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北史 · 魏澹傳

魏澹，字彥深，魏收的堂兄弟。十五歲失去父親，專心精一，發奮讀書，才能出眾，善於寫文章。在北齊做官，任殿中侍御史，參與修訂五禮和撰寫《御覽》。又任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一起撰寫國史。入北周后任納言中士。隋初，任行台禮部侍郎，不久，任出使南陳的使主，歸來後任太子舍人。已廢的太子楊勇對他十分器重，令他注釋《庾信集》，編纂《笑苑》，人們稱讚他博學多聞。升任著作郎，仍任太子學士。 隋文帝認為魏收撰寫的《後魏書》中褒貶失實，平繪所寫的《中興書》敘事混亂，下詔令魏澹另外寫一部《魏史》。魏澹從道武帝開始至恭帝結束，共寫成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另各寫了一卷史論和凡例，共九十二卷，著書的主旨和體例與魏收的多不相同。他說： 「我聽說天子承天命而臨天下，始終不應該稱他們的姓名。所以，《穀梁傳》上說：『對於天子不能說他的姓名。』《曲禮》中也說：『不能說天子的生身出處，不能稱諸侯的名字。』諸侯尚不能寫出姓名，更何況天子呢？如果是天子，必須寫他們的名字。是因為兒子對父親繼承的稱呼，在父親面前稱兒子的名字，是符合禮的要求的。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周朝的太子，都寫出他們的名字；而寫到漢代的太子，都避諱他們的姓名，是尊崇當代，輕視前朝，以盡臣子的心意。我認為他立下這個規矩，恐怕不合乎道理。為什麼呢？是因為《春秋》、《禮記》上，對太子一定寫出名字，對天子則不說出他的生身出處，這是孔子確定的。對皇帝的稱謂，不能只根據當代和前代而有所不同。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等人撰述的史書對皇帝的稱呼各不一樣，使尊卑的位置顛倒。至於魏收所著的《後魏書》中諱去太子的名字，寫出天子的名字，過失則更加嚴重。我所撰寫的這部《魏史》避諱皇帝的姓名，寫出太子的名字，是想分別君臣尊卑不同的位置，是按照《春秋》中的要求去作的。 「魏代的皇帝在平文帝以前，都是部落酋長。太祖拓跋王圭向前追溯二十八代，極力抬高他們的位置，都違背了堯和舜的典章，超出了周公制定的禮節。道武帝出身於結繩記事，沒有開化的民族，沒有學習中原的典章制度，所以需要南董那樣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進行裁正。而魏收卻替他掩蓋過失，難道讓後人繼續重複這些過失？但是，力微相傳為天女所生，神靈奇異，舉世無雙，被尊稱為拓跋氏的始祖，是十分恰當的。平文帝、昭成帝雄據塞北，勢力逐漸強大，南圖中原的大業從這時開始。長孫斤發動禍亂，在宮廷中交兵，太子在危難中遇難，昭成帝什翼犍保全了性命。道武帝拓跋王圭的皇后緡這時正懷身孕，宗廟得以保存，國家有了君主，卓著的功勞和孝心，實在在獻明這裡。這三代帝王是值得稱道的。除此之外，不敢聞問。 「幽王死在驪山，厲王逃於彘地，史書沒有隱瞞，照直寫出，想藉此勸善懲惡，給後世留下教訓。太武帝和獻文帝都死於非命，而魏收的《後魏書》為他們寫的紀中，對這種不正常死亡，只在行文中間有所流露，卻沒有暴露出殺主背君的兇手的姓名，以後會怎樣使那些亂臣賊子產生畏懼之心呢？我的史書將他們被害的情況照直寫出，不作任何掩飾。 「自從西晉皇室失去治國的道德，天下便分崩離析。群雄稱王稱帝，任意設官立國。他們活著互相攻打，有如敵國；死了就如同普通的百姓。凡是在華夏一帶活動的群雄，死了都寫為卒，就同在江南稱雄的那些人一樣。」 魏澹還認為「：司馬遷創立紀傳體的史書以來，著述史書的各不相同，不管好人壞人，都為他們立論評說。不管傳主的立身和事跡有多少，都寫入正史。事情不典型，就起不到對後世的勸懲作用。再則，述作如同銘頌一樣，敘述重複，行文繁雜。左丘明具有亞聖的才能，闡發聖人們的思想，託言『君子曰』的那些議論，都恰如其分；其中對普通的事情，也都直抒己見。我所撰寫的《魏史》，私下裡在仿效左丘明。可為世人起勸戒作用的，都議論他的得失優劣；對世人沒什麼幫助的，就不去論說。」文帝看了連連稱善。不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