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二十四章

彼得大帝是一位堪與兩個半世紀前征服拜占庭的穆罕默德二世蘇丹相媲美的專制君主。作為「第三羅馬」的皇帝，他認為自己不僅是「全俄羅斯的君主和獨裁者」，更是「新君士坦丁堡的新君士坦丁大帝」。打著雙頭鷹徽記的彼得大帝一直希望能夠從奧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奪回「君士坦丁堡」。像以往的蘇丹一樣，彼得大帝也是一個軍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擁有神聖的地位，一心想為帝國開疆拓土，咄咄逼人地在歐洲和亞洲大肆擴張；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一代代沙皇也將繼續踐行著他的侵略性政策。奧斯曼人從未遇到過像俄羅斯帝國這麼可怕的敵人。它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歐洲其他的基督教國家受制於國內不同的宗教、政治和民族利益，都尚未能夠演化成這樣的國家；它擁有廣袤的領土和眾多的人口；由於信仰上的認同感，它對其異教敵人的歐洲子民也有著潛在的強大感召力。 更重要的是，彼得大帝是一個活在現實中的人，而奧斯曼人還活在過去之中。在東方勝過西方的時代，前代蘇丹們學習並改進了各種制度和工具（主要是向東方學習），為統一的奧斯曼帝國贏得了一場場勝利。他們首先學習了亞洲草原上異教遊牧民的生活方式，然後又向中世紀的伊斯蘭定居文明學習。在此基礎上，通過對人力和資源的集中使用，他們創造出一個開明而井然有序的國家，並且擁有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職業化軍隊。而中世紀的歐洲由城邦和封建邦國構成，維持著過時而雜亂無序的社會形態，這樣一個四分五裂的歐洲根本無法有效地抵擋奧斯曼帝國。 但隨著社會的演進和時間的推移，這一形勢出現了逆轉：西方已經變得比東方更加強大。而處於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是一個擁有遠見、決心和充沛精力的新征服者，已經做好了出擊的準備。彼得大帝決意帶領這個尚顯原始的民族打敗衰落中的奧斯曼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國內推行了西化政策。他學到的第一課來自他的少年時代，他目睹了射擊軍（streltsy）——他們相當於莫斯科大公國的近衛軍——發動的一場血腥的政變。六年後的1698年，當射擊軍再次發動兵變時，他同樣血腥地將他們徹底消滅。在他看來，射擊軍「根本不是軍人，而是眾惡之源」。在清除了射擊軍之後，他就可以暢通無阻地組建新的衛戍部隊，從而實現對俄羅斯軍隊的重組、擴充和現代化改造。新的衛隊使用了歐洲最先進的訓練方式，因而在軍事上先進而高效，同時又在政治上認同沙皇的目標。 在彼得大帝25年的征戰生涯中（其長度與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征戰生涯相仿），他竭盡俄羅斯的物質資源和軍事能力，野心勃勃地想要把俄羅斯打造成一個世界性的帝國。面對這樣的敵人，奧斯曼人卻只能勉強維持他們衰落中的帝國。奧斯曼帝國的軍事發展已經跟不上西方的前進步伐。曾幾何時，他們是戰爭藝術的先驅。他們率先使用了重型火炮，他們的騎兵在開闊地里銳不可當，他們的近衛軍步兵陣列更維護著帝國不可冒犯的尊嚴。那個偉大時代的土耳其人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富於犧牲精神的鬥士，他們的指揮官則頭腦冷靜、能力超群；而在那個時代，他們的敵人往往不具備這些優點。 但現在，具有高度機動性的野戰炮得到迅速發展，輕騎兵面對步兵的劣勢也越發凸顯，西方軍隊的實力已經遠超奧斯曼軍隊。西方堅決地在大型職業化軍隊的訓練、裝備和管理方面一擲千金，組建了可以有效應對各類騎兵突擊的裝備精良的步兵部隊。倚賴於彈藥、武器、制服、食品和其他物資的大規模運輸和供給的西方軍隊，是以最先進軍事技術為基礎的戰爭機器；而依然執著於過去的軍事傳統的奧斯曼人根本無力與西方軍隊匹敵；由於奧斯曼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思維，他們有時候甚至不願意去效仿西方軍隊。因此，18世紀的奧斯曼軍隊就像17世紀時一樣，由於使用次等和非標準化的裝備而使戰鬥力受損；按照新時代的標準，他們的軍需和補給體系雜亂無章，缺乏專業性，組織結構日趨鬆散，財務管理水平低劣。以往，軍隊可以依靠四處掠奪和消耗周邊鄉村產出的農產品來獲得足夠的補給；而現在，軍隊的規模如此之大、構成如此之複雜，過去的方式已經不足以支持。現代戰爭需要計劃周密、管理得當的補給體系的支撐。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基督教歐洲從城堡林立的中世紀一路演化，經歷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推動了這一演化過程，具體體現在貿易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方面，而經濟和制度的創新構成了嶄新的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奧斯曼帝國在這兩個世紀中則落在了後面，並沒有實現這種進步。奧斯曼帝國的官僚體系日漸臃腫，整個國家仍然困在經濟衰退的泥潭中，無論是商業、手工業還是農業，都舉步維艱。因此，它也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意願去完成這種演進。它既缺乏財政方面和商業方面的積累，同時又囿於對自身力量和體制的盲目迷信。 在奧斯曼帝國軍隊所依賴的規模龐大、技藝精湛的工匠群體身上，就能看到上述趨勢是如何導致奧斯曼帝國陷入軍事困境的。以往，貿易行會這種合作體系曾經發揮過積極的社會作用，其存在保證了工匠的道德水準和技術水平。但是，從經濟角度上說，手工藝需要一種追求創新和進取的新精神，但行會束縛性的本質決定了它們將阻礙任何進步。它們固執地拒絕任何創新，堅守過時的技藝，僵硬地執行著固有成規和工作時長。此外，不負責任的稅收規定和財政政策也不鼓勵創新，增強了行會與生俱來的惰性，從而抑制了行業的進步和繁榮。如此一來，奧斯曼帝國的手工業產品就漸漸無法與歐洲的進口貨相媲美了。近衛軍與行會同進退，懷疑並拒絕任何有可能損害自身利益的軍事改革。但是奧斯曼帝國急需進行這種改革，而且它的敵人彼得大帝也正在推行這種改革。 這種態度還導致了經濟狀況的惡化。本來，奧斯曼帝國擁有構建在商品化農業基礎上的貨幣經濟。與歐洲國家相比，奧斯曼帝國的經濟實力並不處於明顯下風。問題是，奧斯曼帝國的經濟運行由少數族裔掌控——大量的銀行家和商人都是希臘人、猶太人或亞美尼亞人。想要構建一個統一的、以政府機構與金融階層、經濟階層密切合作為基礎的經濟體系，缺乏經驗又輕視異教徒的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往往沒有能力做到，甚至根本都不理解為什麼要做到。在歐洲，構建在政府和資本、人和金錢的緊密聯合的基礎上的社會體系已經茁壯成長；而在奧斯曼帝國，乃至當時其他的伊斯蘭國家裡，這種體系並不存在。在這些地方，政府和商業依舊固執地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奧斯曼帝國境內就不會出現政商聯合籌劃的、長期的、大型的經濟項目，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還停留在最低水準。歐洲人帶來了貿易格局的變遷，歐洲工廠生產的紡織品和其他製成品在市場上大受歡迎。在此衝擊下，奧斯曼帝國的本土手工業日益衰敗，整個國家的經濟日漸萎縮。 而奧斯曼帝國之所以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其根源在於伊斯蘭教中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奧斯曼人不顧現實情況如何，沉醉於伊斯蘭文明永遠優於其他文明的幻想之中，不願意面對奧斯曼帝國已經在不斷進步的西方文明面前日趨衰落的現實。此外，宿命論也是一大障礙。穆斯林的教育體系讓人們相信，無論人類做了什麼可能干預歷史進程的事，真主的旨意最終都一定會達成，因此他們往往固執地遵循傳統。所以，不只是近衛軍和行會，就連烏理瑪自身也十分保守地排斥劇烈的變革，以此來長久維護他們在既有的軍事和經濟秩序中所獲得的利益。到了18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和經濟秩序變得陳腐不堪。奧斯曼帝國開始腐敗變質，而嶄新的俄羅斯帝國正在崛起。 但陳舊的結構還沒有完全朽壞，伊斯蘭教依然作為精神支柱為帝國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除此之外，儘管有種種亂象和腐敗，帝國的國家架構依然僵硬地支撐著這個國家，間或還會萌發出復甦的跡象。衰老的奧斯曼帝國依舊活著，尚未變成僵直的屍體。蘇丹不再管理國家，但在從上至下替他管理國家的人中，仍然有不少能幹的人物，保證其傳統的國家機器得以繼續運轉。其中包括一類新的精英，他們不是武將，而文官；他們沒有帕夏或貝伊的頭銜，而被稱作「阿凡提」（Effendis）[1]。他們大多與往昔的官員出自不同的階層，往往不是出身於宮廷學校的前基督徒，而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穆斯林。不過，他們仍然樂於任用希臘人或其他基督徒出任下級屬官。 在簽訂了《卡爾洛維茨和約》之後，無論在國內事務上還是在國際事務上，奧斯曼帝國都進入了兩次風暴間的平靜期。在國內，學識淵博、熱心公益的科普魯律·海珊（他被恰如其分地稱作睿智的科普魯律；他的三位前任分別被稱作冷酷的、謹慎的和善良的科普魯律）充分利用這一時機，推動內部改革，尤其是行政機構的改革。作為少數擁有敏銳洞察力的人，科普魯律·海珊清晰地看到大有必要進行行政領域的改革。他在帝國的財政、法律和教育領域都開展了改革。在軍隊方面，為了整頓部隊的秩序和紀律，他調整了近衛軍的人員組成。他還為陸軍和海軍配備了更好的裝備，興建新的營房，把帝國的國防打理得井井有條。像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以前的偉大蘇丹一樣，他要麼自掏腰包，要麼動用國庫，修建了一系列公共設施，包括運河、橋樑、引水渠、清真寺、學校和市場。更重要的是，他十分關切基督教社群的福祉，此時這些人群的生活狀況往往十分糟糕。塞爾維亞以及匈牙利邊疆省份蒂米什瓦拉的居民獲得了免除一年人頭稅的待遇；在整個魯米利亞，他免除了拉亞們拖欠的大部分貢金；在敘利亞，他允許牧民自由放牧。 這些措施可以確保基督徒占主體的農民階層對國家的忠誠，而且時機也恰到好處。一直對奧斯曼帝國有所圖謀的彼得大帝不僅想要蠶食它的土地，還希望其內部出現變亂。他一直想要控制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少數族群。既出於宗教上的考慮，又出於世俗上的考慮，俄羅斯教會一直以東正教信仰的守護者自居，試圖將外國信仰東正教的族群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奧斯曼帝國版圖內的希臘人，他們中有許多人在血統上是斯拉夫人，在宗教信仰上又不相信拉丁人，因此日漸將俄羅斯人視作潛在的解放者，十分歡迎他們當中俄羅斯的代言人。彼得大帝為了達成他的長期目標，動用了宣傳攻勢，秘密煽動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起來推翻異教徒的統治，還許諾將為他們的行動提供資助。在基督徒生活的省份里，基督教會裡有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為彼得大帝服務，比如耶路撒冷牧首多西修斯（Dositheus）。 但是，在巴爾幹地區，東正教的神職人員更想讓俄羅斯保護他們免受信奉天主教的奧地利人的壓迫（奧地利人試圖讓東正教徒改信天主教），而不是對付土耳其穆斯林（他們並沒有要求東正教徒皈依伊斯蘭教）。他們懇求莫斯科將自己「從壓迫東正教的教皇黨人和耶穌會會士手中解救出來，而不是去對付土耳其人和猶太人」。到時機合適的時候，彼得大帝也想把自己塑造成打擊其他信仰、捍衛東正教的勇士。但作為一位行事謹慎的君主，他還不急於扮演這一角色。他眼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把俄羅斯打造成黑海地區的一大強權。 由於迪萬採取了追求和平的政策，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間的關係較以往有了緩和。在《卡爾洛維茨和約》簽署六個月之後，蘇丹穆斯塔法二世在伊斯坦堡舉行了奢華而得體的儀式慶祝條約的正式批准，這一活動加強了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友好的氛圍下，奧斯曼帝國政府又與其昔日的歐洲敵人互派了長期的大使。以往，奧斯曼帝國的外交人員只會偶爾在外國首都短期逗留，而從18世紀初起，他們可以對西方文明和文化產生更多的了解，對西方國家政府運作的方式和政治上的態度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 奧斯曼帝國派到奧地利帝國的新大使名叫易卜拉欣帕夏，他是一位傑出的將領，曾經與卡拉·穆斯塔法一同參與維也納圍城戰役。現在，他進入了維也納，為皇帝帶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批禮物，其中包括一頂用緞子製作的帳篷。這頂帳篷與蘇丹的帳篷類似，支柱的頂端都飾有黃金的圓球。皇帝則為蘇丹準備了一大筆白銀、一座人造的噴泉以及另外一些精美的維也納工藝品。在伊斯坦堡，奧地利大使在獲得蘇丹的接見前先出席了專門為他準備的宴會。宴會上，他享用了產自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炸魚。能夠享用這道佳肴象徵著特別的優待，因為較低級別的使節——包括來自波蘭的代表——是無緣品嘗這道菜的。 不久之後，英格蘭派來了一位新大使——羅伯特·薩頓爵士（Sir Robert Sutton），用他接替了曾與荷蘭代表從中調停、促成了《卡爾洛維茨和約》的佩吉特勳爵。鑒於英格蘭在議和過程中提供的幫助，薩頓得到了蘇丹的熱烈歡迎。而蘇丹對俄羅斯的態度則遠稱不上友好。彼得大帝拒絕簽署《卡爾洛維茨和約》，只願意簽訂為期兩年的和約，現在已經到了需要續簽和約的時候。為續簽和約而來的俄羅斯使節乘坐一艘在沙皇的新船塢中打造的戰艦來到伊斯坦堡，讓人們大吃一驚，緊張萬分。這艘全副武裝的戰艦40門火炮齊放致敬蘇丹，接著又齊放了一輪來慶祝俄羅斯的某個節日，給人的感覺卻像是在傳遞信號，等待俄羅斯艦隊的其他艦隻趕來。 在這樣的氛圍中，雙方花了1700年的整個上半年進行這次會談。會議氣氛十分緊張，有時甚至堪稱激烈。最終，奧斯曼人同意了和約的條款。根據和約，俄羅斯人同意拆毀他們在第聶伯河上的四座要塞。這四座要塞是在上一次的戰爭中被俄羅斯奪走的，從那以後就阻斷了陸上的交通，同時也影響了草原上生活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放牧生活。奧斯曼人想要通過和談收回這四座要塞，但沒有成功。在亞速城周邊，俄羅斯人的領土獲准向外擴展一點。兩個帝國在邊界問題上達成了妥協，以亞速和彼列科普地峽（Perekop Isthmus，控制這座地峽就能封鎖克里米亞半島）之間一片無人居住的沙漠和草原為邊界。克里米亞韃靼人以後不得再襲擾俄羅斯領土，但可以像俄羅斯人一樣在第聶伯河三角洲附近的漁場和鹽場謀生，也可以在第聶伯河的兩岸打獵、捕魚、養蜂、伐木。克里米亞可汗以後不會再得到沙皇交納的歲貢，這讓可汗大為光火，因為這是他最引以為豪的事情。[2] 與此同時，俄羅斯像其他基督教國家一樣，獲得了在奧斯曼帝國政府派駐永久性大使的權利。永久性大使這一職務由托爾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擔任。但是，這些並沒有妨礙俄羅斯繼續加強海軍實力，並且在亞速海沿岸興建新的要塞。此舉讓克里米亞可汗十分惱怒，他想再度與俄羅斯開戰，但沒有成功。在奧斯曼帝國政府，俄羅斯人不斷要求獲得在黑海自由通航的許可，還要求得到刻赤海峽的控制權。奧斯曼帝國強硬地拒絕了這些要求。俄羅斯人在亞速海的艦隊日漸壯大，這讓土耳其人十分不安，因此堅持認為黑海必須「像一個純潔而無瑕的處女一樣」完好地留在自己手中，繼而開始考慮阻斷刻赤海峽。但他們後來選擇加強刻赤海峽西岸的刻赤城的防禦，接著又在與俄國海軍基地塔甘羅格隔亞速海相望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的要塞。這座要塞被稱作耶尼卡萊（Yenikale）[3]，由一名來自摩德納（Modena）[4]的歸順者設計，於1703年完工。這座要塞控制著刻赤海峽的北側入口，要塞中配備的火炮可以摧毀任何試圖強闖海峽的船隻。 在國內，推動改革的大維齊爾科普魯律·海珊遇到了保守派，特別是大穆夫提和黑宦官總管的阻撓。他們實施了各種陰謀詭計，迫使已然疲憊不堪、健康狀況堪憂的科普魯律·海珊辭職。此時，他在大維齊爾的職位上才待了僅僅五年。他獲准到他自己挑選的地方——馬爾馬拉海沿岸的一座農場——居住，而且可以保留他的財產。在臨別時，他慷慨地將他最好的60匹馬和全部的珠寶都獻給了蘇丹。短短三個月之後，他就因絕症去世。 就這樣，1703年，隨著大維齊爾的更迭，帝國再一次陷入無序之中。近衛軍和其他部隊發動了叛亂，要求得到拖欠的軍餉。這場騷亂持續了六個星期，險些釀成一場內戰。叛軍要求穆斯塔法二世從阿德里安堡返回伊斯坦堡，但他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於是，在穆夫提的許可下，規模浩大的叛軍和學生一起舉著先知神聖的旌旗向阿德里安堡進軍。在阿德里安堡，蘇丹集結了一支應該忠於蘇丹的部隊，準備擊潰叛軍。結果，這支部隊里的近衛軍不聽指揮，倒向了叛軍一方。得到加強的叛軍迫使穆斯塔法二世退位。這個不幸的傢伙甚至都沒有一點抵抗的意願。在年輕時親自統兵作戰的雄心遭遇了災難性的挫敗之後，他的意志被摧垮了，此後就變得心灰意冷，慵懶不堪。 [1] 意為「主人」或「先生」，在奧斯曼帝國通常用來稱呼有學識的人。 [2] 俄羅斯對克里米亞汗國交納的貢賦，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紀初莫斯科公國向金帳汗國交納的貢賦。 [3] 意為「新要塞」。 [4] 一座北義大利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