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 · 青年政治家回憶錄[53]
一、法西斯治下的童年
1.一九三九年我十六歲，所以要回答關於戰前的「理念背景」問題，我得由那些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東西來審視自己，試著重織一張由影像和激動而不是理念構成的網。
以政治為軸書寫自傳體回憶錄的危險在於誇大政治在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真正的分量。我可以用這生記得的第一件事，法西斯行動隊棒打一名社會黨員開始。相信在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鮮有人能記得，因為這個回憶可能得上溯到一九二六年，有人行刺墨索里尼未遂後，行動隊最後一次使用短棍。挨打的是卡斯巴勒·阿摩雷提教授，教拉丁文（他兒子是「新秩序」在執行第三國際某次任務時於日本殉職的一名共產黨員），那時他是我們聖雷莫別墅一間附屬「翼屋」的房客。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當時正在吃晚飯，老教授扭曲著一張血流不止的臉，領結也被扯掉了，進來求救。
不過自這第一個童年印象後，生活中一切感受、見聞，就都是文學誘因了。童年，與青少年對未來的展望大相徑庭，風馬牛不相及的感覺及想法毫無邏輯地一個接一個蹦出來。就算成長環境中表達自由、資訊發達，但一個人判斷能力的形成仍需要時間。
從小聽家中大人們的議論，我一直有義大利已走上窮途末路的強烈感覺。青少年階段，我跟學校同學幾乎一致憎恨法西斯，不過這並不表示說我註定將走上反法西斯之路。那時候距離我使用政治術語觀望局勢還過早，更不用說爭取某樣東西以對抗另一樣，或是為自己在尋求未來的解決方案中找到定位。眼見政治是眾人唾罵、為精英分子所不屑的對象，一個年輕人本能的反應是認定政治無可救藥地是死路一條，應該要尋找別種生命價值。當年在判定法西斯是惡，與投入政治對抗法西斯之間的鴻溝，今天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接下來我原該從書寫自傳體回憶錄會犯的另一個錯誤或毛病來看我自己：試著就個人經驗披上某一代、某一個環境的整體經驗「中間值」的外衣，凸顯共通點，將比較特別及個人的那一面隱藏起來。不過跟前幾次不同，這回我想公開於世的將稍稍偏離這個義大利「中間值」，因為我深信由例外著手，會比經由正規挖掘出更多事實。
我是在一個早年比起義大利任何一處地方都頗為不同的城市長大的：聖雷莫。我小時候，那裡全都是老一輩英國人，俄國皇族，人們來自全世界，無奇不有。我們家當時不僅在聖雷莫引人注目，就是在整個義大利也屬異常：我父母並不年輕，科學家，愛好大自然，自由思想家，兩個人個性有所出入，但對國家走向皆不以為然這點上又很一致。我父親是聖雷莫人，出身於一個信奉馬志尼、共和制、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年輕時是追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改革派社會主義者，長年住在南美，沒有經歷過大戰：我母親是撒丁島人，無宗教信仰，生長環境教導她奉俗世義務及科學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主戰社會主義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動搖，旅居國外多年返回義大利時，正值法西斯在鞏固其勢力，在我的雙親眼前的是一個改頭換面、難以辨認的義大利。我父親希望能以己力及清廉為他的國家服務，四處碰壁：以他經歷過的墨西哥革命為度量衡及利古里亞傳統改革主義隨機應變的務實精神來看待法西斯，成效不彰。我母親，有一位聯名簽署克羅齊宣言[54]的大學教授哥哥，她自己則是反法西斯強硬分子。兩個人既因愛好也因閱歷，視世界為一家，都在戰前社會主義呼籲革新的泛泛口號中長大，他們不止追求自由民主，更對所有不尋常的改革運動都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甘地、布爾什維克黨人。法西斯也加入此一行列，仿佛眾多改革聲音之一，但是為無知、腐敗小人所領導，是一個錯誤的路線。我們家對法西斯的不滿除了暴力、無能、貪婪、壓抑評論自由、對外侵略政策外，主要是針對它的兩大罪過：與保皇黨同一陣線及與梵蒂岡的和解。
青少年性喜隨群，所以發現自己來自一個看起來不一樣的家庭，會產生一種與環境之間心理上的緊張關係。我父母最惹眼的招議之舉是對宗教課的不妥協態度。他們要求讓我免上宗教課，不參加彌撒或其他宗教禮拜活動。這在我就讀瓦爾多教派辦的小學或寄讀英國學校時並沒有造成什麼困擾，在那裡信奉新教、天主教、猶太教或俄國東正教的學生以不同方式混合編班。聖雷莫當時有各個教派的教堂及神父，包括風行一時魯道夫·史德耐輪迴淨化論這種秘密團體，我一直以為我的家庭是周圍各種聲音的代表之一。可是等我進入公立高中後，不上宗教課，在那普通隨波逐流的氣氛中（法西斯當政已邁入第二十個年頭）我陷入孤立狀態，有時我被迫在同學和老師面前自閉於一種被動、沉默的反抗。有時宗教課夾在兩堂課之間，我就站在走廊上等，引起經過的老師和工友的誤會，以為我被罰站。因為我的姓氏，新同學每每以為我是新教徒，我否認，可是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那你信什麼？」「自由思想家」由一個少年口中說出徒惹人發笑，「無神論者」在當時太沖了。我只好不回答。
我母親儘可能拖延我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鋒隊的時間，第一，她不希望我學會使用武器，還有，星期天早上舉行的集會（後來又有周六法西斯教育日）主要活動根本就是讓少年先鋒隊到教堂望彌撒。當我應學校規定加入後，我母親又要求准許我免做彌撒，以紀律為由被否決，但她還是想辦法知會了神父及指揮官，說我不是天主教徒，在教室內請勿要求我有任何宗教行為。
一言以蔽之，我老是跟別人不一樣，稀有動物般被人瞪著看。我不認為這對我有負面影響：面對他人對你個人習慣的敵意，為正當理由而被孤立，忍受隨之而來的不便，為維護未獲共識的立場摸索出一個合理準則，慢慢地你對這一切就習以為常了。反而長大後，我對他人意見總抱持寬容態度，尤其是宗教方面，因為忘不掉沒有隨俗信教被人捉弄是多麼不愉快的一件事。同樣地，我也完全沒有在神父堆中長大的人常有的反教權傾向。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提起這些往事，是因為我看到我許多非教徒朋友「為了避免小孩有心理障礙」，「為了不讓小孩覺得與眾不同」，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我認為此舉缺乏勇氣，就教育角度來說絕對有害無益。難道一名青少年不應該開始學習面對小小不便以忠於某個信念？還有，誰說年輕人不應該有心理障礙？心理障礙來自於與周遭環境的正常摩擦，一個人有了心理障礙會試著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個人心理障礙的勝利，沒有它就無法養成其人格、個性。
自然，我不需要誇大事實。我的童年經驗一點也不賺人眼淚，我的生長環境富裕、平靜。五彩繽紛，是我對世界的印象，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斷，但並未意識到什麼激烈衝突。我沒有貧窮觀念，我唯一聽說的社會問題是存在於利古里亞小自耕農的問題，我父親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當時亦挺身而出：他們擁有的土地不過在方丈之間，卻飽受稅務、化肥價錢、道路不敷使用之苦。貧民不是沒有，由義大利其他省份開始往利古里亞遷移，來自阿布魯佐省和威尼托省的僱農在我家農場工作，到了星期六就排隊到我父親的研究所領取按天計酬的工資。可是他們來自那麼遠的地方，我根本想像不出貧窮是怎麼回事。那個時候我跟普通民眾的關係並不融洽，我父母對窮人表現出的熟稔和親切常讓我覺得不自在。
我對世間進行中的抗爭運動毫無所知，只有一些傳自外地的影像，像馬賽克那樣齊齊排列。聖雷莫當時主要看的報紙既非來自熱那亞亦非米蘭，而是尼斯。《偵察報》西班牙內戰期間支持佛朗哥：《小尼斯報》偏共和黨，後來他們就不讓進了。我們家看的是熱那亞的《勞動報》，直到停刊為止，這是法西斯如日中天時，碩果僅存的一份由一名改革派老社會黨員朱塞佩·卡內帕（Giuseppe Canepa）辦的報紙，他是我父親老友，記得他來我們家吃過幾次飯。這應該是一九三三年左右，因為我父母親對一系列抨擊希特勒的短評讚譽有加，短評人署名「黑星」，那是喬凡尼·安薩多（Giovanni Ansaldo）。有一次飛過一艘滿載納粹褐衫軍的飛艇，我同桌波蘭籍猶太裔的同學艾毛努埃·羅斯皮契茲說：「最好掉下來統統摔死。」我那時就讀一所瓦爾多教會小學四年級。應該是一九三三年。在我家進進出出的年輕人什麼國籍都有——土耳其、荷蘭、印度——是靠獎學金在我父親主持的研究所念書的學生，曾有兩個德國學生爭執不下，一個納粹黨員一個猶太人。我母親最好的朋友是瑞士人，她常去法國，並參加在培雷耶廳舉行的和平兼反法西斯國際示威活動：這點她並沒有跟我們明說（我們後來才知道），可是會告訴我們一些「口號」。當法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政府主政時，我母親在點心時間便教我們立正站好面向東方，說：「為麵包，為和平，為自由。」
當然，同一時間，我也參加集訓和少年先鋒射擊隊以及之後的青年先鋒隊的遊行閱兵：沒有任何樂趣可言，只把它當成學校生活眾多枯燥乏味的規定之一接受它。在逃課，不參加集訓或徵召日未穿制服被勒令退學中獲得快感，是中學的事了，不過那至多是少年輕狂的叛逆舉動。至於如何在法西斯遊行中偷安度日，我已經在我三篇以一九四零年夏天為背景的短篇小說中嘗試描述過，無須在此贅言。
總之，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前，世界在我看來是由不同層級的道德觀及習俗搭起的一座拱門，平排並列互不牴觸。一端是反法西斯或法西斯前素樸的嚴峻，以我母親一絲不苟的道德、非宗教、科學、人性、反戰、保護動物態度為代表（我父親是特例：落單的行者，待在樹林裡與狗為伍的時間多過跟人相處的時間：狩獵季節到了就打獵，其他幾個月則埋頭找草菇或蝸牛），然後經過漸進的寬容、放縱，往人性弱點、得過且過、貪污腐化移動，接下來是教人眼花繚亂、愈趨委靡、放任的宗教、好戰分子、迎合屈膝—資產階級的種種狂妄虛浮，再到另一個端點，那絕對的魯莽、無知、自吹自擂、高唱勝利的法西斯，肆無忌憚，自以為是。
今天看來，你不得不在其中做明確抉擇，其實不然：那時候一個年輕人看到的是開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父母那個世界視為與現實無關的十九世紀石棺予以拒絕，選擇那看來更堅固、生氣勃勃的法西斯。像我弟弟在十三到十六歲間就說自己是法西斯黨員，其實是為了跟家裡作對（德軍入侵後，這場造反隨即平息，全家又一起投入游擊戰）。我跟他同一年紀後——正值西班牙內戰，似乎我父母堅信不移的價值觀在這場戰爭中落居下風——卻全盤接受父母們的價值觀，不僅視其為理所當然，更是抵禦法西斯蠻橫的屏障。只是我察覺自己變成了悲觀論者，嬉笑怒罵、孤芳自賞的批評家，袖手旁觀，因為進步是痴心妄想，世上惡人當道。
2.我開始享受青春、團體、異性、書本，是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張伯倫、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慕尼黑會談告終。利古里亞西部沿海的「美好歲月」結束了。接下來是教人心焦的一年，馬奇諾之役，法國淪陷，義大利參戰，哀傷混亂的陰鬱年代。我想我這裡的回憶與出身小康、非法西斯家庭的同年齡少年的普遍印象相去不遠：既非對戰事的惴惴不安，亦非那個年紀的課外讀物或爭執。
我要談的是我周遭環境的改變及其後果。因為戰爭，聖雷莫棄守了長達一世紀作為各國人種聚居地的地位（永遠棄守。戰後的聖雷莫變成了米蘭—都靈的郊區），重振雄風的是利古里亞省一個古老城鎮的原始風貌。不知不覺中，眼界亦隨之改變。我一點也不吃力便融入這種鄉土精神，對父親那一輩幾乎全部出身古老中產市民階級、學有專精、若非反法西斯也至少是非法西斯的我及我同年的朋友來說，這如同一道抵禦外在世界，已然為墜落、瘋狂所掌控的世界的屏障。在我們家，除了早先的海外經驗外，如今對我別具意義的是父系古老方言，於所在土地上、特性上紮根。那是一種地方倫理，我們依此為準做選擇、交友，對凡是在我們鄙俗、挖苦的語言及唐突的正義感以外的一切持懷疑、輕蔑的優越態度。
一九四一年我註冊大學，選讀農學系，對文學的痴想即便跟摯友也瞞住不說，差點還瞞過了我自己。耐著性子聽課，待在都靈短短几個月，讓我誤以為城裡人除了為兩個足球隊或兩個電台樂團加油助陣外無事可做，更堅定了我將自己封閉在鄉村天地中的決心。
於是事情發展成我們小心翼翼地維護我們對個性的崇拜，以為那是我們所獨有，蔑視大都會裡被我們視為缺乏生氣的盲從之流的年輕人。我們是來自外地的「硬漢」，獵人，撞球好手，大言不慚，自傲於我們屬於知識分子的粗魯，對愛國或軍事空話嗤之以鼻，講起話來神情凝重，進出聲色場所，鄙夷任何兒女之情，又因身邊沒有女伴頹喪絕望。如今我知道我當時是在搭築一個小屋，試圖藉此隔絕世上所有的敗德，好在我悲觀認定將永遠受法西斯及納粹掌控的世界中苟生。心理上的桀驁不馴與簡化是為了找一條生路，甘冒可能得付出極高代價的危險：放棄參與歷史進程，錯過幾個大觀念的辯論，拱手將以為已經無可挽回的領土送到敵人手上。所以我們接受法西斯套在我們身上的外在形式，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經驗不足，只為了少惹麻煩。同樣要歸咎那令人惱火的不合群，明知省府附近就有「大學法西斯小組」在辦一些政治討論活動，但我從未趨近過。（我錯了，因為藉由那個環境，我原可以提早接觸到當時已加入法西斯組織的年輕人，就不至於面對抗戰時毫無準備。）
不過這種封閉心態（我們今天可稱之為「政治冷感」，與戰後發生在對方陣線的情況雷同）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很快我就跟醞釀中的氣氛有所衝突。其實那劃地自限的與外隔絕本來就不是絕對的。舉例來說，我中學最好的朋友是南方人，羅馬的艾烏哲尼歐·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55]。那時候艾烏哲尼歐在羅馬念大學，假日回聖雷莫：可以說跟他的討論是我們「政治」生涯的起點。他原是「大學法西斯小組」反對派成員，後被「大學法西斯小組」除名又搖身一變為幾個意識形態模糊的團體幕後策劃人。有一次他還寫信給我，要我參加一個仍在籌備階段的黨，暫名為「貴族社會黨」。就這樣，日積月累，借著與艾烏哲尼歐通信及夏日長談，我無法不注意到反法西斯的秘密崛起，並對看些什麼書有了一個方向：胡伊京戛、蒙塔雷（Eugenio Montale）、維多里尼、皮斯卡內（Carlo Piscane）：那些年出版的新書標示著我們沒有章法的倫理文學教育的不同階段。
當時也熱衷討論科學、宇宙學及認知基本原理：愛丁頓（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普朗克（Max Planck）、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及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鄉間出現了一些奇特單一的文化案例：一個醉心英、美文化的聖雷莫青年，在戰事最激烈時以認識論、心理分析及爵士樂成為當時的文化傳奇人物，我們聽得如此專注仿佛聆聽神諭。夏日某一天，艾烏哲尼歐和我憑空建立了一整套的哲學系統：生命衝動哲學。第二天我們發現這套思想柏格森（Henri Bergson）早就提出了。
我那時候也寫一些略帶政治、無政府主義及悲觀色彩的極短篇或寓言故事，寄去給艾烏哲尼歐，他讓其中一篇在「大學法西斯小組」報上發表，好像給他惹了一點麻煩。沒有人知道我是誰。那時我的政治理念和創作都傾向於一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為前導支持的無政府主義。跟斯卡法利和其他朋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56]的夏天，我們一致通過的黨綱是稱自己為「自由人士」（依據主要是得·魯傑洛[De Ruggiero]的《自由主義史》），跟我的無政府主義一樣不著邊際。圍坐在離我家農場不遠的溪流中一塊平坦大石上，我們成立了Mul（大學生自由運動）。政治還是遊戲，不過只是早晚問題。那幾天是日後被稱為「四十五天」的激昂時刻，被強制遷往別區的共產黨人回來了，我們一擁而上圍著他們問個沒完，討論，提出異議。
九月八日，艾烏哲尼歐返回羅馬。幾個月後我加入了地下共產黨組織。
3.七月二十五日，我既失望又懊惱，像法西斯這樣一個歷史慘案竟然以政務委員會一紙平常的行政命令宣告落幕。我一心期待的是革命，在戰鬥中義大利獲得重生。而九月八日之後，當這飄渺的夢想成真：我這才懂得，當夢幻成為事實，要能勝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選擇共產主義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支持。我覺得有必要從一張「白紙」出發，所以我始終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對蘇聯我有一肚子的疑問及意見，這在當時很普遍，但又丟不開我父母一直堅守蘇聯路線的影響。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是行動，而共產黨正是最活躍、最有組織的力量。當我得知我們這一區的游擊隊隊長費里契·卡休內，年輕醫生，共產黨人，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投山區與德軍交戰時陣亡，我跟一個共產黨朋友說我要入黨。
立刻就有工人同志跟我接觸，我的任務是組織青年學生陣線，而且油印了一篇我的作品私下流傳。（那是我寫的許多詼諧寓言故事之一，我其實可以寫下去。是由無政府主義角度出發——這對我接受共產主義不無制約作用——寫就的異議文章：未來世界中軍隊、警察、官僚制度的苟延殘喘。很遺憾我沒有保存下來，總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位將那油印稿留起來的昔日老戰友。）
義大利抗戰戰區中我們最為偏遠，缺乏天然資源、盟軍支持和權威的政治領導，卻也是那二十個月內起義各地中戰況最激烈、慘痛，陣亡人數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我一直不知道如何以第一人稱敘述游擊戰往事。我可以循不同、又不與事實相違背的敘事風格來做這件事：回憶面對失去所愛、危險、不安、決心、死亡的激動，或相反地鎖定那描寫一個毫無政治準備，完全沒有生活歷練，一直活在家庭呵護中的小資產階級青年不確定、老出錯、慌亂、捲入不幸的喜劇英雄方向。
在這裡我不能省略不提（也是因為該角色已呼之欲出）我母親在她視為與自然法則和家庭倫理同等地位的那一場抗戰中面臨的處境，她激勵她的兩個兒子加入武裝抗爭，在納粹保安隊及德軍面前沉著莊重，不慌不亂，在作為人質遭長期監禁期間，我父親在她眼前三次被黑衫軍假槍決，而她表現出無比的剛毅與勇氣。有母親們參與的歷史事件，有大自然現象的偉大及所向無敵。
現在我得專心來看一下抗戰時期我的政治理念。我想將屬於我的，及我身邊現實環境的兩種心態分開來：其一認為抗戰是絕對合法的，是為了對抗法西斯的顛覆與暴力所採取的行動：另一則視抗戰為革命，為推翻，熱血沸騰地認同終年被壓迫及法外偷生者的起義。我則在這兩種心態中搖擺，視我身處的環境及戰況，還有在我身邊的人而定：我熟稔的資產階級反法西斯人士或者另一個全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勞工，後者是我對人類的新發現，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反法西斯是文化精英取向，不屬於窮人。
看共產主義也是如此，依我當時的心理狀況而定。無意中讀到油印傳單上陶里亞蒂的講話，他提出的意共合法、統一路線，有時我覺得那是在全面極端主義中唯一清醒冷靜的談話，有時又覺得不解和遙遠，與我們滿腔熱血及憤慨的事實不符。
光復之後，我讀的第一篇馬克思思想論文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既然「國家惡質化」之不可避免，所以在共產意識形態中加入我原先的無政府主義、反國營、反中央集權思想乃理所當然之事。到這裡我的政治理念史前史告一段落，開始有意識時期，投入對我來說主要活動範圍是都靈勞工運動的戰後政治活動，另外同時平行發展的則是我的文學生涯。至於我尚未談及的後續經歷（主要是一些發表的文章及黨的公開活動）我是想再深談，但時間、空間都不允許。繼續這個話題或從頭開始的機會不怕沒有。隨著時間，回顧過去會看得更清楚。
4.為了釐清我年輕時的想法，我用了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這兩個名詞。前者希望生活的真實面能徹底發揮其極限，不受制於體制。後者的目的則是世界資源不為濫用，且按現在及未來人類之利益所需，經過組織使其開花結果。
第一個名詞同時意味著隨時準備打破長久以來僵化和帶著不公平戳印的價值觀，從零開始。第二個名詞則意味甘冒動用武力與權力的風險，也要在最短時間內到達一個理性階段。
這兩個名詞，或者說這兩種需求及風險，以不同比重同時出現在我對政治理念與行動的考量中，當我是共產黨成員時如此，入黨前退黨後亦如此。把重心放在這兩者其中之一，或兩個名詞的兩個定義其中之一，是我這些年記取歷史教訓的方法。
今天我更關心的是，這兩個名詞的正面意義，即我在第一段提到的，如何在只需付出第二個詮釋中的最小代價就付諸實現。我認為這是今天困擾全世界的問題癥結所在。
二、艱苦歲月中的一代
1.2.對一個大戰爆發時十六歲，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二十歲的人來說，回答第一及第二個問題並不是清晰理念的展現，只是在篩選對政治意識形成有潛在影響力的青少年點滴回憶。我發表在《悖論》第二十三、二十四期的答覆正是如此。然而我愈想，愈對這篇我的「史前史」抒情說教形式的報告不滿意。真正的政治意識形成是當你有意志，懂得取捨，理性思考、行動時才開始的，根本是成人世界才會有的進程。所以，乘這個專題收集成冊，我認為就我在雜誌上對第三和第四個問題僅起了頭的回答做進一步的論述更有意義：至於第一及第二個問題，我則將先前的答覆做一整理。
戰前，與其說是理念背景，不如說是一種制約——家庭的、地理的、社會的，還有心理的——使我毫無猶豫便站在反法西斯、反納粹、反佛朗哥、反戰和反種族歧視的論點那一邊。但光是這些制約或論點尚不足以使我投入政治抗爭。在給予法西斯負面評價與積極加入反法西斯行動之間曾經有過的鴻溝或許今天我們已無法評斷。看到政治為精英分子所唾棄且不屑，一個年輕人的本能反應是認定政治是無可救藥的死路一條，應該保持距離，尋求別種生命價值。
此時，有另一個制約介入：歷史制約。不多久，戰爭成為我們那個年代的背景，我們思考唯一的主題。我們發現自己在政治中，不，在歷史中載沉載浮，沒有任何個人意志的選擇。那場血洗歐洲的全面衝突的結束，對未來世界及我們每一個人的將來意味著什麼？我們每個人在那比起個人意願要驚天動地許多的事件中該如何自處？個人在歷史中的定位是什麼？歷史，有意義嗎？「進化」這個觀念還重要嗎？
這些是我們必須對自己提出的質疑：自此，我們看事情的態度根深蒂固，視每一個問題為歷史問題，要不就總想找出所有問題的歷史因素。如果說「世代」這個名詞有意義的話，那麼我們這一代的特性應該是，看歷史猶如個人經驗，高度敏感。這尤以義大利最為普遍，當然，曾因戰爭或對德抗戰而分裂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個現象。我們的歷史經驗與上一代不同，且與他們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處在論戰狀態。而此論戰其來有自：如果說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將父執輩送上被告席，那是我們。何等幸運。那其實並非全面絕裂：我們必須在我們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夠再次堅持、重新出發的，某些他們無能為力或來不及實現的。所以我們這一代並不是虛無、反傳統或憤怒的青年的一代，相反地，歷史延續觀念早已深植我們腦中，使得一個真正的革命分子成為唯一可能的「保守者」，在聽由生理反應擺布的人間災難中懂得選擇那應被拯救、保護、傳衍和開花結果的種種。
在思考我們參與歷史這個問題的同時，另一個我想提出的是我們經歷中極其重要的問題：評估歷史——亦即我們自身——的方法。
我們之中有許多人，自小便排斥法西斯思想，也就是自摒於武器及暴力之外，所以，加入武裝游擊戰首先意味著超越我們底層的重重心結。我的成長環境更有助於讓我變為反心靈論者而非游擊隊員，我卻赫然發現自己置身於最殘酷的戰役中。不過——正如第一個為我們對當時政治社會問題傾向下定義，也率先為此付出生命的那個人所說——「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時間建構內心悲劇：他們找到了一出建構完全的外在悲劇。」義大利的慘況與敵人的兇殘愈增，算總賬的那天就愈近。抗戰與我們的生命衝動同出一源。
也可能，因為反作用，走向極端主義，因為看來眾多折磨、苦難將永遠無法得到報償：或者，為了控制住這情緒化的鼓動，落入政治化、冷漠的法治主義。
不過在所有這些融化為單一生命熱量的成分中，游擊隊精神最為亮眼。游擊隊精神是一舉克服困難突破障礙，一種屬於戰士的自傲及對此自傲的自我解嘲，企圖建立起實質合法的威望又對所在處境極盡揶揄，有時帶點自吹自擂、唬人的調調，不過永遠不失慷慨，急於對每件事表現出豁然大度。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要說，若想在充滿矛盾的現實環境中行動自如，這個精神，讓游擊隊做出那些不凡之舉的精神，在今天仍是獨一無二的人生態度。
3.在抗戰的推波助瀾下，義大利光復後，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地埋首政治中。「曾為遊戲隊一分子」對我及許多其他年輕人來說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而非暫時的制約像「服兵役」。自那一刻起，我們的平民生活是游擊隊的延續，武器不同：法西斯的軍事挫敗不過是個假設：我們誓死捍衛的義大利尚在蟄伏期，得將其潛力轉化為事實應用在各個層面。任何我們在日常生活及生產世界中意欲從事的活動，只因參與政治才見完整，才有其意義，這在我們看來理所當然。
抗戰期間，我加入意共的主要動機是能以較積極、較有組織的力量參戰，對抗德軍及法西斯，加上它的政治路線較具說服力，所以光復後我確認了我的共產黨員身份。
當年共產主義代表的是我始終居中搖擺（說起來這點倒是沒變）的兩極政治引力。一端是對那個促成法西斯的社會的排拒，法西斯曾讓我們對革命滿懷憧憬，一場始於零，不假外力便搭起政府所需基礎架構，超越每一次革命都免不了犯錯和走上極端的痛楚，最後建設起與資產階級社會相對立的另一個社會的革命（我們腦海里的革命屬於十月革命，是起點而非終點）。另一端我們夢想的是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角度來看都是最現代、最先進、最完備的文明，有一個高度勝任的領導階級，也就是說文化在政治領導及生產領導各個層面均占一席之地。（抑或這個意象到一九四五年之後才成形，此刻我的回溯是自說自話？不，這些在當時確已存在，可感受到的除了某種西方進步氣氛外—羅斯福的新政，英國的「費邊主義社會」—亦不乏來自蘇維埃世界的新氣象。）
不過我們入黨時，共產主義不單集政治抱負之大成，我們的文化及文學抱負亦與之氣味相投。我還記得，四月二十五日之後我們鎮上收到最初幾份《統一報》[57]。打開米蘭發行的《統一報》，副主編是維多里尼，打開都靈發行的《統一報》，文化版上是帕維塞的文章。這麼湊巧，兩位我最喜歡的義大利作家，直到當時為止我只讀了幾本他們的書及他們所翻譯的作品，而我發現他們也在我選擇的同一陣營內：我以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就這樣我發現畫家古圖索（Renato Guttuso）是共產黨！畢加索也是！文化與政治鬥爭攜手並進的理想在那個時候仿佛是既成事實。（其實不然：為了釐清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我們絞盡腦汁長達十五年，至今尚無定論。）
我搬去都靈，對我來說它是——當時也的確是——一個在勞工運動及思想風潮助陣下，優良傳統及美好未來兼容的城市。都靈既是「新秩序」的資深勞工參謀總部，也是在義大利文化中堅守精神、文明路線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在這兩者周圍活動的都是剛經歷過抗戰的年輕人，興致勃勃、精力充沛。我則是兩頭並進：一方面我與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往來密切，圈子裡都是意識形態、性情迥異，但面對歷史問題全心投入的人，無所不談，時時注意全世界的思想及創作動態：同時我亦參與黨的生活——曾為《統一報》撰稿，還當過一段時間的編輯——所以認識不少「前輩」，那些曾經在葛蘭西身邊的人（我永遠記得卡蜜拉·拉維拉［Camilla Ravera］，從容爽朗，嚴肅中不失親切，是我們在矛盾的艱難現實中亟欲提倡、見其重生的政治文化知性與人性的典範：還有勞工領袖代表巴蒂斯塔·桑提亞［Battista Santhià］，馴於紀律及善等待的叛逆人物）。
我無意粉飾我政治意識養成期的最初幾年，假裝史達林主義釀成的悲劇我們當時並未察覺。我正是在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分道揚鑣一事引起眾說紛紜，史達林剷除黨內異己，名噪一時的莫斯科大審「自白」疑雲，蘇德條約簽訂的那段時間成為共產黨員的。所有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我的政治生涯開始之前，但仍是我們和左派非共產黨的朋友和敵人之間的熱門話題。我以「不可避免」為由說服自己接受其中一部分，有些我先「擱置」，期待能給自己較合理的解釋，有些我則相信只是暫時現象，非意識形態所能辯解，所以註定在不遠的將來被提出再討論（這個看法後來—起碼基本上—被證實無誤）。
我對所發生的事並非一無所知，不過，這些事件的涵義倒未必完全知曉。四五到四六年我之所以「入伍」左派青年主要是一股行動的欲望：那些步上我們後塵的—算五到十年之後吧—則是因為知的欲望：他們熟讀所有的經典之作及報紙文選，但在積極投入政治生涯上不如我們鍾情。
那個時候，種種矛盾嚇不倒我們，正好相反：意共那個龐雜組織的不同面向、語言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都是不同的誘因：「新的黨派」、「勞工階級專政」的口號銷聲匿跡，繼續聽到的是過時的義大利人民黨的激進聲音，一般策略上的勇於妥協為針對國際策略所喊出的冰冷口號所壓過。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找出一個各派系間清楚的辯證關係，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意志鬆懈、人云亦云，我們有討論不完的特定問題，往往欲罷不能，牽涉層面愈廣，只是我們有時候傾向「工運」，是嚴謹意識形態的鼓吹者，有時候傾向當策士，為自由主義助陣，視情況而定。
同樣地，意共領袖中兩位重要人物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互有高低：馬里歐·蒙塔尼亞那（Mario Montagnana）及契勒斯特·內卡維勒（Celeste Negarville），今天都已辭世。二人皆出身勞工，有坎坷但可引以為榮的十二年逃亡、牢獄、流放經歷。蒙塔尼亞那及內卡維勒在思維、處事上的差異之大代表的幾乎是共產主義兩個相對立的精神。我與黨的關係正是在他們兩個人輪流的蔭庇下日漸密切起來的，我對他們的感情亦有所不同，曾經不無遺憾地，我也跟他們一一起過衝突：懷念他們之餘我發現自己尚與他們如此貼近，我想在這裡紀念他們兩個人。
馬里歐·蒙塔尼亞那代表的是聖保羅鎮傳統勞工社區的革命精神，始終信守——常與黨的官方態度起衝突——以接近清教徒無可置喙的道德主義為基柱的強硬「工運」路線。是我為都靈《統一報》工作時的主編。年輕時即由工廠進入新聞界，加入葛蘭西的編輯陣容，成天腦中想的都是由工人、為工人而辦的報紙，可反映出勞工對諸事意見來自各單位、工廠的新聞。那個時候，工廠及大眾生活中許多東西跟他初入黨那幾年已相去甚遠，他咬緊牙根接受，但不與階級敵人妥協，不懈地努力將每一個狀況、每一種問題重新導向當時的無產階級文明理想境界，無論大小抗爭皆堅持到底，不畏犧牲，視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克己以求尊嚴與榮耀，需求尚在其次。
我們之間的關係如同父子關係般緊張，或許正因為我們對彼此懷有父與子的敬與愛，而這一點卻變為不滿，他的惱恨在於看到我與他所期待的不同，我的懊惱在於讓他大失所望。他不是新派人物，但在對我們施以費盡心血保留下來的革命教育時，注入一股道德熱情，對人生價值的真實情感，使他的嚴峻作風避開了墨守成規的冷漠。
契勒斯特·內卡維勒跟他差十多歲（光復時他四十歲），已經代表了另一個時代。這位革命無產階級人士對那偉大的政治遊戲有他的貢獻，而且其從容不迫完全是最專業、最熟練的領導階級架式。據說羅馬光復那天，這位勞工出身、造過反、坐過牢、晉身為部長的英雄，以出人意料的紳士之姿出現，睿智、優雅、熱愛生命，還有他與群眾的關係，是他力量的來源。當我開始跟在他身邊，也就是說當他回到都靈時，他的輝煌時光已告落幕，隨之落幕的還有結合反法西斯力量發展國家民主的希望。冷戰期間，在這樣一個採取強硬、對外隔絕政策的勞工都市中，他那公正不阿、開放的馬基雅維利原則，高高在上地使役群眾於股掌間，從不擔心平等、人民群眾問題，常遭我們年輕一輩的指責，說他犬儒、耍手段，沒有照顧到特定問題，缺少對真理及基礎司法的渴望。慢慢地我們才認識到他的政治觀點其實更廣，有遠見且現代，我們也開始比較了解他這個人，在苦悶外表，逐年加劇的疑神疑鬼，扮演放肆俗氣的反派角色，不願意接受年華老去的艾怨之外的那份敏銳。我們並未意識到黨內的派系鬥爭，只憑道德和精神準則來評斷人，一般黨員皆然：我們對箇中奧妙所知有限，但我們轉而試圖了解現實中的人及常規之外的狀況，對培養觀察力和鑑賞力所做的這項努力並非徒然。
史達林死後，內卡維勒重新出擊，拿出深埋心底的那份率真，那份面對多年來國際上共產黨起伏更迭始終保持清醒、批判的良知以示大眾。在那幾年的紛擾爭論中，他是最堅持蘇共二十大開放改革路線的人之一，那時候我們才看清原先他讓我們頗為不滿的犬儒態度其實是為了維護道德情感及個人價值觀客觀性的存在，同時不違黨內政治遊戲規則，也就是說當派系間關係不利於所屬路線時，保持靜默耐心等待。
蒙塔尼亞那則相反，當我們意識到黨內的改革聲音漸漸成熟時，他卻一直是新理念最死硬的反對者，無論政治或工會方面。我那時只有在會議上或公開場合才見得到他，他愈來愈讓我覺得是一個開倒車、一意孤行的人。一九五六年的論戰中，他為史達林主義方法論及擁史達林派的嚴辭辯解看起來幾近憤世嫉俗，但同時我認出了他深層那被激怒的道德觀，導致他與所有悲劇性、教人痛心的強硬態度相認同。那個道德觀不僅為他那一代的國際共產積極分子所接受，且不計代價，包括自己的生命或良知，欲付諸實現。
我發現內卡維勒早先的「玩世不恭」——無論道德良知或歷史自覺——較蒙塔尼亞那幾近「信仰」的態度更具生命力。自然，內卡維勒也為他無法接受、沒辦法合理化的事物備受煎熬，但他緊抓變成支持制度中非人性的那個理念，全心全意，毫無保留。
今天這兩位已故的共產黨員形象以其功過在我的回憶和評斷中重新調和：在那每一個真理都得以許多謊言作為代價的時代，他們兩個人都盡其所能地忠於他們正如那幾年的歷史一般矛盾、飽受摧殘的真理。
我發現，我雖以光復時的年輕故事起頭，卻用老一輩的故事收尾。不過要想界定我們這一代——或許不止我們這一代——不能不先對上一代的經歷有深刻認識。
4.我退出共產黨好幾年了，也未再加入其他黨派。我現在看政治比較從整體的角度出發，比較不覺得有所牽絆，也無須分擔責任。是好是壞？許多先前不懂的東西如今都懂了，不再那麼依賴直覺，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我知道唯有親身經歷過，孜孜不倦日復一日操作過，才能有深層的認識。蘇聯和美國是我關心也同時擔心的焦點，因為我由這兩處影像編織我的未來。在蘇聯事情進行得不如預期的好我倒不那麼懊惱，也是因為那裡發生的事較少：美國做錯事我就氣憤難消，因為它一犯再犯。至於歐洲，我期待的不是政治解答而是意識形態的整合，但遲遲不見動靜。總而言之，整體政治情況改變不少，而我相信的「價值觀順位」深究起來並無大變動。
一步步走來，我曾經相信，且今天仍深信不移的至少有兩件事，在此記錄下來。一是嚮往整體文化。打破各專業間的隔閡，保持整體文化的生氣，包括不同的認知及實踐，而其中各個專業研究的多樣論述還有生產加起來，是我們要學會掌握並依人性發展的人類歷史。（文學正應該介入不同語言中負起居中溝通的工作。）
我的另一個嚮往是政治鬥爭及文化（還有文學）相結合形成一個新的領導階級。（或單就只是一個階級，如果階級純指有階級意識，如馬克思所說。）我的一切努力及今後努力的方向是為了：看到新的領導階級成形，為它得以留下標記、足跡盡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