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一部孔雀王國史 · 第3章 紀念碑：佛國的象徵

傳說，阿育王在三年的時間裡建了八萬四千座佛塔。這說明，孔雀王國時期的建築不僅數量眾多、規模龐大，而且宏偉壯麗。這些建築雄渾壯觀，鬼斧神工。 這些從古至今一直屹立於城市中央的王室宮殿是國王請神靈建造起來的。神靈堆起石頭，豎起牆壁和大門，並在建築上精雕細琢。神靈的技藝之精美，人類無法企及。[1] 以上文字由法顯寫於5世紀初。兩百多年後，當玄奘遊歷至華氏城時，這個古都已經是一片荒涼的廢墟。宮廷遷址再加上白匈奴的蹂躪，致使華氏城變成這番光景。現在，「高聳入雲的塔樓，美輪美奐的宮殿，莊嚴肅穆的廟宇」都埋在桑河與恆河的泥沙之中，成了巴特納城、孟加拉的居民站、各個村落或西印度鐵路公司的地基。 在所有華氏城的建築中，沒有一個保存良好。因此，人們也無法一窺阿育王統治時期俗世建築的設計旨意和風格。當地的傳說表明，在班基波至巴特納鐵路線以南的肯拉哈爾村及其附近，掩埋著大量廢墟。這一帶就是古代國王的宮殿所在地。這些傳說中也許蘊含著史實。在肯拉哈爾村以北的卡路和查普曼間的貯水池處，巴布·普爾納·錢德拉·穆克哈吉先生找到了不計其數的阿育王石柱碎片。同以往發現的石柱一樣，這些石柱由直徑約三英尺的拋光砂岩製成。柱身的破裂很明顯是周圍堆積的大量可燃物的燃燒造成的。貝拿勒斯城東北方也有一根相似的柱子。柱身殘餘部分被稱為拉特布哈羅。該石柱毀於1805年的一場伊斯蘭教大騷亂。肯拉哈爾有很多雕塑，也有一些其他遺蹟。這些都說明了該地區的重要性。另一個宮殿應該在城內的某個地方。據說巴特納地下還掩埋著第二個阿育王石柱[2]。事實上，人們難以觸及巴特納及附近的大多數遺蹟。斷斷續續的幾次挖掘工作也不足以產生實質性成果。如果對挖掘工作予以重視，則需採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勘探，但挖掘過程必定耗時耗力。 阿育王在孔雀王國內修建的大量莊嚴的寺院同他的宮殿一樣，已無法看出原貌。像這樣失去原貌的建築難以計數。玄奘在提及阿育王建的八十多個佛塔與寺院時，沒有包括克什米爾傳說中的五百個尼姑庵，也不包括其他國家數量龐大、難以計數的建築。阿育王皈依後的第一個成果是雞園寺[3]。這個坐落於華氏城東南方的寺院可容納一千僧侶，但遺址至今不明。因為玄奘在7世紀遊歷至此時，這裡就已是一片廢墟，所以此事也不足為奇。據多羅那他[4]說，王舍城附近恢宏的建築那爛陀寺就是阿育王修的。那爛陀寺後來成了印度的佛教總部。那爛陀寺遺址輪廓清晰，可以勘察，這裡的挖掘工作應該會取得比巴特納更多的成果。迄今為止，那爛陀寺的挖掘工作還停留在最淺層。 佛塔——阿育王曾慷慨地賜予它們大量珍寶——要比這一建築群中的宮殿和寺院幸運得多。因為所處位置偏僻，這些佛塔得以倖存，除了受到19世紀早期英國業餘考古學家的破壞外，保存較為完好。這些倖存下來的佛塔位於印度中部，在博帕爾邦的桑吉及附近地區[5]。加上其他建築物遺蹟，這裡共有十個佛塔。英國考古學家是在1818年才來過這裡。 那爛陀寺遺址 法顯（337—422）參觀阿育王宮殿 玄奘遊歷印度 這裡要解釋一下「佛塔」一詞。有些佛塔是為了珍藏佛陀或其他聖人的舍利而建，有些佛塔是為了紀念佛教史上著名事件的發生地而建，但也有零星的幾個佛塔是為紀念某一佛陀而建。顯而易見，佛塔的外形源於土冢。歷史越久遠的佛塔，其外形越像墳冢。阿育王時期，佛塔的外觀呈半球形，由磚或石建成實心砌體，砌體底部是供禮佛者繞行的基台，塔頂上方是一個方形的祭壇形狀的平台，平台上覆蓋著層層石質傘蓋。基台外圍常築有石欄、石柱、柵欄和壓頂石，這些建築有的未經修飾，有的則飾有浮雕。有些雕欄的入口處建有雕飾精美的塔門。這種塔門很像在中國常見的建築。塔門的雕琢極其精美。 佛塔遺址 從印度中部鐵路望去，立於山頂的桑吉佛塔十分顯眼。該佛塔呈半球形，由紅色砂岩築成。穹頂平台直徑為一百一十英尺。佛塔柱基的直徑為一百二十一英尺六英寸。據說塔身曾高達約七十七英尺五英寸。佛塔外環繞的未經裝飾的石欄高達十一英尺，入口處有四個高三十四英尺的塔門，塔門上飾有闡釋佛教戒律的大量浮雕。這些塔門增添了入口處的莊嚴感。閒暇時，可通過觀察南肯辛頓[6]或其他博物館的東塔門土質鑄模[7]來感受這些佛塔。據說，現存佛塔和未經雕飾的欄杆源於阿育王時期，但雕飾精美的塔門應該是在阿育王之後一個世紀才修建的。如第一章所述，附近的其他佛塔也是類似的形狀，而且佛塔內也有舍利盒。南邊的一個殘損石柱上留有阿育王法敕碎片。石柱上還發現了許多重要雕刻與碑文。在亞歷山大·卡寧厄姆看來，印度最精美的雕刻作品是一個破損的聖人雕像，這個帶有光環的直立雕像曾佇立於一根石柱上方——該石柱是大佛塔附近的一根獨立石柱。亞歷山大·卡寧厄姆對該雕像的藝術水平讚不絕口，但筆者從未見過一張足以證實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讚譽的照片或繪圖[8]。 佛塔遺址 1873年，在阿拉哈巴德西南九十五英里處巴克爾根德地區納戈德邦的巴爾胡特，亞歷山大·卡寧厄姆先生髮現了一個重要遺蹟，從時間上來說，該遺蹟部分屬於阿育王時期。在此處，亞歷山大·卡寧厄姆發現了一個中型大小、直徑約六十八英尺的磚制佛塔遺蹟。佛塔的外圍是精雕細琢的雕欄，欄杆上鐫刻的大量碑文與阿育王碑文很像。佛塔上覆有一層石膏，石膏內嵌有數以百計的三角形凹槽。將燈置入這些凹槽後，就可以照亮紀念碑了。以前的印度教徒和現在信奉同一宗教的緬甸人一樣，會在節日裡用鮮花、花環、旗幟和燈光來裝飾神聖的建築物。 筆者認為該佛塔已完全消失，只有送往加爾各答保護起來的部分雕欄得以保存。這些雕欄現在是印度博物館裡的珍寶之一。雕欄長七英尺多一點，分別面朝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塔門將雕欄分成了四個扇形體，這些雕欄同桑吉發現的那些雕欄很相似。雕欄與塔門上的雕刻主要為《本生經》，或佛陀誕生的故事[9]。同桑吉發現的建築一樣，這些建築年代不一，佛塔本身可能源於阿育王時期，而其中一個塔門卻建於孔雀王國後的巽加王朝[10]時期。雕欄建造日期可能比塔門早得多，雕欄由石柱、三條橫杆以及一個厚重的壓頂組成。每根石柱都是一整塊石料，巨石每一面的中央都刻有圓形浮雕，這些圓形浮雕一半在頂端，一半在底端。每個建築上都飾有豐富而生機勃勃的淺浮雕。這些淺浮雕對研究佛教歷史意義非凡。因為這些浮雕上的文字是了解佛教歷史的重要依據。 在菩提迦耶，可以看到一些類似的雕欄碎片。通常，人們認為這些遺蹟是「阿育王時期的雕欄」，但事實上，這些雕欄同巴爾胡特的塔門一樣，是巽加王朝的產物[11]。在巴特納，巴布·普爾納·錢德拉·穆克哈吉至少發現三處石欄，其中一些石欄應該是阿育王時期修建的。在離桑吉不遠的比爾薩附近，有一個維迪斯哈雕欄，這個雕欄大約是阿育王時期的建築物。該雕欄上的雕刻手法同巴爾胡特和桑吉發現的那些建築上的雕刻手法很相似[12]。隨著鹿野苑挖掘工作的開展，可能會出土更多孔雀王國時期的遺蹟，但遺蹟上方的建築物使該地區的挖掘工作困難重重。 古印度和現在的中國一樣，佛教徒和耆那教徒都有為昂貴的宗教建築募捐的習慣。捐款人或捐款團體出資捐助的某石柱、壓頂石或其他建築部分的上面會刻上捐款者的姓名，以示功德。當然，那時的捐贈物一定是現金。建築師按設計開展工作。記錄捐贈人姓名這一做法，不僅能滿足捐贈者希望流芳千古的名利心，也能讓捐贈者為自己和家人積攢功德，來世逢凶化吉。在印度的一些記錄中，經常會提到這一特殊目的。巴爾胡特的紀念碑文不計其數。值得注意的是，希臘時期的亞洲也有這種靠捐贈來修建建築物的做法。在一座可追溯至尼祿[13]或稍晚一些時期的寺廟——卡里亞[14]的拉布郎達[15]寺廟，查理斯·費洛斯爵士發現了十二根刻有凹槽的圓柱，每一根圓柱上都有一塊記錄某某人捐贈明細的展板[16]。 在剛剛提到的桑吉聖人像旁，還發現了兩三個圓雕。這些圓雕明顯是孔雀王國時期建成的。最著名的圓雕是在帕爾卡姆發現的巨大的刻字人像，帕爾卡姆位於阿格拉村與馬圖拉村之間。人像高約七英尺，體型龐大，由高度拋光的灰砂岩製成。可惜雕像的面部殘缺不全，胳臂也已斷掉。雕像的裝束十分奇特：寬鬆的袍子上繫著兩條寬帶，一條在胸部下方，另一條在腰部附近。雕像上的文字編排不規範，文字類型幾乎與法敕一模一樣[17]。 巽加王朝陶罐 巽加王朝象牙器皿殘片 巽加王朝環形石刻 尼祿（37—68） 此外，在維迪斯哈，人們還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女性雕像。雕像高六英尺七英寸，無任何文字。通過雕像的服飾來看，該雕像和剛才提及的刻字雕像應屬同一時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雕像是所知圓雕中唯一的女性雕像。雕像胳臂缺損，面部受損，但從照片判斷，仍具有極高的價值。如果還有其他孔雀王國時期的獨立雕像的話，該雕像的價值就會降低不少。 阿育王鍾愛豎立各種巨大石柱。這些石柱有的未經刻字，有的則刻有碑文，可謂數量繁多、規模龐大且成本驚人。很多石柱都幾近完整。同其他紀念碑相比，這些石柱更能讓我們了解阿育王時期建築的品位、技藝與所耗費的資金。玄奘專門提到了十六個這樣的石柱，其中四五個石柱與現存的紀念碑差不多。但現存的大部分石柱玄奘都沒有提及。據了解，現存的十個刻字石柱中，只有兩個與玄奘注意到的石柱相同。幸運的是，這兩個石柱——一個未經刻字，另一個刻著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依然保持著原貌。如果對這些石柱進行詳盡描述的話，讀者就會充分了解這一類建築。孔雀王國現存最精美的藝術品是新近發現的鹿野苑石柱柱頭。 在比哈爾北部的穆扎法爾布爾地區，有一個完美的無字石柱。該石柱位於巴薩爾，即古毗舍離[18]附近的巴克赫拉。無字石柱的地面高度是三十二英尺柱身由一塊高度拋光的精美砂岩巨石製成。據說，石柱在水下還有三層方形基座。柱身直徑從水面處的四十九點八英寸逐漸減少至頂端的三十八點七英寸。柱頭的主要部分高二英尺十英寸，呈鐘形結構，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19]時期的建築風格，柱頭上方有一個十二英寸高的橢圓形頂板，頂板上方是一隻蹲踞的雄獅獅身高四英尺六英寸。柱身與鍾狀柱頭間嵌有兩三條飾帶，其中一條飾帶在柱頭與頂板間。石柱水面以上的總高度是四十四英尺二英寸。如果再加上水面以下的部分，該石柱的總高度不低於五十英尺，重約五十噸[20]。 在比哈爾北部的帕蘭區，勞里亞-南丹格爾[21]或馬特西亞石柱[22]的風格與巴克赫拉石柱很像，但更輕、更小，因而也更加優雅。柱身進行了拋光處理，高三十二英尺九點五英寸。柱身直徑從基座的三十五點五英寸逐漸縮減到塔頂的二十二點二五英寸。圓形的頂板邊緣裝飾著優雅的淺浮雕，浮雕上刻著的是一群啄食的鵝。柱頭高度還包括一隻面朝旭日的獅子。這隻獅子高六英尺十英寸，因此，整個石柱高達四十英尺。起飾帶作用的裝飾線條與卵箭飾線腳裝飾[23]都製作得精美絕倫。整體設計、工藝堪稱技藝高超、實力非凡[24]。 在阿哈拉巴德石柱上，圓形頂板上裝飾的不是鵝，而是一幅優雅的互生荷花和金銀花圖，這些花雕刻在串珠飾帶上。這種風格似乎源於希臘。傳說，最初石柱的柱頭是一隻獅子。1838年，皇家工程師史密斯隊長受託按照巴克赫拉和勞里亞-南丹格爾的石柱風格設計一個新的柱頭。但史密斯隊長的努力一敗塗地，設計成果醜陋無比，在亞歷山大·卡寧厄姆眼裡「簡直就是一隻卡在倒置的花盆中、吃撐了的獅子狗的模樣」。筆者曾在多年前見過該建築，估計目前還在。 在帕蘭區的蘭普爾瓦，有兩個殘損的石柱。在刻有前六套石柱法敕副本的柱體上方，有一隻設計精美的獅子。這個獅子柱頭是最近在附近的地下發現的。馬歇爾先生髮現這隻獅子「塑造得雄渾有力，雖然在一些細節上沿襲了傳統的處理方式，卻顯得生機勃勃、威風凜凜，堪稱孔雀王國時期最精美的雕刻之一」。研究發現，另一個無字石柱的上方是一隻公牛柱頭，但可惜的是，這個柱頭受損嚴重。獅子柱頭的鐘形斷面是通過一個純銅製的筒狀螺栓固定在柱身上的。螺栓長二英尺零點五英寸，中央的直徑是四點三一二五英寸，兩頭的直徑是三點六二五英寸。螺栓精準地安裝在柱身與柱頭間，並沒有使用任何水泥黏合[25]。 顯而易見，穆扎法爾布爾和帕蘭區的一系列石柱是華氏城對面的恆河到尼泊爾峽谷的皇家大道的標誌。這些石柱分別位於巴克赫拉、勞里亞-阿拉拉傑[26]、勞里亞-南丹格爾和蘭普爾瓦。蘭普爾瓦村就在山腳不遠處。五個石柱中，有三個石柱都鐫刻著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因而石柱都打磨得十分光滑，以教誨途經此地的遊歷者。據了解，其他石柱都置於顯眼之地，如重要城市、禮佛之地和國內城邦中最常走的路段。在偏遠城邦中，尚未見到刻有摩崖法敕的石柱。石柱是由優質砂岩製成。很明顯，這些砂岩多數是從米爾扎布爾區的丘納爾開採出來的。丘納爾的採石場開採出來的巨石材質極佳，體型碩大，非常適合做石柱原料。巨石開採出來後，再送至各地區豎立起來，而這些地區離採石場十分遙遠，距離常常遠達幾百英里。石柱的製造、運輸與豎立都有力地證明了孔雀王國時期石匠和工程師的智慧與高超技藝。 在德里附近的科提亞拉和瑞德格矗立著兩個石柱。這兩個石柱是十六個世紀後，即1356年，由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27]搬過來的，其中一個石柱來自安巴拉區，即現在的旁遮普托普拉，另一個來自聯合城邦[28]的密魯特。一位當代作家描述了托普拉紀念碑的運輸過程，其生動的描寫值得抄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阿育王時期的工程師們面對的艱辛和為克服困難做的艱苦卓絕的努力： 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在遠征塔城[29]後，就經常在德里附近遠足。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在那裡看到了兩個石柱。一個在山下薩陶拉和基斯拉巴德區的托普拉村，另一個在密魯特附近……當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第一次看到這些石柱時，心中就無限欽佩，並決定將這些石柱當作戰利品小心翼翼地運回德里。 基斯拉巴德在距德里九十科斯遠的山區附近。當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遊歷此地時，看到了托普拉村的石柱，於是決定將石柱運回德里，並立在德里以讓後人紀念。在計劃好放倒柱子的最佳方法後，一聲令下，沖積地[30]內外居住的所有人前來幫忙，還包括所有步兵和騎兵。大家奉命帶來一切所需工具和材料，搬來大量絲光木棉[31]。人們將大量絲光木棉置於石柱周圍，當基座下的泥土被挖走後，柱子就輕輕地倒在了為柱子準備好的軟墊上，然後再慢慢取出這些絮狀物。幾天後，柱子就安然無恙地放倒在地上了。人們在檢查柱基時，發現柱基處有一個方形巨石，這塊巨石後來也被取了出來。 人們用蘆葦和生皮將石柱從頭到尾包了起來，以防石柱發生破損。人們還製作了一輛有四十二個輪子的馬車，每一個輪子上都繫著繩子，柱身上也綁有許多繩子。搬運時，成千上萬的人一起拉這些繩子[32]，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將石柱抬到馬車上。每個車輪上都固定著一根堅固的繩子。二百個人一起拉動這四十二個馬車上的繩子。眾人一齊拉動馬車，直至把馬車拉到亞穆納河岸邊。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親自在此等候。亞穆納河上已匯聚大量船，一些船能運載五千到六千莫恩德[33]的穀物，最小的船也能承受兩千莫恩德的重量。石柱被非常小心地挪到這些船上，然後在菲羅扎巴德上岸後，再以極大的辛勞與技巧運至庫什克。 創作該書時，作者年方十二，師從當時受人尊敬的米爾汗。石柱運到王宮時，在迦密清真寺附近，人們正著手為石柱搭一個建築物，並請來最嫻熟的工程師和匠人。這個多層建築物用石頭和細砂漿建成。每建一層，石柱就升高一階，如此往復，直到石柱達到預期高度。石柱升至最高層時，還需使用其他辦法使石柱保持直立。六層基台各放有一架起重軲轆，而石柱上則繫著很粗的繩子。繩子一端固定在石柱頂部，另一端則繞過牢牢固定在各層基台上的起重軲轆。然後每轉動一次軲轆，石柱就會升高約半蓋斯。隨後，在石柱下放置原木和棉絮袋，以防石柱再次下陷。就這樣，石柱逐漸升至垂直角度。然後，在石柱周圍放置大量原木，直至形成一個腳手架。這樣就確保了石柱像箭一樣不偏不倚保持直立。前文提到的方形石也置於石柱之下。[34] 阿育王建了三十多個這樣的紀念碑。從一百二十英里遠的地方搬運一個石柱都如此耗費勞力，可想而知，三十個石柱的落成要耗費多少心血！一些石柱甚至比蘇丹國王菲羅茲·莎阿所搬運的石柱還要沉重，路途也更加遙遠。 據了解，目前有十個刻字石柱。其中六個石柱都刻著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最重要的《第七石柱法敕》只見於德里-托普拉石柱。前文已講述了該石柱的搬運過程。通過尼泊爾塔萊的兩個石柱上的碑文可以看出，這些石柱是為了紀念阿育王在公元前249年禮拜佛教聖地而建的。桑吉與鹿野苑的石柱上刻著小摩崖法敕的各種校訂碑文，內容都與僧伽戒律有關。本章末詳細列舉了各刻字石柱。 還有更多石柱有待發現。據說在舍衛城附近，祇園精舍入口處的兩個大紀念碑至今猶存。在這兩個紀念碑的上方，一個是牛形柱頭，另一個是法輪[35]柱頭。儘管我不太認同最近的一些發現，但仍然相信舍衛城就埋在拉普提上游的尼泊爾叢林之下。據報道，在尼泊爾根傑區、貝魯和墨蒂亞里縣附近的石柱可能就是祇園精舍的石柱。據傳，其他石柱分布於格納克普爾邊界外尼克哈瓦爾北部的尼泊爾塔萊，以及帕蘭區北部的巴勒瓦和毛拉格爾[36]。 舍衛城出土的佛像（左、右） 在這十個刻字石柱中，只有藍毗尼石柱與鹿野苑石柱比較有名。玄奘看到的紀念碑就是這兩個石柱。第三個尼格利瓦石柱已不在最初的位置，該石柱或許就是玄奘當年提及的與拘那伽牟尼佛塔有關的石柱。毫無疑問，玄奘並沒有看到其他七個石柱，因而也沒有留下相關記錄。令人好奇的是，玄奘一點都沒有提及石柱法敕或摩崖法敕。當玄奘談到華氏城一個石柱上記錄的南瞻部洲[37]為僧伽的所有捐贈時，確實提到了所謂的阿育王碑文，不過，當時玄奘可能只是在轉述當地的僧侶傳言，而這些僧侶根本讀不懂碑文，只是杜撰了一些內容而已。當地嚮導也經常這樣對碑文做出虛假的闡釋。譬如，薩姆斯·伊·西爾拉傑說「一些異教徒」將德里-托普拉石柱上的碑文解釋為「只有日後出現的一個叫蘇丹·菲羅茲的伊斯蘭教國王才能將這座方尖塔挪走」。對於阿育王曾如此愚蠢地聲稱要放棄南瞻部洲，或將自己的胡言亂語刻在紀念碑上的這些說法，筆者一點都不相信。真正的阿育王語錄非常明智且實事求是。中國禮佛者沒有注意到阿育王石柱，這可能是因為那時——距碑文鐫刻已有九百年——沒人能讀懂法敕內容。眾所周知，7世紀的印度字母系統已同阿育王時期的字母系統有很大差異，該差異足以讓碑文難以辨認。那時，大量流傳的神話傳說已掩蓋了這位偉大國王的真正人格，也沒有人會費心尋找阿育王統治時期的真正記錄。 阿育王的摩崖石刻雖不及石柱有藝術價值，但在某些方面，這些令人驚嘆的石刻碑文卻是阿育王統治時期最重要的紀念物。這些摩崖石刻分布在孔雀王國偏遠城邦的十二個不同的地方。內容一般都是弘揚「正法」的說教。較長的碑文中，有些是十四個摩崖法敕系列的各種或長或短的修訂法敕，有些則代替了該法敕系列中的某一套法敕。較短的碑文有兩類：小摩崖法敕和比較特別的布哈布拉法敕。這些碑文的發現地在北緯34°20'到14°49'、東經約72°15'到85°50'處，也就是說，跨越二十個緯度和十三個經度。或許在阿富汗境內、西北邊界以外的部落地區甚至是印度境內，尚有未發現的其他法敕。 從西北方向開始，第一套碑文是在夏巴加里希[38]發現的。夏巴加里希位於西北邊界上白沙瓦地區的尤薩夫扎伊地區，在白沙瓦西北方向約四十英里處，與華氏城的直線距離是一千多英里。除了《第十二摩崖法敕》，十四個摩崖法敕的重要碑文都刻在一個巨大的黑色火成岩的東、西兩面。這塊巨大的岩石長二十四英尺，高十英尺，位於夏巴加里希西南邊的山坡上。 已故的哈羅德·迪恩在幾年前發現了包容法日敕，即《第十二摩崖法敕》。該法敕刻在一個高約五十碼的獨立岩石之上，與其他法敕相距甚遠。碑文內容接近完整。這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有極高的價值[39]。 另一個保存良好的修訂法敕在西北邊界的哈扎拉地區。具體位置是北緯34°20'、東經73°13'處的曼塞赫拉，距阿伯塔巴德北部約十五英里。斯坦因博士發現了將該法敕置於人跡罕至之地或主幹道之外的原因——這裡有一條古道，可通往現稱為「布萊芮」的禮佛地。與羅缽那和基爾那爾的碑文一樣，這裡的碑文也被置於禮佛者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該碑文沒有夏巴加里希碑文完整[40]。西北的這兩個修訂法敕都特別突出包容法敕，曼塞赫拉碑文只刻在了岩石的一面，而夏巴加里希碑文則刻在一個單獨的岩石上。這兩個修訂法敕都是用阿拉姆語，即現在一般稱為佉盧文的文字從右往左鐫刻的。這些文字應該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引進印度的。當時，希斯塔斯坡的兒子大流士征服了印度峽谷，隨後，波斯官員將該文字引進印度西北地區。 1860年發現的摩崖法敕可能是所有修訂法敕中最完整的一個。該法敕是十四個摩崖法敕的第三個修訂法敕。碑文刻在伽爾屍村以南一點五英里處一塊岩石上。伽爾屍村在聯合城邦的台拉登地區，即穆索里避暑別墅以西約十五英里處，是薩哈普爾到查克拉塔兵營的途經之地。碑文刻在一個形如角錐體的白色石英石西南面，基台直徑約十英尺，高約六英尺。這個俯瞰亞穆納河和通斯河交匯處的石碑立於一個雙層基台的上方。在當地人眼中，河流的交匯是神聖的，所以可能會有禮佛者來此禮佛，這一定就是碑文安放至此的原因了。一些壁柱和鑄石說明了附近曾有過一些建築物。該碑文同曼塞赫拉碑文十分類似，但有一些獨特之處。大圓石上的一面刻著一頭栩栩如生的大象，並標著「最優異的大象」幾個文字。除了曼塞赫拉和夏巴加里希碑文，這個碑文上的文字同阿育王的所有碑文一樣，都是從左往右用婆羅米文鐫刻的。婆羅米文就是現代的天城體[41]和聯合字母的源頭。各碑文中的字母形式略有差異[42]。 在十四個摩崖法敕中，有兩套法敕的頒布地點是西海岸。在孟買北部的塔納區索帕拉[43]，人們發現了一些刻有《第八摩崖法敕》內容的碎片。這些碎片雖然只有隻言片語，卻足以說明這裡曾頒布過《第八摩崖法敕》的副本。索帕拉曾是一個重要港口和貿易中心，曾用名有索普拉卡、蘇帕拉卡或姝帕拉卡。該地區也有過一些著名的印度教與佛教建築。時至今日，索帕拉仍是一個富足的小鎮。這裡的海平面曾升至城牆那麼高，很長時間以來，河道都被淤泥充塞[44]。 1822年，托德上校首次描述了著名的基爾那爾碑文。該碑文掩埋於茂密的森林下，如果不是當地一個貴族為方便禮佛者上山禮佛而修建穿越森林的道路的話，這裡的碑文恐怕會永遠不見天日。基爾那爾是耆那教徒最崇敬的聖地之一。古城久納加爾是卡提瓦半島[45]地區的首府，位於基爾那爾與達塔爾山之間。善見城湖修於月護王旃陀羅笈多·孔雀時期。阿育王時期，地方政府修好了河道與水閘。該湖位於一個峽谷中，占據了整個峽谷。湖的西面是烏帕爾科特岩石，東面則是刻有碑文的石壁。那塊幾乎呈半球形的巨大花崗岩，曾屹立於已消失很久的湖邊。事實上，人們早已遺忘了這塊岩石，因此岩石最初的位置也很難確定下來。岩石的東北面刻著十四個摩崖法敕，刻在最上方的是珍貴的樓陀羅達曼一世[46]的碑文[47]，刻在西面的是塞建陀芨多總督[48]的重要碑文[49]。碑文受損嚴重，不過目前已對它採取了保護措施。塞納爾在謄寫阿育王碑文典籍時，只能依賴這些不完整的碑文副本。1899年到1900年，里斯·戴維斯教授又發現了兩塊岩石上剝落的碑文碎片，從而有了更精確的碑文副本[50]。 托德上校（1781—1835） 在孟加拉灣附近，印度東部的羯陵伽境內也有十四個摩崖法敕的兩個副本。阿育王曾在公元前261年征服過該地。這兩個碑文副本都略去了不適用於當地的《第十一摩崖法敕》《第十二和摩崖法敕》和《第十三摩崖法敕》，而用《邊界居民法敕》和《城邦法敕》取而代之——這兩套法敕是阿育王專為新兼併的領土起草的，僅在羯陵伽頒布。 北邊的碑文副本刻於一個稱作阿斯瓦斯特的岩石的北面該岩石距陶利村附近的一個山頂不遠[51]，在奧里薩邦普里區的巴布瓦內斯瓦爾以南約七英里處。碑文刻在一個處理過的傾斜岩床的表面，碑文上方有一頭石象。石象用身體的前部護衛著碑文。這隻大象做工精良，高約四英尺，由堅石製成。托薩利總督小鎮似乎就在該地附近[52]。 另一個南邊的碑文副本刻在一個高達一百二十英尺的巨大花崗片麻岩的岩石上。該岩石離一個叫傑格達[53]的古城中心不遠。古城位於馬德拉斯市的甘賈姆區。碑文所在地可能就是當地法敕里提到的薩姆帕鎮[54]。 如第一章所述，小摩崖法敕被視為阿育王最早的碑文。該法敕與十四個摩崖法敕一樣，只能在偏遠的城邦才看得到。《第二小摩崖法敕》的內容只在邁索爾出現過，對「正法」做了概述，文風與其他法敕截然不同。邁索爾的碑文中，有三個法敕副本都是對《第一小摩崖法敕》的補充。補充法敕可能是坎納達王公的部下編寫後由總督[55]頒布的。這三個修訂法敕分別刻在三個相距不遠的地方，都在一個古鎮附近，地處邁索爾北部吉塔杜爾格區。這三個地方分別是西德達普爾[56]、傑廷嘉-茹阿梅索爾和婆羅馬吉里。在比哈爾斯南部哈哈巴德區的薩薩拉姆[57]，可以見到《第一摩崖法敕》的各種修訂法敕。《羅缽那修訂法敕》在中部城邦賈巴爾普爾地區；《馬斯基修訂法敕》在尼扎姆領地；《貝魯修訂法敕》在拉傑普塔納[58]。《第一小摩崖法敕》對阿育王的宗教發展歷程做了非常有價值的描述，並教誨人們踐行國王最愛的戒律：「無論貧富貴賤，皆當盡力奉行正法」。因此，《第一摩崖法敕》似乎是分別在五個相距很遠的地區頒布的。這足以說明，法敕十分重視說教。 羅缽那碑文單獨位於一個偏僻的峽谷中，「五十英尺到六十英尺高的險峻懸崖為凌亂的岩石和水塘遮陰擋陽，這裡的裂縫和洞穴為野生動物提供了一個安靜的庇護所」。事實上，當科森斯先生在該地拍照時，一隻蹲伏著的黑豹正在不到二十碼的地方盯著他。直到今天，仍有禮佛者來此峽谷禮拜當地的一位濕婆神。峽谷有三個層層疊疊的池塘。在雨季時，這些池塘可以連成一個漂亮的瀑布，所以顯得神聖。在最下層池塘的西邊，有一棵大樹。刻有法敕的獨立大圓石就在這棵大樹下。圓石可能是從原來更高的地方掉下來的[59]。 在薩薩拉姆小鎮西邊一個山頂附近的人造山洞裡，岩壁上刻著《薩薩拉姆修訂法敕》。現在，碑文上方有一個伊斯蘭教聖人的神龕。阿育王時期，印度教的拜謁者一定曾來此拜謁[60]。 1872年至1873年，卡爾勒伊先生[61]發現了貝魯碑文。碑文刻在一塊大如房屋的碩大火山岩南面的下方。該巨石位於離古鎮貝魯不遠的潘都斯山山腳下[62]。 布哈布魯法敕列舉了阿育王最喜歡的戒律段落。這個特殊的法敕也在貝魯鎮附近，刻在了另一座山的山頂寺院附近的大圓石上。這塊大圓石現保存於加爾各答[63]。 在加雅附近的巴拉巴爾山和納加爾遒尼山上，有阿育王和他的孫子為邪命外道教徒在耐火片麻岩上修建的洞穴。這些洞穴雖然不如藝術品般精美，但飽含建造者無盡的心血與汗水。對現代人而言，該洞穴似乎用錯了地方。達薩拉塔修建的格皮卡洞穴是最大的洞穴。該洞穴長四十六英尺五英寸，寬十九英尺二英寸。洞穴的盡頭呈半圓形，拱形屋頂高十英尺六英寸。洞穴的全部內壁都打磨得十分平滑。修建這樣的洞穴一定耗費了不少財力。這充分說明，現今人們已經遺忘了的苦行者在阿育王時期有很大的影響力。儘管苦行者遭到正統佛教徒的厭惡，但得到了「尊敬一切教派」的國王的支持[64]。 加爾各答 毋庸置疑，在阿育王時期，藝術創造達到了很高的水準。 王室工程師和建築師能在磚、木和石上設計並建成寬敞巍峨的建築物，也能建設配有易操作的水閘和其他裝置的大型堤岸，還能對巨石進行提取、鑿切等操作，此外，還能在最堅硬的岩石上開鑿出寬敞、光潔的屋室。雕刻技術可以為建築增色不少，所有的重要建築上都鋪張地飾有大量裝飾圖案，展現各種生機勃勃的淺浮雕和令人讚不絕口的人獸雕像。人們還發現了一個罕見的獨立人像，但巨石柱上方的獅子雕刻得更加精巧。馬歇爾先生用以下略帶誇張的文字描述了新近在鹿野苑發現的柱頭。從照片可以看出，馬歇爾先生的這番描述基本屬實：「石柱附近的地上，可以看到柱身上端的斷裂部分，還可以看到一個呈鐘形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建築風格的雄偉柱頭，該風格十分著名。柱頭上有四隻獅子，支撐柱身與柱頭的是一個法輪。法輪象徵著鹿野苑頒布的第一個法敕。鐘形物和獅子都保存完好，它們無論是在風格還是在雕刻技術上都堪稱傑作——在我看來，該雕刻是印度有史以來最精美的雕刻藝術，甚至是古文明中無以倫比的藝術品。」[65] 可以說，石匠的技術已臻完美。他們的雕工技藝恐怕超過了21世紀的水平。柱身長三十或四十英尺，由硬砂岩製成，外表與比例極其優雅。柱身做了了拋光處理，但即使是現代石匠也無法辨認出石柱所用的拋光材料。石匠將最堅硬的片麻岩面打磨得光滑如鏡，還成功燒制了巨大的磚塊，此外，石質建築的接合處都安裝得十分精準。除了埋在巴特納河淤泥下的一些柱子與大梁，所有木質建築都受到了白蟻和其他力量的破壞。但從那些淺浮雕的照片和石欄、石質建築來看，還是可以了解該時期的木匠工藝——弗格森一直堅稱木質建築是各種石質建築的原型。緬甸的建築說明，木質建築也不乏莊嚴和雄渾。可以說，巴爾胡特石欄和桑吉塔門前的木質建築是配得上一個擁有強大主權、莊嚴殿宇和富足階層的王國的。間或發現的孔雀王國及更早時期的念珠、珠寶和封印證明了古印度的寶石鑑定家與金匠在靈巧程度上一點都不比其他國家的同行遜色。通過雕刻再現的馬車、甲冑、武器、裝備、服裝、紡織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說明了在公元前第三個世紀裡，孔雀王國的物質文明已經達到一千八百年或一千九百年後著名的莫臥兒王朝的水平。 淺浮雕上的雕刻雖然大多都談不上漂亮，但充滿生機與活力，且非常寫實。再現這些法螺和其他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時，藝術家雖然發揮了一定的想像力，但沒有試圖將這些生物理想化。雕刻上的場景雖然沒有用透視法處理，但還是讓人感到生動逼真，很多形象都畫得栩栩如生。純粹的裝飾性元素彰顯了設計的多樣性。一些水果與鮮花圖案極其優雅。阿育王時期，無人知道佛陀的樣子，因此，雕刻中沒有佛陀的形象。佛陀只體現在象徵物中，譬如，空著的座位、一對腳印或是輪子。 當我將希臘人的描述與阿育王法敕相結合時，發現在國家與軍事的治理水平上，孔雀王國要比阿克巴或沙賈汗[66]高。可以確定，希臘作家在談到普拉西國（摩揭陀）與甘格里達國（孟加拉）的權力和資源時，心中充滿無限的敬意；我們還可以確定，在亞歷山大大帝眼中，普洛斯是一個勁敵；同時還可以確定的是，月護王旃陀羅笈多·孔雀有足夠的實力先打敗馬其頓軍隊，再擊敗塞琉古一世。有序的國家行政組織與發達的藝術水平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軍事實力。 沙賈汗（1592—1666） 用永不磨滅的文字將國王的法敕和紀念性話語精心雕刻在大城市、主幹道和禮佛者經常拜謁的聖地的岩石上。此舉說明在阿育王時期，閱讀與寫作得到了很大推廣，當時一定有很多人可以讀懂法敕。這一點也體現在碑文所用的語言中。碑文並不是一種學究式的口吻，而是以普通老百姓可以理解的地方語寫成，並根據當地需求加以調整。大量的寺院可能促進了當地百姓的學習，也可能許多村的孩子都是在寺院僧侶和尼姑那裡學習知識。現在，緬甸的孩子就是從僧侶那裡獲取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鼓勵興建尼姑庵，並不止一次專門提及女信士與尼姑。筆者認為，與現在英屬印度的許多城邦相比，阿育王時期的佛教徒很可能識字率更高。1901年的資料顯示：在擁有許多偉大城市和古都的聯合城邦中，每一千人中，只有五十七名男性和兩名女性有讀寫能力。而在佛教寺院遍地開花的緬甸，相應的數字為三百七十八和四十五[67]。筆者相信，在輝煌時期，整體而言，印度的佛教寺院和尼姑庵一定是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機構。佛教的消失對印度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 緬甸佛教寺院（大金寺） 如前文所述，碑文使用了兩種文字。從右往左書寫的佉盧文，一般只出現在印度西北角。但在《小摩崖法敕》的婆羅馬吉里碑文中，抄寫員為了展示自己的學識，使用了佉盧文署名。 婆羅米文是天城體和大多數現存印度字母的源頭。在阿育王碑文中、布哈蒂普羅魯的記錄中以及錫蘭的各種變體中，都是這種文字。儘管目前尚未發現比阿育王時期更早出現的婆羅米文字，但在阿育王時期，該文字一定已使用了好幾百年。布勒認為這種文字源於美索不達米亞，是在公元前七八百年甚至更早以前引入印度的，該觀點可能是正確的。 關於印度文明起源的故事，調查工作仍顯不足，有待日後再行編寫。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印度的藝術與科學元素是從埃及和亞洲大陸通過海洋交通和陸地交通傳到印度的，但我們對該主題的實際了解並不全面。顯而易見，波斯帝國的雄偉建築給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事實證明，波斯文明確實對孔雀王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波斯帝國的建築的主要特點就是能隨意地運用石柱。阿育王對石柱的喜愛就可以說明波斯對印度的影響力。在波斯人看來，阿育王的巨石讓人想起了在波斯帝國的鐘形柱頭上，裝飾主題往往都是背靠背的動物。剛才提到的鹿野苑柱頭，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是波斯帝國的建築風格，但相較原型有很大改觀。就筆者所知，鹿野苑柱頭的設計與雕刻風格比波斯帝國的建築更加出色[68]。長久以來，波斯帝國風格的柱頭一直都是印度雕刻的裝飾性元素。在犍陀羅式的浮雕中，經常可以看到此類型的柱頭。「犍陀羅式」指受希臘、羅馬影響的佛教藝術。 將長長的公告刻於岩石上，該想法可能是受到了大流士的啟發，而將公告用作布道的特殊變更可能源於納卡什-伊-魯斯塔姆[69]僧侶的「具有告誡性」的碑文。該碑文含有「大流士對民眾在未來政治、道德和宗教行為方面的最莊嚴的告誡」。但很明顯，碑文內容並未公布，因此無法與阿育王法敕進行詳細對比[70]。阿育王法敕的起首是「尊貴仁慈的陛下這樣說道」等諸如此類的話語。如前文所述，這些話讓人想起波斯帝國的記錄風格。 犍陀羅式的浮雕 納卡什-伊-魯斯塔姆 通過幾個小細節可以證實：對剛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的波斯帝國的影響，孔雀王國的態度非常明智。在夏巴加里希碑文中，有波斯語「nipi」一詞，意為「寫」；前文提到的剃光犯人頭髮就是一種波斯式的懲罰方式[71]；據希羅多德[72]說，斯特拉博提到的印度傳統的國王灌頂儀式，似乎就是在模仿薛西斯[73]類似的儀式。斯特拉博轉述的一定是麥加斯梯尼的記錄[74]。印度西部一直使用至4世紀晚期的波斯帝國總督頭銜，在孔雀王國時期並沒有記錄。但巨石柱本身就足以證明波斯帝國的影響。勒邦[75]堅稱：早期的印度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波斯藝術的啟迪。勒邦的說法應該是有道理的[76]。希臘風格的裝飾主題和葉形飾等在古印度建築中十分常見。這種裝飾風格很可能源自波斯或希臘，或是兩種文化的融合體。印度、亞洲與希臘間的藝術關係一直沒有定論，隻言片語也無法闡明這一複雜問題。但筆者認為，早期的印度浮雕可以說是希臘裝飾主題的一種轉化，即這些浮雕的建築風格是希臘化的，但建築精神、主題或細節完全是印度本土的。勒邦的確發現「印度在改造、變形方面，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人們簡直認不出原來的形式」。在造型藝術與文學方面，可引用的闡述非常多。印度人在吸收和改編外來方案時，做法十分高明。印度人會讓原作品發生極大的改觀，讓人看成是一種本土原創。 希羅多德（前484—前425） 要提醒讀者的是，這裡所提到的波斯藝術，本身是在亞述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印度柱頭應該屬於亞述風格。但與希臘風格緊密相關的淺浮雕又迥異於亞述與波斯那種死板、正式的風格。筆者認為，可能直到最近，印度所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都比不上孔雀王國時期。該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似乎很明顯，當我們將印度藝術與希臘以外的能工巧匠的傑作相比時，無論印度藝術家運用的是哪個國家的建築風格，孔雀王國和巽加王朝時期的印度藝術水平都已非常高，並在世界藝術發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薛西斯（前519—前465） 上述分布於印度各處的碑文，先在某個總督府或首都寫成，再交由技術嫻熟的石匠刻於岩壁與石柱上。孔雀王國西北邊上的碑文使用的是當地百姓最熟悉的佉盧文字母；其他地方的碑文使用的是婆羅米文字。碑文語言都是帕拉克里語——當時使用的本地語。這種語言一方面同梵語尤其是吠陀語的變體緊密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孔雀王國當時的地方語密切相關。國內城邦頒布的法敕使用的是摩揭陀方言。偏遠地區頒布的法敕在拼寫、詞彙和語法方面都具有當地語言的特性。同一法敕不同碑文間的差異有大有小。 佛教戒律式的重複十分常見，且都是故意安插進去的，如十四個摩崖法敕的結束語。早期譯者認為這種表述粗鄙生澀。但在有了更準確的碑文後，人們也對碑文的語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們發現，法敕的語言堅定有力、莊重簡潔。法敕想按國王的語氣進行表述，這一點在羯陵伽法敕中尤為明顯。這種表述涉及人稱轉變——需從第三人稱轉化到第一人稱，對譯者來說十分棘手，但不能因此說明法敕語言生澀僵滯。以下譯文的直譯程度和習語翻譯允許的差異範圍相同，希望譯文成功傳達了筆者對原文的理解。精確再現原文本就再好不過了。在記錄與鐫刻方面，碑文幾乎沒有什麼錯誤。通過藍毗尼碑文的二號石板碑文可以看出，法敕文字非常優美。筆者見過該碑文兩次，可證實碑文影像的縮印本與原碑文一樣清晰。 第一章已經寫到將所有碑文作者視為一人，並在譯文中採用王號的原因。當然，原文中沒有主題和題目。在修訂原文本期間，筆者用到了所有的碑文研究，該修訂版與前一版有很大不同。參考書目見第五章附錄中的參考文獻。 根據塞納爾先生、托馬斯先生以及筆者認可的年表[77]，現存碑文可以按時間做如下分類： * * * [1]《遊記》，第27章，法顯著，萊格譯。賈爾斯的譯文略有不同：「國王的宮殿與宮廷都是由國王請的神靈所造，神靈堆起石頭，將牆壁與大門豎起，並在建築上雕刻裝飾圖案與文字——的確非凡人所造。至今仍在。」比爾同萊格的觀點一樣，認為宮殿在「城內」，且「遺蹟猶存。」——原注 [2]在卡魯汗巴格，該石柱埋於馬拉維斯·穆罕默德·卡比兒和艾米爾的庭院下幾英尺處，石柱非常粗壯，即使兩人手臂相連，也無法將石柱包圍。（未出版的《報道》，第17頁，巴布·普爾納·錢德拉·穆克哈吉著）。拉特布哈羅石柱見作者1909年的論文。——原注 [3]也稱無憂園寺。——原注 [4]多羅那他（1575—1634），藏傳佛教的覺囊派的一名喇嘛，傑出的學者，著有《印度佛教史》等著作。——譯者注 [5]北緯23°29』，東經77°45'。——原注 [6]肯辛頓是英國倫敦西部的一個地區。——譯者注 [7]即用土為原料製成的東塔門模型。——譯者注 [8]《比爾薩佛塔》，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1854年，倫敦；《考古調查報告》，第5卷第56頁，1889年；《樹崇拜與蛇崇拜》，第2版，弗格森著，1873年；伯吉斯從《皇家亞洲學會雜誌》引用的其他文章，第29頁到第45頁，1902年。近年來，已投入大量工作保護和重建桑吉建築群，並收集了大量照片，但尚無人整理這些材料並詳述這些遺蹟。科森斯先生認為，在阿育王時代前，桑吉佛塔就已存在，並闡明了原因。他還拍攝了一些佛塔前石柱上的雕像碎片的照片（這些照片拍攝於1861年），並打算將佛塔按比例畫出來。——原注 [9]《本生經》是講述釋迦牟尼佛誕生故事的印度本土文學。——譯者注 [10]巽加王朝是公元前185年到公元73年間統治印度中部和東部次大陸的摩揭陀國的一個王朝。——譯者注 [11]《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第4卷第1096頁，馬歇爾著，1908年。——原注 [12]詳見《考古調查報告》第10卷第38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原注 [13]尼祿（37—68），朱里亞·克勞狄王朝的最後一位羅馬皇帝。——譯者注 [14]今土耳其卡里亞。——譯者注 [15]今土耳其穆拉省的一個考古遺址，在卡里亞海岸附近。——譯者注 [16]詳見《小亞細亞》第261頁、第331頁，費洛斯著，1838年，倫敦。——原注 [17]詳見《考古調查報告》第20卷第40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這個雕像與佛教沒有明顯關係，尚無人知曉該雕像的意義。——原注 [18]印度古城，今比哈爾。——譯者注 [19]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也稱波斯第一帝國，由居魯士大帝創建。——譯者注 [20]《考古調查報告》第1卷第56頁和第16卷第12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原注 [21]即馬特西亞。——原注 [22]是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的帕蘭西區的一個市鎮。這裡有孔雀王朝的遺蹟。——譯者注 [23]刻於木、石等材料上的一種裝飾方法，用雞蛋、箭頭、飛鏢等形狀做裝飾外形。——譯者注 [24]《考古調查報告》第1卷和第16卷，卷頭插畫源自第26卷，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原注 [25]詳見《考古調查報告》第16卷和第22卷，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另可參見馬歇爾在1908年《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第1卷第1085頁到第1088頁進行的論述。該銅螺栓現藏於印度加爾各答博物館。——原注 [26]即拉德西亞。——原注 [27]菲羅茲·莎阿（1309—1388），蘇丹圖格魯克王朝國王，伊斯蘭教徒。1351年到1388年在位。——譯者注 [28]英屬印度時期（1902—1947）的一個印度行省，即今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譯者注 [29]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一個城市，中世紀時曾是信德的首都。——譯者注 [30]該詞指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兩河交匯處肥沃的土地。——譯者注 [31]使用木棉是因為木棉的花絮有很強的柔韌性。——原注 [32]此處為譯者根據上下文補充的內容。——譯者注 [33]莫恩德是英屬印度時期的一個質量單位。——譯者注 [34]詳見《考古調查報告》第14卷第78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另可參見《德里考古》第131頁（卡爾·史蒂芬斯著）及《印度史》第3卷第350頁（埃利奧特著）。——原注 [35]也稱正法之輪，是印度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中的佛門八寶。法輪象徵佛法、佛陀的教誨與啟迪。——譯者注 [36]《尼泊爾塔萊的古文明遺蹟》，第59頁，巴布·普爾納·錢德拉·穆克哈吉著。——原注 [37]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宇宙觀中的凡人生活的土地。——譯者注 [38]今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馬兒丹地區的一個村莊。——譯者注 [39]詳見《考古調查報告》第5卷第9頁到第22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第十一界東方學者大會》，第93頁，福切爾著，巴黎。該修訂法敕的引用名稱為卡普爾達吉麗，這是距此地兩英里遠的一個村莊的名字。——原注 [40]參見1890年《印度古文物研究》第19卷第43頁。——原注 [41]印度河尼泊爾使用的一種元音附標文字。——譯者注 [42]參見《考古調查報告》第1卷第244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阿育王碑文》第12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及1904年9月23日的《先鋒郵件》。大圓石並沒有像之前擔心的那樣被河水侵蝕。——原注 [43]位於北緯19°25'，東經72°48'。——原注 [44]《印度古文物研究》，第1卷第321頁；第4卷第282頁；第7卷第259頁；《索帕拉》，巴格萬·萊·英德拉吉特著，1882年，再版。——原注 [45]位於北緯21°31'，東經70°36'。——原注 [46]樓陀羅達曼一世（130—150），是西薩特拉普王朝的著名塞人總督，稱帝後自稱大總督，後皈依印度教。他是讓百乘王朝走向衰落的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譯者注 [47]公元150年。——原注 [48]印度笈多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死於公元467年。——譯者注 [49]公元457年。——原注 [50]《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第335頁，1900年。——原注 [51]位於北緯20°15'，東經85°50'。——原注 [52]參見1908年《重要地名詞典》第2版；亞歷山大·卡寧厄姆所著《阿育王碑文》第15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所著《考古調查報告》第13卷第95頁。——原注 [53]也稱傑格德，位於北緯I9°33'，東經84°50'。——原注 [54]參見以下文獻：《阿育王碑文》第17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考古調查報告》第13卷第112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馬德拉斯古文明遺蹟》第1卷第4頁，休厄爾著；《印度古文物研究》第1卷第219頁。目前，該碑文已用屋頂與鐵欄杆加以保護。——原注 [55]即王公。——原注 [56]位於北緯14°49'，東經76°47'。——原注 [57]位於北緯24°57'，東經84°1'。——原注 [58]位於北緯27°27'，東經76°12'。——原注 [59]羅缽那在斯利曼阿巴德火車站以西十四英里處。布洛赫博士手裡有一個質量上乘的印刷品，但尚未發表。參見《考古調查報告》第7卷、第9卷，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阿育王碑文》第29卷第21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印度古文物研究》第22卷第298頁。——原注 [60]參見1908年的《重要地名詞典》第2版；《阿育王碑文》第20頁，亞歷山大·卡寧厄姆著。——原注 [61]英國考古學家。——譯者注 [62]參見亞歷山大·卡寧厄姆所著《考古調查報告》第6卷第97頁和《阿育王碑文》第22頁。這座山還有其他名字。——原注 [63]參見亞歷山大·卡寧厄姆所著《阿育王碑文》第24頁《第二貝魯岩石》一文，與《考古調查報告》第2卷第247頁。——原注 [64]亞歷山大·卡寧厄姆在《阿育王碑文》第30頁到第32頁描述了該洞穴。另可參見《考古調查報告》第1卷第40頁到第52頁以及凱迪在1895年發表的相關文章。「邪命外道教徒或裸體苦行者。傳說，這些教徒在神祇園精舍[舍衛城]後面進行荒謬的苦修。很多教友目睹這些苦行者痛苦地跪在地上，像蝙蝠一樣擺動，倚靠在荊棘上，用火燒灼自己的身軀，以及各種各樣荒謬的苦行，教友深受打動，就問薄伽梵這樣做是否能帶來益處。『什麼也得不到，』薄伽梵回答。」以上描述引自考埃爾及弗朗西斯翻譯的《本生經》第1卷第307頁。參見德瓦達多·羅摩克里希納·班達伽在《印度古文物研究》第286頁的論述以及霍諾爾所著《宗教與道德百科全書》第2版。——原注 [65]《年度考古調查報告》，第36頁，1904年到1905年。——原注 [66]沙賈汗（1592—1666），莫臥兒帝國第五任國王，1628年到1658年在位。——譯者注 [67]《印度帝國重要地名詞典》，第4卷第416頁，1907年。——原注 [68]盧浮宮可能有波斯風格的獅子柱頭樣本，佩羅和基匹厄斯可能有改造過的獅子柱頭。《波斯藝術史》，倫敦，1902年。——原注 [69]伊朗法爾斯省波斯波利斯西北12公里處的大墓地。——譯者注 [70]《楔形碑文回憶錄》，第1卷第312頁，羅林森爵士著；《希羅多德的翻譯》，第4卷第177頁，羅林森教士著。——原注 [71]《雅典娜神廟》，1902年7月19日。——原注 [72]希羅多德（前484—前425），古希臘歷史學家。因著有《歷史》一書而聞名。——譯者注 [73]薛西斯（前519—前465），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五任國王。公元前465年被殺。——譯者注 [74]參見《古印度》第75頁，麥克林德爾譯；《印度古文物研究》，第34卷第202頁，1905年。——原注 [75]勒邦（1841—1931），法國人，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醫學、發明和物理學。——譯者注 [76]《溫德紀念碑》，第15頁，勒邦著，1893年，巴黎。——原注 [77]某些學者對該年表持懷疑態度。——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