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的自由 · 吾作吾文

時代與人 據說這個時代是偉大的，但是時代偉大與否須看這時代的人是否偉大。時代錯誤，誤把二十世紀當做十六世紀，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著氣急急忙忙趨新騖奇的投機主義者，也不足為偉大的時代增光。所以這個時代是否偉大，也是看有無偉大的人。趕熱鬧者只是末世並不是盛世之點綴。 現代中國人脾氣，近於美國，不近於英國。美國是未成年的兒童國，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 pule，哄，哄，哄一年半載便都忘卻，又去趕最新的熱鬧。麻雀、哥而夫、Crossword pule就是玩具，而兒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棄舊不可，在哥而夫時行之際打麻雀即名之為落伍。全國就是這樣哄哄哄度歲月。然而這並不是美國國民之偉大處。 英國人便稍許不同，高洋樓不大肯造，舊名詞不大肯改，剃頭機關椅不大肯坐。美國人跑到倫敦King's a way理髮室看見只有平平正正的堅厚的木椅，暗笑英國人落伍。然而英國人以為坐在木椅理髮仍然就可以過活，而且暗中竊笑全美國人民就是被廣告術哄騙的兒童。英國人是不大會受廣告欺弄的。這也許就是英國國民之偉大。 美國報紙論調是降低以就市井無賴的，編排要叫街人注目，殺人放火新聞必列第一版。英國報紙是比較鎮靜的，循規蹈矩而來，論調太膚淺下流，就要遭人鄙薄。兩國報紙各有高下二種，但是大體上有這個分別。 美國人因電氣風行，戲台演劇全然沒落，如Schubert Theatres也要倒閉。倫敦的演劇卻仍然與電影並行。我私衷是佩服英國人，而不佩服美國人的。 牛津、劍橋大學許多圖書館沒有卡片索引，許多寄宿沒有涼熱水管。然而劍橋學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間惟我獨尊，牛津學生走路宛如天地間誰為獨尊皆不在乎。此數大學皆能保存其個性，雖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時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時代自身消滅之後，牛津、劍橋仍巋然獨存，並不會隨一九三〇之風尚以消滅。 是的，人須有相當的傲慢。辜鴻銘、康有為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辜、康雖然落伍，仍然保持一個自己。與時俱進加入國民黨之軍閥雖然博得革命，卻未必是「邁進」的時代的光榮。羅文乾的外交政策已經落伍，然而羅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一時代多傲慢的人，時代就會偉大。 也許資本主義諸國都要消滅，但是英國消滅必最後，此可斷言。我不大相信英國會落伍。英國所落伍的，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國又與美國不同。美國投機而同時有容忍批評的文化。中國人卻是投機而加以籠統。 凡是舶來貨都是好的。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這是中國人的籠統。富家不肖子弟不能開發先人遺業，只數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然富家子弟賣祖上園宅去買汽車、造洋房，未必是興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壞的，而不能評鑑文言文學中之真偽貨色，便是籠統。甚至認語錄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籠統。凡是白話都是好的，而對於食洋不化的白話四六，不能加以糾正，也是籠統。 把文學根源所在之「性靈」糊裡糊塗認為白話、文言文學上的問題，也是籠統。西洋文學中之individuality，personality便是好，中國文學裡之「性靈」便是不好，也叫做籠統思想。 這樣下去，中國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因為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所以這個時代（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時代）也不會為後人稱為偉大。 因周作人不投機，所以周作人「落伍」了。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沒落以後，周作人文章不會跟著消滅。一九三〇年間哄哄者恐要消滅。所以趨時雖然要緊，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樣要緊。 怕為時代遺棄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終必隨那短短的時代而落伍。 在這熙熙攘攘、世事糾紛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標準，就是「真」。一人寧可說襟腑獨見的落伍話，不可說虛偽投機的合時話。說襟腑獨見的落伍話，至少良心無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而且即使一時見解錯誤，尚有生機。說虛偽投機的合時話者，方寸靈明已亂，不可救藥。 （《人間世》第8期，1934年7月20日） 說浪漫 晨起雨霽，作雲中囚數日，見此心地亦隨之而放。窗光照紙上，如藍天海月，照人顏色，更喜，乃執筆記敘此心境，不負此晨光。因思日來濛霧蔽山，不能出門寸步，頗似名教及文學上之古典主義。處其間者，亦終日守身如玉，存履霜臨冰之念，兢兢以終世至入棺木，是豈得人情之正者？孔子聞人歌而樂則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於未時申時舉行也，今世儒者即定時亦不敢歌。哭而慟，酒無量，與點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於情感之證。至若見一不相知者之喪，淚珠無故滴下（惡其淚之無從），直是浪漫派若盧騷者之行徑。蓋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皆中節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誤解「中和」，乃專在「節」字「防」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觀，一變為陰森迫人之禮制，再變而為矯情虛偽之道學，而人生樂趣全失矣。漢之儒學趨入陳腐，專習章句，已無有生氣。既無有生氣，於是有第一次浪漫運動之魏晉思想出現，比儒士之守繩墨如虱行褲中縫線。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乃人性之正反兩面，為自然現象，不限之於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獨霸天下之中國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過，而直詈清談，豈知此乃自身俗論引起之反動。時勢所成，積重難返，儒家反抗，亦無奈何。自是道家思想遂成為中國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賞自然，皆浪漫主義之特色，入自然者愈深，則其惡禮制愈甚。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棄名教，即浪漫派深惡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惡，只是若莊生之呵呵大笑的輕鄙而已。唐之道風不絕，至宋而有理學出現，蘇黃之詆謔理學，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後有浪漫思想出現，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致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摯，反抗矯揉偽飾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讀者，亦系藉此一點生氣。此些人尚可自稱為儒，並肯自稱為儒，實系孔子人本主義基礎打得寬的緣故，故在其「近情」範圍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許人歸返自然也。此時若屠龍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尚放任，尚偉大，尚高傲，若鴻苞書《中庸奇論》說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蟲之見，乏見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啖飯遺矢以為中庸。稍有出於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為奇，而驚駭疑畏之，此庸眾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苟非挺金鐵百鍊之性，負鳳凰千仞之氣者，鮮不俯而就俗尚，趨常局，以免於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關係夫豈淺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個關鍵，眼光實超人一等。我以為中國偉大人格，正在賢智坐困而俯就俗尚，趨常局耳。在看得起人類者，都不會贊成此種陷賢智於常局之圈套。試思中國四萬萬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並出不了英國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關係，豈非如赤水所云？否則天生四萬萬同胞，皆庸才無疑，而非禮教俗尚之罪也。赤水又曰： 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居顯要享富貴者，必啖飯遺矢之輩。啖飯遺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此豈國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當不是天不生豪傑，當是天生了豪傑，而豪傑為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飾其奇而隱於庸，以與世浮沉。討王公大人喜歡，求得一官半職，從庸眾啖飯遺矢，又從庸眾生子生孫，而國事乃無人過問。夫豈真兒女情長，英雄肝膽自生得不結實耳。及至庸勝奇之勢成，半個甘地乃不可得，半個路易喬治亦不可得。從此可知中國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黃泉有知，亦當三嘆。 吾故曰，中國可產龜，但斷產不出長頸鹿。因在中國，頸太長是一樁罪過，人人執一斧待而砍之。惟有龜，善縮頸，乃得人人喜歡，而龜齡鶴壽，亦果然可以辦到。是之謂中國式之養生。 （《人間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 辜鴻銘論 George Brandes著 林語堂 譯 是篇為一九一七年丹麥文評大家勃蘭得斯所作，收入他所著之Miniaturen書中（Erich Reiss Verlag，Berlin）。辜鴻銘於歐戰未終時，曾著長文，題曰Verteidigung Clinas gegen Europa《為中國辯護反對歐羅巴》，其他論文，亦有譯為德文者。時歐洲大亂，人心對西方文明之信仰基本動搖，故辜氏之論調，甚足炫惑人心。本文第一段敘述該篇大意，第二段敘述「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要旨。讀勃蘭得斯此文，可知辜氏論調之要點，及其在西洋思想界之影響。勃蘭得斯學極淹博，於近代歐洲文學思想，無不融會貫通，故此文中參入批評，亦能抉核見微，與尋常評論，又自不同。——譯者 （一） 瑞典學者斯萬伯Harald Svanberg譯述辜鴻銘著作，由是使我們得窺到此位卓著的中國學者對於歐戰及對於東西文化關係的思想。比之通常歐洲人士所僅識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語了。 辜鴻銘氏生於一國，其國中既無歐洲的世傳貴族，又無美國之金錢貴族，凡常人只須能科舉中試，皆可升為紳士，並且凡紳士除依其中試之鼎甲外，不得升遷。同時我們可以說辜鴻銘的家世門第，比我們的伯爵男爵還高貴久遠。他的家族出於西曆紀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統治中國之王室。（按元和姓纂雲泉州晉江有此姓，相傳辜為廈門同安人，其望出晉江。一雲，其先因被辜自悔，以辜為氏，如救氏、赦氏、譴氏之類。然則勃氏所云或者是據瑞典譯者解『湯生』二字之誤吧？）在精神上，他也是真正的中國人，是一位儒者，熱烈崇拜二千五百年來支配中國人思想之孔夫子。 孔夫子的道理，前曾為Voltaire與Leibniz所欽服，現在也得辜鴻銘不倦的向歐人宣揚。此公向為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直至民國建立以前曾享文譽，不但精通東方學術，且於東方文學之外，熟諳我們的文字，寫的是英文，引據的是法德作家，而最好講的是臘丁文。他生於檳榔島，早年被他的父親送到歐洲，留學十二年。他在蘇格蘭得了博士學位，而漸成蘇格蘭學者卡萊爾Carlyle之熱烈崇拜者。卡氏生時，他還有時會到，他與卡萊爾一樣崇拜歌德為歐洲的最高人物。他看見孔子的精神學問經過幾千年後重複見於歌德身上。在許多方面，我們可以看見卡萊爾於辜鴻銘的影響。 可以確知的是：歌德是德國唯一的作家給過辜鴻銘深刻的印象，余則用法文寫作的德人Leibniz，由於他極口稱揚中國文化之偉大精微而引起辜氏之同情。還是英美作家較常給他影響——尤其是Matthew Arnold，Tennyson，Emerson。在法國文學中有時他也親炙那些不大知名的作家如Joubert及那些不為人所愛及若有若無的詩人如Beranger。 他講到歐洲時，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他新穎討人喜歡的觀點。有時偶然也可見到我們已經棄而不用的學說的痕跡，如在學堂課本也可見到。比如：他相信猶太國族之亡是因為與耶穌的關係；羅馬民族之亡是因為不聽耶穌的話：「誰拔劍者，須亡於劍。」（按勃蘭得斯系猶太人，故對此尤覺不滿。） 但是這些辭句，只是他在歐洲大學聽講時所留下偶然的蹤影。在這樣一位自立腳跟、堅確求道，及文字極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先講他關於大戰起源之說法。據辜氏，說也奇怪，大戰是起源於英人流氓崇拜及德人之武力崇拜。英人之流氓崇拜（Poebelkultus，嘗見英文作mob-worship）可由大英帝國，聽市儈實業家之戲弄，向南非洲兩個蒲爾民主國宣戰這事實看出來。依這位華人的意見，英人對流氓這樣恭順，引起德人極深痛的不平，而激起德人之武力崇拜。這武力崇拜不久就變成武器崇拜。 辜氏雖然普通極佩服德人之優點，但是據他意思早晚德國民族必亡於這武力主義。這種主義發生一種罪惡，在中國人眼光比任何罪惡還壞，就是蠻橫，不識輕重（Taktlosigkeit），一味恃強，有傷恕道。我們很有趣地看他在最近中國事件舉出什麼例子，代表他這樣憎惡的缺德。他舉的是在中國京城的大街上迫中國人所造的克持拉碑（按即哈德門街上的克林柏牌坊）。 在由歐人侵略激起的拳民之變亂中，北京有一位瘋人誤殺德國大使。明知使四萬萬人為一瘋人鬧出的案負責，是極不合情理，但是德國政府還是逼迫造此碑坊，留為中國之恥辱。這正像奧國逼迫義大利在羅馬Korso中造一紀念以利沙伯皇后的碑，因為一位發瘋的義大利人拿一皮匠的扁鑽刺殺那位可敬的無辜的皇后。中國人最重禮儀，所以在外交上受人無禮侮辱更比他國民族深為憤慨。依辜鴻銘意見，中國民族有三大特徵，就是沉潛、遠見與淳樸。 所以他覺得歐美民族不易了解。美國人大凡有遠見淳樸而乏沉潛；英國人大凡沉潛淳樸，而乏遠見；德國人遠見而沉潛，而乏淳樸。依辜鴻銘，好像只有法國人最能了解中國人。固然，法人沒有德人的沉潛，也沒有美國人之遠大眼光，也沒有英人之單純思想法，但是他們有的是情感，細膩，而中國古老的文化非細膩聰明者不能了解，因為自希臘亡後，中國人比任何民族細膩聰明。 二千五百年來，中國的文明，是一種沒有祭司階級及沒有兵士的文化。 在辜鴻銘所最痛恨的革命以前，中國比任何國度較有自由：沒有教士，沒有巡警，沒有公安局捐所得稅等——總之，凡使歐洲人民苦不欲生的文物，一切都沒有。 中國有句格言：「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誰只要與中國士人稍有接觸，就會驚異感覺中國人之痛惡戰亂及輕鄙軍士。 斯萬伯氏說得好，Thomas More於亨利第八年間在他的《烏托邦》書中所夢想的社會狀況，在那時早已在中國實行了，只是歐人不知：一種沒有貴族，沒有祭司，而只有士人貴族為最高貴階級的社會。 辜鴻銘最喜引用歌德一句話，表示中國的精神：「世上有兩種勢力：公道與禮義（Recht und Schicklichkeit）。」 「義」是孔教基礎之一。其他一基礎中國人名之曰「禮」。這是一種極難譯的字，辜氏譯為Takt（英文tact），但卻與原意不盡符，因禮字指一種繁文縟節之禮儀。斯賓塞在他極好的書《禮儀的政制》（Ceremonial Goverment）中，推究禮之普遍原義，這意義常是僅指一種上古時代的拘束罷了。但在孔子看來，如在一切道德家看來，各種的禮節都含有倫理的深義，而依這位晚近儒者辜鴻銘的意見，這「禮」（即待人接物的禮貌）的價值重要並不在「義」字之下。所以他雖然極口讚揚德人的公道觀念，卻把這次戰禍歸罪於德人禮貌觀念的缺乏。（按辜鴻銘譯禮為Takt甚妙，系指待人接物體會人情，而「無禮」譯為Taktlosigkeit，特指為人粗率傲慢無端傷人。） 同時這戰禍，無論在德人，或在其敵國，卻有更深的理由。（並非如辜氏說的那樣簡單。） 一位真正的中國人，不得不鄙視歐人。 由中國人看來，歐人或是美人是一種非靠教士及軍人不能自治的人類。中國人自治也不用教士，也不用軍人。孔教，教人做好百姓的教，已經證明，在二千五百年中，能不靠教士軍警，統馭一個比歐洲更大的民族，使就軌道。 據這位中國批評家的意見，歐洲所恃以維持社會國家秩序者有兩樣：就是敬神與畏法。所謂敬畏，必先假定一種權力。 為要保持敬神觀念，歐洲須得養活一大班遊手好閒的人，名為「教士」。這些人不但極靠不住，並且也要浪費巨資，所以成為歐洲人民極大的負擔。辜鴻銘認為宗教改革（路德馬丁）及宗教改革之戰（即「三十年戰」）只是歐洲人民要排去教士階級的企圖。 天主教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使得貫入敬神觀念，然而因為天主教勢力已經潰滅，所以又有一種方法，想用法律的制裁來維持社會的秩序。但是為要使人有畏法觀念，又須養成一班更浪費金錢更遊手好閒之徒，名為巡警及軍士。那末，依辜氏意見，在大戰期間，歐洲人民漸覺養這一班士兵，比養教士還要浪費，簡直可以破產。正如在宗教改革時代，歐人有意排斥教士，現在大戰期間，也想起一種念頭，要由軍士之下自求解放。所以要維持社會秩序，我們須如辜氏有點天真的說法，歸返於教士統治之下，不然，軍隊既然變成無用，我們就得另求新路，覓一新教，以代替那舊的，依他意見一墮不可復振的畏神觀念。所以結果，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即中國的古道，教人做好百姓的教——一種人文主義，以義為本，以英人所謂gentleness為歐人的基本道德，以君子為人的理想，如東方民族幾千年來所奉為理想之君子一樣。 （二） 由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的說法，據辜看來，中國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據他說，德人之武力階級比歐洲同階級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國人的武力示忠厚和讓，正與歐人之野獸搶掠本性相反。 據他說，中國人沒有獸性。倘使在他身上找點與獸相近之處，也不是狐狸一派的理性，能偷到小雞就偷，而是近乎亞剌伯駿馬一種的聰明，雖然不懂英文文法，卻能領會它英國主人的意思。 中國的精神生活，據辜氏意見是心腸的情感的生活。因此中國人對於環境外觀（潔淨？）極不注意。中國的語言是心腸的語言（這名詞有點欠明了），所以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最易學會。這班人學語言最易，在各國都是一樣。中國人長記憶力，也是主情的記憶。中國人的禮貌，也是由衷腸流露出來，非如日本人硬學來的。 辜氏以此說解說外人所一致指出的中國人不精確的習慣。情感是一種極微妙的天秤（覺力），但是我們用心腸想事總不如用頭腦想事之精確。 辜氏說中國人之用毛筆，可以象徵中國人之理智。毛筆畫自然沒有鋼筆尖利清楚，運用也較難。但是學會了之後，倒反輕重如意，濃淡得中，寫來比鋼筆美觀動人。 歐人說中國文化發育一半即不長進，說中國人對於抽象科學缺乏能力。辜說中國人並不是發展一半的民族，乃永不衰老的民族。中國人兼有赤子之心及成年人之智慧。他極力闡揚，歐人情感理智之衝突，心腸與頭腦之衝突，不見於中國。關於中國人缺乏進取精神，他未曾說到。 歐人有一種宗教，安慰他們的心靈，但與他們的理智衝突。 中國人沒有歐人所謂宗教，因為中國人，就是群眾也不真正重視宗教。道觀佛廟禮式儀節之用，是作生活之點綴小玩，並非性靈的啟迪。 中國人不感覺宗教之迫切需要，因為中國人思想向來不去推敲來世，亦不去打破宇宙來源之謎。但是他們雖不需要歐人狹義的所謂宗教，卻於孔教中已有了一種廣義的宗教，就是歌德在以下幾句所指的意義—— 誰有科學與藝術，就也有了宗教；誰兩樣都沒有，就須有宗教。 由中國人看來，歐人將宗教與人類社會國家隔開，非常奇異。宗教教歐人做好人，孔教卻教人做好百姓。歐洲所謂宗教，教人成聖，變成天使；中國人之所謂教教人做孝子順民。辜氏作一妙語說：「政治在歐洲是一種科學，在中國是一種宗教。」（按此指「政教」觀念） 孔子生前，中國人也有情感理智的衝突，與今日歐洲一樣。孔子生而此衝突遂化歸烏有。他不像老子、盧騷、托爾斯泰，專門攻擊鄙棄文明。他教人，由於教化，人才可以立身行世。 人類受宇宙之謎的壓迫，所以需要科學、藝術、宗教。這些減輕他心上的壓迫。藝術與詩詞叫士人處處見出美；哲學與科學教他處處見到秩序規律。天災人禍，世事變遷迫著大多數的人求一種安全的躲避；生老病死迫著人類求一種永久。 歐洲在宗教中追求這安全與永久，中國人在代替宗教之孔教中也找到了。亞里士多德及斯賓塞的哲學都不能在歐洲得到同樣的成績。多半的人不能明了他們的理想，也沒有那種德性來服從他們的法律。宗教之價值在於教人能聽良心的吩咐。 辜鴻銘說：人以為由於教人敬畏上帝，才能達到這結果。但是孔教卻不用宗教，也收到同樣的成效。他只教人義的觀念。辜氏知道，一切立教的教主，都是極富感情而慈悲為懷的人，都歸結以公道與慈愛為最高觀念，而名之為上帝，但他雖覺得這甚自然而且有意義，卻認為不關重要。 依他意見，歐人認為宗教之現形（所謂教會）的宗旨，在於教人民信上帝，這是一種錯誤；這層錯誤在最近時代叫許多正直的人討厭教會。辜氏引英國史家Froude的話說：「我在英國聽過幾百篇講道，講宗教之神秘，講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講使徒師承的傳統等，但不曾聽見過一篇講通常的廉恥，講這簡單的訓命：不可說訛，不可偷竊。」對此一點，辜鴻銘只指出，教會的義務並不在於叫人注意這些單純的道理，而是做一種神感，引起人一種活潑潑的熱誠。 歐洲耶教及回教怎樣激起這神感，引起這活潑潑的熱誠呢？他們的方法是引起對教主的愛，激起對教主有無限的愛慕崇拜。這裡可見孔教與耶回兩教的區別。回教教人迷信穆罕默德，耶教教人信奉耶穌，孔教卻不教人崇奉愛慕孔子（按指不奉孔子為神明）。孔子生時，他的門人是愛慕他的。他死了，他個人地位就不立於孔教之前。 歐洲有教堂，中國則有學校以代之。學校的地位與西方之教堂正相同，因為中國指宗教之字，正是「教」字。同時學校不盡與教會之範圍相同。學堂之外，還有家庭。各家有神主，各城有祖廟。家庭與學校在中國合成外國之所謂教會。 辜氏對於他的議論有這樣的簡單的結語：孔教力量之源在於敬愛父母，猶如各教力量之源在於敬愛教主。耶穌教會說：愛耶穌！回教教會教人：愛先知！中國的教會教人：愛你的父母！——一位歐洲人附上說：這樣卻使批評祖宗成為完全不可能，但是這批評卻常是進步的來源。 （《人間世》第12期，1934年9月20日） 哀莫大於心死 天下大聰明與大糊塗，相去只有毫髮之差。女子一念之差，可誤終身名節；士人一念之微，可誤國家大事。國事如此糾紛，是非如此混淆，可與不可之間，糊塗者不能辨，聰明者亦常不能辨。如果身處利害中，更必不能辨。以不可為可者，未嘗無可之理由，以可為不可者，亦未嘗無不可之理由。因此聰明人失之，糊塗人反得之，不然歷史上聰明人何以常干出極糊塗之事，留下極糊塗之名！處此是非混淆之勢，聰明不足憑，惟視一點孤貞氣義足為我們表率而已。中國儒家，因儒而儒，向來干不出什麼驚天動地事業，也是因為這一點緣故。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陽明、曾國藩、林則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業，皆稟一點孤貞節烈之氣而已。此數君子皆一片天地正義在心頭，其學問皆從正心、修身做起，王陽明講良知，曾國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之成功者。聰明以為可，良知以為不可，則不可之；聰明以為不可，良知以為可，則可之。良知為主，聰明為奴，其人必忠：良知為奴，聰明為主，其人必奸。 孫中山為中國近代偉人，無疑矣。其所以成為偉人，非其聰明過於袁世凱，亦只是一點忠貞為國凜烈秉耀氣貫日月之光明心地而已。苟無此一點心地光明，則其聰明學問皆不值半文錢。民國以前，其所知者惟不願中國為滿奴而已；民國以後，其所知者惟不願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而已。此所謂知者，良知之知，非聰明之知。中國何以斷斷不可淪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聰明不知也。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顧困難，不辭艱瘁，奮勇而行，然後以聰明為奴，解決一切，如眾星之有北辰，是非易於分辨，去從易於抉擇，然後行易，此吾解知難行易之說；若心中本無確定之目標，本無主裁，見事而疑，知難而退，於是生出糊塗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今日事發，只圖今日對付，明日事發，再圖明日對付，此時並行亦不易矣。王陽明良知之說如此，《大學》在明明德之說亦如此。先明德然後致知，德不明，知亦無用，知既無用，行必缺少勇氣。 孟子曰，哀莫大於心死，亦只是如此說法。心為主裁，心死則萬事不足為。孫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國斷斷不可淪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民眾於是心亦不死，全國從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標，共謀北伐成功。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證，亦人心未死，事且可為之證。是民國以來，中國人之政治努力，皆憑孫中山此一點良知喚起所使然，其理甚明。吾願謁中山陵者，皆想此「天地正氣」四字道理。 於此又可知先知覺後知之理。先知欲國民之心死則死，欲國民之心不死則不死。今日國難方殷，滿目瘡痍，人心已經奄奄將死。倘使如越王勾踐，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訓，養精蓄銳以待時，則人心亦可不死。倘使並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則死亦甚易。只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標，決不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並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堅其意志，以為一劑補血針，則中國人心尚可救藥，行亦不難。處於今日地位，雖曰萬分困難，只要當事者以孫中山先生之心為心，是非立明，去從立決，而辦法自來。不然恐煩難之問題，且將層至疊來，任爾如何聰明，皆對付不來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讀報有感而作 （《人間世》第23期，1935年3月5日） 讀書與看書 曾國藩說，讀書看書不同，「看者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讀書道理，本來如此，曾國藩又說：讀書強記無益，一時記不得，丟了十天八天再讀，自然易記。此是經驗之談。今日中小學教育全然違背此讀書心理學原理，一不分讀書、看書，二叫人強記。故弄得學生手忙腳亂，浪費精神。小學國語固然應該讀，文字讀音意義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於地理常識等等，常令人記所不當記，記所不必記，真真罪惡。譬如說，鎮江名勝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識。應該說說，記得固好，不記得亦無妨，以後聽人家談起，或親游其地，自然也記得。試問今日多少學界中人，不知鎮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為受教育者，何苦獨苛求於三尺童子。學生既未見到金山、北固山，勉強硬記，亦不知所言為何物，只知念三個名詞而已。揚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東有萬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橋、小金山、二十四橋舊址，此又是常識，也應該說說，卻不必強記。實則學生不知五亭橋、萬松林為何物，連教員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為何物。今考常識，學生曰，萬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則得零分，在平山堂之東，則得一百分，豈不笑話？衛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腸大腸固然甚好，然大腸明明是一條，又必分為升結腸、橫結腸、降結腸，又是無端添了令人強記名詞，笑話不笑話？弊源有二：一、教科書編者，專門抄書，表示專家架子。二、教員不知分出重輕，全課名詞，必要學生硬記。學生嚇於分數之威嚴，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的硬記，由是有趣的常識，變為無味的苦記。殊不知過些時候，到底記得多少，請教員摸摸良心自問可也，何故作踐青年精神光陰？ （《宇宙風》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說恥惡衣惡食 東西文化之衡量，誠然不易，而恥惡衣惡食常居其一。前夕與某外人談，外人曾往游南昌，在火車站上見有賣雞蛋賣燒雞之農民，或皓髮紅顏，或臉皮赬潤，忠厚淳樸，天真可愛，爭向車客兜賣手中物，外人愛之甚，拍一照。忽有洋裝青年走上用一口漂亮英語對外人說：「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你專拍中國污穢難堪的百姓的照片，去宣傳國外，居心不良，不懷好意。」外人久居中國，頗知此班洋奴心理，乃轉向帶白狗領的青年說：「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假如我拍你的照片去宣傳國外，這才我自己承認對中國居心不良，不懷好意。至少這些農民自食其力，are trying to make an honest living，並不騙人。他們不恥以你為同胞，你反而恥以他們為同胞！」少年赧然而退。我說：「答得好！答得好！」在中國讀書洋奴誠然多，他們所謂文化是帶狗領，拿洋棍，唱骨摩寧，誰不帶狗領唱骨摩寧，便是野蠻，至於中國百姓之勤儉淳樸耐勞幽默諸美德，種種偉大之處，他們是看不見的；他們所恨是不能制一條陀羅尼經大被把中國這個臭古棺一概掩蓋起來，只留下他們帶狗領噴香水的一流人代表中國。殊不知偏偏有看得出中國百姓之偉大，不恥惡衣惡食之外人，愛看中國老百姓，而偏不愛看讀書洋奴。中國文化最健全最優美處，乃在「淳樸」二字，教人認得簡樸生活之美。而今日中國人被外國文化嚇得魂不附體，已失卻此賞好簡樸生活之美的能力了。此話長，不多贅。那天晚上，回來在床上想那外人的答話，越想越有味道，越快活；想他替中國百姓出氣，不禁連聲在被中唱「答得好！」晨起，記數語於此。 （《宇宙風》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臨別贈言 朋友送別，勸我把去國雜感寫出來，寄回發表。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不過題目太大了。為今日中國之民，離今日中國之境，應當有多少感想齊攢心頭？不過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千緒萬端，何從講起？言簡意賅，亦難完作。只是題目雖大，也有許多不便講與不容講的。周作人先生所謂第一句話不許說，第二第三句話說也無用（札中語）。我們可說的還是關於文學思想的方面。在國家最危急之際，不許人講政治，使人民與政府共同自由討論國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認為這是取亡之兆。因為一國決不是政府所單獨救得起來的。救國責任既應使政府與人民共負之，要人民共負救國之責，便須與人民共謀救亡之策。處於今日廿紀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話，總是不適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紀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願。今日救國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國之興奮，憂憂乎其難矣。事至今日，大家豈復有什麼意見，誰能負起救亡大策，誰便是我們的領袖，誰不能負這責任而誤國，誰便須滾蛋。此後今日之中國是存是亡之責，與其政府獨負，不如與民共負，後來國家榮盛，才能與民同樂而不一人獨樂。除去直接叛變政府推翻政府之論調外，言論應該開放些，自由些，民權應當尊重些。這也是我不談政治而終於談政治之一句贈言。 （一）文學——提倡幽默，本不必大驚小怪，然偏有驚之怪之者。不過平心而論，有因幽默而驚疑怪詫之人，便可證明幽默確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為文學之一要素，與悲壯、激昂等同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沒有不承認的。中國幽默文學是否稍有可觀，成敗自不必以眼前論之，但根本上反對幽默，或謂因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總難免中道統遺毒之嫌。由道統遺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覺須趕速作破壞工作，揭穿虛偽的嚴肅文體，而易以較誠懇，較自然，較近情，較親切的文風。我是贊成誠懇而反對嚴肅的。主張嚴肅之人，大概在家做父親，也不肯和兒女說兩句笑話。在誠懇、親切、自然、近情的文風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猶如改訓話為談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國文章向來是訓話式的，非談心式的，所以其虛偽定然與要人訓話相同。所以若謂提倡幽默有什麼意義，倒不是叫文人個個學寫幾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為輕鬆，變鋪張為親切，使中國散文從此較近情，較誠實而已。 提倡性靈，純然是文學創作心理上及技巧上問題，除非有人在文學創作理論上，敢言作家桎梏性靈，專學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襲依傍，便可為文，本來不會引起什麼爭辯。我們今日白話已得文體之解放，卻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來雖是那末的新，想後仍是那末的舊。西方近代文學，無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為特色，與古典文學區別。所謂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較得儘量而無顧忌的發揮出來。再推而廣之，不論時代古今，凡著作中個人思感主張偏見愈發揮的，愈與近代散文接近，個人思感愈貧乏的，愈不成文學。即以此可為古今文學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黃河平常一個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濟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較有文學價值，而「再斯可矣」又比「為政以德」較有文學價值。因為三思常人所贊成，孔子獨反對之，到底是孔子比較重個人之思感。我們此後重評中國古人寫作，也只好以此為標準。 總而言之，今日散文形體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詞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國外之精神自由尚遠。性靈二字雖是舊詞，卻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著重性靈為一切文學解放基本之論。有人反對這種解放，那是道統未除，流毒未盡。性靈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舉筆行文之際較近情而已。兩者在西洋文學，都是老生常談，極尋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難，三十年後人見之，當引為奇談。但是我仍相信此為中國散文演化必經之路。 （二）思想——中國今日舉國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誇大狂，或憂鬱狂，看來看去都不像大國風度，早失了心氣和平事理通達的中國文化精神。更可慮的，是失了自信力。這都不是好現象，但也都因國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舊交匯，青黃不接所致。總而言之，亂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個而論，思想之健全，總不至如此亂嚷亂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這種態度來對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於此不能不提出這思想通達心氣和平的老話來說。孟子言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能達斯能勇。對付非常時期，誠然非堅毅不可，但堅毅既非暴虎馮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觀人暴虎，唱唱兩聲「堅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來。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國人必由歷史之回顧，對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認識，然後對中國之將來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樂觀。號為「革命」「前進」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說他落伍，一味抹殺中國舊文學，否認中國祖宗，我認為只是弱者之裝腔，而軍閥貪官開口仁義，閉口道德，一味復古，也只是黠者之醜態。在這種各走極端，無理的急進與無理的復古，都已各暴露中國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態度之遺失。無論維新與復古，這樣的國是不能存在的。中國文化精神別的不講，寬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鴻銘、胡適之、陳獨秀同在北大講學，因此令人嘆北京大學之偉大，便只是這個寬大自由道理。中國古代稱頌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說「政簡刑輕」，使人人得安居樂業，也便是自由寬大之意。大國風度是如此的。中國要大家活下去，還得來這種寬大的精神。硜硜小人就是小人不寬大之意。無論那一黨派要負起救國責任，當留此寬大二字，否則一時炙手可熱，日久必無成就。 關於思想，更有一端為我所最愁慮者，就是統制思想。不要以為德國俄國實行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們便應該趕時髦也來統制思想。統制思想之禍莫甚於八股，而依我的定義，凡統制思想都可名之為八股。八股驅天下士人而置之籠中，流毒千餘年（包括一切科舉），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於千餘年之後，聞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後，復欲以新八股自繭繭人，真可謂見道不明信道不篤了。統制思想政策行後，其效果亦必同於舊八股，一國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這普遍的死的沉寂中，自有讀書干祿之徒，為討政治飯碗，受你籠絡，亦自有一二寧舍富貴不肯干祿之書生終籠絡不來也。 廿五年八月十四日序於橫濱舟次 （《宇宙風》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悼魯迅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魯迅死於上海。時我在紐約，第二天見Herald-Tribune電信，驚愕之下，相與告友，友亦驚愕。若說悲悼，恐又不必，蓋非所以悼魯迅也。魯迅不怕死，何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碌碌終日，而一旦瞑目，所可傳者極渺。若投石擊水，皺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靜浪過，復平如鏡，了無痕跡。惟聖賢傳言，豪傑傳事，然究其可傳之事之言，亦不過聖賢豪傑所言所為之萬一。孔子喋喋千萬言，所傳亦不過《論語》二三萬言而已。始皇並六國，統天下，焚書坑儒，築長城，造阿房，登泰山，游會稽，問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創萬世之業，流傳千古。然帝王之業中墮，長生之樂不到，阿房焚於楚漢，金人毀於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長城舊規而已。魯迅投鞭擊長流，而長流之波復興，其影響所及，翕然僅於人心，魯迅見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滄海之寬，起伏之機甚微，影響所及，何可較量，復何必較量？魯迅來，忽然而言，既畢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魯迅常謂文人寫作，固不在藏諸名山，此語甚當。處今日之世，說今世之言，目所見，耳所聞，心所思，情所動，縱筆書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魯迅復生於後世，目所見後世之人，耳所聞後世之事，亦必不為今日之言。魯迅既生於今世，既說今世之言，所言有為而發，斯足矣。後世之人好其言，聽之；不好其言，亦聽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後人所好在彼，魯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後世或好其言而實厚誣魯迅，或不好其言而實深為所動，繼魯迅而來，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濤起伏，其機甚微，非魯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濤之前仆後起，循環起伏，不歸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長生，復奚較此波長彼波短耶？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於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迫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水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於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嚮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至於硜硜小人之捕風捉影挑撥離間，早已置之度外矣。 魯迅與其稱為文人，無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 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故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雞狗牛蛇亦有之。魯迅終不以天下英雄死盡，寶劍無用武之地而悲。路見瘋犬、癩犬，及守家犬，揮劍一砍，提狗頭歸，而飲紹興，名為下酒。此又魯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嘆。此一嘆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嘆興，乃嘆天地、嘆聖賢、嘆豪傑、嘆司閽、嘆傭婦、嘆書賈、嘆果商、嘆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諒者、鄉愚者；嘆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尷尬人、盤纏人、累贅人、無生趣人、死不開交人；嘆窮鬼、餓鬼、色鬼、饞鬼、牽鑽鬼、串熟鬼、邋遢鬼、白濛鬼、摸索鬼、豆腐羹飯鬼、青胖大頭鬼。於是魯迅復飲，俄而額筋浮脹，睚眥欲裂，鬚髮盡豎，靈感至，筋更浮，眥更裂，須更豎，乃磨硯濡毫，呵的一聲狂笑，復持寶劍，以刺世人。火發不已，嘆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 （《宇宙風》第32期，1937年1月1日） 說瀟灑 人生永有兩方面：工作與消遣，事業與遊戲，應酬與燕居，守禮與陶情，拘泥與放逸，謹慎與瀟灑。其原因在於人之心靈總是一張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節奏，天之有晴雨，時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宇宙之生律無不基於此循環起伏之理，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線的。袁中郎說的好：「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壽存齊張公七十序》）其在人，發而為狂與狷二派；其在教，發而為儒與道二門；其在文，發而為古典與浪漫二類。此二派人生態度，雖時有風尚之不同，而無論何時何地，卻時時隱伏於我們的心靈中，未嘗舍然泯滅，只是盛衰之氣不同而已。那一派消滅都是一國的不幸，如在中國，可謂全國是無進取之狷者，所以有這種頹靡不振之現象。即如在中國文學，名為儒家經世派的天下，卻暗地裡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歸田思想，歸真返樸，保和持泰等。有時同在一人的生平，也有入世出世之兩種矛盾觀念角逐於胸中，遠如諸葛亮、孔子、蘇東坡、袁中郎，近如梁漱溟、魯迅便是（魯迅於文學革命之前是在槐樹院裡作一長期自殺者）。 在文學上，這重要區別，可以說是在「工」與「逸」二字。古典文學取工字，浪漫文學取逸字。我常想到中國現代文學，從廣義講是在經過浪漫的時期。在此地，浪漫二字幾乎就是等於解放的意義罷了。凡在經典主義過活的人及社會，其人態度必經過浪漫主義的洗禮，然後可以達到現代西洋文化的階段。以前讀西洋文學史時，最可使我驚異的就是十七八世紀法國的新古典主義與中國古典主義之根本相同，同是在注重用字修辭之「工」，同是標舉格套（即中國之筆法章法，如戲劇之「三一律」，凡越雷池一步便遭人鄙笑），同是多用僻典，同是模仿古文，同時避用俗字（如魚曰「麟族」the scaly tribe鳥曰「羽類」the feathery race天曰「穹蒼」the firmaments月曰「美人」mistress of the sky，簡直與中文一般無二），其結果，又同是桎梏性靈。蔑視天才，縮限題材，而文學之路愈走愈狹。所以如莎士比亞這樣的妙文，竟被（新古典派）埋沒了一百五十年，直至Lessing出，浪漫潮流開始，才能恢復其盛名，這真可謂咄咄奇事了，但在我們中國何嘗不是如此。我從袁中郎《狂言》中看到明末李卓吾已看得起《西廂》，而評點《西廂》，並且推重其本色之美，是推重《西廂》文學價值，金聖歎只承李卓吾之遺緒而已。那時袁中郎賞識《金瓶梅》，馮夢龍賞識山歌童謠，及李卓吾之賞識《西廂》，都可說是浪漫文學觀念之開始。浪漫文學都看重「才」字「逸」字。在西洋十八世紀末葉浪漫文學開始，最風行的就是這「才」字（genius），及「逸」字（romantic）及「幻想」（imagination）。這也沒有什麼神妙，只是工整的文字必有讀厭之時，及其讀厭，惟有求放逸而已。所以工與逸的轉替，也是這尋常生律起伏之一端而已。 本篇並不是講浪漫文學，而只藉此講講人品及文筆之瀟灑。因為人品與文學同是一種道理。講瀟灑，就是講骨氣，講性靈，講才華。謹愿者以工，才高者以逸，在做人，在行文，在畫畫，同一道理。若蘇東坡之冠代才華，自然獨往獨來，無窒無礙，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但是我所要講的是，無論何人總可表示一點逸氣，把真性靈吐露一點出來，不可昏昏冥冥戰戰兢兢板起面孔以終世，這樣的人生就無味了，充滿這種人的社會也成了無味的社會。但若只求多壽多福多子混過一世，也不要什麼性靈，這也未始不可，至於藝術創作卻以此一點性靈風骨為生命。性靈二字並不怎樣玄奧，只是你最獨特的思感脾氣好惡喜怒所集合而成的個性。在洋文，這叫做personality，用個性翻還不大好。我們可說某人做人或行文太沒有personality，但不能說某人太無個性了——除非我們開始這樣用法。在中文似乎說這人太無韻致，太無風味，或太無骨氣，是一種株守成法，依違兩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有個性（風味）的人，你看見就喜歡，因為你看見一點真。在中國我想得有這種個性的人，如以前的徐樹錚，他是一位敢作敢為敢承當的人，雖然他不是怎樣的好人，但是比起奴顏婢膝的人總有人味吧。在文學上，在政治上，在藝術上，我們所要看的就是這一點個性，這一點風味。先從女人說起，可以一直說到文學作風，一貫而下。我們同事有一位女博士，雖然其貌不揚，但她有一種才調，也不僅是所謂應酬手腕而已，雖然我也不承認她是個好人，但是她決不能說是庸俗。在電影上成名的，就男明星來講，有二位最有個性風味的，一就是亞里斯（演Disraeli Voltaire之George Arliss），一是里昂·巴里摩亞（Lionel Barrymore），他們的藝術就是瀟灑的藝術，叫你覺得有種引人之魔力，平常講似乎是說「那人很有趣」。電影藝術之高下，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瀟灑風味表現出來，表現出來，人家就喜歡。在女的，我不講瑙瑪·希拉（Norma Shearer）諸人，而講曼麗·特蘭漱（Marie Dressler），那位忽怒忽喜不拘泥守禮而有一副慈悲心腸的老婆是多麼可愛啊！是的，她臉孔一點不漂亮，但是仍會十分可愛。明這個道理，就會明白所謂性靈文學，所謂瀟灑筆調之魔力。這倒是行文一種秘訣。普天之下莫非食飯遺矢之輩，這裡一篇很合聖道，那裡一篇也很合主義，但是聖道主義或則有，作者面孔卻看不到。這就是所謂達到「工整」文學看厭的時候。一人在寫作中，能露出一副真面目，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又有他自己個別與眾不同的所謂作風，自然能超越平庸而達到藝術的成功。多半人的作風思想就這樣依樣畫葫蘆的，你要打出這庸俗之範圍，除非打破那無形的格套，脫離那無形的窠臼，才能保存你自己。不能保存你自己，又怎能有動人的力量？我想一人常常看亞里斯、特蘭漱諸人之表演，而體會出其瀟灑的骨氣及風味，便可以懂得作文的所謂個人筆調，因為一切藝術的道理是相同的。 廿四年元旦試筆 （《文飯小品》創刊號，1935年2月5日） 說本色之美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淺。我想中國詩文的地位與西洋正相反。在中國，詩詞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卻走；在西洋，文章並不如中國之玄妙，而韻文之賞鑒反限於少數文人。這是以東西相比言之，若單論本國，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詩普遍，能文比能詩者多。然而就詩而論，中國不但取士用詩，楹聯巧對也用詩，射覆酒令也用詩，墨盒刻字也用詩，畫家題畫也用詩，才女擇婿也用詩，毛廁題字也用詩——這些種種是西方所無，所以說詩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況用中國文人全集一翻，總是五七律絕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現象。詩之好壞且勿論，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兩韻佳句，登臨旅次，偶爾吟成一絕，總是怡養性情，是好不是壞。 至於文，便不然。以中國與西洋相比，中國文章已成為文人階級之專有品。若非操筆墨生涯者，必不敢過問，也不肯過問。故中國銀行家不撰文，懸壺行醫者不撰文，實業大家不撰文，甚至連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說撰文，便是秘書文牘之事。蓋一則銀行實業政治各界一聞文章二字，則顧而卻走，那敢動筆；二則文章實在太難，宣言有宣言文，書面有書面文，啟事有啟事文，議論有議論文，其中有筆法，有體裁，有古董，有典故，有聲韻，外人切切不敢問津。所以做一總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飯碗才保得住，聖眷才見日隆。這都是因為中國文言之難，及文學觀念之誤。此刻原因且不講，但講結果，結果是這樣的：（一）外國實業大家也要著書，如福特便是，中國實業家就未嘗夢想過著書。雖然福特著作未必是親筆，然而也不見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書記筆錄，再加修飾的。所以外國出版界，內容比我們豐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興大將、勞易·喬治、顧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將政治生活，記錄下來，有敘事，有議論，對於一時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國政治家便不見有同類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視文學為畏途外，一方是因為懶，又一方因為中國社會尚面子，尚虛偽，大家沒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實在容易得罪人。（三）雜誌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經驗或職業經驗說話，救火隊長敘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長敘述航空危險性，書店編輯敘述書店黑幕。在中國，如有雜誌編輯請航空署長賜文，則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書代作無疑，而秘書所作又必是八股無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國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後而最壞的結果，是使文學脫離人生，虛而不實。宣言等文既有專家代庖，專家必做得篇篇「得體」，既然「得體」，便是「應說盡說」，便非「心頭所要說」，便是「你未說我先知你要說」，故無一句老實話。倘使有人於此倡言，文章不必得體，只須說老實話，務必使文學去浮言，重實質，而接近人生，幕僚師爺之飯碗也許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講實話，少聽放屁，舉凡車行藥販經理皆敢為文，而一般文字範圍得以放寬，內容可以豐富。這是一種好的現象。現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險家（Trader Horn），或江湖豪傑（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順而文章魔力極大者。我是最惡文人包辦文學的。須知文人對於書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書不行，況且書本範圍以內，書讀通的人也實寥如晨星。只許這班人為文，則文風尤趨於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學範圍放寬，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實在純文學立場看來，文學等到成為文人的專有品，都已不是好東西了。歷朝文體，皆起於民間，一到文人手裡，即失生氣，失本色，而日趨迂腐委靡。《國風》之詩，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辭，也越久越不像樣，而淪為賦。賦被文人弄壞，於是有樂府，以後詩詞戲曲的興滅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馮夢龍、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謠山歌，以為在文人所作詩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說，如《水滸》之類，一半也是民間之創作，一半也是因為作者懷才不遇，憤而著者自遣，排棄一切古文章筆法，格調老套，隱名撰著，不當文學只當遊戲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長、金聖歎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詩，若非不加點竄，便不是好文。金聖歎謂詩者心頭之一聲而已；心頭一聲有文學價值（如「悠然見南山」「舉頭望明月」「衣沾不足惜」之類），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頭一聲本無文學價值，任汝如何潤飾，皆無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蓋做作之美，最高不過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與天地爭衡，絕無斧鑿痕跡。近譯《浮生六記》，尤感覺此點。沈復何嘗有意為文？何嘗顧到什麼筆法波瀾？只是依實情實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寫下來，而結果其感人魔力，萬非一般有意摹寫者所能望其肩背。稱之為化工，也未嘗不可。文人稍有高見者，都看不起堆砌辭藻，都漸趨平淡，以平淡為文學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運用之，便成天地間至文。《論語》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貢入，有何文法可言？挾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順口瞎扯，何嘗學什麼人來？今人若沒人寫過「挾泰山以超北海」，「為長者折枝」，驟然以之入文，便自覺鄙陋，把它刪掉。這種人還配談文嗎？ 所以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頭話用最適當最達意方法表出。識破此理，一概《作文講話》皆不必讀。 要緊看你有話可講否？有話可講，何必飾他？無話可講，何必說他？有話可講，何必修他？無話可話，何不丟他？說而不飾，丟而不修，是為天籟。 （《文飯小品》第6期，1935年7月3日） 論土氣 前幾天因為看了半天書，到傍晚的時候覺得疲倦，出來在街上閒步。那時天色正好，涼風徐來，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過東單牌樓，而東交民巷東口，而哈德門外，竟使我於此無意間得關於本國思想界的重大的發明，使我三數年來腦中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臨時得一最正當完滿的解決，如心上去了一個重負，其樂自非可言喻。固然，我這個發明之重要程度，一時甚難決定。凡一發明之重要非過多少時候，很不容易預先測料。譬如哥倫布之發見美洲（哥氏實未嘗發見美洲，聽說只發見卡立比〔？〕海之某某荒島），他絕不想到他會與英國文學發生什麼關係，然而倘非有哥倫布美洲之發見，絕不會有西班牙及英國的海賊在美洲劫掠之行為，亦將無所謂「以利沙伯時代」「以利沙伯文學」，那末莎士比亞之能否成莎士比亞尚屬疑問。我很久要找一個字來代表中國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徵，來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觀念壓死思想的人使他們歸成一類，而百求千思苦不能得，終於沒有法子想，只得暫將它擱在腦後。雖然有時也會罵人為「殺風景的非利士第恩」，而總覺得不明暢。「非利士第恩」一字為英文Philistine之譯音，其實英文原亦未嘗有恰恰相合之字以代表這種人。Philistine及Philistinism乃亞諾爾所特創的，因亞氏文字之勢力乃成為今日通行之字，然而英國人實不大常用這個字，因為自己是「非利士第恩」的人沒有甚麼用這名目的必要。這或者也是在土氣盛行的中國沒人講到土氣的緣故。在亞氏所謂「非利士第恩」就是一種凡與開化維新勢力相抵抗者，尤其是一些有家有產覺得這世上樣樣都是安全，社會是沒有毛病，不必改革的人。大概他們的宗教是惟一的正教，含有天經地義，他們的種族是神明帝胄，他們的國家是惟一的禮義之邦，凡有人要改革此社會習慣，此傳統制度，此道德觀念，此腐敗政治者，他們必是不解，非笑，恐慌，嗔怒。非利士第恩原系亞氏由德文Philister譯來的，德國大學學生稱城中平民為Philister；即鄉頑之意。此外英文實無其字，如所用bourgeois亦系由法文借用。bourgeois即原市民有小產業者之通稱，因為平常社會之習慣及傳統觀念平常都是靠這些人維持（個人觀察在作者本鄉傳統觀念是靠無學問的婦人而尤其是寡婦維持，社會上之「非笑」都是由他們來的）。實在英文既可借用bourgeois，我們也可借用bourgeois，只是讀音上很不便當。亞氏於論海吶論文又說，法文中有epicier這個字，表示同樣意思實在也是好。epicier意就是「開雜貨鋪的」，大概開雜貨鋪的人是很老實很守己，人家不解新的觀念，他也跟人家不解，倘是有人要攻擊他的宗教，他也一定可拚命為道而爭，甚至於為道而死。我覺得在中文真是無法滿意的表示此種人之心理與精神。前天在哈德門外想到的就是「土氣」兩字，雖然這兩字也不十分的妥洽，然自有他的好處。 「土氣」二字在吾鄉本是表明鄉頑之動作與神氣，略與Philistine之義不同，未知在他方言之用法如何。但是大概在北京的人都能夠感覺得此「土」字之親切意味，古人以「土」與「金木水火」並列為五行，或者也是中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之故，沒有到過黃河流域這些北省的人實不足與語「土」之為何物。他們絕不明白「土」與人生之重要，關係之密切，他們不知道我們是生於斯，長於斯，食於斯，寢於斯，呼吸於斯，思想感慨盡系焉，誠有不可與須臾離之情景。所以小時讀書翻字典，「霾」字解為「風而雨土」，完全想像不起來如何「雨土」法子，直至北上才知道古人之言可信，然而因此我也覺得中國古代情形必略與今日北京相同，故有用此「霾」字之必要，又有五行哲學。記得西洋哲學史中，希臘哲學家謂此物質世界之原質或以為水，或以為火，然總沒有以「土」包括在內（關於此點很希望哲學史家更正，我的哲學史知識不大靠得住）。希伯來思想就不同。希伯來教以為人是上帝由「土」摶造的，然希伯來之文化發源於米蘇波大米平原，即由弗麗底河流域，所以不足怪的，你看今日亞拉伯沙漠的沙就明白。耶穌教信人為「土」造的並且是「死後歸土」，這就是希伯來思想之影響，——北京人，尤其是住哈德門外的人，應該很容易相信這個道理。記得小時在禮拜堂聽道，有一位教士給我們極妙的「人是土造的，死後返土」的憑據。他說你不信，到你家裡你睡的涼蓆下翻開看看，是不是都是灰土（大概由人氣變成的）？ 以上說「土氣」這名詞在北京之異常切當，複次說我那天在哈德門外的感想，及所以發明「土氣」二字之原因。這是很小的故事，但是也是值得說的。我覺得凡留美留歐新回國的人，特別那些有高尚的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門外走一走，領略領略此土氣之意味及其勢力之雄大，使他對於他在外國時想到的一切理想計劃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國做事看得太容易。人家常說留美學生每每受北京惡空氣之軟化，為惡社會所漸次吸收，卒使一切原有的理想如朝霧見日之化歸烏有，最後為「他們之一個」。然此所謂「舊社會之惡勢力」所謂「老大帝國沉晦陰森之氣象」是不大方便證明的，還不如講北京的「土氣」好。這個土氣是很容易領略的。我那天未過哈德門之先還走過東交民巷之一段，也在法國麵包房外頭站了一些時候，一過了哈德門，覺得立刻退化一千年，甚麼法國麵包房的點心，東交民巷潔亮的街道，精緻的樓房都如與我隔萬里之遙。環顧左右，也有做煤球的人，也有賣大缸的，也有剃頭擔（這是今日南方不易見的東西，但是在堂堂的首善都邑，在民國十三年，竟還是一件常事，不禁使我感覺舊勢力之雄厚可怕）。再往前路旁左右兩個坡上擺攤的甚麼都有，相命、占卦、賣曲本的，賣舊鞋、破爛古董、鐵貨、鐵圈的（與天橋所賣的略同），也有賣牛筋的（兩個子就買得一塊很大的牛筋）。同時羊肉鋪的羊肉味，燒餅的味，加以街中灰土所帶之驢屎馬尿之味，夾雜的撲我鼻孔使我感覺一種特別可愛的真正北京土味。在這個時候我已昏昏的覺得與此環境完全同化，若用玄學的名詞，也可以說是與宇宙和諧，與自然合一。正在那個時候，忽來了一陣微風，將一切賣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團灰土中，其土中所夾帶驢屎馬尿之氣味布滿空中，猛烈的襲人鼻孔。於是乎我頓生一種的覺悟，所謂老大帝國陰森沉晦之氣，實不過此土氣而已。我想無論是何國的博士回來卷在這土氣之中決不會再做什麼理想，尤其是我們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車的中等階級以上的人遇見此種土氣，決沒有再想做什麼革命事業的夢想。這一點覺悟就是從那陣微風及被卷在那香氣襲人的灰土中得來。（因此我可證明凡人類之覺悟一種道理都是因為一種小事，由一種直接經驗，非由學理得來的。保羅之歸依耶穌教是由於他在大馬色路上中暑got a sunstroke，盧騷對於社會起源之覺悟亦在某某路上一樹蔭底下，倘非中暑便是傷寒，陰陽失和，寒熱不調所致。所謂保羅盧騷看見「異像」visions是騙人的話。但這與本題無關。） 本篇並不是要討論此土氣與中國思想界之關係，不過要敘述我所感覺此土氣在思想界之重要及其不可輕忽而已。一來因為本篇不是要講道理的；而二來，這土氣與思想界關係之範圍太大，若是一定要講他，恐怕是永遠講不完。故不如就此告個結束。 （《語絲》第3期，1924年12月1日） 談理想教育 一 凡世界上做事最無聊最難受的就是遇著一種不進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發財也痛快，破產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盡至於破產，使一人將半世的精神在一種無聊的小生意上消磨淨盡。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癒也好，只不要遇著延長十年將死未死的老病。凡遇著此種境地，外國人叫做bored，中國人就叫做「無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種沉寂無聊，半生不死的狀況。我們在睡余夢足或在孤窗聽雨時候，捫心自問，難免感覺到一種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著事，又好像到底中國無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無結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滯之境，我們心裡倒可覺得痛快些。因為至少可不至於到處被人家稱為「教授」「教育家」——這是多麼難為情的境地。教育永遠不陷入停滯狀況，我們與人交遊或通信上永遠免不了要聽人家口口聲聲的稱呼「×教授」「××大學教授」。稍有良心的教授聽這種稱呼將難免覺得一條冷氣從脊骨中冷顫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說一個人受了四年的大學教育尚可以懂得學問，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不過說：倘是一個人受過四年中學，二年預科，四年大學教育之後，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於懂得學問，那真是千幸萬幸的事了。 這並不是我說笑話，今日教育之實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於我們的教育範圍里，倘是有這種方針，那是我沒看見過。我們的目的是教書而不是教人，我們是教人念書，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個學生於念書之餘尚記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著我們代他負責。我們聽見過某某學生因為心理學五十九分或是邏輯四十八分而不能畢業（雖然如何斷定一個人的邏輯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們的確未嘗聽見過有某學堂要使學生畢業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嗎？」所以如郁達夫先生曾經做文章，勸一位青年別想去進大學，因為恐怕他白費了幾年的光陰及一二千塊錢變出一個當兵無勇氣，做苦力沒禮貌，做鼠竊沒膽量，除去教書外，一技無能軟化了的寒酸窮士，若是出於愛護那位的本心，便是極好的議論，若是要以此責當代之大學教育，那怕就罵得不對勁兒。因為今日的大學教育根本以書為主體，非以人為主體，責之以不能養出社會上活潑有為的人格，豈非等於向和尚借木梳，向尼姑借篦櫛一樣無理的要求嗎？無論如何把一個正經長大的青年送進學堂裡頭去十幾年，使他完全與外邊的社會隔開，與天然的人群生活分離，既沒有師長的切磋，又沒有父兄的訓導，只瞎著眼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群生活的絕頂妙法的。結果是滿肚子的什麼主義，什麼派哲學，而做事的經驗閱歷等於零，知道恩斯坦的相對論而不知道母雞不要公雞是否可以生雞子兒。 雖然，不但我們的方針不對，就我們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懷疑。倘是「學問」是我們大學教育的方針，就所以達此方針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我們現此之所謂學問有趣極了。不但是有體質的，並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秤稱量的。今日談大學教育者之心理，以為若設一種「非八十單位不能畢業」的條例，嚴格的執行，嚴格的考試，絕不通融，絕不寬鬆，這樣一來，四年級八十單位，每年級二十單位，倘是一學生三學年只得五十八個單位，那末第四年請他補習兩單位，湊成二十二單位，八十單位補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學問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學的榮耀了。原來掩耳盜鈴的本領並不限於軍閥與官僚。倘是我們的邏輯不錯，有八十二立方寸學問的人，若願意借兩立方塊學問給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塊學問的同學，我們當然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擋這兩人一同畢業（但對這一點，尚不免懷疑，很願意得各學堂註冊部的聲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謂每立方塊的學問每塊裡頭的頁數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歷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講義二百七十五頁，二百七十五頁讀完便是近代歷史的學問一立方寸；文字學學問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講義一百五十三頁（限定一學年讀完，不許早，不要遲，若是徐先生特許八頁免試，便是實數一百四十五頁，一學年分兩學期。每學期十八個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頁正好，不許多，不許少）。如此積頁數而得幾許立方寸，積立方寸而得一張文憑，雖曰未學，註冊部亦必謂之學矣。原來此種以數頁數及數單位而衡量學問的方法，的確是純由西方發明，於吾國書院制度未之前聞也。記得杜威曾經說過，現代的教育好像農夫要趕鵝到城裡去賣，必先飽餵之以穀類，使頸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來，然後稱稱其輕重，鵝愈重即其價格愈高。其實杜威先生說錯了話，他忘記在本問題上稱者與被稱者原來是同類的動物。 二 以上既談到現此教育之根本乖謬，此地可略談我們所謂理想教育。這教育理想當然於現此無實現之可能。然實現與不實現都不相干，我們在此沉寂無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種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之辦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實現，我們可不為環境之逼迫，來限制我們理想的計劃，又可不必派代表奔走於一些無信義的官僚之門，以求得一涓滴之賜，豈非快事？我們可以儘量的發揮我們理想大學的計劃、基金等問題盡可不顧。我們可以儘量夢想如何一個理想大學可以給我們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備的教育，怎麼一個理想大學可為學者優遊永日，寢食不離，終身寄託之所，怎麼一個山水幽麗，水木清華，氣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環境也理想的大學，可以當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們可以夢見如何一個設備完善的大學可以使我們忘記現此教育界之沉寂無聊。 我們的理想大學最重要基件，就是學堂應該貫滿一種講學談學的空氣。此空氣製造之成功與否，是大學教育成功與否的夤緣。講學空氣之由來最重要的即在於學堂之房屋外觀，學堂外觀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頹圮古樸苔痕半壁匾額字跡潦倒不可復認的大門，其餘一切學堂的房屋樹木場所周圍亦必有一種森嚴古樸的氣象，使人一跨進大門如置身別一天地，忘記我們一切的俗慮俗冗，好像在此周圍內惟一要緊的事件是學問是思想。因為我們都明白物質的環境與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關係，在上海南京路念經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這條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須游東海之普陀與西山之橝柘便可不待我的齗齗多辯。大凡世界的宗教家都明白這條道理，西方羅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們一進那高聳巍立深邃黝黑的禮堂，看見那一線黯淡和平的陽光從極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簡樸的森嚴的座位上，聞見那滿屋的香味，又聽見那雄壯清嘹的琴聲，雖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幾分領略信天主教的好處，他給我們精神上的慰安。宗教如此，學問何獨不然？一人的學問非從書上得來，乃從一種講學好學的空氣中得來，使一青年浸染於此種空氣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環境之薰陶，必可天然的順序的快樂的於不覺中傳染著好學的習氣，就使未必即得如何鴻博的學力，也至少得一副鴻博的臉孔，至少跟他談學問時不至於他每每來問你要講義。最怕的是一個像清華學校這樣嶄新白亮的一個大門。除去一個蒼茵滿布，字跡模糊，將傾未傾的大門及圍牆，使人自遠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宮園故墟外，牆圍內應該這裡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閣，那裡有一片五百年的頹垣，甚至於無一屋頂，無一柵欄，無一樹幹，無一爬牆虎的葉尖不帶著一種老大古樸的氣象。有一種學堂有這種的空氣環境，然後可以講學。像我們北大第一院工廠似的所謂沙灘兒大樓，無論如何講學是講不下去。 物質的環境而外，我們可以說師生在課外自然的接觸乃理想大學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註冊部無法子記分數的教育，真正的學問乃註冊部無法升級留級的學問。在理想大學中，上課的手續乃一種形式上的程序而已（且通常絕無考試，與德國大學例同），教員學生不上課則可（非強迫的），在課外無相當的接觸則絕對不可。因為倘是我們的推測不錯，教育二字應解做一種人與人的關係，不應當解做一種人與書的關係。一個沒學問的人因為得與有學問的人天天的接觸，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礪，傳染著他好學的興味，學習他治學的方法，明白他對事理的見解——這是我所謂教育。偉爾遜說得好，看書不一定使人成為有思想的人，但是與思想者交遊普遍可以使人成為有思想的人。課堂中的學問常是死的，機械式的，在課堂外閒談時論到的學問才是活的，生動的，與人生有關係的。課堂內的學問大都是專門的學問，課堂外的學問，出之偶語私談之間乃是「自由的」學問liberal education。古人有楹聯曰「常思先輩尋常語，願讀人間未見書」之「尋常語」三字即同此義。讀王陽明的《傳習錄》（雖是他尋常語之一部）無論如何不及親聆王陽明教誨之為愈。以今日視課堂為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師生上課相見，下課相忘，學生孜孜以講義頁數為生命，不用說沒有賢者可為學生的師資，就是有賢者，學生也決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尋常語」。理想大學中的生活，必使師生在課外有充量的交遊與談學機會，使學生這裡可與一位生物學家談樹葉的歷史，那裡可以同一位心理學家談夢的心理分析，在第三處可以聽一位音樂專家講Hoffmann的笑史——使學生無處不感覺得學問的生動有趣。 所以理想大學應該是一大班瑰異不凡人格的吃飯所，是國中賢才薈萃之區，思想家、科學家麇集之處，使學生日日與這些思想家科學家的交遊接觸，朝夕談笑，起坐之間，能自然的受他們的誘化陶冶引導鼓勵。理想大學應該不但是這裡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閣，那裡有一片五百年的頹垣，並且是這裡可以碰見一位牛頓，那裡可以碰見一位佛羅特，東屋住了一位羅素，西屋住了一位吳稚暉，前院是惠定宇的書房，後院是戴東原的住所。這些人物固不必儘是為教書而來，直以學堂為其永遠住所而已。故以上所謂「吃飯所」非比方的話而已，乃真正指吃飯而言。他們除了吃飯之外，對學堂絕無何等的義務，在學堂方面即所以借這些人以造成一種濃厚的講學的空氣。因為一個學堂，沒有這些人的存在，而徒靠三數十個教員決不足以掩蔽幾百個喁喁待學青年的烏煙瘴氣，故一面必力限定學生的人數（多則不能個個人得與師長親密的接觸），一面必增加鴻博師儒之數額。此則略近於英國大學fellows的制度，在本篇中可暫譯以「學侶」二字。如這回由庚子賠款委員被撤退之羅素與狄根生G. Lowes Dickinson就是劍橋大學單吃飯不教書學侶之一。他們除去有終身永遠在學校之居住權利及每年得薪俸二百五十金鎊為雜費及旅費外，對於學堂絕無規定義務，且出入旅行有充分的自由。英國大學之有這種設備，一方面是替國家保護天才之意，使他們得永遠脫離物質外境的壓力，專心致志於學問思想生活上面。可以從從容容的增進他的學業，培養他們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學成為一個很有趣味的社會團體，大學裡頭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優異可愛的生活。 所以理想大學不但是一些青年學者讀書之處，而且乃一些老成學者讀書之處。大學裡頭不但有繳學費才許念書的小學生，並且有一些送薪俸請他念書的大學生。繳學費念書的學生雖常有很可造就的天才，送薪俸請他念書的學生才能夠對於學術思想上有重大的貢獻。 最後關於學生畢業問題，即今日教育界所公認為最重要問題，我也不能不說幾句。我說這是教育界所公認為最重要問題，因為我們公認讀書的目的是要畢業。理想教育所最怕談的是「畢業」二字，不必說學業之於學者本沒有告畢之時，命名之根本不通，就說要想出一種稱量學生的學問程度的好法子也絕想不出來。理想的教育並不是不願意想找出一法，把某甲與某乙的學問比較一下，變成阿拉伯字碼可以寫出來的準確的、精密的、不誤的分數，但是理想教育始終不承認自有史以來有這種法子已經被人發明。就實際方面著想，「畢業」二字也不過是說一人的學問已經達到「比較可以」程度而已。此所謂「比較可以」的感慨只有與該學生是相近的教員或導師才有。所以依理想教育計劃我們應該實行「導師制」tutorial system，每個學生可以自由請一位教員做他個人的導師，一切關於學問上進行方針及看書之指導專托於此一人之手，此導師取之教授也可，取之於學侶院中人也可，只須得他們的同意。導師應知道該學生學問之興趣與缺點隨時加之指導，且時與以相與談學之機會。倘是一學生的程度可以使他的導師覺得已達到「可以」程度，於必要時就請他的導師給個憑據也可以，認此學生為該導師之門人。故畢業之事全與學校無關，而為導師個人的私事。同一學院畢業，或為梁任公的門人，或為章炳麟的門人，梁任公或章炳麟之所認為什麼是「可以」程度，則全由梁任公章炳麟以私人資格而定。各導師的門人的程度，或高或低，本不相干，因為這可由各導師自己負責。至於此文憑之程式，也由各人自定，印的也成，寫的也成，寫在連史紙上也成，寫在毛廁里用的粗紙或在信封上面也成。因為這文憑是最不緊要的事。我們理想教育完全實行的時候，應該完全用不著文憑。應該一看那學生的臉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學畢業生。倘由一學生的臉孔及談話之間看不出那人的大學教育，那個大學教育也就值不得給什麼文憑了。 （《現代評論》第1卷第5期，1925年1月10日） 怎樣洗鍊白話入文 （一） 吾於《論語》廿六期（《語錄體之用》及《可憎的白話四六》）表示深惡白話之文，而好文言之白，時余不知今年白話倒霉年也，又不知吾所欲糾正者，竟有人慾打倒。於是十分抱歉，想擁護白話之文又非做不可了。在第一篇已言「白話作文是天經地義，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仍是這個想頭，並無變卦。夫文人惡習，好填塞，為文曰「一顆受了重創而殘破的心靈是永久的蘊藏在他的懷抱」，曰「女人最可畏的物質貪慾和虛榮心她漸漸的都被培植養成」，既不明又不白，羅里羅嗦，則非糾正之不可，但又有人慾一古腦兒推翻白話，或復興舊式文言，或另樹旗幟與之對抗，則又非急急起而擁戴之不可。須知吾之擁戴語錄，亦即所以愛護白話，使一洗繁蕪綺靡之弊，而復歸靈健本色之美，豈得謂吾之讚嘆金聖歎「大君不要出頭，要放普天下人出頭」之句耳。然則吾之愛白話誠甚，且更甚於欲脫離白話另起爐灶之大眾語文人也。 大眾語問題發生時，吾未敢遽發議論，而數月來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自由談》此類文章無一篇不讀，無一意見不領教，真是輾轉反側。反側結果，但見一篇說高爾基教人洗鍊白話及黎錦熙一文正中下懷。黎錦熙之言曰：「那我終於不知道他（大眾語）和國語或白話有甚麼異同了！」我亦始終不知道其與白話文有何分別也。白話範圍寬大，有何不容？有何不好，須來打倒？有何不治之症，在大眾語便可得治？胡適之下白話之定義曰「明白之白」，二十年來結果文人作白話仍是不明不白，然則今日倡提大眾語，二十年後文人所作仍不大眾可必也。文人有什麼撈什子可容於大眾語而不容於白話乎？大眾語並非方言，便是普通話，普通話非白話乎？大眾語文人明知大眾辭彙缺乏，須提高程度，由大眾提高之白話，非白話乎？大眾語主張摻入歐化新名詞，摻入歐化新名詞之白話，非白話乎？今日既無人能用一二十字說明大眾語是何物，又無人能寫一二百字模範大眾語，給我們見識見識，只管在雲端吶喊，宜乎其為大眾之謎也。 故欲糾正今日文字之失，仍是大家先學做好白話文。須知今日白話之病，不在白話自身，而在文人之白話不白而已。此症不除，換一名目，亦不能除。文人之病在好填塞，用爛調。好填塞之由，笠翁說得十分清楚：「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即矯、空、懶三病也。此三病不除，只管換任何新招牌，仍會一溜煙陷入填塞爛調之弊。乃因白話淺顯，加以作家意見浮泛，索然無味，讀者生厭，作者亦慮人生厭，故天然必走上粉飾之途，以文其陋。「你的老婆，我的老婆」寫厭時候，又必回到「夫人」「妻」「內子」「拙荊」。此有意建造大眾文學之人所必留意而早為之者也。 凡一國之文字必有其傳統性，欲入大眾口中之文字尤必保存其傳統性。必欲排除外國名詞，若十七世紀之英人，及近代德人之所謂國粹家（purist）者，固然見地太狹，不足為法，而醉心歐化認為國語有毒者，欲排斥文言，行其保姆政策，一手建造「新大眾語」，亦未免痴人作夢。國語中多文言遺產，為何不可享受？一時矯揉，必難持久。寫厭了「歡喜得了不得」時，自然而然會寫「欣喜雀躍」，寫厭了「比不過他」時，自然而然會寫「相形見絀」，寫厭了「話說的投機，大家心中理會」，自然而然會寫「相視莫逆」、「心照不宣」等文言句，乃中國文字傳統中鍛煉出來之成語，亦即吾國文學之遺產。用乎？不用乎？若以為太不大眾而摒棄之，恐不僅文不潔淨，恐並「辭達」二字亦辦不到，其結果是否夢想中之「大眾」所歡迎，亦成疑問；若其用之，則又與今日白話有何分別？此又努力大眾文學之人所應從長計議者也。 若曰，文字欲其美，欲其潔淨，是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大眾所要，此語雖甚時行，實則表示摩登文人之淺薄功利主義而已。潔淨與達意排不開。謂「大家心中理會」不如「心照不宣」潔淨可，謂其不甚達「心照不宣」之意亦可。至於文字只許達意，不許其美，罵為布爾喬亞，亦不過如雲吃菜只須補養，不必美味，此非近代衛生飲食論也。蓋菜色不美，或菜味不甘，則胃汁不大出來，有礙消化。蘇俄新成立時，以為婦女皆應不搽粉，打倒其所謂小資產階級「可憎的迷戀時裝之心理變態」（The wretched psychosis of fashion）。今年年初乃有蘇俄政府頒給國立脂粉館女主席「列寧勳章」之事。蘇俄婦女初亦認脂粉為性的奴隸之表記，毅然將鏡子一齊都打碎，一如鼻頭不油光便是反革命。孰意不數年間，一車蛇皮新鞋運到蘇都時，蘇俄婦女成群結隊爭先恐後包圍，至須紅軍出隊鎮住，蛇皮鞋子始得安全無恙。今則並由蘇俄政府分送胭脂與女工矣，蓋認為如此，人才活得下去，而工作亦易得良好成績也。（見Vogue，本年四月一號）。然則文字欲其美，似非反革命矣。此又提倡大眾語者所應及早見到者也。 況今日提倡大眾語者，非僅欲求文人幻想中所臆測之大眾之「意識形態」而迎合之遷就之，並欲改造吾國平民之「意識形態」，以符吾主義。此即所謂國語有毒說也。且無論長衫階級配不配能不能了解工人之意識，即此保姆政策，欲將工人原有意識加以淘汰，為之抉擇，自身又不讀平民所好讀之《七俠五義》，只讀盧那查斯基，大眾果然肯不肯讀汝的貨色，則尚有疑問。所謂國語有毒，純系膚淺之見，即使有毒，亦非三數文人至三數十文人所能改造，而置語言之歷史性於不顧也。夫所謂有毒者何？迷信之語也。現代英人不信喬治大仙，而賭咒仍言by George，不信「人身四液說」，而言人沉默寡言者仍稱之為「痰氣」phlegmatic，而英人並未因此中毒。然則國語中之「肝火」「脾氣」「三魂蕩蕩七魄悠悠」，嚇得「魂不附體」，氣得「七竅生煙」。用乎？不用乎？以科學言之，四月八日比佛祖生日好也，夏季比三伏高明也，陽曆九月比廿四秋老虎科學也。用乎？不用乎？佛祖生日，秋老虎，三伏用之則深得大眾語意味，皆大眾所歡迎，棄之則惟有意識形態物質環境一套西洋把戲，能深入大眾之心乎？大眾固有大眾之讀物矣，其對大眾有極大之魔力。談大眾語者非努力看大眾所看之章回小說不可。今且有主張「改造」《水滸》《紅樓》而去其毒，吾以為狗尾續貂的勾當仍是不做好。能改《水滸》者惟有啃窩頭之山東第一流才子，非吃洋點心之青年。今既無此啃窩頭之才子，並無啃窩頭之念頭，乃欲迫之而就我，究竟一國文字可否容許你如此抉擇處置，而能保留其生命，實可懷疑。現此已有人言，「拿貨色來」，大眾語擁護者曰，且勿心急。實則並非人家心急。連你所講亦非國語，亦非白話，亦非文言，亦非歐化語之所謂大眾語，人家亦不懂，有無三頭六臂，汝亦說不清楚也。吾以為並非拿出貨色來要緊，是貨色拿出來時大眾要不要睬汝，乃是要著。若大眾要睬不睬，則汝僵矣。此時所謂大眾意識如何，全是文人夢想，及真要迎合大眾心理，使大眾讀你文章，爾時必不是你的文章能磨鍊大眾意識，而反是大眾意識能磨鍊你的文章，否則死亡。然則大眾語弟兄非但《水滸》《紅樓》要看，乃並張恨水之《啼笑姻緣》亦不可不看矣。此又提倡大眾語者所應思量一下者也。 創作自是好事，但亦應善引前車為鑑。西洋文學，據我所知，並無所謂大眾語獨別於白話者。英文中描寫「一隻飛機在空中像一隻蜻蜓飛來飛去」句子，讀來甚好，在中文便有人惡其不文。然以如此健全標準之文學仍不見有人提倡以大眾之語為文而別於白話。或有一二作家，如Will Rogers以俚語批評時事，一針見血，極有力量，如Ernest Hemingway以美國口語寫作小說，亦維妙維肖，實亦不異《水滸》、《紅樓》描寫口吻之絕技。英文普通文字，惟有行文或深或淺之別，文白之間未嘗有何一定界限，亦非有文章全然一致一回事。蓋據一說，英國礦工常用辭語不過七百字，英人固未嘗夢想以七百字行文也。至於蘇俄是否有大眾語其物，則吾不知。倘使有之，是如何樣子，頗想一看。此又提倡大眾語者所應詳加考較者也。 吾意大眾語必無聲無臭的歸還白話，真正大伙兒的話，文人必學不來，但能從此學會寫明白的白話，而矯正今日白話洋八股之弊，是亦一大佳事。倘能實地工作，依實錄方法編一部精確的《京都字典》，則吾更將焚香頂禮而膜拜之，因吾欲查京話，尚須檢Hillier氏之《英漢北京土話字典》也。 （二） 須知流行白話之可憎，乃白話作家之罪，尤其是「海派」作家之罪，非白話之罪。白話作家能寫成老舍老向何容白話，已了不得。吾嘗謂（《論語》四十期《語錄體舉例》）「白話提倡至今十餘載，而白話語法之妙，文人尚未儘量移入文中。若胡適之所引『你是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白話達意傳情句子，在今人作品中極少見之」。又曰：「大凡《野叟》《紅樓》白話之佳，乃因確能傳出俗話口吻，而新文人白話之劣，正在不敢傳入俗話口吻……夫白話提倡時，林琴南斥為引車賣漿之流之語，文學革命家大斥其謬，而作出文來，卻仍是滿紙頭巾氣，學究氣，不敢將引車賣漿之口吻語法放進去。」此中弊源，乃在文人「文」的觀念之誤。文人所謂文者，乃文彩之文，非文理之文，乃粉飾之文，非本色之文。石有紋，雲有章，此文章之本義。善行文者，議論風生，層層滾出，此本色之文也。八股文之佳者，亦在其起承轉合段段逼出之奇，非關文字辭藻也。故所謂文者，即思想議論之紋路，若《紅樓》鳳姐的話，篇篇好文章也。識得鳳姐話里文章之美，始可與言文。隨舉一例（三十回）： 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向寶玉黛玉）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著手哭的，昨兒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 此尚不是鳳姐最好文章，最好文章一時也檢不出。然此種話里文章乃文之本義。行文者能學風姐說話，即是文學大家，若只是在修辭改句掉文弄墨，皆真所謂雕蟲小技，不足以言文，亦不足以言鍛煉白話入文也。白話不敢用引車賣漿者流之語，好用爛調，即正在此雕蟲小技上用工夫所致。吾常見友人談話，風采煥發，層層滾出，津津有味，以為此人若肯就此作題材，就此寫下去，便是絕好文章，有機趣，有譬喻，有妙語，有見解，有風調。吳稚暉之文，即近此派，毫不造作，而不容你不讀下去。 吾理想之文字乃英國之文字。英國文字，所謂最正派者（in the best tradition），乃極多土語成語之文，非書本氣味之文。英國散文大家，綏夫脫也（《小人國》作者），第否也（《魯濱孫漂流記》作者），萊姆也。試讀諸子之作，何嘗有絲毫書本氣？若Macaulay，Arnold之文，只好算第二流，因臘丁名詞過多，書本氣過重也。英人得此種正確傳統，乃有極靈健之文字，而有極好之白話。謂「檢討經濟最窮之方面」乃書本英文，曰「看看鞋子那一方窄痛」（find out where the shoe pinches）乃上流文字。謂「勞意喬治與守舊黨妥協」乃下流文字，曰「勞意喬治吊守舊黨之膀子」（Lloyd George's flirtations with the conservatives）乃真正上流正統英文。英文在各國文字中首屈一指，乃一方由其辭彙之豐富，一方由其文字之靈健virility。其所以靈健，乃因其尊土話成語racy，idiomatic English為正統也。猶如中國人人能尊曹雪芹為文學正統，取之以為標準白話文，將來亦可有好白話文章，中國文字亦必靈健無疑。實則英文文字固有二宗源統，一為法語臘丁語，一為盎格羅撒遜語，故今日英文辭字中每每有二名詞同表一義，欲其典雅，則用法語臘丁語，欲其矯健，則用盎格羅撒遜語。如「得」字有obtain，get，「愛」字有affection，love，「家宅」有residence，home，「掘」有unearth，dig，等等。第一字用於典雅處，第二字用於靈健處。其中關係，適與中國之有古文白話相同。「惆悵」比「惱」高雅，而「惱」卻比「惆悵」有力；「廢然而返」比「搭訕回來」古樸，而「搭訕回來」卻比「廢然而返」雄勁。今人但悉得「廢然而返」之美，而不知「搭訕回來」之妙，殊不足以論文。蓋物有新舊之分，語有古今之別，古者則得幽深淡遠之旨，今者則得親切逼真之妙。兩者須看時並用，方得文字機趣，與英國文字相同。但採用白話尤為重要，因人忽略故也。且白話多反映現實語。凡文字必不可無反映現實之辭字，文字多抽象名詞則流為萎弱。中文固最好具體名詞而最缺抽象觀念，然能善用之，正可產生好散文。若「大小」觀念只以具體之「大」與「小」合成，「長短」觀念只以具體之「長」與「短」字撮合，無所謂size，length也。「是非曲直」已具體矣，而又不如「青紅皂白」之具體。不能知人之心則曰：「我豈汝肚裡之應聲蟲？」此是如何活潑一種說法！若今日文人必曰：「我何以能夠了解你的意志呢？」再進一步必又曰：「我何以能推知你思維之程序呢？」今日最佳之現代英文，乃能將二種字面，抽象的及具體的，連貫起來。如言A「nose」for news，the「cobwebs」of knowledge，the「drift」of language riding on the「tide」of success，若將nose，cobwebs，drift，tide等具體字面改為appreciation，accumulations，tendency，forward movement，則全失文字精彩而文字自身流為靡弱。白話本性既極具體，再加入文言之淡遠字面，運用適中，鍛煉起來，必有極靈健之散文出現，與任何國文字媲美也。吾理想中之白話文，乃是多加入最好京語的色彩之普通話也。 試以此一觀點讀《紅樓》，便可知白話之字亟應收入文中者甚多。「待放下又放不下」待字甚好。「你可仔細」可字甚佳。白話中「可」字最能傳神，「可不要把身子弄糟了」，「可不是嗎？」今文中少見。「只管出神」，只管亦好，出神亦好。「叫人心酸」心酸亦好，「總不理會」總不亦好，理會亦好。今人「可」字不能用，「只管」亦不能用，「心酸」則易以「悲哀」，「理會」則易以「注意」，卻不知「理會」「計較」「睬」皆極好字面。「睬他一眼」「覷他一眼」亦皆靈妙。「不許惱了」，惱字比發怒動怒好。「你又在跟前弄鬼」，又字亦系傳神字。吾前作《論語》小評，有一題曰《又來憲法》亦系借用此法。「別提那個了」，今人作「提起」，全失白話精彩。「派他一個不是」「落個不是」，「派」「落」字亦是真正口語，須多用。「打抱不平」今人言「路見不平」，亦不及原語聲勢。「選」《紅樓》曰「揀」曰「挑」（「揀了幾種進去」）。動詞《紅樓》用得極其靈活，若「向寶玉懷裡一摔」「黛玉戳他一下」「遞了過去」皆是。余如「合眼」「記掛」「害臊」「受氣」「受用」亦用得維妙維肖。今人不言「合眼」，只說「閉著眼睛」，亦是白話寫得不好之證。 其實白話中盡有許多傳情達意之字皆比文言具體。「害臊」今人作「慚愧」，「記掛」今人作「記憶」，「念頭」今人作「思想」，「思量」今人作「思索」，「受用」今人作「享受」，「受氣」今人作「怨憤」，「賞樂」今人作「欣賞」，「日子」今人作「時間」，「快活」今人作「愉快」。實則論其傳情，後者皆不如前者。公安諸子尺牘中「思量」「受用」「快活」「日子」等字面皆儘量用過，惜今人不能用耳。實則不但明尺牘語錄如此，古文詩詞佳句亦每每含有此種味道，能運用平常字句，畫出一副光景。若「月掛樹梢」，掛字便是尋常字，「載月歸來」，載字亦是尋常字，余如「踏雪」，「枕流」勝於「橫流」。至如「爬梳」史實，「收拾」閒情，「撩亂」胸矜，「洗滌」塵想，「芟鋤」壞種，打破「藩籬」，盡釋「芥蒂」，斬除「葛藤」等皆是最健人脾胃字句。此種字面，萬古常新，因其能近取譬，生颼颼，活潑潑，靈動矯健，毫無板滯枯萎氣味也。白話文中此種句子，儘管放進去無妨。蓋《紅樓》《野叟》等行之在先，已能將白話文言調和盡當也。 吾嘗謂今日之乎與了嗎之爭，皆甚無謂。人言吾寫的是語錄，是文言，吾亦不計較；或言吾茲所寫的系白話，吾亦不計較。文白之爭，要點不在之乎與了嗎，而在文中是今語抑是陳言。文中是今語，借之乎也者以穿插之，亦不礙事。文中是陳言，雖借了嗎呢吧以穿插之，亦是鬼語。此其中所不同者，一真切，一浮泛耳。故吾寧可寫白話的文言，不可寫文言的白話。文言爛調誠多：讀來字字熟煉，而字字霉腐，必然不得新生命。九月十日《上海報》有吳稚暉先生傳略，文字便屬此種。 先生矢志不作官，故至今未膺重寄。為人強毅果敢，見義勇為。演說一氣數十句，詼諧動聽，精力兼人。晨起庭見賓客數十人。會議每窮日夜。歸閱函簡盈尺，要者答覆，不假人手。作文章，則坐以待旦，習以為常。與人言議論風生，辯才無礙，所操皆錫音也。少孤寒，以孑身走中外，恃文章投稿自給。今名滿天下，仍貧屨，而每有金，為友人貸盡不吝。生平刻苦卓絕，健步行，不須車馬。嘗上泰山，觀日出，升降如飛，不少委頓，蓋異稟也…… 此種字面，板板六十四，句句已見過知百遍於前人傳記中，故句句陳腐（若「少孤寒」，「蓋異稟也」等等），蓋作者筆調專學古人，尺落窠臼，一步不得自由，故其表現能力極薄弱，極有限，而毫無尖新之趣。其中吾人可得一點真意義者二句而已，即「演說一氣數十句」，及「不須車馬」，須知此二句所以使吾人得點確切印象者，正因其非古人做過之句耳。今取文言而洗盡一切俗態，打破藩籬，放入土話，接近今語，此乃真正的解放，名之為白話亦可，名之為文言亦可，名之為語錄亦可，甚至連之乎亦換為了嗎亦可，或者既用了嗎，再放一二矣焉進去亦可，皆不要緊也。所便宜者，用語錄比用白話省寫幾個字，亦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序所謂「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為文言」用意云爾。如此則文白之藩籬盡破，藉此可直搗文言巢穴。 （三） 今人白話，不但不如清人之小說、明人之尺牘，且並不如元人之戲曲，戲曲「也麼哥」人人知之，這是如何勇氣。彼不但能用此等字面，且並能運用洗鍊之，使與文言調和，發生無窮滋味。且舉元曲數例，以見元人之勇及今人之懦： 舊酒沒，新醅發，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閒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鵝，閒快活。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關漢卿《閒適二首》） 心間事，說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罷字兒磣可可你道是耍！我心裡怕那不怕？（馬致遠《落梅風》） 一個空皮囊包裹著千重氣，一個干骷髏頂戴著十分罪，為兒女使盡了拖刀計，為家私費盡了擔山刀。你省的也麼哥！你省的也麼哥！這一個長生道理何人會？（鄧玉寶《叨叨令道情》） 百年三萬六千場，風雨憂愁一半妨，眼兒里覷心兒上想，教我鬢邊絲怎地當？把流年仔細推詳，一日一個淺斟低唱，一夜一個花燭洞房，能有得多少時光？（無名氏《水仙子遣懷》） 元曲白話之成功，已甚顯然，而在淺顯之間，仍然不俗，且亦甚得文言白話之調和。試看《西廂》鬧會曲中，有文言，有白話，而卻能調和不露痕跡。 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著身子，百般做作。 其實若《一半兒》《山坡羊》諸令皆是前半多文言，末二句全用白話。 戲曲、傳奇、小說皆中國之平民文學，雖或有專供文人案頭閱讀者，而多系要在台上演唱與平民理會。是戲曲小說文學，乃真正大伙兒的話，今人所謂「大眾語」也。在案頭寫作儘管作大眾語，而台上扮演，卻非用大伙兒的話不可，若新式「大眾語」三字，大伙兒便不懂。所以注意白話文學者，正可在舊戲曲小說中研究其用字取材。余謂李笠翁曲話乃是一本絕好不過之文章作法指導，不限於戲曲也，而對於此種使平民了解文字之工夫，尤系李氏所自稱為「所謂三折肱為良醫，此折肱語也」。字字得自經驗，出自襟腑，毫無一句假話，且能運用個人筆調，到處訴其個人感興，或嘆其窮苦，使你不忍釋卷也。（此書在《笠翁一家言》《閒情偶寄》部中，普益書局有石印本，現啟智書局有單行標點本，攤上二十個子可買得來也。）余意凡白話文人，非人人將此書讀透不可。就中「第一結構」立主腦，脫窠臼，戒荒唐，審虛實，「第二詞采」，貴顯淺，重機趣，戒浮泛，忌填塞，「第三賓白」，語求肖似，詞別繁減，字分南北，文貴精潔，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時防漏孔，等等，皆與本題有關。此書讀好，用心磨鍊，不但可作聽得懂說得響的白話，並可得幽默文小品文之三昧。 茲就一二要點錄下。其教人脫書本氣曰： （貴顯淺）若論填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之中。至於形之筆端，落於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有用著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尋古人。 其論造句用成語須能順口曰： （拗句難好）變難成易，其意何居？有一方便法門，詞人或有行之者，未必盡知之者……凡作佶屈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當引用成語。成語在人口頭，即稍變更數字，略變聲音，念來亦覺順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 非止念不順口，且令人不解其意……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字句，則幾與海外方言無別，必經重譯而後知之矣。海內譯家，可理會斯言。其論作賓白以順口耳為標準，亦正與行白話文無別。其言： （詞別繁減）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隨口出之即是。笠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紙上分明，不願口中順逆。常有觀刻本極其透澈，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聵之分乎？因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 老舍行文，必使其妻念得順口，便是此種道理。實則世界好文學皆須朗誦，至順口始其得佳處。Henry James文極難懂，惟念出始得真味道，Phelis嘗以此叩之，James首肯而請其代守秘密。其論作文與婦人小子看曰： （忌填塞）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辭，其句則采街談巷議，即偶涉詩書，亦系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為與讀書人不讀書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古來聖賢所傳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如今世之小說矣。人曰，文士之作傳奇，與著書無別，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於何見？予曰能於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 故笠翁推《水滸》文字第一。「吾於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絲毫滲漏者，惟《水滸》一書。」（少用方言）其論洗鍊成語入文曰： （戒浮泛）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為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又有極粗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絕新絕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說，以俟後人。 「熟」乃文章斫輪老手之謂，此中關係，惟賴天才。有天才出，自能運用自如也。曹雪芹、施耐庵、王實甫、湯若士皆是前例。 此外論作文須自己刪稿（見「文貴潔淨」），論「少用方言」，論即景生情之描寫法（「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見「戒浮泛」），論描寫須從「有待說之情」說起「同段」，論冷熱並用（「劑冷熱」）皆作文要著。其論「字分南北」「聲音惡習」「少用方言」，作大伙兒的話者亦可參考。其論「科諢」「戒淫襲」「重關係」「貴自然」數段，竟可作幽默文章之指南。如曰：「雅中帶俗，又於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即於板處證活，此等雖難，猶是詞客優為之事；所難者，要有關係，關係維何？曰於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重關係」）又曰「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貴自然」）又曰「人間戲語盡多，何必專談欲事，即談欲事，亦有『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之法」（「戒淫襲」）。即其論作文不可有道學氣（「即談忠孝節義與說悲苦哀怒之情，亦當抑聖為狂，寓哭於笑，如王陽明之講道學」（見「重機趣」）。論文字須依「筆性」（見「詞別繁簡」），論貴性靈（「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見「意取尖新」）等段，直是小品文作法門徑。 吾意，白話成語用之於小說戲曲固然，而人或以為在論說總有不便。過渡之法云何？曰，以小品文出之是也。故今日文字問題有二要點：一、洗鍊白話使之入文；二、利用小品文使此種成語同時侵入論說境界。如此中國文字便可活將起來。 （《人間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增訂《伊索寓言》 兩月前旁聽華東各大學英語演說比賽，竟發見有大學生，引《伊索寓言》為材料，可見此書入人之深，而大學生腦里盤桓者，仍是這些東西。乃思以後編大學教材，當以寓言體為主，以便灌輸，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這且不提，只說我小時讀伊索「龜與兔賽跑」龜跑贏的故事，極為兔抱不平，且深恨龜。為此蓄志日久，要修訂此書，以供一班與兔、駿馬等同情；而不與龜、蝸牛等同情者之玩讀。此為光緒末年間事也。光陰荏苒，人事牽延，至今尚未著筆，然以時間計，其中慘澹經營之年數，亦不比「追隨總理二十五年」者遜色也。現在中山先生之墓木已拱，而吾書猶未成，慚愧惶恐，內疚不安，乃乘《十日談》出刊之便，書數則，以了夙願。 一 龜與兔賽跑 有一天，龜與兔相遇於草場上，龜在誇大他的恆心，說兔不能吃苦，只管跳躍尋樂，長此以往，將來必無好結果。兔子笑而不辯。 「多辯無益。」兔子說，「我們來賽跑，好不好？就請狐大哥為評判員。」 「好！」龜不自量的說。 於是龜動身了，四隻腳做八隻腳跑了一刻鐘，只有三丈余。於是兔子不耐煩，而有點懊悔了。「這樣跑法，可不要跑到黃昏嗎？我一天寶貴的光陰，都犧牲了。」 於是，兔子利用這些光陰，去吃野草，隨興所之，極其快樂。 龜卻在說：「我會吃苦，我有恆心，總會跑到。」 到了午後，龜已精疲力竭了，走到蔭涼之地，很想打盹一下，養養精神，但是一想晝寢是不道德，又奮勉前進。龜背既重，龜頭又小，五尺以外的平地，便看不見。他有點眼花撩亂了。 這時兔子，因為能隨興所之，越跑越有趣，越有趣越精神，已經趕到離路半里許的河邊樹下。看見風景清幽，也就順便打盹。醒後精神百倍，卻把賽跑之事完全丟在腦後。在這正愁無事可做之時，看見前邊一隻松鼠跑過，認為怪物，一定要去追上他，看看他尾巴到底有多大，可以回來告訴他的母親。 於是他便開步追，松鼠見他追，也便開步跑，奔來跑去，忽然松鼠跑上一棵大樹。兔子正在樹下翹首高望之時，忽然聽見背後有聲叫道：「兔弟弟，你奪得錦標了！」 兔回頭一看，原來評判員狐大哥，而那棵樹，也就是他們賽跑的終點。那隻龜呢，因為他想吃苦，還在半里外匍匐而行。 （一）凡事須求性情所近，始有成就。 （二）世上愚人，類皆有恆心。 （三）做龜的不應同人賽跑。 二 太陽與風 有一天，太陽與風在爭辯，誰的力氣大。狡詐的太陽看見地上有行人走路，知道叫人出汗解衣，是他的拿手好戲。於是他對風說： 「我們比一比吧！誰能叫那位行人脫下衣服，便算誰的力氣大。」忠厚的風上當了。他答應。 風先鼓起他的力氣，盡力的吹，可是只有吹掉那行人的帽子。聰明沉重的太陽在旁像老滑巨奸格格的暗笑。他說：「讓我來，我多麼王道。我不聲不響的能叫那人馬上赤膊給你看。」太陽勝利了。 這是天上的方面。 在行人的方面，只覺得天時乍暖乍寒，有點反常，那裡知道是在上者使槍法，累及下民遭殃。在他解衣之時，他對自己說道： 「那兇橫的風，我到有辦法。只是那太陽，不聲不響，看來似乎非常仁厚王道，一曬曬得我熱昏，叫我在此地出汗受罪。風啊，求給我吹一吹吧！」 且說天上，忠厚的風無端受太陽奚落一場，心殊不樂。忽然慧心一啟，哈哈大笑的對太陽說： 「老滑巨奸，你也別使槍花了。我們再比一下，看誰有本事，叫那行人再穿上衣服。」 太陽為要做紳士，雖然明知必敗，只好表示主張公道而答應了。 這回太陽越曬，那人越不肯穿衣服。等到風一吹，那人才感覺涼快，謝天謝地，再穿起衣服來了。 這回是太陽失敗了。 行人因為天時反常，冷熱不調，傷肺膜炎，一命嗚呼哀哉，但是天上的太陽與風，各人一勝一敗，遂復和好如初，盟誓曰：「舊帳一筆勾銷！」 （一）非才之難，善用其才之為難。 （二）不聲不響的人都可怕。 （三）天上使槍花，下民空吁嗟，舊帳勾銷後，小民眼巴巴。 三 大魚與小魚 某池中，生魚甚多。大魚優遊其中，隨便張開嘴，便有十幾條小魚順水游入口中，大魚吃來毫不費力。 一天，一條小魚，看了心上如同火燒，雙目凸出，向大魚說： 「這太不平等！你大魚為什麼吃小魚？」 大魚很和氣的說：「那麼請你吃吃我看，如何？」 小魚張開嘴，來咬大魚的肚下，咬了一片鱗，幾乎鯁死，於是不想再咬下去。大魚乃一句話不說，揚翅而去。 世上本沒有平等。 四 冬天的豪豬 叔本華有一段寓言很好，如下： 有一冬天之夜，天降大雪，林中的豪豬冰凍不堪。後來大家尋到一間破屋，一齊進去。 起初，大家覺得寒冷，所以圍做一團，大家分暖。只因豪豬只隻身上都是刺，一碰之後，不得不大家分開。分開之後，又覺得寒顫，又想團聚分暖。如此分後再合，合後再分，往返數次才找到一種適當的距離，既不相刺，又可稍微分暖，就此相安無事，一夜過去。 叔本華的意思是說，這就是人類的社會。 （《十日談》第2期，1933年） 今文八弊 （上） 濟顛詩：「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雖是濟公晚年自道圓寂勝景，卻也未嘗不可拿來做現代中國影子。上二句是應現在六十年來狼藉之勢，下二句能否應了將來，卻要看中國人靈魂收拾得來與否，收拾不來，恐是長此狼藉下去，不必說西天樂土無份，就是眼前水連天碧也沒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極峰沒有什麼，就是使人生達到水連天碧一切調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處此擾攘之秋，目所睹是狼藉之象，耳所聞是噪囂之音，想國事至於此極，我同胞的心靈已經混亂了，柔腸已經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時時有顛倒夢囈之言，躁暴狂悖之行了。所以「東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學，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何一非混揪混打爾詐我虞之舉動。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樣，魂靈已離軀殼，軀殼只做些無謂的抽抖而已。指天畫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惡無定。忽而裝腔作勢，自欺欺人，忽而悒悒終日，垂頭喪志。因此國中的思想忽而復古，忽而維新，所復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維的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發寒瘟，冷一陣，熱一陣，冷得像入冰山，熱得像上油鍋。這樣子元氣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虛弱下去呢？我國人的神志既然這樣紛亂，自然早已失了中國文化所重「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臘文化所重的sweet reasonableness。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偉大的創作。一人的神靈四分五裂，只有衝突，沒有調和，怎能有偉大的創作出現？我看這個時期應當是批評的時期，做些斬芟蕪穢推陳出新的工作，最為重要。然僅此批評的工作，亦非恢復「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到於今人心理，所以這樣不寧，本也難怪。一則，受政治的影響，國強則禮盛，國弱則禮衰。今日不論政治、社會、文學、輿論，那裡有一種是非公理。是非既泯，公理既滅，於是人心也亂了。人心既亂，於是失了大國風度，自暴自棄，相輕相蔑，容易遷怒於人，而發生東壁打到西壁，亂嚷亂滾不得安靜情狀。二則，潮流太複雜，處此東西交匯青黃不接之時，融會古今，貫通中外，談何容易？此種批評，豈是人人做得來？做不來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燙髮與梳髻孰美，男人衛生衣與短衫孰便，一舉一動之微，都無意中含了中外的比較。據此種日常瑣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來，於是不是復古，便是維新，不是國粹，便是新學，各有成見派別了，對此東西文化問題也就交代過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評，那裡如此簡單。表揚文化，豈在梳髻改服？風箏豈能救國，打拳何關國防？只因服之短長，髻之形樣，武人尚看得到，信手拈來，禁止提倡，博個關心風化的美名罷了。如此批評文化，更難搔著癢處。三則感情過於衝動，主見難於捐除。大家都是黃帝子孫，誰無種族觀念？眼見國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斗。一面想見賢思齊，力圖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種保守心理，出於至情，一半為國，一半為己，爭點體面。保守自信與見賢思齊兩種心理，都未可厚非。不過保守自信易流於抱殘守缺，頑固迂腐，兩者相去，間不容髮，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見賢思齊又易流於盲目崇拜，趨新騖奇，彼此之間，豈易鑑別？難矣哉，批評乎！中智以上的人既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青年，遂亦歧途觀望。再加以上所謂國亂心危，人人著急，遂發生此兩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與「憂鬱狂」。是非顛倒，好惡反常，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情急以哀，其辭激以怨。所見於文，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或為西崽口吻，或為袍笏文章，既非真正現代批評，又全非古來明理達情面目了。收拾歸來，談何容易？剪紙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鑒於是，欲抒愚見，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二）隨得隨失，狗逐尾巴。（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藥，袍笏文章。（五）寬己責人，言過其行。（六）爛調連篇，辭浮於理。（七）桃李門牆，丫頭醋勁。（八）破落富戶，數偽家珍。 （《人間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 （中） （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有虛偽的社會，必有虛偽的文學；有虛偽的文學，也必有虛偽的社會。中國文章最常見「救國」字樣，而中國國事比任何國糊塗；中國政客最關心民瘼，而中國國民創傷比任何國劇痛。 因而發生爾詐我虞上下欺罔之通電式文章，其勢力所及足以影響於普通論文。實則中國政治之腐敗，一半是文學標準之錯誤。大家養成一種說老實話的習慣，行為也可誠實一點。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矯，所以道學假面具不拆下，魑魅魍魎必橫行於世。譬如要人辭職，或因主張不行，或因意見相左，在頭腦簡單的洋人老實說出，也可過去，但在中國要人，必托以病。夫托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隱，邪正得以混淆而是非莫辨矣。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納污，避免舉發，而忠直者也隱其苦衷，不得大白於世。在面子至上主義的中國人，當然以為宣布隱衷，必傷人情面，然在健全誠實的社會，意見相左，有何不可說得？其病還在中國社會不容人說老實話罷了。即此一端，已可概見中國社會之尚虛偽了。這不過是文字應有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種虛偽的文風不改變，人人可以開口仁義，閉口堯舜，政治的混亂黑暗，也無法澄清。所以文學革命之目標，也不僅在文字詞章，是要使人的思想與人生較接近，而達到誠實較近情的現代人生觀而已。政治之虛偽，實發源於文學之虛偽，這就是所謂「載道派」之遺賜。原來文學之使命無他，只叫人真切的認識人生而已，你說這「人生」就是「道」也無不可，但持此「載道」招牌，必至連文學也懵懂起來。漢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經過腐儒一解，「關關雎鳩」，也變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子才問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魯君而思狂簡小子？識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學觀念比現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種載道觀念，在往時足使文人抹殺小說之文學價值，視為稗官小道，難登大雅之堂。其在現代，足使人抹殺幽默小品之價值，或貶幽默在諷刺之下。幽默而強其諷刺，必流於寒酸，而失溫柔敦厚之旨，這也是幽默文學在中國發展之一種障礙。必有人敢挨罵，做些幽深淡遠無所謂的幽默文品，替幽默爭個獨立地位，然後可稍減道學派之聲勢。今人言宣傳即文學，文學即宣傳，名為摩登，實亦等吃冷豬肉者之變相而已。載道文人，必欲一顰一笑，盡合聖道，吃牛叭而思耒耜，聞蛙聲而思插秧，世間豈有是理？揣其為人，必終日正襟危坐，一聞花香，便懼喪志，一聽鳥語，便打寒噤，偶談兩句笑話，則慮其亡國，一讀抒懷小品，便痛其消閒。舒夢蘭寫清朝俗儒形相，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們譏濂溪之愛蓮為「留心小草」，鄙淵明之游山為「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縱酒賦詩為「昧於明哲」，詈香山之挾伎侑酒為「傷教敗俗」，必欲毀《琵琶記》之書版，拆廬山草堂之遺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彼其中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雞之戲言，孟子齊人之諷諭，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跡觀之，即古聖先賢，猶恐不逮，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乎？」此種流風，其弊在矯，救之之道，在於近情。 （二）隨得隨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達理，豎起脊梁，立定腳跟，又須稍顧廉恥，勿專投機。凡事只論是非，勿論時宜。若是心頭不定，東張西望，今年雞年，明年狗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忙夠不了，過後自思，當亦咥然其笑。美國國民浮薄，英國國民穩重，就在這一點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人，還是近於美國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學深思，多用頭腦，凡事求個徹底，看得真透，也可以稍稍糾正此種毛病。以前大眾語之爭，「海派」文人喊得震天響，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蘆中是賣何藥，置若罔聞。所以沈從文批評一句話，叫做：大抵北平作者「年紀大一點，書讀多一點」所致，可謂切中要害。大抵人書讀得多，便不易為新說所搖動。古來文學潮流遞變，道理卻是一樣。即如文學是宣傳，宣傳是文學一說，雖然是嶄新蘇俄的革命理論，其文學立場卻和十九世紀中葉之法國文學一般無二，知彼知此，較量一下，也就不易為危言所聳動了。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時代前鋒，而所謂站在時代前鋒之解釋，就是趕時行熱鬧，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為落伍，而歐洲思想之潮流蕩漾波瀾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捲入漩渦，便自號為前進。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歐洲文明進化史上為前進為退後，都未加以思考。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介紹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嘆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 （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趕時髦，生怕落伍，於是標新立異，競角摩登。幽默譯西洋本音則爭相仿效，小品文忘記譯為「凡米利亞愛賽」則起而詆毀。小品文以閒適筆調抒情說理，中外何別，乃翻譯西洋小品則曰介紹西洋文化，勾稽中國小品，則曰搬賣臭銅爛鐵。推其心理又系恥為華人，此種態度，何足言批評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樹現代人生觀？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只取洋大人之厭鄙，終身為西崽可耳，豈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國文化，自應改良，然一言故舊，則詈為封建，一談古書，則恥為消閒，只好來生投胎白種父母耳。談古書固然消閒，然在中國讀西班牙詩歌及巴爾幹小說，豈便忙人所應為？又譬如醫道，以西洋愛克斯光與中國陰陽五行之說相較，自然西醫歸入科學，中醫歸入迷信，與「卜星相」合為一門，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詈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剋之說，肝火上生則壓以水，胃土積滯則疏其氣，說法雖乖，功效實同。又如金雞納霜是樹皮，高麗人參也是樹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舊，如此將來中外醫理才有打通互相發明之希望。故無論何門，讀書必通，通則化。讀書何為，所以供我驅使，一入門戶之見，便失了自主，苦痛難言，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為形容詞，「歷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的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四）文化膏藥，袍笏文章——所謂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頗可仿效，就是：制牙膏說牙膏話，做皮匠說皮匠話。吾人制牙膏必曰「提倡國貨」，煉牛皮必曰「實業救國」。於是放風箏亦救國，揮老拳亦救國，穿草鞋亦救國，讀經書亦救國，庸醫自薦，各藥亂投，如此救國，其國必亡，不亡於病，而亡於藥。吾國如要得救，各人將手頭小事辦好，便可救得。今舍小就大，貪高騖遠，動輒以救國責人。比方《論語》提倡幽默，也不過提倡幽默而已，於眾文學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謠，不脫期，為願已足，最多希望於一大國中各種說官話之報之外有一說實話之報而已，與救國何關？《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也不過提倡小品文，於眾筆調之中，看重一種筆調而已，何關救國？吾甚願人人將手頭小事辦好，少喊救國，學江湖郎中賣文化膏藥，國始有救。此種流風，其弊在空，救之之道，在於行。 （《人間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下） （五）寬己責人，言過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上邊已經說到。在比較通情達理的古代社會，儒家也是以嚴於律己寬於責人為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責人以死，因為知惡死為人之常情，設身處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義。「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勝於彼哉？」這樣一想，心地就謙和一點，「何難以一死了之」的話頭，也就不容易見於筆端了。其實將來大義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還是這些不願責人以死的人。世上有這樣的奇事：言論愈狂放者，其持躬愈謹，治身愈嚴，而言論迂闊，好以小過責人，必欲人人如夷齊孔孟者，反是一般夸躁的輕狂子弟。遂其願，不惜諛死佞生，不遂其願，不惜醜辭詆毀者，也是這班道學小人。在文學史上，我們看見最放誕不羈的莫如金聖歎，名為聖嘆，固聖人之所當嘆矣。然能反對苛捐雜稅，為民請命，到因哭廟就義大快而死的，還是金聖歎，並不是以「震驚先帝在天之靈」，陷金於死的衛道忠臣朱撫院。故世人或言過其行，或行過其言。若鄭板橋欲為厲鬼擊人之腦，此則一般吏宦所不敢出諸口見諸文者，但若謂一般吏宦之高風亮節在板橋之上，則吾決不敢信。余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東坡之以詩得謗，居易之挾妓飲酒，類皆有傷風敗俗之行，放誕不經之談，正士切齒，仁人寒心。其為文「言有觴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嶺外（東坡），或割喉獄中（卓吾），或逍遙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節細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臨民，都能為民父母，臨去攀輿載道（中郎、子才），又絕非咿唔孔孟翼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聲。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於風骨，不可求之於言辭，可求之於細行，不可求之於詩文。今日文人求一不關心民瘼者幾不可得，求一不願救國者亦不可得，然紙上談兵，關心愈切而瘡痍愈深，文調愈高而國愈不可救，總因文人言過其行，視文章如畫符而已。且寬己責人，以謾罵為革命，以醜詆為豪傑，以成一種叫囂之風，還都是欠反求諸己的一點修養工夫罷了。難道你罵我，我罵你，中國就真會興起來嗎？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布謠言，一以揚己，一以攻人。我真不相信此風一成，中國文學遂會變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罵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來卓吾也罵人，輕狂子弟亦罵人，或者欲學卓吾，而實為輕狂。卓吾譏先哲，輕狂子弟亦譏先哲，然卓《藏書》攻君子之短，而不沒小人之長。攻君子之短，輕狂子弟學得來，不沒小人之長，輕狂子弟卻萬萬學不來也。駕之道精微矣！徐芳《懸榻編》記「李卓吾讓罵者」一節說：「或曰：『卓老生平罵人，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人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子何人斯者也。』」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輕薄，救之之道，在恕。 （六）爛調連篇，辭浮於理——文人通病，在於空，在於懶，空懶而又不肯舍筆從商，遂不能不摭拾陳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時裝，文人求入時。文之不能不變，猶時裝之不能不改。「五四」時代有「五四」時代之文，普羅時代有普羅時代之文，美醜雖不同，風行卻是一樣的。新潮之文勇往邁進，創造之文激越感傷，語絲之文清新委婉，普羅之文詰屈歐化。青年在中學時期讀其刊物，而文筆不期然而然受其同化，按響傳聲，觀場逐隊，所不能免。然各種體調，雖有本源，一旦風行，遂成濫調。今日文壇正承普羅文學絕盛時代之餘波末流。今日寫作之人，許多五六年前在中學念書時代，故此種爛調，一時不易洗盡。通篇文句，仿效西洋，無一句像中國話，名為前進摩登，實則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仿英文之受動語氣；「競爭市場」曰「競爭著市場」，仿英文之分詞體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仿英文之狀詞語尾；「人」曰「人們」，仿英文之單復分別。甚而狗屁不通，「聽爸爸的話」曰「接收父親的意見」，「作者書商」曰「從事書工作的人」。嗚呼，其可以已矣乎？至於行文，同為記游，敘事寫景之餘，加兩句「時代不景氣的輪齒已經邁進到農村了」即為前進意識。同為談古書，鑑別版本之餘，加兩句「他們的思想為他們的生活的所決定，這種士大夫階級的藝術必然無疑底的要沒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調。想文學革命，本為推翻陳言，陳言爛調，新舊無別。陳言不去，何能見清新平淡的白話文？故必如小修所云「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後文字可以復歸於雅馴。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濫，救之之道，在清新。 （七）桃李門牆，丫頭醋勁——文人之分門別戶與政客之植黨營私相同。惟黨派在政治為必然之組織，門戶之見，在文學必昧一時之是非。門戶一成，惟有汝我，沒有是非，黨同伐異，互相攻訐，揪作一團，打給武人看開心。甚至為私人豢養，拿枝筆桿，換碗米湯，雖然筆下儀態萬千，中夜問心，能無自愧？即使非為拿津貼，亦常走入利害之見。利害之心重，則是非之心昧。求其剛正不阿，狷介自持，就事論事，見理明心者，就真不容易了。我們何貴乎文學，也不過借文字之發表，可以斬除枝蔓的思想，使理日益明而見日益真罷了。一開門戶之見，公論遂成為私人之武器，批評成為意氣之發泄。理論愈高闊，是非愈混淆，真是無補於事，僅可以「覆瓿」而已。人生本多孽障，文人何苦多增一層煩網，多添一重公案？況且門戶必有領袖，領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嘍羅，嘍羅又必有小嘍羅，淪至於此，真不若不識之無為乾淨了。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婢，救之之道，在自我。 （八）破落富戶，數偽家珍——不肖子弟，內不能興舊業，外不能振家聲，日數偽家珍以炫人，為識者所笑。世事物極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場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以變法為亡國，以改進為滅種。對近代既無認識，對古代尤無真知，只要以復古尊孔博關心風化維持道德之美名。其實彼輩所關心的都是他人的風化，所維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別墅十萬元，而大誇中國民族儉僕之風；嬌妾三十餘，而獨悲摩登女子盪檢之行；洋裝少年以硝鏹水射女子華服，自認為提倡孔教；國家大吏逐再嫁寡婦出境，自認為糾正末俗。甚而不分青紅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供小學讀經，推類至盡，非把女子重複裹足不可。禮教果必如此始得維持，則禮教之滅亡可必。如此尊孔復古，則古愈復愈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想，中國人因孔教而知禮義忠信，而西人本無禮教，何以也知禮義忠信，且其禮義忠信，常遠在華人之上？也不問問，何以禮義之邦貪官污吏多於夷狄之國？又何以二千年談禮談義談忠談信之結果，人命猶如草芥，百姓猶在水深火熱之中，有明以至現在貪官污吏，擢髮難數，到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猶有萬萬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蠻狀態？若曰歐風東漸人心大變，豈是工部局西人傳染與我市政府此貪污之惡習？還是郵局海關西洋職員秘傳賄賂之新方？還是故宮寶物的大員，習了西洋博物院學，始得盜寶的秘訣？豈非原因在吾國向無法治，能知禮義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歌頌，而不禮不義不忠不信之官僚，則無法槍斃，猶得逍遙法外，事成可以扶搖直上，事敗可以退居華屋，翻印佛經，或周遊列國，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禮義忠信，冀以激貪官之道義，而發盜寶者之天良，而謂從此政府可以廉潔，國家可以富強，我真不信。言論人權不與保障，則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積此明哲保身人自為戰的國民為一國，則暮氣沉沉如一盤散沙，而謂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兩句老話，便能叫人化消極為積極，變中國人民如一盤散沙之現象，吾尤不信。一種社會，能斬決反對私刑反對苛捐之金聖歎而籍沒其妻子，則此種社會斷不能多產金聖歎，而其分子必皆韜晦自適莫談國事，此理何待細辯？然則不談法治，只談仁義禮智，謂足使中國人民由散漫變為團結足以興國，豈非如痴人說夢？實則取此態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諱疾忌醫而已。此種狂論，其弊在愚，救之之道，在多識。 （《人間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 無字的批評 Mendelsohn有「無辭之歌」，安徒生的「無畫繪帖」，還有好些題目，如「沒有聽眾的演講」，「沒有收信人之函牘」，都可做得十分出色，可惜沒人做過。這還不在話下，只說莊子也有所謂「不言之辯」句，含有大道理在焉。這「不言之辯」，也就近乎「無字的批評」意思。 莊子的意思是說，世上道理講不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越講越支離破碎，於是報屁股上吵鬧愈凶，雙方投稿愈起勁，則問題愈不明白。所以說道可道，非道也。故有所謂不言之辯，讓人去自家體會。所謂「體會」，也不過說平常讀者胸中自有一點是非，也有見道之本領，常人雖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邏輯之訓練，青紅皂白卻是懂得。所以這個體會兩字，也不必說得像佛家「悟禪」，或如陸九淵「悟道」那樣神秘。 在邏輯上之意義，所謂道可道非道也，也有很深的學理。因為道是渾渾噩噩的一片，經學者一分析，遂變成甲乙丙丁之各片面，而失其整個性，甲乙之下又各有一二三，道由是更加割裂破碎而失了本來面目。因為這一離開，狡者遂便於掩飾而成所謂飾詞強辯，由是道越辯越吃虧。譬如日本侵東三省，欲為之強辯，也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辯論文，由歷史上、經濟上、現實上，說明日本不得不占據瀋陽、錦州之理由。紐約有著名的「外交研究會」，曾為此問題開會，會中就有某國際法律專家引經據典發揮一場，結論為「日本之占據瀋陽並不違背國際公法」。從這一點，我們可以了悟辯之無益及分析的理論之靠不住了。那時我碰巧在座，所以在發言時，也不與辯，只說兩句話：「依國際公法，日本占據瀋陽是合法的，這業已經專家證明，料想不會錯了。不過我向來很不敢相信律師。」意思是，若我們不用學者分析的理論，只用常人茶樓上評時事的說法，就用不著理論。日本占據瀋陽是欺負人家，是想霸占人家，很清楚了，所以說道是渾渾噩噩的一片，而分析的理論常靠不住。這是莊子「不言之辯」的深義。 中國人向來不重邏輯，也就是這個緣故，凡事只憑直觀。因為直觀是整個的，非分析的，所以反而容易見出事理之是非，及道本來的面目。女人是沒有理論而只有直觀的，然而臨了事急，我還是相信女人當機立斷的主張，不相信男人。因為直觀不離現實，整個局勢全在把握。男人的主張雖有甲乙丙丁的理由，然而說甲時已忘了乙，說乙時又忘了丙，甲乙丙都可互相矛盾，而且心中已有主見，要列出甲乙丙以自慰並不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這個緣故。歷朝建朝帝王，如朱元璋，如劉邦，都是市井無賴，因為無賴未讀過書，只有直覺，而對付現實之本能反強於書生。只顧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賴干去，遂干出一帝王萬世事業來。中國人知道理論靠不住，所以用「情」字來調和，不但言理，且兼言情。入情入理，則凡事不錯。這是中國人思想原則之特徵。 這且不在話下。莊子說「不言之辯」，現代人偏偏好辯。雜誌及報屁股，專以罵人逢迎讀者。據說批評很難，西方學者都這樣說，然而今人都以為批評很容易。其所以難，就因為同是一個人，評人之短，未必即露出自己之長。而且批評者，既同是一個人，讀者自要批評他一下，而自身就成了被批評之對象，不過對方未必答辯。多半讀者，亦不為文辯之，只對某批評家得了一種印象，靜默。這靜默就叫做「無字的批評」。譬如有人在街上憤憤地說：「他媽的！放他的小驢大臭屁！他為什麼罵人？」旁人就對他用了「無字的批評」。 又如有人站在台上說現今教員這國語甚壞。倘自己用的是教員的國語，大家惟有靜默，這種靜默中也就含有「無字的批評」。可惜不曾有人發現以非國語批評他人國語之妙法。否則倒是十分安穩。故以聲辯聲，不如以無聲辯聲。以言辯言，不如以無言辯言。 又有罵人不革命，消沉，住租界。讀者心中總以為你自己為何不在江西打仗？這也是無聲無臭無字的批評。 凡批評的文章，自身都脫不出文章的範圍。那篇文章仍然免不了有眼光、見解、理論、氣量、格調、動機，等等。眼光有高低，見解有深淺，理論有疏密，氣量有寬狹，格調有雅俗，動機有誠偽。倘若那篇的眼光是卑下，見解是淺薄，理論是空泛，氣量是偏狹，格調是浮躁，動機是鄙惡，就給人家一種印象，而受無字的批評。 可惜世人智慧去母豬不遠，每不將自己算進去。以小品文表示「我憎小品文」，就屢見不鮮。然而誠如莊子所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身既落了一個是非，又同是一個人，越揪打，本性越見，偏狹、浮躁、卑下、淺薄、鄙惡、滑頭越暴露。即使滿紙之乎也者，仁義廉恥，主義立場，世道士風，皆無用也。因為這些文章已受讀者無字的批評。 尤有可懼者：倘若批評一錯，認璞作石，指鹿為馬，雖然無人與之辯，總留下一個痕跡。後人只消說某人認璞作石，某人認魚目為珠，兩三句話就可下定某人之批評。比如以近人為例，吳雨僧在民國廿二年反對白話，戴傳賢在民國廿三年信佛。這無言之辯已是可怕。 （《人間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