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 謝振定·曹錫寶·廣興·戴璐
附記 劉統勛 海蘭察 訥親 張廷玉 汪由敦 史貽直高恆父子 和珅門下
與錢南園同時，又有「燒車御史」。《十朝詩乘》載：
和珅盛時，其家奴勢焰張甚，橫行京外，莫敢究詰。其折之以法者，獨謝薌泉侍御與武虛谷大令。薌泉以御史巡城，遇珅仆於途，控怒馬，引朱軒，揚揚自得。薌泉捽之下，責其僭妄，即道旁笞之，並火其車，世稱「燒車御史」。陳散原嘗見其遺墨，以片楮書「光明正大，通天達地」八字，其子興垣旁註，稱為「臨終之筆」。
散原題詩云：「燒車御史不再得，百餘年間誦孤直。當時為國護制度，九衢煌煌貫白日。胸中有道匪襲取，死生一條見遺墨。至今傳玩起嗟嘆，此是孤兒眼中筆。」
當焚車事聞，有詔令指實其僭，以車已焚，無左驗，坐罷官。珅敗，以主事起用，官至員外郎。嘉慶中，其子興嶢，以固始令卓薦入覲。上曰：「此燒車御史子也。」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薌泉為不朽矣。
按：謝薌泉名振定，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視東城。違制乘車者，是和珅妾弟。謝興嶢引見，時在道光，非嘉慶。宣宗因謝興嶢背履歷時，京語琅琅，問起來才知他從小生長京城，為謝振定之子。又興嶢引見時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敘州知府。《十朝詩乘》所記微有不符。
與謝薌泉遭遇相仿者，復有曹劍亭，名錫寶，浦東南匯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陝西道御史。《清史稿》本傳：
時協辦大學士和珅執政，其奴劉全恃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制，錫寶將論劾。侍郎南匯吳省欽，與錫寶同鄉里，聞其事，和珅方從上熱河行在，馳以告和珅，令全毀其室，衣服車馬有逾制，皆匿無跡。
錫寶疏至，上詰和珅，和珅言平時戒約嚴，或扈從日久漸生事，乞嚴察重懲。乃命留京辦事王大臣召錫寶問狀，又令步軍統領遣官從錫寶至全家察視，無跡。錫寶自承冒昧。上召錫寶詣行在面詰，錫寶奏全倚勢營私，未有實跡，第為和珅杜漸防微，乃有此奏。復諭軍機大臣大學士梁國治等覆詢，錫寶又承「杜漸防微」語失當，請治罪，下部議，當左遷。
上手詔，略言：「平時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詐億不信之見，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誠布公，而猜疑防範，據一時無根之談，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斷無此政體。錫寶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托為正言陳奏，姑寬其罰，改革職留任。」五十七年卒。
當時朝士，皆輕和珅，即或因利害關係，不能不往還，亦不過虛與委蛇。唯有吳省欽、吳省蘭兄弟公然依附。省欽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朝考第一，點庶吉士，時年最少。省欽有紀恩詩並注云：
堯廷列跽姓名通，詔傍階墀覽下風（引見官跽處，距階例二丈許。是日命移近至階下），譽忝朝元珠錯落（新進士試保和殿，第一者謂之「朝元」，時省欽忝此選），跡聯館少玉玲瓏（館選齒最少者，謂之「館少」。省欽與海寧祝德麟、壽光李鐸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結體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額外主事，連點者知縣候選。御筆圈處，皆由左而右，丹跡宛然），黃闥凝暉日正中。好與元和征故事，喜歡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讀云：
天門詄盪曳青緺，甲第聯銜候試差。月旦待題名士重，風儀難信病坊諧（朔日引見，應出試差人員，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適致齋。館吏一時喧走語，筆床硯匣細安排（自壬戌後，屆六年即舉大考於西苑，時值雩典）。
文囿宏開曙色霋，羽林雙引翰詹齊。抱從佛腳靈當乞，仰過天顏候漸稽。薦寢拜沾嘉果賜，留田策罷遠糧齎。茂先王佐臣何有？慚愧枋榆斥鷃低（試擬張華《鷦鷯賦》、新疆屯田議、紫禁朱櫻出上闌詩）。
白華朱實捧宸賡，草屋標題兆豫成（省欽自號白華，伏聞御製朱櫻詩，首聯有「白華細語三冬月，朱實紛垂首夏天」之句），新進無資還壓卷，故人有分輒連名（省欽列一等第一，褚侍講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試朝考，省欽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終難問，鼎甲迴翔暫比榮（一等例止三人），今後好修衷倍矢，敕頭何易副親旌（歷奉諭旨，觀其文，復觀其人，親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於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製為六年一舉行，此即吳省欽詩所謂「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計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茲以詩中敘事考證，吳省欽乃乾隆三十一年應大考。《高宗本紀》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詣黑龍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館選者，三年散館，分別去留，散館試例在四月下旬。吳省欽三十一年散館授職編修，五月初一引見，旋應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讀。升遷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珅？至於其弟省蘭，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進士、點翰林。省蘭為和珅家西席。至嘉慶三年，吳省欽授左都御史。和珅一敗，省欽亦革職，而其同鄉曹錫寶則追贈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錫寶傳》云：
仁宗親政，誅和珅，並籍（劉）全家。乃追思錫寶直言，諭曰：「故御史曹錫寶，嘗劾和珅奴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彼時和珅聲勢薰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今和珅治罪後，並籍全家，貲產至二十餘萬，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錫寶贈副都御史……」
嘉慶之初，下詔求直言。此為歷代天子即位後例行的故事。但嘉慶親政求言，則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對和珅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觀》載一文，題曰《嘉慶初年諫臣》，其中有可資為談助者，引錄注釋如下：
廣公泰，滿洲人，下詔時，泰與廣興首先應詔，參劾和珅奸慝諸款，即時伏法。
廣泰隸鑲藍旗，姓氏不詳。約乾隆五十年前後由戶部員外補授江西道御史。廣興，號晴溪，字賡虞，姓高佳氏，隸鑲黃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禮部郎中補授江南道御史。廣興當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恆，皆以貪黷被誅。而高恆為皇貴妃高氏胞兄，當獲罪時，傅恆為之緩頰，請推皇貴妃恩代死。乾隆反問：貴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恆戰慄失色。因為這話正就是指傅恆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連太后的面子都不顧。高貴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為前朝所無之事。但高恆父子不幸是生為漢人，乾隆藉此以儆滿洲、蒙古的貴戚。俗雲「借人頭」，正此之謂。
按：嘉慶親政，首劾和珅者，為高郵王念孫，時官吏部給事中。劾和珅為陳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傳謂「援據經義，大契聖心」。此必對誅和珅如何不悖孝道有所發揮，立言得體，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於是年中探花。
嘉慶於頒遺詔日，宣布和珅罪狀，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親見當時奏陳和珅供詞原件，其中頗有異聞，試摘數條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個，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將小些的，給了豐紳殷德幾個（豐紳殷德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寧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鑲珠帶頭是穆騰額給的，藍寶石帶頭系富綱給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諭旨，奴才因字跡不甚認識，將折尾裁下，另擬進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宮女子愛喜貌美，納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蘇凌阿年逾八旬，兩耳重聽，數年之間由倉場侍郎用至大學士，兼理刑部尚書。伊系和琳兒女姻親，這是奴才糊塗（琳，珅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愛特深，別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賄於和珅。海蘭察為乾隆朝名將，黑龍江索倫人，一言為「魚皮韃子」，即肅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東北的松花江兩岸，夏日以魚皮為衣。魚皮取之於鮭魚，用特殊技巧剝皮，以木槌擊落其鱗，使之柔軟，制以為衣。
海蘭察生有異稟，驍勇善戰，復多智計。為阿桂所識拔後，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說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歿於乾隆五十八年，諡武壯。病歿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蘭察受傷多次，特許入祀。他是乾隆的愛將，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護，而亦不能不對和珅厚饋，可以想見和珅當時的權勢。
繼公善滿洲人，雖為和相所引，無所依傍。時翻譯科場皆近臣子弟藉以進身，頂冒傳遞之弊，繁不勝言。善首論之，場務始肅，遷太僕寺卿。八旗士卒蓄養馬匹，多有冒領干餉，飼者十不二三。出牧時啖番使以金帛，為蒙古所哂。善復犯眾怒言之，弊遂清，滿洲人恨入骨。至驗馬日，眾誤以戴菔塘（璐）為善，毆之幾斃。
按：《清朝野史大觀》所收《嘉慶初年諫臣》，采自《嘯亭雜錄》。書為禮親王昭槤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緒初年，始由醇親王奕譞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請人修訂增刪以付梓，事過境遷，所記間失真相。如「繼善雖為和相所引」云云，語氣失實。
和珅將六部滿洲、蒙古司員庸弱無能者調補御史，並非援引而有投閒置散之意。其間自不免有意排擠，俾便位置私人。如繼善，本為吏部員外，嘉慶二年補授福建道御史。滿洲部員，俸滿多能外放，而滿洲御史俸滿則多授給事中，冷衙閒官，默然無聲，為李慈銘譏為「仗馬」，不過點綴朝儀而已。繼善後亦由福建道御史轉刑科給事中。觀其陳奏，實為滿員中佼佼者，而任太僕寺卿，整肅馬政一事，實為難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設御馬監，康熙間改為上駟院，掌御馬，以備上乘。畜以備御者曰內馬，供儀仗者曰仗馬。御馬選入，以印烙之，設蒙古馬醫官療馬病。上巡幸及行圍，扈從官弁各給官馬，以副都統或侍衛為放馬大臣主其事。
上謁祖陵需馬二萬三千餘匹，東西陵需馬四千三百餘匹，悉取察哈爾牧場馬應之。迨乾隆時，每扈從用馬匹輒二萬餘。嘉慶中，物力漸耗，停木蘭秋獮。十二年，減額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謁陵，額馬視乾隆時約略相等，計取給場馬暨各盟長所進，蓋二萬六千餘匹雲。
嘉慶朝「減額馬之半」，猶須一萬餘匹，而此只是供御廄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駐防營馬，總計約十一萬匹，馬乾歲費四十四萬兩。易言之，每匹馬每年的草料，僅費銀四兩，當然是不夠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繼善奏中之所謂「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聰時，征服察哈爾，其地宜牧馬蕃息。順治初，大庫口外設種馬場，隸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場屬太僕寺，分左翼右翼二廠，均在口外。……置牧長、牧副、牧丁任其事，轄以協領、翼長、總管，官兵皆察哈爾、蒙古人充之。飼秣所需木槽、鏃、钁、鑹、杓，每群各二，五年一給之。總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歲終匯報增減數目，視其贏絀，以第賞罰。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馬，春夏驅赴察哈爾牧放，曰出青；秋冬迴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將軍楊福，請市馬給兵丁，上不許。諭曰：「朝廷屢以太僕寺廠馬並茶馬給各兵丁，故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餉而孳生甚多。如驅入內地牧之，即日費萬金不足矣。」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歷帝皆重騎射，木蘭秋獮，無異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順治六年復定為親郡王至奉恩將軍，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國有大慶，不得恩封；非嫻習騎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馬匹餵養，自為要務。而繼善長太僕寺，毅然揭發數十年積漸而成的盜賣馬匹、侵蝕馬乾的弊端，勇於任事，殊可稱道。
至誤以「戴菔塘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烏程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廣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蔭雜記》，談乾嘉京師的人物、時事，極有趣味。內多柏台故事，選記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權傾督撫，統轄文武，士人釋褐即得，人艷稱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為守備，一為秀才，富翁輕生重備。後備歷副將，生成進士。以御史巡方閱兵，副將披執郊迎，報名入謁，五更稟請開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里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隸三府設一巡察，二年報滿。台灣巡察如之。今惟滿科道巡察東三省，聞猶是巡方體制。
按：所謂「巡察東三省」，實即「查旗」。照《會典》載：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驍騎營，每營以御史一人；前鋒營、護軍營，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營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於滿洲、蒙古、漢軍御史內點派。八旗各營有駐關外者，查旗亦自必出關；盛京將軍為旗營長官，則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體制了。
諸城劉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總憲，即以桐城張、姚二姓官多，奏請裁抑。尚書納親，管理事務太多。任事多銳，一時風采凜然。納親果於金川僨事，桐城未久去位。
欽定台規，乾隆初告竣，其時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餘年，更定典禮若干，亟應續纂而未有議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頻見有纂修則例之舉。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規一冊，內載儀注甚詳，此歷久不廢者，近聞久不呈送，並餼羊而去之。
「劉文正」為劉統勛，與子劉墉（石庵）為乾隆倚重，眷顧不衰，主要者即因劉統勛以此一事，上結主知。
劉統勛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憂服闋，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兩疏，一疏論張、姚兩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遭逢極盛，然晚節當慎，責備恆多。竊聞輿論動雲，張、姚二姓占半部《縉紳》。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鋹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薦舉，或起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謙，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請自今三年內，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轉。
又一疏論訥親云：
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典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召對。屬官奔走恐後，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覆事件，或輾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之道。請加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減，免曠廢之虞。
劉統勛這兩道奏疏，對乾隆一生的幫助極大。其作用在破朋黨之局，猶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並使他能夠完成彌補雍正種種過惡的心愿。
這話要從雍正奪位說起。雍正能夠得位，內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堯。及至腳步站穩，則非殺隆、年不可。平心而論，這倒也不儘是為了怕醜事敗露，殺之以滅口，主要的是雍正對整飭吏治，確有辦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傷，如果用勁稍大，暗傷牽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療本身的暗傷，以便能充分發揮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難。因為年羹堯的關係很多，換句話說，他可以動用的幫手，遠超過隆科多。在年羹堯的諸般關係中，有一種形跡不太顯，但影響很深很遠，即是「年誼」。
年羹堯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進士，居然亦點了庶吉士，同榜有勵廷儀、沈近思、史貽直、張廷玉，皆為世宗所重用，此即籠絡庚辰一榜的漢人、分化年羹堯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張廷玉。
張廷玉，大學士張英次子。當雍正即位時，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傳》本傳：
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憲皇帝御極，命廷玉協同翰林學士阿克敦、勵廷儀等辦事，賜一品蔭生。十二月擢禮部尚書，恭纂聖祖仁皇帝實錄，充副總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書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御製詩一章賜之，詩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棟樑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政資經畫，吁謨待討論。還期作霖雨，為國沛殊恩。」
勵廷儀庚辰二甲，點翰林，其時官內閣學士，被恩命後，充翰林院掌院，調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時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為聖祖實錄副總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滿洲正藍旗，姓章佳氏，此即為被雍正重用的緣故。
雍正在康熙朝奪嫡的糾紛中，夥同皇長子直郡王胤禔，謀害太子胤礽，後為皇三子誠親王胤祉舉發，胤禔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時的雍親王胤禛，以皇十三子胤祥頂罪，故終聖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聖祖崩於暢春園時，胤祥亦猶在圈禁之中。
雍正奪位後，第一個行動即是釋放胤祥，並封之為怡親王。此段秘史我曾發其覆，今以阿克敦於雍正奪位後，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證。怡親王之母敏妃，即出身於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兩江、為袁子才恩師的尹繼善亦出身於章佳氏，後為怡親王胤祥記室，雍正與章佳氏有特殊親密的關係，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兩朝，怡親王胤祥與雍正之間的秘密刪改殆盡，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後，阿桂與尹繼善在乾隆朝寵信不衰，則其先世必曾建殊勛，亦可想而知。
張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謂「辦事」，即是在「內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別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聖祖實錄副總裁，則於康熙「末命」一節，及皇十四子胤禎受命為「撫遠大將軍」，准用正黃旗纛旗，無異親征，明示大位有歸等等跡象，自能承志巧為掩沒改飾，厥功亦殊不細。而張廷玉入直南書房，則更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於當時政治體制，及後來乾隆杯葛張廷玉齮齕備至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軍機處未設置以前，內閣的權力已大為削減，所處理者，大多為例行公文的「題本」。其重要而具機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達御前，有漢文、有清字，由皇帝親自處理。其方式有三：一種是交有關衙門議奏，再作裁定；一種是就原折批示發回；一種是命侍衛或奏事太監口傳諭旨。康熙又規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專摺奏事，必須親筆書寫。目的除了增強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隱、相互稽查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擴大，並規定朱批諭旨，必須繳回。在雍正初即位時，派定總理事務大臣，略似以後的軍機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時起，便面臨著一場無比嚴重的政治鬥爭，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穩固篡奪的政權？為了要證明「天心默許」「大位早定」，他不是奪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禎的皇位，曾連篇累牘地頒發朱諭。其時雍正的工作負荷，非常沉重，照例的儀注，如大喪的各種祭祀、母后宮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時間。而處理政務，僅接見總理大臣、看奏摺，以及召見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員赴外任前的「陛辭」「引見」，詢問履歷，慰勉指示，一天的時間已深感不足，更何來工夫，洋洋灑灑地寫自辯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須找幾個了解他意圖，而文筆暢達快速的助手，置諸南書房，以文學侍從之臣的身份，為他代筆。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張廷玉。
張廷玉奉旨協同阿克敦、勵廷儀「辦事」，所辦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書房，中間且一度充順天鄉試副主考，入闈一月之久。到八月間即蒙御製詩之賜，所謂「大政資經畫，吁謨待討論」，可知其必參與雍正最高的機密。雍正許之為「棟樑材」，而「還期作霖雨」，又許之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蒼生，即默許其不久即可入閣。果然，雍正七年「署理大學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書只兩年，升騰不可謂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頒詔訓飭督撫提鎮，文吏至於守令，武將至於參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諭，備載實錄，各就其職司所在，詳細指示如何盡分供職，做一個好官。從來帝皇整飭吏治，未有如此明確具體者。這十一道上諭，我相信即出於張廷玉的手筆，其證據在後面要談到，此不贅。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統三年辛亥，享祚兩百九十五年，漢大臣所受的恩遇，恐無過於張廷玉。世宗大漸，張廷玉與鄂爾泰同受顧命，遺命他日配享太廟。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廟，雍正十三年中，只怡親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說過，胤祥曾替雍正頂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見，如特命世襲罔替，清初定製八「鐵帽子王」，至此增而為九。張廷玉以漢大臣，不過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勛，亦未有捨身護主的大功，乃竟與怡親王胤祥等量齊觀，可知當奪位初起時，張廷玉參與最高機密，劃策決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勞。
及至乾隆即位，張廷玉與鄂爾泰同封伯爵，加號「勤宣」。十一年，廷玉長子內閣學士張若藹病歿，乾隆以張廷玉年逾七十，在內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張若澄在南書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張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鄉」。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糾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罷。《清史列傳·張廷玉傳》，載其經過極詳細，但未能搔著癢處，後世亦無言其事者，我今發兩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張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奪位，如何弒兄屠弟，如何殺年羹堯、隆科多滅口，全本《西廂記》都在張廷玉肚子裡，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類似紅娘的角色。
張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諭以「卿受兩朝厚恩，且奉皇考遺命，將來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從祀元臣，何以不可歸田終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風極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請教往事，作成記錄，留下一段不知何時才會出現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監視。張廷玉不明此理，嘵嘵爭辯，結果變成自取其辱。
張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鄉思，容貌消減。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復頒上諭，以為張廷玉「生長京邸，子孫繞膝」，「原不必以林泉為樂」，准他「四五日一入內廷，以備顧問」。又說他在「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並御製詩一章以賜。詩曰：
職曰天職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勞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體恤頻。潞國十朝事堪例，汾陽廿四考非倫。勖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
詩是標準的「乾隆體」，所謂「潞國十朝」，指文彥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汾陽廿四考非倫」，用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令的典故，而「非倫」費解。但看「勖茲百爾應知勸」之句，可知乾隆平時不知勸慰過他多少次。張廷玉就因為不知勸，以致搞得灰頭土臉。
到了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歸心極熾，覺得「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因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陳幾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因此，特為派人去看張廷玉，將乾隆的意思告訴他，聽他自行抉擇。
這是試探，而且乾隆已料到，張廷玉求去的成分較多，所以在上諭中埋伏著機關：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是將張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此為以後貶低張廷玉貢獻的張本；第二，「『去』之一字實不忍出諸口」，見得皇帝對臣子依依不捨，如果張廷玉求去，則是臣子薄情。
張廷玉得遂初衷，計不及此，只覺喜出望外。其時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請得暫辭闕廷，於後年江寧迎駕。」事已如此，乾隆亦優詔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當另頒恩諭」。並期待十年以後「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又御製七律三章以賜。詩曰：
早懷高義慕懸車，異數優留為弼予。近覺筇鳩難步履，得教琴鶴返林閭。銀毫無奈吟輕別，赤芾還看賦遂初。擬問蘭陵二疏傳，可曾廿四考中書。（其一）
兩朝綸閣謹無過，況復芸窗借琢磨，此日蘭舟歸意定，一時翰苑悵思多。善娛鄉黨銷閒書，穩趁帆風送去波。南國詩人應面晤，為詢食履近如何？（其二）
坐諭朝夕久勤宣，間別何能獨恝然。同事當年今幾在？得余碩果又言旋。江湖卿樂真饒後，廊廟吾憂詎忘先。指日翠華臨幸處，歡顏前席問農田。（其三）
歸田之願，雖可得遂，但張廷玉另有一大顧慮，即是配享問題。由於乾隆曾說過：「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則歸田終老即難作從祀元臣。因此，張廷玉進宮面謁，免冠磕頭，「請上一辭以為券」。這件事是做得冒昧了一點，乾隆除了勉從所請以外，又賦詩一首：
造膝陳情乞一辭，動予矜惻動予悲。先皇遺詔惟欽此，去國餘思或過之。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吾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
過去有人作打油詩，有「等因奉此」字樣，自是遊戲文章，但「欽此」入詩，則確有其事。「欽此欽遵」為「上諭」中習見之語，「惟欽此」者，唯有謹遵之意，下接「去國餘思或過之」，意謂將來別有恩典，或者猶過於配享之榮。上半首的語氣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對勁了。
「可例青田原侑廟」，是用劉伯溫的典故。劉伯溫以休致之臣，而得從祀，有此前例，故可從張廷玉之請。「漫愁鄭國竟摧碑」，征魏徵之典，充分表現了乾隆的不滿。魏徵封鄭國公，「摧碑」一事見《新唐書》本傳：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媢之，毀短百為。征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征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
這已經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樣，給魏徵寫了碑文，復又取消。則此日所許配享的諾言，並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廟從祀，亦不妨撤出。
最後兩句則是負氣之語，誤會張廷玉有輕視他之意。反正詩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誰都看得出來的。可能張廷玉真有倚老賣老的模樣，竟不理會此一警告，當時就做錯了一件事，謝恩竟不親詣宮門，而令其子代奏。乾隆著軍機處傳旨，令張廷玉明白回奏。其時軍機承旨者為傅恆及汪由敦。汪為張廷玉門生，自然將乾隆大為不滿的情形，稟報師門。張廷玉第二天特為起個大早趕進宮去。不料這一來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詰責的上諭，相當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錄如下：
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折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傳寫諭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即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昨日不來？此不待問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廟，乃張廷玉畢世之恩，豈尋常錫齎、加一官、晉一秩可比，不特張廷玉歿身銜恩，其子孫皆當世世銜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當匍匐申謝。乃陳情則奏請面見，而謝恩則竟不親赴闕廷，視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應得，有此理乎？
朕作賦詩，命翰林和韻，獻諛者或擬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則不可也。朕詩自有分寸，謂「兩朝綸閣謹無過」，不為溢美之詞，亦尚其實長也。若因此而稱心滿意，則並其夙所具之謹且忘之，而不謹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廟」者，劉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許。伊試自思，果能仰企劉基乎？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輾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歸則求歸自逸，既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意謂朕言既出，自無反汗，已足滿其夙願，而此後更無可覬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寫諭旨時，大學士傅恆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逭，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為之私情。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顯然。朕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朕昨令寫諭旨，意尚遲回，不欲遽發。及觀張廷玉今日之來，且來較向日獨早，謂非先得信息，其將誰欺？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等質訊，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終，張廷玉縱忍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然軍機重地，乃顧師生而不顧公義，身為大臣，豈應出此？
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偽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雖欲曲為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此，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軍機處在鄂爾泰於十年四月病歿後，張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訥親一人面對承旨，而汪由敦、蔣溥雖為軍機大臣，實際工作如後來的軍機章京。漢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當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趙翼《檐曝雜記》載：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
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為例。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榷，又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雲。
當時軍機大臣連張廷玉共為七人，而每日進見亦只傅恆、汪由敦二人。汪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會試只朱軾與張廷玉兩總裁。汪為張廷玉得意門生。雍正、乾隆皆深惡師弟援引、結成朋黨，所以汪由敦維護師門，引起乾隆的誤會，竟因而革去協辦，留刑部尚書任，次年復降為兵部侍郎。
至於張廷玉，當然不承認得到任何信息。於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諭，這一次將史貽直拉了出來。上諭中說：
張廷玉與史貽直素不相合，史貽直久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太廟。在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彼時朕即不聽其言也。張廷玉奏請見面時，稱外人亦有議將來不得配享者，朕問謂誰？即明指史貽直所言。及問以大學士員缺，即奏稱汪由敦現在暫署，將來即可辦理。其意謂在朝既與史貽直夙有嫌隙，今經休致，則史貽直獨在閣中，恐於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門生，則身雖去而與在朝無異。此等伎倆，可施之朕前乎？試思大學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黨樹私乎？史貽直即與張廷玉不協，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傾陷？若因張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門別戶，衣缽相傳，此豈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諭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貽直與張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太廟」兩語。史貽直與張廷玉同年，亦皆為年羹堯的同年，年羹堯一向尊重史貽直。有一次雍正問史：「你是否年羹堯所薦？」史貽直答說：「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皇上。」以奏對得體，為雍正頗所欣賞，直南書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撫伊都望參年羹堯兼管河東鹽務時，將其子年富、年斌「偽編商民，隱佔鹽窩」，派史貽直往查，據實奏復，證明他並非年黨，所以亦為雍正朝始終信任不減的漢大臣之一。
史貽直與張廷玉同年同直南書房，而素不相合，或許為雍正操縱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當是因為對年羹堯的態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責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縱容年羹堯驕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誤會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貽直看，張廷玉應該奏諫疏導，不該推波助瀾逢君之惡。這個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對雍正初年由奪位而引起的一連串糾紛，痛心疾首，力為斡旋，而對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內外臣工，惡感頗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云：
世宗承統一案，年羹堯、隆科多之關係既明，世宗與年、隆之決裂，自在國史及故宮已刊各檔，毋庸悉數。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讞者，實為廣西巡撫金鉷。有此成讞，而後有《大義覺迷錄》之頒行，天下乃窺見其秘。在世宗自謂得此宣傳可以移奪人意；及高宗則深恨宣傳之功，適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孫永不許翻案之諭，首誅曾靜、張熙，毀禁《大義覺迷錄》，又怒金鉷之多事，不若王國棟輩之模稜，反而掩此家醜。於是故挑金鉷過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鉷為能員，亦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煩而無所得，只有不用。對於張廷玉，乾隆的態度，多少跟對金鉷是一樣的。孟先生又說：
考世宗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於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將阿其納塞思黑子孫摒除宗牒一事，謂緣諸王大臣再三固請，非皇考本意，著廷臣議奏。同日翻曾靜案諭云：「曾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聖度如天，曲加宥寬。夫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曾靜則摒棄於法外，亦以呂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憤。著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泄露。其嫡屬交地方官嚴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諭：「《大義覺迷錄》著照徐本所請，停其講解。其頒發原書，著該督撫匯送禮部，候朕再降諭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靜張熙伏法。」乃結《大義覺迷錄》一案。此書遂更成禁毀之物，今所見者又成較罕見之秘籍矣。其間屢赦宥康熙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孫，頗為世宗補過。
曾靜遣徒張熙投書岳鍾琪，勸岳反清一案，為有清著名的文字獄。會讞王大臣議奏，曾靜、張熙凌遲，嫡系親屬男子十五歲以上皆斬，而奉旨特赦曾靜、張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牽連的呂留良弟子嚴鴻達、沈在寬等，本身剉屍或凌遲，子孫遣戍，婦女入宮，處置極悖情理。而據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靜的唯一原因是，曾靜所投「逆書」，指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四大款罪狀，恰好給了他一個辯白的機會。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後，迭有上諭，反覆自辯。後來勒為《大義覺迷錄》一書，奉旨通飭各省各縣，每逢朔望在學宮與《聖諭廣訓》同為士子講解。《大義覺迷錄》中的上諭，動輒數千言，相信亦為張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製文有云：
朕侍皇考聖祖仁皇帝數十年，時時只聆聖訓，今觀臣工記載者舛錯疏漏之處甚多。朕嗣統以來，元年二年內閣面奉之旨，書寫時動輒訛舛。自張廷玉為大學士，聽朕諭旨悉能記憶，繕錄呈覽與朕言相符。蓋記載一事，良非易易，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懼，是以諸臣欲記朕論者，朕皆令繕寫進呈之後方許存稿，恐其失實以傳訛也。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動要發布的上諭，尤其是情節曲折，要在幽微之處能說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駕馭文字能力者不辦。但「吉人之詞寡」，雍正奪位，以及其對兄弟的殘酷，傷天害理，一望而知。獨對曾靜如此醜詆，反赦其罪，且特別宣示：「曾靜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兩相對照，何厚於獄囚，而薄於骨肉？所以越是寫得詳細，自以為滔滔雄辯，越令人齒冷。真所謂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張廷玉的忠愛，不免姑息，唯命是從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顏直諫的骨鯁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從心底輕視其人。這一層，是張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動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長子定親王喪，初祭甫過，便欲動身，因此又碰了個大釘子。上諭責備他說：
上年朕許伊休致回籍，伊即請面見，奏請恐身後不獲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為券。朕以皇考遺詔已定，伊又無大過，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請，並賜詩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於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對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謝恩，並不躬親，經廷臣議處，朕仍加恩，寬留原職，並仍准其配享，且於陛辭之日，賜齎優渥，並令於其動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遇定親王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即奏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為定親王師傅，而乃漠然無情，一至於此，是為尚有人心者乎？
張廷玉教乾隆讀過書，此即詩中所謂「況復芸窗借琢磨」，而上諭則謂「曾侍朕講讀」，不承認張廷玉是師傅。乾隆自視天資超絕，一向不大尊重業師。至於張廷玉為「定親王師傅」，傳中無考。皇子讀書在「上書房」，與「南書房」一東一西，皆在乾清宮對面，差使有「上書房行走」，即充皇子師傅之意。張廷玉一直是在南書房行走，不知何時曾授定親王讀。
按：定親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迴蹕，孝賢純皇后崩於德州，永璜迎喪，禮節多疏，為高宗痛責。張廷玉既為定王師傅，則其「不知禮」，自然師傅亦有過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對張廷玉不滿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於十五年三月，乾隆對長子之歿，一改十三年切責的態度，儀典甚優，禮部奏請輟朝三日，改五日，初祭親臨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後，喪服未除，亟亟告歸，無怪乾隆大為不滿，藉此切責，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緣故，別有言外之意。上諭中說：
朕從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實朕之以股肱心膂視之，逾於常格之恩，而伊轉以此怏怏。及至許其原官致仕，許其配享，則此外更無可希冀，無可留戀，惟以歸田為得計矣。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太廟配享一節，臣即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幾次上諭中，一再表示，不過將張廷玉視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諭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視之，逾於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後語，而實為暗示。因為此諭前面提到，世宗對張廷玉「不獨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張廷玉曾參與最高機密，助世宗剪除異己，穩定政權。乾隆並不需要張廷玉這些幫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視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無異明告張廷玉，不放心他懷著一個極大的秘密歸籍。
又上諭中一再指責張廷玉「信朕不及」，亦等於在說：「你信不過我，我也信不過你。」此暗寓深意，張廷玉應該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挾持，惡感愈深，終於作了極犀利的詰責。
他說，劉伯溫當年是明太祖的從龍之臣，配享太廟尚不免訾議。問張廷玉捫心自問，較劉伯溫如何？至於魏徵仆碑是他身後之事，張廷玉則不必身後，此刻便當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論。乾隆自道：「朕豈肯為唐太宗所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將來將張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見機為妙。
最後發下一張配享太廟各臣的名單，讓張廷玉自己回奏，他應不應該配享？又說：「回奏到日，令大學士九卿等定議具奏。」
這一下張廷玉大夢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榮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見機，則不僅受辱，且有家門之禍，於是具疏請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於太廟配享大典，妄行陳奏。皇上詳加訓示，如夢方覺，惶懼難安。復蒙示配享諸臣名單，臣捧誦再三，慚悚無地。念臣既無開疆汗馬之力，又無經國贊襄之益，縱身後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當增愧。況臣年衰識瞀，愆咎日滋，世宗憲皇帝在天之靈，鑒臣如此負恩，必加嚴譴，豈容更侍廟廷？
敢懇明示廷臣，罷臣配享，並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濫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議，不應配享，又以張廷玉種種負恩，應革去大學士。上諭寬免，張廷玉乃得於乾隆十五年以大學士致仕，回桐城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