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 · 第八章 名父之後有名子

國之強弱，豈不系乎人哉。定遠開西域五十餘國，斷匈奴右臂，絕漢邊患，其功大矣。既歿，而西域又叛，乃有承家之令子出，而繼其賢父之緒。雖功烈不逮，亦足見世澤之綿長，而家庭教育之得力也。勇，字宜僚，侯之少子也，少有父風。元初元年（安帝年號），西域不靖，受命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從此罷都護，西域更無漢吏。敦煌太守曹宗，亦英奇磊落人也。安帝六年（元初六年），宗遣長吏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今哈密南），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車師，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 時安帝年幼，鄧太后當國。得曹宗奏，集公卿會議於朝堂，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 太后特以問勇，勇力言西域不可棄，並言處分之策。漢時雖行獨裁政體，而每有大事，則集朝官天子，與之並坐而議之，得多數之同意，然後決行。設有一人力持己見，則交眾人難之，逐條辯駁，而其理不屈，則必其人有獨見之明。天子乃屈眾人之議服從一人之言。其法至善也。今太后見勇持異議，乃修行舊例，而使大臣難之，以定可否。 尚書難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 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之外縣，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 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以勇為軍司馬，故稱之為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奸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同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絕望。絕望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警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 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察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同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埶（同勢）歸北屬，夷虜併力，以寇並凉（今甘肅陝西諸邊地），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鄧太后以班勇之議是。乃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安帝十七年），復以勇為西域長吏，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今西州縣），如定遠故事。西域遂服。勇更發西域兵，進擊匈奴後部王軍就，大破之，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於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 此時西域諸國，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金城、敦煌、張掖、酒泉，是為漢時河西四郡）。勇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立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焉耆關名），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免官下獄，卒於家。以勇之才可以繼定遠之功，而為同輩所賣，齎志以終豈不惜哉！ 【批評】 兩漢時每逢國家大事，則集大臣會議，此猶今日本之御前會議也。雖雲專制，實有庶政公諸輿論之意。今所傳桓寬《鹽鐵論》，即當時答難之辭。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重專門也。國家有難事，亦問諸世官。定遠以老於西域聞，既卒，則問諸其子，國家以忠厚待人而終食其報。此皆古人良法美意之所當學步處。 張朗與勇相約合兵攻焉耆，朗不俟期而先發，勝則己據其全功，敗亦得卸過於勇。其自為謀則巧矣，而良心則不可問。勇為所賣，不能自明，非怯也，以為同是努力為國，期於有成而已。朗既成功，己之功罪，何必過較。定遠聞李邑之言，痛自刻責，絕不與辯，事白之後，以德報怨，盡釋前嫌。勇之度量，亦庶幾焉。朗之賣友自全，功不補過，當時非之，後世薄之，小人枉自為小人，亦何益哉？ 一國的強弱，與人才有很大的關係。班超征服西域五十多個國家，切斷了匈奴的右臂，杜絕了漢廷的邊患，他的功勞，真是大極了。但是他死後，西域又叛亂，幸而他的兒子，能夠繼承他的遺志，雖然功績不及父親，也可以算得一位人材了，足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班勇，字宜僚，是班超的小兒子，小時侯便有父親的風度。元初元年（安帝年號），西域又不安定，他受命為軍司馬，同他的哥哥班雄一起去往敦煌，迎接都護及駐西域的兵士回國。朝廷從此便把西域都護一職裁撤了，西域不再有漢朝的官吏。敦煌太守曹宗，也是一個英奇的人物。元初六年，他派遣長史索班，帶領千餘人屯紮在伊吾（現在哈密之南），車師前王和鄯善王都來投降。幾個月後，北單于和車師後部聯合攻打索班，把索班打死了。他們又進攻車師，侵略天山北路。鄯善王急忙向曹宗求救，曹宗奏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的恥辱，於是漢朝又拿下了西域。 那時安帝年幼，鄧太后掌管政權。收到曹宗的奏報，鄧太后召集公卿在朝堂上開會，公卿多數主張關閉玉門關，放棄西域。太后特意問班勇，班勇堅決主張不可放棄西域，並且陳述應對西域的策略。漢朝那時候雖然行獨裁政體，但是遇著國家大事，便召集大臣和天子一起坐著討論，得到多數人的同意，然後才決定執行。假使有一個人極力堅持自己的意見，便教眾人和他辯難，逐條辯駁，若是那人的理由充足，不為他人所屈服，那麼那人必有獨見之明，天子便拋棄眾人的意見獨聽他一人的主張。這個方法是非常好的。當時鄧太后看見班勇獨持異議，便照舊例，使各大臣跟他辯論，來確定能否實行。 尚書提出難題：「現在設立副校尉，有什麼方便？又設置長史駐紮樓蘭，有什麼利害關係？」 班勇回答說：「以前永平末年的時候，國家開始開通西域。最初派中郎將駐守敦煌，後來又在車師設副校尉。這樣既可以約束胡人，又可以禁止漢人的侵擾，所以外國人有歸向漢朝之心，匈奴也畏懼漢朝威嚴。現在鄯善王尤還（尤還，是鄯善王的名字）是漢朝的外孫，如果讓匈奴為所欲為，那麼尤還一定會死。他們這些人雖然跟鳥獸差不多，卻也知道趨利避害。如果出兵駐在樓蘭，足夠讓他們歸附，我認為這樣對漢朝有利。」 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反駁道：「朝廷從前想拋棄西域，因為西域對中國沒有好處，而經費又供給不足。現在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也不可靠，一旦出現反覆，你能擔保北方匈奴不成邊疆的後患嗎？」 班勇答道：「現在中國設州牧，為的是防止郡縣出現狡猾的盜賊。如果州牧能保證盜賊不出來搗亂，我也願意用腰斬來保證匈奴不成為邊害。如果現在開通西域，那麼匈奴的勢力必然減弱；敵勢減弱了，那麼為害的可能性就縮小了。難道要歸還他們的內臟，接續他們的斷臂嗎？現在設校尉來保衛西域，設長史來招降諸國，如果放棄不管，那麼西域必然失望。希望斷絕後，他們一定向北匈奴投降，邊境各郡一定會受到困害，恐怕河西城門白天又要關上了。現在如果不廣泛宣傳朝廷的大德，而只看到駐紮軍隊要多花幾個錢，如果北匈奴更加強大，難道邊塞會得到長治久安麼？」 太尉屬意毛軫反駁道:「現在如果設置校尉，那麼西域不斷派使者來,要錢要糧將無止境。給他吧，那麼費用難供，不給又違背他們的心愿。一旦被匈奴所迫，當然又來求救，那麼事情就鬧大了。」 班勇答道：「如果讓西域歸附匈奴，使他們感念大漢的恩德，不作侵擾的寇盜也可以。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憑藉西域豐厚的租稅收入，眾多的兵馬力量，將來在邊陲搗亂起來，這等於讓敵人富足，增添強敵的勢力啊。設校尉的目的，無非是宣傳漢朝的威德，維繫各國歸附內地的心愿，使匈奴的侵略野心有所收斂，而沒有耗費國家財力的憂慮。何況西域的人要求不高，他們歸降，不過要點糧食罷了。現在如果一概拒絕，他們一定依附北虜，聯合起來進犯并州、涼州，那麼中國的耗費決不止千億而已。所以還是設置為好。」 於是辯論到最後，鄧太后採納了班勇的主張。朝廷便在敦煌郡駐營兵三百人，設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這樣，雖然仍舊控制西域局勢，但沒有出兵駐紮在他們境內。後來匈奴果然幾次和車師國共同侵略邊境，河西一帶，大受其害。延光二年夏（安帝十七年），朝廷又任命班勇為西域長史，帶領五百兵士，出屯柳中（今西州縣）。班勇便徵調西域的軍隊，進攻匈奴後部王軍就，大敗軍就，俘虜軍就及匈奴的使者，在索班死難的地方斬首，以報前次的恥辱。 這時西域各國，只有焉耆王元孟還沒有投降。班勇奏請出兵攻他，於是朝廷派遣敦煌太守張朗率領河西四郡的兵力三千人交給班勇指揮（金城、敦煌、張掖、酒泉，是漢時河西四郡）。班勇又徵調各國的兵四萬餘人，分為兩路進攻。班勇從南道，張朗從北道，約定日期齊到焉耆。張朗因為先前有罪，想趁這機會，立功贖罪，便提前趕到爵離關（焉耆的關名），派遣司馬領兵進戰，殺敵二千餘人。焉耆王元孟很害怕，派遣使者前來求降。張朗便直入焉耆，受降而回，他先前的罪，便因此抵消，免受誅殺。可是班勇因為落後，便被免去官職，還被送進監獄，後來病死家中。像班勇這樣的才智，本可以像他父親一樣立功域外，不幸為同事所賣，壯志未伸而終，多麼可惜啊！ 【評論】 兩漢時期朝廷每次遇到國家大事，就召集群臣商議，這就像今天日本的御前會議。雖然說是專制國家，但實際上讓各種政務處於群眾輿論監督之下。流傳下來的桓寬的《鹽鐵論》，就是根據那個時候的辯論整理的。古代的大夫不歷經三代，不能服他的藥，就是重在專門研究上。國家遇到難事，也要問各位官員。班超因為在西域時間長而著名，他死後，朝廷就問他的兒子，國家對待人才寬厚，最終收到回報。這些都是古人值得我們學習的好方法。 張朗跟班勇約定聯兵進攻焉耆，張朗沒有等班勇就先出發，如果打了勝仗自己就可以占據全部功勞，如果失敗了還可以把過錯推到班勇身上。他為自己算計得可以說是精巧了，卻沒有問問自己的良心。班勇被他出賣，沒有為自己辯解，不是因為怯懦，而是認為一起為國家效力，就是希望有所成就。張朗既然已經成功，自己得到的是功勞還是罪過，又何必計較呢？當初班超聽到李邑的話，沉痛地自責，卻不辯解。事情清楚以後，不記恨李邑，反而對他很優待，把以前的事情都放下。班勇的度量，也跟班超差不多啊。張朗出賣朋友保全自己，功勞不足以補全過失，當時受到人們的非議，後世受到人們的輕視，白白地做了小人，有什麼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