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史 · 第23章 民主制度與黑色星期三

精彩看點 殖民地的自由區域——拿破崙三世進攻澳大利亞的計劃——「謝南多厄」號——無記名投票——憲政改革——婦女選舉權——選舉議會和提名議會——查爾斯·考珀與新南威爾斯議會的爭論——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保護性政策——大衛·賽姆——維多利亞時期的憲政鬥爭——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的撥款——黑色星期三——維多利亞議會改革 前文敘述了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獲得自治權的過程。在英國米字旗的保護下，澳大利亞各殖民地探索出了各自的發展道路，不再受英國政府的干涉。殖民地不僅可以自由選擇土地的用途，自由提高稅收，還可以對進口貨物徵收關稅，因為殖民地的財政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此外，殖民地可以根據自身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以及公民權、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關係等，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殖民地政府是有選舉權的民主政體，實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很高的自由度，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殖民地不會面臨外國侵略的麻煩，因為它們受到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的保護。安定的社會環境正是澳大利亞歷史的主導基調。在各殖民地開發資源、創建政治制度時，澳大利亞的居民從不會為國家安全擔憂。 雖然公眾也會偶爾因一些關於戰爭的流言感到「恐慌」，但澳大利亞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危險。在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1]中，雪梨和墨爾本人民得到預警，俄國巡洋艦很可能襲擊他們的港口。當時，威廉·丹尼森任新南威爾斯總督，他曾是皇家工兵部隊的軍官，非常關注傑克遜港的加固防禦。於是，他命人修建了丹尼森堡，並準備好了槍械武器，用來保護港口的入口以及其他地方。但事態很快緩和下來，因為真正的危險並不存在。當時，澳大利亞殖民地對歐洲的局勢並不了解，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殖民地還沒有鋪設海底電纜，無法及時獲得外界的消息。 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戰役 克里米亞戰爭中的馬拉科夫戰役 然而，一份奇怪的文件顯示，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曾考慮進攻澳大利亞。約翰·羅素擔任英國的外交大臣時，這份文件流入他的手中。看過文件後，他將文件裝入一個信封，在背面寫道：「私人。非常重要。拿破崙三世試圖利用澳大利亞殖民地重振海盜事業。」1853年，該文件顯示了「一系列有關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澳大利亞殖民地的人口分布、英國的統治是否得人心、殖民地的軍隊數量、防禦堅固的地區及其大炮型號，以及派出一萬士兵能否攻下維多利亞並抵擋英國的一切軍事反抗、哪裡是最佳登陸點、遠征成功的最大障礙是什麼、阿爾及利亞軍隊是否適合執行該軍事計劃和「吉朗、墨爾本、亞歷山大山是否能在短時間內加固防禦」等。這份文件將菲利普港寫成了「菲利皮耶港」，表明給約翰·羅素提供信息的人是一個法國人。但文件不是用法語寫的，上面聲稱是從拿破崙三世的原件抄寫複製來的。提供文件的人說：「時間緊迫，因為怕被發現，所以沒有全部複製。」 丹尼森堡 拿破崙三世（1808—1873） 因此，提供文件的人明顯是一個間諜，很可能因此獲得了一筆酬勞。但文件提供的信息是否準確還很難說。文件中有兩條信息表明法蘭西人對澳大利亞的地理情況並不了解。首先，1851年至1852年，各家報紙廣泛報導了亞歷山大山發現金礦的消息，但拿破崙三世考慮將卡斯爾梅恩附近的內陸山作為軍事據點，令人難以相信。其次，關於「維多利亞和雪梨殖民地」的猜測並不正確。雖然約翰·羅素認為這份文件非常重要，但我們認為那只是一份毫無意義的文件，因為的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拿破崙三世計劃進攻澳大利亞。 1865年1月，美國內戰正處在最後階段，美國南方聯盟的一艘船——「謝南多厄」號駛入菲利普港。該船的指揮官是海軍中尉詹姆斯·艾爾德爾·沃德爾，他請求維多利亞總督查爾斯·亨利·達令派人維修他的船，並希望獲得一些煤炭和補給。「謝南多厄」號從英國的一個港口出發，當時名為「海王」號，中途改成了「謝南多厄」號。船上滿載戰艦和槍械，還曾擊沉了美國北方軍的船隻。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時，殖民地的所有英屬機構都收到警告，稱必須保持嚴格的中立態度，外國徵兵法案嚴禁英國公民參加戰爭。在國際戰爭條例的允許下，「謝南多厄」號應徵入伍。詹姆斯·艾爾德爾·沃德爾中尉已經獲得許可，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准許他入港休整並增加補給，並稱無意冒犯美國政府。 「謝南多厄」號 然而，「謝南多厄」號停泊在碼頭時，美國駐墨爾本領事警告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說一些英國公民加入了「謝南多厄」號，增強了其力量，至少有一名男子已經登船。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派警察去逮捕這名男子，但詹姆斯·艾爾德爾·沃德爾中尉拒絕了搜查。他說戰士的甲板是「不可侵犯的」，如果警官搜查他的船，他會「用軍艦迎戰」。同時，他「以作為軍官和紳士的榮耀」向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保證，他的船上既沒有英國公民，也沒有任何想要參戰的人員，在澳大利亞停泊期間，他不會挑起任何事端。但毫無疑問，詹姆斯·艾爾德爾·沃德爾中尉的承諾和申明並不是真心誠意的。 維多利亞政府派出警察緊盯「謝南多厄」號，防止英國公民登船入伍。然而，雖然採取了各種防範措施，「謝南多厄」號還是在菲利普港停泊期間壯大了自己的力量。船離開港口時，掠奪了原本屬於美國公民的船舶。據當地政府的統計，美國這次損失高達六百三十萬英鎊。 美國內戰結束時，美國政府向英國政府索要賠償，因為美國南方船隻曾從英屬殖民地港口駛出，為美國造成了一定的損失。「阿拉巴馬」號給英國造成的損失最嚴重。1872年，美國向日內瓦仲裁法庭提出索償訴求，獲判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即三百二十五萬英鎊。關於「謝南多厄」號是否應該賠款，仲裁法庭的意見並不一致。其中兩位法官認為，當時，墨爾本政府並沒有做錯什麼，但另外三位法官認為，維多利亞政府有疏忽之處。因此，僅以一票之差，仲裁法庭決定英國政府要為「1865年2月18日，「謝南多厄」號離開菲利普港後犯下的所有錯誤負責」。當法庭判決賠付總金額時，並沒有具體說明金額數目，官方記錄也沒有記載「謝南多厄」號需要賠付多少。雖然沒有具體說明，但相關證據表明，真正賠付的具體金額是總金額的四分之一。英國的首席大法官亞歷山大·科伯恩爵士曾是仲裁法庭的法官之一，他認為關於「謝南多厄」號的判決是不公正的。英國國務大臣寫信給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稱英國政府認為維多利亞政府對這件事的處理是正確的。 詹姆斯·艾爾德爾·沃德爾（1824—1886） 查爾斯·亨利·達令（1809—1870） 澳大利亞的各殖民地的憲法並不是一成不變、不可更改的。各殖民地有權「取消、修正或者特別處理」任何條款。因此，如果新南威爾斯想要通過提名制上議院取代選舉制上議院，只需要通過一條針對性法案即可，條件是上議院和下議院的大多數議員都贊成該法案。顯然，不久後，各殖民地都想修正憲法中的某些條款。前面已經提到，淘金時期的許多移民都是英國的憲章運動者，都是擁護憲章思想的激進分子。譬如亨利·帕克斯、大衛·賽姆、格雷厄姆·貝里和詹姆斯·瑟維斯等，都參加了英國憲章運動，或深受憲章思想的影響。激進分子影響了澳大利亞人的思想，以及澳大利亞的政治走向。他們在澳大利亞看到了實現理想的機會，但英國的憲章改革還需要很多年才能實現。 實行無記名投票是殖民地受英國憲章運動影響的一個典型例子，源自英國憲章的六大要點之一。澳大利亞的各殖民地實行責任制政府時，英國還沒有實行過這一制度。1855年12月，殖民地上議院提出了無記名投票的議案，選舉法案通過了這項議案，但殖民地政府並不贊同。維多利亞殖民地的第一任總理威廉·海恩斯宣布辭職，但威廉·尼科爾森遞交的議案保留了下來。亨利·塞繆爾·查普曼擬定了無記名投票的各項條款。當時，他是維多利亞州上議院的議員，後來成為紐西蘭法官。威廉·尼科爾森提出的議案中雖然包括了無記名投票原則，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案。亨利·塞繆爾·查普曼憑藉多年積累的法律知識，成了維多利亞殖民地無記名投票制的真正創立者。1856年3月，該制度正式成為法律條文。1856年4月，南澳大利亞也開始實行無記名投票制。澳大利亞的其他殖民地也相繼效仿無記名投票制度。 大衛·賽姆（1827—1908） 然而，當時有很多人對放棄選舉程序中的開放投票方式感到不安。奇怪的是，時任維多利亞殖民地海關稅務局長的休·查爾德斯就是其中之一。後來，休·查爾德斯成為英國自由黨政府的成員。在英國，無記名投票的議案被上議院否決了二十八次，直到1872年，該議案才得以通過。在英國上議院的討論中，該議案被稱作「維多利亞殖民地的無記名投票」。美國一位博學的批評家寫道：「美國的各個州都開始實行澳大利亞的無記名投票制度，除了喬治亞州和南卡羅萊納州。」 澳大利亞的改革派從英國帶來了很多政治理念。在英國，這些先進理念無法得到推廣實施，或正式進入立法程序。但在澳大利亞，這些理念很容易實現。源自英國的一個詞彙成了澳大利亞的政治術語，即「一人一票制」。這個詞表達了人們希望取消有產階級擁有兩個以上投票權的願望。威廉·皮特和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執政時期，英國激進分子埃德蒙·卡特賴特首次提出了一人一票制。現在，澳大利亞各州已經正式確立一人一票制，聯邦憲法規定：「在選舉議員時，每位選舉人只能投票一次。」 埃德蒙·卡特賴特（1773—1823） 澳大利亞各殖民地還採取了議員酬勞制度，這是憲章運動的另一個要點。取消立法機構成員的財產資格也是澳大利亞殖民地效仿憲章條款的例子之一。此外，還有男性公民選舉法。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早期激進分子提出的「人民憲章」並沒有將女性選舉法包括進去。為了推動選舉權的改革，澳大利亞政府從約翰·斯圖爾特·米爾[2]及其學派中借鑑了觀點。在澳大利亞的六個殖民地中，南澳大利亞是第一個通過女性選舉法的洲。西澳大利亞是第二個，新南威爾斯是第三個。1903年，塔斯馬尼亞州通過了女性選舉法。昆士蘭和維多利亞殖民地分別於1905年和1908年通過了女性選舉法。聯邦制國家成立後，憲法規定，女性不僅擁有選舉權，還具有成為議會成員的資格。 約翰·斯圖爾特·米爾（1806—1873） 新南威爾斯和昆士蘭的上議院在實行責任制政府時，採用了選舉制議會，並一直沿用到1922年。1922年，昆士蘭的上議院被取消。在其他四個殖民地，議會由具有財產資格的議員選舉產生。1934年，新南威爾斯修改了上議院的組成比例。 在新南威爾斯的早期歷史中，上議院曾面臨嚴峻的危機。1855年憲法，即《溫特沃斯法案》規定，第一屆議會的二十一名成員應該由總督任命，任期五年，任期滿後「所有成員可以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連任」。在實行這一法案的前五年，查爾斯·考珀領導的政府採用了《土地法案》，目的是讓窮人更容易獲得土地。該法案的撰寫者約翰·羅伯森制訂了一條頗有爭議的原則——「審查前可自由選擇」，即想要獲得土地的人可以自由選擇皇室土地，即使土地已經被租賃給了擅自占地者。土地選出後，人們就可以在那裡開發定居了。然而，通過租賃占用了大量土地的擅自占地者反對這條原則，因為這樣一來，選地者可能會在他們的牧場中挑選最好的地，譬如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草場，而將貧瘠的土地留給他們。有人認為，這一原則還會使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占用肥沃土地，趁機做投機買賣。由於上議院的議員大部分是地主或與擅自占地者關係親密的人，他們都希望議會能修改查爾斯·考珀政府的《土地法案》。 1861年，新南威爾斯的下議院通過了土地法案。第一屆上議院的五年任期制度即將結束。如果查爾斯·考珀延緩幾周開會，他也可以讓議會通過這項法案。但他迫切地想要將土地法案寫入法令書中。為了阻止選地者選擇擅自占地者的土地，議會決定修改法案，並建議約翰·揚總督任命一批新的議員。然而，被提名的議員並沒有接受任命，因為他們仍處在五年任期的最後一天。立法委員會主席威廉·韋斯特布魯克·伯頓立即宣布辭職並離開，議會的大多數成員也隨他離開了。後來，約翰·揚總督受到殖民大臣的譴責，因為他試圖「一夜之間」召集足夠的上議院成員，將少數人的意見變成多數人的意見。新的議會全部由查爾斯·考珀政府提名的議員組成，土地法案順利通過。 隨後，查爾斯·考珀政府建議通過選舉成立議會。威廉·溫特沃斯忿忿不平地看了會議程序，同意了選舉制度。他曾鄙夷地表示：「通過提名任命二十一名議員的制度只會讓議會陷入困境，政府除了掃大街，什麼也做不了。」但提出成立選舉制議會的委員會強烈反對只包括男性議員的上議院。查爾斯·考珀想要擴大公民權的實行範圍，作為選舉制議會法案的補充。但現在，這一計劃根本無法實行。因此，他並沒有堅持。1872年，亨利·帕克斯試圖將選舉制引入議會，但也沒能說服議會。 責任制政府成立後不久，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上議院開始實行選舉制，並陷入了與下議院的爭鬥中。新南威爾斯人民看到因邊界問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發現提名制實際上為議會與政策部門的和諧做了鋪墊。但以財產資格為基礎的選舉制也存在很大風險，因為這一制度更容易使上議院和下議院陷入爭鬥僵局。 維多利亞殖民地的這齣鬧劇是兩個議院之間的第一次爭執，也是英國議會制政府歷史上一樁趣事。這起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和澳大利亞整體經濟政策的最終啟動密切相關。1864年，以詹姆斯·麥卡洛克為首的政府部門提出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以促進維多利亞地區的商品生產，即所謂的保護性關稅政策。詹姆斯·麥卡洛克及其同事們採取這項政策顯得有些突然，因為他曾在普選中明確宣布：「我反對保護性措施，殖民地需要以最便宜的價格進口商品，以最高的價格賣出商品。」但一個支持保護性制度的公眾輿論組織已經形成，這主要得益於一個默默無聞，卻在維多利亞地區的政治界擁有強大影響力的人。 這個人就是大衛·賽姆。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性格堅毅的蘇格蘭人，從小喜歡吃燕麥，而且精通哲學，既是一名學生，也是一個深諳社會的政客，更是一個對文學和社會問題非常感興趣的思想家。無論是養牛還是科學考察，或者踏足政界，他都會以堅強的意志努力鑽研，用冷靜的頭腦進行思辨。1853年，他來到澳大利亞淘金，並從中賺到了一些錢，但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1860年，他找到了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條致富之路，即他一直重視的權力。 大衛·賽姆的兄弟埃比尼澤·賽姆也來到了澳大利亞，為創辦於1854年10月的《時代》報刊寫文章。這份刊物熱情支持巴拉臘特礦工的訴求，但其經營者並不喜歡激進風格。埃比尼澤·賽姆及其同事們不想改變自己高雅獨特的批判風格，因此，1854年12月，只想賺錢的經營者失望地將報紙轉賣給了一家印刷廠。這家印刷廠並沒有多少資金，卻很有活力。大衛·賽姆通過採礦賺了一筆錢，他的兄弟建議買下瀕臨倒閉的《時代》報刊。他雖然不相信投機買賣，但相信自己的親兄弟。埃比尼澤·賽姆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評論》當過助理編輯，是一個有遠見的人。1856年，《時代》報刊以及印刷工廠和機器，以二千英鎊的拍賣價格被墨爾本商人詹姆斯·麥克尤恩買下。詹姆斯·麥克尤恩是代表賽姆兄弟來競價的。這家報刊賺到的利潤並不能維持賽姆兄弟的生活，因此，大衛·賽姆一直將它承包給別人。1860年，埃比尼澤·賽姆去世後，大衛·賽姆開始親自接管這家報刊。 在很多問題上，大衛·賽姆的個人看法與當時的主流思想並不相同。每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澳大利亞人都是自由貿易主義者。1845年，理察·科布登和約翰·布賴特領導的反穀物法同盟在英國大獲全勝，贏得了羅伯特·皮爾的支持。英國殖民者，尤其是支持自由原則的人，都認為自由貿易是英國體系的固定組成部分。大衛·賽姆在信中說道，當他開始在《時代》上聲援本地工業時，「據我所知，整個國家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由主義貿易者」。但他的結論是，只要維多利亞地區的商品能夠投入自由市場，與來自英國或其他國家的商品進行公平競爭，發展屬於自己的製造業就會十分困難。他在頭條新聞中寫道：「從一開始就要設置障礙。」只有對進口商品強加關稅，本地產業才能得到保護，新興國家的居民才不會「像巴巴里的貝都因人或中亞地區的韃靼人那樣，對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的科學技術和藝術生產一無所知」。 理察·科布登（1804—1865） 約翰·布賴特（1811—1889）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並不是探究這種貿易理論是否正確，而是其歷史原因及結果。大衛·賽姆一直支持保護性政策，並產生了驚人的影響力。在維多利亞地區的商業開始衰退時，他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很快，墨爾本出現了一支支持這一理論的強大隊伍，並成了當時的政治熱點。很多政治家意識到了大衛·賽姆的報刊在選民中的分量。格雷厄姆·貝里是一位熱情洋溢的倫敦憲章主義者兼演說家，也是保護性關稅的擁護者。在1865年的普選中，下議院以多數票通過了保護性關稅法案。詹姆斯·麥卡洛克突然轉變立場，承諾政府會引入這項法案。 1865年，詹姆斯·麥卡洛克兌現了自己的諾言，向議會提交了徵收關稅的法案。殖民地政府已經捲入與上議院的鬥爭中。詹姆斯·麥卡洛克曾提議改革上議院，降低議員的財產資格，將議員的任期從十年縮短到五年，但上議院立即否決了他的提議。詹姆斯·麥卡洛克通過觀察辯論的語調和政治氣氛，推斷他的關稅提議也會遭到同樣的噩運。於是，他決定向上議院發出挑戰，沒有將關稅議案作為單獨的議案遞交上去，而是將其「捆綁」在了政府的年度預算案中。 上議院歷來非常反感「捆綁」做法，而且將其他議案「捆綁」在年度預算案中也不是第一次了。威廉三世執政時期，英國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但被上議院認定為不符合憲法程序。然而，詹姆斯·麥卡洛克的目的並不僅僅是通過議會實行關稅法案，還試圖瓦解他未能如願改革的上議院。通過「捆綁」方式，他將接受或拒絕該議案的責任丟給了議會，因為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憲法規定，上議院無權修正有關財政撥款的議案，只能接受或否決。 威廉三世（1650—1702） 隨後，一場緊張的拉鋸戰就此展開。上議院將該議案「擱置」在一旁，結果導致了政府無法得到經費執行公務、支持公共事業建設、支付賬單等問題。同時，政府繼續向進口商品徵稅，商人們只能依法交稅。維多利亞政府按照英國的相關程序徵收關稅，經英國議會批准後，上議院提出並通過了新關稅政策。部分商人起訴殖民地政府，最高法院判商人們勝訴。雖然法律規定，殖民地政府無權徵收或支配關稅，但關稅政策依然沒有取消。詹姆斯·麥卡洛克想到了一個辦法，從澳大利亞倫敦銀行貸款四萬英鎊，然後讓銀行起訴政府，追討貸款。但政府沒有應訴，因此，銀行勝訴，詹姆斯·麥卡洛克批准上交四萬英鎊貸款。這樣一來，政府順利地在法律的庇護下度過了眼前的難關。在法庭反覆下達了幾次還款命令後，公共債權人的目的得以達成。然而，上議院和下議院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解決。 1865年11月，上議院和下議院的爭鬥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維多利亞政府同意向議會單獨遞交一份關稅議案，解除了原先「捆綁」在政府年度預算案中的關稅議案。但現在，關稅議案中包含一項回溯條款，目的是使商人起訴政府的判決無效。議會否決了議案，並反對議案中的其他幾項條款。因此，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處境再次陷入僵局。 由於憲政無法解決分歧，殖民地政府決定解散議會，然後進行大選。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在官員們的建議下，宣布解散下議院。上議院雖然也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但由於憲法規定，不會被解散。而且上議員的任期為十年，不受下議院的影響。 這次大選像風暴一樣席捲了整個澳大利亞，引起了激烈的社會辯論。各方支持者爭論不休、互相辱罵。爭論的焦點主要是保護性關稅和議會的否決行為。雖然議會一直不得人心，但在憲法的限制下，議會有理由拒絕通過一份帶有其他附加條件的「捆綁」性稅收議案。議會面臨的公眾輿論來自緊密團結的土地持有者，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堅決抗爭。藉助公眾的熱烈呼聲，詹姆斯·麥卡洛克政府重掌大權。1866年，新議會的大多數議員都是保護性關稅議案的堅定支持者。 然而，議會一直不願妥協，再次否決了關稅議案。實際上，人們並沒有將這項議案作為保護性措施來考慮，因為詹姆斯·麥卡洛克的司法部長喬治·希金博特姆堅持要在議案中加上幾項其他條款，將問題複雜化了。議會堅持額外的條款不應該附加在徵收關稅的議案中，因此否決了議案。這時，附加其他條款只會阻礙議案的通過進程。 詹姆斯·麥卡洛克宣布辭職，但下議院通過一項決議稱，如果政府不繼續遞交議案到議會，下議院不會再支持這樣的政府。人類運用聰明才智設計出了社會管理體制，但如果想讓其順利運行，就必須獲得被管理者的真誠配合。除非有人退讓，否則以英國憲法為典範的維多利亞殖民地憲法將分崩離析。但1865年至1866年，由於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上議院和下議院各執己見，局面一度陷入僵局。隨著時間的流逝，兩個議院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由於一些煽動性言論的刺激，一場政治革命正在醞釀。因此，必須有一方屈服。 詹姆斯·麥卡洛克復職後，再次引入了關稅議案，並第四次提交給了議會。有人提出了理性的建議，試圖在兩個議院中挑選議員舉行會談。後來，十四個議員代表的會談結果是，議會最終通過了關稅議案，條件是撤銷追溯條款和下議院權力宣告序文中幾條過於肯定的表達，因為這些都是會引起強烈反對的觀點。 經歷了政治風暴後，大衛·賽姆倡議的保護性政策終於被確定下來。在這場風暴中，《時代》報刊受益頗多，大衛·賽姆也在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政界聲名鵲起。與其他政治家相比，他的思想更活躍，個性也更鮮明。從報社辦公室提出倡議起，他就堅信選民們會跟隨他的引導。他的成功源自努力奮鬥，以及運用政治力量的高明手段。然而，雖然關稅議案的問題解決了，但離風平浪靜的日子還很遠。議會中依然瀰漫著怨恨和敵對情緒，仇恨的火焰即將迸發。 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的處境十分尷尬。通過銀行貸款支付政府的日常支出本來是正常程序，卻被這場風暴打亂了。從銀行貸款再讓銀行起訴政府的做法，僅僅是由於議會沒有通過政府的年度預算案，以及兩個議院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在進退兩難之際，由於害怕得罪任何一方，才出此下策。在黨派鬥爭最激烈時，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聽從各部長的建議，採取了行動。為了贏得勝利，他站在了部長們的一邊，在官方信件中抨擊請願者，指責詹姆斯·麥卡洛克的行為「極度缺乏信譽」，「只是為了一己私利」，不配擔任政府職務。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在危機中的行為招致了英國國務大臣的責備，英國立即召回了他。 然而，無論上議院及其支持者對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多麼不滿，他依然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下議院的堅定擁護者稱，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受到了殖民辦公室的迫害，因為他沒有阻止人民提出訴求。還說擅自占地者與他的下台脫不了干係，因為他不肯聽命於他們。為了紀念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人們舉著火把列隊遊行。下議院的一張投票上寫著：「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堅持人民政府的做法，使整個維多利亞殖民地避免了進入無政府狀態的命運。」由於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不能在殖民辦公室擔任職務，下議院提議捐出兩萬英鎊給達令夫人。 整個殖民地再次掀起波瀾。兩萬英鎊由政府開支中的追加預算提供，因此，上議院立即否決了捐款提議，認為這筆錢應該用於公共設施建設。雖然新任總督約翰·曼納斯—薩頓向上議院說明了相關情況，稱查爾斯·亨利·達令在殖民地擔任公職，理應獲得嘉獎。如果不嘉獎他，就相當於否定了他對殖民地做出的貢獻。但上議院依舊不同意撥出兩萬英鎊。關於給查爾斯·亨利·達令總督撥款一事，詹姆斯·麥卡洛克繼續使用了他在推進關稅法案時採取的方法。詹姆斯·麥卡洛克宣布辭職，他忠實的部下不肯將一些物資轉交給約翰·曼納斯—薩頓派去的接管部門。隨後，他又同意復職，條件是解散議會，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做出裁決。詹姆斯·麥卡洛克及其支持者再次占了上風。但英國政府認為維多利亞殖民地飽受糾紛的困擾，答應每年給查爾斯·亨利·達令一千英鎊的退休金，而且終身有效。因此，達令夫人不能接受下議院執意捐贈的兩萬英鎊。 1877年，議員酬勞問題再次引發了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兩個議院之間的矛盾。英國政府已經同意議員酬勞制，上議院也在1870和1874年通過了包含該條款的議案，但都是臨時措施，過時失效。格雷厄姆·貝里政府決定使議員酬勞製成為一項永久有效的條款。下議院通過了這項法案，但上議院否決了。格雷厄姆·貝里決定和上議院抗爭，在政府年度預算案中設定了議員酬勞的金額。這是關於「捆綁」的另一個例子，這種做法自然會被否決。上議院經常藐視下議院的議案，格雷厄姆·貝里打算採取強制手段。 由於上議院否決了包含議員酬勞制的政府年度預算案，下議院失去了日常經費。因此，格雷厄姆·貝里決定減少開支，採取應急措施。首先，在1878年1月8日，即維多利亞殖民地歷史上的「黑色星期三」，格雷厄姆·貝里宣布罷免一部分公職人員。這些人主要是各部門主管和高薪官員。突然解除公職使他們失去了支付租金、償還按揭貸款和商店賬單，以及其他債務的能力，他們的財產也迅速萎縮。格雷厄姆·貝里還暗示會有更多人被開除。他這樣做是為了減少開支，但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給上議院施壓，讓上議院為自己的藐視行為承擔後果。其次，格雷厄姆·貝里命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政府年度預算案的撥款會用於「合法的開支」，不需要經過上議院的同意。再次，他說服喬治·鮑文總督在「國庫支付命令書」上簽字，賦予這項決議法律意義，批准下議院的財政支出不需要得到上議院的許可。 格雷厄姆·貝里的決議並不是嚴格的憲法法案，但效果顯著。1878年3月，仲裁法庭宣布，上議院只能對議員酬勞制的議案提出建議。因此，在沒有附加「捆綁」條件的情況下，政府年度預算案順利通過。上議院同意實行議員酬勞制，直到這屆議會任期結束。同時，上議院也認識到這一制度將永久有效。1880年，另一項順利通過的法案規定，議員酬勞製成為維多利亞殖民地管理體系中的常規條款。然而，上議院規定該條款並不適用於其成員。 其他殖民地的上議院和下議院也存在矛盾，但無論從憲政的重要性，還是激烈程度方面，這些矛盾都比不上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政治糾紛。上述事件使聯邦憲法的制定者們謹慎擬定了相關條款，以免與聯邦立法議院產生衝突。更重要的是，1881年，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上議院意識到自己制訂的章程脫離了群眾，因此，進行了改革，減少了議員數量，並降低了選舉人的財產資格，縮小了選舉範圍。1881年後，上議院的寡頭政治作風逐漸消失。上議院日益成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不再僅僅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註解： [1]　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發生於1853年10月20日，是拿破崙帝國崩潰後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戰爭，因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英國、法蘭西第二帝國、撒丁王國等國爭奪巴爾幹半島的控制權引發。戰爭一直持續到1856年，以俄國的失敗告終。——譯者注 [2]　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極具影響力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以支持邊沁的功利主義著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