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學課 · 文字語言學

語言是人們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人們進行文學創作、新聞寫作和其他一切寫作的工具。我們既然愛好寫作，又想在這方面成才，就不能不首先掌握好這個工具，而且要像木匠愛斧鋸、畫家愛顏料、戰士愛武器那樣愛我們賴以進行工作的工具。 —王力 語言學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小學 小學是中國古代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學科。 在周朝，小學是當時貴族子弟的一種教育制度。許慎《說文解字敘》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保氏是小學的老師，國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孫，六書是教兒童認文字的課程。到了漢朝，小學僅指代六書這門課程。東漢崔寔《四民月令》上記載：「正月：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不見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小學」含文字之義始於此。漢以後，小學僅指考究文字源流的一項專門事業。現代學者將其正名為文字學與語言學。在國學範疇內，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專指漢字。 漢字，記錄漢語的文字，也稱中文字、中國字、國字，是漢字文化圈—中國、日本、朝鮮、韓國、東亞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廣泛使用的一種文字，也是當今世界上應用人數最多的文字。在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文字系統中，漢字是絕無僅有的表意系統文字，遠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它已經是相當發達的文字體系。中國歷代皆以漢字為主要官方文字。 宋朝鄭樵解釋說：「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如「日」就是文，「河」就是字。文字學從廣義上而言，包括字形、字音、字義三部分，也就是研究文字的形體、音讀、義訓的來源、結構、變遷的系統性知識。狹義而言，就是單指研究字形的學問。 從甲骨文到簡體字，漢字的定型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形、音、義三者一體的「六書」構造系統，使得漢字本身具備相當的完整性，從而能夠靈活組詞。相比表音文字，漢字筆畫繁複，卻是當今世界上仍在通行的最古老文字。漢字結構精緻，形狀優美，韻律協調，內涵雋永。漢字本身具有活泛的靈性、睿智的義理、幽深的趣味，蘊含著豐富多彩的歷史和文化。 六書 「六書」是古代先賢研究漢字總結出來的造字及用字的方式，也是漢字學的精闢理論。雖然早在戰國時期成書的《周禮》中已經提及「六書」，但是「六書」真正有定義、有字例的論述是在許慎的《說文解字》這一著作中。 許慎，字叔重，東漢著名經學家、文字學家、語言學家，中國文字學的開拓者，有「字聖」之稱。師事賈逵，曾任祭酒等職。性情淳篤，博學經籍，歷經二十一年著成《說文解字》十五卷，收入正文九千餘字，重文（異體字）一千餘個，並首創五百四十個部首編排法，推究六經之義，分部類叢，十分精密。《說文解字》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對「轉注」的界定很模糊；武、信、令、長等字的定義與用字不相符合；概括不全面，六書理論用來分析甲骨文、金文多有不符。儘管問題頗多，這一著作仍是文字學研究的必讀之書。許慎對六書理論最為重大的貢獻，還在於他能把收錄的全部字逐一按照六書「對號入座」，分析它們的形體結構，闡述造字方法和寓意。也是從《說文解字》開始，我國有了第一部以六書理論系統分析字形、考究字源、辨識字音、解說字義的文字學專著。 六書有其特定的名稱和次序。文字學家多採用許慎所定義的名稱，次序以漢代劉歆和班固的講法為準。這六書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這四種為造字法，轉注、假借為用字法，稱為「四體二用」。 象形：屬於「獨體造字法」。把要表達物體的外形特徵，用文字的線條或筆畫勾畫出來。象形字來自圖畫文字，例如「月」字像一彎明月的形狀，「龜」字像一隻龜的側面形狀，「魚」是一尾有魚頭、魚身、魚尾的游魚，「艸」（草的本字）是兩束草，「門」字就是左右兩扇門的形狀。而「日」字就像一個圓形，中間有一點，很像人們直視太陽時所看到的形態。 指事：屬於「獨體造字法」。許慎的定義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意思是這一類漢字的字形一眼看過去就可以大致認識，但還需仔細觀察才能發現它的真正字義。比如要記錄「木（樹木）」這個意義，簡單幾筆畫一棵樹就可以表達，但要記錄「末（樹梢）」這個意義，就很難用簡單幾筆畫出來。於是古人就在樹木上加一條短橫，用這個記號指明真正字義的位置。 會意：屬於「合體造字法」。會意字由兩個或多個獨體字組成。例如「酒」字，以釀酒的瓦瓶「酉」和液體「水」合起來，表達字義；「解」字即用「刀」把「牛」和「角」分開來；「鳴」指鳥的叫聲，由「口」和「鳥」組成。 形聲：屬於「合體造字法」。許慎說「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聲字是由形旁與聲旁兩部分合成的，如「江」、「河」兩字，水旁是形旁，「工」、「可」是聲旁。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類屬，所謂「以事為名」就是關於形旁的說明。聲旁則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發音，所謂「取譬相成」就是用別的同音字來比譬，以構成新字。例如「櫻」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種樹木，聲旁是「嬰」，表示它的發音與「嬰」字一樣；「籃」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製物品，聲旁是「監」，表示它的發音與「監」字相近。 轉註：許慎說「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謂「建類一首」，就是指同一個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幾個部首相同的同義字可以互相解釋。例如「老」字和「考」字，就是一對轉注字，它們都屬「老部」，許慎解釋是「老、考也」，「考、老也」，所謂同意相受。 假借：許慎說，「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假借字也是字義上的需要，與字形無關。轉注是同一個意義而有幾個字，假借是同一個字有幾個意義。假借字的產生，是因為語言中出現了新語彙，但沒有與它相匹配的文字，所謂「本無其字」；於是借用同音的舊字來代表，所謂「依聲託事」，在文字方面來說，是在舊字上添了新的意義。所以，凡字有許多意義，除本義外，其餘都屬於假借義。「令」的本義是「發號」，「長」的本義是「久遠」，用來表示縣官，如縣令、縣長，就是假借。又如「烏」的本義是一種鳥，假借為烏呼之鳥；「能」是一種熊屬的動物，假借為能力之能……這些字中，有許多自假借義通行之後，本義就漸漸不用了的。此外還有一種「通假」字—本來有這個字，因一時記不起來，就借用同音或形似的字來代替，例如前後的「前」，本字是「歬」，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現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字來表示前後，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這種假借就是現在所謂寫別字。 文簡意深，莫過於古文。平常以為能讀現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讀古書，那是不對的。因為古書中有許多文字，現代已不通用，即便是認識的文字，它所代表的古代語義，也不是我們所能一見瞭然的。加之古書經過數千年輾轉抄寫或翻印，錯漏都在所難免，沒有專門的研究專家考訂，便很難理解。所以，欲通經史子集之學，必先通「小學」。學習古代語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清代著名學者戴震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 要讀懂古人書或詩經、甲骨、金文之類，首先要知曉漢字的特點和規律，明白其語法和義理，這樣才能識其意，探索其理。 字形的演變 目前，中國文字的確切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一三〇〇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就是金文，然後到秦朝的小篆，發展至漢朝才被取名為「漢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字體標準—楷書。漢字是中國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主要文字，漢字的演變過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 甲骨文 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周時代，可以稱為「甲金時代」。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漢字體系，其單字的數量已達五千個，足以滿足記錄語言的需要。甲金文字的構形，以既生動寫實又簡易明快的象形字、會意字為基礎，大致上具備了後世歸納的六書體式。 當時的古人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們把卜辭刻在龜甲和獸骨的平坦面上，塗上紅色以示吉利，黑色表示兇險。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約一寸見方，小字如穀粒，或繁或簡，非常精緻。經過幾千年的沉睡，直到一八八九年才被學者發現。 在河南省安陽城西北五里處的一個村子，那裡曾是殷商第二十代國君盤庚的故都。由於洹水決堤，衝出許多甲骨，人們以為是用來治病的龍骨，便當作藥材販賣。這一年，京城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因患瘧疾到菜市口的達仁堂抓藥，發現了這些龍骨的特別之處，他趕到河南收集了許多甲骨，帶回去研究。王懿榮死後，家中經濟困窘，他的二兒子王翰甫便將他生前收藏的甲骨賣給了後來寫作《老殘遊記》的劉鶚。劉鄂又繼續收集，達到五千多片。他從中精選出一千多片編成《鐵雲藏龜》一書，以石印刊行於世。於是，便有學者將其定名為「甲骨文」。 因為甲骨文的出現，使得商朝歷史不再茫無可稽，當時正值疑古風盛行，好些人認為中國的古書不可靠。然而甲骨文的出土，不僅證實《史記》等書可靠，甚至像《山海經》一類歷來被認為是荒謬不經的書，也有其確實性。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使得商朝的歷史伸手可觸，這對當時學術界全面否定古代文獻及古史的風氣，是一個有力的糾正。 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鐘鼎」即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體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豐富多樣。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據古人傳說，是周宣王時太史籀就當時文字整理出來的，一般稱為大篆。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一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之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的歐陽修、趙明誠都擅長這種字體，對金文也做過研究和記載。 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迄今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優秀代表。 小篆 為了確立至高無上的權威，鞏固中央集權政府，秦王朝的開國皇帝嬴政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戰國時期各國文字十分混亂，影響政治法令的推行、經濟生產的發展以及文化教育的傳播。因此，在滅掉六國、統一中國後，秦始皇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書同文」—統一文字。 這項工作由秦丞相李斯主持，分為兩步：一是廢除六國文字中各種和秦國文字不同的形體，即「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以秦國文字作為規範的基礎；二是將秦國已有的正統使用的籀文即大篆的形體加以簡省刪改，同時吸收民間流傳的一些簡體、俗體字，進行規範。如此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正式字體—小篆。 隸書 從考古發掘出來的材料來看，戰國和秦朝的一些木牌和竹簡文字，已有簡化篆體，減少了筆畫，字形轉為方扁，用筆有波勢的傾向。這是隸書的萌芽。西漢時，書法中隸體的成分進一步增加。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畫《老子》已有了明顯的隸意。隸書成熟於東漢。隸書屬於俗寫字體，只求簡便，對六書本意多不顧及，因其便於使用，以後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 隸書的出現，是漢字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字形的結構不再有古文字那種象形的含義，而完全符號化了。隸書承上啟下，上承篆書，下啟楷書，是一個質的轉變和過渡。前人稱篆書筆法為「玉箸」，即玉做成的筷子，橫平豎直，均勻圓潤。字的結體規矩嚴謹，較少變化。隸書則點畫分明，粗細有致，波畫有蠶頭燕尾，一波三折。用筆有方有圓，或方圓兼濟。精美絕妙的漢隸至今仍散發著無窮的藝術魅力。 今日人們所能見到的漢代隸書，因當時刻於石碑之上而得以保留下來。由於作者沒有留下姓名，後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銘文內容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孔宙碑》、《石門頌》、《華山碑》、《曹全碑》、《西狹頌》、《張景碑》、《張遷碑》，等等。 楷書 楷書是對隸書略加改造的一種字體。因其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為習字的模範，所以叫楷書，也叫「正書」、「真書」。楷書大約在東漢末年形成，至三國魏鍾繇和晉王羲之進一步規範體勢，魏晉時代逐漸成熟，使楷書成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書體。 草書 歷史上第一次提到草書之名的是《說文解字·敘》，《敘》中明確指出「漢興有草書」。文字學所指的「草書」是一種特定的字體，它是從秦隸的草率寫法發展而來，大約在西漢中期形成，東漢時廣泛流行。梁武帝蕭衍《草書狀》認為，勁草的產生是由於：「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說明了草書是為書寫便捷而產生的。其特點是筆畫連帶、結體簡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行書 行書，是介於草書和楷書之間的一種字體，既不像草書那樣潦草，也不像楷書那樣端正。早期行書介於草書和隸書之間。無論是隸書還是楷書，都要端端正正一筆一畫地書寫，寫起來都有點費時間，所以人們在書寫不很重要的東西時，往往寫得輕快一些，筆畫相對連綿，但又要保持正體字的形體，這就是行書。六朝以後，它是人們手寫的主要字體。 字義的演變 為什麼歷代學者要為古代典籍加注、加疏呢？原因就是字義發生了變化。例如「後」的古義是君主，現在卻是指君主的妻子；「止」的古義是「足趾」，後來引申為「地址」的意思，再後來又引申為現今通用的「終止」、「阻止」、「禁止」、「舉止」等意義；「易」原是指蜥蜴，現在通用的意義「容易」是假借義；「豫」是一種巨大的象，後來借作「寬豫」、「豫備」等義。所以，古人寫的東西，後人看時就可能看不懂了，因而需要有人為古籍加注釋。 注就是用今人能理解的文字解釋古人的話；注文在加注時人們是能看懂的，但隨著時間推移，字義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當這些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後人對注文又看不懂了，這時的學者為注文又加以解釋，這就是所謂的「疏」。一代代積累到今天，有些上古時期原書的字數，還不如後人為它所加的註疏的字數多，這一現象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漢字字義的變化之大。 上面所說的字義變化是因時代而變遷的，還有因地方而變遷的。古時有雅言、方言的分別，雅言就是所謂標準語（官話），方言的語彙須用雅言解釋，如《爾雅·釋言》說「斯侈，離也」，「斯侈」是齊、陳等地的方言，離是雅言；揚雄《方言》說：「黨、曉、哲，知也，楚人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所以，一種意思有多個字表示，方言是這一現象的重要成因。因為方言的分歧，同義而不同字，若是沒有人搜集起來，互相注釋，人們也會無法理解。 漢字字義變化的途徑，主要有三條。 第一，引申。一個漢字剛剛造出來的時候，它的意義是單一的。這個最初的字義被稱為「本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又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所以，聯想律等思維特點就一定會影響到語言，從而導致詞義的引申。漢字大量的義項，就是由單一的本義經過引申和再引申產生出來的。例如，「日」的本義是太陽，太陽每天升降一次，所以「日」 就引申出以一晝夜為周期的時間單位的義項；「索」字的甲骨字形為「糸」（表示纖維）在「爪」（表示手）和「又」（表示手）之間，由字形（以雙手搓纖維）就不難推出，它是個會意字，本義為繩索。因為繩子端頭一般都比較鬆散，所以「索」字引申有「散」的意思；因捕捉到的人犯需要用繩索系綁上，所以「索」字又引申有「搜索」義；又由「搜索」義引申指「尋求」；搜索則必窮盡，所以「索」字又引申有「盡」義等。 第二，假借。假借是字義變化的又一途徑。比如「落」字是從艹、洛聲的形聲字，本義是草木葉落，引申為「降落」、「下落」、「落腳」、「冷落」、「破落」等義項，同時也有假借而來的義項，如「落」字被用作祭名，如《左傳·昭公七年》有「叔孫為孟鍾，饗大夫以落之」，註解釋說「以豭豬血釁鐘曰『落』」，就是假借的結果；由此假借義再引申，「落」字又有了表示宮室始成的意思：「楚子成章華之台，願與諸侯落之。」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為『落』」。《爾雅·釋詁》說「落，始也」，現代漢語「落成」的「落」即用此義；由此義再引申，「落字」便又有了表示居所、村落等義項。另外，有一些字剛造出來不久，便被假借用來表示其他意義，結果，後人只知道其假借義，不知其本義了。古書字義最難了解的是虛字，虛字就是連詞，介詞、助詞、嘆詞以及代名詞等，這些字大多是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廣泛使用同音通假，寫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難辨識。例如「由」、「猶」、「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於」字解；「粵」、「越」也同作「於是」字解。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專為解釋古代同音通假的虛字而作，舉例詳盡，解釋較為合理。 第三，習非成是。所謂「習非成是」，就是原本是錯誤的，經廣泛流傳而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可，最終獲得公認。與前兩種途徑相比，這種途徑造成的字義變化在數量上很少。 漢字字義的變化，也可以概括為三類。 第一，字義擴大。「稠」和「稀」二字的本義，是專指田裡禾苗多和禾苗少，所以字從「禾」，後經引申，字義擴大為泛指一切稠密和一切稀疏。 第二，字義縮小。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某個字的字義原來是泛指，後來經引申變成了專指。比如，「祥」字本義是天降吉凶，後來專指「吉」；「臭」字本義是氣味的總名，後來專指惡味。另一種是某個字的字義先是經引申擴大了，後來擴大了的字義又縮小了，比如「墳」字，本義為高大的土堆，引申為動詞表示鼓起、形容詞表示高、名詞表示墓葬制式等，這屬於字義的擴大；後來，「墳」字的動詞、形容詞義項因不常用被淘汰，最常用的「墳墓」義項被保留，這又是字義的縮小。 字義的擴大和縮小是相對的，二者會有相互交插進行的情況。 第三，字義轉移。這種情況大多是字義經引申而擴大或縮小的結果，經過一系列變化，字的本義與後來的常見義項間已看不出多少關聯了。比如「自」是個象形字，本義為鼻子；因為人們在言稱自己時常以手指鼻，故引申指自己。表面上看，「自」從表示「鼻子」變為表示「自己」是字義發生了轉移，但二者間實際是存在著引申關係。假借也會造成字義轉移，比如前面所說的象形字「易」，本義蜥蜴，經假借表示「難易」的「易」。還有「習非成是」也會造成字義轉移。成語「每下愈況」的「況」字，本表示「更進一層」的意思，二十世紀之初，將「況」的字義誤視為「比況」的人多起來，並開始將成語「每下愈況」誤作「每況愈下」，魯迅當年還曾專門諷刺過這一現象，但誤用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到現在，成語「每下愈況」已被「每況愈下」所取代。 漢字的傳播 漢字兩千年前就先後傳入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在不同歷史時期作為正式文字使用。因此從東北亞到東南亞，歷史上形成了一個漢字文化圈。 漢字在朝鮮語中占有很大比重，據統計，朝鮮語中，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漢字詞彙都占六成左右。相傳公元二八五年，一個叫王仁的朝鮮人帶著《論語》到日本講學。到公元五世紀初，學習漢字成為朝鮮半島各國流行的社會風尚了。 「吏讀」是朝鮮文創製前借用漢字的音和義標記朝鮮語的一種特殊文字形式。國名、村名、人名、官名及一般詞彙都可以用漢字來轉寫。比如，「高麗」在朝鮮語中是「山壑之國」的意思，是「KORI」的音譯轉寫。 朝鮮語中的漢語詞彙基本有兩種情況：一是按漢語發音使用的詞彙，比如「老頭兒」（ROTOL）、「炸醬麵」（CCACANGMYEON）。一種是按朝鮮發音使用的詞彙，分為三種情況：其一，與漢語原意相同或相近的，比如「解放」、「觀光」、「學校」、「無顏」等；其二，與漢語原意完全不同，或從字面上根本無法理解的，比如「從容」（安靜）、「八方美人」（多面手）、「安寧」（你好）、「令監」（老頭）、「查頓」（親家）等；其三，自造的漢字詞彙，如「原稿料」（稿費）、「月給」（工資）等。 隨著漢文典籍的流傳，漢字也輸入到了日本。最早傳入日本的漢文典籍有《論語》，大約在公元三世紀。日本人後來發現漢字也可以用來記錄日本的語言，於是發明了「音讀」和「訓讀」的方式。 日語是不同於漢語的文字體系，因此用漢字記錄日語，常常有不能符合實際需要的情況，日本人就逐漸改造漢字，創造了獨特的「假名」。其中「假」的意思是借用，「名」的意思是名號，指漢字。 最初的「假名」叫「萬葉假名」，因大量出現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而得名。比如：雨。日語讀音是ame，用萬葉假名記作「阿米」。在萬葉假名的草體寫法上簡化而成的一套假名，叫「平假名」。其中「平」的意思是「比較通俗方便」。現在日本還通行另外一種假名—「片假名」。其中「片」的意思是「不完整的、不成熟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政府頒布《常用漢字表》。時至今日，在日本的普通教科書及一般的出版物中，仍然使用著將近兩千個漢字。 訓詁學 訓詁原本屬於小學，即文字學中專講字義的一部分，後來因為有學者專門研究訓詁，於是漸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詁」可理解為「古言」；訓與順同音，順著語義去解釋。訓詁就是用通行的話解釋古代語言文字或方言字義。訓詁的任務可分三個方面，第一，以今語解釋古語；第二，以雅言（官方標準語）解釋方言；第三，以俗語解釋文言。 《爾雅》是周代的字書，為古代訓詁學的權威著作。其中《釋詁》一篇，是以時下的語言解釋古語；《釋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釋方言；《釋訓》一篇，是以通用語解釋文言。後世仿照《爾雅》的著作有《小爾雅》、《廣雅》（兩書多談同聲字的互訓）、《駢雅》（主要搜羅複音詞）等。漢代儒家學者的訓詁工作，主要是為群經諸子作註解。訓詁專書有揚雄的《方言》、班固等作的《白虎通》、劉熙的《釋名》、許慎的《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一書，兼論字形、字義、字音三項，而能夠溝通三方面的關係，是文字學者珍視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佳馥、朱駿聲、王筠等註解本，近代藏書家丁福保輯各家註解而成《說文解字詁林》六十八冊，較為全面。劉熙的《釋名》以字音解釋字義，有清朝江聲及畢沅的疏證。《白虎通》本是解釋典禮的書，但也注重字義的解釋，有近代陳立的疏證。唐人的訓詁之學表現於義疏，義疏是對漢人的經注再作解釋，現在所謂《十三經註疏》，是合併了漢注與唐疏。 註疏的規律是：注服從經，疏服從注。宋代的訓詁常常自由發揮，很少依據古說來解釋，如朱熹說「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未免望文生義；又常引佛學經典上的話，如「虛靈不昧」、「明性復初」、「常惺惺」等來解釋儒家經典；也引用俗語，如「工夫」、「東西」等來解釋的。 訓詁學以清代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及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阮元的《經籍纂詁》，搜集材料很多，可說是集大成的訓詁學書。王引之的父親王念孫也精於訓詁，著《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也與訓詁有關。近代學者劉師培著有《古書疑義舉例補》，楊樹達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又根據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而作《詞詮》，對訓詁學頗有新的貢獻。 清朝末年，學者章太炎受到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他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中說：「合此三者（按：指文字 、訓詁、聲韻），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童佔畢所能盡者。然猶名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此種學問，僅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章太炎將「小學」易名為「語言文字之學」，標誌著漢語言文字學學科觀念的產生。在學科觀念的支配下，章太炎撰《文始》一書 ，這是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中國第一部語源學專著。 文法學 「文法」即「文言語法」之意。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謂「文法」也就是「語法」，如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等。因為文法一詞不僅指書面語言，而且也包括口頭語言，加之「文法」易與「文章作法」相混，學界便逐漸改稱「語法」。不過一般研究文言文，仍用「文法學」這一舊稱。 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旨在發現古代語文中語詞（虛字）的使用例子及古人說話的詞氣，詞氣表現的方式就是文法，所以王引之的著作可說是中國文法學的萌芽。此外，劉淇也是文法的先驅，著有《助字辨略》。助字即全部虛字的總稱，劉淇將助字分成三十類，比王引之的總結更系統。 一八九八年，晚清外交官、著名學者馬建忠仿照西方「葛郎瑪」（grammar，即文法）著《馬氏文通》，成就中國第一部文法學專著。用西文的文法形式解釋中國古書的文法，雖然有些牽強，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說及當下的通用語言，但過去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古文奧妙，由此變得平常易懂了。馬建忠把漢字分為實詞、虛詞、嘆詞。實詞又分為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虛詞分為介詞、連詞、語氣詞、嘆詞的概念。 文法現象與語言同時產生，但文法的研究則大大地落後於文字。從學術的傳統看，文法學是訓詁學的一個分支，但馬建忠以後的文法學，受西方文法學影響較多，自胡適提倡白話文以來的新文學運動，確立了現代漢語的語言範本。 過去宋代的訓詁家對於文字已有虛實的分別，宋以前則以「名」與「詞」相對舉，劉熙《釋名》不涉及虛字，許慎《說文解字》解釋虛字，都稱為詞。《爾雅》除解釋各類名物之外，還有《釋詁》、《釋言》、《釋訓》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質。由此可知，古代訓詁學中早已包含有文法的研究。 文法學也是讀古書所必須掌握的基礎。馬建忠以後，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釗、陳承澤、楊樹達、王力等，章著《中等國文典》，陳著《國文法草創》，楊著《馬氏文通刊誤》、《高等國文法》、《詞詮》等書，王著有《中國文法學初探》，陳、王二人的著作最為突出。 《國文法草創》反對《馬氏文通》中「字無定類」的觀點，主張根據詞的本用定類，不能以修辭上的特例作為語法上的通例，不能以例外否定規律。又創動詞的「致動」、「意動」兩個術語，為後來所沿用。《中國文法學初探》倡言拋棄模仿，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工具，從漢語的現實中尋求語言規律。 方言學 方言研究也屬於訓詁學。如《爾雅》釋言，就是將方言解釋作為訓詁的一部分。西漢末年揚雄撰寫的《方言》一書，是我國最早記錄語言內部詞彙差異的專著。不過揚雄不是為讀懂古書而作，而是搜集當時各地方言互相比較，互相貫通，以便能了解當時人們的著作和談論。到清代杭世駿作《續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專為當代人能夠讀懂古書而作。他們從古文字中尋求現代俗語的語源，從現代俗語中尋求古代文字的讀音，這樣做，一方面使人們通過現代俗語而了解古文字的意義，另一方面使人們能用適當的古字來書寫現在的俗語。 方言學作為現代語言學的分支，開始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德國學者G·溫克爾對國內各地德語的差異所做的調查。二十世紀初，瑞士人J·吉耶龍對法國及鄰接的法語區進行了法語內部差異的調查。在這兩項調查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方言地理學的傳統。 漢語方言俗稱地方話，只通行於一定的地域。現代漢語各方言大都是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而逐漸形成的。形成漢語方言的要素很多，有屬於社會、歷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遷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屬於語言本身的要素，如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等。 方言雖只在一定地域通行，本身卻有完整的系統。方言都具有語音結構系統、詞彙結構系統和語法結構系統，能夠滿足本地區社會交際的需要。同一個民族的各種地方方言是這個民族的共同語，一般總是表現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語言特點。一般情況下，民族共同語總是在一個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言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現代漢語方言大致上分成八種。 第一，北方方言，以北京話為代表，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北方方言分布地域最廣，包括長江以北漢族居住的地區，長江以南鎮江至九江的沿江地帶，以及湖北（東南一帶除外）、四川、貴州、雲南大部分和廣西、湖南的西北部。 第二，吳方言，以上海話為代表，分布地區在江蘇省長江以南鎮江以東（鎮江不在內）和浙江省大部分。因此也稱江南話或江浙話。 第三，湘方言，也稱湖南話，以長沙話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區。 第四，贛方言，又叫江西話，以南昌話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大部分地區，東北沿江地帶和南部除外。 第五，客家方言，以廣東梅縣話為代表。分布在廣東、福建、台灣、江西、廣西、湖南、四川等省，其中以廣東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和廣西東部為主。 第六，閩北方言，以福州話為代表。分布在福建省北部和台灣省的一小部分。華僑及華裔也有說閩北方言的。 第七，閩南方言，以廈門話為代表。分布在福建南部，台灣大部分和廣東東部潮汕地區以及海南島的一部分。華僑和華裔中說閩南方言的很多。 第八，粵方言，也叫廣東話，以廣州話為代表。分布在廣東、廣西兩省，又是香港和澳門同胞使用的方言，華僑和華裔中的很多人也使用。 語言並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它還是人類文化的載體和重要組成部分。方言是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它傳承千年，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每種語言都能表達出使用者所處族群的世界觀、思維方式、社會特性以及文化、歷史等，都是人類珍貴的無形遺產。 字與音的分離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形聲字的聲符不夠精密，字音的改變不容易看出，但從有韻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測。例如《詩經》的《邶風·擊鼓》篇用「於林之下」和「爰居爰處」押韻；《凱風》篇用「在浚之下」和「母氏勞苦」押韻；《大雅·綿》篇用「至於岐下」和「率西水滸」押韻。由此可知，「下」字在周時是和「處」、「苦」、「滸」同韻的。 唐宋時代的《廣韻》，將「下」字編入馬韻，胡雅切，可見它的音已發生變化。又如《詩經·關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輾轉反側」押韻；《楚辭·離騷》拿「非時俗之所服」與「依彭咸之遺則」押韻；但《廣韻》「服」字在屋韻，房六切。也是字音的轉變。 字音大致是隨著語言變遷，改變之後不可能回復古音，這是自然的趨勢。懂得古代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這可說是有助於訓詁。懂得古字的讀音，讀古代詩歌韻文，也較為音調諧和。所以了解字音的變遷，是有些必要的。 漢字讀音，必然會隨著語言的變化而變化，不過有些字音，口頭語言上並沒有發生改變，但文字卻變了，如「之」、「夫」字，其古音和「的」、「吧」字的發音相近，只因為文字上把「之」、「夫」讀變了音，所以另用「的」、「吧」來代替。 據專門研究古音的錢大昕推定，古時候沒有zh、ch、sh、f等聲母，凡輕唇音讀著像重唇音，望讀茫，馮讀憑，扶服讀匍匐。舌叶音讀如舌尖音，直讀特，沈讀潭，陳讀田。 大約到中古時期，輕唇音與舌叶音發生，有一部分重唇音與舌尖音的字，在口語上變為輕唇音和舌叶音，另有一部分還沒有變，如「之」、「夫」。在古音沒有大的變化時，有人創造「反切」這一方法為字注音，即拿兩個字拼合來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聲母，如果後來反切第一字的語音變了，所注字的讀音即使在口語上沒有變化，文字上的讀音卻跟著改變了，因為古時的知識分子對書本上的文字注音是非常尊重的，這樣就造成了語音和字音的不一致。漸漸的，文字的讀音和語音隔離，人們便不知道口語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語讀法了。 語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國古書不易讀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書難讀，便是現代文言文也不是普通大眾短時間裡所能掌握的。 聲韻學 在一般大眾看來，聲韻學是一門很玄奧、很艱深的學問。了解到它的實質就會發現，它既不玄奧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跟我們的常識有緊密聯繫的一種學問。 聲韻學就是研究發音（聲）、收音（韻）的原理，以及聲的分類，韻的分部。進而探討因時間的遷移，現代發音與古時發音的不同；地域的南北差異，造成的南音、北音的差別，然後確定某一字的發音。這一系統性的知識，就是聲韻學。 聲韻學也稱音韻學，本是小學的一部分，後來獨立而成專門科學。因為漢字不是拼音的，而中國古代研究漢字讀音的聲韻學仍用漢字作為表音的工具，所以非常容易弄混，令常人覺得很玄奧。過去《康熙字典》上所附的等韻表，即便是讀書人，多數也是看不懂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過去我國沒有適當的表音符號，用漢字作表音符號，極不精密。 現在，除國內發明的注音符號外，有英文字母和萬國音標作為輔助，這比漢字注音明晰便利得多。對發音部位的分析，現代語音學也更為精確而通俗易懂。 每個字的音，可以分為發聲、收聲兩部分，發聲為「聲」，可以用聲母代表，收聲為「韻」，可以用韻母代表。聲母的音，在通過聲門（喉嚨後），被阻於口腔內，因其被阻的部分而形成種種不同的音，如雙唇阻形成b、p、m，唇齒阻形成v、f，齒齦舌尖阻形成d、t、n、l，舌根軟齶阻形成g、k、n、g、h，舌面硬齶阻形成j、q、h、x，舌頭硬齶阻形成zh、ch、sh、r，舌齒阻形成z、c、s，另有接近硬齶的捲舌音er，列入韻母。 韻母的音，在口腔內是不受阻礙的，由口的開合、舌的升降而形成種種不同的音，如i、u、ü、a、o、e、ê等，是單韻母，可合為ai，合為ei，合aou為ao，合eou為ou，這都是複合韻母，還有帶聲韻母，如an、en、ang、eng，都是帶了鼻聲n收聲的。 以上是現代的漢字注音。古音及現代閩粵方言的音，比較複雜，如帶聲韻母還有帶m、p、t或k的，這些複雜內容都是聲韻學研究的對象。 我國古今聲韻的變遷，根據董同龢的《中國語音史》，大致可分以下幾個時期。 第一時期，上古音，即周秦漢數朝，依據《詩經》的用韻和諧聲字來研究這一時代的語音系統。近三百餘年開始有學者研究，稱古韻之學。 第二時期，中古音，就是魏晉至唐宋諸朝，以隋唐為中心。這時代的音韻研究，即所謂廣韻之學，一般以隋朝陸法言的《切韻》作參照。 第三時期，近古音，即宋代，以宋末黃公紹《古今韻會舉要》為依據，是研究中古至近代音韻變化的橋樑。 第四時期，近代音。元明以來，通行的口語音韻以北方為標準，比中古音韻簡單些，當時通俗文學「北曲」用韻採取口語的標準，而不用與口語分離的廣韻，於是有周德清所著的代表北方音的《中原音韻》一書產生，到清朝又有《五方元音》，所分韻目，漸漸和國語注音符號相接近。這時期的音韻與現代音十分相近了，這時的音韻學主要研究怎樣用聲母和韻母來拼切字音，使反切更精密而有規律，這就是等韻之學。 第五時期，現代音，現代標準普通話的語音。 聲母和韻母 在古代，聲母往往稱為「字母」，是唐朝末年守溫和尚參照梵文創造的，共三十六個。這一套聲母所代表的音，比現在的漢字注音複雜，但較魏晉隋唐間的音簡單。六朝時期，反切中所包含的聲母有四十一個。現在漢字注音聲母是二十四個，其中j、q、g、n、x還可以合併為g、k、ng、h。守溫聲母是： 據清朝陳澧的考訂，六朝隋唐間的聲母，在上述三十六聲母基礎上，又有「於」、「神」、「莊」、「初」、「山」五個聲母，組成廣韻四十一聲母，排列如下： 四十一聲母中，影、於、知、澈、澄、莊、初、床、山、敷十個聲母，現代人已不作聲母來讀字了，其餘的音都還能用，因為有些音還存在於現在的方言中，例如群、定等濁音聲母，江南一帶的方言中還有。 韻母的產生在聲母以前，也是受了印度的影響。隋朝陸法言的《切韻》是第一部有價值的專論韻母的著作，後來《唐韻》及宋代的《廣韻》都是在它的基礎上創作的。《廣韻》列舉的韻母有二百〇六個，一則因為過去語音本來就複雜，二則書中對每個複合韻母帶聲韻母，平上去入的每個聲調都標註一個特殊的名稱，所以數量很多。到南宋時的平水韻，韻部合併為一百〇七個，明時的《洪武正韻》合併為七十六個。等韻學家將其歸納於十五韻攝，每一韻攝分開、齊、合、撮四呼，以拼音符號來舉例子，就是凡a、e等單韻母以及an、en、ang、eng等帶聲韻母，前面不加i、o、ü三母的，都是開口呼，加i母的叫齊齒呼，加o母的叫合口呼，加ü母的叫撮口呼。 現在以拼音符號代替韻攝，將《廣韻》韻目（以平聲的為代表）列在下面，以表明中古音韻向近代的進化： i：脂、支、微、之、齊、祭、廢 u：模、虞 ü：魚、虞 a：麻 e：歌、戈 ê：麻（該韻中車、遮、者、蛇等字） ei：灰 ai：佳、皆、哈、泰、夬 ao：蕭、宵、餚、豪 ou：尤、侯、幽 an：元、寒、桓、刪、山、先、仙、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ang：江、陽、唐 en：真、諄、臻、文、殷、魂、痕、侵 eng：東、冬、鍾、庚、耕、清、蒸、登 r：支、脂、之（諸韻中兒、耳二諸字） 雙聲疊韻 聲母相同的，稱雙聲，如「參差」就是雙聲字，因為聲母都是c；韻母相同的，稱疊韻，例如「螳螂」同屬ang韻，都是疊韻字。雙聲字，聲韻學家稱為同母之字，訓詁學家稱為一聲之轉。疊韻字，聲韻學家稱為同韻之字，訓詁學家稱為音近之字。 讀古書要注意雙聲疊韻的現象，因為古書上的人名、物名以及複音的形容詞、動詞等，多為雙聲字或疊韻字，例如「滅明」、「蒹葭」、「蜘蛛」、「忸怩」、「踟躕」都是雙聲字；「皋陶」、「窈窕」、「輾轉」、「優遊」、「逍遙」都是疊韻字。另外，雙聲疊韻的字，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謂轉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從雙聲疊韻的關係上去觀察。例如「粵」與「於」，「復」與「返」都是可以互訓的雙聲同義字；「乾」與「健」，「坤」與「順」，「離」與「麗」，「考」與「老」，都是疊韻同義字，以上都是轉注。還有雙聲假借字，如借「乃」為「仍」—仍的本義是「因」，乃的本義是「曳辭之難」，就是轉折連詞，仍從乃得聲，可知古時乃仍雙聲，所以借乃表示「因」義。有疊韻假借字，如《易經》借「羊」為「祥」。了解雙聲疊韻跟字義相通的聯繫，對閱讀理解古書很有幫助。 反切 反切是漢字的注音方法，發明的年代大約在漢朝，正式應用是從東漢孫叔然的《爾雅音義》開始。 在發明反切注音之前，人們以「直音法」注音，就是用同音字注音。這種方法遇到沒有同音字的就無法實施了，所以有人發明了反切法，合兩個字來拼成一個字的音。這一方法最初叫「反」，後來稱「切」，再後來合而為反切了。反切的規則是上一字與所注的字為雙聲，下一字則為疊韻，例如「都，東姑反」，都東雙聲，都姑疊韻。 但反切用的字和拼音用的字母不同，不是代表音素的，是代表音節的，因此很多不能連讀二字而成一音，清代的陳澧《切韻考》說：「連續二字成一音，誠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魚、歌、麻諸韻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魚、歌、麻、韻無收音，而喉音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連而成一音，否則中有窒礙，不能相連矣，然必拘此法，或所當用者有音無字，或雖有字而隱僻難識，此亦必窮之術也。」反切的這一缺點，直到國語注音符號產生，才得到解決。例如「東」的注音是ㄉㄨㄥ（dong），「姑」是ㄍㄨ（gu），以「東」、「姑」切「都」，則「都」的音成了ㄉㄨㄥㄍㄨ（dong gu），中有韻母ㄨㄥ（ong）及聲母ㄍ（g）的干擾，現在取「東」的聲母ㄉ（d）和「姑」的韻母ㄨ（u）相切，得了ㄉㄨ（du），便毫無問題了。而且注音符號的數目很少，也很明確，不像雙聲疊韻字的漫無限制，如都字又可用多姑切、大孤切等。 四聲 單音字太多的語言，常常要靠聲調的抑揚高低來分別同音字。我國自漢以前，字的聲調就有長短的分別，例如《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的何休注，解釋「伐」字，說「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即系用長短音區分主動被動的意義。到南北朝齊梁之間，周顒著《四聲切韻》，沈約撰《四聲韻譜》，於是字的聲調又有平上去入四種分別。除四聲說外，又有五聲說—將平聲分陰陽兩類，七聲說—平去入都分陰陽，八聲說—四聲都分陰陽，現在粵語還有九聲的分別—入聲有三種。就實用的角度來說，讀六朝以後的詩文詞曲，懂得四聲已足夠。 平上去入的主要區別是：第一，平聲長，上去較短，入聲最促，所以上去入統稱仄聲。第二，平聲始終如一，沒有升降。上聲由低升高，去聲由高降低；入聲短，無所謂升降。唐《元和韻話》評論說：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而陰陽或清濁的分別，是陰清較低，陽濁較高。 古音學 古音學萌芽於宋朝，在清朝得到發展。清初顧炎武所作的《音論》、《詩本音》、《易晉》、《唐韻正》、《古音表》，稱為「音學五書」。他根據古代韻文推定古字的本音，不認同以前叶韻改讀的講法。江慎修作《古韻標準》，段玉裁作《六書音均表》，戴震作《聲類表》，孔廣森作《詩聲類》，王念孫也有古韻分部的研究。近代的章太炎作《成均圖》（「均」即「韻」字），其門徒黃侃繼承他的研究，將古韻分為二十八部。關於古韻的學說，還有近代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韻歸麻說。 古代聲母的研究，清代錢大昕提出「古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及「古無輕唇音」兩大主張，以證明古時缺知、徹、澄、非、敷、奉、微等紐。「紐」是用來代表聲母標準發音的字，「類隔」是指古音反切，可用聲音相似而不同類的字為紐，例如「方」應為府良切，也可作傅良切。錢大昕認為古人讀音不大精密正確，會把不同音的字當作同音，由此造成誤讀，而有些字的音找不出相似的，因此無法用類隔的方式標註。章太炎又作《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黃季剛再由《廣韻》的三十二古本韻考訂，所得的最後結論是古紐十九個。 古紐即影（喻於）、見、溪、曉、匣、疑、端（知照）、透（徹穿審）、定（澄神禪）、來、泥（娘日）、精（莊）、清（初）、從（床）、心（山斜）、幫（非）、滂（敷）、並（奉）、明（微）—括號內聲母是應合併的。 古韻是歌戈、灰、齊、模、侯、豪、蕭、咍（以上陰聲）、寒桓、先、痕魂、青、唐、東、冬、登、覃、添（以上陽聲，在陰聲後面加n、ng、m收音）、曷末、屑、沒、錫、鐸、屋、沃、德、台、帖（以上入聲，即在陰聲後面加t、k、p收音），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四部，兼有開口呼和合口呼，《廣韻》分成八部。此外，古音沒有四聲的分別。 金石學 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於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做客觀的研究以貢獻於史學者，謂之金石學。 —馬衡 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 宋代以前的金石研究 了解古代的文化，不僅要讀古書，還要研究古物。古代先民的器物，反映著古代社會生活狀況，繪畫、刻印文字等記錄，也反映了時人的思想。中國古代對於文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代以後的銅器和碑石，因而漸有「金石之學」的產生。 「金」是指商周的青銅器，「石」是指秦漢以來的紀功碑、墓誌、佛教的摩崖石刻，特別是上面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的金石學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冥器等文物。中國古代的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 金石上刻的文字，可以用來考證古代發生的事件，彌補正史書中的缺失和錯誤，特別是商彝周鼎，這些古代祭祀用的禮器上所劃的文字，是研究古文字與古史的重要依據，而且，這些器物的材料和印刻在上面的花紋式樣，也都具有時代性。 金石學的萌芽可以上溯到東周甚或更早的時代，根據《荀子》和《論語》的記述，孔子曾於太廟中對欹器發生疑問。韓非子的《十過》也有對堯、舜、禹及商代飲食用具的描述。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記錄了自己在訪學途中採訪文物古蹟的事情。西晉時出土有大批的竹簡。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記載有古代城址、陵墓、寺廟、碑碣等遺蹟。唐朝初年，周秦時代的石鼓在陝西鳳翔出土，當時就有不少文人學者對石鼓文進行過研究。 金石的研究從一開始就與經史之學密切相關。許慎《說文解字》所引用的「古文」，主要是戰國的金石文字。鄭玄注群經，所謂「古文經」主要依據戰國時期寫的簡牘。從鄭玄注《周禮·考工記》中的記載看，鄭玄當時已根據先秦金石文物來對古代典章和名物制度進行闡釋了。 從春秋戰國時期到隋唐五代，儘管已有一些學者根據金石文字考證歷史，但還沒有金石學的專著問世，也沒有形成專門的學科。 宋代的金石學 宋朝以後，出土了很多銅器，拓印精美的金石文字成為文人雅士的風尚。由於理學的發展，人們嚮往先秦禮制，因而對作為禮樂制度的重要標誌的青銅—鐘鼎彝器尤為熱衷，搜羅金石文物蔚然成風。金石學逐漸成為專門的學問。這一時期，金石學著作層出不窮，較為著名的有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等的《博古圖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王厚之的《鐘鼎款識》。這些著作大多以收載鐘鼎彝器的圖畫像與款識為主。 歐陽修是金石學的開創者，他的學生曾鞏的《金石錄》提出了「金石」這一定義。歐陽修的《集古錄》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共十卷，成書於宋嘉祐八年（公元一〇六三年）。歐陽修曾自稱「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集古錄》就是他對家藏金石銘刻拓本所作題跋的匯集，收錄了四百多篇周秦至五代的金石文字跋尾，其中碑刻跋尾占絕大多數，銅器銘文二十多篇。跋尾內容多偏重於史事評論，其主要目的是補正史的遺缺和錯誤。因跋尾是隨題隨錄，沒有一定次序，所以《集古錄》只有卷帙次第而未按拓本的時代先後排列。後世刻本對原書次序進行了調整，將拓本按時代先後排列，並在每條標題下註明原來卷帙的次序。 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所著《金石錄》三十卷，收錄了上古至隋唐五代時期的古器物，以時間為序，分門別類載錄。無論是鍾、鼎、甗、鬲、盤、彝、尊、敦上的款識，還是刻在石碑上的名人或隱士的事跡，趙明誠對這些金石文字作者都作了校正，並一一品評。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除介紹所藏金石書畫的聚散經過及成書過程外，還回憶了她與丈夫庸常生活的點滴，抒發了悼念亡夫、追思故物的心情。文章讀來纏綿悱惻，哀婉淒絕，歷代讀者無不為之動容。李清照以文學家的才思和金石學家的涵蘊寫出如此篇章，不但其文行天下，而且還使得《金石錄》一書在金石學界格外特出，影響更遠及文學界。 呂大臨的《考古圖》對所收錄器物都精細地摹繪圖形、款識，記錄尺寸、容量、重量等，並儘可能地註明出土地和收藏處。所錄器物的出土地可考者計九十多件。出自陝西的占半數以上。編者還能根據器物的形制、文字和出土地推斷年代。儘管年代結論有待商榷，但它的正確之處及學術價值仍不容懷疑，不失為我國最早而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在著錄古器物的體例上也有開創性的功績。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收錄古物，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二是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製圖形的方法，根據拓本刻本印刻在石頭上，以求長久流傳。用畫圖描繪每種器物的形狀體制，說明尺寸、輕重，及出土地點、收藏者，款識則摹寫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以此定名的。 清代的金石學 由宋至清代，雖然搜集和研究金石的人不少，但文物多在古董商手中，或成為富貴人家的玩物擺件；文人學士收藏金石多為賞鑒金石文字的美感，以作為書法或篆刻臨摹的樣例，很少用來做學術研究。直到清代乾嘉兩朝，考證學者輩出，考證學盛行的同時，帶動了金石文字研究更深層次的發展。王鳴盛等考據學者，正式提出金石之學這一名稱。 清代以後，受乾嘉學派的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時期。乾隆年間，根據皇宮所藏古物，御纂了《西清古鑒》等書，推動了金石研究的復興。其後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齋集古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都是較有成就的金石學著作。這一時期，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的研究、鑑別，考釋水平也顯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範圍又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冥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此時的集大成的學者。金石研究開始向考古學過渡。 孫詒讓、容庚、鄒安、陳寶琛、王國維、羅振玉等學者，各有新的考證。關於金石的著作，容庚的《寶蘊樓彝器圖錄》、陳寶琛的《澄秋館吉金圖》、羅振玉的《殷文存》、鄒安的《周金文存》、王國維的《金文著錄表》等，都十分著名，《金文著錄表》將過去各金石學家的收穫做了詳備的記載，便於檢閱。根據金石研究所出的考證著作，如孫詒讓的《古籀餘論》、吳大澄的《說文古籀補》、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都有新的發現。 在金石學方面的著作中，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古代銘刻資料，有的書籍輯錄了器物的畫像及名稱和用途，所以金石學的著作還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王國維根據金文所作的《古諸侯稱王說》等文，都是史學上的重要著作。 在今天，我們諸多的文史學科中都存在金石學的影子，比如歷史學、文字學、古文獻學、古器物鑑定學、書法篆刻學等。因此，可以說金石學是一門綜合學科，把許多學科從中心到邊緣聯繫在了一起。 近代考古學 金石的研究作為專門學科形成於宋代，鼎盛於清代乾嘉時期。直至清末西學東漸，近代考古學由西方傳入中國，金石學不再作為獨立學科，而納入了考古學的範疇。 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比較晚。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派遣探險家、考察隊，潛入中國邊疆地區活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中國學術機關開始進行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掘，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 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陽縣西北小屯村掘出無數龜甲獸骨的破片，上面刻著古文字，內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因安陽曾是殷都，這些甲骨文字也被稱為殷墟文字。 在這之前，已有當地農民發現這些甲骨，但只作為中醫藥材「龍骨」研粉使用。在十九世紀末，有濰縣古董商人范某將甲骨運到京城，輾轉到了《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手中。劉鶚繼續搜集進而拓印《鐵雲藏龜》一書發行，甲骨文才漸漸引起世人注意。一九〇二年，羅振玉在劉鶚處得見龜骨，也繼續搜集，並探知甲骨出自安陽小屯，便直接派人過去採集，收穫了兩三萬片，由此整理拓印了《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鐵雲藏龜之餘》、《殷虛書契後編》等書，十分精美。一九一六年，羅振玉親訪小屯，並於龜甲之外，搜集各種器物，即便是破爛的石刀石斧，也非常重視，並編印了《殷虛古器物圖錄》一書。他這種見解超越了過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說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 在國家組織系統地挖掘研究之前，已有相當部分的甲骨遭到破壞或被私人挖掘而不幸流逝。發現甲骨文之前，由於藥鋪老闆拒收刻畫痕跡的龍骨，小屯村的村民就用小刀將上面的痕跡刮掉，以六文錢一斤的價格賣給藥鋪。甲骨文被發現後，金石學家、古董商人、外國人開始大量搜購。這些非科學的挖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況，使所出甲骨的價值大失。據不完全統計，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二八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達十萬片以上。 一九二八年十月及第二年四月，董作賓、李濟等教授又在安陽進行了有計劃的發掘，又發現了三百多片卜辭及玉器、石器、陶器、銅器等文物，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所得材料，受到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高度重視，進行了精密地研究討論。至此，殷墟文字即甲骨文，被認定為漢字之源，傳布於天下。 周口店距離北京五十公里。一九二一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以北京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顧問的身份，被調到此處考察。在一石灰澗里，他偶然發現了一片帶刃的石英，但該地並不產石英。安特生推測這片石英是從別處帶來的，且憑藉它那鋒利的刃口，完全可能用來切割獸肉。這一發現引起了多名學者的研究興趣，也由此拉開了周口店遺址發掘的大幕。中外的一些學者陸續來此探查發掘，竟發現了大批化石，其中有二十五種是一種猿人的骨骼，因此定名為「北京人」。 一九二九年，中國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在此發現原始人類牙齒、骨骼和一塊完整的頭蓋骨，成為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並找到了「北京人」生活、狩獵及使用火的遺蹟，證實五十萬年以前北京地區已有人類活動。在中國考古學的分期里，以北京人時期為最早，屬於前舊石器時代，又稱前周口店時期。 甲骨學 甲骨文因鐫刻在龜甲與獸骨上而得名。甲骨研究除古文字本身的研究，甲骨卜辭中記載的上古歷史和文化也是甲骨學的研究範疇，涉及了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歷史文化學、歷史文獻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個學科。 我國文字學向來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準則，金石之學產生後，也有一些學者引用金文來訂正書中的錯誤。殷墟所出的十五萬片甲骨文中，有單字五千多個，其中已經識別的有兩千五百多字。用甲骨文和金文做比較研究，不但可以糾正《說文解字》的錯誤，還能追溯漢字的字源。 觀察甲骨文字可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鳥獸的足跡。行文讀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沒有一定的規則。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一字有多種寫法，筆畫各異。有些甲骨文與金文完全一樣，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識別，得甲骨文字而後明了。如將甲骨文、金文、篆文、隸書排列來觀察，可看出漢字逐漸演變的痕跡。 研究甲骨文從清代孫詒讓開始，以羅振玉、王國維為最著名。其次則是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羅福成、唐蘭、徐水梁、吳其昌等。甲骨文的專門研究著作，有王國維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全集》，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郭沫若的《甲骨文釋》，都非常有名。相較而言，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比較淺易。他們的研究，漸由文字學而走向史學方面，如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殷周制度論》等。 殷墟挖掘前，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春秋戰國開始。春秋戰國以前，所謂三皇五帝、堯舜禹湯的歷史，完全是後人追記的傳說，其真相不易明了。自從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一部分傳說才得到了文字記載的證明。而殷周青銅器如鐘鼎盤盂之類，及銅製的兵器如戈戟之類，又證明了當時是青銅器時代。 現已挖掘的殷墟甲骨文，其內容記載了盤庚遷殷至紂王間兩百七十年的卜辭。商代社會有三大特點：信史、飲酒、敬鬼神。也因為如此，這些決定漁撈、征伐、農業等事務的龜甲才能在後世重見天日，成為研究中國上古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 古籍 文化建設，首先要有文化的積累。現在的青年人讀古書已經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後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們花費更多工夫。在這方面，我們這一輩人還有一些優勢。我們多做一些工作，後人就能省些事。 —任繼愈 哲學家、宗教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抄本與刻本 隋唐時期出現了雕版印刷術，到了宋代，版刻印刷進入大發展。唐以前的書籍全靠手抄流傳。手抄本的時代可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周秦漢的簡冊時代，一個是隋唐的捲軸時代。 簡冊時代的書，用竹筆蘸漆寫在簡（竹片）或牘（木片）上，或者用刀子刻在上面。《史記》稱蕭何是刀筆吏，原因就在這裡。當簡或牘積累到一定的量，為方便閱讀和查找，便用繩子或皮革的帶子編連起來，成為「冊」，也稱為「策」。《說文解字》序有「著於竹帛」的話，大約因當時蒙恬已發明兔毛筆的緣故，秦漢間的漆書也會寫在縑帛上，不過直到西漢末年，竹簡仍然是主要的書寫材料。所謂「汗簡」，就是去掉竹汁，「殺青」就是去除竹子上的青皮，這是製作竹簡的兩道工序，以利於書寫和竹簡的長期保存。 至今，我國的圖書文章仍以冊、篇、卷為計量單位，這幾個名詞都來自竹帛並行的時代。通常，一策就是一編，也為一篇。《漢書·藝文志》上的書有的分篇，有的分卷。「卷」被認為是縑帛書的計量單位，因為縑帛是可以卷藏的。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篇卷》中說：「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帛，因物定名，非有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現在不少學者贊同這一說法，根據之一就是古代書目中計量文獻，卷大於篇的居多，也有卷等於篇的。因縑帛的容量大於竹簡，所以，劉向、劉歆等人編書時，合數篇為一卷。 據西安灞橋工地的考古發現，西漢時期已出現用麻類纖維製作的紙。《後漢書》上記載，東漢宦官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實用，就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製造的紙，於是書籍比從前輕便而價廉了許多。但直到東漢末年，紙並未普及使用。魏晉時有了松煙墨及凹心硯，文房四寶齊備，於是到了隋唐，藏書機關完全沒有竹木的簡冊，而書籍經典儘是捲軸的了。捲軸就是將書頁卷在木軸上。 敦煌南有鳴沙山，其山麓三界寺旁的莫高窟，有上千個石窟，四壁都是佛像，世稱千佛洞。一九〇〇年，寺中道士在清掃時不小心弄破了牆壁，發現壁內有一藏書室，自漢至五代的書籍碑版及手抄本，貯藏極多，包括漢武帝時木簡漆書，唐懿宗時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寫本，是現存的至為寶貴的古書原物。 一九〇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聽說，前往收買，運回歐洲，現藏於倫敦博物館。法國人伯希和又來搜尋一批，運回巴黎博物館。後經當時政府取締，並收集殘餘保存起來，這才沒有全部流失國外。有人從巴黎、倫敦抄回一些通俗文學，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學零簡》等書。敦煌附近沙漠地帶又發現了漢簡，王國維據此著有《流沙墜簡》等書。此後西北各地又陸續發現古代竹木簡書。 自印刷發明後，手抄本的古書常常作為校正印本錯誤的參照，所以十分寶貴。清乾隆修《四庫全書》，因卷帙浩繁未曾付印，僅抄寫七份，分存七處藏書樓。 刻本以宋版書最為珍貴，但宋版不止一種，其中也有錯漏較多的。其次元刻的書也較被重視，清代武英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一些藏書家專門搜集善本書，因而發生版本之學。 其實版本的正確性是相較而言的，無論什麼版本，經過數千年的傳寫與翻印，錯漏在所難免，不過是有多少不同或錯多錯少的分別而已。現在許多善本書都有影印本發行，已能滿足普通讀者的需要。 校讎學 校讎學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廣義的校讎學，包括校勘學、版本學及目錄學三部分的內容，主要工作是搜集圖書，辨別真偽，考訂誤謬，厘定部次，裝潢保存，即整理書籍的專門事業，有一部分工作和現代的圖書館學比較相像。狹義的校讎學即校勘學，就是比對勘誤書籍文字以求正確，改正古書在傳寫中產生的錯誤，儘可能恢復古書的文字原貌。 劉向《別錄》上說：「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校讎的意義因此而得。梁代以後，校讎稱「校勘」，同一本書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對，比勘其文字、篇章的異同，以正訛誤，主要任務包含訂正誤字、脫字、衍字、疊字、重文、缺字、偏旁、錯簡、顛倒、混淆、妄加、妄刪、誤改、誤讀等十四類。 公認為校讎學的先驅者是劉向、劉歆父子。漢成帝時，派使者陳農到民間搜求遺書，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勘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書，太史令尹咸校勘術數，侍醫李柱國校勘方技。劉向死後，他的兒子劉歆繼承了這項事業，繼續整理群書，最後編定了一部目錄書《七略》。 劉氏父子校書的方法十分嚴謹精密。第一，根據書的不同版本互相對勘，改正錯誤，補充遺漏，刪除重複；第二，沒有篇名、書名的古籍，他們會根據內容給書分篇，加篇名和書名；第三，為每本書撰寫內容提要和書評性質的文字，並敘述學術源流派別等。後來唐朝的陸德明，宋朝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對校讎學都有所貢獻，周、彭校刻《文苑英華》一千卷，方法尤為高明。 清代樸學盛行時，校讎學成為了重要部門，包括考訂文字及事實、輯補佚文等工作。成績卓著的有顧炎武的《九經誤字》，齊召南的《註疏考徵》，阮元的《十三經註疏校刊記》，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等，這些書都是由校書所得的材料編成。此外，以校讎著名的還有戴震、盧文弨、丁傑、顧千里等。 輯佚及辨偽是校讎學最為重要的貢獻。所謂輯佚就是將已經失傳的古書恢復起來的工作，所用方法是從許多別的書裡面將引用的文字一點一滴地摘抄出來，再加以整理編輯，這樣輯成的本子雖然不能和原書完全符合，但至少可恢復原書的一部分。從事輯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朝的王應麟、陶宗儀，清朝的馬國翰、黃奭、洪頤煊等。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經部四百五十三種，史部八種，子部一百七十三種。黃奭的《逸書考》（也稱《漢學堂叢書》），經解一百一十二種，緯書七十二種，子史八十四種，又《通德堂經解》十七種。洪頤煊的《經典集林》，內佚書三十六種。嚴可均輯刻《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輯佚書對於清末今文學派的興起大有幫助，因為久已失傳的《三家詩》等今文家著作，已有輯佚本。 辨偽是辨別古書中偽托的作品。有些古書全部系後人偽托的，例如《偽古文尚書》；有些古書是經後人摻入了一部分文字進去或修改過的，例如司馬遷在揚雄以前，而《史記》中竟提到揚雄。經部偽書還有《孔安國尚書傳》、《鄭玄孝經注》、《孫奭孟子疏》以及《漢魏叢書》中的《子貢詩傳》等。史部有《越絕書》、《飛燕外傳》、《漢武內傳》等。子部有《吳子》、《文子》、《列子》等。辨偽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實、文字時代性的辨別，其次是別的典籍的旁證，篇章語句的分析等。關於辨偽書的名著，首推清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所提證據達一百二十八條之多。清姚際恆《古今偽書考》，羅列了各種偽書。 章句學 「章」的本義是樂曲的末段，引申開來，凡是文意表達盡了的，都可稱章。「句」的原義是在文字可停頓的地方，用鉤狀記號作個識別。《說文解字》上有「√」、「·」兩字，都是古人點句的符號。所謂章句之學，最初是指給文字分段落、加標點這兩件事。但古書流傳久了，文意不能單憑符號就可以指明。有些在傳寫時甚至把符號省掉，應分行的，為了省地方沒有分，文字的意思就更難弄清楚了，於是又不得不附加說明，因此章句之學的內容，又類似給文字作注釋了。西漢時，除受重視的經書有各家的章句外，法律類書籍也有不同的章句。不過當時的章句之學煩瑣附會，五個字的古文，能作兩三萬字的解釋說明，所以有章句鄙儒的稱號。 傳寫過程中，將古書的章句弄錯的情況很普遍，如將前後文顛倒、遺漏，注釋混入正文等。作註解的也常常將章句弄錯，有的將應屬下文的連在上文，有的把當讀斷的地方連讀下去。例如《論語》：「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字應屬上；《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焉字作「於是」解，應屬下。朱熹注的《大學》、《中庸》，稱「朱熹章句」，原因是他不參照漢代的原本，而只依據自己的理解來重新劃分段落和文句。 標點符號失傳以後的古書，行文上多注意用文字代符號，如用「曰」、「所謂」代引號，用「云云」代省略號。公文中為求規範，用「令開」、「等因」當引號。 版本學 版本學本是校讎學的一部分，每一書搜集眾本，比較其好歹，分別介紹並做評判，就是它的任務。 這門學問萌芽於西漢，當時的劉向父子為校理群書廣集眾本。所依據的，內有來自皇家內廷、秘府的藏書，外有來自太常、太史、博士所藏，和他自己的藏書及某些官員的書等各種不同的本子。他們在根據書籍的不同傳本進行校理、寫為定本的基礎上，又撰寫了揭示原書內容和著者學術思想等方面情況的「敘錄」，這正說明校訂圖書時對各種不同傳本的研究與利用的重要性，也說明對圖書各種本子的研究、辨識與校勘工作、書目工作的關係。 宋朝岳珂刊九經三傳，所根據版本二十三種，由專家反覆參訂，這也是為校讎而研究版本。至無錫尤袤氏《遂初堂書目》創一書兼載數版本的形式，凡講目錄學的也得研究版本了。 到了清代，版本學發展而成專門的學問，名家不少，如黃丕烈、顧廣圻、丁丙、陸心源、莫友芝、葉昌熾、繆荃蓀、葉德輝等。重要書籍有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敘述藏書的掌故；江標所輯的《宋元本行格表》，講版式；錢泰吉《曝書雜記》、莫友芝《宋元舊書經眼錄》、董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陸心源《麗宋樓藏書志》、葉德輝《書林清話》等，講各種書的版本。羅振玉《鳴沙石室秘錄》，則專門講述敦煌石窟的古書版本。 版本學通過廣泛搜集不同版本，可以刊誤糾謬，為校勘提供基礎，避免謬種流傳貽誤後學。它還可以比較優劣，選擇善本以指導閱讀；對於大量的偽作，可以通過版本學的手段加以識別，這不僅有利於學術，且有利於珍本書作為文物的鑑別。另外，對於不同版本圖書的製成情況和發展演變過程的考察分析，還可以探求當時文化的發展情況。所以說，版本學研究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目錄學 目錄學原本是校讎學的一部分，以後才獨立起來。章實齋《校讎通義》認為目錄不過是校讎的結果，沒有獨立成為一科的價值，但圖書編目，包含書籍分類標準、排列等問題，沒有掌握專門的學術源流及修學知識，便無法合理地解決目錄問題以方便學者的參考。 我國目錄學的創始者是劉歆。劉歆繼承父親劉向的事業，將群書分成六類，每類作一說明，然後將書目排列，稱為一略，在六略之外另編一種提要，名叫《輯略》，書的總目稱為《七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參照《七略》的形制，也分成六類，每類作一說明，相當於一篇學術源流考。 這種於書名、卷數、著者的記載之外另加圖書內容說明或提要的體例，成了後世編書目的模板。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光書目提要就有二百卷，每部及每類有總的說明、每書有單本提要。 《漢書·藝文志》對古籍作了系統介紹，是研究國學者的必備參考。有古文家顧實的講疏本可讀。如果要了解漢以後的古書籍，可翻閱《四庫全書書目提要》各類的說明文字，另有《四庫簡明目錄》，更為簡易。國學書太多，經典的寥寥。我們沒有博覽群書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讀目錄提要，是最好的方法。 清末張之洞著《書目答問》，介紹了兩千多種自己認為重要的國學典籍。胡適、梁啓超也曾各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都是給初學者用的。張所列數目眾多，胡、梁相對書目少，胡偏重文學，梁偏重史書。 考證學 考證學的產生，原來是為了解釋古書，包括文字的訓詁，錯誤的更正，及古代史實的推理等。在古書中，以考證經書為主，所以解經的方法很多，如以經證經，以史證經，以子證經，以漢人文賦證經，以《說文解字》證經，以漢碑證經等，因證經而引發子、史群書的研究，考證的範圍就日益擴大了。考證學對於書籍本身的貢獻，就是校讎、輯佚、辨偽等事。 考證學範圍雖大，簡單說來，就是把一大堆摸不著頭緒的片段材料，一點一滴地從多方面下功夫整理。考證學者的讀書方法，總是把許多書互相比較對勘，可以說他們讀書的同時就是校書，他們的著作就是校書的報告，正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說：「獨處一室，覃精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誌，譜諜簿錄，以及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彝器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跡之實也。」專門考證的事業，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做的，但對於專家考證的成果，應當知道如何利用；同時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也可以採用他們的比較讀法。 圖書的分類 我國圖書的分類，在漢代是六分法，隋唐至清朝基本是四分法。劉歆和班固把圖書分為六藝（經傳）、諸子、兵家、詩賦、術數、方技六大類。西晉的苟勖改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目錄學家們認為，圖書分類可以表示學術源流，我們試就六分法變為四分法這一點，來看一看學術變遷大勢。 六分法反映漢代以前的學術情況。六分法的具體分類是：六藝下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九類，這九個小類實際上是漢代人最重視的儒家六經、傳記和有助理解經典文字的學問；諸子下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以上九家稱九流）、小說家等十類，是流行於戰國時代的主要學術派別，即所謂「九流十家」。詩賦未分小類；兵家下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等類；術數下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類；方技下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類。 如將六藝和諸子這兩個大類相加起來，共有十九個小類，已占《漢書·藝文志》所有小類總數的一半，可見儒家經典和諸子學說，的確是先秦至漢代學術的核心內容。 隨著後世政治、社會、文化以至學術環境的變遷，六分法逐漸變得不合時宜。在先秦時代，史學著作不甚發達，與史學有關的書籍，在《漢書·藝文志》中被歸入六藝之下的春秋類；漢代以前沒有發展出清晰的文學觀念，包含了「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歌詩」等幾個小類的詩賦類，只是因為要避免六藝下分的詩類書籍數目太多而另立的一個圖書類別。但從西漢末年到魏晉時代的兩百多年間，史學有很大發展，文學創作也日益增多。在漢代以後，在學術上統治者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治上國家大抵處於統一、穩定的局面，這令子書、兵書的數目不增反減。由此，這六分法的體系已經不再適用於漢以後的書籍種類，需要一個全新的圖書分類方法來統括後代圖書。 根據史書記載，西晉的荀勖在三國魏人鄭默所著的《魏中經簿》的基礎上，編成《中經新簿》，將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大類，其中甲部包括六藝、小學，乙部包括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丙部包括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包括詩賦、圖贊、汲冢書。這種四部分類法，影響了其後各朝各代的圖書分類，《隋書·經籍志》也分四部，並確定經、史、子、集的名稱。清代編修的《四庫全書》，即採用經史子集四部法，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類。因而在中國書籍史上，四分法占有特殊地位。 原來的六藝類分成了經、史兩大類。大概因為尊重六藝為經，又有許多經師作註疏，六藝就改稱為經部，仍居首位；又因史書逐漸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後面，於是就另闢了史部。原來的兵家、術數、方技都併入子部，原來的詩賦類改稱集部，內容包括古文、駢文、詞曲之類。四部之中，子部包含了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應用技術等科目，但子部的書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某種意義上，這反映了中國學術的倒退。另外，《四庫全書凡例》說：「以闡聖學明王道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反映了編目者主觀上有著輕視儒家以外各家學術的心理，所以科學、藝術都沒有獨立作為一部，甚至取消了墨家、名家等類，一併歸入雜家。 近代的五四運動前後，輸入了歐美各國的圖書分類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杜威完全用號碼代替部類的「十進分類法」：0總類、1哲學、2宗教、3社會科學、4語文、5自然科學、6應用技術、7藝術、8文學、 9史地。 這些大類之下再分小類，小類之下再分類的話，則將號碼增加位數，通常為三位，除類碼外，還有著者號碼附在下面。圖書插架時按號碼排列，尋找起來就不困難。這一時期，圖書出版家王雲五發起中外圖書統一編目，過去經、史、子、集的分類被打破，各種舊書都按照性質歸入新的類屬。例如經部的易經、四書歸入哲學；詩經歸入文學；三禮、尚書、春秋都歸入史地；小學歸入語文。子部中的藝術，歸入藝術類；術數、釋家歸入宗教類；道家一部分入哲學，一部分入宗教；雜家按性質分別歸入哲學等類；天文、算法歸入自然科學；法家、兵家歸入社會科學；醫家、農家，歸入應用技術。而子部中的類書及史部中的目錄，歸入總類。子部中的小說及集部諸書歸入文學。這一目錄編制法，糾正了過去將國學與現代學術對立的觀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版了《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首先將所有圖書總分為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部類，進而分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綜合性圖書五個基本部類。然後在五個基本部類的基礎上編制二十二大類：A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B哲學，C社會科學總論，D政治，E軍事，F經濟，G文化、科學、教育、體育，H語言、文字，I文學，J藝術，K歷史、地理，N自然科學總論，O 數理科學和化學，P天文學、地球科學，Q 生物科學，R醫藥、衛生，S農業、林業，T工業技術，U交通運輸，V航空、宇宙飛行，X環境科學，Z綜合性圖書。大類下再分小類，共約四萬個類目。 類書及叢書 類書是和辭典相類似的工具書，編制方法是把各種學術的材料匯集到一本書中，按性質分門別類，或按照標題文字的筆畫或聲韻，依次排列，以便檢查。過去有若干失傳的書，幸而有類書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星片段的內容，因此有一些類書更增加了它們的重要性。宋以前類書流傳後世而可考見的古籍佚文大體有三種。第一，《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第二，《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奉敕撰。第三，《太平御覽》一千卷，分五十五門，宋李昉等奉敕撰，成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引秦漢以來的書籍，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這些書到清朝還能得見的不到十分之二。 明成祖時敕修的《永樂大典》是清《四庫全書》的藍本—《四庫全書》另一部分的來源是抄錄或購買民間藏書，從其體例看，也是類書，它將每種書全文割裂，分韻排列，例如《易經》先列「蒙」卦，《詩經》先列「大東」篇，《周禮》先列「冬官」為首，其中所採用的古書善本，有些到後世也不傳的。清康熙時所編《古今圖書集成》也是類書體裁，所引用的古書，因為受到類目的限制，很多都不是全文記載。同時期敕撰的《佩文韻府》，是分韻排列的類書。 叢書是將多種書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書全文貫串，不加割裂、顛倒及刪削，便於閱讀。這跟用來方便檢索的類書不同。叢書也有保存古書的作用，因為有些書內容少，單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編入叢書，才易於流傳。唐宋人所謂的叢書，實際上多是文集或筆記，只有宋代左圭所輯《百川學海》是有名的一部叢書。 一般的叢書，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數叢書，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種叢書，張之洞《書目答問》中舉出五十七部，如《漢魏叢書》、《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玉函山房叢書》、《律逮秘書》、《學海堂經解》、《粵雅堂叢書》、《平津館叢書》等，認為這些叢書保存了有關經史實學的古書，且校刊精當。第二種叢書，張之洞也舉出五十部與考訂經史有關的，如《亭林遺書》、《船山遺書》、《東壁遺書》之類。 中國古籍過去流傳日本而本國反失傳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楊守敬從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為《古逸叢書》。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叢書》，其中都是中國已失傳的書。 就《四庫全書》的體例看，也是一部叢書，不過特別龐大而已，但沒有包括當時全國一切的書，有觸忌諱或認為無用處的書不收或僅存目錄。阮元編有《四庫未收書目》。《四庫全書》總編纂人是紀昀，分編戴震、邵晉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萬六千冊。抄寫員一千五百人，經九年後抄成七部，分存北京（兩部）、奉天、熱河、揚州、鎮江、杭州等處。一九二〇年贈予法國一部，太平軍戰爭時毀去兩部，英法聯軍之戰毀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叢書，是道家諸書的總刻，其中所收，除儒家書《易經》等外，其他周秦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學者多根據《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