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 第一章

奧斯曼帝國的早期歷史隱藏在傳說之中。相傳，奧斯曼帝國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埃爾圖魯爾（Ertoghrul）的小部落酋長。他率領400多名騎手，遷徙穿越小亞細亞半島。途中他們目睹了一場戰鬥，交戰的雙方他們並不認識。在同手下人商議之後，他頗具騎士精神地選擇幫助行將落敗的一方，使他們得以扭轉局勢，奪取勝利。原來，得到幫助的是塞爾柱人的科尼亞蘇丹阿拉丁（Ala-ed-Din）的部隊，而被他們打敗的對手則是一支蒙古軍隊。作為回報，阿拉丁在安納托利亞高原以西的埃斯基謝希爾（Eskishehir）附近賞賜給埃爾圖魯爾一片封地，包括位於瑟於特（Sugut）的夏季營地和冬季營地。後來，埃爾圖魯爾又幫助江河日下的蘇丹打贏了一場戰鬥——這次的敵人是希臘人——從而獲得了更大的封地。這個傳說的用意是，在奧斯曼家族和之前的統治者之間建立一種合法性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後來也得到了確認——蘇丹將象徵著主權的旗幟和鼓賜給了埃爾圖魯爾的兒子奧斯曼。 此外，還有一些關於奧斯曼帝國起源的傳說，頗具中世紀乃至聖經時代王朝的神話的特色。傳說描述了埃爾圖魯爾和其子奧斯曼所做的意義非凡的夢。據說有一次，奧斯曼在一名虔誠的穆斯林家中過夜，在就寢之前，這家的主人將一本書放在了他的房間。當他問到這本書的名字時，主人回答他說：「這是《古蘭經》，是神通過先知穆罕默德傳達給人間的箴言。」於是，奧斯曼開始站著閱讀這本書，讀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時分才就寢。穆斯林認為，具有預言性的夢恰恰最容易發生在清晨時分。果然，在睡夢中，奧斯曼見到了一位天使。天使對他說：「你滿懷敬意地閱讀了我的永恆之言，你的子孫將因此而世代享有榮光。」 接下來的一個夢與一位名叫瑪爾可敦（Malkatum）的女孩有關。瑪爾可敦的父親是謝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他是附近村莊的一位卡迪（kadi），即伊斯蘭教的法官。奧斯曼苦苦追求了瑪爾可敦兩年，但謝赫艾德巴利就是不同意他們的婚事。有一天，睡夢中的奧斯曼得到了進一步的啟示。他夢到月亮從躺在他身旁的謝赫的胸中升起。接著，這輪滿月又沉入了他自己的胸膛。隨後，從他的腰間生出一棵大樹，大樹的樹蔭和枝條覆蓋了整個世界。在樹下，奧斯曼看到了四條山脈——高加索山脈、阿特拉斯山脈、托魯斯山脈和巴爾幹山脈。從樹根處又流出四條大河，分別是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尼羅河和多瑙河。肥沃的田野長滿了莊稼，偉岸的高山遍布著密林。河谷中的城市裡林立著穹頂、金字塔、方尖石碑、圓形石柱和高塔，所有的建築頂上都點綴著新月。夜鶯和色彩艷麗的鸚鵡棲身於枝條交錯而氣味芬芳的樹叢中，它們的歌聲與陽台間迴響著的宣禮聲相交融。 大樹的葉子越來越長，最終變成了劍刃。一陣風捲起劍葉，直撲向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坐落在兩海兩洲的交匯處，仿佛鑲嵌在兩塊藍寶石和兩塊翡翠之間的一顆鑽石。如果帝國的版圖是環抱整個世界的一枚戒指，那麼君士坦丁堡就是這枚戒指上的寶石」。就在即將戴上那枚戒指的時候，奧斯曼突然醒了。他把這個夢講給艾德巴利聽，艾德巴利告訴他，這個夢是神的啟示。艾德巴利終於同意將女兒嫁給他，並且堅信這個夢預示了他們的子孫將擁有權力和榮光。奧斯曼與瑪爾可敦的婚禮按照最嚴格的伊斯蘭教儀式舉行，並由一位神聖的伊斯蘭托缽僧主持。作為答謝，奧斯曼後來為這位托缽僧興建了一座寺院，並將富裕的村莊和肥沃的土地賞賜給這座寺院。 第一個關於夢的傳說表明，在他們剛剛定居於埃斯基謝希爾地區的時候，奧斯曼和他的子民——奧斯曼人——還不是穆斯林。11世紀，小亞細亞迎來了第一批土耳其移民。他們跟隨著塞爾柱軍隊而來，其中大部分人都因為接觸過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而皈依了伊斯蘭教。然而，13世紀時遷徙來的第二批土耳其移民則多為異教徒，奧斯曼人很可能屬於此類。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並非主動遷徙的移民，而是難民。同樣並不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部族的入侵，迫使他們向西遷徙。他們中的很多人留在了靠近東方的地區，希望在蒙古人撤退以後，可以重返自己的家園。另外一些更為好鬥的部落，則進入了塞爾柱人的領地。 其中就包括奧斯曼人，他們隨後獲得了阿拉丁蘇丹的保護。阿拉丁沒有選擇將他們作為僱傭兵編入自己的軍隊，而是在局勢紛亂的邊境地區賜予他們土地，希望他們可以維持當地的秩序，或者為了保衛自己剛剛獲得的領地而對抗拜占庭帝國的希臘人。很可能就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埃爾圖魯爾和奧斯曼的追隨者們皈依了伊斯蘭教。對於本來就具備遊牧民族優點和土庫曼邊疆戰士式的戰鬥素養的奧斯曼人來說，皈依伊斯蘭教可謂如虎添翼，因為新的信仰使他們獲得了新的戰鬥熱情，讓他們熱切地渴望成為守衛伊斯蘭教的加齊，去擊敗信仰異教的基督徒。 奧斯曼的追隨者並不單純將自己視作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對土耳其斯坦的居民的統稱——而是將自己視作奧斯曼人。然而，在這一時期，奧斯曼人與同為土耳其人的鄰居之間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在塞爾柱帝國和蒙古在當地的保護國覆亡之後，奧斯曼人的國家只是繼承帝國版圖的十個公國[1]中的一個，而且是比較小的一個。奧斯曼人的帝國偉業要歸功於地理位置上的一個巧合：他們的領地位於小亞細亞半島的西北角，這個位置頗具戰略意義。當拜占庭帝國日漸衰弱的時候，他們的領地恰好與拜占庭帝國的亞洲領土接壤。此外，從奧斯曼人的領地出發，還可以很容易地抵達大海，並藉由海路到達歐洲的巴爾幹地區。 與其他邊疆戰士不同的是，奧斯曼人善於將軍事征服的成果轉化為有效的政治組織。奧斯曼本人不僅是一名出色的戰士，也是一位傑出的管理者。他還任命岳父艾德巴利為維齊爾（vezir，vizier）[2]，並得到他的襄助。奧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統治者。他的部眾之所以滿懷敬意地效忠於他，既不是因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為他有著某種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為他的沉著冷靜和不可抗拒的魅力。奧斯曼的身上有一種天然高人一等的權威感。他從未試圖通過控制別人來樹立這種權威感。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務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亞於他甚至超過他的人，都會對他滿懷敬意，心中只有忠誠，而不會燃起一絲敵意。正如赫伯特·亞當斯·吉本（Herbert Adams Gibbons）所描述的那樣，奧斯曼是一個「能夠駕馭恃才傲物者的偉人」。他的追隨者們前來服侍他，十分和諧地與他共事，認真地為這個成長中的小國打造足以確保其長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強大的內部凝聚力。與此同時，他們統率著自己的軍隊進行擴張，並以貝伊（bey）[3]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儘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們總能協調彼此的行動，並且恭順地執行領袖發布的命令。 滿懷宗教熱忱的奧斯曼為他的國家帶來了單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熱（這種狂熱來自他偉大的先輩、與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里發[4]）。較之權力和財富，奧斯曼更珍視公正。與此同時，奧斯曼和他的繼任者們都憑藉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君權統治國家。因此，早期的奧斯曼國家就免於像其他的塞爾柱小公國那樣出現內部的紛爭。作為在一個全新的環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奧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他們以實際而富有建設性的態度，讓自己逐漸適應統治區域的社會和經濟環境。 奧斯曼人不斷地開發自身擁有的資源，並且在知識、宗教、生產和商業等各個方面利用城鎮化水平更高的鄰國的資源。漸漸地，來自更遙遠的內陸地區的人，也被吸引到位於邊疆地區的奧斯曼人的領地，以躲避內部的紛爭，並在這裡尋求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奧斯曼人從希臘人身上學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從垂死的拜占庭帝國最後的亞洲飛地上學習他們的統治方法。與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給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奧斯曼人並不會帶著宗教狂熱與敵人打交道。奧斯曼人身邊的希臘人要多過土耳其人。儘管周邊村莊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奧斯曼總是能夠友善地對待他們。在他最親密的夥伴中，就包括兩個希臘家族——米海爾家族（Michaeloğli）和馬科斯家族（Marcozoğli）。這兩個家族是米海爾（Michael）和馬科斯（Marcos）的子孫，這兩人曾經是奧斯曼的敵人，後來卻成了他忠實的朋友和支持者。正是奧斯曼的緣故，他們也皈依了伊斯蘭教。 在奧斯曼人的領土內，並沒有出現基督徒的大規模伊斯蘭化，更談不上強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不過，出於個人原因和利益驅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動皈依了伊斯蘭教。由於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權力在逐漸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經被統治者所遺忘。因此，出於現實的考量，他們寧願選擇在奧斯曼人的統治下過上較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蘭教可以讓他們獲得更多的機遇，並且免於承擔沉重的賦稅。在精神層面上，隨著東正教會權威的衰落，這些生活在亞洲的希臘人開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而從社會層面上看，無論是在背景還是在生活習慣上，他們與他們的奧斯曼鄰居也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別。不論是否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都很容易適應奧斯曼式的生活。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的通婚變得越來越常見，從而催生出一個日益壯大的血統混雜的群體。 有一個事實變得越發明顯——奧斯曼土耳其人不再僅僅是一群遊牧民，而是定居者、創造者和建設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小亞細亞西北角山巒起伏的領地內部，衍生出一種特有的、源於當地各民族文化的邊地文明。他們的文明混雜了亞洲與歐洲、穆斯林與基督徒、土耳其人與土庫曼人、遊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種種特徵，注重實用，而不像東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國家那樣信守更為正統的文化和社會約束。有了這樣的社會雛形，奧斯曼土耳其人最終將承擔起繼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當年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帝國填補了阿拉伯帝國衰亡後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繼承了羅馬那樣。 奧斯曼本人並不急於為了開疆拓土而與他的鄰居兵戎相見。他觀察，等待，與鄰國共存，同時又向它們學習，最終緩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點點蠶食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在拜占庭帝國殘存的亞洲領土上，有三座防禦森嚴的城市：位於南方的是布爾薩（Bursa），這座坐落在奧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5]山坡上的城市控制著富庶的比提尼亞平原（Bithynian plain）；在中部的是這一地區實際上的首府尼西亞（Nicaea），坐落在一個湖泊[6]的東岸；位於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亞港（Nicomedia），從那裡延伸出的狹長海灣控制著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這座城市還扼守著通往黑海的陸路。從奧斯曼的都城到這三座城市，都僅有一天的路程。然而，奧斯曼卻沒有攻擊過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從埃爾圖魯爾統治埃斯基謝希爾的時代算起，時間已經過去了60年，但在這60年中只在鄉間發生過零星的戰爭，奧斯曼人的領土也僅僅向前推進了60英里（約96千米）——從「老城」埃斯基謝希爾到「新城」耶尼謝希爾（Yenishehir）。奧斯曼人的擴張阻斷了尼西亞和布爾薩之間的交通。 但是，奧斯曼仍然在等待時機。他很清楚自己的弱點，也知道在這樣一個對君士坦丁堡而言至關重要的地區，其城市的防禦會有多麼的堅固。與此同時，他的力量一直在增強。因為他的聲望，他手下的軍隊數量已經從埃爾圖魯爾時期的400人發展到了4 000人。還有一些尋找生計的戰士穿過邊界，從鄰國投奔而來；就連拜占庭帝國的許多希臘人邊防軍士兵，也由於不受重視、被罰沒財產或遭受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壓迫而改換門庭。 一直到14世紀的第一年，也就是奧斯曼即位貝伊（1289）之後的第12年，他才第一次與拜占庭帝國軍隊發生直接衝突。奧斯曼率軍攻打了科雲希薩爾[Koyun Hisar，希臘人稱之為巴菲翁（Baphaeon）]。希臘人試圖阻止奧斯曼軍隊進入尼科米底亞城下豐饒的山谷地帶，結果卻被奧斯曼人迅猛的騎兵衝鋒輕而易舉地擊潰。帝國軍隊居然被一個默默無聞的土庫曼酋長擊敗，這讓拜占庭帝國感到十分憂慮，並且開始認真審視奧斯曼這個對手。這場勝利也讓奧斯曼名揚四鄰，聖戰士們從安納托利亞的各個地方湧來投入他的麾下，以能夠成為奧斯曼人為榮。奧斯曼的公國如今真正成了為人景仰的國度。 然而，奧斯曼無意乘勝攻取尼科米底亞，他的部隊心滿意足地在該城周圍的土地上大肆破壞了一番。七年之後，奧斯曼認為自己做好了再度出戰的準備，於是發兵攻打阿克希薩爾（Ak Hisar）。薩卡里亞河[Sakarya，希臘人稱之為珊伽里奧斯河（Sangarius）]的海拔逐漸降低，最終流入尼科米底亞後方的平原，而阿克希薩爾的城堡正扼守著河流的下游。奧斯曼成功地奪取了阿克希薩爾，打開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奧斯曼的軍隊第一次來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並逐漸奪取了海峽東側、小亞細亞半島沿岸的港口和城堡，進而又突入馬爾馬拉海，占領了卡洛利米尼島（Kalolimini）。這樣一來，奧斯曼就阻斷了分別從布爾薩和尼科米底亞出發到君士坦丁堡的兩條海路，隔絕了布爾薩和尼科米底亞。接著，奧斯曼的軍隊從陸路進攻布爾薩，最終在1326年攻克了這座城市。而此時，奧斯曼也已經奄奄一息。 在長達七年的圍城戰之後，希臘人丟掉了布爾薩的城郊。雪上加霜的是，此時君士坦丁堡發生了內亂，兩位共治的皇帝忙於皇室內鬥，無暇支援布爾薩的守軍。看到士兵們士氣低落，希臘守軍的指揮官埃維里諾斯（Evrenos）和其他領導者獻城投降，並且皈依了伊斯蘭教。於是，在奧林匹斯山富饒的坡地上，奧斯曼人建立了帝國的第一個首都。他們為這座城市新建了一座座不朽的建築，漸漸地將其改造為充滿藝術和學術氣息的文明之都。儘管在帝國的版圖擴張到歐洲之後，布爾薩失去了帝國首都的地位，但它一直都是帝國的聖城。最重要的是，由於擁有眾多的神學院、伊斯蘭教法學校以及教育的傳統，布爾薩變成了一座教育之都和烏理瑪（ulema，即伊斯蘭教學者）聚集的中心。身為神職人員的烏理瑪們代表了伊斯蘭教的傳統原則，與加齊們自由而通常帶有非正統色彩的武士精神互為補充。在奧斯曼國家幾百年的歷史進程中，烏理瑪們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時而引導國家前行，時而成為制約性的力量。 奧斯曼死後被安葬在布爾薩，他的陵寢居高臨下地眺望著大海那邊的君士坦丁堡。後來，他的幾位繼任者死後也被安葬在布爾薩，這座城市因而成了伊斯蘭教的一處聖地。他的陵墓上鐫刻著一句著名的祈禱詞。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每一位奧斯曼的繼承者的即位儀式，都會給新皇配上奧斯曼之劍，並詠誦這句祈禱詞：「願他媲美奧斯曼！」誠然，按照早期穆斯林的標準，奧斯曼確可謂是一個楷模。他在臨終前教誨他的兒子說：「以正義為大地增色，以勝利告慰我遠去的靈魂……用你的武力弘揚宗教。給博學者以榮光，使真主之律法在人間確立。」 奧斯曼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將一個民族聚攏在自己身邊的酋長。而他的兒子奧爾汗（Orkhan）的使命，是將這個民族鍛造成一個國家。到了奧斯曼的孫子穆拉德一世（Murad I）的時代，其使命是將這個國家擴展為一個帝國。一位生活在19世紀的奧斯曼詩人恰如其分地讚頌了他們的政治成就：「我們將一個部落變成了一個降服世界的霸權。」 奧斯曼國家和帝國的締造，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加齊戰士的傳統和社會制度。這個國家對這些為信仰而戰的勇士也有著強烈的依賴。各種組織或兄弟會以伊斯蘭教教規作為評判善惡的標準，這些道德準則構成了人們共同生活的基石。加齊們所堅守的傳統就根植於這樣的土壤之中。這些傳統主要來源於宗教，同時融合了抽象的理念和非正統的神秘主義思想，並且在具體而實際的事務上體現出來。在城鎮裡，這些傳統融入商人和匠人行會之中；在邊境地帶和村莊裡，這些傳統與對宗教和戰爭近乎狂熱的熱情相結合，催生出諸如「Akhis」[7]這樣的軍事性質的兄弟會。這些軍事兄弟會與基督教世界的騎士團十分相似，也崇尚豪俠精神，成員之間相互負有義務，並且像早期的伊斯蘭神秘主義團體一樣舉行聚會。 關於這些兄弟會，14世紀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曾經這樣寫道： 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們這樣的團體——對陌生人關懷備至，為窮困者送上食物，制止暴虐的行徑，誅殺官府的代理人和追隨他們的惡棍。行業里的成員、其他未婚的年輕人和過起禁慾生活的人會聚集在一起，選出一位領袖。在他們的用語中，就稱這位領袖為「akhi」。 一位衣衫襤褸、頭戴氈帽的鞋匠邀請伊本·白圖泰來到一處接待所。這位鞋匠是一位兄弟會早期的領袖，他和「大約20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人」一起興建了這處接待所，用來接待旅行者和其他客人。為了這項共同的事業，他們把自己白天賺的錢全部捐了出來。這個接待所 是一棟精緻的建築，地上鋪著精美的繡毯，室內到處是伊拉克玻璃的光輝……穿著長袍和靴子的年輕人排成行站在房間裡……他們頭上戴著白色的羊毛帽子，帽子的頂上有大約一肘尺[8]長的帽尾……在我們加入他們之後，他們用水果和蜜餞款待我們，接著又開始唱歌跳舞。在這裡看到的一切，都讓我對他們心懷敬意，他們的慷慨和由內而外散發出的高貴讓我們深感驚訝。 在布爾薩，伊本·白圖泰得到了奧爾汗蘇丹的接見。 （奧爾汗蘇丹）是土耳其人最偉大的「王中之王」，擁有最多的財富、土地和軍隊。他擁有上百座城堡，並把他的大多數時間用在視察這些城堡上……據說，他從來不會在哪一座城鎮裡住滿一個月。他還持續不斷地與異教徒作戰，圍攻他們的城市。 奧爾汗是奧斯曼兩個兒子中較年幼的那個，但他由於在軍事方面才能出眾，被奧斯曼指定為繼承人。與奧爾汗相反，奧斯曼的長子阿拉丁（Ala-ed-Din）是一個醉心於學術的人，專注於法律和宗教的研究。據說，奧爾汗曾提出與兄長分享他所繼承的家業，但阿拉丁謝絕了他的好意。奧爾汗說：「我的兄長，既然你不願意接受我給你的羊群和牛群，那麼你至少應該成為我的臣民的牧羊人，應該成為我的維齊爾。」於是，阿拉丁開始負責國家的行政事務、軍隊的組織和新法案的起草，直到他在七年之後去世。 定都布爾薩的奧爾汗獲得了這樣的稱號：「蘇丹，眾加齊的蘇丹之子[9]；加齊，加齊之子[10]，世界之英雄。」在布爾薩，他鑄造了奧斯曼人歷史上第一枚銀幣，以取代塞爾柱人鑄造的貨幣。在他鑄造的銀幣上，鐫刻著「願真主長保奧斯曼之子奧爾汗之帝國」的字樣。奧爾汗的使命是完成其父未竟的事業：將奧斯曼聚攏起來的各色人群整合成一個有生命力的國家；完成征討，擴大疆土；團結在疆土內生活的居民，為帝國打造出一個新的核心。比起奧斯曼，奧爾汗的膚色更淺，舉止更優雅，儀容更偉岸，但他也像其父一樣樸素而公正，既不狂熱，也不奸詐，更不殘忍。不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行政方面，奧爾汗的眼界都比其父更開闊，也更具有行動力。他之所以能夠完成使命，靠的是無窮無盡的精力和做事時專一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他在處理紛雜的國事和外交技巧方面都有過人之處。 首先，尼西亞和尼科米底亞還沒有被征服。這兩座城堡擁有高聳的城牆，難以強攻。布爾薩的陷落，主因是君士坦丁堡未能給予支援。而當奧爾汗把目光投向尼西亞時，拜占庭帝國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感到有責任援救尼西亞。畢竟，當拉丁帝國在一個世紀之前占據了君士坦丁堡時，尼西亞曾是拜占庭帝國的首都。然而，1329年，安德洛尼卡三世在佩萊卡農[Pelecanon，即今天的曼尼亞斯（Manyas）]與奧斯曼人交戰時負傷，隨即置其大軍於不顧，匆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於是，其殘餘的軍隊也跟著四散奔逃。至此，尼西亞的守軍只好選擇投降。大約八年之後，尼科米底亞的守軍也向奧斯曼軍隊投降。 這三座城市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這三座城市要想生存，就必須依靠其周邊鄉村的支持。然而，這些土地已經全部落入了奧斯曼人之手。不僅如此，奧斯曼人並非只是在這些地方劫掠，而是永久性地定居於此，君士坦丁堡方面也沒有能力改變這一現實。這樣一來，實際上已經被拋棄的市民們就別無選擇，只能投降。根據投降時商定的條件，這些城市的居民可以選擇前往君士坦丁堡，但這樣做的人並不太多。更多的人選擇留在當地，繼續從事他們的營生，在這個欣欣向榮、取代了舊有世界的新世界裡扮演自己的角色。據說，到奧爾汗駕崩之時，其國境內的人口總數已經增長到50多萬人，與傳說中埃爾圖魯爾時期的400百多名騎手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儘管奧斯曼帝國對基督徒十分寬容，但從本質上說，它依然是一個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國家，宗教信仰是其國家認同中最重要的一環。儘管穆斯林和基督徒實現了和平共存，但在他們之間仍然要保留一些差別。這種差別主要體現在土地和對土地的分配方面。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義務，因此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權擁有土地。作為為國服役的獎勵，土地被分配給穆斯林；國家也由此可以從免除納稅義務的軍事封地上徵募兵員。基督徒不需要服兵役，因此也不能獲得土地。他們需要支付人頭稅以貼補軍費。因此，在鄉村地區，沒有土地的基督徒就不得不向擁有土地的穆斯林卑躬屈膝。於是，基督徒就更傾向於在城市或城鎮中生活、工作，因為在這些地方，他們在土地權利上的劣勢可以被經濟條件上的優勢所抵消。但是，如果一個基督徒主動選擇皈依伊斯蘭教，他就可以自動成為奧斯曼人，沒人會再去計較他原本的出身。他可以不再納稅，有權擁有土地，有機會獲得晉升，並且作為穆斯林統治階層的一員分享其他收益。因此，在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的亞洲版圖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皈依伊斯蘭教。 儘管都是一種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奧斯曼的軍事封地土地所有制度與歐洲的封建土地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其區別在於，奧斯曼的軍事封地通常面積狹小，且幾乎都是不可世襲的，所有土地都是國家的財產。因此，在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上就沒有出現遍布歐洲的那種擁有土地的貴族。蘇丹對自己征服的土地保有絕對的所有權。他們隨著征服更多的地方，就會獲得更多的土地，可以用來獎勵更多的士兵。在其兄長阿拉丁的建議下，奧爾汗構建起來這樣一個體系框架，使得奧斯曼帝國的君主可以擁有一支直接聽命於己、隨時可以投入戰鬥、由職業軍人組成的常備軍。而這一點，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歐洲人都沒有能夠做到。 在其父奧斯曼的軍中，士兵只有一種來源：被稱作「阿金基」（akinjis，即掠奪者）的土庫曼騎兵。要招募這些非正規的志願軍，只需要在村子裡喊「誰要去打仗」就可以了。他們都是老練的騎手，「像一堵牆一樣」一同行動。除了從軍事封地上徵集士兵之外，奧爾汗也會徵調阿金基參戰。他將阿金基編組成斥候騎兵的前衛部隊，用來在大部隊發動攻擊前掃清障礙。由於他們的任務危險性最高，奧爾汗也賜予他們最多的土地，以確保他們的忠誠。阿金基在執行任務時還會得到嚮導「恰武什」（chavush）和領取軍餉的正規騎兵部隊「西帕希」（sipahis）的支持。 奧爾汗還會招募被稱作「阿扎布」（azabs）的非正規步兵，他們的角色是在戰陣的最前方充當炮灰，吸引敵人的火力。敵人往往會驚奇地發現，在這些非正規步兵的身後，是經過精挑細選、更有紀律性、也更難對付的第二梯隊。第二梯隊的士兵是從領取軍餉的常備軍（「kapu-kulu ojaks」）中挑選出來的，經受過良好的集體訓練，由他們熟悉而尊敬的指揮官統領。與那個時期流行的僱傭兵不同，他們團結一致，忠於君主，認同君主的目標，也相信君主會通過晉升和其他獎賞來維護他們的利益。理論上，他們一直「在蘇丹的大帳之前」，服從於蘇丹的絕對權威。雖然他們通常都要服從指揮官的命令，但由於指揮官也是代表君主行事，所以士兵們一直都在直接或間接地服務於君主。團結一心是這些新興的奧斯曼正規軍的戰鬥力基石。而他們的戰鬥力的另一個基石，在於他們時時都做好了戰鬥的準備。 奧斯曼人總是枕戈待旦，從不會被敵人打一個措手不及。奧斯曼軍隊有著一流的情報系統，總是可以知道敵人於何時向何地進攻。另外，他們的嚮導也十分出色。旅行者貝特朗·德·布羅基耶（Bertrand de Broquière）曾這樣描述奧斯曼軍隊： 他們可以突然開拔，1萬名奧斯曼人發出的聲響有時候會比100名基督徒士兵發出的聲響還小。鼓聲一響，奧斯曼軍隊就立即開始行軍，從不會走亂步伐；除非得到命令，否則絕不停歇。他們總是輕裝上陣，基督教軍隊要走三天的路程，他們一夜之間就可以走完。 這正體現了奧斯曼人的軍事天賦。他們吃苦耐勞、頑強、守紀律，並且在幾個世紀的遊牧生活中錘鍊出了迅速機動的能力。奧斯曼人在組織和戰術方面的能力，也讓他們的軍隊成為出色的戰爭機器。他們無敵於天下的戰鬥力將把這個國家打造成一個帝國。作為遊牧民族，奧斯曼人在與生俱來的遷徙衝動的驅使下，曾有意識地一路西行，以尋找新的牧場。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後，他們的遷徙衝動得到了升華和進一步的激發。根據真主之律法，他們作為加齊，負有在「戰爭之地」（Dar-el-Harb）[11]尋找並擊敗異教徒的宗教使命：襲擊並占領異教徒的土地，奪取他們的財產，殺掉或俘獲異教徒，並將異教徒的社會置於穆斯林的統治之下。另外，社會和經濟上的因素也在驅使他們進行擴張。遊牧民、非正統的穆斯林和冒險者，以及來自安納托利亞中部各公國的各類移民，正在源源不斷地湧入與拜占庭帝國鄰近的前沿地區，給此地帶來了人口方面的壓力。因此，這些來自中亞大草原的土耳其人，現在需要面對一項陌生而冷酷的新事物——大海。到14世紀中葉，他們已經做好了進軍歐洲的準備。 [1] 原文「principality」，其首領的身份可能是「貝伊」「埃米爾」或「汗」，相應的國家也有「貝伊領」「埃米爾國」「酋長國」「汗國」等。通過參考國內相關著作，並出於統一考慮，本書將統稱其為「公國」。 [2] 維齊爾大約相當於高級的行政顧問或大臣。 [3] 「貝伊」是突厥語中「首領」或「酋長」的意思，在奧斯曼帝國時期泛指地方的執政者。 [4] 奧斯曼哈里發是繼承先知穆罕默德權威的四大哈里發的第三位，644—656年在位。 [5] 這個奧林匹斯山是今土耳其布爾達省的烏魯達山（Uludağ），並非希臘的奧林匹斯山。 [6] 指伊茲尼克湖。尼西亞今名伊茲尼克。 [7] 意為「兄弟」。 [8] 肘尺（cubit）是古時中亞的長度單位，從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長度，1肘尺大約在45至55厘米之間。 [9] 「眾加齊的蘇丹」指的是先帝奧斯曼。 [10] 「加齊之子」中的「加齊」指的是先帝奧斯曼。 [11] 早期穆斯林相信，世界分為兩部分：「和平之地」，即由穆斯林統治的地區；「戰爭之地」，即伊斯蘭教法沒有得到施行的地區。這一內容並沒有出現在《古蘭經》中，而是在阿拉伯帝國的擴張於8世紀受挫後開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