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樓詞話 · 卷一 名義卷

施蟄存 《北山樓詞話》
一 詞學名詞釋義  (一)詞 「詩詞」 二字連在一起,成為一個語詞,在現代人的文學常識中,它表示兩種文學形式:一種是「詩」 ,它是從商周時代以來早已有了的韻文形式。一種是「詞」 ,它是起源於唐五代而全盛於宋代的韻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觀念中,詩詞二字很少連用。偶然有連用的,也只能講作「詩的文詞」 。因為在當時,詞還沒有成為一種文學形式的名稱。 「詞」 字是一個古字的簡體,它原來就是「辤」 字。這個字,古籀文寫作「 」 ,省作「辤」 ;後來寫作「辭」 (現在簡化為「辭」 ),漢人隸書簡化為「詞」 。所以,「詩詞」 本來就是「詩辭」 。到了宋代,詞成為一種新興文學形式的名稱,於是「詩詞」 不等於「詩辭」 了。 詩是一種抒情言志的韻文形式,《詩經》中的三百〇五篇,都是詩。詩被譜入樂曲,可以配合音樂,用來歌唱,它就成為曲辭,或說歌辭。《詩經》中的詩,其實也都可以歌唱,在當時,詩就是辭。不過從文學的觀點定名,稱之為詩,從音樂性的觀點定名,就稱之為曲辭或歌辭,簡稱為辭。「楚辭」 就是從音樂性的觀點來定名的,因為它是楚國人民中流行的歌辭。其實,如果從文學的觀點定名,楚辭也就是楚詩。 到了漢代,五言詩產生以後,詩逐漸成為不能唱的文學形式,於是詩與歌辭分了家。從此以後,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詩,題目下往往帶一個「辭」 字。魏晉時代,有白紵辭、步虛辭、明君辭等等。這個辭字,晉宋以後,都簡化為詞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柘枝詞、涼州詞、竹枝詞、橫江詞、三閣詞,這一切「詞」 字,都只有歌詞的意義,還是一個普通名詞,並不表示它們是一種特有的文學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興了一種長短句的歌詞,它們的句法和音節更能便於作曲,而與詩的形式漸漸地遠了。我們在《花間集》的序文中知道,當時把這一類的歌詞稱為曲子詞。每一首曲子詞都以曲調名為標題,例如「菩薩蠻」 ,表明這是《菩薩蠻》曲子的歌詞。 從晚唐五代到北宋,這個「詞」 字還沒有成為一種文學形式的固有名詞。牛嶠《女冠子》云:「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 黃庭堅詞序云:「坐客欲得小詞。」 又云:「周元固惠酒,因作此詞。」 蘇東坡詞序云:「梅花詞和楊元素。」 又有云:「作此詞戲之。」 類此的詞字,也都是歌詞的意思,不是指一種文學形式。南宋初,曾慥編了一部《樂府雅詞》,今天我們說這是一部詞的選集,但在當時,這個書名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樂府歌詞。北宋詞家的集名,都不用詞字。蘇東坡的詞集名為《東坡樂府》,秦觀的詞集名為《淮海居士長短句》,歐陽修的詞集名為《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周邦彥的詞集名為《清真集》。沒有一部詞集稱為《××詞》的。 南宋初期,出現「詩餘」 這個名詞,它指的是蘇東坡、秦觀、歐陽修的這些曲子詞。無論「樂府」 、「長短句」 或「近體樂府」 ,這些名詞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們認為屬於詩的一種文體。「詩餘」 這個名詞的出現,意味著當時已把曲子詞作為詩的剩餘產物。換句話說,就是已把它從詩的領域中離析出來了。一部《草堂詩餘》,奠定了這個過渡時期的名詞。 不久,長沙的出版商編刊了六十家的詩餘專集,絕大多數都改標集名為《××詞》,例如《東坡樂府》改名為《東坡詞》,《淮海居士長短句》改名為《淮海詞》,《清真集》先改名為《清真詩餘》,後又改名為《清真詞》。 從此以後,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的固有名稱,「詞」 這個名詞才確定下來,於是有了「詩詞」 這個語詞。 文學史家,為意義明確起見,把歌詞的「詞」 字寫作「辭」 ,而把「詞」 字專用以代表一種文學形式。 (二)雅詞 詞本來是流行於民間的通俗歌詞,使用的都是人民大眾的口語。《雲謠集》是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一部唐代流行於三隴一帶的民間曲子詞集,這裡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詞,可以代表民間詞的思想、感情和語言。這種歌詞,漸漸為士大夫的交際宴會所採用,有些文人偶爾也依照歌曲的腔調另作一首歌詞,交給妓女去唱,以適應他們的宴會。這種歌詞所用的語言文字,雖然比民間曲子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們還是接近口語的。《花間集》里所收錄的五百首詞,就代表了早期的士大夫所作曲子詞。我們可以說:《雲謠集》是民間的俗文學,《花間集》是知識分子的俗文學。 直到北宋中葉,黃庭堅為晏叔原的《小山詞》作序,說這些詞「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又說:「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晁天咎也稱讚晏叔原的詞「風調閒雅」 。這裡出現了一個新的信息,它告訴我們:詞的風格標準是要求「雅」 。要做得怎麼樣才算是「雅」 呢?黃庭堅舉出的要求是「寓以詩人之句法」 。曾慥編了一部《樂府雅詞》,其自序中講到選詞的標準是「涉諧謔則去之」 。這表示他以為諧謔的詞就不是雅詞。詹傅為郭祥正的《笑笑詞》作序,他以為「康伯可之失在詼諧,辛稼軒之失在粗豪」 ,只有郭祥正的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機軸」 。這裡是以風格的詼諧和粗豪為不雅了。黃昇在《花庵詞選》中評論柳永的詞為「長於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 。又評万俟雅言的詞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諸刻琢句意而求精麗者,遠矣」 。他又稱讚張孝祥的詞「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諸曲,駿發蹈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 。這裡又以市井俚俗語為不雅,琢句精麗為不雅,詞語不典為不雅,而又歸結於要求以詩人的句法來作詞。從以上這些言論中,我們可知在北宋後期,對於詞的風格開始有了要求「雅」 的呼聲。 《宋史·樂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樂播之教坊,……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這是詞從俗曲正式上升而為燕樂的時候,「雅詞」 這個名詞,大約也正是成立於此時。王灼《碧雞漫志》云:万俟詠「初自編其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聲》。」 從這一記錄,我們可以證明,「雅詞」 這個名詞出現於此時。又可以知道,「雅詞」 的對立名詞是「側艷詞」 或曰「艷詞」 。曾慥的《樂府雅詞》序於紹興十六年,接著又有署名鮦陽居士編的《復雅歌詞》,亦標榜詞的風格復於雅正。此後就有許多人的詞集名自許為雅詞,如張孝祥的《紫薇雅詞》,趙彥端的《介庵雅詞》,程正伯的《書舟雅詞》,宋謙父的《壺山雅詞》,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蔚成風氣。從此以後,詞離開民間俗曲愈遠,而與詩日近,成為詩的一種別體,「詩餘」 這個名詞,也很可能是由於這個觀念而產生了。 詞既以雅為最高標準,於是周邦彥就成為雅詞的典範作家。《樂府指迷》、《詞源》、《詞旨》諸書,一致地以「清空雅正」 為詞的標準風格。夢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諸詞家,皆力避俚俗,務求典雅。然而志趣雖高,才力不濟,或則文繁意少,或則辭艱義隱,非但人民大眾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難索。於是乎詞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詞的作用,成為士大夫筆下的文學形式。在民間,詞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為曲了。 這時候,只有陸輔之的《詞旨》中有一句話大可注意:「夫詞亦難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遠俗。」 這個觀點,與張炎、沈伯時的觀點大不相同。張、沈都要求詞的風格應當雅而不俗,陸卻主張近雅而又不遠俗。「近雅」 ,意味著還不是詩的句法;「不遠俗」 ,意味著它還是民間文學。我以為陸輔之是了解詞的本質的,無奈歷代以來,詞家都怕沾俗氣,一味追求高雅,斫傷了詞的元氣,唐五代詞的風格,不再能見到了。 (三)長短句 有些辭典上說「長短句」 是「詞的別名」 。或者注釋「長短句」 為「句子長短不齊的詩體」 。這兩種注釋都不夠正確。在宋代以後,可以說長短句是詞的別名,但是在北宋時期,長短句卻是詞的本名;在唐代,長短句還是一個詩體名詞。所謂「長短句」 ,這「長短」 二字,有它們的特定意義,不能含糊地解釋作「長短不齊」 。 杜甫詩云:「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計東注云:「長句謂七言歌行。」 但是杜牧有詩題云:「東兵長句十韻。」 這是一首七言二十句的排律。又有題為「長句四韻」 的,乃是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詩。還有題作「長句」 的,也是一首七律。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他自己在序中稱之為「長句歌」 。可知「長句」 就是七言詩句,無論用在歌行體或律體詩中,都一樣。不過杜牧有兩個詩題:一個是「柳長句」 ,另一個是「柳絕句」 ,他所說「長句」 是一首七律。這樣,他把「長句」 和「絕句」 對舉,似乎「長句」 僅指七言律詩了。 漢魏以來的古詩,句法以五言為主,到了唐代,七言詩盛行,句式較古詩為長,故唐人把七言句稱為長句。七言句既為長句,五言句自然就稱為短句。不過唐人常稱七言為長句,而很少用短句這個名詞,這就像《出師表》、《赤壁賦》那樣,只有後篇加「後」 字,而不在前篇上加「前」 字。元人王珪有一首五言古詩《題楊無咎墨梅卷子》,其跋語云:「陳明之攜此捲來,將有所需,予測其雅情於隱,遂為賦短句雲。」 由此可知元代人還知道短句就是五言詩句。 中晚唐時,由於樂曲的愈趨於淫靡曲折,配合樂曲的歌詩產生了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這種新興的詩體,當時就稱為「長短句」 。韓偓的詩集《香奩集》,是他自己分類編定的,其中有一類就是「長短句」 。這一卷中所收的都是三五七言歌詩,既不同於近體歌行,也不同於《花間集》里的曲子詞。這是晚唐五代時一種新流行的詩體,它從七言歌行中分化出來,將逐漸地過渡到令慢體的曲子詞。三言句往往連用二句,可以等同於一個七言句;或單句用作襯字,那就不屬於歌詩正文。故所謂「長短句」 詩,仍以五七言句法為主。胡震亨《唐音癸簽》云:「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於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為次,於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一曰五言古詩,一曰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 這裡,胡氏告訴我們,他所見宋元舊本唐人詩集,常有「長短句」 一類。我曾見明嘉靖刻本《先天集》,也有「長短句」 一個類目,可知這個名詞,到明代還未失去本意,仍然有人使用為詩體名詞。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此體。」 這一段話,作者是要說明宋詞起源於唐之長短句,但這裡使用的兩個「長短句」 ,我們應當區別其意義,不宜混為一事。因為唐代的長短句是詩,而所謂「本朝盡為此體」 的長短句,已經是五代時的「曲子詞」 或南宋時的「詞」 了。 晏幾道《小山樂府》自敘云:「試續南部諸賢緒餘,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 又張鎡序史達祖《梅溪詞》云:「況欲大肆其力於五七言,回鞭溫韋之途,掉鞅李杜之域,躋攀風雅,一歸於正,不於是而止。」 這兩篇序文中都以「五七言」 為詞的代名詞,晏幾道是北宋初期人,張鎡是南宋末年人,可知整個宋代的詞人,都知道「長短句」 的意義就是五七言。 但是,直到北宋中期,「長短句」 還是一個詩體名詞,沒有成為與詩不同的文學形式的名詞。蘇軾與蔡景繁書云:「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 陳簡齋詞題或曰「作長短句詠之」 ,或曰「賦長短句」 ,或曰「以長短句記之」 。黃庭堅詞前小序用「長短句」 者凡二見,其《念奴嬌》詞小序則稱「樂府長短句」 。以上所引證的「長短句」 ,其意義仍限於五七言句法,而不是一種文學類型。特別可以注意的是黃庭堅作《玉樓春》詞小序云:「席上作樂府長句勸酒。」 因為《玉樓春》全篇都是七言句,沒有五言句,所以他說「樂府長句」 ,而不說「長短句」 。如果當時已認為「長短句」 是曲子詞的專名,這裡的「短」 字就不能省略了。 從唐、五代到北宋,「詞」 還不是一個文學類型的名稱,它只指一般的文詞(辭)。無論「曲子詞」 的「詞」 字,或東坡文中「頒示新詞」 的「詞」 字,或北宋人詞序中所云「作此詞」 、「賦墨竹詞」 ,這些「詞」 字,都只是「歌詞」 的意思,而不是南宋人所說「詩詞」 的「詞」 字。 詞在北宋初期,一般都稱之為「樂府」 ,例如晏幾道的詞集稱為《小山樂府》。但樂府也是一個舊名詞,漢魏以來,歷代都有樂府,也不能成為一個新興文學類型的名詞,於是歐陽修自題其詞集為《近體樂府》。這個名稱似乎不為群眾所接受,因為「近」 字的時代性是不穩定的。接著就有人繼承並沿用了唐代的「長短句」 。蘇東坡詞集最早的刻本就題名為《東坡長短句》(見《西塘耆舊續聞》),秦觀的詞集名為《淮海居士長短句》,我們現在還可以見到宋刻本。紹興十八年,晁謙之跋《花間集》云:「皆唐末才士長短句。」 而此書歐陽炯的原序則說是「近來詩客曲子詞」 。兩個人都用了當時的名稱,五代時的曲子詞,在北宋中葉以後被稱為長短句了。王明清的《投轄錄》有一條云:「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 這也是南宋初的文字,可知此時的「長短句」 ,已成為文學類型的名詞,而不是像東坡早年所云「長短句詩」 或「樂府長短句」 了。只要再遲幾年,「詞」 字已定型成為這種文學類型的名稱,於是所有的詞集都題名為「某某詞」 ,而王明清筆下的這一句「能作詩與長短句」 ,也不再能出現,而出現了「能作詩詞」 這樣的文句了。 (四)近體樂府 在先秦時期,詩都是配合樂曲吟唱的歌辭(詞),所以詩即是歌。從其意義來命名,稱為詩;從其聲音來命名,稱為歌。不配合音樂而清唱的,稱為「徒歌」 ,或曰「但歌」 。漢武帝建置樂府以後,合樂吟唱的詩稱為「樂府歌辭」 ,或曰「曲辭」 。後世簡稱「樂府」 。從此以後,「詩」 成為一種不配合音樂的文學形式的名詞,與「歌」 或「樂府」 分了家。 魏晉以後,詩人主要是作詩,也為樂曲配詞,到了唐代,古代的樂曲早已失傳,或者不流行了,詩人們雖然仍用樂府舊題目作歌詞,事實上已不能吟唱。這時候,「樂府」 幾乎已成為一種詩體的名詞,與音樂無關,於是就出現了「樂府詩」 這個名稱。初唐詩人所作「飲馬長城窟」 、「東門行」 、「燕歌行」 等等,都是沿用古代樂府題目(曲名)擬作的歌辭,事實上是樂府詩,而不是樂府,因為它們都無樂譜可唱。 盛唐詩人運用樂府詩體,寫了許多反映新的社會現實的詩,但他們不用樂府舊題,而自己創造新的題目,例如杜甫的「兵車行」 、「麗人行」 和「三吏」 、「三別」 等,這一類的詩,稱為「新題樂府」 。後來,白居易就簡化為「新樂府」 。新樂府也還是一種詩體,而不是樂府。 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唐代詩人集中的所謂「樂府」 ,幾乎全不是樂府,而是樂府詩。有許多真正配合音樂而寫的絕句和五七言詩,例如《涼州詞》、《促拍陸州》、《樂世》、《何滿子》等,卻從來不被目為樂府,而隸屬於絕句或長短句。 北宋人把《花間集》、《尊前集》這一類的曲子詞稱為樂府,這是給樂府這個名詞恢復了本義。晏幾道把他自己的詞集定名為《小山樂府》,這是「曲子詞」 以後的詞的第一個正名。歐陽修的詞集標名為「近體樂府」 ,這是對晏幾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他大概以為舊體樂府都是詩,形式和長短句的詞不同,故定名「近體樂府」 ,以資區別。但是,宋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第一卷中有「樂語」 和「長短句」 兩個類目。「樂語」 不是曲子詞,而「長短句」 則是曲子詞。由此看來,歐陽修本人似乎還以「長短句」 為詞的正名,而「近體樂府」 則為包括「樂語」 在內的一切當代曲詞的通稱。到南宋時,周必大編定自己的詞集,取名曰《平園近體樂府》。這時候,「近體樂府」 才成為專指詞的名詞。 但是,「近體」 的「近」 字,是一個有限度的時間概念。宋代人所謂「近體」 ,到了元明,已經不是「近體」 而成為古體了。元人宋褧的詞集名曰《燕石近體樂府》,明代夏言的詞集名曰《桂洲近體樂府》,這都是盲從了宋人,沒想到元代的近體樂府,應當是北曲;而明代的近體樂府,應當是南曲。詞已不是新興歌詞形式,怎麼還能說是「近體樂府」 呢? 我們應當說,「近體樂府」 是北宋人給詞的定名,當時「詞」 這個名稱還未確立,所以不能說「近體樂府」 是詞的別名。 (五)寓聲樂府 《花庵詞選》記錄賀方回有小詞二卷,名曰《東山寓聲樂府》。《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長沙坊刻本《百家詞》,其中有賀方回的《東山寓聲樂府三卷》。「寓聲樂府」 這個名詞大約是賀方回所創造,用來作他的詞集名的。後人不考究其意義,以為「寓聲樂府」 也是詞的別名,這就錯了。 陳直齋解釋這個名詞云:「以舊譜填新詞,而別為名以易之,故曰寓聲。」 朱古微云:「寓聲之名,蓋用舊調譜詞,即摘取本詞中語,易以新名。」 此二家的解釋,大致相同,都以為按舊有詞調作詞,而不用原來調名,在新作的詞中摘取二三字,作為新的調名。但這樣解釋,對「寓聲」 二字的意義,還沒有說明。我們研究賀方回用這兩個字的本意,似乎是自己創造了一支新曲,而寓其聲於舊調。也就是說,借舊調的聲腔,以歌唱他的新曲。陳、朱兩家的解釋,恰恰是觀念相反了。蘇東坡有一首詞,其小序云:「仆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 他這首詞,題名《賀新涼》,而其句法音律,實在就是《賀新郎》。根據東坡小序,則我們應該說是以賀新涼新曲寓聲於舊曲賀新郎,不能說是把《賀新郎》改名為《賀新涼》。如果說賀方回的詞都是改換了一個新調名,那麼「寓聲」 二字就無法解釋了。王半塘(鵬運)以為賀方回的「寓聲樂府」 ,和周必大的詞集題名「近體樂府」 ,元遺山的詞集稱「新樂府」 ,同樣都是用來與古樂府相區別(「所以別於古也」 )。這是根本沒有注意賀方回用這個語詞的本意,所以朱古微批評他「擬於不倫」 了。 今本賀方回的《東山詞》中,有寓聲的新曲,亦有原調名。據黃花庵的選本,似乎二卷本的《東山寓聲樂府》中,並不都是以新調名為題,也有用原調名的。花庵選錄賀方回詞十一首,都沒有註明新調名。現在根據別本,可知《青玉案》為《橫塘路》的寓聲曲調,《感皇恩》為人南渡的寓聲曲調,《臨江仙》為《雁後歸》的寓聲曲調,其餘八首就不知道是新調名抑原調名了。據《直齋書錄》所言,似乎他所見三卷本的《東山寓聲樂府》都是新曲,然則賀方回的詞恐怕未盡於此三卷。元人李冶《敬齋古今黈》謂「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雲」 ,又好像賀方回的詞集名《東山樂府》,而其「別集」 中所收則為「寓聲樂府」 。今其書不傳,無可考索。 賀方回的詞,現在僅存兩個古本。其一為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殘宋本《東山詞》上卷。此本曾在毛氏汲古閣,但沒有刻入《宋六十名家詞》。清初,無錫侯文燦刻《十名家詞》,其中賀方回的《東山詞》一卷,即用此本,所以實際上是宋本《東山詞》的上半部。其二是勞巽卿傳錄的一個鮑氏知不足齋所藏的《賀方回詞》二卷。此本中有用新調名標題的寓聲樂府,也有用原調名的。其詞也有與殘宋本《東山詞》上卷重出的,例如《青玉案》一首,兩本都有,《東山詞》標名橫塘路,下注《青玉案》;鮑氏鈔本標名《青玉案》,而不注異名。如是則在殘宋本為寓聲樂府,在鮑氏鈔本則不算寓聲樂府了。鮑氏鈔本中有《羅敷艷歌》、《擁鼻吟》、《玉連環》、《芳洲泊》等十六調,其下皆標註原調名,可知它們也是寓聲樂府,但這些詞均不見於殘宋本,或者也可能在下卷中。又鮑氏鈔本中有《菱花怨》、《定情曲》二詞,皆從本詞中拈取三字為題,可見也是寓聲樂府,但題下卻沒有註明原調名。從這些情況看來,這兩個古本並非同出於一源。鮑氏所藏鈔本,來歷不明,疑非宋代原編本。因為歷代詩文集用作家姓字標目者,大多是後人編集之本。宋代原刻賀方回詞,決不會用《賀方回詞》這樣的書名。 清代道光年間,錢塘王迪,字惠庵,匯鈔以上二本,合為三卷。以鮑氏鈔本二卷為上卷及中卷,以殘宋本《東山詞》上卷為下卷。又以同調之詞並歸一處,刪去重出的詞八首,又從其他諸家選本中搜輯得四十首,編為《補遺》一卷。全書題名為《東山寓聲樂府》,這是賀方回的詞經殘佚之餘的第一次整理結集。但王惠庵以為賀方回所有的詞都是寓聲樂府,又以為賀方回的詞集原名就是《東山寓聲樂府》,因此,他採用此書名而自以為「仍其舊名」 。 光緒年間,王半塘四印齋初刻賀方回詞,採用了《汲古閣未刻詞》中的《東山詞》(這就是殘宋本《東山詞》上卷),又將自己輯錄所得二十餘首增入。又以為《東山詞》這個書名是毛氏所妄改,因此也改題為《東山寓聲樂府》,「以從其舊」 。此外,王半塘又不說明此書僅為宋本之上卷,於是,這個四印齋刻本出來以後,一般人都不知道有一個殘宋本《東山詞》上卷。過了幾年,王半塘才見到皕宋樓所藏王惠庵編輯本,於是從王惠庵本中鈔補百餘首,編為《補鈔》一卷,續刻傳世。這樣一來,非但殘宋本和鮑氏舊鈔本這兩個古本賀方回詞的面目不可復見,連王惠庵的編輯本也未獲保存。《四印齋所刻詞》中,賀方回詞的版本最為可議,這是王半塘自己也感到不愉快的。 以後,朱古微輯刻《彊村叢書》,關於賀方回的詞,採用了殘宋本和鮑氏鈔本,都保存它們的原來面目。卷末附以吳伯宛重輯的《補遺》一卷,又不用「東山寓聲樂府」 為書名。這樣處理,最為謹慎,可見朱古微知道賀方回的詞並不都是寓聲樂府,而「寓聲樂府」 也並不是詞的別名。 南宋詞人張輯,字宗瑞,有詞集二卷,名《東澤綺語債》。黃花庵云:「其詞皆以篇末之語而立新名。」 這部詞集現在還有,用每首詞的末三字為新的詞調名,而在其下註明「寓×××」 。這裡作者明白地用了「寓」 字,可知也是寓聲樂府。作者之意,以為他所創的新調,寓聲於舊調,所以是向舊調借的債,故自題其詞集為「綺語債」 。《彊村叢書》所刻本,刪去「債」 字,僅稱為《東澤綺語》,大約朱古微沒有注意到這個「債」 字的含義。 (六)琴趣外篇 陶淵明有一張沒有弦的琴,作為自己的文房玩物。人家問他:「無弦之琴,有何用處?」 詩人答道:「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 這是「琴趣」 二字的來歷,可知琴趣不在於音聲。後人以「琴趣」 為詞的別名,可謂一誤再誤。以琴曲為琴趣,這是一誤;把詞比之為琴曲,因而以琴趣為詞的別名,這是再誤。宋人詞集有名為「琴趣外篇」 的,現在還有六家:歐陽修、黃庭堅、秦觀、晁補之、晁端禮、趙彥端。此外,葉夢得的詞集亦名為「琴趣外篇」 ,可是這個集子後來已失傳了。所有的「琴趣外篇」 ,都不是作者自己選定的書名,而是南宋時出版商匯刻諸名家詞集時,為了編成一套叢書,便一本一本的題為某氏「琴趣外篇」 。於是,「琴趣外篇」 就成為詞的別名了。 名義琴曲本是古樂、雅樂,在音樂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庾信《昭君辭》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 可知以琴曲來奏胡笳曲,非變不可。李治《敬齋古今黈》云:「諸樂有拍,惟琴無拍,只有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於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 這一段話,很有意思。琴是上古的樂器,所奏的樂曲,當然很原始,其時還沒有節拍,或者說,還沒有節拍的概念。音樂講究節拍,大約起於周代的雲韶樂,到了漢代,樂府歌辭都有「曲折」 ,曲折也包含節拍在內。從此以後,人們已不知道古樂、雅樂中的琴曲原先是一種沒有節拍的音樂。唐人以胡笳十八拍變入琴曲,那就是李治所謂「甚於鄭衛」 的淫哇」 了。 在人們心目中,琴曲是那樣高雅、古樸,不同凡響,而詞本是民間俗曲,它們是怎樣聯繫到一起的呢?原來,宋人為了提高詞的地位,最初稱之為「雅詞」 ,後來更尊之為琴操。這可以說是對詞曲的莫大推崇。然而這個比擬卻是不倫不類的,因為詞的曲子與琴曲是完全不同的,對這一點,宋人也並不是不知道,蘇東坡有一首《醉翁操》,自序云: 琅琊幽谷,山川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制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閒,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東坡居士以補之雲。 東坡這一段話,也說明了琴曲節奏疏宕,不與詞同。醉翁用楚辭體作《醉翁引》,有人為他作曲,在演奏時,曲子雖然有了節奏,而琴聲已失去其古音之自然。由此可見,蘇東坡也知道詞與琴曲是完全不同的。東坡的這一首《醉翁操》,本來不收在東坡詞集中,因為它是琴操而不是詞。南宋時,辛稼軒模仿東坡,也作了一首,編入了他的詞集,於是後人在編東坡詞集時,也把《醉翁操》編了進去。從此,琴曲《醉翁操》成了詞調名。 《侯鯖錄》記一段詞話云: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 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與人。」 這段話是引用了蘇東坡瑤池燕詞的自序,其詞即「飛花成陣春心困」 一首。由此也可知為琴曲而作的歌詞,不協於詞的音律,如果要以琴曲譜詞,就非變不可。蘇東坡這一段話,正可與庾信的「變入胡笳聲」 對證。 以上二件事,都可以證明琴曲不能移用於詞曲。因此,我說,以「琴趣」 為琴曲的代用詞,此是一誤;以「琴趣」 為詞的別名,此是再誤。 不過,宋代人還沒有把「琴趣」 直接用作詞的別名,他們用的是「琴趣外篇」 。所謂「外篇」 ,也就是意味著,詞的地位雖然提高了,但只能算是琴曲的支流,還不等於真正的琴曲,只是「外篇」 而已。這樣標名是可以的,只犯了一誤,而沒有再誤。可是,毛子晉跋晁補之《琴趣外篇》云:「《琴趣外篇》六卷,宋左朝奉、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無咎長短句也。其所為詩文凡七十卷,自名《雞肋集》,惟詩餘不入集中,故云外篇。昔年見吳門鈔本,混入趙文寶諸詞,亦名《琴趣外篇》,蓋書賈射利,眩人耳目,最為可恨。」 毛子晉這樣解釋,完全是夾纏。詩文不編入正集,而另行編為外集,作為附錄,這是常有的事,但像晁補之這樣,就應當稱為《雞肋集外篇》,而不是「琴趣」 的「外篇」 。又何以六家詞集都標名《琴趣外篇》呢? 元明以來,許多詞家都不明白「琴趣外篇」 這個名詞的意義,他們以為「琴趣」 是詞的別名,而對「外篇」 的意義,則跟著毛子晉的誤解,於是非但把自己的詞集標名為「琴趣」 ,甚至把宋人集名的「外篇」 二字也刪掉了。《傳是樓書目》著錄秦觀詞集為《淮海琴趣》,歐陽修詞集為《醉翁琴趣》,汲古閣本趙彥端詞集稱《介庵琴趣》,《趙定宇書目》稱晁補之詞集為《晁氏琴趣》,都是同樣錯誤。清代以來,詞家以「琴趣」 為詞的別名,因而用作詞集名者很多,例如朱彝尊的《靜志居琴趣》,張奕樞的《月在軒琴趣》,吳泰來的《曇花閣琴趣》,姚梅伯的《畫邊琴趣》,況周頤的《蕙風琴趣》,邵伯褧的《雲淙琴趣》,都是以誤傳誤,失於考究。 (七)詩餘 一種文學形式,從萌芽到定型,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這種已定型的文學形式,還需要另一個過程,才能確定其名稱。詞是從詩分化出來,逐漸發展而成為脫離了詩的領域的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其過程是從盛唐到北宋,幾乎有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最後把這種文學形式定名為「詞」 ,還得遲到南宋中期。 近來有人解釋詞的名義,常常說:「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餘。」 這裡所謂「又名」 ,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好像這種文學形式先名為詞,後來又名為長短句,後來又名為詩餘。但是,考之於文學發展史的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事實恰恰是:先有長短句這個名詞,然後又名為詞,而詩餘這個名詞初出現的時候,還不是長短句的「又名」 ,更不是詞的「又名」 。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於紹興四年甲寅(1134),後集序於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書中不見有「詩餘」 這個名詞,也沒有提到《草堂詩餘》這部書。王楙的《野客叢書》成於慶元年間(1195—1200),書中已引用了《草堂詩餘》,可見這部書出現於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間。毛平仲《樵隱詞》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稱其集為《樵隱詩餘》。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詩餘」 這個名詞的年代最早者。稍後則王十朋詞集曰《梅溪詩餘》,其人卒於乾道七年,壽六十。廖行之詞集曰《省齋詩餘》,見於《直齋書錄》,其人乃淳熙十一年進士,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當然在其卒後。林淳詞集曰《定齋詩餘》,亦見《直齋書錄》,其人於乾道八年為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後。此外凡見於《直齋書錄》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餘」 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可知「詩餘」 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黃叔暘稱周邦彥有《清真詩餘》,景定刊本《嚴州續志》亦著錄周邦彥《清真詩餘》,這是嚴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並非詞集原名。現在所知周邦彥詞集,以淳熙年間晉陽強煥刻於溧水郡齋的一本為最早,其書名還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詩餘》。 我懷疑南宋時人並不以「詩餘」 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它的作用僅在於編詩集時的分類。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詞作者,大多稱之為「樂府」 ,或稱「長短句」 ,都編次在詩的後面。既沒有標名為「詞」 ,更沒有標名為「詩餘」 。南宋人集始於詩後附錄「詩餘」 。陳與義卒於紹興八年,其《簡齋集》十八卷附詩餘十八首。但今所見者乃胡竹坡箋注本,恐刊行甚遲。高登的《東溪集》,附詩餘十二首。登卒於紹興十八年,三十年後,延平田澹始刻其遺文,那麼亦當在淳熙年間了。況且今天我們所見的《東溪集》,已是明人重編本,不能確知此「詩餘」 二字是否見於宋時初刻本。宋本《後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兩卷為詩餘,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時後村尚在世。然《後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則題作「長短句」 。可見南宋人編詩集,如果把詞作也編進去,則附於詩後,標題曰「詩餘」 ,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樂府」 或「長短句」 。 「詩餘」 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詞以後,書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詩餘附卷裁篇別出,單獨刊行,就題作《履齋詩餘》、《竹齋詩餘》、《泠然齋詩餘》,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彥的長短句也題名為《清真詩餘》了。這樣,「詩餘」 好像已成為這一種文學形式的名稱,但是,我們如果再檢閱當時人所作提到詞的雜著,如詞話、詞序、詞集題跋之類,還是沒有見到把作詞說成作詩餘,由此可知「詩餘」 這個名詞雖出現於乾道末年,其意義與作用還不等於一個文學形式的名稱。個人的詞集雖題曰「詩餘」 ,其前面必有一個代表作者的別號或齋名。詞選集有《草堂詩餘》、《群公詩餘》,「草堂」 指李白,「群公」 則指許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張綖作詞譜,把書名題作《詩餘圖譜》,從此「詩餘」 才成為詞的「又名」 。這是張綖造成的一個大錯。 《草堂詩餘》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見,不知當時有無解釋「詩餘」 名義的話。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見有所說明。直到明代楊用修作《詞品》,才在其自序中說: 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為詩之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詞品》首著之雲。 以李白的《憶秦娥》、《菩薩蠻》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 ,這是南宋時人黃叔暘的話,見於《唐宋名賢詞選》,其上句中「為詩之餘」 ,則是楊用修自己的話。但這句話等於沒有解釋,他不過加了一個不起作用的「之」 字。到底李白這兩首詞何以為詩之餘,這個「餘」 字的正確意義是什麼?仍不可解。從下一句揣摩起來,他似乎說:這兩首詞對於詩的關係,則為支流別派;對於後世的詞曲,則為祖禰。詞出於詩,所以稱為詩餘。 從此以後,明清兩代研究詞學的人,根據各自的體會,對於詩餘有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也展開了論辯。俞彥《爰園詞話》云: 詞何以名詩餘?詩亡然後詞作,故曰餘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詞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餘興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餘亡者,否也。 這一段話,意義是可以了解的,但語文邏輯卻大謬。既然肯定了「詩亡然後詞作」 、「詞亡然後南北曲作」 ,為什麼立刻就自己否定了這樣提法,說是「非詩亡」 、「非詞亡」 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詠詩者」 和「所以歌詠詞者」 ,又何必先肯定「詩亡」 和「詞亡」 呢? 俞氏之意,以為詩本該是可以歌詠的,到後來,詩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有詞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詞而不歌詠詩了。所以說詞是詩之餘。再後,詞也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南北曲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南北曲而不歌詠詞了。但是,在這裡,俞氏卻不說南北曲是詞之餘。他以為可以歌詠的詩歌,都是樂府。詩在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詩到了不能歌詠的時候,詩還是詩,但已不是樂府了。因此他說:不是詩亡,而只是詩亡失了它的樂府功能。詞(詩餘)在它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所以不能說「詩餘興而樂府亡」 。同樣,南北曲興起之後,詩餘只是亡失了它的樂能,故不能說是「詩餘亡」 了。探索俞氏這段話的意味,實際上他以為詩與詞都是樂府之餘,但是他卻說「詩亡然後詞作,故曰餘也。」 這個「餘」 字的意義和作用,仍然沒有解釋清楚。 陳仁錫序《草堂詩餘四集》云: 詩者,餘也。無餘無詩,詩曷餘哉?東海何子曰:「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葉。」 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缺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凡詩皆餘,凡餘皆詩。余何知詩,蓋言其餘而已矣。」 東海何子,指華亭(今松江縣)何良俊,這些話見於武陵逸史本《草堂詩餘》,陳氏引用來解釋「詩餘」 。何氏之意謂詞出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則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詩餘」 的意義是詩三百篇的緒餘。這個「詩」 字應當理解為《詩經》。陳氏推演何氏之說,得出兩句非常晦澀的話:「詩者,餘也。無餘無詩。」 意謂後世一切詩歌,都是《詩經》的餘波別派,詩三百篇如果沒有餘波別派,則後世無詩歌了。所以,「凡詩皆餘,凡餘皆詩。」 凡是一切後世詩歌,都是《詩經》的餘波,凡是繼承《詩經》的作品,都是詩。最後,他說:「余何知詩,蓋言其餘而已矣。」 這個「詩」 字,又是指《詩經》的,他自謙不懂得《詩經》,只能談談《詩經》的餘波——詞——而已。 這一段序文中用「詩」 字有不同的涵義,以致晦澀難解,明代文人,就喜歡寫這種「惡札」 。同書又有一篇秦士奇的序文云: 自三百而後,凡詩皆餘也。即謂騷賦為詩之餘,樂府為騷賦之餘,填詞為樂府之餘,聲歌為填詞之餘,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餘,轉屬而上,亦詩而餘聲歌。即以聲歌、填詞、樂府,謂凡餘皆詩可也。 此文也是發揮何良俊、陳仁錫的意見,以詞為《詩經》之餘。「聲歌」 即指南北曲。 清初,汪森序《詞綜》云: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為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為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為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餘,殆非通論矣。 此文觀念,較為明白。汪氏以為詞的特徵有二:其形式為長短句,其作用為樂府歌辭。以這兩個特徵為標準,以求索於文學史,則《南風》、《五子》、《周頌》、漢樂府,都具有這兩個特徵,故以為詞之起源在古樂府。這意見與俞彥相同,不過俞氏只提出一個特徵:有歌詠之道,而未直接提出樂府。至於「長短句」 這個名詞的意義,汪氏亦與元明以來許多人的見解一樣,以為長短句只要句法參差不齊的詩,就是長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為長句,五言句為短句,所謂長短句,專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古樂府雖有句法參差不齊的,還不能稱為長短句。 又汪氏以為唐人五七絕歌詩是詩,李白《菩薩蠻》等作是詞,二者既同時並行,故不能謂詞出於詩。這個觀點,亦有未妥。五七絕歌詩和《菩薩蠻》等詞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樣是樂府歌辭,沒有近體詩與詞的分界。以上兩點,是汪氏持論未精審處。 李調元作《雨村詞話》,其序言亦談到了「詩餘」 :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屬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屬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 此文雖然好像完全抄襲汪森的文章,但結論卻不同。汪氏以古近體詩為一個系統,古今樂府歌辭為另一個系統;而李氏則以為今之詞即古之樂府,而古詩則導源於樂府,因此,詞非但不是詩之餘,亦不是古樂府之餘。因為詞本身即同於古樂府,而為詩之所從出,所以他的結論是詞「乃詩之源也」 。基於這一觀點,故李氏視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的歌詩,與李白的《菩薩蠻》等詞,同屬於古樂府,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處。 吳寧作《榕園詞韻》,其《發凡》第一條云: 詞肇於唐,盛於宋,溯其體制,則梁武帝《江南弄》、沈隱侯《六憶》已開其漸。詩變為詞,目為詩餘,烏得議其非通論?屈子《離騷》名詞,漢武帝《秋風》、陶靖節《歸去來》亦名詞。以詞命名,從來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還,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系南北,或竟稱詞。詞,所同也;詩餘,所獨也。顧世稱詩餘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詩餘」 為安。是編仍號「詞韻」 ,從沈去矜氏舊也。 吳氏以為詞出於齊梁宮體詩,足當「詩餘」 之稱。又以詞為通名,凡楚詞、古歌詞、南北曲,皆可稱為詞,則無以區別於《花間》、《草堂》形式的詞。因此,他主張以「詩餘」 為詞的正名,庶幾專指這一種文學形式。但是,吳氏雖持此觀點,而他的書還不便改名《詩餘韻》,因為他這部書是在沈去矜《詞韻》的基礎上改訂的。 按:屈、宋楚辭,漢武、陶潛的歌賦,在文學史上,向來用「辭」 字,而不用「詞」 字。「辭」 為文體專名,而「詞」 則為通名,如歌詞、曲詞等。宋元以後,才有人把「楚辭」 寫成「楚詞」 ,南北曲在金元間雖然亦稱為詞,但至明清間已逐漸稱之為曲。故「詞」 字的涵義,在宋代則正在由通名演變為專名,到元明以後,則已固定下來,自成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正名,不會與楚、漢、金、元辭曲相混。吳氏主張以「詩餘」 為詞的正名,我們暫且不必討論其當否,從他所說「詩變為詞,目為詩餘,烏得議其非通論?」 這句話看來,可知他是針對汪森而說的。汪氏把詩和樂府分為兩個系統,他以為詞源於樂府,故否定其為「詩餘」 ,吳氏以為詞是從詩衍變而成的,故應當名為「詩餘」 ;但是他所舉的《江南弄》、《六憶》等卻是齊梁樂府,可知他關於樂府與詩的概念是混淆的。 宋翔鳳《樂府餘論》中亦有一段詮釋「詩餘」 的話: 謂之「詩餘」 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之曰「詩餘」 。 作者以為詞是從唐人絕句演變而成,故應當名為「詩餘」 。他並不否定詞的樂府傳統,不過他認為詩變而後「樂府之體一變」 ,這個觀點卻顛倒了。 蔣兆蘭《詞說》有一段關於「詩餘」 的評論: 「詩餘」 一名,以《草堂詩餘》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餘之於詞;浮煙漲墨,餘之於詞;詼嘲褻諢,餘之於詞;忿戾謾罵,餘之於詞。即無聊酬應,排悶解酲,莫不餘之於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餘興,宜其去風雅日遠,愈久而彌左也。此有明一代詞學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者,實「詩餘」 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餘」 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塞責。 此文將「詩餘」 解釋為詩人之餘興,凡不宜寫入詩中的材料,都寫在詞里。於是詩保存其風雅的品格,而詞成為一種庸俗文學,名之曰「詩餘」 ,即反映了詞的品格卑下。蔣氏慨嘆於明詞之所以不振,由於明人對詞的認識不高,詞體不被尊重,詞風也就墮落。因此他反對「詩餘」 這個名稱,其意見恰與吳寧相反。 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詩餘」 作另一種解釋: 詩餘之「餘」 ,作贏餘之「餘」 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 。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則誤解此「餘」 字矣。 況氏此文講詞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聲為實字」 之說,但他又說詞的「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 ,這就兼及到詞的思想內容了。他以為詞的內容、文辭、音樂性,都比詩為有羨餘,所以名曰詩餘。他以「詩之剩義」 為誤解,這是針對蔣兆蘭而說的。 從楊用修以來,為「詩餘」 作的解釋,以上諸家可以作為代表。他們大多從詞的文體源流立論。承認「詩餘」 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詩。不過其間又有區別,或以為源於三百篇之《詩》,或以為源於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於絕句歌詩。不贊成「詩餘」 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樂府,樂府可歌,詩不能歌,故詞是樂府之餘,而不是詩之餘。亦有採取折中調和論點的,以為詞雖然起源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以名曰「詩餘」 ,其繼承系統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一個「詩」 字,對於「餘」 字的觀念卻是一致的,都體會為餘波別派的意義。 蔣兆蘭、況周頤兩家的解釋是新穎的。況氏對「詩」 字的觀念還與宋翔鳳同,對「餘」 字的觀念卻是他的創見,不過他的解釋,恐怕很勉強。蔣氏把「詩餘」 解釋為「詩人之餘興」 ,這就完全與文體源流的觀點沒有關係。 宋人著作中,雖然不見有正面解釋「詩餘」 的資料,但從一些零言斷語中,卻可以發現不少意見,為蔣兆蘭理論的來源。《邵氏聞見後錄》有一條云: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 這裡所謂「有餘之才」 ,本來並非專指倚聲填詞,不過讚美其才情富麗,但一百年後,王稱為程垓的《書舟詞》作序文,則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損有餘之才,豈未至之德者。蓋晏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游、魯直,則已並之。 這顯然是誤解了韓少師的話。韓意乃規勸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卻解釋為小晏作詞之才有餘,而作詩文之才不足。他以為「有餘之才」 指詞,「未至之德」 指「他文」 ,這樣就反映了他的觀點是以詞為詩文之餘事了。 黃庭堅序《小山詞》,亦說晏叔原之詞,乃「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句法。」 他把詞稱為「樂府之餘」 ,又以為《小山詞》之不至於墮落到里巷俗曲者,由於它們還有「詩人之句法。」 因此,他在下文論定小晏的詞「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這裡可以見到黃庭堅論詞的觀念。他以為詞是樂府之餘波,是里巷俗曲,如果像晏叔原那樣用詩人之句法作詞,就可以化俗為雅。樂府是詞的形式,詩是詞的風格。這樣,「詩餘」 的意義,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後,有一些資料可以合起來探索: 公吟詠之餘,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羅泌《題六一詞序》)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詞,亦妙天下。(關注《題石林詞》) 竹坡先生少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游,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厲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餘,溢為樂章,則清麗宛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孫兢《竹坡詞序》)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己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辭,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陸游《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以上諸文,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詩餘」 這個名詞,但是以作詞為詩人之餘事,這一觀念實已非常明顯。至於這個觀念之形成,亦有它的歷史傳統。孔仲尼說過:「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養人的德行為先,其次才是學文,故學文是德行的餘事。到了唐代的韓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詩,不過他說:「餘事作詩人。」 作詩成為學文的餘事了。從此以後,詩人作詞,詞豈非詩人之餘事麼?蔣兆蘭解釋「詩餘」 ,與歷代諸家的解釋不同,他也沒有引證宋人這一類言論,使人以為他是逞臆而談,為詞的地位卑落打抱不平。其實,我認為,他的解釋是有根據的,符合於宋人對詞的觀念的。「詩餘」 正是詩人之餘事,或說餘興亦可,並不是詩或樂府的餘派。 現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餘事」 的概念,但還沒有出現「詩餘」 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後面,加上一個類目,就稱為「詩餘」 ,於是這個名詞出現了。但是,這時候,「詩餘」 還不是詞的「又名」 ,甚至,這個時候連「詞」 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幾條資料中,凡講到詞這種文學形式的地方,邵伯溫稱「長短句」 ,黃庭堅稱「樂府之餘」 ,羅泌、關注稱「歌詞」 ,孫兢稱「樂章」 ,陸游稱「樂府詞」 。惟有王稱的《書舟詞序》中稱「叔原獨以詞名爾」 ,這裡才用了「詞」 字,但這個「詞」 字還不是文學形式的名詞,而只是「歌詞」 、「曲子詞」 的省文。 再後一些時間,書坊商人把名家詩文集中的「詩餘」 部分抄出,單獨刊行,於是就題其書名曰「某人詩餘」 ,詞選集也就出現了《草堂詩餘》、《群公詩餘》等等書目。這時候,「詩餘」 二字還不能單獨用,其前面必須有主名,表明這是某人的「詩之餘事」 。整個南宋時期,沒有人把做一首詞說成做一首詩餘。 直到明代,張綖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餘圖譜》,從此以後,「詩餘」 才成為詞的「又名」 。從楊用修以來,絕大多數詞家,一直把這個名詞解釋為詩體演變之餘派,又從而紛爭不已,其實都是錯誤的。 (八)令·引·近·慢 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詞的字句不多,稱為令詞。北宋後期,出現了篇幅較長、字句較繁的詞,稱為慢詞。令、慢是詞的二大類別。從令詞發展到慢詞,還經過一個不長不短的形式,稱為「引」 或「近」 。明朝人開始把令詞稱為小令,引、近列為中調,慢詞列入長調。張炎《詞源》云:「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 可知引、近、慢詞到宋徽宗時代已盛行了。 「令」 字的意義,不甚可考。大概唐代人宴樂時,以唱歌勸客飲酒,歌一曲為一令,於是就以令字代曲字。白居易寄元微之詩云:「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 自注云:「拋打曲有調笑令。」 又《就花枝》詩云:「醉翻衫袖拋小令。」 又《聽田順兒歌》云:「爭得黃金滿衫袖,一時拋與斷年聽。」 「拋打曲」 的意義,未見唐人解說,從這些詩句看來,似乎拋就是唱,打就是拍。元稹《何滿子歌》云:「牙籌記令紅螺碗。」 此處「記令」 就是「記曲」 ,可知唐代人稱小曲為小令。 小令的曲調名,唐人多不加令字。《調笑令》本名「調笑」 ,一般不加令字,《教坊記》及其他文獻所載唐代小曲名多用「子」 字。唐人稱物之麼小者為「子」 ,如小船稱船子,小碗稱盞子。現在廣東人用「仔」 字,猶是唐風未改。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如《甘州》原是大曲,其令曲就名為《甘州子》。又有《八拍子》,意思是八拍的小曲。漁人的小曲,就名為《漁歌子》。流行於酒泉的小曲,就名曰《酒泉子》。到了宋代,漸漸不用子字而改用令字,例如《甘州子》,在宋代就改稱《甘州令》了。也有唐、五代時不加子字或令字,而在宋代加上令字的,例如《喜遷鶯》、《浪淘沙》、《鵲橋仙》、《雨中花》等。令字本來不屬於調名,《浪淘沙令》就是《浪淘沙》,《雨中花令》就是《雨中花》,二者沒有什麼不同。可是,萬樹《詞律》和清《欽定詞譜》卻以為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萬氏明知「凡小調俱可加令字」 ,但還認為許多人的作品詞句不完全一樣,堅持《浪淘沙令》不是《浪淘沙》,豈不是很固執嗎?《猗覺寮雜記》稱「宣和末,京師盛歌《新水》」 。這所謂《新水》,就是《新水令》。宋人書中引述到各種詞調,往往省略了令字或慢字,不必因為有此一字之差而斷定其不是同一個曲調。 引,本來是一個琴曲名詞,古代琴曲有《箜篌引》、《走馬引》,見於崔豹《古今注》和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聲,別成新腔,名之曰引。如王安石作《千秋歲引》,即取《千秋歲》舊曲展引之。曹組有《婆羅門引》,即從婆羅門舊曲延長而成。此外晁補之有《陽關引》,李甲有《望雲涯引》,呂渭老有《夢玉人引》,周美成有《蕙蘭芳引》,大概都是由同名舊曲展引而成,不過這些舊曲已失傳了。萬樹《詞律》注王安石《千秋歲引》,謂此調與《千秋歲》迥別,徐誠庵《詞律拾遺》則謂荊公此詞,即千秋歲調添減攤破句法,自成一體,其源實出於《千秋歲》。徐氏云:「引者引伸之義,故字數必多於前。」 又云:「凡調名加引字者,引而伸之也。即添字之謂。」 此二家注釋,皆近是而猶有未的。蓋引與添字攤破,猶有區別。大概添字攤破,對原詞的變化不大,區別僅在字句之間,而引則離原調較遠了。 詞調中還有用「影」 字的。我懷疑它就是引。汲古閣刻本《東坡詞》有《虞美人影》一闋,黃庭堅亦有二闋。不知是否二人一時好玩,改引為影。但此詞字數少於《虞美人》,又恐未必然。延祐刻本《東坡樂府》,此闋題作《桃源憶故人》。這個詞調名起於南宋,陸放翁也作過這樣一首,題作《桃園憶故人》。另有一首《賀聖朝影》,亦可能是《賀聖朝》的引伸。不過《賀聖朝》是四十七字,而《賀聖朝影》只有四十字,則可能另有少於四十字的唐腔《賀聖朝》,今已失傳。《賀聖朝》這個曲調名,早已見於《教坊記》,可以肯定它一定有唐代舊曲。姜白石《淒涼犯》自注云:「亦名《瑞鶴仙影》。」 我懷疑它是從瑞鶴仙令詞引伸而成。不過瑞鶴仙令詞今已失傳,便無從取證了。另有一百二十字的《瑞鶴仙》,這是瑞鶴仙慢詞了。《陽春白雪》有徐囦子的一首《瑞鶴仙令》,實在就是《臨江仙》,此必傳寫之誤,不能與《瑞鶴仙影》比勘。以上三調,皆在疑似之間,影之於引,是一是二,均未可論定。 近,是近拍的省文。周美成有《隔浦蓮近拍》,方千里和詞題作《隔浦蓮》,吳文英有《隔浦蓮近》,此三家詞句式音節完全相同,可知近即是近拍。以舊有的隔浦蓮曲調,另翻新腔,故稱為近拍。隔浦蓮令曲早已失傳,惟白居易有隔浦蓮詩,為五言四句,七言二句,這恐怕就是唐代隔浦蓮令曲的腔調句式。王灼《碧雞漫志》謂《荔枝香》本唐玄宗時所制曲,「今歇指(一作歇拍)、大石兩調中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為本曲。」 此文亦可以證明《荔枝香近》即《荔枝香近拍》,且有同名而異曲的,宋詞樂譜失傳,這個問題就無法考究了。 慢,古書上寫作曼,亦是延長引伸的意思。歌聲延長,就唱得遲緩了,因此由曼字孳乳出慢字。《禮記·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 又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 這兩個慢字,都是指歌聲淫靡。《宋史·樂志》常以遍曲與慢曲對稱。法曲、大曲都是以許多遍構成為一曲,如果取一遍來歌唱,就稱為遍曲。慢曲只有單遍,可是它的歌唱節拍,反而比遍曲遲緩。張炎《詞源》云:「慢曲不過百餘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為難矣。」 這一段話,其中有許多唱歌術語已不很能了解,但還可以從此了解慢曲之所以慢,就因為有種種延長引伸的唱法。唐代詩人盧綸《宴席賦得姚美人拍箏歌》云:「有時輕弄和郎歌,慢處聲遲情更多。」 由此可見唐人唱曲已有慢處。到了宋代,有了慢詞,於是曲有急慢之別。大約令、引、近,節奏較為急促,慢詞字句長,韻少,節奏較為舒緩。令慢中也各自有急慢之別,如促拍《採桑子》,是令曲中的急曲子,《三台》是三十拍的促曲,就是慢詞中的急曲子了。 詞調用慢字的,這個慢字往往可以省去。如姜白石有《長亭怨慢》,周公謹、張玉田均作《長亭怨》。王元澤有《倦尋芳》,潘元質題作《倦尋芳慢》,其實都是同樣一首詞。《詩餘圖譜》把《倦尋芳》和《倦尋芳慢》分為兩調,極為錯誤。不知《捫虱新語》引述王元澤此詞,亦稱《倦尋芳慢》,可以證明這個慢字,在宋代是可有可無的。此外如《西子妝》、《慶清朝》等詞,在宋人書中,有的加慢字,有的不加,都沒有區別。大概同名令曲還在流行的,那麼慢詞的調名,就必須加一個慢字。同名令曲已不流行,或根本沒有令曲的,就不必加慢字了。 (九)大詞·小詞 按照字數的多少,把詞分為小令、中調、長調三類,這是明代人的分法,最早用於明代人重編的《草堂詩餘》。宋代人談詞,沒有這種分法。他們一般總說令、引、近、慢,或者簡稱令、慢。令即明人所謂小令,引、近相當於中調,慢即是長調。大致如此。但另外還有稱為大詞、小詞的。《樂府指迷》云:「作大詞先須立間架,將事與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間只鋪敘,過處要清新,最緊是末句,須是有一好出場方妙。小詞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遠。」 《詞源》云:「大詞之料,可以斂為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為大詞。」 此文目的是論詞的創作方法,但使我們注意到,宋人談詞,只分為大詞、小詞二類。小詞即小令,大詞即慢詞,這是可以理解的,惟有明人所謂中調,即引、近之類,在宋人觀念里,到底是屬於小詞呢,還是大詞?這一問題,在宋人書中,沒有見過明確述及。蔡嵩雲注《樂府指迷》此條云:「按宋代所謂大詞,包括慢曲及序子、三台等。所謂小詞,包括令曲及引、近等。自明以後,則稱大詞曰長調,小詞曰小令,而引、近等詞,則曰中調。」 蔡氏此注,已很明白,但是沒有提出證據,何以知道宋人所謂小詞,包括引、近在內?且「小詞曰小令」 ,這句話也有語病,應該說:「令詞曰小令。」 宋人筆記《瓮牖閒評》有一條云:「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為大拍。」 大拍即大詞,可知令詞以外,都屬於大詞了。但是,張炎《詞源》云:「慢曲、引、近……名曰小唱。」 這是另外一個概念。他所謂小唱,並不等於小詞。他這裡是對法曲、大曲而言,不但令、引、近為小唱,連慢詞也還是屬於小唱。《詞源》又說:「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皆定拍眼。」 這兩條中所謂引、近,都包括令曲而言,揣摩其語氣,可知他以慢曲為一類,引、近為一類。由此可知宋人以慢曲為大詞,令、引、近都為小詞。陳允平的詞集《日湖漁唱》分四個類目:慢、西湖十景、引令、壽詞。」 這裡兩類是按詞體分的,兩類是按題材內容分的。其引令類詞中有《祝英台近》,由此可知陳允平以慢詞為一類,以令、引、近為一類,這就證明了宋人以令、引、近為小詞,只有慢詞才算大詞。那麼,宋人所謂小詞,即明人所謂小令和中調,宋人所謂大詞,即明人所謂長調。至於明人以五十九字以下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這樣按字數作硬性區分,是毫無根據的。 元人燕南芝庵論曲云:「近世所出大樂: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三影《天仙子》也。」 這裡列舉宋、金人詞十首,有令、引、近、慢,而一概稱之為「大樂」 。原來元代民間所唱,都是俚俗的北曲,唱宋、金人的詞,已經算是雅樂。因此,不論令、引、近、慢,在元人觀念中,都是大樂。大樂的對立面,就是小唱。宋人以詞為小唱,元人以詞為大樂,可知在元代,詞人雖然不多,詞的地位卻愈高了。 (一〇)闋 一首詞稱為一闋,這是詞所特有的單位名詞,但它是一個復活了的古字。音樂演奏完畢,稱為「樂闋」 ,這是早見於「三禮」 、《史記》等書的用法,它是一個動詞。《說文》解釋這個字為「事已閉門也」 。事情做完,閉門休息,這就與音樂沒有關係,只剩下完畢的意義了。《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馬融《長笛賦》云:「曲終闋盡,餘弦更興。」 這裡兩個「闋」 字,已成為歌曲的單位名詞了。但是,漢魏以來,我們還沒有見到稱一支歌曲或一首樂府詩為一闋的文獻。直到唐代詩人沈下賢的詩文集中,才出現了《文祝延二闋》的標題,以後,到了宋代,「闋」 字被普遍用作詞的單位名詞,可知這個古字是在晚唐時代開始復活的。 《墨客揮犀》載天聖年中有女郎盧氏題詞於驛舍壁上,其序言云:「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 這是稱一首詞為一闋的最早記錄。以後就有蘇東坡的《如夢令》詞序云:「戲作兩闋。」 陳去非的《法駕導引》序云:「得其三而亡其二,擬作三闋。」 馬令《南唐書》稱李後主「嘗作《浣溪沙》二闋」 。又謂馮延巳「作樂章百餘闋。」 都在北宋時期。 宋人習慣,無論單遍的小令,或雙曳頭的慢詞,都以一首為一闋。分為上下遍的詞,可以稱為上下闋,或曰前後闋。無論上下或前後,合起來還是一闋,不能說是二闋。近來有人說:「詞一片叫做一闋,一首詞分做兩片,三片,也可以說是兩闋,三闋。」 又有人說:「一首詞分兩段或三段,每段叫做一闋。」 這話非常奇怪,不知有什麼根據,我翻遍宋元以來詞集、詞話,絕沒有發現以一首分上下片的詞為二闋的例子。 「闋」 字用到後來,成為「詞」 的代用字。東坡詞序有「作此闋」 。白石詞序有「因度此闋」 ,「因賦是闋」 。又金陵人跋歐陽修詞云:「荊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闋。」 又柳永詞云:「硯席塵生,新詩小闋,等閒都盡廢。」 趙介庵詞云:「只因小闋記情親,動君樑上塵。」 這些「闋」 字都代替了「詞」 字,「小闋」 即是「小詞」 。吳文英詞云:「塵箋蠹管,斷闋經歲慵理。」 這裡的「斷闋」 是指未完成的詞稿,離開「闋」 字的本義愈來愈遠,辭書里不會收入了。 (一一)變·徧·遍·片·段·疊 《周禮·春官·大司樂》:「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玄注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這是作為音樂術語的「變」 字的最初出現。這個變字,是變更的變。每一支歌曲,從頭到尾演奏一次,接下去便另奏一曲,這叫做一變。《周禮》所謂「九變」 ,就是用九支歌曲組成的一套。古代音樂,以九變為最隆重的組曲,祭祖、祀神鬼,都用九變樂。 這個「變」 字,到了唐代,簡化了一下,借用「徧」 字,或作「遍」 字。《新唐書·禮樂志》云:「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定凱安舞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獫狁伏從,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 又云:「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奏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遍,著於雅樂者二遍。慶善樂五十遍,著於雅樂者一遍。上元舞二十九遍,皆著於雅樂。」 又云:「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 在同一卷音樂史中,或用「變」 ,或用「遍」 ,都是根據當時公文書照抄下來記錄而沒有加以統一的。由此可見,變字已漸漸不用,而遍則可以通用。《樂府詩集》收唐代大曲涼州歌,伊州歌,都有「排遍」 。白居易《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 這兩個遍字,都是指全套大曲中的一支曲子。 宋代的慢詞,其前身多是大曲中的一遍。例如霓裳中序第一,原為唐《霓裳羽衣曲》中序的第一遍。傾杯序,原為傾杯樂序曲的一遍。其後有人單獨為這一曲作詞,以賦情寫景,就成為慢詞中的一調。用這個調子作一首歌詞,也就可以稱為一遍。 既然把一首詞稱為一遍,於是一首詞的前後段,也有人稱為前後遍。賀方回《謁金門》詞序云:「李黃門夢得一曲,前遍二十三言,後遍二十二言,而無其聲。余采其前遍,潤一橫字,已續二十五字寫之。」 王灼《碧雞漫志》論《望江南》詞調云:「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 可見宋人稱不分段的小令為單遍,那麼,分兩段、三段的詞應當可以稱為雙遍、三遍了。但是事實上沒有這樣的名稱。 在南宋,這個遍字又省作「片」 字。張炎《詞源》云:「東坡次章質夫《水龍吟》韻,……後片愈出愈奇。」 又云:「大曲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片數與法曲相上下。」 這裡所謂後片,即是後遍;所謂片數,即是遍數。 前遍、後遍,或稱前段、後段。《瓮牖閒評》有「二郎神前段」 、「卜算子後段」 等說法。也有用上段、下段的,見《花庵詞選》。也有稱第一段、第二段的。《花庵詞選》解周美成《瑞龍吟》詞云:「今按此詞自『章台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佇』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自『前度劉郎』以下是第三段。」 《碧雞漫志》云:「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 這些都用段字,與遍、片同義。 另有用「疊」 字的,唐代已有,也見於《新唐書·禮樂志》:「(韋皋)作南詔奉聖樂,用黃鐘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 王灼《碧雞漫志》卷三引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 可知此疊字也就是遍的意思。疊遍,也就是排遍。周紫芝《浣溪沙》詞序云:「今歲冬溫,近臘無雪,而梅殊未放,戲作《浣溪沙》三疊,以望發奇秀。」 這裡所謂三疊,就是三首。浣溪沙每首有二疊,三首當有六疊,現在以一首為一疊,這個疊字的用法,似乎是錯了。 疊字的意義是重複。故詞家一般都以一首詞的下片為疊。《詞源·謳歌旨要》云:「疊頭艷拍在前存。」 疊頭,即下片首句,亦即所謂過處。但楊湜《古今詞話》論秦少游《鷓鴣天》詞云:「此詞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後疊『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頗有言外之意。」 據此,則非但下片總是疊,即上片也可稱為疊。既然上片可稱前疊,下片可稱後疊,援上下闋為一闋之例,以一首詞為一疊,也就不能說是錯誤了。 萬紅友《詞律》把詞的分為二段者稱為二疊,分三段者為三疊。這似乎不是宋人的觀念。宋人雖然說前疊、後疊,但仍是一疊,而不以為是二疊。把三段的詞稱為三疊,在宋人的書中,沒有出現過。 (一二)雙調·重頭·雙曳頭 元明以來,一般人常把兩疊的詞稱為「雙調」 。汲古閣刻《六十名家詞》的校注,萬樹《詞律》,清《欽定詞譜》,都用這個名詞。這其實極不適當。「雙調」 是宮調名,詞雖有上下兩疊,或曰兩片,但只是一調,不能稱為雙調。吳子律的《蓮子居詞話》中已指出萬樹的錯誤,但杜文瀾在《詞律校勘記》中還在引述了吳子律的批評後加一句道:「此論存參。」 這是因為杜文瀾不敢冒犯《欽定詞譜》的權威性,因而不敢對吳子律的批評表示同意。 「雙調」 這個名詞在宋代還沒有這樣的用法。一首令詞,上下疊句法完全相同的,稱為「重頭」 。《墨莊漫錄》記載一個故事,據說宣和年間,錢塘人關注子東在毗陵,夢中遇到一個美髯老人,傳授給他一首名為《太平樂》的新曲子。關子東醒來後,只記得五拍。過了四年,關子東回到錢塘,又夢見那個美髯老人。老人取出笛子來把從前那個曲子吹了一遍,關子東才知道是一首重頭小令。以前記住的五拍,剛是一片。於是關子東依照老人所傳的曲拍,填成一首詞,題名為《桂華明》。按「桂花明」 這個詞調,至今猶存。此詞分上下疊,每疊五句。上下疊句式音韻皆同,故曰「重頭小令」 。這是明見於宋人著作的,可知宋代人稱這類詞為重頭小令而不稱為「雙調小令」 。(「重」 字讀平聲,是「重複」 的重。) 「重頭」 只有小令才有,例如《南歌子》、《漁歌子》、《浪淘沙》、《江城子》等詞調都是。如果下疊第一句與上疊第一句不同的,這是「換頭」 ,不是「重頭」 。換頭的意義是改換了頭一句,重頭的意思是下疊頭一句與上疊頭一句重複。換頭的地方在音樂上是過變的地方。過變,即今之過門。小令有重頭的,也有換頭的,但引、近、慢詞則全都換頭,而沒有重頭的了。《詞律》、《詞譜》沒有仔細區別,一概稱之為「雙調」 ,亦極不適當。不過,宋代人的書里,「換頭小令」 這個名詞我還沒有看到過,因此,分上下兩疊而用換頭的令詞,應當用什麼名稱,這還不能知道。可能在宋代,不管換頭不換頭,凡分兩疊的令詞都叫做「重頭小令」 。晏元獻《木蘭花》詞云:「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 可以想見,歌至重頭處愈美,舞至入破處愈急。然則不論其詞句同不同,其音樂節奏在下疊開始處都得加以繁聲,不與上疊第一句相同。這樣解釋,似乎也可以,但我還不能下斷語。總之,把上下兩疊的令詞稱為「雙調」 ,以致與宮調名的「雙調」 相混淆,這總是錯誤的。 《柳塘詞話》云:「宋詞三換頭者,美成之《西河》、《瑞龍吟》,耆卿之《十二時》、《戚氏》,稼軒之《六州歌頭》、《醜奴兒近》,伯可之《寶鼎現》也。四換頭者,夢窗之《鶯啼序》也。」 這裡是把三疊的詞稱為三換頭,四疊的詞為四換頭,但宋代人是否如此說過,還沒有見到。我們知道,換頭一定在下疊的起句。音樂師在這地方加了繁聲,所以後來作詞者依樂聲改變了此處句法,與上疊第一句不同。上下兩疊的詞,只有一個換頭。這一現象,只存在於令、引、近詞中。至於慢詞,有三疊的,有四疊的,或者各疊句法完全不同,例如《蘭陵王》。或則第一疊與第二疊句法相同,但是有換頭,而第三疊則句法與前二疊全不同,例如《西河》。這些都不能稱為三換頭、四換頭。而且,換頭既從第二疊開始,則三疊之詞,也只有二換頭,怎麼可以稱為三換頭呢?至於四換頭,又是唐詞《醉公子》的俗名,是一首重頭小令,更不可用於四疊的慢詞。總之,三換頭、四換頭這些名詞,都是明清人妄自製定的,概念並不明確,我們不宜沿用。 《瑞龍吟》一調,《花庵詞選》已說明它是雙曳頭。因為此詞第二疊與第一疊句式、平仄完全相同,形式上好似第三疊的雙頭,故名之曰雙曳頭。曳頭不是換頭。有人以為只要是分三疊的詞,都是雙曳頭,這也是錯的。《詞律拾遺》補註《戚氏》詞云:「諸體雙曳頭者,前兩段往往相對,獨此調不然。」 按戚氏本來不是雙曳頭,故前兩段句式不同。三疊的慢詞,並不都是雙曳頭。既稱雙曳頭,則前兩段一定要對。可知徐氏亦以為凡是三疊之詞,都可以名為雙曳頭,於是會發此疑問。 鄭文焯精研詞律,可是在這些問題上,似乎還有不甚了了之處。他校箋周邦彥《瑞龍吟》詞云:「汲古本引《花庵詞選》舊註:『此謂之雙曳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 以下,即犯大石調,系第三段。至「歸騎晚」 以下四句,再歸正平調。坊刻皆於「聲價如故」 句分段者,非。』按此明言分三段者為雙曳頭。今人每於三段則名之為三曳頭,失之疏也。」 又校箋《雙頭蓮》詞云:「按調名《雙頭蓮》,當為雙曳頭曲。……考宋本柳耆卿詞曲玉管一闋,起拍亦分兩排,即以三字句結,是調正合。宋譜例凡曲之三疊者,謂之雙曳頭,是亦《雙頭蓮》曲名之一證焉。」 按鄭氏說起拍分兩排者,名為雙曳頭,這沒有錯。但又說「凡曲之三疊者,謂之雙曳頭。」 這卻錯了。三疊的詞,起拍未必都分兩排,周邦彥《雙頭蓮》詞第一、二段句式完全相同,果是雙曳頭,取名「雙頭蓮」 ,即含此義。由此更可知三疊之詞,並不都是雙頭,否則一切分三疊之詞,都可以名為「雙頭蓮」 了。考之《詞譜》所收宋人三疊慢詞,雙曳頭者並不多見。《瑞龍吟》、《雙頭蓮》為一類,其一、二段句式全同。《西河》為一類,其一、二段雖同,但第二段用了換頭。至於鄭氏所謂「宋譜例」 ,不知宋人有何譜何例傳於今世。又云:「今人有以三段之詞為三曳頭者。」 我也未見詞家有此記錄。不過由此可知,清代已有人以「曳頭」 為遍、片、段、疊的同義詞,亦可以說「失之疏也」 。 (一三)換頭·過片·麼 詞的最早形式是不分片段的單遍小令。後來發展到重疊一遍的,於是出現了分上下二遍的令詞。《花庵詞選》收張泌《江城子》二首,注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兩段,自是兩首,故兩押情字。今人不知,合為一首,則誤矣。」 可知當時俗本,曾誤以二首合為一首,認為是重頭小令。幸而詞中兩押情字,可證明其原來是兩首,否則就不容易辨別了。《花間集》收牛嶠《江城子》二首,也都是單遍(第二首有誤字)。宋代蘇東坡作《江城子》十三首,都用牛嶠詞體重疊一遍,這種情況,宋人稱為「疊韻」 。晁無咎有一首詞,題作「梁州令疊韻」 ,是用兩首梁州令連為一首。梁州令原來是上下兩遍的令詞,現在又重疊一首,就成為四遍的慢詞了。 詞從單遍發展為兩遍,最初是上下兩遍句式完全相同。例如《採桑子》、《生查子》、《卜算子》、《蝶戀花》、《玉樓春》、《釵頭鳳》、《踏莎行》之類。後來,在下遍開始處稍稍改變音樂的節奏,因而就相應地改變了歌詞的句式。例如《清商怨》、《一斛珠》、《望遠行》、《思越人》、《夜遊宮》、《阮郎歸》、《憶秦娥》等等,都是。凡是下遍開始處的句式與上遍開始處不同的,這叫做換頭。 現在詞家都以為換頭是一個詞樂名詞,因為詩與曲都沒有換頭。其實不然。在唐代的詩論里,已有了換頭這個名詞。宋代以後,這個名詞僅用於詞,誰都不知道詩亦有換頭,因此更無人知道換頭是從唐詩的理論中繼承下來的名詞。日本和尚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有《調聲》一章,他說:「調聲之術,其例有三:一曰換頭,二曰護腰,三曰相承。」 以下舉了一首《蓬州野望》五言律詩為例,以說明換頭的意義。他說:第一句頭二字平聲,第二句頭兩字當用仄聲。第三句頭兩句仍用仄聲,第四句頭兩字又宜用平聲。第五句頭兩字仍用平聲,第六句頭兩字當用仄聲。第七句頭兩字仍用仄聲,第八句頭兩字又當用平聲。如此輪轉終篇,名為雙換頭,是最善也。若僅換每句第二字,則名為換頭,然不及雙換頭也。據此可知換頭這個名詞,起於唐人詩律,大概是相對於八病中的平頭而言的。遍照金剛這部著作,過去沒有流傳於中國,唐宋人詩話中,亦從來沒有提到過換頭。所以無人知道換頭這個名詞的來歷。清末劉熙載在他的《藝概·詞概》中說:「詞有過變,隱本於詩。《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蓋言詩當前後變化也。而雙調換頭之消息,即此已寓。」 劉熙載沒有見過《文鏡秘府論》,已想到詞的換頭源於詩律。劉氏詞學之深,極可佩服。 《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松窗錄》,略謂李白既承詔撰《清平調辭》三章,「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李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這一段記載,說明了樂曲中有換頭的緣起。換頭又稱為過,或曰過處,或曰過片。因為音樂奏到這裡,都要加繁聲,歌詞從上遍過渡到下遍,聽者不覺得是上遍的重新開始。這個過字就是現今國樂家所謂過門。《樂府指迷》用過處,如「過處多是自敘」 ,「過處要清新」 。《詞旨》、《詞源》用過片,如「過片不可斷意」 ,「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 。這裡所謂過、過處、過片,都是指下遍起句而言。胡元儀注《詞旨》云:「過片,謂詞上下分段處也。」 這個注,意義非常含混。如果說「上下分段處」 ,那麼上遍的結句也可以說是過片了。 換頭這個名詞,宋代詞家還有另一種用法:指一首詞的下遍全部。例如上文所引《花庵詞選》云:「唐詞多無換頭。」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唐詞僅有單遍,沒有下遍。《苕溪漁隱叢話》論東坡《卜算子》詞(缺月掛疏桐)云:「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 這裡所謂換頭,顯然是指下遍全部而言,並不專指下遍的起句。況且《卜算子》是重頭小令,下遍並不換頭,由此可見宋人竟以詞的下遍為換頭了。 過片,又稱為過變。這個名詞,在宋人書中還沒有見到。《詞林紀事》附刊《詞源》(誤作《樂府指迷》)的《制曲》一條中作過變,不作過片,這恐怕是元明人傳鈔時所改。《柳塘詞話》云:「樂府所制有用疊者,今按詞則用換頭,或雲過變,猶夫曲之為過宮也。」 又《七頌堂詞繹》、《宋四家詞選序論》均用過變。按:變是本字,唐人省作徧或遍,宋人又省作片。現在又復古用變字,並無不可。至於過宮,則是另外一回事,與過變毫不相涉。柳塘這個比喻,完全是外行話。 換頭又稱過拍。這也是明清時代流行的語詞。詞以一句為一拍,拍字就可以代句字用,於是稱過處為過拍。但是況周頤《蕙風詞話》中,凡是講到過拍,都是指上遍結句而言,例如:「廖世美《燭影搖紅》過拍云:『塞鴻難問,岸柳何窮,別愁紛絮。』」 又云:「許古《行香子》過拍云:『夜山低,晴山近,曉山高。』」 查兩家原作,況氏所謂過拍,都是上遍的歇拍(結尾句)。又太清春《鷓鴣天》詞上片結句云:「世人莫戀香花好,花到香濃是謝時。」 蕙風批云:「過拍具大澈悟。」 又蕙風論詞云:「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戰馬收韁,度尾如水窮雲起。煞尾猶詞之歇拍也,度尾猶詞之過拍也。如水窮雲起,帶起下意也。填詞則不然,過拍只須結束上段,筆宜沉著;換頭另意另起,筆宜挺勁,稍涉曲法,即嫌傷格,此詞與曲之不同也。」 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發現況氏以上遍的結尾句為過拍,下遍之起句為換頭,全詞的結尾為歇拍。這是很大的錯誤。過拍就是換頭,而上遍的結句亦可以稱為歇拍。況氏一代詞家,對於這些名詞,似乎還沒有了解宋人的用法。蔡嵩雲引況氏這些話來箋釋《樂府指迷》中有關過處的文句,更惑人不淺。不知蔡氏當時為什麼未發現況氏的錯誤。曲以套為組織單位,一套之尾,謂之煞尾。中間有時亦可有尾,乃是前曲的尾聲,藉此以過度至後曲,故曰度尾。這是諸宮調的餘風,與詞的過拍沒有相似之處。 換頭亦有人稱為過腔。我曾見許穆堂《自怡軒詞選》中選了姜夔、周密、詹正三家的《霓裳中序第一》,批云:「後兩闋過腔第五句較姜多一二襯字。」 又選了辛棄疾、姜夔的《永遇樂》,批云:「過腔第二句平仄與前首互異,想可通融。」 可知許氏所謂過腔,就是換頭或下遍。但過腔這個名詞,別有意義,絕不能這樣使用,這是許穆堂的錯誤。所謂過腔,其本意是以一個曲子,翻入別一個宮調中吹奏。姜白石自製《湘月》一曲,即用《念奴嬌》鬲指聲,移入雙調中吹奏。鬲指,又稱過腔。姜氏在此詞自序中言之甚詳,怎麼可以稱過片為過腔呢? 一首詞的下遍,亦有稱為麼的。元代詞人白樸的《天籟集》中有《水龍吟詞》的小序云:「麼前三字用仄者,見田不伐《 嘔集》《水龍吟》二首,皆如此。田妙於音,蓋仄無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協。」 這裡所謂「麼前三字」 ,即上遍的最後三字。可知白樸以下遍為麼,這是借用了北曲名詞。北曲以同前之曲為麼遍,簡稱為麼。白樸是北方人,故用北曲語,南方詞人中,未嘗見有此用法。 (一四)拍(一)、(二) (一) 拍是音樂的節度。當音樂或歌唱在抑揚頓挫之時,用手或拍板標記其節度,這叫做拍。韓愈給拍板下定義,稱之為樂句,這是拍板的極妙註解。寫作歌詞以配合樂曲,在音樂的節拍處,歌詞的意義也自然應當告一段落,或者至少應當是可以略作停頓之處。如果先有歌詞,然後作曲配詞,那麼,樂曲的節拍也應當照顧歌詞的句逗。因此,詞以樂曲的一拍為一句,這是歌喉配合樂曲的自然效果。宋代詞家或樂家的書中,雖然沒有明白記錄詞的一句即是曲的一拍,但從一些現存資料中考索,也可以證明這一情況。 蘇東坡有一首詞,題名為「十拍子」 ,就是《破陣樂》。此詞上下遍各五句,十拍,正是十句,因此別名為十拍子。 毛滂有《剔銀燈》詞,其小序云:「同公素賦。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 按此詞上下遍各七句,用入聲韻。七句中五句押韻,可知是急曲子,故云七急拍。十拍子是指全闋拍數,七急拍是就其一遍而言。 《墨莊漫錄》云:「宣和間,錢塘關注子東在毗陵,夢中遇美髯翁授以《太平樂》新曲。子東記其五拍。後四年,子東歸錢塘,復夢美髯翁,出腰間笛復作一弄,蓋是重頭小令也。」 按此詞《漫錄》亦記其全文,詞名桂華明,上下遍各五句。所謂「記其五拍」 者,就是記其上遍五句。 姜白石作《徵招》詞,其小序云:「此一曲乃予昔所制,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 按此所謂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從歌詞的角度說,就是開頭二句。白石道人此詞的開頭二句,正與《齊天樂》開頭二句相同。 劉禹錫詩題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 這也可以證明歌詞的一句就是曲子的一拍。 李濟翁《資暇錄》云:「《三台》,三十拍促曲。」 按現存万俟雅言《三台》一闋,從來皆分為上下二遍,萬樹《詞律》分為三疊,其辨解十分精審。這首詞每疊十句,可知《三台》三十拍,也就是三十句。 王灼《碧雞漫志》云:「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按越調《蘭陵王》,周美成以下,作者還不少,但字句各有參差,但三段二十四句,都是一致的。鄭文焯亦云:「《蘭陵王》二十四拍,猶能約略言之。」 現將《三台》及《蘭陵王》分析句拍,錄於本文篇末,供讀者參證。 又《碧雞漫志》六么條云:「或雲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 按《六么》乃《錄要》之誤,並不是因句子字數為調名。但我們從此文也可知曲拍可以字數計。詞中有《六么令》一調,上下遍各有一個七字句,其餘都是不超過六字的短句。由此也可證明詞以一句為一拍。 《碧雞漫志》又有一條云:「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 這裡所謂「前七拍,後九拍」 ,就是上遍七句,下遍九句。可惜宋人詞中,未見用此調的作品,無從取證。現在所能見到的《長命女》,仍只有《花間集》中和凝所作的《薄命女》(即《長命女》),全篇一共只有七句。大概宋代詞家曾用疊韻,加換頭,才成為上七下九的句式。周美成有兩首《西河》,正是屬於大石調,大約就是王灼所謂「聲犯正平,極奇古」 的。但此調與《長命女》並無關係,王灼這一段文字是記兩支新出的曲子。 從上列這些例證來看,可知宋詞實以一拍為一句。不過拍的時間有固定,句的長短卻不一律。因此不能規定以幾個字為一拍。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引戚輔之《佩楚軒客談》所載趙子昂云:「歌曲以八字為一拍。」 此話實不可解,而方成培卻盲從其言,說「元曲以八字為一拍」 ,這是完全錯誤的。 張炎《詞源》說:「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片不同,其聲字疾徐,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似餘音繞樑為佳。」 由此亦約略可見詞句長短與歌唱的關係。曲尾的三字句,宜於曼聲長引;袞遍的六字句,要停聲待拍,因為袞遍的音樂急促,歌詞亦宜急唱,儘管只有六字一句,可能還不到一拍的時間。至於音樂家所謂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另外翻出新的花式,如花拍、慢拍、急拍、打前拍、打後拍等各種名詞,都屬於音樂,而不可能從歌詞中去認識了。 附: 三台句拍 万俟詠詞 見梨花初帶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內苑春,不禁過青門,/御溝漲,潛通南浦。/東風靜,細柳垂金縷。/望鳳闕,非煙非霧。/好時代/朝野多歡,遍九陌/太平簫鼓。 乍鶯兒百囀斷續,/燕子飛來飛去。/近綠水,台榭映鞦韆,/鬥草聚,雙雙游女。/餳香更,酒冷踏青路。/會暗識,夭桃朱戶。/向晚驟/寶馬雕鞍,/醉襟惹/亂花飛絮。 正輕寒輕暖漏永,/半陰半晴雲暮。/禁火天,已是試新妝,/歲華到,三分佳處。/清明看,漢宮傳蠟炬。/散翠煙,飛入槐府。/斂兵衛/閶闔門開,/住傳宣/又還休務。 以上詞分三段,每段分為十句,句法極整齊,可知三十拍即三十句,大致不錯。不過每段中從第三句以下都有三字逗句,或者可以在第三、四句,或第五、六句,分為二句。現在我把末二句分為四句,取《詞源》所云「曲尾數句須使聲字悠揚」 之意。 蘭陵王句拍 周邦彥詞 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以上詞三段,每段八句,其為二十四拍,無可疑者。歷代諸家所作,雖然小有參差,但每段八句,大致相同。 (二) 詞既以一拍為一句,於是這個拍字便可以借用來代替句字。《西清詩話》云:「嘗見李後主《臨江仙》詞,缺其結拍三句。」 可知詞的結尾處,謂之結拍。但結拍並非結句。後人以詞的末一句為結拍,這是錯的。 結拍或稱歇拍,在宋代人的文獻中,還沒有見到這樣用法。明楊慎《詞品》有云:「秦少游《水龍吟》前段歇拍句云:落紅成陣飛鴛甃。」 這顯然是以末一句為歇拍。但歇拍本來是大曲中的一遍,在曲將終了時,它的後面還有煞袞一遍,才是全曲的煞尾。現在用以稱詞的末尾一句,也是錯的。宋人詞中亦曾有歇拍這個名詞,其意義是歌唱的時候停聲待拍,例如張仲舉詞云:「數聲白翎雀,又歇拍多時,嬌甚彈錯。」 此處的歇拍,就不是一個名詞了。晚清鄭文焯校《清真集》,稱詞的上下遍末句為煞拍。這個名詞,如以大曲的煞袞為例,也可以成立。但終究是元明南北曲名詞,不是宋詞用的名詞。 詞的換頭處亦可稱為過拍,這個名詞亦未見宋人用過。《詞源》稱為過片,《樂府指迷》稱為過處。楊無咎詞云:「慢引鶯喉千樣囀,聽過處幾多嬌怨。」 就是說聽她唱到過門處,聲音格外嬌怨。但是,詞的下片起句不換頭的,也有人稱為過拍。這樣,過拍的意義就成為下片起句了。況周頤《蕙風詞話》中常以詞的上片結尾句為過拍,這是非常錯誤的。 宋人以音繁詞多的曲調為大拍。《瓮牖閒評》云:「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為大拍。」 這個大拍就是指慢詞,而不是大曲。 拍字又可以引伸而為樂曲的代用詞。陳亮《與鄭景元提幹書》云:「閒居無用心處,卻欲為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以創見於後來。」 這裡所謂近拍詞,實即近體樂府歌詞的意思。 又,以舊曲翻成新調,亦可以稱為近拍。詞調名有《郭郎兒近拍》、《隔浦蓮近拍》、《快活年近拍》等,都是舊曲的新翻調。宋王灼《碧雞漫志》云:「《荔枝香》,今歇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為本曲。」 這裡所謂近拍,亦就是等於新調。 (一五)促拍 樂曲名有加「促拍」 二字的,唐代已有。《樂府詩集》有「簇拍六州」 ,乃七言絕句。又有「簇拍相府蓮」 ,乃五言八句詩。唐代詩人為歌曲作詞,不按照樂曲的音節長短造句,故他們所撰歌詞,仍是句法整齊的五言或七言詩。從這些詩句看,無法知道歌曲的節拍。因此,所謂「簇拍六州」 ,與「六州」 有何區別,從歌詞的字句之間是看不出來的。 宋人作詞,也有在某一個詞調名前加「促拍」 二字,以表示其有別於本調。如「醜奴兒」 ,另有「促拍醜奴兒」 ;「滿路花」 ,另有「促拍滿路花」 之類。也有把「促拍」 二字加在詞名後的,如《松隱樂府》有「長壽仙促拍」 。「促拍」 即「簇拍」 。唐人已有用「促」 字的,宋人則完全不用「簇」 字。最初或許是因音同而誤。但「促」 的意義更易於了解。「促」 就是「急促」 。「促拍滿路花」 就是用急促的節奏來演奏及歌唱「滿路花」 詞調,這就是所謂「急曲子」 了。唐詩人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詩云:「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遍頭促。」 宋詞人賀方回詞云:「按舞華茵,促遍涼州,羅襪未生塵。」 遍頭促,即促遍也。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 「急遍」 也就是「促遍」 。《宋史·樂志》載涼州曲有正宮、道調、仙呂、黃鐘諸調,可知道調中的涼州曲,節拍特別急促。李濟翁《資暇錄》云:「三台,十拍促曲名。」 可知「急遍」 、「促遍』、「促曲」 、「促拍」 ,都是同義詞。唐宋人都喜歡節奏急促的音樂,舞曲尤其非有急遍不可。趙虛齋詞云:「聽曲曲仙韶促拍,趁畫舸飛空,雪浪翻激。」 這也是形容節奏急促的舞姿。 但是,所謂「促拍」 ,只是樂曲節奏的改變,歌詞雖然因此而有所改變,恐未必如「攤破」 、「減字」 等詞調的明顯。例如「醜奴兒」 本來就是唐五代的「採桑子」 ,在周美成的《清真集》中,才改名為「醜奴兒」 。黃山谷亦有二首「醜奴兒」 ,其句格與周美成的「醜奴兒」 又不同。趙長卿有二首詞,與黃山谷的「醜奴兒」 句格全同,但他卻題調名為「似娘兒」 。另外還有一首「醜奴兒」 ,二首「採桑子」 ,句格都完全一樣。元好問有三首詞,句格與黃山谷的「醜奴兒」 相同,但他題為「促拍醜奴兒」 。由此可知,「醜奴兒」 的本調還弄不清楚,不知孰為正格。再加上「促拍」 二字,更不易知其差別何在。又有所謂「促拍滿路花」 者,黃山谷、柳耆卿、趙師俠均有此調。山谷詞前,還有一段小序云:「往時有人書此詞於州東酒肆壁間,愛其詞,不能歌也。一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於廣陵市中,群小兒隨歌得之,乃知其為促拍滿路花也。俗子口傳,加釀鄙語,政敗其好處。山谷老人為錄舊文,以告深於義味者。」 從這段小序,可知有了歌詞,還不能知道它是什麼調子。要聽到有人唱了之後,才知道這首詞的調名是「促拍滿路花」 。但是黃山谷這首詞的文字句格,和周美成的二首「滿路花」 ,僅換頭及結拍處略有參差,實在也看不出「促拍」 的形跡。《詞律》、《詞譜》等書,於幾個標明「促拍」 的詞調,議論紛紜,恐怕都不得要領。杜小舫論「促拍醜奴兒」 云:「促拍者,促節短拍,與減字仿佛。此調字數多於《醜奴兒》,不能以「促拍」 名之也。應遵《詞譜》並《樂府雅詞》,改為『攤破南鄉子』。」 又,徐誠庵論「促拍採桑子」 云:「竊謂此詞字數少於《南鄉子》,應名『促拍南鄉子』。黃詞字數多於《南鄉子》,應名『攤破南鄉子』。」 他們都以為「促拍」 即「減字」 ,亦未必正確。音樂節奏急促,與歌詞字數多少無關。可以多唱幾個字,也可以少唱幾個字。不增不減也無妨,問題取決於唱腔,而不在字數。因此,從字句的異同來了解「促拍」 的意義,在宋詞中,也還是不可能的。 (一六)減字·偷聲 詞樂家有減字偷聲的辦法。一首詞的曲調雖有定格,但在歌唱之時,還可以對音節韻度,略有增減,使其美聽。「添聲楊柳枝」 ,「攤破浣溪沙」 ,這是增;「減字木蘭花」 ,「偷聲木蘭花」 ,這是減。從音樂的角度來取名,增叫做添聲,減叫做偷聲。從歌詞的角度來取名,增叫做添字,又稱攤破,減叫做減字。 現在先講減字偷聲。 歌詞字數既減少,唱的時候也就少唱幾聲。反之,樂曲縮短,歌詞也相應減少幾個字。故減字必然偷聲,偷聲必然減字。 《木蘭花》本來是唐五代時的《玉樓春》。《花間集》有一首牛嶠的《玉樓春》: 春入橫塘搖淺浪。花落小園空惆悵。此情誰信為狂夫,恨翠愁紅流枕上。小玉窗前嗔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雁歸不見報郎歸,織成錦字封過與。 此詞格式,每首為上下二片。每片各以四個七言句組成,用仄韻,下片換韻。如果下片不換韻,它就像一首七言詩。溫飛卿詩集中有一首《春曉曲》: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菸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早。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閒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這首詩被南宋初人編入《草堂詩餘》,分八句為上下二片,改題為「玉樓春」 。於是它被認為是一首詞了。 唐五代時另有一個詞調,名曰「木蘭花」 。今舉《花間集》所收韋莊一首: 獨上小樓春又暮。愁望玉關芳草路。消息斷,不逢人,卻斂細眉歸繡戶。坐盡落花空嘆息。羅袂濕斑紅淚滴。千山萬水不曾行,魂夢欲教何處覓。 這首詞和《玉樓春》只差第三句。《玉樓春》為七言句,《木蘭花》為兩個三言句。它們顯然是有區別的。《花間集》中,魏承班有二首《玉樓春》,都是七言八句,與牛嶠所作同。另有一首《木蘭花》,詞云: 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情似水。閉寶匣,掩金鋪,倚屏拖袖愁如醉。遲遲好景煙花媚。曲渚鴛鴦眠錦翅。凝然愁望靜相思,一雙笑靨嚬香蕊。 這首《木蘭花》已與韋莊所作不同。韋莊詞的上片第一句和第三句,兩個七言句,已變成兩個三三句法,而下片未變。這裡已透露出減字偷聲的信息。 到了宋代,《玉樓春》和《木蘭花》被混而為一。牛嶠的《玉樓春》,在諸家選本中,都題作《木蘭花》了。清人萬樹編《詞律》,就認為「或名之曰『玉樓春』,或名之曰『木蘭花』,又或加令字,兩體遂合為一,想必有所據,故今不立『玉樓春』之名。」 從此,詞家以「木蘭花」 為「玉樓春」 的別名,這是研究唐五代詞與宋詞的一個可以商討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不談這個問題。現在要講的是,北宋以後,「木蘭花」 又出現了兩種減字形式,一種是晏幾道的《減字木蘭花》。晏幾道《小山詞》有八首《木蘭花》,其一云: 鞦韆院落重簾暮。彩筆閒來題繡戶。牆頭丹杏雨餘花,門外綠楊風后絮。朝雲信斷知何處。應作襄王春夢去。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 另外有三首《減字木蘭花》,其一云: 長亭晚送。都似綠窗前日夢。小字還家。恰應紅燈昨夜花。良時易過。半鏡流年春欲破。往事難忘。一枕高樓到夕陽。 這首詞較之《木蘭花》,上下片第一、第三句各減三字,成為四七、四七句法。韻法則從上下片同用一韻改為上下片各用二韻。字數減了,韻法卻繁了。 另外還有一種《減字木蘭花》,初見於張先的詞: 雪籠瓊苑梅花瘦。外院重扉聯寶獸。海月新生。上得高樓沒奈情。簾波不動銀釭小。今夜夜長爭得曉。欲夢高唐。只恐覺來添斷腸。 這首詞題作《偷聲木蘭花》,它只在上下片第三句中偷減了三個字,每片成為七七四七句法。但是它的韻法,也和晏幾道的詞一樣,成為上下片各用二韻。 晏幾道的詞稱為《減字木蘭花》,張先的詞,字句的減法不同,不便再稱為《減字木蘭花》,故標名為《偷聲木蘭花》,以示區別。其實這兩首詞都是偷減了《玉樓春》。 《減字木蘭花》是宋代最時興的詞調,簡稱「減蘭」 。柳永集中,《減蘭》與《玉樓春》同屬仙呂調。張孝祥《於湖詞》中,《減蘭》亦屬仙呂調。《金奩集》中,韋莊的《木蘭花》屬林鐘商調,張先集中,《減蘭》和《木蘭花》都屬於林鐘商調,而《偷聲木蘭花》則屬於仙呂調。由此可知,《木蘭花》被偷聲減字之後,曲子的宮調也變了。由此更可知,減字偷聲與移宮轉調有關。 周密有《減字木蘭花慢》十闋,詠西湖十景,其詞句格式與諸家《木蘭花慢》全同。這是從「木蘭花」 令詞衍引為慢詞,「減字」 二字已失去其意義了。 賀方回有《減字浣溪沙》七首。《浣溪沙》本來是上、下二片,每片三個七言句,用平聲韻。賀方回這七首詞也仍如「浣溪沙」 舊式,並未減字,而他題作《減字浣溪沙》,不知是什麼緣故。也許當時盛行《攤破浣溪沙》,大家以為是《浣溪沙》正格。賀方回減去其所增三字,因而稱之為《減字浣溪沙》,卻不知這是《浣溪沙》正格本調。 晏幾道《南鄉子》詞云:「月夜落花朝,減字偷聲按玉簫。」 周邦彥《暮山溪》詞云:「香破豆,燭頻花,減字歌聲穩。」 楊無咎《雨中花令》詞云:「換羽移宮,偷聲減字,不顧人腸斷。」 從這些詞句,也可以了解減字偷聲的作用了。 (一七)攤破·添字 詞調名有加「攤破」 二字的,意思是將某一個曲調,攤破一二句,增字衍聲,另外變成一個新的曲調,但仍用原有調名,而加上「攤破」 二字,以為區別。「攤破」 是兼文字和音樂而言,如果單從文字方面說,「攤破」 就是「添字」 。 詞中最常見的有「攤破浣溪沙」 。《浣溪沙》本調為上下二片,每片七言三句,用平聲韻。例如: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歐陽修) 攤破的方法有二種。一種是將每片第三句改為四言、五言各一句,成為七七四五句格,仍用平聲韻。例如: 相恨相思一個人,柳眉桃臉自然春。別離情思,寂寞向誰論。映地殘霞紅照水,斷魂芳草碧連雲。水邊樓上,回首倚黃昏。(失名,見《草堂詩餘》) 另一種攤破是將上下片第三句均改用仄聲結尾,而另加三字一句,仍協平聲韻,成為七七七三句格。例如: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南唐中主李璟) 這一形式的「浣溪沙」 ,在元大德刻本《稼軒長短句》中有八闋,題作「添字浣溪沙」 ,可知是為了和第一形式的攤破法有所區別。但是,「浣溪沙」 一經如此添字,其音調、形式卻和唐詞「山花子」 相同了。《花間集》有和凝作《山花子》二首,今錄其一: 鶯錦蟬縠馥麝臍,輕裾花早曉煙迷。鸂鶒顫金紅掌墜,翠雲低。星靨笑偎霞臉畔,蹙金開襜襯銀泥。春思半和芳草嫩,綠萋萋。 二詞完全一樣,因此,汲古閣刻本《稼軒詞》就把這八首稼軒詞統統改題為「山花子」 。《花間集》又有一首毛文錫的詞: 秋水輕波浸綠苔,枇杷洲上紫檀開。晴日眠沙鸂鶒穩,暖相偎。羅襪生塵游女過,有人逢著弄珠回。蘭麝飄香初解珮,忘歸來。 此詞與和凝的《山花子》詞相同,但是題作「浣沙溪」 。在這首詞後面,另有一首上下片各三句七言的「浣溪沙」 ,在卷前的目錄中,也分別為「浣沙溪一首,浣溪沙一首」 。可知這不是刻板錯誤。不過這是根據鄂州本《花間集》而知,明清坊本已誤並為「浣溪沙二首」 了。「浣沙溪」 這個調名,僅此一例,故鮮有人注意,萬樹《詞律》及徐本立《詞律拾遺》都不收此調名。在《全唐詩》中,毛文錫這首詞已被改題為「攤破浣溪沙」 了。 南唐中主李璟的「菡萏香銷翠葉殘」 一首,在《花庵詞選》中題其調名為「山花子」 ,而《南詞》本《南唐二主詞》中已改名為「攤破浣溪沙」 。 由以上幾個例子,可知七七七三句法的曲調,在五代時原名「山花子」 ,與「浣溪沙」 無關。宋人以為是「浣溪沙」 的變體,故改名為「攤破浣溪沙」 ,反而不知道有「山花子」 了。萬樹《詞律》云:「此調本以『浣溪沙』原調結句破七字為十字,故名『攤破浣溪沙』,後又另名『山花子』耳。後人因李主此詞『細雨』、『小樓』二句膾炙千古,竟名為『南唐浣溪沙』。」 萬氏此言,恰恰是倒置本末。他沒有多見古本詞集,沒有注意到「山花子」 調名在五代時已有,而「攤破浣溪沙」 則反而才是後出的調名。不過宋人稱「攤破浣溪沙」 ,大多指第一種破法,如果像「山花子」 那樣的句法,就應當稱之為「添字浣溪沙」 了。 程正伯《書舟詞》中有「攤破江神子」 ,實在就是「江梅引」 ;又有「攤破南鄉子」 ,就是「醜奴兒」 ;又有「攤破醜奴兒」 ,就是「採桑子」 。這一些情況,如果不是故意巧立名目,那就是出於無心,自以為攤破一個曲調,卻不知其與另外一個曲子相同了。 《樂府指迷》云:「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輩只當以古雅為主。」 又《都城紀勝》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 由這兩段記錄,可知無論減字偷聲,或攤破添字,最初都是教師或嘌唱家為了耍花腔,在歌唱某一詞調時,增減其音律,長短其字句。後來這種唱法固定下來,填詞的作者因而衍變成另一腔調。 (一八)轉調 一個曲子,原來屬於某一宮調,音樂家把它翻入另一個宮調。例如《樂府雜錄》記載唐代琵琶名手康崑崙善彈羽調「錄要」 ,另一個琵琶名手段善本把它翻為楓香調的「錄要」 ,這就稱為轉調。轉調本來是音樂方面的事,與歌詞無涉。但是,一支歌曲,既轉換了宮調,其節奏必然會有改變,歌詞也就不能不隨著改變,於是就出現了帶「轉調」 二字的詞調名。楊無咎《逃禪詞》云:「換羽移宮,偷聲減字,不顧人腸斷。」 「換羽移宮」 ,就是說轉調。戴氏《鼠璞》云:「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 可知有正調,不妨有轉調。在宋人詞集中,詞調名加「轉調」 二字的,有徐幹臣的「轉調二郎神」 ,見《樂府雅詞》。這首詞與柳永所作「二郎神」 完全不同。但湯恢有和詞一首,卻題作「二郎神」 。故萬樹《詞律》列之於《二郎神》之後,稱為「又一體」 ,而刪去「轉調」 二字。吳文英有一首詞,與徐幹臣、湯恢所作句格全同,卻題名為「十二郎」 。由此可知,「二郎神轉調」 以後,句格就不同於《二郎神》正調,而《轉調二郎神》則又名《十二郎》。萬樹以《轉調二郎神》為《二郎神》的又一體,顯然是錯了。 但李易安有一首《轉調滿庭芳》,與周美成的《滿庭芳》(風老鶯雛)句格完全相同,這就不知道李易安何以稱之為轉調了。劉無言亦有《轉調滿庭芳》(風急霜濃)一首,所不同於《滿庭芳》者,乃改平韻為仄韻。以此為例,那麼姜白石以本來是仄韻的《滿江紅》改用平韻,也可以說是《轉調滿江紅》了。沈會宗有《轉調蝶戀花》二首,亦見於《樂府雅詞》。這兩首詞與《蝶戀花》正調完全相同,惟每片第四句末三字,原用平仄仄,沈詞改為仄平仄。例如張泌作《蝶戀花》第四句云:「誰把鈿箏移玉柱。」 沈詞則為「野色和煙滿芳草」 ,僅顛倒了一個字音。曾覿有《轉調踏莎行》一首,趙彥端亦有一首,二詞句格相同,但與《踏莎行》正調僅每片第一、二句相同,餘皆各別。吟哦之際,已絕不是《踏莎行》正調了。張孝祥《於湖先生長短句》於詞調下各註明宮調,惟《南歌子》三首下注云「轉調」 。但轉調並非宮調名,可知是用以表明為「轉調南歌子」 。但這首詞的句格音節,與歐陽修集中的「雙疊南歌子」 完全一樣,可知其仍是正調,不知何故注為轉調。又《古今詞話》載無名氏「轉調賀聖朝」 一首(見《花草粹編》),其句格與杜安世、葉清臣所作「轉調賀聖朝」 又各自不同。 從宋人詞的句格文字看,所謂轉調與正調之間的差別,僅能略知一二事例,還摸不出規律來。大約這純粹是音律上的變化,表現在文字上的跡象都不很明白。 (一九)遍·序·歌頭·曲破·中腔 詞調名有稱為遍、序、歌頭、曲破的,都表示它是出於大曲。毛文錫有《甘州遍》一首,即大曲《甘州》的一遍。晏小山有《泛清波摘遍》一首,即大曲《泛清波》的一遍。趙以夫有《薄媚摘遍》,即大曲《薄媚》的一遍。大曲以許多曲子連續歌奏,少的也有十多遍,多的可以有幾十遍。一遍就是一支曲子。現在從大曲中摘取其一遍來譜詞演唱,所以稱為摘遍,或省掉「摘」 字。 大曲的第一部分是序曲。序曲有散序、中序。《霓裳羽衣曲》先散序六遍,沒有拍子,故不能配舞。其次是中序,才開始有拍子,舞女便從此開始跳舞。因此,中序又稱為拍序。詞調中有《霓裳中序第一》即《霓裳羽衣曲》中序的第一遍。《新唐書·禮樂志》載大曲《傾杯》有數十曲之多。現在詞調中還有《傾杯序》,也是大曲《傾杯》序曲中的一遍。詞調名又有《鶯啼序》,可能亦是大曲《鶯啼》的序曲。但名為《鶯啼》的大曲卻未見記錄。 蘇東坡詞《南柯子》云:「誰家水調唱歌頭。」 《草堂詩餘》注云:「『水調』頗廣,謂之歌頭,豈非首章之一解乎?」 這個注不很明白。應當說是大曲《水調》中歌遍之第一遍。大曲的舞,開始於中序第一遍,而歌則未必都開始於中序第一。《碧雞漫志》載山東人王平作《霓裳羽衣曲》歌詞,始於第四遍。《樂府雅詞》所載董穎《薄媚》「西子詞」 始於排遍第八。排遍又名疊遍,就是中序。以歌計數,謂之歌遍。歌遍之第一遍,謂之歌頭。舞始於中序第一遍,歌則不一定與舞同時開始。故歌頭不一定就是中序第一遍。詞調中有「水調歌頭」 、「六州歌頭」 ,都是這個意義。《尊前集》載後唐莊宗作一詞,題曰《歌頭》,就不知道是哪一個大曲的歌頭了。但「水調」 是宮調的俗名,也不是大曲名。《水調歌頭》這個詞牌名,只表示歌詞屬於「水調」 ,還不知道它是哪一個大曲的歌頭。至於《六州歌頭》,就很明白地表示它是大曲《六州》的歌頭了。 大曲中序(即排遍)之後為入破。《新唐書·五行志》云:「〔天寶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破者,蓋破碎雲。」 又陳暘《樂書》載宋仁宗云:「自排遍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入破以後,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由此可知大曲奏至入破時,歌淫舞急,使觀者搖魂盪目了。唐詩人薛能有《柘枝詞》云:「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 這是形容柘枝舞妓舞到入破時,因為舞姿搖曳以致舞衫卸落的情況。張祜有《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拏兒。」 這是詠《涼州》大曲奏至急遍時的轉碗舞。「悖拏兒」 不見其他記錄,大約是胡人名字。晏殊《木蘭花》詞云:「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 也形容了入破以後的音樂節奏愈加繁促,歌舞也越來越急速。因此,這一部分的曲子名為「急遍」 。元稹《琵琶歌》云:「驟彈曲破音繁並,百萬金鈴旋玉盤。」 張祜《王家琵琶》詩云:「只愁拍盡涼州破,畫出風雷是撥聲。」 這都是形容琵琶彈到入破時的情況。白居易《臥聽法曲霓裳》詩「朦朧閒夢初成後,宛轉柔聲入破時。」 這是形容歌唱到入破時的情況。李後主曾作一曲,名曰「念家山破」 ,沒有流傳於後世,宋人亦不知其譜。《宋史·樂志》載太宗親制「曲破」 二十九曲,又「琵琶獨彈曲破」 十五曲。《武林舊事》載天基節排當樂,有《萬壽無疆薄媚曲破》、《萬歲梁州曲破》、《齊天樂曲破》、《老人星降黃龍曲破》、《萬花新曲破》,這些所謂「曲破」 者,都是大曲的摘遍,《薄媚曲破》就是大曲《薄媚》中的一支入破曲。《萬歲梁州曲破》,就是用大曲《涼州》(萬樹《詞律》卷六《梁州令》下注云:「梁,一作涼。」 )中的一支入破曲,譜寫祝皇帝萬歲的歌詞。 陳暘《樂書》著錄了一闋「後庭花破子」 。他說:「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為之,此詞不知李作抑馮作。」 所謂「破子」 ,意思是入破曲中的小令曲。王安中有鼓子詞「安陽好」 九首,以「清平樂」 為「破子」 。這是配合隊舞所用的樂曲。唱過「破子」 ,就唱「遣隊」 (或曰「放隊」 ),至此,歌舞俱畢。由此可知「破子」 是舞曲所用,或者應當說是小舞的曲破。故《詞譜》注曰:「所謂破子者,以其繁聲入破也。」 注得雖然不夠明白,但可知注者亦以為「破子」 是「曲破」 之一。 万俟雅言有《鈿帶長中腔》一闋,王安中有《徵招調中腔》一闋。這兩個所謂「中腔」 ,我還不很了解,宋人書中,亦未見解釋。《東京夢華錄》卷九記十月十二日上壽排當云:「第一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 又第七盞御酒下云:「舞採蓮訖,曲終。復群舞。唱中腔畢,女童進致語,勾雜戲入場。」 《武林舊事》記天基節排當,已無此名色,恐怕只有北宋時才有。王安中所作一闋,正是節日祝聖壽之詞,即御酒第一盞時所唱。那麼,所謂「中腔」 ,可能也就是中序的一遍。但此說還待研考。 (二〇)犯 詞調名有用「犯」 字的,萬樹《詞律》所收有《側犯》、《小鎮西犯》、《淒涼犯》、《尾犯》、《玲瓏四犯》、《花犯》、《倒犯》。又有《四犯剪梅花》、《八犯玉交枝》、《花犯念奴》,這些都表示這首詞的曲調是犯調。 什麼叫犯調呢?姜白石《淒涼犯》詞自序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准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旁,宮犯角為偏,宮犯羽為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 由此可知唐人以為十二宮都可以相犯,而姜白石則以為只能犯商、角、羽三調。他的理由是:只有住字相同的宮調才可以相犯。所謂「住字」 ,就是每首詞最後一個字的工尺譜字。例如姜白石這首《淒涼犯》,自注云:「仙呂調犯商調。」 這首詞的末句為「誤後約」 ,「約」 字的譜字是「上」 ,在樂律中,這個「上」 字叫做「結聲」 或「煞聲」 。仙呂調和商調同用「上」 字為結聲,故可以相犯。不過此處所謂「商調」 ,即是「雙調」 ,不是夷則商的「商調」 。故南曲中有「仙呂入雙調」 ,亦與白石此詞同。 張炎《詞源》卷上有《律呂四犯》一篇,提供了一個宮調互犯的表格,並引用姜白石這段詞序為說明。他改正了唐人的記錄。他說:「以宮犯宮為正犯,以宮犯商為側犯,以宮犯羽為偏犯,以宮犯角為旁犯,以角犯宮為歸宮,周而復始。」 由此可知,犯調的本義是宮調相犯,這完全是詞的樂律方面的變化,不懂音樂的詞人,只能按現成詞調填詞,不會創造犯調。宋元以後,詞樂失傳,連正調的樂譜及唱法,現在都無法知曉。雖然有不少研究古代音樂的人在探索,恐怕還不能說已有辦法恢復宋代的詞樂。但宋詞中另外有一種犯調,不是宮調相犯,而是各個詞調之間的句法相犯。例如劉改之有一首《四犯剪梅花》,是他的創調,他自己註明了所犯的調名: 水殿風涼,賜環歸、正是夢熊華旦。(解連環)疊雪羅輕,稱雲章題扇。(醉蓬萊)西清侍宴。望黃傘,日華籠輦。(雪獅兒)金券三王,玉堂四世,帝恩偏眷。(醉蓬萊) 臨安記、龍飛鳳舞,信神明有後,竹梧陰滿。(解連環)笑折花看,橐荷香紅潤。(醉蓬萊)功名歲晚。帶河與礪山長遠。(雪獅兒)麟脯杯行,狨韉坐穩,內家宣勸。(醉蓬萊) 這首詞上下片各四段,每段都用《解連環》、《雪獅兒》、《醉蓬萊》三個詞調中的句法集合而成。《醉蓬萊》在上下片中各用二次,而且上下片的末段都用《醉蓬萊》,可知此詞以《醉蓬萊》為主體,而混入了《雪獅兒》、《解連環》二調的句法。調名《四犯剪梅花》,是作者自己取名的,萬樹解釋道: 此調為改之所創,采各曲句合成。前後各四段,故曰四犯。柳(永)詞《醉蓬萊》,屬林鐘商調,或《解連環》、《雪獅兒》亦是同調也。「剪梅花」 三字,想亦以剪取之義而名之。 又引秦玉笙的解釋云:「此調兩用《醉蓬萊》,合《解連環》、《雪獅兒》,故曰四犯。所謂「剪梅花」 者,梅花五瓣,四則剪去其一。犯者謂犯宮調,不必字句悉同也。」 以上二家的解說,都是猜測之辭,不可盡信。秦氏以為這首詞也是宮調相犯,萬氏也懷疑三調同屬商調,故可相犯。宮調相犯,事關樂律,不能從字句中看出。劉改之不是深通音律的詞人,他自己注出所犯曲調,可知這是一種集曲形式,未必通於音律。劉改之另外有一首詞,句法與《四犯剪梅花》完全相同,只有換頭句少了一個字。調名卻是《轆轤金井》。可知這兩個調名都是作者一時高興,隨意定名的。 元代詞人仇遠有一首《八犯玉交枝》,作者沒有自注所犯何調,大約亦是《四犯剪梅花》之類。《詞譜》把這首詞列入《八寶妝》,從這兩個調名看來,大約也是八調相犯,或上下片各犯四調。 周邦彥創造了一首詞調,名為《六丑》。宋徽宗皇帝問他這個調名的意義,周邦彥解釋道:「這首詞犯了六個調子,都是各調中最美的聲律。古代高陽氏有六個兒子,都有才華,而相貌都丑,故名之曰『六丑』。」 由此可知「六丑」 也是犯調,不過從調名上看不出來。如果沒有這一段宋人記載,我們就無法知道了。 《歷代詩餘》有一條解釋「犯」 字云:「犯是歌時假借別調作腔,故有《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等。」 這句話未免片面。「假借別調作腔」 ,僅指宮調相犯,並不包括句法相犯。姜白石有一首《玲瓏四犯》,自注云:「此曲雙調,世別有大石調一曲。」 僅說明《玲瓏四犯》有宮調不同的二曲,但沒有說明何謂四犯。這首詞也不是白石的自製曲,更不可知其詞名何所取義。《側犯》是以宮犯商的樂律術語,凡以宮犯商的詞調,都屬《側犯》,它不是一個詞調名。《尾犯》、《花犯》、《倒犯》,這三個名詞不見注釋,想來也是犯法的術語,也不是調名。不過有一首「花犯念奴」 ,即「水調歌頭」 ,大約是「念奴嬌」 的犯調。所犯的方法,謂之「花犯」 ,如「花拍」 之例。那麼,「花犯念奴」 可以成為一個詞調名,光是「花犯」 二字,就不是詞調名了。 (二一)填腔·填詞 元稹《樂府古題序》謂樂府有「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這段話說明樂曲與歌詞的互相形成,極其簡明扼要。《宋書·樂志》云:「吳哥(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管弦。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 也同樣是說明歌詞與樂曲的關係。 所謂「由樂以定詞」 ,是指先有樂曲,然後依這個樂曲的聲調配上歌詞。這在古代,叫做「倚歌」 。《漢書·張釋之傳》云: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顏師古注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唐、宋人叫做「倚聲」 。《新唐書·劉禹錫傳》云:「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張文潛序賀方回詞云:「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其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 宋人也有稱為「填曲」 的。《夢溪筆談》:「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合。」 宋元以來一般人則通稱「填詞」 。這個名詞,出現得也相當早,宋仁宗對柳永有「且去填詞」 之語,可見這個名詞在北宋時已有。 所謂「選詞以配樂」 ,是指先有歌詞,然後給歌詞譜曲。即《尚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 。以歌詞配樂曲,古代稱為「誦詩」 。《周禮》記載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其三曰「誦」 。鄭玄注曰:「以聲節之曰誦。」 《漢書·禮樂志》云:「乃立樂府,采詩夜誦。」 這是說,以白天採集到的各地民歌,晚上為它們譜曲。可是,顏師古注云:「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這個注釋,極為可笑。民間歌謠,有什麼秘不可宣的,要在夜晚偷唱呢?這個「誦詩」 的「誦」 字,向來沒有人注意鄭玄的註解,連顏師古也以為是「歌誦」 的意思。漢代稱為「自度曲」 。《漢書·元帝紀》謂帝「多材藝,……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這就是說皇帝能夠給歌詞作曲。到了宋代,就稱為「填腔」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於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 由此可知宋人為歌詞作曲,稱為「填腔」 。 自古以來一切音樂歌曲,最初是隨口唱出一時的思想情感,腔調都沒有定型。後來這個腔調唱熟了,成為統一的格律,於是一個曲子定了型。再以後,有人配合這個曲調另制歌詞,於是一個曲調可以譜唱許多歌詞。「填詞」 與「填腔」 是互相起作用的。方成培《詞麈》中說:「古人緣詩而作樂,今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 他以為古人都是為詩配樂,而今人則都是跟著曲子的腔調配詞。這樣提法,未免片面。從唐代的五七言詩發展到宋代的詞,這些文學形式的改變,已說明了詩隨時都在受樂的影響。不能說唐代的詩樂關係是先有詩、後有曲調;宋代的詩樂關係是先有曲調,後有詞。不過,宋代詞人,精通音樂的人不多,故多數人只能填詞而不能填腔。 不懂音律,當然不會填腔作曲;但宋人所謂填詞,最初也還是需要懂一點音律。一個曲調的轉折、節奏、快慢,如果不能聽懂,所作歌詞就不能選字、協韻、合拍。這樣做出來的歌詞,就會使歌唱者拗口、失律、犯調。在宋代,歌樓伎席傳唱的詞調,文人都已聽得很熟,因此都能夠一邊聽唱,一邊選字定句。所謂「依聲撰詞,曲終而詞就」 。或者是先隨意寫一首長短句歌詞,也往往可以配合現成的歌曲。這是因為平時聽得多了,雖說隨意撰詞,其實心中已摹擬著一個曲調。例如蘇東坡作《江城子》詞,其序云:「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又《陽關曲》序云:「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陽關曲》。」 這兩段詞序是東坡故弄玄虛。如果他撰詞覓句的時候,心中沒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腔調,他隨意寫出來的詞怎麼能譜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他又知道《小秦王》可以過入《陽關曲》,故作《小秦王》詞而令樂師唱時過腔,便題作「陽關曲」 。由此可知東坡填詞,亦有音律知識為基礎。如周美成、姜白石之深通音律者,就非但能填詞,也能填腔了。楊守齋《作詞五要》,其三為「按譜填詞」 ,沈伯時《樂府指迷》亦說「按簫填詞」 。前者要求按樂譜作歌詞,後者要求依簫聲作歌詞。這些例子,都說明填詞非懂音律不可。 但是南宋後期,詞家都已不曉音律,故沈伯時教人作詞,惟注意於緊守去聲字,及平聲可以入聲替,上聲決不可以去聲替等等規律,這是就前輩名家詞中,模擬其四聲句逗,依樣畫葫蘆,也就是楊守齋所謂「依句填詞」 。可是,楊守齋還說:「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 可知宋詞雖盛,詞家能按歌者並不多。依句填詞,亦已可貴,又何怪乎元明以後,詞僅存於紙上而不復為樂府乎? 由以上的文獻看來,「填詞」 這個名詞,可有三種解釋。第一種是「按譜填詞」 ,這些作家都深通音律,能依曲譜撰寫歌詞。他們也能「填腔」 ,即作曲。柳耆卿、周美成、姜白石、張叔夏都屬於這一類。第二種是「按簫填詞」 。這些作家不會唱曲打譜,但能識曲知音。他們耳會心受,能依簫聲寫定符合於音律的歌詞,但他們不會「填腔」 。蘇東坡、秦少游、賀方回、趙長卿都屬於這一類。第三種是「依句填詞」 。這些作家不懂音律。詞對於他們,只是一種紙上文學形式。他們依著前輩的作品,逐字逐句的照樣填寫,完全失去了「倚聲」 的功效。南宋以後,大多數詞家都屬於這一類。但由於才情有高下,文字有巧拙,這些詞家的作品仍有很大的區別。劉龍洲、陸放翁、元遺山、陳其年等,可謂依句填詞的高手,厲樊榭以下至戈順卿,就是呆板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許多小家詞人,他們的作品,破句落韻,拗音澀字。「依句」 的功夫都談不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詞了。 近代詞家,自知不懂音律,只能依句,故自謙曰「填詞」 。其實這還是「填詞」 的末流。如果能做到第一義的「填詞」 ,這「填詞」 二字也不算是謙詞了。 明代人開始把「填詞」 作為一個名詞用,竟稱「詞」 為「填詞」 。如李蓘在《花草粹編》序文中說:「蓋自詩變而為詩餘,又曰雅調,又曰填詞,又變而為金元之北曲。」 清代詞家沿襲其錯誤,凡講到詞,常說是「填詞」 ,似乎都不了解這個「填」 字的意義。這是「填詞」 這個語詞的誤用。 (二二)自度曲·自製曲·自過腔 通曉音律的詞人,自撰歌詞,又能自己譜寫新的曲調,這叫做自度曲。此語最早見於《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 荀悅注曰:「被聲,能播樂也。」 臣瓚注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 顏師古注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 按:應劭以此「度」 字為「隱度」 之義。師古用應劭說,故讀此「度」 字為「大各反」 ,即今「鐸」 字音,臣瓚引《西京賦》為注,李善注《西京賦》,又引用臣瓚之說,他們都把這個「度」 字解釋為「過度」 的意思,於是可知他們把「度」 字讀作「杜」 字音。但是應劭所注釋的是「自度曲」 三個字,他以為「自度曲」 就是「自製曲」 。臣瓚、李善所注釋的,僅為「度曲」 二字,他們以為「度曲」 即「唱曲」 。可是「度曲」 二字,早已見於宋玉的《笛賦》:「度曲舉盼。」 宋玉用這兩個字,也是「唱曲」 的意思。故後世以「度曲」 為「唱曲」 ,以「自度曲」 為「自製曲」 ,乃是各取一說,二者不可混淆。「自度曲」 是一個名詞。「度曲」 是一個動賓結構的語詞。不能把「自度曲」 解釋為「自唱曲」 。 宋代有不少詞人,都深通音樂,他們做了詞,便自己能夠作曲,故詞集中常見有「自度曲」 。舊本姜白石詞集第五卷,標目云:「自度曲」 。這裡所收都是姜白石自己創作的曲調。第六卷標目云:「自製曲」 。其實就是「自度曲」 ,當時編集時偶然沒有統一。陸鍾輝刻本就已經統一為「自度曲」 了。柳永、周邦彥深於音律,他們的詞集中有不少自度曲,但並不都標明。不過,凡是自度曲,至少都應當註明這個曲子的宮調,或者在詞序中說明。柳永的《樂章集》按照宮調編輯,姜夔的自度曲都有小序。這個辦法最有交代,其他詞集中未有說明的自度曲,後世讀者就無法知道了。 自度曲亦稱「自度腔」 。吳文英《西子妝慢》注曰:「夢窗自度腔。」 張仲舉《虞美人》詞序云:「題臨川葉宋英《千林白雪》,多自度腔。」 也有稱「自撰腔」 的,張先《勸金船》詞序曰:「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 蘇東坡和作序亦云:「和元素韻,自撰腔,命名。」 這是說:《勸金船》是他們的朋友楊元素自己作的曲調,「勸金船」 這個調名也是楊元素取定的。自度曲有時亦稱「自製腔」 。例如蘇東坡《翻香令》詞小序云:「此詞蘇次言傳於伯固家,雲老人自製腔。」 又黃花庵云:「馮偉壽精於律呂,詞多自製腔。」 又有稱為「自過腔」 的,其含義就不同了。晁無咎《消息》詞題下自注曰:「自過腔,即越調永遇樂。」 姜夔有一首《湘月》詞,自序曰:「予度此曲,即《念奴嬌》鬲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 據此可知,晁無咎的《消息》,就是用鬲指聲來吹奏的《永遇樂》。姜夔的《湘月》詞,句格仍與《念奴嬌》一樣,晁無咎的《消息》,句法亦與《永遇樂》沒有不同。可知所謂「過腔」 ,僅是音律上的改變,並不影響到歌詞句格。因此萬樹編《詞律》,徑自以《湘月》為《念奴嬌》的別名,而不再另外收錄「湘月」 這個曲調。萬氏解釋云:「白石《湘月》一調,自注即「念奴嬌」 鬲指聲,其字句無不相合。今人不曉宮調,亦不知鬲指為何義,若欲填《湘月》,即仍是填《念奴嬌》,不必巧徇其名也。故本譜不另收《湘月》調。」 萬氏亦不收《消息》,即在《永遇樂》下注云:「又名《消息》。」 其解釋云:「晁無咎題名《消息》,注云:『自過腔,即《越調永遇樂》。』故知入某調即異其腔,因即異其名。如白石之《湘月》,即《念奴嬌》,而腔自不同,此理今不傳矣。」 所謂「過腔」 者,是從此一腔調過入另一腔調。「鬲指」 者,指吹笛的指法可以高一孔或低一孔。指法稍變,腔調即異。故《念奴嬌》的腔調稍變,即可另外題一個調名曰《湘月》。但這僅是歌曲腔調的改動,並不影響到歌詞句格。後世詞家,已不懂宋詞音律,作詞只能依照句法填字。《念奴嬌》和《湘月》,《永遇樂》和《消息》,句法既然一樣,從文學形式的角度來看,當然不妨說:《湘月》即《念奴嬌》,《消息》即《永遇樂》。至於二者之間,腔調不同,卻不能從字句中看得出來。《詞律》、《詞譜》只能以詞調的句格同異為類別,無法從句法相同的兩首詞中區別其腔調之不同。周之琦的《心日齋詞選》、江順詒的《詞學集成》,都極力排詆萬樹不懂宮調。萬樹在《詞律》卷端《發凡》中已明白說了:「宮調失傳,作者依腔填句,不必另收《湘月》。」 萬氏正因為無法從字句中區別宮調,故只能就詞論詞。如周之琦、江順詒之自以為能知二詞有宮調不同的區別,但他們也不可能作字句相同的《湘月》及《念奴嬌》各一闋,而使讀者知其有宮調之不同。不過,以文詞句法而論,則《湘月》即《念奴嬌》,《消息》即《永遇樂》;從音律而論,則《湘月》非《念奴嬌》,《消息》亦非《永遇樂》。萬氏在《念奴嬌》下注《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等異名,而《湘月》亦在其中,似乎《湘月》亦是《念奴嬌》的一個別名,又在《永遇樂》下注云:「一名《消息》。」 這樣注法,確是失於考慮的。自過腔既然不是創調,它就和自度曲不同。但姜白石以《湘月》編入詞集第六卷自製曲中,可見宋朝人還是把自過腔作為自度曲的。 (二三)領字(虛字、襯字) 張炎《詞源》卷下有《虛字》一條,他說:「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1]。單字如『正』、『但』、『任』、『甚』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卻是』之類。此等虛字卻要用之得其所。若使盡用虛字,句語又俗,必不質實,恐不無掩卷之誚。」 沈義父《樂府指迷》也有一條講詞中用虛字的。他說:「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虛字,如嗟字、奈字、況字、更字、又字、料字、想字、正字、甚字,用之不妨。如一詞中兩三次用之,便不好,謂之空頭字。」 以上從一字到三字的虛字,多用於詞意轉折處,使上下句語結合,起過渡或聯繫的作用。明人沈雄的《古今詞話》把這一類虛字稱為「襯字」 。萬樹在《詞律》中就加以辯駁。他以為詞與曲不同,曲有襯字,詞無襯字。按:沈雄以詞中虛字為襯字,實有未妥。在南北曲中,襯字不一定是虛字,有時實字也可以是襯字。故詞中虛字,不宜稱為襯字。 在清代人的論詞著作中,這一類的虛字都稱為「領字」 ,因為它們是用來領起下文。如「正」 、「甚」 之類,《宋四家詞選》中就稱為「領句單字」 ,這便說明了「領字」 的意義。 領字的作用,在單字用法上最為明確。因為單字不成一個概念,它的作用只是領起下文。二字、三字,本身就具有一個概念,使用這一類語詞,有時可以認為句中的一部分。它們非但不是領字,甚至也還不能說是虛字。 宋人所謂虛字,都用在句首。近代卻有人說:「虛字用法,可分三種。或用於句首,或用於句中,或用於句尾。用於句尾者,多在協韻處,所謂虛字協韻是。此在詞中,可有可無。用於句首或句中者,其始起於襯字,在首句用以領句,在句中用以呼應,於詞之章法,關係至巨,無之則不能成文者也。」 (見蔡嵩云:《樂府指迷箋釋》)按:句尾用虛字,是少數詞人偶然的現象,辛稼軒就喜歡用虛字協韻,例如《六州歌頭》歇拍云:「庶有瘳乎。」 《賀新郎》下片云:「畢竟塵污人了。」 《卜算子》六首歇拍都用也字,如「烏有先生也」 ,「捨我其誰也」 。這一類虛字,已成為詞句的一部分,作實字用,並不是宋人所說的虛字。沈祥龍《約齋詞話》把姜白石詞「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 二句中的「先自」 和「更聞」 認為是句中虛字,這顯然是錯誤的。總之,宋人所謂虛字,都是起領句作用的,所以,它們必然用在句首。清人稱為「領字」 ,其意義更為明確。 領字惟用於慢詞,引、近中極少見。單字領句,亦比二三字領句用得更多。故學習作詞,或研究詞學,尤其應當注意單字領字。單字領字有領一句的,有領二句的,有領三句的,至多可領四句。今分別舉例如下: 向抱影凝情處。(周邦彥:法曲獻仙音) 想繡閣深沉。(柳永:傾杯樂) 但暗憶江南江北。(姜夔:疏影) 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吳文英:唐多令) 以上一字領一句。 探風前津鼓,樹杪旌旗。(周邦彥:夜飛鵲) 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柳永:八聲甘州) 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姜夔:齊天樂) 奈雲和再鼓,曲終人遠。(賀鑄:望湘人) 以上一字領二句。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柳永:八聲甘州) 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辛棄疾:摸魚兒) 奈華岳燒丹,青溪看鶴,尚負初心。(陸游:木蘭花慢) 悵水去雲回,佳期杳渺,遠夢參差。(張翥:木蘭花慢) 以上一字領三句 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蘇軾:沁園春) 望一川冥靄,雁聲哀怨;半規涼月,人影參差。(周邦彥:風流子) 想驄馬鈿車,俊游何在;雪梅蛾柳,舊夢難招。(張翥:風流子) 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籠。(辛棄疾:沁園春) 以上一字領四句。 一字領二句的句法,在詞中為最多,如果這二句都是四字句,最好用對句。一字領三句的,此三句中最好有二句是對句。如柳永《八聲甘州》那樣用三個排句,就顯得情調更好。一句領四句的,這四句必須是兩個對句,或四個排句,不過這種句法,詞中不多,一般作者,都只用《沁園春》和《風流子》二調。 (二四)詞題·詞序 宋人黃玉林(昇)說:「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大概不失本題之意。爾後漸變,去題遠矣。」 (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明人楊升庵(慎)也跟著說:最初的詞,詞意與詞題統一,後來漸漸脫離。 這個觀點,有兩個錯誤。第一,他們都以為詞調名就是詞題。第二,他們都以為先有詞題,然後有詞意,這是本末顛倒了。例如《河瀆神》,最初的作者是為賽河神而制歌詞,樂師將歌詞譜入樂曲,這個曲調就名為《河瀆神》。可見在最初的階段,是先有歌詞,後有調名。第二個階段,凡是祭賽河神,都用《河瀆神》這個曲子,文人就依這個曲調的音節製作歌詞。所以此時調名與詞意統一。後來,《河瀆神》這個曲子普遍流傳,不在祭河神的時候,也有人唱這個曲子。於是文人就用別的抒情意境作詞。從此以後,調名和詞意就沒有關係了。黃、楊二人把詞調名稱為詞題,這是詞的發展在第一、二階段的情況,到了第三階段,詞調名就不是詞題了。溫飛卿有三首《河瀆神》,詞意是詠賽神的,又有二首《女冠子》,詞意是詠女道士的。這兩個調名,可以說同時也是詞題。但另外有許多詞,如《菩薩蠻》、《酒泉子》、《河傳》等,詞意與調名絕不相關,這就不能認為調名即詞題了。綜觀唐五代詞,調名與詞意無關者多,故黃玉林說「唐詞多緣題所賦」 ,這個「多」 字也未免不合事實。 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詞,都是小令,它們常用於酒樓歌館,為侑觴的歌詞。詞的內容,不外乎閨情宮怨,別恨離愁,或賦詠四季景物。文句簡短明白,詞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題目。以後,詞的作用擴大,成為文人學士抒情寫懷的一種新興文學形式,於是詞的內容、意境和題材都繁複了。有時光看詞的文句,還不知道為何而作。於是作者有必要給加一個題目。這件事,大約從蘇東坡開始。例如東坡《更漏子》詞調名下有「送孫巨源」 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調名下有「超然台作」 四字。都是用來說明這首詞的創作動機及其內容。這就是詞題。有了詞題,就表明詞的內容與調名沒有關係。但曹勛《松隱樂府》中有幾首詞,調名為《月上海棠》、《隔簾花》、《二色蓮》、《夾竹桃》、《雁侵雲慢》,詞的內容也就是賦詠這些花卉。這樣,調名也就是詞題了,本來可以不再加題目,可是,當時的習慣,調名已不是詞題,故作者還得加上一個題目「詠題」 ,以說明《月上海棠》等既是調名,也是詞題。不過,這幾首詞是作者的自製曲,還是先有詞而後制曲,並非所謂「緣題作詞」 。惟有陳允平賦垂楊詞即用《垂楊》詞調,但他還不得不再加一個題目「本意」 。 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條談到詞題的,他說:「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 王氏反對詩詞有題目,這一觀念是違反文學發展的自然規律的。《詩》三百篇以首句為題,不能說沒有題目。《古詩十九首》是早期的五言詩,正如唐五代的詞一樣,讀者易於了解其內容,故無題目。但畢竟不便,故陸機擬作,仍然以每首詩的第一句作為題目。魏晉以後,詩皆有題,題目不過說明詩的主旨所在,本來不必完全概括詩意。王氏甚至說「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 ,可謂「危言聳聽」 ,難道杜甫的詩,因為有題目,便不成其為詩了嗎? 不過王國維這一段話,多半是針對《草堂詩餘》而說的。明代人改編宋本《草堂詩餘》,給每一首原來沒有題目的小令,加上了「春景」 、「秋景」 、「閨情」 、「閨意」 之類的題目。明代人自己作詞,也喜歡用這一類空泛而無用的詞題。這是明代文人的庸俗文風,當然不足為訓。「詞序」 其實就是詞題。寫得簡單的,不成文的,稱為詞題。如果用一段比較長的文字來說明作詞緣起,並略為說明詞意,這就稱為詞序。蘇東坡的《滿江紅》、《洞仙歌》、《無愁可解》、《哨遍》等詞,調名下都有五六十字的敘述,類似一段詞話,這就不能認為題目了。 姜白石最善作詞序,其《慶宮春》、《念奴嬌》、《滿江紅》、《角招》等詞序,宛然如一篇小品文。序與詞合讀,猶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及序。序與詩詞,相得益彰。但是也有人不欣賞詞序。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說:「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復。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為兩美已。」 又《介存齋論詞雜著》說:「白石好為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覆再觀,如同嚼蠟矣。詞序序作詞緣起,以此意詞中未備也。今人論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許復沓,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一何可笑!」 周氏既知道白石詞序「甚可觀」 ,又笑人家「津津於白石詞序」 。這倒並不是觀念有矛盾。他以為白石詞序孤獨地看,是一篇好文章,但如果與詞同讀,便覺得詞意與序文重複。這意見雖然不錯,可不適用於姜白石的詞序,因為姜白石的詞序,並不與詞相犯。至於周氏以「曲白相生」 為比喻,這卻比不與倫了。在戲本里,道白與唱詞各不相犯,因為道白和唱詞互相銜接,劇情由此發展。如果唱詞的內容,就是道白的內容,觀眾聽眾當然嫌其重複。詞序並不同於道白。唱詞的人並不唱詞序。詞序是書面文學,詞才是演唱文學。所以,詞序與詞的關係,並不等於道白與曲詞的關係。詞的內容即使與詞序重複,其實也沒有關係。 (二五)南詞·南樂 詞在唐五代時稱為曲子詞,到了南宋,簡稱為詞。在北方,金元之間,興起了北曲,這又是一種曲子詞了。於是北方人稱詞為南詞,以區別於北詞(曲)。《宣和遺事》稱南渡文人為南儒,稱詞為南詞。歐陽玄有《漁家傲南詞十二闋詠燕京風物》,這些都是北方人的語言,南方人不說。明代李西涯輯五代宋元詞二十三家,題作《南詞》。明初詞人馬浩瀾自序其《花影集》云:「余始學為南詞,漫不知其要領。」 這都是明代初期人沿用元代北方人的名稱,而不自知其誤。 詞又有稱為南樂的,也是元人語。王秋澗《南鄉子》詞序云:「和幹臣樂府《南鄉子》南樂。」 以詞為南樂,則北曲便是北樂了。 [1] 「合用」 ,即「應當用」 ,這個「合」 字是唐宋人用法,不作「合併」 講。 二 其他 (一)詩與詞有什麼不同? 詩與詞都是世代文學中屬於韻文的文學形式。要說明它們有什麼不同,應當從幾個方面來區別。而最主要的是應當從它們的作用來看。詩是運用語言文字的美妙結構,供人們吟詠的;詞是運用語言文字的美妙結構,還要能配合音樂,作為某一樂曲的歌詞,供人們歌唱的。簡而言之,詩和音樂沒有關係,而詞是依附於音樂曲調的。 但是,我們說:「詩和音樂沒有關係」 ,這句話只適用於唐宋以後。在唐代還不能這樣說。因為詩這個字的涵義,在文學史的各個時代,都不很相同。 詩,最早是指《詩經》中那些作品。這些作品,大部分是周代的士大夫和民間的詩歌,形式一般是四言一句,四句一章,三章或四章為一篇。這些詩歌成為古代文學的經典著作,列為六經之一。秦漢時代的人,提到詩,就意味著這部古代的詩選集,因此,在這時期,詩的涵義是《詩》。例如說:「詩三百」 ,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三百〇五篇作品。這許多詩,在當時都是可以配合音樂,用來歌唱的。從語言文字的角度講,叫做詩,從音樂性的角度講,叫做歌。詩都是可歌的,歌唱的都是詩。因此,在《詩經》時代,不能說詩和音樂沒有關係。 到西漢時代,詩還是專指《詩經》的作品。不過在這個時期,已經沒有人歌唱這些作品,它們的曲譜也早已失傳。在漢代人的觀念中,詩和音樂的關係,逐漸消失了。 屈原、宋玉等楚國詩人,寫了《離騷》、《九歌》、《招魂》等楚國風格的詩歌,到了漢代,這些詩歌被稱為「楚辭」 。意思是楚國歌曲的唱辭。從漢高祖到漢武帝都喜歡楚歌。漢武帝又設置了一個中央音樂機構,名為樂府。從這個樂府中制定了不少曲譜和歌辭,頒布到民間傳唱。於是從西漢後期起,詩這個字的涵義變了。它只指四言、五言、或七言的文學形式,只能吟哦,而不能配合樂曲,以供歌唱。同時,因為有了「樂府歌辭」 這個名稱,這個「辭」 字便被理解為可以配合樂曲歌唱的文學形式。而它的形式,必須配合樂曲的音節,以決定文字的句式,它不像詩一樣,可以全篇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句式。 魏晉以後,詩和歌辭是兩種不同的韻文文學形式。詩和音樂沒有關係,它不是樂曲的歌辭。歌辭是可唱的,它依附於樂曲,其形式也被決定於樂曲的節奏。 到了唐代,漢魏以來的樂府歌辭已經失傳了它們的樂譜,只剩一個曲調名,例如「飲馬長城窟」 、「東門行」 之類。文人所作,都是摹仿古人,並不真有曲譜可以依照。這種作品,雖然仍用漢魏樂府曲調名為標題,其實已不是歌辭。這種作品,後世稱為「樂府詩」 。把它們劃歸詩的一類,就說明它們已不能入樂了。 杜甫、李白有許多作品,都用樂府舊題,或自製新的樂府題,如「兵車行」 、「新安吏」 、「蜀道難」 之類。這些詩也並不配入音樂,成為當時的新曲子。因此,它們也是樂府詩。 但是,唐代有許多從西域流傳來的歌曲,如《涼州》、《伊州》、《摩多樓子》、《綠要》等,從玄宗皇帝設置的音樂機構「教坊」 中制定樂譜,頒布流行之後,這些新曲子在民間傳唱,常常請詩人們配撰歌辭。於是唐詩中出現了大量的以「涼州詞」 、「伊州歌」 、「樂世詞」 之類的詩題。而這些詩最初幾乎都是七言絕句。這些作品,從形式看,是唐代的律詩。從題目看,從它們的作用看,是新的樂府歌辭。這樣,又不能說詩和音樂沒有關係了。 現在,我們要注意,漢魏時期用「楚辭」 、「歌辭」 的「辭」 字,在沈約《宋書》中,大多已被簡化為「詞」 字。唐代的「涼州詞」 ,實在就是涼州曲的歌辭,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唱詞。這是音樂題目,不是詩題。而這個詞字,就成為「詩詞」 的「詞」 字的起源。 中唐以後,詩人為樂曲配歌詞,不再用單調的絕句詩,而稍稍照應到樂曲的節奏,改用三、五、七言混合的詩體。這種詩稱為「歌詩」 ,意為可歌唱的詩。這個名詞,反映出當時已認為詩本來是不可歌唱的,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詩體,它可以作為唱詞了,故名之曰「歌詩」 。但是,歌詩的形式,和五、七言詩的形式還相去不遠。例如李賀的詩集名為《李賀歌詩編》,他的詩和李益的詩在當時都曾譜入歌曲,流行於歌壇。但他的詩的形式與音節,還沒有離開古體或律體詩。同時另外有些詩人,完全依照曲調的節奏來造句配詞,例如白居易、劉禹錫的《望江南》,溫庭筠的《菩薩蠻》,這些作品,當時還稱為「長短句」 。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名詞。從形式來講,它們不是句法一致的作品,而是句法不一致的作品。它們已不像是詩,故不說它們是詩。但它們還屬於詩的新品種。 長短句發展到五代時期,從《花間集》敘文中,我們知道它們稱為「曲子詞」 。到了北宋,這種文學形式,已經和詩完全脫離關係而獨立了,但它們還被稱為「長短句」 、「曲子詞」 ,或「樂府歌詞」 ,到南宋時期它們才被定名為「詞」 。這個詞字,從此成為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的名稱,它與詩分開了。 從此以後,詩與詞的第一個不同處是:詩只能吟哦,不能作為樂曲的歌詞。而詞是依靠樂曲來決定其形式的。 詩與詞的主要的不同點既已明白,詞字的來歷也已弄清楚,接下去要說明的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都是小事情了。例如,關於形式,唐代以後,直到今天,詩的形式沒有變。不外乎五、七言古體、律體二種。詞則每一個曲調有它自己的句式,各各不同,只能以長短句這個名詞來概括。從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詞都是篇幅較短的小令,每首不過幾十個字。從北宋中期以後,發展成為慢詞,每篇有長到一百多字的。 詞最初只用於酒樓歌席上妓女的歌唱,歌詞的內容只限於傷離、怨別、春感、秋悲之類,因此,除了標明曲調名之外,別無題目。從蘇東坡起,擴大了詞的內容,需要有一個題目來概括詞意。於是,詞有兩個題目,第一個題目是詞調名,第二個題目是詞題。例如《憶舊遊·寓毘陵有懷澄江舊友》,這是張炎的詞。《憶舊遊》是詞調名,「寓毘陵有懷澄江舊友」 是詞題。第一個題目等於漢魏以來樂府歌辭或樂府詩的題目。但當時並不需要有另一個說明內容的題目,因為曲調名本身說明了內容。例如「從軍行」 ,是曲調名,而這首歌辭的內容也必然是與從軍有關的。早期的詞,也是如此,調名和歌詞內容是一致的,後來歌詞內容離開了調名的含義,就有另加一個題目的需要了。 在用字的聲韻方面,詩與詞也大有不同。詩的調和聲音,要求分清平仄。凡是應當用仄聲字的地方,可以用去聲、上聲或入聲字。詞的聲音要求更嚴。它不但要分清平仄,還要分清四,聲。有些詞調,該用仄聲的字,還要區別去聲和上聲。該用去聲的地方,不得用上聲。不能因為去上同屬仄聲而混用。 至於押韻,詞也比詩的韻法繁複。一首七言絕句詩,二十八字,只用一個韻。但一首小令詞,例如《荷葉杯》,只有二十三字,卻有三個韻。韻法的變化,各個詞調都不同。 (二)何謂詞牌?何謂小令與慢詞?何謂單調、雙調、三疊、四疊? 這裡是七個詞學名詞,除了小令與慢詞之外,其餘五個名詞都是元明以後詞家所用,在宋代的詞學書中都沒有見過。 詞牌就是詞調名。如《西江月》、《踏莎行》之類。《西江月》詞,就是依《西江月》這個調子的音節配合的唱詞。宋代的詞,和金元的曲,都是民間藝人賣唱的文本。民間的賣小唱或作雜劇的團體每到一個地方作場(即公演),必須掛出牌子,寫明某人唱什麼曲子或演什麼雜劇、戲文。這就稱為曲牌。到後來,曲牌這個名詞的意義,便等於曲名。明代人又因曲牌而創造了詞牌這個名詞,其意義便等於詞調名。在宋代,可能已有詞牌這個物件,但還沒有用這個名詞作為詞調名的同義詞。 詞起源於唐代。最初是酒筵歌席上妓女唱的小曲。這種小曲,當時稱為令曲。令曲最多不過五六十個字。北宋中期,柳永、周邦彥等人創造了長篇的詞調,每首詞多至一百數十字。這種詞,稱為慢詞。從令詞發展到慢詞,中間還經過引、近的階段。例如《清波引》,《祝英台近》、《臨江仙》、《風入松》之類,它們字數比令曲多,比慢詞少,平均每首為七八十字。宋代人把詞分為令、慢兩類,引、近屬於令曲。明代的張綖分為三類:令詞曰小令,引、近曰中調,慢詞曰長調。而且他規定了五十六字以下為小令。五十六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從此以後,明清兩代的詞選集,差不多都依此分卷。 最初的令詞是很簡單的,例如《望江南》,唐宋人所作,全文只有二十七字,句法是三五七七五。到明代,有人重複一首,作為下半篇,題作《雙調望江南》,於是出現了「雙調」 這個名詞。因為有了「雙調」 ,於是又有了「單調」 這個名詞。多數詞都是分為上下二段的。像二十七字的《望江南》,只有一段,稱為單調的詞,有上下二段的,稱為雙調的詞。但這兩個名詞是明代詞家開始用的,宋代詞家沒有用過。宋人稱詞的上下段為上片,下片,或稱上闋,下闋,或稱上下疊。單調、雙調這個名詞是不適當的。不管是二十七字的《望江南》,或五十四字的《望江南》,曲調還是一個,怎麼能分單雙呢?明代人概念不明確,不思考「調」 字的意義,就創造了這兩個不適當的名詞。「雙調」 本來是一個宮調名詞,被明代人誤用之後,就常常混淆了。 慢詞有分為三段、四段的,每一段可以稱為一疊。第三段可以稱為三疊,第四段可以稱為四疊。但只有兩段的詞,一般只稱上疊、下疊,而不說第一疊,第二疊。因為從疊字的本義來講,只有詞的第二段才可以稱為疊,因為它是第一段的重疊。所謂三疊,實際上應當是一首詞的第四段。而一般卻把分為三段的詞稱為三疊。這種用法,在宋人書中也還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