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 · 一九五六年訪答錄

伊塔洛·卡爾維諾回答《咖啡館》雜誌訪問[6] 個人資料 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在聖地亞哥·德·拉斯維加斯，哈瓦那附近的一個小村鎮出生的。我父親，利古里亞省聖雷莫人，農學家，在那裡主持一個農業實驗中心，至於我母親，撒丁島人，植物學家，是他的助手。很遺憾，我對古巴不復記憶，因為一九二五年我已經回到義大利聖雷莫了，我父親跟我母親回國一起主持一個園藝實驗中心。關於我的遠洋誕生，保存下來的不過是個很難書寫的出生地名，一些家庭回憶，和一個靈感來自海外移民對自己家園守護神的虔誠，但在祖國聽起來卻太過響亮有卡爾杜齊[7]味道的教名。一直到二十歲我都與雙親同住在聖雷莫，生活在一個滿植熱帶奇花異草的花園裡，和我父親那不知疲倦的老獵人一起徜徉在內地樹林中。等到了念大學的年齡，基於家庭傳統而非志趣，我選擇了農學系，其實我對文學已經嚮往。同時德軍占領了義大利中、北部，一股古老情操促使我與加里波第軍並肩在少年時我父親即教我認識的樹林中作戰。解放後我改念文學，還是都靈，稍嫌匆忙，於一九四七年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康拉德。我進入文學圈是一九四五年底左右的事，進到維多里尼[8]主持，登了我早期一個短篇的《綜合科技》雜誌。當時我真正的第一個短篇已由帕維塞看過，推薦給穆謝塔（Carlo Muscetta）的《阿瑞杜莎》雜誌刊登。我作家性格的形成，要感謝帕維塞，在他生命最後幾年，我與他朝夕相處頗受薰陶。四五年起我定居都靈，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周圍打轉，先為他們兜售分期付款書，然後在編輯室工作直到今天。這十年間我只寫了我想寫的一小部分，只出版了我寫完的一小部分，付梓的共有四冊。 最讚賞您的批評家是哪一位？最不以為然的呢？ 從一開始，大家對我的書都太過獎了，不論是知名人士（很高興能在這裡提到得·羅伯提斯〔Giuseppe De Robertis〕，他跟蹤著我從第一本書到現在，以及為《分成兩半的子爵》撰文的艾密利歐·切基〔Emilio Cecchi〕，和波〔Carlo Bo〕、波契利〔Arnaldo Bocelli〕、龐帕龍尼〔Geno Pampaloni〕、法奎〔Enrico Falqui〕，還有我的第一位書評作者，已故的卡裕密〔Arrigo Cajumi〕，或與我同一代的年輕人。少數持負面意見的批評家反倒更吸引我，更教我期待：但是一個嚴謹深入、讓我有所受益的負面批評，我還沒看到。《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出版時有一篇恩佐·加奇諾（Enzo Giachino）的文章，對該書大加抨擊，說得一無是處，教人汗顏，極盡嘲諷之能事，或許是所有關於我作品的評論文章中最美的一篇，偶爾重讀還看得津津有味的文章之一，但要說有用，連它對我亦無任何助益：它只觸及我作品的表面問題，我獨力亦能超越。 您可以簡短說明您的美學標準嗎？ 我對文學的大致看法，部分已在去年二月的一場會議上解釋過了（《獅心》），不久前發表在一本雜誌上。現階段我不打算多加補充。不過要說明的是我並不敢奢言能實現我所宣揚的那一套。寫我所能寫的，伺機而動。 哪些環境、人物和情境會吸引您從中汲取題材？ 我還不完全清楚，或許這是我常換領域的原因。但幾乎所有我比較成功的作品都離不開利古里亞海岸，所以說多跟童年及青少年世界有關。就忠於個人題材這個角度來看，離開童年和世代棲居的那片土地，教我頓失一向不虞匱乏的滋養，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你身在其中時又說不出所以然來。都靈，基於許多深層理由是我的第二故鄉，長久以來我試著要寫它老寫不好。或許我得走開，才寫得出來。至於不同社會階層中，我很難說自己鍾情於其中一個。之前我描寫游擊隊，覺得得心應手：關於游擊隊我懂得不少，藉此我還探知了許多其他道路，包括社會邊緣面。勞工，我也很感興趣，但還不知道如何下筆。感興趣是一回事，使其躍然紙上是另一回事。不是泄自己的氣，我可以學，遲早問題。至於我所屬的階層，算是資產階級，我並不覺得怎麼親，因為我的家庭一向不曲意逢迎，視潮流及傳統為無物：說實在的，資產階級作為論戰議題也引不起我多大興趣。我之所以大發議論是為了回答問題，可不是有什麼教我寢食難安的困惑。我喜歡說的故事都是人類追求完整的故事，然後透過實質及精神上的同時考驗，超越被強加在現代人身上的異化與分裂。我想我作品中值得探討的是創作與精神上統一性的問題。 您最欣賞的義大利當代作家是哪位？年輕作家中較引起您注意的有誰？ 我認為帕維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複雜、最豐富的義大利作家。任何問題一經提出，都不可能不溯及他這位文人、作家。一開始維多里尼的論述對我亦有重要影響。我說一開始是因為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半途而廢的論述，有待延續。之後，著魔於語言新實驗的階段過後，我偏愛的是莫拉維亞，他是義大利唯一一個就某個角度來說我願稱之為「風俗」派作家：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們這個時代時光流轉間對道德所下的不同定義，與風俗、社會變動、大眾思想指標息息相關。因為對司湯達的傾心，我對托比諾（Mario Tobino）頗有好感，但他自恃鄉下人而且是托斯卡納省的鄉下人這一點，我不能諒解。我與卡爾洛·萊維（Carlo Levi）的知心及對他有所偏愛首在於他的反浪漫，還有，他的非虛構敘事文學，我認為是社會、問題文學中最嚴肅的作品，雖然我並不同意他認為這類作品應取代小說的看法，我覺得小說要為其他東西服務。 我們來看年輕作家。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少數幾位作家中，卡索拉（Carlo Cassola）和巴薩尼（Giorgio Bassani）探討的是義大利資產階級的良心掙扎，他們的短篇是今天可讀性最高的小說：不過我對卡索拉處理人際關係的連鎖反應，巴薩尼矯揉造作的朦朧主義手法有意見。更年輕一輩的，開始研究冷硬派小說，生動、鄙俗，走在最前頭的是雷亞（Domenico Rea）。現在還有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於同輩中屬於最早出頭的那一批。寫詩寫小說，他寫了一本我對其「創作觀」諸多保留，不過再三咀嚼後愈覺耐人尋味的小說，是成功之作。 您最欣賞的外國當代小說家是哪一位？ 大約一年前我曾寫到海明威在我創作生涯初期的意義。當海明威不再足以滿足我時，我不能說有另一位當代作家取代了他的位子。這五六年來我也在啃我的托馬斯·曼，愈讀愈著迷於其內涵之豐富。不過，我一直在想，今天該用另一種方式寫作。我與過去的作家之間的關係更自由，我讓自己一頭栽進去毫無保留：我十八、十九世紀的老師及朋友不計其數，跟他們的友誼是天長地久的。 您的書在國外反應如何？ 現在還言之過早。《分成兩半的子爵》現在要在法國出版，接下來是德國。英國春天要出《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半年後會出《烏鴉最晚到》。 您在準備哪一部作品？ 我不說沒有定數的事。 您認為文人應該參與政治嗎？如何參與？您的政治傾向為何？ 我認為人人都應該參與政治。文人亦然。我認為公民及道德意識對人理當有所影響，遲早對作家也會有影響。長路迢迢，沒有他途。我認為作家應該保持一個開放、不可能拒政治於門外的論述空間。我在共產黨近十二年，始終忠於這些原則，我許多朋友因為共產意識與作家意識水火不容的矛盾衝突備受煎熬，讓他們以為必須二選一，這在我身上從未發生。凡讓我們放棄我們自己一部分的必是負面的。我參與政治和文學的方式依能力而異，但兩者其實是以人為中心的同一話題，我皆感興趣。 專訪畫像 我是科學家之子：我父親是農學家，我母親是植物學家，兩人都在大學執教。在我們家唯有從事科學研究才算光彩，我一個舅舅是化學家，大學教授，娶了一位女化學家（其實我有兩個化學家舅舅，娶了兩個化學家舅媽）：我弟弟是地質學家，大學教授。我是家中敗類，唯一一個從事文學工作的。我父親是利古里亞人，家族在聖雷莫歷史悠久：我母親是撒丁島人。我父親在墨西哥待過二十多年，是一所農業實驗中心的負責人，之後又去了古巴：在古巴我母親是他的助理，他們因交換研究論文而認識，在一次義大利短程旅行途中結婚：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在哈瓦那附近一個叫聖地亞哥·德·拉斯維加斯的小村鎮出生的。很遺憾，我對古巴不復記憶，因為兩歲不到我人已經回到義大利聖雷莫了，我父親跟我母親回國一起主持一個園藝實驗中心。關於我的遠洋誕生保存下來的不過是一個很複雜的出生地名（在篇幅有限的個人資料中我都用那個更真實的代替：聖雷莫），一些家庭回憶，以及我母親預見我將在異國成長，為了不讓我忘記故土所取的一個在義大利聽起來很像國家主義好戰分子的教名。一直到二十歲我都與雙親同住在聖雷莫，生活在一個滿植奇花異草的花園裡，和我父親那不知疲倦的老獵人一起徜徉在利古里亞阿爾卑斯山區的樹林中。高中畢業後曾嘗試承繼家裡的科學傳統，但其實我心裡嚮往的是文學，結果中途輟學。同時德軍占領了義大利中、北部，由於我青少年期所受薰陶，自然而然加入加里波第軍與游擊隊並肩作戰。游擊戰就在少年時我父親帶我認識的樹林中進行，在那片景色中我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同，和對人類痛苦世界的初步發現。 因為那次經驗，幾個月後，那是一九四五年秋天，我第一批短篇小說誕生。第一篇寄給了一個當時在羅馬的朋友，帕維塞覺得不錯，交給穆謝塔的《阿瑞杜莎》雜誌發表。那一期的《阿瑞杜莎》出刊甚晚，拖到隔年。其間維多里尼看了我另一個短篇，登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綜合科技》雜誌上。 我改念文學系，還是都靈，因為特別照顧由戰場回來的士兵，我直接插班三年級。一九四六年一年中考完所有四年該考的試，有些科目分數還不錯。四七年以研究康拉德全部作品為論文畢業。我大學念得太匆忙，後悔莫及，可是當時我心另有所屬：我積極投入政治，對此並不後悔：新聞工作，為《統一報》就各式題材寫稿：還有文學創作，那幾年我寫了為數驚人的短篇，一個長篇（二十天寫完，那是四六年十二月），書名是《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就這樣築起那個創作天地，之後起起落落我不曾遠離。四五年起，主要是四六年帕維塞回到都靈後，我開始圍著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打轉，最早是去兜售分期付款書，一九四七年成為編輯，一直到今天。不過從我與《綜合科技》雜誌合作以來，米蘭和維多里尼對我亦頻頻召喚。我跟羅馬的關係是爭辯加上吸引力，那裡有卡爾洛·萊維，和其他批評家如莫拉維亞、艾爾莎·莫蘭黛、娜塔利亞·金芝柏[9]。 我在鐵幕兩邊的一些歐洲國家旅行過，不過這些旅行不值一提。 工作方面需要潛心研究、做文獻整理的是《義大利童話》（一九五六年）；花了兩年時間，我樂在其中；但後來未再繼續研究工作，我最關心的還是當一個作家，這已經夠我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