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 任宏嘉·陳紫芝·高層雲·錢灃
附記 管世銘 洪亮吉 和珅 王亶望 吳卿憐 畢沅 國泰 於易簡 王傑 董誥 福長安
康熙中葉，御史中風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傳：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興人。初以舉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進士，十八年，考選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縣宜有講堂書院，庶人知向學。」又言：「學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蓋府道階級不甚懸，無以資表率，部郎聲望不甚重，又無由達封章。求其公明，實不可得，乞重其選。」
改巡北城，疏陳五城應行事。謂：「盜風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雜處，司坊未潔，由勸懲不當。」
又言：「州縣昏夜比較，鄉民托宿無地，饑寒受杖，往往殞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輕，受僉役橫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為民，而藩府駁冊，上下動費累百；津梁有關，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設巡攔，旱路亦行堵截，檢索至負擔，稅課遍雞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呵叱之，隸卒白曰：「此王府優也。」宏嘉趨王府，孛優出，仗之四十。上聞，直定嘉。由是貴戚斂跡，毋敢玩法。
……宏嘉素慎，疏上言過直，輒戰慄。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知其當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負吾君耳。」
此與色厲內荏者，適得其反。大致士氣發舒，言路宏開，而確為講求真是非的時代，始有此等人可見。
清人筆記中又記其風節云：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荊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釣台宗丞族兄也。釣台《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誚為「廌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
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眾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 ，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觳觫稽顙出。
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齮齕公，公廷發其奸，某狡辯，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雲。
按：「釣台」為任啟運，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於經學。「廌」即「豸」，獸名，似牛而一角，專觸不直者。漢有豸冠，御史專用。豸而無角，何能觸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言，譏之為「廌解角」。
稍後於任宏嘉者，有陳紫芝，傳聞以劾張汧為明珠所害。清人筆記載：
康熙間前輩有聲台垣者二人，一則理少，一則兆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即不受外僚書帖之敬，入台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上語之曰：「滿朝為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即與內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報稱。
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在明相黷貨攬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為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按：此記開頭「有聲台垣者二人，一則理少，一則兆園先生」云云。「理少」為「常少」之誤，實指高層雲。前曾敘及，言官稱「台」者指御史，稱「垣」者指給事中，台垣合稱則兼指御史、給事中。高層雲字二鮑，江蘇松江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給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層雲在諫垣之時不久，但所論一事，關係甚巨。《清史稿》本傳：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詔王大臣集永康左門外議喪禮。大學士王熙等向諸王白所議，跪移時，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層雲曰：「是非國體也。」即日疏言，謂：「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況永康左門，乃禁門重地，太皇太后在殯，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臨敬諸王之地。大學士為輔弼之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節，不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議事，如時久，每賜墊坐語；今大臣為諸王跪，於禮不合，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嗣後大臣與諸王會議，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
此事遽看，不過爭禮節而已，其實是爭地位、爭權力，而又不止是為漢大臣爭，實是為皇帝而爭。此話怎講，容某細言之。
我常說，一部二十四史，欲觀其興衰絕續之跡，只看當時的中心勢力為何，即可預測其結果。每一時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勢力，而此中心勢力，不外乎四類：外戚、宦官、藩鎮及知識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與外戚相勾結，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鎮為中心勢力，則必形成割據之局，殺伐相尋，亘數十年至數百年不止。唯有知識分子為中心勢力，出現文治的局面，則必為盛世。漢朝文景，唐朝貞觀、開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葉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懲明失，最為徹底。清初對明朝宦官之禍，洞見其癥結，宮闈使令不能無宦官，則口銜天憲、攬權舞弊之事即不可免，唯在力加裁抑。順治之初，以內務府代替明朝宮內四司八局，於是「上三旗包衣」紛據利藪，尤以正白旗為最。因此旗屬於多爾袞，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敗而遁，正白旗首先從龍入關，機會最好，猶之乎抗戰勝利，接收東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樓台之利。
多爾袞一死，正白旗收歸天子自將，與「兩黃」正式成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義上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為皇子選奶口，以及織造差使，均出於正白旗包衣，猶之乎民間主婦，主持中饋之意。《紅樓夢》中寫賈母的權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義，背景中有一孝莊太后在。此意不為研「紅學」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淵源之故。
順治末年，世祖惑於佛事，於是吳良輔得以乘時「復辟」，恢復「十三衙門」。此為前明宦官與新興的宮闈勢力非常尖銳的衝突。順治以出痘而崩，孝莊太后得湯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經出痘的玄燁繼統，並領導上三旗包衣，革除「復辟」的宦官勢力，裁撤十三衙門，而以遺詔罪己的方式出之。
當此時間，主少國疑，雄藩環伺。孝莊決大疑、定大計，作為非凡，惜細節不傳於世，但觀張宸《青蜩集》，所記順治崩後的情形，猶可想像。而康熙敬愛祖母的至情，更非純粹出於孝思，而別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門，恢復內務府職權，宦官已不足為患。至於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兩家：一為孝莊太后母家，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本為科爾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覲，恩禮甚至，但防範亦嚴，不足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為從龍勛臣，子弟以軍功起家者甚多，當時有「佟半朝」之稱，但佟氏雖貴，並無兵權，故亦無足憂慮。
可憂者是八旗親藩，尤其是所謂「旗王」。爵秩既尊，復有部伍，天然具備了造反的條件，自須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順治以來，常用的手段是使親藩之間相互監視；其次是用隔離的辦法，大臣與親藩不通弔問。故《禮志·賓禮》，只有「內外王公相見禮」及「京官相見禮」，無品官見王公禮，即所以防範親藩籠絡大臣，以及大臣煽動親藩，謀為不軌。
但除朝會以外，國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議。既雲集議，則發言的權力相等，只問意見好壞，不問爵秩高低，如引身長跪，則非會議，而是受命。不獨長親藩驕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據理力爭的地位。因此康熙，對言官肯以此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實上，誘發及鼓勵在下者建言，據以裁抑在上者，為康熙慣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為奇，所高明者，收發由心，能夠控制住怨怨相報，不至於出現明末東林與閹黨相爭之禍；同時，最要緊的是伸張士氣，逐漸由親藩議政轉移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為可大可久之道。
前記陳紫芝在朝房為明珠延坐，進茗飲，歸寓暴卒，言為明珠所鴆，與此事相類者，後有管世銘。《清史稿》本傳：
管世銘，字緘若，與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充軍機章京。深通律令，凡讞牘多世銘主奏。屢從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東按事。大學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時和珅用事，世銘憂憤，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會遷御史，則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將劾之，詔仍留軍機處。故事，御史留直者，儀注仍視郎官，不得專達封事。世銘自言愧負此官，阿桂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蓋留直阿桂所請，隱全之，使有待。嘉慶三年，卒。
按：亮吉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與孫淵如齊名。高宗崩後，奉旨與修實錄。第一次稿本成，備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間事，撫今思昔，感憾至深，上書軍機王大臣，謂「勵精圖治，尚未盡法」，而「風俗日趨卑下」「賞罰仍不嚴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肅未肅」，以為和珅雖已伏誅，但和珅當權之日的風氣猶在。《清史稿》本傳，備載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語特激烈。所以成親王將原件奏上後，獲嚴譴。《清史稿》本傳：
上怒其語戇，落職，下廷臣會鞫，面諭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擬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師旱，上禱雨未應，命清獄囚，釋久戍。未及期，詔曰：「罪亮吉後，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論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亮吉獲罪，鉗口不復敢言？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為害甚巨。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勤政遠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為可與言之君。諸臣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負朕求治苦心。」
即傳諭伊犁將軍，釋亮吉回籍。詔下而雨，御製詩紀事，注謂：「本日親書諭旨，夜子時甘霖大沛，天鑒捷於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還，自號更生居士。後十年，卒於家，所著書多行世。
《清史稿》管世銘傳附於洪傳後，以同為對和珅遺毒深惡痛絕之故。管世銘初為戶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隨阿桂赴浙江勘倉庫虧蝕案，大蒙賞識，引入軍機章京，成為裁抑和珅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齋文集》記阿桂與管世銘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與和珅不相能，凡朝夕同直軍機，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嘗移立一步。
公嘗臥廬，軍機章京管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犬馬之意，得一上達，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謂「實欲俟犬馬之意，得一上達，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珅，而終「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傷其心。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偶爾受知於乾隆，擢為總管，不數年入閣拜相，監攬大權。清人筆記謂之為「入相奇緣」，而實為孽緣。乾隆之於和珅，猶之乎隋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有斷袖之好。因為有此一段孽緣，所以阿桂終不忍言。
清朝《御史題名錄》記，管世銘於乾隆五十九年，「由戶部郎中考選浙江道御史」。按：軍機章京為差使，管世銘底缺原為戶部山東司主事，積資升為郎中，考選為御史後，應歸本班，方能行使言職。
管世銘原意到台第一疏，即嚴劾和珅。阿桂不願他因建言得禍，所以「奏留」為軍機章京。但此時阿桂亦將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銘自必遂其初志。和珅為除隱患，先發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趙翼受知於傅恆，管世銘受知於阿桂，都是有名的軍機故事。管世銘文名不及趙翼，但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藝出名者不多，路閏生以外，大概就數管世銘了。
與管世銘境遇相仿佛者，還有錢灃，即是劉石庵以後，翁同龢以前，顏字大名家錢南園。姚永朴《舊聞隨筆》記：
昆明錢南園副灃，以劾大學士和珅，直聲震天下，其內行尤篤。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婦，惟恐不得。所得俸與諸弟共之，終身無一錢之私。
公督學湖南，每按臨各郡縣試畢，必進諸生告以經義及詩文佳劣，有字體謬誤及音韻失諧者，輒面斥或親責其掌，然獎勵亦至。嘗一見武陵趙文恪公，嘆為人英，見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興起者眾，士皆畏而愛之。公在湖南，吳江陸朗夫中丞耀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將舉觴，閽者請饋，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稱慶邪？」今饋燭二梃、藕數廳，代者懼而止。公詩文蒼古，書法肖顏魯公，善畫馬，風鬃霧鬣，筋骨顯露，望而知為嚴凝之氣所特鍾雲。
錢南園生平多懿行，但為劾和珅的直聲所掩，世多不知。而後世又只知錢南園的顏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餘年不少屈，最後竟為和珅所鴆（見《清史稿》本傳）。此猶之乎伊秉綬，只知其書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鵝蛋面名為「伊府麵」，不知伊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錢南園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檢討考選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時，恰逢甘肅冒賑事發。甘肅藩司王亶望，其時已升任浙江巡撫，按治得實，王亶望抄家處死。王亶望山西臨汾人，其父王師曾任江蘇巡撫，有治行。亶望以舉人捐知縣，走了和珅的路子，仕途一帆風順，以貪黷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異》載：
王亶望喜食驢肉絲，廚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炒驢肉絲，則視驢之腴處，刲取一臠烹以獻。驢刲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即止。鴨必食填鴨，有飼鴨者，與郡中填鴨略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酒罈鑿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頭頸伸於口外，用脂和飯飼之，壇後仍留一窟，俾能遺糞，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煎湯，以湯煮豆腐獻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終也。
又有一妾，名吳卿憐，蘇州人。王亶望事敗，歸於和珅，而和珅又敗，吳卿憐作絕詩八章自傷，詩云：
曉妝驚落玉搔頭（正月初八日曉起理鬟，驚聞籍沒），宛在湖邊十二樓（王中丞撫浙時，起樓閣，飾以寶玉，傳謂「迷樓」，和相池館，皆仿王苑）。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其一）
香稻入唇驚吐日（和處查封有方餐者，因驚吐哺），海珍列鼎厭嘗時（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嚼，謂之洋粉雲）。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其二）
緩歌慢舞畫難圓，月下樓台冷繡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其三）
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個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其五）
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裡輕舟無遠近，一聲欸乃到吳門。（其六）
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帶翠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猶是淺嘗人。（其七）
冷夜痴兒掩淚題，他年應變杜鵑啼。啼時休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棲。（其八）
所謂「害殺兒家是戟門」者，據說吳卿憐之歸和珅，為蔣戟門所獻。戟門名賜棨，江蘇常熟人，文淵閣大學士蔣廷錫之孫。蔣廷錫、蔣溥父子，雍正、乾隆兩朝，先後任戶部尚書，蔣賜棨於乾隆五十二年授戶部右侍郎，至嘉慶四年始降調，三世官戶部，蔣賜棨復以和珅的奧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資巨萬，起居豪奢，實為和珅的心腹，但和珅黨羽中，蔣賜棨之名不顯，信乎有術。
此絕句八章，哀婉動人，而吳卿憐實無其人，不過好事者假託而已。據詩，知和珅之敗，卿憐二十九，而王亶望伏誅於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慶四年已十八載，計卿憐之年，不過十一，安得王亶望的寵妾？
以王亶望為主的甘肅冒賑案，為乾隆朝大獄之一，陝甘總督勒爾謹及諸府縣官吏死者數十人。獨陝西巡撫曾兩署總督的畢秋帆（沅）無事。錢南園為此不平，上疏舉劾，結果降為三品頂戴，仍屬陝西巡撫。此是乾隆從寬處置，因為畢秋帆當軍機章京應殿試時，書法較劣，本無鼎甲之望，以對策論西北屯田特詳，為乾隆親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門生」，不免衛護。
畢秋帆愛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屢誤戎機，而由陝撫調河南，旋擢鄂督，至嘉慶二年歿於仕上，始終無嚴譴。直至仁宗親政，始於嘉慶四年追論川楚教匪案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奪其二等輕車都尉世職並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錢南園嚴劾山東巡撫國泰、藩司於易簡，吏治廢弛，貪婪無厭，各州縣庫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學士和珅、左都御史劉墉，帶錢南園到山東查辦。乾隆晚年，念及身後之名，恐後人不承認其為英主，故於整飾吏治特嚴，此案為其一。
國泰，姓富察氏，以紈絝而早貴，行事荒謬絕倫。《清朝野史大觀》記其笑史云：
乾隆末，國泰為山東巡撫，年才逾弱冠，風姿姣好，酷嗜演劇。在東日與藩司於某在署中演《長生殿》，國扮玉環，於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窺浴諸出，於以為上官也，不敢過為媟褻，關目科諢，草草而已。
演既畢，國正色責於曰：「君何迂闊乃爾？此處非山東巡撫官廳，奈何執堂屬儀節，以誤正事？做此官行此禮之謂何？君何明於彼而暗於此耶？」於唯唯，自此遂極妍盡態，唐突西施矣。國乃大快曰：「論理原當如是。」
此「藩司於某」即於易簡，江蘇金壇人。其兄于敏中，為乾隆早年的寵臣。《清史稿》以于敏中與和珅卒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壞，即坏於此二人之手，殊為有識。於易簡在紅氍毹上與國泰演對手戲，私底下則長跪白事。監司見督撫，即令是「庭參」亦「扶而免」，三揖就座，於易簡竟至長跪，無恥之極！
當和珅一行到達濟南時，據說撫署正在演戲。國泰聞報，匆匆卸妝，趕到接官亭見欽差時，粉墨之痕，猶存於面。他自恃有和珅的奧援，了無所懼。和珅亦很想袒護國泰，無奈既有錢南園，又有劉石庵（墉），結果盡得真相。
原來國泰早得和珅密函，事先囑咐各縣向商家借銀充數。所以欽差一到，先盤查首縣歷城縣庫，抽查了幾封銀子，又點了總數，和珅認為沒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館。錢南園卻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庫，第二天再盤。由於有劉石庵的支持，和珅雖怏怏不快，卻不能不勉強同意。
歷城縣庫的毛病，在庫銀的形式不符。入庫之銀，都是五十兩一個的大元寶，通稱「官寶」。雜色銀兩，皆須經藩司衙門指定的爐房回鑄成「官寶」，方能入庫。
錢南園看歷城縣庫的存銀，輕重不一，式樣各異，便知是市面上借來的。他的處置辦法很絕：第二天到了歷城縣，立即出一張告示，凡商家借銀與歷城縣者，即持借據來領回，逾期不領，視作放棄，沒入官庫。這一下，領主無不持借據來呈驗。錢南園按數發放，等借據全部收回，歷城縣庫也就幾乎空無所有了。
於是國泰下獄，賜自裁。劉石庵調工尚。錢南園升通參，轉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學政。以荊州大水，錢在鄰省竟不上聞，為乾隆所責。湖南巡撫浦霖復摭拾他事，上疏攻錢，竟因而降調為六部主事，未及補缺，丁憂回籍。五十八年服闋，授戶部主事，旋升員外郎，復授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錢南園奉派為軍機章京。阿桂以下皆稱「南園先生」而不名，為軍機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錢南園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見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入直軍機，大學士和珅則入止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隆宗門外近造辦處，大學士王傑、尚書董誥，入止南書房，尚書福長安入止造辦處。每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屬僚白事，趨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懷刑，決不至啟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如率由舊章。
而世宗以來，及皇上極御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由前律後，不應輕於變更。況內右門切近禁內，大臣入止，司員隨之，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前之高雲從者，雖立正國典，而所縫已多，杜漸宜早。若隆宗門外及造辦處，則應差人眾窺探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請申飭諸臣，仍照舊例。
疏入，有旨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命。
時和相擅權，朝中自立私寓，不與諸公共坐，公劾之，謂國家所以設立衙署，蓋欲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即明目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思廣益，以濟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命諸司員傳語其間，即有私弊，諸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而得，恐為攬權之漸。
錢南園所列舉的軍機大臣共五人，依序應為阿桂、和珅、王傑、福長安、董誥。除阿桂外，王傑、董誥，皆非和黨，王傑尤惡和珅。《清史稿》本傳：
傑在樞廷十餘年，事有可否，未嘗不委曲陳奏。和珅勢力赫赫，事多擅決，同列隱忍不言，傑遇有不可，輒力爭，上知之深，和珅雖厭之而不能去。傑每議政畢，默然獨坐。一日，和珅執其手戲曰：「何柔荑乃爾？」傑正色曰：「王傑手雖好，但不能要錢耳。」和珅赧然。
王傑對和珅的態度，雖出於本性，而實以耿直報乾隆之知。原來王傑的狀元，本來應該是趙翼的，適以平定西域，為示偃武修文之意，將殿試前十本第三的王傑，拔置第一。乾隆對和珅，徒以有一段斷袖餘桃的孽緣，乃惡惡而不能去。但對阿桂、王傑、董誥，皆善善而能用，且與和珅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為英主，看乾隆的作為，思過半矣。
董誥浙江富陽人，其父邦達，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誥亦一直是文學侍從之臣，雖在軍機，直南書房時較多，生平以調護乾隆、嘉慶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稱。《清史稿》本傳：
嘉慶元年，授受禮成，詔朱珪來京，將畀以閣務。仁宗賀以詩，屬稿未竟，和珅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高宗色動，顧誥曰：「汝在軍機刑部久，是於律意云何？」誥叩頭曰：「聖主無過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為朕輔導之。」乃以他事罷珪之召。時大學士懸缺久，難其人，高宗謂劉墉、紀昀、彭元瑞三人皆資深，墉遇事模稜，元瑞以不檢獲悉，昀讀書多而不明理，惟誥在直勤勉，超拜東閣學士。明詔宣示，俾三人加愧勵焉。
乾隆之擇皇十五子顒琰繼統，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第一個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來帝皇花錢的三個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須休養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達成他的期待。第二個因素是年齡，國賴長君，固然不錯，但一人中年，難望有所作為，更恐年壽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動搖國本。皇十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內禪時，年三十六，應該還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強，亦很有一番事業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錯的，尤其是他實現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負康熙對他的鐘愛，確是很值得恭維的一件事。
但是，大權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讀《綱鑑》，深知大權脫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雖已內禪，權力並不放鬆。如果嘉慶籠絡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謀奪大權的嫌疑。但乾隆畢竟是英主，故能體會董誥的本意，欣然嘉納。
福長安為孝賢純皇后內侄，傅恆幼子。傅恆四子，福靈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福康安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絲馬跡，較之孝莊太后與多爾袞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產血崩，轉成癆病，更為明確。此在乾隆的詩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尋味的是，福靈安、福隆安皆為額駙，而福康安「身被十三異數」，死封貝子，獨獨生前未成為乾隆的乘龍快婿，其故安在，豈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實為皇子，口耳相傳，是個公開的秘密。所謂「嘉慶君游台灣」，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會而來。此是閒話，表過不提。
福長安以其父其兄的關係，本可不必依附和珅，而竟亦成為和黨，大概因此而為嘉慶所卑視，所以嘉慶四年以後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恆傳》附《福長安傳》：
（嘉慶）四年，高宗崩，大學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長安阿附，逮下獄，奪爵，籍其家。諸大臣議用朋黨律，坐立斬，上命改監候，而賜和珅死，使監福長安詣和珅死所跪視，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遷員外郎。
六年，以請還京奪職，發盛京披甲，旋自驍騎校屢遷，再為圍場總管，一為馬蘭鎮總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屢坐事譴謫。二十一年，授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二十二年卒。
錢南園之入直軍機，身份特殊：一方面是軍機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為乾隆嘉納，即命司稽查之職，猶是御史的本分。和珅對他自然恨之刺骨，而無奈其何，於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負荷。錢南園當然咬著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時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勞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殘正人，無所不至。姚惜抱輓詩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誰論？」致慨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