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憂鬱 · 49 把窮人擊倒吧[*]
兩星期之中，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周圍放著許多當時（十六七年以前）流行的書籍；就是說，那些論述使人民在一晝夜之間變得幸福、聰明和富裕的方法的書籍。我就這樣消化——也就是說，囫圇吞棗地耽讀那些謀公眾福利的事業家們的苦心著作，那些作者勸告一切窮人要當奴隸，要使他們相信：窮人全都是被廢黜的國王。當時，我陷於一種近似暈頭暈腦或者驚呆的精神狀態，這也是不足為怪的。
只是我好像覺得，在我的理解力的深處，萌發出模模糊糊的思想苗子，這種思想，比我最近在辭書中翻閱到的有關賢妻良母的老一套說法要顯得高明。可是，這不過是思想中的思想，極其模糊的印象而已。
我感到非常口渴，走了出去，因為，熱衷於苦讀書的這種嗜好，也相應地產生對新鮮空氣和清涼飲料的需要。
我正要走進一家小酒館，一個乞丐把帽子伸過來，露出一種令人難忘的眼光，如果精神推動物質[1]，如果應用動物磁氣說的催眠術師的眼光能使葡萄成熟，那麼，這個乞丐的眼光也能推翻國王們的寶座。
同時，我聽到有聲音對我耳語，這是我非常熟悉的聲音：也就是到處跟我形影不離的一位善良「天使」或者一位善良「精靈」的聲音。既然蘇格拉底有他的善良「精靈」[2]，為什麼我不會有我的善良「天使」，為什麼我不能像蘇格拉底一樣，榮獲由洞察入微的萊呂[3]和深思熟慮的巴亞爾熱[4]給我簽發的狂病證明呢？
在蘇格拉底的「精靈」和我的「精靈」之間存在著這樣的差異：蘇格拉底的精靈只有在禁止他、警告他、阻止他時才出現，而我的精靈卻惠予我以忠告、暗示、說服。那位可憐的蘇格拉底只有個禁止主義者的精靈；而我的乃是偉大的肯定主義者，我的乃是個行動的精靈，或者是鬥爭的精靈。
現在，精靈的聲音輕輕地對我這樣說道：「只有能證實自己是平等者的人才能跟別人平等；只有能征服自由的人，才配享受自由。」
立刻，我向乞丐撲過去。只給了他一拳，我就把他的一隻眼睛打得張不開，那隻眼睛立刻像皮球一樣腫起來。我打斷他的兩顆牙齒，卻弄破了我一根手指的指甲，由於我生來文弱，又很少練習拳擊，要把這個老頭子很快擊倒，我感到力不勝任，我就用一隻手抓住他的衣領，又用另一隻手揪住他的脖子，使勁把他的頭向牆上亂撞。我應當直說，我事先已經向四周仔細看了一番，證實在這偏僻的郊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被警察撞見。
接著，我對他的背部踢了一腳，用力之猛，足以踢斷他的肩胛骨，這樣，就把這個衰弱的六十歲老人擊倒在地，我抓起一根丟在地上的粗大的樹枝，對他猛揍，我使出的那種頑強的狠勁，就像廚師要把牛排敲軟一樣。
突然——哦，奇蹟出現了！哦，真是能證實自己學說高明的哲學家的樂事！——我看到這副老骨頭架子翻身爬了起來，在這個極度損壞的機體裡竟有這種氣力，真使我萬萬料想不到，而他那充滿仇恨的眼光，在我看來，卻是一個很好的兆頭，這個衰弱的歹徒向我撲過來，打腫了我兩隻眼睛，打斷我四顆牙齒，又用一根樹枝接連不斷地將我痛打——由於我的有效的治療，我使他恢復了自尊和生氣。
那時，我向他做了許多示意動作，想讓他明白：我認為爭執已經結束了，我懷著斯多葛派詭辯家[5]的滿足，重新站起來，對他說道：「先生，您跟我平等了！請給我這種榮譽，來跟我平分我錢包里的錢吧；請記住，如果您是位真正的博愛者，當您的同行求您施捨時，您應當把我忍痛在您背上進行試驗的學說在他們身上應用一下。」
他對我發誓，說他已了解我的學說，並將聽從我的忠告。[6]
[*]一八六五年，《內外評論》拒絕刊載本詩，一八六九年始在全集中發表。
[1]精神推動物質，引用維吉爾的名句，見《埃涅阿斯之歌》第六歌第727行。
[2]「精靈」，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幼年時起就有一種特殊的心理現象，他稱為「精靈的信號」或「聲音」，以禁止之形束縛他的行動。
[3]萊呂（Louis François Lélut，1804—1877），當時著名的法國精神病醫生，曾發表論文《論蘇格拉底的精靈，或心理學應用於歷史學的一例》，論文將蘇格拉底當作狂人處理，故波德萊爾很輕視他。
[4]巴亞爾熱（Jules Gabriel François Baillarger，1806—1891），法國精神病醫生，著有《精神病分類試論》等。
[5]斯多葛派詭辯家，古希臘有兩個芝諾：一個是賽普勒斯或季蒂昂的芝諾（Zénon de Citium），斯多葛派的創立者。另一個是埃利亞的芝諾（Zénon d』Élée），辯證法（論辯術）的創立者，以「阿喀琉斯與烏龜」和「飛箭不動」的論證否定一切運動，人們把他的論證稱為「詭辯」。波德萊爾這裡把他們混淆在一起了。
[6]在阿爾芒·戈多瓦所藏原稿中，本詩以後，另有一行：「你有何感想，公民蒲魯東？」大概是由於這句嘲弄的話對革命家、經濟學者蒲魯東有失敬意，而被詩人刪掉了。波德萊爾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左右，對社會民主主義頗有共感，那時他對蒲魯東評價最高。他在為一八五一年版皮埃爾·杜邦（Pierre Dupont）的《歌謠集》所作的序言中寫道：「當我閱讀杜邦的作品時……我總感到充滿慈愛和熱狂的蒲魯東的崇高的格調又回到記憶里來。」在《道義的戲劇和小說》一文（刊於1851年11月27日的《戲劇周報》）中說：「蒲魯東一向是讓歐羅巴羨慕我們法國人的作家。」但在一八六五年致安塞爾的信中卻說「他瘋了」，此時，往年的熱情已經減退。但在蒲魯東被迫逃亡至布魯塞爾時，波德萊爾仍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