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 · 成功背後[81]

我少年即開始寫作，但那時對文學只有籠統印象：我父母在聖雷莫研究的是異國植物移栽、花卉、果樹栽培及繁殖。在我們家走動的都是農業及農學方面的科學或技術人員。我父母二人個性極為鮮明，我父親代表實踐的生命力，我母親是嚴謹學者，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中都是佼佼者，這一點使我始終對他們敬畏有加，同時形成一種心理障礙，為此我沒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半點東西，至今引為憾事。所以說我多借兒童畫報、收音機播放的喜劇和電影院解悶：總之，我培養出一種對幻想世界的敏感能力，如果環境在這方面能予以刺激，或我懂得更早加以利用的話，原可發展為文學誌趣。或許我應該早點發現我的志向，與世界建立較良好的關係，可是我稍嫌慢了一點，尤其是認識我自己。 兩次大戰間的聖雷莫跟義大利社會平均比起來，算是挺反常的一個城市：那個時候聖雷莫外國人很多，從小我感受到的是這種世界一家的氣氛：此外它是道地的鄉間，與那些年的義大利文化圈天各一方（不過即便最活躍的地區那幾年也很封閉）。總而言之，我與文學的初步接觸來自學校。 我小學和初中成績平平，只有義大利文，這門學科我讀來輕而易舉，加上學校要求嚴格。當然，從學校我本可以學到更多東西，如果我清楚認識我自己，預知我的一生，這句話誰都會說。文學對我的吸引力最大，當年我分辨不出。這原意味著大學註冊文學系，可是我對那個系的認識只限於選擇它的人將來要當高中老師，激不起我一點興趣。挺吸引我的是那個模稜兩可的「新聞工作」，可是當年的報紙又全對法西斯政權唯唯諾諾（或許事實不如我想像中那樣，因為外面發生的事我並不完全知道）：我就先天個性及後天環境來說都不屬於法西斯，但這並不能排除我趨炎附勢變成法西斯的可能，即便如此，我還是得先克服我的本性，反正我對自己實在莫可奈何就對了。 我之所以巨細靡遺描述那份猶豫，是因為我認為我的志向的猶豫不決、踟躕在後來也有影響，我的意思是說我從未下決心要「當作家」。如果當年我決定提筆寫作，用文學形式表達我自己，我知道我一定會讓這項伺機而動的活動依附在別的東西上，一個或許在他人眼中或我父母眼中看來有用、實際、穩定的專業上。 以至中學畢業後我做了一個看起來，或許確實如此，討好家裡的選擇，我註冊了都靈大學農學系，而我父親直到幾年前還在那裡開有「熱帶植物栽種」及「樹木栽植學」兩門課（那時候他已經退休了）。我的想法是，對我來說寫作是讓我得以接觸事實、環遊全世界，就像讓我父親在中美洲待上近二十年，歷經過墨西哥革命的一門「嚴肅」專業外的次要活動。 希望與家族傳統重新契合的努力並未奏效，不過說實在的主意並不壞：我若能堅守在務實專業之餘書寫生活經驗的決心，時機一到我還是會變成作家，而且收穫更多。 光復後的新氣象引導我走向報紙和文學。於是我放棄農學系改念文學，不過老實說我不常上課，因為太急於投入文化及政治生活了。正是那個階段，在我的眾多可能性中一個新的因素—政治—起了決定性作用，且在我生命中占優勢地位達十多年之久。外界情勢大幅改變，但我內心想法未變，我還是不確定我的志向及成為作家的可能，試著把這個志趣當作次目錄排在是為責任的總體及主導目錄之下：加入讓義大利由戰後及獨裁廢墟中站起來的革新行列。 抗戰期間，因為是游擊隊員，得以與共產黨人有所接觸，光復後，意共在我看來又是完成眼前任務最務實最有效率的組織。我沒有任何理論基礎。在法西斯政權治下，我唯一清楚的念頭是對其專制及宣傳的厭惡：我念了一些克羅齊和德·魯傑洛的書，一度自認為是自由派。另一方面我的家庭傳統向來是人道社會主義，更早則信奉馬志尼。戰爭的慘狀，思考國際問題以服務大眾社會，反法西斯運動中意共扮演的角色諸此種種都促使我入黨，成為共產黨員。光復後建設基層民主架構的實務活動，為君主立憲四處奔走已經把我掏空，那個時候深入討論意識形態問題，或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品，可能在我看來是浪費時間。 與這段基層黨員生涯同一時間（直到一九四七年我主要活動範圍都在所居的鄉間），我開始為黨報寫稿：寫調查報導、評論、小說，先跟熱那亞的《統一報》合作，之後轉與都靈合作（《統一報》當年有四個版本，獨立運作）。跟都靈版的關係最為密切，我後來定居都靈，有一段時間（一九四八到四九年間）還擔任過文化版編輯。即便後來，最艱辛的五十年代，偶爾《統一報》還會派我到各工廠去採訪暴動、工人占廠、危難時刻。所以我目睹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工人占領菲亞特車廠，鎮壓工會勢力及維切利農田罷工等事件。 我的新聞工作與少年時的想像相去甚遠。得做一些就新聞從業人員角度看是不入流的新手在做的事情，例如：每次有會議或抗議活動時就要「渲染」一下。是各報當時，且直到今天在一定範圍繼續維持的習慣，只是今天比較公允，而那個年代與其說是新聞工作，不如說是惡質文學。我記得剛進《統一報》時，「渲染」工作落到我的好友兼良師，詩人阿馮索·卡托頭上，他倒也有辦法自得其樂，打個比方：邊寫邊看義大利自行車大賽。 不過政治新聞記者這一段畢竟是我新手生涯的次要部分。一九四五年我開始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旁邊打轉。我那時候還住在聖雷莫，常去米蘭找維多里尼及《綜合科技》的朋友：在都靈，脾氣古怪的帕維塞在註定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立刻接納了我，他的友誼對我實在彌足珍貴。是決定性的還有我跟朱利歐·埃伊納烏迪長達四十年的友誼，我們四五年年底在米蘭相識，他要我隨即走馬上任。當時朱利歐認為我具備行動、組織能力、經濟頭腦，總之，屬於他期望能培養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而且朱利歐天生有讓別人做出他們自己都不曉得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的才能。 早在對我而言有如重生的光復後那段時間，我已經幫埃伊納烏迪打一些零工，主要是寫廣告詞，分送各地方報預告新書出版的文章，安排外文書或義大利手稿的看稿進度。就在那時，我理解到能在出版社，一家前衛的出版社，在政治理念不同時有爭執、但全是好朋友的人群中工作，夫復何求。我告訴我自己：我有一份熱愛的工作，跟我喜歡的人在一起，當不當作家不重要。我一直在務實專業和文學之間尋找的平衡，在離文學不遠又並不是文學的那一點上找到了，就像埃伊納烏迪出版社，也出文學類書，但首重歷史、政治、經濟、科學，讓我覺得身處多彩世界的中心。 在米蘭和都靈猶豫了一段時間後，我定居都靈，變成朱利歐·埃伊納烏迪及其他跟朱利歐一起工作，比我年長者的好友及夥伴：有切薩雷·帕維塞、娜塔莉亞·金芝柏、菲利契·巴博、馬西莫·米拉、法朗克·文圖理、保羅·瑟里尼，以及全義大利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出版社工作的人，當然還有跟我一樣，開始為該出版社效力的新生代。 就這樣，我一生中做了十五年出版社編輯，期間我花在別人書上的時間要遠超過自己的書。我成功地在我和我的寫作志趣之間隔上一道屏障，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我占盡優勢。 我的第一本書《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九四七年出版，是一本以游擊戰經驗為題材的小說。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第一部作品來說，在當時可以算是很成功：短短時間內賣出了三千本，隨即又加印了兩千。那個時候義大利文學作品根本沒人看，但埃伊納烏迪對我的書有信心且極力促銷。他還分送書店一張有我走路時手插在口袋裡的照片的海報，這在當時可是創舉。總而言之，我旋即取得「成功」，可是對此沒什麼概念，因為沒有人用這些字眼看事情，沒有這類術語。再說基於個性，我本不是一個會得意忘形的人：第一本書我寫完了，還教人看得下去，誰知道我寫不寫得出第二本。我仍然認定真正的作家是別人，我呢，天知道。 第二本小說我果然寫了好幾年都不成，帶給朋友看的試驗結果大家都不滿意。一九四九年我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跟所有短篇小說集一樣，印刷量有限，一千五百本。剛夠批評家及當時注意義大利文壇新人的小眾的需要。 我頭幾本書即獲一致好評，其中不乏權威人士青睞，可以說我是一帆風順。只是我雖然不用打卡，但整天待在辦公室里，想寫作得請假，假單倒是不至於被駁回，這已經萬幸了。 奠定我突出形象的作品是《分成兩半的子爵》，一本百來頁，維多里尼於一九五一年排在實驗類叢書「籌碼」出版的一本中篇小說，印刷量幾乎僅限「同仁」，評論界反應良好，連艾密利歐·契科，我們文學界當時的教主也談及。自此我的文學道路明確，可以稱之為奇幻文學，與我朝不同方向寫成的，我們說比較寫實的其他作品交替出現。 一九五七年《樹上的男爵》出版，緊接著（還是之前，我不記得了）出了《義大利童話》，是出版社委託下完成的一大工程。一九五八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收錄所有截至當時為止我所寫的短篇，總之，我已具備出版一本書名就叫《短篇小說集》的資格了。 我終於可以說自己是個「專職」作家了嗎？距我出版第一本書已經十年了，其間規律地持續出書，十年，我認為是考驗一個作家站不站得住腳的必要時間。至此，「我是或不是作家」的問題不再存在，因為其他人已經為我冠上這個頭銜了。還有作者版稅，儘管尚不足以維生，但開始成為我微薄收入中的可觀項目，甚至能夠在四十歲左右辭掉出版社的全職工作，僅繼續擔任顧問一職。 為阻止自己將寫作視為首要工作，當初在我身邊築起的屏障正在崩塌中。我說過我對編輯工作仍感興趣，但參與方式較為獨立自主：政治方面亦然：不是說我對政治不再關心，只是慢慢地，我終於（遲做總比不做好）能以自主的判斷與意識形態思考模式及黨的集體制約相抗衡。經過一九五六年的爭執、辯論後，一九五七年我以一封公開信宣布退黨。 我入黨之初，是義大利的政治鬥爭將我與黨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其實我始終對「蘇聯模式」及「人民民主」走上的路線等所有一個共產黨員不應提出異議「以免落入敵人陷阱」的議題有所質疑。當期待已久的辯論在莫斯科展開，華沙和布達佩斯揭竿而起，我是那些相信揭露事實真相時刻已到的人其中之一，我試著跟朋友們投入席捲了國際間左派，包括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那場辯戰。我可不願再看到新的冰河期。 那是一次沒有留下傷口的斷裂，因為發生在義大利左派大整合期間，每個人當時一心只想確認自己的信仰，找到更明確的身份。至於我在這場變動中的身份問題，此刻我還整理不出頭緒來：或許直到那個時節我才開始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之前，當我還是黨員時，著重的是眼前問題，然後順帶關心一下整體問題。就在那時候，在對官方共產主義的批判中，我看見自稱為「改革派」和「左派」立場的成形，是義大利及全世界社會衝突加劇的徵兆。當時，我未向任何一邊靠攏：改革主張在我看來傾向於關心參與政治事務及行政等必要，但我個人沒有興趣的瑣碎實務（所以，安東尼奧·焦利蒂脫離意共及早期幾次創新的文化活動我曾跟隨他左右以外，我並未跟他到社會黨去）：至於走強硬或革命路線（工運分子或親第三世界人士等等），雖然我認出其中的理想張力，但是我反教條、反漠視、反信仰主義、反災變說、反「越糟越好」的異議原則，使我甚至與我在學識上敬佩有加的朋友之間也劃上清楚界限。 於是在義大利左派這片天然棲息地中，我發現自己處在孤立狀態，政治上的「無家可歸」隨著時間成為定局，且使我在聽到膨脹話語及言談時默不作聲的本性變本加厲。 相反地，我更堅定了我長久以來的信念：重要的是由實際層面多樣發展，由勞動生產結果、執行上的技術形式、經驗、認識、道德，透過實務工作釐清的價值看到的一個文明的全面性。一言以蔽之，我的理想一直是參與建設符合現代義大利需要的一個文化環境，讓文學儲備革新力量並保有最深刻的理性。以此為基礎，我重申並堅實我與維多里尼的友誼，我們合辦了《樣書》，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間一年出版兩本，留意或預告義大利文學理論或實務方面的變革。 維多里尼終其一生，都在役使自己的作品為尋找義大利文化及屬於整體文化藍圖的文學之基本原則而戰：為這場戰役他犧牲了自己的創作活動，該寫而未寫的書。他是一個對一點一滴累積擁抱的理念堅信不移且戰鬥力旺盛的人，這一點正為我所欠缺，所以一九六六年維多里尼死後，這類活動與我從此無緣。然而這位作家如此與眾不同的強制性道德於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於我每寫一本書都得辯明說這本書確能在更開闊的涵構中負起新的文化任務。 於是我再一次找到讓寫作寄生於某樣別的東西的方法，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當代文化背景中有其革新意義，最好從未嘗試過，呈現文學表達的可能發展。多希望我是那些清楚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而且藉助自己的作品一生汲汲於此的作家。我希望，但我不是：我與理念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且有爭議性，我思考每一件事必有正、反面，而且每一次都得建構起一個十分繁複的藍圖。這是為什麼我甚至隔上好幾年也寫不出一本書，在一一陷入危機的計劃旁邊兜圈子。 你看，就成功這個題目來訪問我有點像敲錯了門，因為那些對自己、自己所說、腦中所想篤信不疑，筆直向前走他的路確信全世界會跟在他身後的，才是成功的作家。我則始終覺得我寫作，將從腦袋裡挖出的連我都半信半疑又不滿意的東西硬塞給別人這件事，有申辯的必要。我不是在做道德劃分：對個人真理有十足把握的作家，也可以是就道德角度而言令人欽佩、甚至躋身英雄之列的人物：唯獨利用成功，不花任何力氣不斷迎合大眾期待，才令人不齒。這一點我從沒做過，明知會引起我讀者的不安，而且半路上可能會丟掉他們之中一部分。 如今六十歲的我，已看清楚作家的任務就是做他能力所及之事：對文學創作者而言就是描述、呈現、虛構。多年來我已不再設定寫作方針，鼓吹一種或另一種文學有何意義，萬一結果你想寫的東西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時間才了解意圖並不重要，那得以實現的才重要。於是這份文學工作變成研究自己、理解我是誰的工作。 我發覺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怎麼談寫作的樂趣：要是一個人不能稍微樂在其中，就寫不出什麼好東西。讓我引以為樂的是嘗試新奇事物。寫作本身是一個單調、孤獨的工作，一旦重複，更教人萬分沮喪。自然，要說明的是即便那看來一揮而就的片段，也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通常在作品完成以後才有成就感及欣慰。不過重要的是看我的書的人能樂在其中，不是我。 我想可以說儘管我一直在翻新，至少有一部分的受眾始終跟著我，我教我的讀者習慣於期待看到新東西，他們知道我的實驗配方滿足不了我，要是翻不出新花樣我就覺得不好玩。 我的書都不是那種一出版就賣出多少萬本，然後隔年即被遺忘的暢銷書。我的成就感在於看到我的書每年重印，有些每次印一萬到一萬五千本。 到目前為止我只限於談義大利，但這個訪問的題目還涉及一名義大利作家怎麼會在義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作家形象會因地而變，因為在國內觀察一個人是把他跟他的種種活動結合在一起，放在一個由許多東西、許多識別標記組成的文化背景中來看他，在國外，翻譯成當地語言的書就這麼孤零零如隕石般從天而降，評論及大眾只能透過它來猜測原星球的模樣。我的書大約在五十年代末期開始被翻譯到幾個重要國家去：那個時候或許各地的翻譯風氣都較今日為盛，因為對未來抱有較多憧憬。不過有人翻譯你的書並不代表真有人去讀。那是一種常規，在國外，一本翻譯書印上寥寥幾千本，報上刊出措辭典雅的書評，書在書店裡待上幾個星期，然後消失不見，重新出現時已在清倉對摺書店中，最後送入浸紙槽。所謂登上國際舞台大多是這麼回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例外。在國外正式以作者身份「存在」，是近十年的事，主要在兩個國家：法國及美國。 當我的書以「袖珍本」出版，且接下來在不同出版社的平裝書系列中出現時，我才開始在法國名副其實地「存在」。突然我開始遇到讀過我的書的法國人，這在之前從未發生過，雖然知道我名字的大有人在。今天我所有的書都常常再版，而且有不少以袖珍版在市面上流通，可以說在法國，我的伯樂是不為人知的讀者而非書評家。 在美國則反其道而行：我的名字首先由幾位重要的文學評論家（例如戈爾·維達，可以說是他為我打出知名度的）所肯定，還有就是那本算是最不順應美國文學潮流的《看不見的城市》。現今在美國，我主要還是《看不見的城市》的作者，這本書似乎深受詩人、建築師及大學生所喜愛。我所有的書都在「trade paperbacks」系列重印，是中等品質的平裝版，讀者包括廣大學生群。不過當《義大利童話》完整英譯本問世時（距義大利版二十五年），可以說出人意料地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事已至此，我可以開始向自己提出新的問題，研究一下我在國際文學界的定位了吧。不過說真的，我向來認為文學界要比國界更遼闊，所以這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就像身為一個絕不墨守成規、與外國人預期的義大利人相反的義大利作家，我從不覺得有必要解釋我怎麼及為什麼是個道道地地的義大利人。總之，或許在此餘年，是到了該接受我自己和寫我想寫的東西的時候了，或停筆不寫，如果發現已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