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悟 · 二十四

這下我開始害怕了。我遊蕩著的小路前方，有些人在街上來來往往，我懷疑其中幾個正蓄謀搶劫我餘下的兩三百美金——霧氣很重，除了載滿男人的汽車的輪胎猛然發出的嘎吱聲，現在沒有姑娘了——我生起氣來，向一位明顯年長的印刷工走去，他正趕著回家，剛下了班或是下了牌局，可能是我父親的鬼魂，因為那天晚上我終於到了布列塔尼，我父親肯定會從天上看著我，他和他的兄弟叔伯、還有他們的父親都渴望著來，只有可憐的小讓最後成行，可憐的小讓，他的瑞士軍刀放在行李箱裡，行李箱被鎖在隔了二十英里沼澤地的機場——他，可憐的小讓，眼下不是受到布列塔尼人的威脅，不是像那些馬上比武大賽的早上，我猜那些彩旗和拋頭露面的女人讓打鬥成了件光彩的事；而是在阿帕切的小路上，受到華萊士·比里[1]的咕噥聲威脅，當然要比這更糟，薄薄的鬍子，薄薄的刀鋒，或是一把小小的鍍鎳的槍——請不要上絞刑，我穿著盔甲，我的德意志帝國圖案的盔甲——就這件事開開玩笑是多麼容易呢，當我隔了四千五百英里寫著這些話，安安全全地待在佛羅里達的家中，門上了鎖，治安官為鎮子盡著力，這個鎮子雖然同樣糟糕，甚至更糟，但霧沒那麼濃，夜沒那麼黑…… 我不斷地往後看，一邊問印刷工：「警察在哪兒？」 他急匆匆地走過我身邊，想著這不過是要搶劫他的開場白。 在暹羅路，我問一個年輕人：「Ou sont les gendarmes，leurs offices（警察在哪兒，他們的辦公室）？」 「你不要出租車嗎？」（用法語說的。） 「到哪兒去？沒有旅館嗎？」 「警察局沿著暹羅路走，然後左拐，你就看得到了。」 「謝謝，先生。」 我沿街走去，確信他給我指的路是又一條行不通的路，因為他和小流氓們是一夥的，我往左拐，朝後看，一切突然變得極其安靜，然後我看到了一座樓房在濃霧中透出朦朧的燈光，樓房的背後，我猜是警察局。 我靜聽。四下沒有一點聲響。沒有嘎吱作響的輪胎，沒有咕咕噥噥的聲音，沒有突然發作的大笑。 難道我神經錯亂了？和大瑟爾樹林子裡的那隻浣熊一樣地發瘋，或是那兒的磯鷂，或是任何一種鷹鷲，天上的流浪者，或是六十六號公路遛遛的大象熘熘的茄子溜溜須拍拍馬的，還有其他更多。 我直接走進了警察局，從胸口袋裡取出我的綠色美國護照，遞給前台的警官，告訴他我不能沒有一間房間整個晚上在街上逛等等，有付一間房間的錢等等，行李箱被鎖住了等等，錯過了我的飛機等等，我是個遊客等等，還有我害怕了。 他聽懂了。 他的上司走出來，我想是副隊長，他們打了幾個電話，從前面開了輛車出來，我塞給前台警官五十法郎，說：「非常感謝。」 他搖搖頭。 這是我口袋裡剩下的三張票子中的一張（五十法郎值十美金），我把手伸到口袋裡去的時候，我以為可能是那張五法郎的紙幣，或是十法郎，不管怎樣，那張五十法郎出來了，就像你隨便抽了一張牌，想到我企圖賄賂他們，我覺得挺羞愧的，那只不過是小費——但是你不應給法國的警察「小費」。 事實上，這是共和軍在護衛一個旺代布列塔尼人的後裔，他沒有隱退的暗門被抓住了。 就像我應當把法蘭西聖路易大教堂里得的二十生丁放入捐款箱、體現真正的博愛的精華一樣，我其實可以在出去的時候讓錢落在警察局的地板上，但是這樣的念頭怎麼可能自動進入像我這樣一個狡詐卑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腦袋？ 或者，要是念頭進了我的腦袋，他們會不會大聲嚷嚷行賄了？ 不會，——法國的警察自有他們的一套。 * * * [1] Wallace Beery（1885—1949），美國演員，憑藉電影《舐犢情深》（The Champ）獲第五屆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