山，國人可以諒解。若湯玉麟之鎮靜，保存日本銀行存款，仰事異族，國人可以原諒。獨梁作友之瘋狂，乃不得報上一點「其愚誠可憫，其誠亦可哀」的批評。阿Q固然不了解中國，中國又何嘗了解阿Q？我們不難想像，梁氏在歸途中，是如何的驚愕，憤慨，失望，悲哀；到了家鄉，躑躅街上，又要如何遭村婦的指摘，村童的投石，親友的白眼，旁人的奚落。這是阿Q一類人在聰明的中國同胞中的命運，無可挽回。但是我們究竟不能不問，誰在發昏？ （《論語》第5期，193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