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四十章
現在，奧斯曼帝國進入了其歷史的最後一個階段，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為它的歷史畫上句號。1913年6月，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推選的大維齊爾馬哈茂德·塞夫凱特帕夏遭暗殺身亡。這次暗殺是對於早先高門政變中納濟姆帕夏被殺的報復。從此之後，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青年土耳其人掌控了整個帝國。他們像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經做的那樣，建立了絕對的權威。他們的統治暢行無阻，沒有任何制約力量。從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比較激進的派別中，湧現出了一個高效而無情的三人統治集團，統治著這個國家。
三巨頭之首是恩維爾，他也是三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成了受人歡迎的革命英雄，現在依然是青年土耳其人自由運動的鮮活象徵。他認為自己有著拿破崙般的使命。現在，他已經是戰爭大臣、將軍和帕夏，很快還會更進一步，迎娶奧斯曼皇室的一位公主，從而獲得「達馬德」這一皇室頭銜。隨著他的地位日漸提高，他的虛榮心也迅速膨脹。有人評論說，「恩維爾帕夏已經殺掉了恩維爾貝伊」。他的身世背景不為人知，有人說他是一位鐵路搬運工的兒子，也有人說他是一位鐵路官員的兒子。他畢業於軍事科學學校，成了軍中新興中間階層的一分子，並且贏得了同袍的忠誠與崇敬。他看上去冷靜沉著，容貌溫和英俊，但做起決定來魯莽輕率，容易衝動行事，在戰場上毫無畏懼。在政府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改革事業上，尤其重視奧斯曼軍隊的年輕化。
三巨頭中的第二位是比恩維爾年長9歲的傑馬爾帕夏（Jemal Pasha）。傑馬爾出身於軍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職業軍人。他留著黑色的鬍鬚，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有著一雙能夠洞悉事物的黑眼睛，行動起來迅速果決。在政變之後，他成了伊斯坦堡的軍政長官。他在組織警察力量方面展現出了出色的能力，不懈地利用警察力量服務於其所屬政黨的利益。後來，他又先後出任海軍部長和敘利亞軍隊統帥等職務。在敘利亞，他像世襲貴族一樣採取了專制統治。他的舉止彬彬有禮，卻透露出十足的權威。他頭腦冷靜，在履行職責、追求個人利益時卻冷酷無情，近乎殘酷。
三巨頭中最有才幹的是平民身份的塔拉特帕夏。這位平易近人的人物來自阿德里安堡所在的地區，很以自己的農民背景為榮。據說，他可能有吉普賽人的血統。他在當地接受教育之後，成了一名郵遞員，後來又做了電報收發員，最後在薩洛尼卡的郵政電報部門謀得了一個職位。他傾心於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政治目標，而在這個職位上他恰好能為委員會提供一些實質性的幫助。革命之後，他在組織管理政黨機器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一路扶搖直上，出任了政府的內政大臣，在地方管理方面有著強大的掌控力。塔拉特充滿活力和熱情，身材魁梧，講話風趣幽默，為人和藹。他看上去粗放、直率，是個十分簡單的人，其實他思維靈活，看待事物十分務實而又無情。他在採取行動時強勁有力，愛國之熱忱已經到了沙文主義的程度，全身心奉獻於國家的利益。由於他表面看起來十分溫和，因而被人們稱作「土耳其大革命中的丹東（Danton）[1]」。
在三巨頭之外，身為東馬派猶太人的扎維德（Javid）也頗具影響力。扎維德在財政方面頗有才幹，因此成了一位十分專業的財政大臣。接替馬哈茂德·塞夫凱特出任大維齊爾的是埃及貴族賽義德·哈利姆（Prince Said Halim）。這位富有紳士風度的傀儡領導人是更老資格的自由派分子，也是一位正統的穆斯林。他心甘情願地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服務，既是委員會與帝國內部的穆斯林臣民溝通的橋樑，也與駐奧斯曼帝國的外國使節有著良好的關係。
在謝赫伊斯蘭這一重要職務的任命上，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徹底背離了傳統做法。謝赫伊斯蘭是最高宗教權威，執掌伊斯蘭神學和伊斯蘭教法，是頗有權勢的職位。通常，謝赫伊斯蘭由蘇丹親自任命，不受議會管轄，人選要嚴格符合烏理瑪的等級制度。因此，謝赫伊斯蘭總是十分保守，經常變成自由改革的掣肘之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決心除掉這個障礙，於是選擇了穆斯塔法·哈伊里貝伊（Mustafa Hayri）出任謝赫伊斯蘭一職。穆斯塔法·哈伊里貝伊更注重自己的政治角色，不再把自己視作宗教精英的一分子，甚至都不再使用身為宗教精英的象徵物——頭巾。在此之前，他已經成了議會的成員，作為司法大臣供職於世俗法庭，還負責管理宗教基金會。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將他任命為謝赫伊斯蘭，正是為了藉助傳統宗教體系的力量，進一步推動委員會的社會和政治現代化方案。這一任命不僅獲得了烏理瑪的認可，也得到了各種保守勢力的支持。漸漸地，謝赫伊斯蘭成了世俗力量控制宗教領域的一個工具。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對皇宮也加強了控制。在反革命運動期間，皇宮成了各個反對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勢力的集結點。在兵變結束之後，皇室的宦官總管和其他一些廷臣都上了軍事法庭，隨後被處以絞刑。從那之後，皇宮裡的皇親國戚們就一直扮演著反對派的角色。但是，從1914年1月開始，皇宮就再也不具備這樣的影響力了。皇室成員被剝奪了參與政治的權利，不被允許加入任何政黨，他們的交際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除此之外，蘇丹的一些親隨也被委員會的支持者們取代，這些人實際上控制了宮廷。
儘管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三巨頭使用了冷酷而倒退的統治方法，但他們還是開展了一些國家急需的有建設性意義的事業。他們建立了全新的省級和地方行政體系，還創立了新的城市管理機構，實現了伊斯坦堡的現代化。這個新的管理機構提供了各類公共服務，創辦了消防隊和公共運輸服務。他們還重組了首都和地方上的警察組織。阿卜杜勒·哈米德在馬其頓創辦的新型憲兵隊伍，被擴展到了帝國的各個地方。在推行這些事業的過程中，他們得到了外國顧問的大力幫助。他們還開展了司法改革，在各個層級擴展了公共教育體系，還破天荒地把學校和伊斯坦堡大學向女性開放。在接下來的一些年裡，婦女解放事業進一步發展，女性開始進入職場，國家還通過了保護女性權利的新法律。
1913年冬天，為了顯示一下對正常的憲政體系表面上的尊重，奧斯曼帝國在全國範圍內召開了議會選舉。1914年春天，奧斯曼帝國第三屆議會開幕。英國大使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個議會不過是「不算太過昏庸的專制統治的恭順工具」。實際上，儘管議會裡只存在一個有組織的政黨，但成員能夠代表各種人群的意見，大體上可以代表傾心進步的公眾意見。議會裡依然有一些議員代表著持不同政見的基督徒，只不過數量比以前更少了。在失去了歐洲部分的領土之後，土耳其穆斯林已經成了帝國人口最多的族群，他們對國家的未來十分關切。那些身為土耳其人的議員就代表了他們。這些議員也普遍意識到，要想挽救這個國家，必須尋求徹底的改進方案。
最急需改革的就是軍隊，而軍隊是恩維爾的領域。在年輕時，恩維爾曾接受過德國軍事代表團的訓練。革命之後，他又作為使館武官去了柏林。戰爭大臣伊澤特帕夏早年正是在柏林接受的軍事訓練。不久，恩維爾就受到了德國人的直接影響，十分推崇德國軍事體系的強大和高效。現在，奧斯曼軍隊在經歷了兩次巴爾幹戰爭之後正處於低谷之中，因此，恩維爾希望能夠在國內複製德軍的訓練方法。
恩維爾特別注重軍隊的年輕化。軍中年長的軍官們大多是前政府留下來的保守分子，與軍中的年輕軍官充滿了矛盾。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他們總是猶豫不決，甚至帶有自甘失敗的情緒。而收復阿德里安堡依靠的正是恩維爾手下的年輕軍官，他們無視年長軍官過於謹慎小心的意見，才實現了這一勝利。身為戰爭大臣的伊澤特帕夏意識到，現在必須清理掉老軍官。但是，他拒絕親自完成這一任務，因為「要清理掉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於是，在1914年1月初，恩維爾接替了他的戰爭大臣職務（當時看起來是一項臨時安排）。蘇丹本人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一任命，評論說：「簡直是不可思議。他太年輕了。」
幾個小時之後，32歲的恩維爾得到了蘇丹的接見。蘇丹立刻就頒布了清理老軍官的敕令。數百名軍官被要求退伍，其中包括「對馬其頓令人沮喪的失利負有責任的指揮官，以及年齡超過55歲的大部分將領」。恩維爾解釋說，以往的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有兩種軍官，一種適合和平時期的活動，一種適合戰爭。從今以後，軍隊中只會保留後一種軍官。
還有一項更為重要的舉措。在奧斯曼帝國政府的請求下，德國派來了一個全新的軍事代表團。這個代表團的規模更大，由四十幾名軍官組成，領頭的是德軍少將利曼·馮·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這個代表團的到來立刻引發了一場外交危機。根據約定，馮·桑德斯將獲得奧斯曼第一軍的指揮權，而這支部隊負責守備伊斯坦堡及其周邊地區。雖然德國政府可能有別的什麼動機，但身為軍人的馮·桑德斯並沒有什麼政治目的，而只是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在他看來，訓練奧斯曼軍隊需要涉及一些改革，而在首都比較容易克服改革中遇到的阻力。然而，在俄國看來，這意味著土耳其海峽將落入一名德國將領的掌控之中，從而讓德國獲得在伊斯坦堡的政治支配權。
俄國外交大臣薩宗諾夫（Sazonov）表示了強烈抗議。德國政府回復他說，如果土耳其人能守衛好海峽，顯然也是符合俄國的利益的。薩宗諾夫要求馮·桑德斯和他的代表團必須換到一個戰略地位沒有這麼重要的地方去履職。如若不然，他暗示到，俄國可能會對土耳其展開報復，甚至還有可能與德國開戰。英法兩國政府對俄國的抗議不甚以為然，但還是發表了聯合照會，以示支持。德國人想到了一個可以保住面子的折中方案。馮·桑德斯被晉升為德國陸軍中將，從而自動在奧斯曼陸軍中獲得了元帥軍銜。這樣一來，如果只指揮一個軍的話，他的軍銜就顯得太高了。因此，他被提升成了奧斯曼軍隊的總督軍。
不過，考慮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間越發深重的敵意，俄國人的擔憂不無道理。由於俄德兩國之間矛盾不斷，俄國人在處理這一事件時十分警覺。就像英國人在開羅的地位一樣，德國人在伊斯坦堡的支配地位讓俄國人十分不安。從此之後，薩宗諾夫一直試圖與土耳其就海峽問題達成一個符合雙方利益的協議。
不過，英國仍然堅持著謹慎的政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英國一直是列強里最希望讓歐洲病夫存活下去的那個，不停地鼓勵奧斯曼帝國進行內部改革，幫助歐洲省份里居住的少數族群。秉承著這一原則，英國在1907年馬其頓危機期間完成了一次「外交革命」，與俄國簽署了協約。這一協約後來又得到了在列巴爾會晤的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的確認。英俄之間的協約主要是為了厘定兩國在波斯的利益。不過，由於英法兩國在1904年已經簽署了一項協約，英俄協約的簽署就讓英、法、俄形成了一個三國協約。由於歐洲中部的強國[2]已經結成了三國同盟，歐洲的力量均衡正在受到威脅，而三國協約正可以應對這種威脅。在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看來，英國與俄國之間的新關係十分微妙，英國必須改變一直以來維護奧斯曼帝國完整的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防範俄國人入侵伊斯坦堡和土耳其海峽。1908年，格雷在駐伊斯坦堡大使發回的備忘錄上評論道：「我們不能回到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時期的老路上去。英國可以對土耳其保持親近，但前提是不能讓別人懷疑我們反對俄國。」
不過，格雷一開始對青年土耳其人的憲政革命還是表示了熱烈歡迎，雖然他有些擔心英帝國在埃及的穆斯林臣屬會像印度人一樣效法土耳其人的革命。但另一方面，格雷也儘量不去觸碰盟國在土耳其的利益——俄國人對土耳其海峽很關心，而法國人則關注敘利亞和黎凡特地區。因此，英國奉行「最惠國原則」，小心翼翼地不過分參與土耳其事務。正因如此，土耳其新政權變得格外親英，將英國推崇為「議會之母」，也很願意聽取英國的建議。
但是，英國依然維持著善意而冷漠的中立政策。1908年11月，青年土耳其人派了兩位高級特使到倫敦去。他們提出組成英土聯盟，同時讓法國也參與其中。格雷表達了對土耳其新政府的良好祝願，還表示願意向土耳其派出顧問。後來，英國也的確派出了一些顧問，入駐土耳其政府的多個部門。但是，他也堅持說，英國不打算被聯盟關係捆住自己的手腳。
在土耳其發生反革命事件之後，土耳其議會又在1909年7月派出了一支代表團。為了抑制德國的影響力，該議會向英國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但也遭到了相似的回絕。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戰敗之後，土耳其這個歐洲病夫看起來已經奄奄一息、無藥可救了。在倫敦會議上，格雷告訴土耳其代表團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如果青年土耳其人沒有能力為土耳其保住作為一個歐洲國家的地位，那麼其他國家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去幫他們做到這一點。
此時，西方列強的關注點落在了歐洲，即在原來的土耳其歐洲領土上崛起的巴爾幹集團身上。不論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西歐都必須支持這些巴爾幹國家，以避免它們受到中歐強國的威脅。因此，青年土耳其人意識到，如果他們自己不能挽救自己，也就不能指望西歐國家會出手相助。此時的土耳其在國力上遭到了削弱，在財政上入不敷出，孤立無援而又受到咄咄逼人的鄰國的威脅。因此，青年土耳其人發現，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得到一個大國的保護和幫助。
1913年6月，時任大維齊爾的陶菲克帕夏再一次向格雷提出了組成英土聯盟的建議。但是，土耳其人又一次遭到了拒絕。用新任英國大使路易斯·馬萊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話說：「在當前的情形下與土耳其結盟，只會讓整個歐洲團結起來針對我們。這種盟友關係會變成英土兩國的軟肋和危險。」根據陶菲克的提議，土耳其希望可以與三個協約國都達成某種共識。倘若果真如此，由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組成的三國同盟就會將此舉視為協約國的挑釁。格雷評論道：「我們是不可能獨力把土耳其扶起來的。土耳其要想站起來，就必須克服自己對改革的恐懼，同時也不能再繼續玩在大國之間左右搖擺的遊戲。」
在格雷看來，土耳其此時已是「亞洲病夫」。就像以前圖謀土耳其的歐洲領土一樣，歐洲列強現在也應當為了共同的利益謀劃土耳其的亞洲領土。在整個1913年間，英國、德國、奧地利、法國和義大利把俄國撇在一邊，與土耳其進行了磋商，同時列強內部也進行了談判，最終確認了各自在土耳其亞洲部分的經濟勢力範圍。如果事態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這次勢力範圍的劃分實際上也會成為最終在政治上瓜分土耳其亞洲部分的藍圖——就像在歐洲已經發生過的那樣。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項協議，是由英德兩國在1913年8月簽署的。根據這項令雙方皆大歡喜的協議，德國將保留開發巴格達鐵路的權利，並獲得在安納托利亞和西里西亞地區的商業利益。不過，根據協議，這條鐵路不得延伸超出原定的終點站巴斯拉，以保障英國在美索不達米亞河谷和波斯灣的利益。
但是，一旦涉及地位更重要的亞歐兩洲之間的聯結點，雙方就無法達成協議了。在俄國看來，由於英俄兩國已經從昔日的對頭變成了今日的盟友，那麼一旦戰爭爆發，對土耳其海峽的安全威脅將更加嚴重地影響到英俄兩國的利益。俄國人認為，這裡是最容易受到德國人威脅的地方。然而，英國人在這裡毫無作為，只是寄希望於土耳其能夠保持中立。
正如馮·桑德斯掌控了土耳其的軍事事務一樣，德國駐伊斯坦堡大使馮·旺根海姆男爵（Baron von Wangenheim）也主宰了土耳其的外交事務，無時無刻不在誇耀著德國的權威。升任了奧斯曼軍隊元帥和總督軍的馮·桑德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也使得他像馮·旺根海姆大使一樣取得了德皇「私人代表」的特殊地位。土耳其海峽依然是東方問題的關鍵所在，而德國想要掌控土耳其海峽的圖謀已經昭然若揭。因此，英國要想保住在土耳其的利益，此時應當更加大膽地在外交上對德國施加壓力。但是，英國並沒能做到這一點，因為英國在外交政策上過於謹慎小心，也過於相信土耳其會信守中立。
如果說英國的反應比較消極的話，那麼俄國人的反應則非常積極。1914年春天，在聖彼得堡和薩宗諾夫的堅定支持下，俄國駐伊斯坦堡大使開始與土耳其的各部大臣們展開協商，提議俄土兩國達成一項協議，以解決土耳其海峽問題，維護雙方的利益。根據他的提議，俄國將為土耳其提供保護；而作為俄國的盟友，土耳其將在戰爭期間對敵國封閉海峽。在戰爭勝利之後（具體情況留待日後進一步商議），土耳其將會取得德國在亞洲的權益，同時土耳其自身的領土完整將得到保證。
俄國人的提議得到了塔拉特的熱烈歡迎。1914年5月，塔拉特來到聖彼得堡，提出正式組建俄土聯盟。6月，傑馬爾到巴黎提出了一個更實際的建議——與全部三個協約國組成同盟。但他得到了一個很謹慎的答覆，這個答覆後來又變成了一個遮遮掩掩的拒絕。法國人回覆說，這一提議必須由英、法、俄三國之間達成協議才能生效，而法國不願意發起這一提議。實際上，英、法、俄三國最後也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對於土耳其損害巴爾幹國家利益的領土要求，法國乾脆予以拒絕。英國贊同法國的意見，堅持奉行要求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政策。在英國看來，保持中立符合土耳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很有信心土耳其將採取這種政策。
這是土耳其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請求與西歐列強結盟，但又一次遭到了拒絕。塔拉特和傑馬爾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伊斯坦堡，十分沮喪。不久之後，他們遲疑不決地接受了三巨頭之一、好戰的戰爭大臣恩維爾帕夏提出的最終方案——與德國結盟。這無異於一場危險的賭博。土耳其與德國結盟，結果給俄羅斯和奧斯曼這兩大帝國都帶來了厄運。現在，歐洲的戰爭已經一觸即發。
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在乘車駛過波士尼亞的塞拉耶佛街頭時遭到刺殺。刺客是一名學生，他參加了塞爾維亞的一個秘密恐怖組織，這個組織的目標是反對奧地利吞併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並以奧地利為敵人，構建一個泛塞族的南斯拉夫民族國家。一開始，德奧兩國希望能把衝突控制在局部層面。在得到了德國的空頭承諾之後，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取締主張建立南斯拉夫國家的社團，甚至還十分過分地要求由奧地利出面，到塞爾維亞境內實現這一目標。愛德華·格雷爵士對此要求深感震驚。他抗議說：「這是我所見過的一個國家對另一個獨立國家最可怕的要求。」在他看來，這一要求是對歐洲和平的威脅。他還預見到，「現代條件下的一場歐洲大戰將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但是，奧地利還是拒絕了貝爾格勒尋求和解的答覆，並於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
德國知道，俄羅斯此時並沒有做好參戰準備，因此預計俄國可能不會插手。但實際上，如果塞爾維亞受到德奧的威脅，必然會引來俄羅斯的反對，否則俄國就無法繼續維持它在巴爾幹半島上對各斯拉夫民族的影響力了。等到德皇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已經來不及控制奧地利的行為了。在格雷提出斡旋調停時，德國堅持認為：「奧地利與塞爾維亞的爭端只和奧地利有關，與俄國毫無關係。」但德國的這種表態根本無濟於事。7月30日，在對德國發出了警告之後，俄國宣布總動員。8月1日，德國對俄國宣戰。德國要求法國保持中立，但遭到了拒絕。法國在8月3日加入了戰爭。由於德軍入侵了比利時，承諾保衛比利時中立地位的英國於8月4日對德國宣戰。就這樣，「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浩劫之一」（格雷語）開始了。
就在8月4日的兩天之前，土耳其在恩維爾的主導之下，秘密地與德國結成了同盟。奧斯曼帝國政府承諾說，如果俄羅斯插手奧塞衝突，土耳其將加入戰爭。在8月4日，格雷尚不知曉這份秘密協議的存在，但已經得知土耳其在進行動員。格雷指示英國駐伊斯坦堡代辦，讓他要求土耳其保持中立。「不過，」他補充道，「你一定得讓土耳其人覺得，這是他們最古老的朋友給出的真誠建議，而不要讓他們感到受到了我們的威脅」。
不過，格雷近來已經越發感受到了德國人在伊斯坦堡的巨大影響力。他意識到，「恩維爾帕夏想讓土耳其站到德國一邊；要想阻止土耳其與德國結盟，唯有刺殺恩維爾一途」。現在，三巨頭中的另外兩人也開始支持恩維爾。在德國提出與土耳其結盟之後，塔拉特詢問傑馬爾說：「你可以看到，我們從法國人那兒什麼也得不到了。既然法國已經拒絕了我們，我們還能拒絕德國人嗎？」傑馬爾回答道：「只要能幫助土耳其擺脫現今孤立無助的境地，我願意立刻答應任何聯盟提議。」但與此同時，他想儘可能地推遲土耳其加入戰爭的時間，以爭取時間進行漫長的動員工作。德國同意了土耳其的想法。於是，奧斯曼帝國政府仍然保守著與德國結盟的秘密，宣布保持中立，同時進行了總動員。
與此同時，土耳其公眾卻對英國產生了強烈的義憤。隨著歐洲戰事的爆發，英國政府徵用了在英國造船廠里維修和興建的兩艘土耳其戰艦——「奧斯曼蘇丹號」（Sultan Osman）和「雷沙迪耶號」（Reshadiye）。由於英國已經處於戰爭狀態，它有權徵用這些船隻。如果這些軍艦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黑海的海軍力量平衡就可能會被打破。在徵用這兩艘軍艦之後，英國提出賠償土耳其750萬英鎊的巨款。但是，當初為了購買這兩艘軍艦、支援海軍的發展，土耳其全國上下迸發出了巨大的愛國熱情，踴躍捐款，官員們還為此削減了自己的工資。而且，土耳其剛剛才支付了購艦的尾款。奧斯曼帝國政府指責英國違背了國際法，土耳其公眾則直接斥責英國人為強盜。一份親德的土耳其報紙還給英國送上了「一千個詛咒」。
發生這起事件之後，三巨頭再想把公眾的情緒從親英引向親德，就變得容易多了。他們也可以很容易地讓土耳其公眾接受動員令。8月10日，兩艘在戰爭爆發時游弋在地中海上的德國軍艦「戈本號」（Goeben）和「布雷斯勞號」（Breslau）為了躲避追擊的英國艦隊，出現在了達達尼爾海峽的入口處，並要求獲准進入海峽。在德國軍事代表團的壓力下，恩維爾同意了他們的請求。兩艘德國軍艦駛入了達達尼爾海峽尋求庇護。恩維爾還在德國人的要求下命令道，倘若追擊的英國軍艦試圖跟隨它們進入海峽，海岸要塞就可以向英國人開火。恩維爾向他的同僚們宣布了這一消息，說道：「我們的孩子降生了！」
協約國的大使們認為此舉違反了國際條約，表示了抗議。第二天，土耳其人竟然宣布這兩艘軍艦已經被「賣」給了土耳其。傑馬爾告訴媒體，英國背信棄義地奪走了土耳其兩艘軍艦，這兩艘德國軍艦將頂替它們的位置。德國人「出售」軍艦的條件之一就是由德國艦隊的指揮官蘇雄（Admiral Souchon）取代英國海軍將領利波斯（Limpus），出任土耳其艦隊的指揮官。兩艘德國軍艦分別被改名為「亞武茲號」（Yavuz）[3]和「米蒂里號」（Medilli），船員也都戴上了土耳其式的菲斯帽。兩艘軍艦駛入馬爾馬拉海，在伊斯坦堡的外海下錨，桅杆頂部飄揚著土耳其的旗幟。幾天後，它們在這裡與其他土耳其軍艦一道接受了蘇丹的檢閱。隨後，在王子群島附近海域又舉行了一場賽艇比賽，激起了伊斯坦堡民眾的巨大熱情。
英國海軍將領利波斯頂不住土耳其海軍部的政治壓力，只好離開了他的旗艦。不久，土耳其軍艦上就連一名英國軍官都沒有了，蘇雄則被正式任命為海軍總司令。德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土耳其人民公開的朋友。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外國大使要求奧斯曼帝國將德國艦隊的船員拘捕、遣送，但未能如願，因為這些船員實際上已經加入了土耳其海軍。幾星期之後，英國海軍代表團被打發回國。在得知布魯塞爾被德軍占領的噩耗之後，扎維德帕夏把這一消息告訴了一位地位顯赫的比利時友人。待他說完，這位比利時友人便指著那兩艘軍艦，滿懷同情地反駁道：「德國人也占領了土耳其啊。」
時任英國第一海軍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預料到土耳其不會長久保持中立，因此曾經提議英國艦隊衝進達達尼爾海峽，把那兩艘德國軍艦擊沉在馬爾馬拉海。但是，他的提議沒有得到同僚的同意。現在，在徵詢了新任戰爭大臣基欽納伯爵（Lord Kitchener）的意見之後，丘吉爾又提出了一個奪取加里波利半島的方案。希臘人承諾將出兵支援這一行動，丘吉爾還要求格雷去爭取俄國人的支援。但是，俄國人根本騰不出部隊參與這一行動。希臘國王康斯坦丁（他的妻子是德國皇帝的妹妹）也表示，除非土耳其率先發動進攻，否則希臘人不會參戰。在幕僚的說服下，丘吉爾終於意識到，在得不到陸軍支援的情況下發動海上進攻必然會遭到失敗。於是，這個計劃就暫時擱置了。
接下來，土耳其進入了一段非戰非和的灰色時期。土耳其人在外交上處於十分有利的位置，與戰爭雙方秋波頻傳，在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縱橫捭闔。俄羅斯特別擔心土耳其有朝一日會翻臉封閉土耳其海峽。於是，8月16日，俄國和英法兩國一起提出共同保證土耳其的中立地位和領土完整。但土耳其人並沒有理睬。得意忘形的土耳其人提出，如果要讓他們嚴守中立，協約國就必須徹底廢除讓步條約，英國必須交還竊取的土耳其軍艦，土耳其還要收回愛琴海上的島嶼和西色雷斯的領土。協約國根本不可能同意做出這些保證和讓步。兩個星期之後，協約國提出了修改後的提議。就在這時，傳來了德軍在法國取得重大勝利的消息。土耳其人因而沒有再理會協約國的提議。
實際上，土耳其內閣乃至土耳其議會裡的大多數人都不喜歡、不相信甚至有些輕視那些好戰的少數派提出的親德政策。但是，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土耳其卻清楚無誤地在滑向戰爭。這一切都被愛德華·格雷爵士看在眼裡。他的外交目標只剩下了兩個：第一，不論最後能否阻止土耳其參戰，都要不惜一切代價儘可能延緩土耳其參戰的時機。基欽納伯爵認為，在印度的軍隊安全通過蘇伊士運河之前，必須讓土耳其保持中立，至少也要讓土耳其與英國保持和平狀態。第二，一旦最壞的情況發生，格雷要確保首先動手的是土耳其人，保證英國人在其中沒有過錯。他的這兩個目標都實現了。奔赴法國前線的印度軍隊安全地抵達了埃及和地中海。
9月27日，守在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的英國海軍艦隊要求一艘土耳其魚雷艇返航。這一過分舉動給了德國人期待已久的藉口。德國人趕忙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對外國船隻封閉海峽。恩維爾下令照辦，並且在海峽入口處布上了水雷。此時，在伊斯坦堡的德國人已經有數千人。德國和奧地利的大使開始強烈要求土耳其對協約國採取行動。10月11日，恩維爾和塔拉特提出了參戰的條件——他們要求德國提供一大筆貸款。曾經的「戈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在蘇雄的指揮下在黑海巡航「機動」，似乎在引誘俄國人出手，以獲得一個參戰的理由。
10月28日，蘇雄奉恩維爾的密令，率領一支強大的土耳其艦隊駛入了黑海。恩維爾的命令不為他的同僚們所知：「土耳其艦隊要憑藉武力控制黑海。找到俄羅斯艦隊，立即發動攻擊，無須宣戰。」在沒有發出警告的情況下，蘇雄就炮擊了俄國港口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和諾沃羅西斯克（Novorossisk），擊沉了一些俄國船隻。格雷這麼譴責道：「從未有哪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進行過這樣無緣無故、充滿惡意的攻擊。」到11月5日，英國、俄羅斯和法國都已經向奧斯曼帝國宣戰。
至此，災難性的結果已經不可避免。從理性出發，保持中立其實更符合土耳其的自身利益。在巴爾幹戰爭中的數次災難性失敗之後，土耳其最需要的莫過於和平。它可以利用這段和平時期恢復、增強軍力，在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保持中立，觀察局勢的發展，然後再決定是否參戰，加入哪一方參戰。在7月中旬，被貶黜到保加利亞做使館武官的穆斯塔法·凱末爾就曾經向恩維爾提出了上述建議，但並沒有獲得採納。凱末爾強烈反對與德國結盟。在他看來，如果德國戰勝，它就會把土耳其變成它的一個衛星國；如果德國戰敗——凱末爾也更相信德國會戰敗——土耳其就會失去一切。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內部，也有一些人持同樣理性的觀點。但是，大多數土耳其人已經聽不進去理性的意見了。恩維爾利用了這一點；而英國大使則仍然相信溫和派的力量，低估了土耳其大眾的情緒。
近年來的失敗深深傷害了土耳其的尊嚴，自身的孱弱又讓土耳其十分害怕它的新舊敵人。因此，土耳其對孤立狀態有著一種深刻的、心理層面的恐懼感。不僅如此，在土耳其人看來，奉行中立政策最終只會導致帝國被大國瓜分。土耳其人認為，既然以往的西方盟友已經拋棄了自己，他們只好投向新的盟友——德國。一些土耳其人充滿熱情地做出這樣的選擇，另一些則有些無可奈何。
在這樣的情緒驅使下，恩維爾帕夏開始了他莽撞的賭博。在得知這一消息後，一直屬於溫和派的扎維德帕夏辭去了自己在青年土耳其人政府中的職務，還留下了一段預言式的告別辭：「即便我們贏了，我們也將萬劫不復。」
就這樣，在經歷了六個世紀的歲月之後，奧斯曼帝國進入了其衰敗覆滅的最後一個階段。1914年，行事衝動的恩維爾帕夏在高加索地區貿然向俄國人發動了一場冬季戰役，結果幾乎全軍覆沒。接著，矢志奪取埃及的敘利亞總督傑馬爾帕夏派遣了一支遠征軍，打算穿過缺水的西奈沙漠進逼蘇伊士運河。預先得到警告的英國軍隊在運河兩岸擋住了土耳其艦隊，迫使他們又一次穿越沙漠，撤退到傑馬爾帕夏設在貝爾謝巴（Beersheba）[4]的大本營。
由於土耳其人控制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俄國人的地中海補給線被切斷，導致俄國出現了軍火短缺。1915年年初，尼古拉大公[5]代表俄國向英國求援，希望英國能幫助俄國緩解來自土耳其的壓力。於是，為了保證俄國能夠堅持作戰，溫斯頓·丘吉爾先前提出的遠征達達尼爾海峽的方案又被搬了出來。根據這一方案，英軍將強行闖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馬爾馬拉海和伊斯坦堡。按照丘吉爾的打算，這將是一次徹頭徹尾的海軍行動，陸軍只作為預備力量。土耳其人對此方案感到十分驚愕，因為他們一直很敬畏英國的海上實力。土耳其人擔心，在高加索和蘇伊士運河連吃兩次敗仗之後，第三次敗仗可能會把他們徹底擊垮。
但是，迫於同僚的反對和來自基欽納伯爵的壓力，戰役的重心從海上轉到了陸上。英軍的目標不再是強沖狹窄的海峽，而改成了在加里波利半島登陸作戰。到1915年年底，英軍發動的兩次進攻都遭到了失敗，損失慘重。英國人被迫撤退，讓土耳其人獲得了一場始料未及的決定性勝利。這場戰役的勝利主要歸功於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領導。事實證明，穆斯塔法·凱末爾是一位可以媲美奧斯曼帝國歷史上歷代名將的指揮官。
英國人在加里波利的失利給了青年土耳其人三巨頭以喘息之機。在暫時消除了外來干預之後，他們採取了一項預謀已久的內部行動——徹底消滅亞美尼亞民族。他們藉口亞美尼亞人與高加索一帶的俄國人關係親密，對亞美尼亞人大肆迫害，其殘暴程度遠超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所作所為。有100萬亞美尼亞人遭到放逐或屠殺，死亡人數超過了50萬。
1916年，俄國人在高加索前線恢復了攻勢，奪取了埃爾祖魯姆要塞，並準備以之為基地進犯安納托利亞。與此同時，俄國人還占領了特拉布宗港，控制了黑海的補給線。結果，1917年3月爆發的俄國革命中止了俄國人繼續進攻的計劃，也讓土耳其人免於遭受在亞洲慘敗的厄運，延緩了奧斯曼帝國的崩潰。但是，土耳其艦隊已經孱弱不堪，數十萬人當了逃兵，補給資源也幾近耗竭。
協約國占領了巴格達。英國人沿著底格里斯河上溯，深入伊拉克腹地。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內部又出現了新的敵人——阿拉伯人。他們在漢志打出阿拉伯獨立的旗號，發動叛亂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起義波及所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區，對戰爭的結局和後續事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18年的秋天，奧斯曼帝國終於到了最危急的關頭。協約國已經占領了耶路撒冷，同時打算在艾倫比將軍（General Allenby）的指揮下，在巴勒斯坦一線發動最後一次閃電式的進攻。用一位阿拉伯史學家的話說，這次行動的目標是將土耳其人徹底逐出敘利亞，「就像狂風捲走薊花的冠毛一樣」。穆斯塔法·凱末爾又一次成了土耳其人的英雄。他英明地選擇了戰略撤退，撤到了俯瞰阿勒頗的高地上。站在這座屬於土耳其自然疆界一部分的高地上，他意識到，他手下的這些殘兵敗將現在要保衛的是屬於土耳其自己的國土。他們一直堅守到了1918年10月30日這天，仍然沒有被敵人擊敗。在這一天，英國和土耳其簽署了停火協議。就這樣，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穆斯塔法·凱末爾成了土耳其指揮官中唯一未嘗敗績的人。在他的身後，他守住了土耳其民族的安納托利亞家園，他將在那裡開創屬於自己和他的人民的未來。
青年土耳其人三巨頭紛紛流亡海外，最終全部死於非命，客死他鄉。[6]協約國占領了伊斯坦堡，隨後在巴黎和會上不僅圖謀肢解奧斯曼帝國，還打算由法國、義大利、希臘瓜分土耳其人在安納托利亞的家園，只把幾個內陸省份留給土耳其人。
穆斯塔法·凱末爾再一次為了祖國挺身而出。他設法在安納托利亞謀到了一個官方職務，然後在兩支土耳其軍隊指揮官的支持下，發起了民族抵抗運動，反對協約國和它們打算強加給土耳其人的和約。他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先是在內戰中擊敗了效忠蘇丹的部隊，隨後又在獨立戰爭中趕跑了希臘軍隊，從外國占領軍手中解救了土耳其人的家園。他在安卡拉建立起了自己的國民議會。最終，在洛桑舉辦的新的和平會議上，協約國承認了他主張的土耳其新疆界，為土耳其人保住了完整的安納托利亞家園，還保留了包括阿德里安堡（現在的埃迪爾內）在內的一小塊歐洲土地。
穆斯塔法·凱末爾先廢除了蘇丹制度，驅逐了末代蘇丹穆罕默德六世[7]。隨後，他又在1923年10月29日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就這樣，土耳其作為世界性大帝國的使命宣告終結，它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倖存了下來，並將重新興旺起來。
土耳其民族的歷史就這樣翻過了舊的篇章，進入了新的時代。
[1] 即喬治·雅克·丹東，法國大革命初期的領導人物之一。
[2] 指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王國。
[3] 這是蘇丹塞利姆一世的綽號。
[4] 位於今天的以色列。
[5] 此人為尼古拉一世沙皇之孫，是當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叔，此時擔任俄軍總指揮。尼古拉大公在俄國內戰期間曾被白軍奉為俄國沙皇，但他本人一直流亡海外，於1929年病逝於法國。
[6] 恩維爾戰後投身泛突厥主義運動，1922年在中亞地區（今塔吉克斯坦）死於蘇俄紅軍之手；1921年塔拉特在德國柏林被亞美尼亞人刺殺；傑馬爾於1922年在喬治亞提比里西被亞美尼亞人刺殺。
[7] 廢除蘇丹制度、驅逐蘇丹發生在1922年11月。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後，繼任的蘇丹是穆罕默德五世，他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四個月駕崩，由其弟穆罕默德六世繼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