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馬克思 · 五、卡爾·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

（政治經濟學與哲學） 《1844年手稿》的出版(1)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想提請《思想》雜誌的讀者注意這件大事。 首先，這是著作界和評論界的大事。在這以前，法語讀者只能通過科斯特出版社的譯本（莫里多爾譯，《哲學文集》第六卷）閱讀《1844年手稿》。那是一個漏洞百出、謬誤叢生的節譯本，凡不得不使用那個譯本的人都有切身的體會，它不能真正作為研究的工具。現在，全靠艾·波蒂熱利的幫助，我們有了一個新版本（這是最新的版本，因為波蒂熱利使用了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向他提供的關於解釋和勘誤的最新材料），他的巨大功績是應該予以肯定的。這個版本的特點是譯文嚴謹細密，編排合理（按MEGA原文版編排），並附有注釋。我還要指出它在理論上的可靠（只有在譯者不單是一名翻譯的情況下，即在譯者不僅能吃透作者的原意、而且還熟悉作者生活的觀念環境和歷史環境的條件下，才可能出現一個好的譯本，這個條件今天已經具備了），這一點十分重要。 其次，這在理論界也是件大事。我們面對的這部著作，在三十年來攻擊和保衛馬克思的論戰中，曾經起過頭等重要的作用。波蒂熱利清楚地說明了這場大論戰中論敵雙方的陣營。這部重要著作之所以風靡一時，開始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人（最早的出版人蘭茨胡特和邁耶爾）的捧場，接著是由於唯靈論、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哲學家的捧場；但是，正如人們所能想像的，這些人的思想出發點同認識馬克思，甚至同簡單地了解馬克思的思想形成過程，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他們看來，這部經濟學哲學手稿使人們可以從倫理學、人本學（二者是一回事）的觀點，乃至從宗教的觀點來解釋馬克思的思想。他們認為，如果用今天的觀點來「客觀」地評價《資本論》，這部著作無非是對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一種直觀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而《1844年手稿》，特別是其中異化、人道主義、人的社會本質等概念，則是這種直觀的主要哲學表述。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很晚才開始作出反應，而且他們的反應往往與他們的恐懼和急躁成正比：他們往往喜歡全盤地肯定馬克思，並接過他們論敵的論點去為《資本論》辯護，從而過分地抬高了《1844年手稿》的理論地位。關於這個問題，波蒂熱利提出了一些出色的見解（第9頁，第39頁）。他要求確定一個全新的和嚴格的研究方法，一個不同於簡單地把前後概念進行比較的研究方法（第10頁），而這個要求是任何嚴肅的評論家所不能迴避的。既然《1844年手稿》成了戰鬥的論據、爭執的口實和防守的堡壘，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用確有把握的方法去加以論證：即把手稿當作馬克思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看待，它同思想發展的其他各階段一樣，雖然預示著未來的發展，但也確定了一個不可變更的、獨特的現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波蒂熱利這個無懈可擊的譯本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研究對象，它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具有雙重的理論意義，因為它不僅關係到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轉變，而且它還給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一個運用和驗證其方法的最好機會。 最後，我還要指出，譯文前面有一篇介紹歷史和理論背景的重要前言，它不僅使我們能立即抓住主要問題，並且闡明了這些問題的地位和意義。 與馬克思早先的著作相比較，《1844年手稿》有什麼特點呢？它有什麼真正的新東西呢？問題的答案在於以下的事實：《手稿》是馬克思接觸了政治經濟學的結果。固然，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他「不得不」就經濟問題發表意見，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早在1842年，關於盜竊林木的問題就涉及到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全部情況；又如，同樣在1842年，關於書報檢查令和出版自由的文章涉及到「工業」的現實，等等）。不過，以前他所接觸的經濟學，只是由政治辯論而涉及到的一些經濟問題。總之，他並沒有直接觸及政治經濟學，而只是接觸到某種經濟政策的某些後果或導致社會衝突的某些經濟條件（《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到了1844年，馬克思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本身。恩格斯對英國的「天才的描述」為馬克思開闢了道路。和恩格斯一樣，馬克思不得不在政治範圍之外去尋找在政治範圍內不可解決的衝突的理由，這就促使他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如果不看到這是馬克思同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接觸，《手稿》就很難被理解了。在這方面，馬克思在巴黎的那段時間（1844年2月至5月）是個關鍵，他那時著重研究了古典經濟學家（薩伊、斯卡爾培克、斯密、李嘉圖），作了大量的筆記，這在《手稿》里可以找到痕跡（《手稿》的第一部分有大段大段的引文）。他這樣做似乎是為了要確認一項事實，但是，就在他確認這一事實的同時，他發現這個事實竟沒有任何根據，至少在他閱讀的那些經濟學家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根據，他發現這一事實竟是懸空的，它沒有自己的本原。因此，馬克思同政治經濟學的接觸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經濟學的根據。 馬克思何以得出了政治經濟學缺乏根據的信念呢？這是因為馬克思研究了為政治經濟學所承認、記錄、接受甚至加以美化的矛盾，特別是研究了勞動者日益貧困化與現代世界中出現少數人暴富（政治經濟學對此表示慶賀）相對立這個主要矛盾。這就恰好打中了這門論據貧乏但又一味樂觀的科學的要害和弱點。這是政治經濟學的恥辱，而馬克思正是要通過給政治經濟學提供它所缺乏的本原來洗雪這個恥辱，這個本原將既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澄清又是對它的判決。 這裡，《手稿》露出了它的另一個面目：哲學。波蒂熱利正確地指出，馬克思同政治經濟學的這一接觸也是哲學同政治經濟學的一次接觸。當然，這不是隨便什麼哲學，而是馬克思通過他的全部實踐經驗和理論經驗所建立的哲學（波蒂熱利敘述了這一哲學的主要階段：開始是唯心主義，這種唯心主義比較接近康德和費希特，而不十分接近黑格爾；接著是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是經過同政治經濟學的這次接觸而得到了修改、糾正和擴展的哲學。但總的說來，這種哲學依舊帶有費爾巴哈總問題的深刻烙印（波蒂熱利，第39頁），並且始終為是否從費爾巴哈倒退到黑格爾那裡去而猶豫不決。正是這一哲學從一個關鍵的概念出發，即從異化勞動的概念出發，思考了政治經濟學的矛盾，並通過這一矛盾思考了整個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範疇，從而解決了政治經濟學的矛盾。我們在這裡才真正處於問題的中心，並且很容易受從唯心主義到輕率的唯物主義的各種誘惑……因為，乍看起來，我們是站在熟悉的土地上，我想說的是，在這塊土地上，我們可以看到私有制、資本、貨幣、分工、勞動者的異化、勞動者的解放，以及勞動者的未來——人道主義等許多熟悉的概念。我們在《資本論》里將可以找到所有這些範疇，或幾乎所有這些範疇；因此，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資本論》的先聲，《資本論》的草稿，或《資本論》的草圖。這幅草圖雖然已初具規模，但畢竟還沒有完全畫好。油畫家們就有這樣的畫作；由於它們是在靈感奔放時的神來之筆，它們往往比完成了的作品更加宏偉。《手稿》的引人入勝，它的不可抗拒的邏輯（波蒂熱利正確地談到了《手稿》「嚴謹的推理」和「不可動搖的邏輯」），它的嚴肅可靠的辯證法，都有這種宏偉的氣勢。不過，我們在《手稿》中也還看到信念的存在，看到邏輯和推理賦予概念的含義，以及這種邏輯和推理本身的含義，即依然是哲學的含義，我這裡所說的哲學是馬克思後來予以徹底否定的那種意義上的哲學。因為對任何嚴格的推理和任何辯證法說來，它們的價值無非就是它們所服務的和說明的那個含義的價值。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今後還必須進行詳細的研究，並作出逐字逐句的解釋。必須考察異化勞動這個關鍵概念的理論地位和理論作用；研究這一概念的範圍；承認這一概念確實起到了馬克思當時賦予它的作用，即原始基礎的作用；但是，它要起到這個作用就應該具備一個條件，即必須從馬克思關於人的觀點出發去接受這項使命，並且從人的本質中得出我們熟悉的經濟概念的必然性和內容。總之，我們必須在這些必定要改變含義的術語中，發現使它們仍舊受哲學束縛的含義，因為哲學對它們還施加著最後的權威。我不打算隨意提早作出這種推論，但我幾乎要說，在這方面，即在哲學對即將成為絕對獨立的內容的絕對統治方面，離馬克思最遠的馬克思正是離馬克思最近的馬克思，即最接近轉變的那個馬克思。馬克思在同過去決裂以前和為了完成這一決裂，他似乎只能讓哲學去碰運氣，去碰最後一次運氣，他賦予了哲學對它的對立面的絕對統治，使哲學獲得空前的理論勝利，而這一勝利也就是哲學的失敗。 波蒂熱利的前言使我們接觸到這些問題的中心。我認為，波蒂熱利考察異化勞動的理論地位的有關段落寫得最出色，他把《手稿》中的經濟概念同《資本論》中的經濟概念作了比較，並提出了馬克思於1844年所接觸的政治經濟學在當時具有什麼理論性質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他說：「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現象學」（第41頁），我覺得這句話雖然簡單，但它與以下的事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馬克思在這裡原封不動地把政治經濟學接受了下來（第67頁），絲毫沒有觸動政治經濟學各個概念的內容和體系。觸動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是馬克思後來的事情。因為正是經濟學的這種「抽象」才使另一種「抽象」，即哲學的「抽象」成為可能，而哲學的「抽象」則被用來為前一種「抽象」奠定基礎。所以，如果承認了在《手稿》中起作用的那種哲學，我們勢必就回到了我們的起點，即回到馬克思同政治經濟學的那次接觸，同時迫使我們提出以下的問題：馬克思透過這種經濟學所接觸到的究竟是什麼現實？是經濟學本身，還是同經濟學家的理論不可分割的一種經濟意識形態，也就是像上面所說的，是一種「現象學」？ 最後，我還補充一點意見。某些人或許對我的這種解釋感到困惑，但這是因為他們把馬克思思想形成時期的政治立場和理論立場搞混淆了（應該承認，這是我們當代人所難免的，因為他們過去一直不必分清這些不同的作用）。波蒂熱利清楚地認識到了這個困難，並勇敢地迎接了這個困難，他指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標誌著馬克思已經擁護無產階級的事業，擁護共產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業已制訂。」由此可見，對於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我們可以從政治角度和從理論角度去閱讀。例如《論猶太人問題》在政治上是一篇主張為共產主義奮鬥的文章。但同時，這又是一篇「意識形態」色彩十分濃厚的文章。因此，從理論上講，它同馬克思後來的著作是不能相比擬的，只有這些後來的著作才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才說明了1843年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而馬克思參加的這一共產主義運動，早在這些著作產生前，已經獨立地成為真正的運動。何況，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也知道，一個人可以是「共產主義者」，而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了避免受到政治的誘惑而把馬克思的理論立場同他的政治立場混淆起來，或用政治立場為理論立場作辯護，作出這個區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為了作出這個區分，我們立即就面對著波蒂熱利所規定的要求。我們應該設計出「另一種方法」來解釋馬克思思想的形成過程，解釋他思想的各個「時期」、「階段」和「時段」，總之，解釋他的思想演變過程：即要說明這個過程是一種奇異的辯證法，而《手稿》顯然是這種辯證法中間的一個最奇異的插曲。馬克思生前從沒有發表過這些《手稿》；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些《手稿》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在馬克思最後轉變成為馬克思的時候，在他實行既是最後一個又是第一個徹底轉變的時候，他的既是勝利的又是失敗的思想。 1962年12月 【注釋】 (1)該書由艾米爾·波蒂熱利翻譯、撰寫前言和作注，由社會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