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十四章 尾聲
1986年的春天，我遠赴上海追尋幼儀的過去。我想看看她走過的街道，住過的房子，搬過的地方。若不是深受她過去那段故事的感動，我幾乎不會到紐約拜訪她，也就不會見識到那個每天早上起床做早操、吃維生素、以嶄新面貌面對一天的八十六歲高齡老婦。而當我和她一起生活時，卻只看得到她的過往，腦子裡呈現的是一些支離破碎的影像，殘缺不全的抽象概念，周而復始的話題，還有關於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柏林和上海的種種。
我並不了解故事全貌。幼儀把徐志摩形容得這麼像個偉人，起初她以為他和她離婚是因為女朋友的關係，到最後又覺得是因為他尊重女性，不希望見到她們妥協的緣故。哪一點才是真的？難道幼儀在將憤怒的矛頭指向他後，又把怒氣扭轉成愛意與欣賞了嗎？
當我把她留在紐約，自行飛往上海之後，她對離婚的詮釋更加令我困惑了。在上海，我遇見了四伯祖的一個兒子，他還記得一些老地方。我們找到一輛車和一名司機後，一早就沿著外灘壯觀的三線林蔭大道而行。外灘沿著上海東邊的黃浦江伸展，現已因紀念孫中山之故改稱中山東路，依然是上海市的主幹道。我們經過了人民公園，這裡曾是英國公園，裡面豎了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然後我們繼續順外灘而行，看到四伯祖曾任總裁的中國銀行，隔壁的沙遜大廈（Sassoon House）是他以前午睡的地方。
如今上海所有街名都不一樣了，我膝上攤開一張地圖坐著，一手拿著一瓶立可白修正液，將生硬的以字母「X」和「Z」打頭的漢語拼音以及新街名抹掉，在原來的地方描上外國租界的邊界，寫上Lafayette、Bubbling Well、Joffre之類的名稱，又在上海圖書館、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的位置，畫上一度坐落於英租界和法租界轉角的俱樂部和賽馬場。
多虧有堂伯父帶路，我們才找到幼儀經營的服裝行和銀行，前者現在是家複印店，後者現在是家五金行。堂伯父找路的時候，只有老路的方向和轉彎之處才成問題，街名不成問題。我們隨著腳踏車潮離開市中心後，便前往上海市的住宅區，那兒的房子與寬闊的街道有段距離，外緣是傾斜的彎曲圍牆。堂伯父指著法國租界愛多亞路上的一棟小房子，說那正是徐志摩和陸小曼住過一陣子的地方；他說他們當時是賃屋而居。我拿著地圖坐下來，畫上「Y」代表幼儀，又在這字母當中畫上「H」代表徐志摩。
最後，我們來到幼儀從前英租界的住宅，現在有一部分是一家部隊醫院了。站在范園的空場上，我依然感受得到往日那種優雅氣氛，柳樹招拂的枝條，還有中國庭園的藝術氣息。上海有種幾乎讓人覺得詭異的時間停滯感，這點是我始料未及的。過去的那些精魂似乎並未消失；而那天早上，他們的存在感愈來愈盛，帶著我退回數十年前。當我踩著幼儀在范園裡特有的足跡時，我才明白，我有必要依照她希望的方式，接納她的故事。
我最後一次看到徐志摩，是在1931年他死於意外的前一天。那天他來店裡跟八弟打招呼，然後問我他要裁縫師替他做的那幾件襯衫的事。他剛搭飛機抵達上海，準備帶人去看一個朋友打算出售的住宅。他充當中間人，如果替朋友賣掉這房子，就可以賺些佣金。
儘管當時搭飛機旅行還是件危險的事，徐志摩照舊經常飛來飛去。雖說外國公司的飛機比中國公司的要安全，可是徐志摩講，他之所以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是因為他有一本免費乘機券。徐志摩寫過一篇描述飛翔的著名散文，中國航空公司想利用他做一部分廣告。
那天下午，他說他得馬上趕回北京。我就問他為什麼非這麼趕不可，他可以第二天再回去。我還告訴他，我覺得他不應該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不管是不是免費。他像平常那樣大笑著告訴我，他不會有事的。
當天晚上，我在一個朋友家裡摸了幾圈麻將，很晚才回家。凌晨一兩點的時候，我半睡半醒間聽到有個用人進來告訴我，有位中國銀行來的先生在門口想拿封電報給我。
電報說，徐志摩坐的包機在飛往北京的途中，墜毀在山東濟南；機上唯一的乘客徐志摩和兩位飛機師當場死亡。
我穿著長袍，完全不敢相信地站在玄關。我剛剛見過的徐志摩還是活生生的。
「我們怎麼辦？」中國銀行來的那位先生一語點醒了我，「我去過徐志摩家，可是陸小曼不收這電報。她說徐志摩的死訊不是真的，她拒絕認領他的屍體。」
我想到陸小曼關上前門，消失在鴉片煙霧裡的情形。她出了什麼毛病？她怎麼可以拒絕為徐志摩的遺體負責？打從那時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共有的那種愛情了。
我讓那信差進到飯廳。一個用人為他端了杯茶，我在一旁整理思緒：阿歡必須以徐志摩兒子的身份認領他父親的遺體，而且必須有人和十三歲的阿歡一起料理後事，那個人應該是陸小曼，而不是我。
於是，我打電話給八弟。我告訴他這個噩耗的時候，他開始在電話那頭啜泣。
我問他：「你明天能不能帶阿歡去濟南一趟？」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他控制自己的情緒說。
第二天早上老爺來吃早飯的時候，我告訴他有架飛機失事了。我根本不必講誰在飛機上，因為所有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徐志摩定期搭飛機。
老爺就問我那乘客的狀況。我不敢當場告訴老爺實話，我怕他這麼大的年紀會受打擊，所以我就假裝徐志摩還活著的樣子說，他在醫院，情況看起來很糟糕。
老爺說，他不願意在這種情況下到醫院看他兒子。他要我去，然後回來向他報告。
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時候，老爺問我：「有什麼消息嗎？」我低頭看著盤子說：「他們正在想辦法，可是我不曉得他們能怎麼樣。」
隔天老爺又打聽了一次消息，我終於像頭一次聽到噩耗的時候那樣，哭著說：「沒指望了，他去了。」
這時候，我看到老爺臉上有好多內容：哀痛、難過、悔恨。他把臉別過去說：「好吧，那就算了吧。」
雖然說起來這事很可怕，可是徐志摩太讓他傷心了，而且他對徐志摩娶陸小曼進門這件事很生氣。
後來，有支搜索隊被派到撞機的山邊尋找屍體。徐志摩的遺體在離撞機地點不遠處被發現，雖然屍首不全，而且嚴重燒焦，不過還是認得出來。
後來他的遺體先放在濟南，中國銀行在當地為他舉行了公祭和喪禮；其中有阿歡和八弟參加。老爺也作了一副輓聯致哀。他在輓聯中，大膽將徐志摩與歷史上兩個著名詩人相比擬：一個是公元前3世紀的楚國詩人屈原，他因為君主不信任自己而投湘江自盡；一個是唐朝詩人李白，據說他在醉酒的時候，因為想抓住水中的月亮倒影而淹死。
考史詩所載，沉湘捉月，文人橫死，各有傷心，
爾本超然，豈期邂逅罡風，亦遭慘劫？
自襁褓以來，求學從師，夫婦保持，最憐獨子，
母今逝矣，忍使淒涼老父，重賦招魂？
我也想在喪禮中說些話，可是不知道要怎麼起頭表達我的哀傷。二哥的朋友就以我的名義，作了一首輓聯，其中提到濟南地區的候鳥大鵬，這種鳥的背非常寬大，每年都會遷徙到天池。
萬里快鵬飛，獨憾翳雲遂失路；
一朝驚鶴化，我憐弱息去招魂。
徐志摩死後的公祭儀式舉行完半年，中國銀行終於安排用一節火車車廂把他的遺體從濟南運到上海，再運到硤石安葬。當時運送工作困難，因為國民黨和日本人正在那個地區打仗。八弟帶著阿歡去上海迎接已封蓋的棺材。
雖然我連去參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沒有，不過還是準備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備不時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裡電話鈴響了。
「你一定要來一趟。」一個朋友說。
我問為什麼。
「你來就是了。」他說。於是我去了公祭禮堂一趟。徐志摩的靈柩已經打開，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臉被黑絲袍襯得十分慘白浮腫，一點兒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個躬，向他致敬。他才三十五歲，這麼年輕，又這麼有才氣。
我從靈柩旁走開以後，打電話給我的那個朋友出現在我身邊。他強調說：「你一定要幫忙，陸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壽衣換成西裝，她也不喜歡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八弟在中國銀行的協助下，幫徐志摩用傳統的壽板訂製了一口棺材。這種棺材有一面是圓的，形狀很像樹幹，而不是長方形的盒子。
把徐志摩的遺體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這種想法，教我覺得噁心；把他的壽衣換掉也是。他的身體怎麼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說：「就算他是因為自然原因死亡，現在也一切難改了，何況他是在這種意外狀況下死的……」
我不想見陸小曼，也不想跟她說話，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了個結語說：「你只要告訴陸小曼，我說不行就好了。」
說完我就離開了，以防萬一陸小曼出現。後來我聽說他們還是讓徐志摩穿著中國壽衣躺在中國棺材裡。我搞不懂陸小曼，難道徐志摩洋化到需要在死的時候穿西服嗎？我可不這麼想。
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多進步，我都認為他是中國人，他所追求的西式愛情最後並沒有救他一命。去年我才讀到他死前寫給陸小曼的信。徐志摩從沒跟她一起過過家庭生活。她拒絕搬到北京，因為住上海鴉片比較容易到手。徐志摩為了供養她，老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間飛來飛去。讀到他最後的生活情形，我非常難過。
你曉得徐志摩為什麼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飛機走嗎？他要趕回北京，參加一場由林徽因主講的建築藝術演講會。他當年就是為了這個女朋友跟我離婚的，到頭來又是為了林徽因——從住沙士頓的時候起，經過他們與泰戈爾同游，甚至在她嫁給梁思成以後，都是這樣。她、徐志摩，還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飛機在山東撞毀的時候，梁思成正巧到山東，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隊里的第一批人員。
我1947年的時候見過林徽因一次。當時我到北京參加一場婚禮，有個朋友過來跟我說，林徽因住在醫院，不久以前才因為肺結核動了一次大手術，可能不久於人世；連她丈夫都從他任教的耶魯大學被召回。我心裡雖然嘀咕著林徽因幹嗎要見我，可還是跟著阿歡和孫子去了。見面的時候，她虛弱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望著我們，頭轉到這邊，又轉到那邊。她也仔細地瞧了瞧我，我不曉得她想看什麼。也許是我人長得丑又不會笑。
後來林徽因一直到1954年才死於肺結核。我想她當初之所以想見我，是因為她愛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儘管她嫁給了梁思成，她還是愛著徐志摩。但如果她愛徐志摩的話，為什麼她在他離婚以後，還任由他晃來晃去？那是愛嗎？
人家說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陸小曼愛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後的作為（拒絕認領他的遺體），我不認為那叫愛。一個人怎麼可以拒絕照顧另一半？愛意味著善盡責任，履行義務。
而且，他們兩人沒有一起過過家庭生活。陸小曼的鴉片癮把徐志摩弄得一窮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貸。他也會跟我借錢。可是如果我從自己的腰包掏錢給他，我就會說：「這是你爹的錢。」
徐志摩本人並沒有惡習。他不喝酒，也不吸鴉片，甚至一直到死前一年左右才開始抽香菸。他有一種極好的個性，在任何社交場合都受人喜愛。
我這輩子都在擔心有沒有盡到我的責任。就連離婚以後我都還在照顧徐志摩的父母，因為我認為這麼做是我的責任。我為徐志摩、他家人，還有兒子，做了我認為應該做的事。
徐志摩還在世的時候，老爺每個月幫他忙，供他三百元生活費。徐志摩死後，老爺還是每個月給陸小曼三百元，因為他覺得照顧她是他的責任。他把那三百元直接存到她銀行戶頭裡，這樣他就不必看到她了。老爺在徐志摩身故後又活了十三年，那些年他都跟我住，而且每個月幫陸小曼的忙，甚至在她公然與情人翁先生同居以後也一樣。翁先生和陸小曼無名無分地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於1961年去世為止。他比陸小曼早死六年。而這期間，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為他太太和女兒難過。
1944年老爺辭世以後，我繼續每個月放三百元到陸小曼戶頭裡，因為我認為供養她是我兒子的責任。過了四五年以後，翁先生跑來見我，告訴我他賣了好幾噸茶葉，現在的財產足以供養陸小曼和他自己了。從此我才不再寄錢。
現在，我的故事接近尾聲了。就某一方面來講，你就是我的故事結局，因為你是頭一個聽我訴說畢生故事的人。可是你有興趣聽，而且想知道我的身世，所以我真心覺得我一定要把我的故事和盤托出。你老是問我有沒有時間再跟你談，現在我所擁有的就是時間，我有的是時間坐下來回想過去。
有時候，我覺得我已經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盡了一切，因為我一向關心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儘管我離了婚，我和徐家，甚至和徐志摩的關係，始終還是很近。打從開始，我的相命婆一直就喜歡徐家。
你曾問我，既然我有能力經營一家銀行和一間服裝行，怎麼還對徐家二老和徐志摩這麼百依百順。我想我對徐家二老有一份責任在，因為他們是我兒子的爺爺奶奶，所以他們也是我的長輩。我就是伴著這些傳統價值觀念長大的，不管我變得多麼西化，都沒辦法丟棄這些觀念。
所以，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外一個人。
前幾個星期我在一份台灣的報紙上讀到一篇文章，裡面提到一個討了十八個老婆的男人。他說有這麼多老婆好得很，有什麼好煩心的？他也舉了些充分的理由。他說，他所有老婆都有薪水，吃得飽，又獨立自主，每個人哪有什麼問題？他解釋得很清楚，說這些理由符合任何宗教，為什麼一定要制定反對多配偶制的法律？
他家每個老婆都很快樂，沒有一個發牢騷，只有第十九個老婆例外。他準備討第十九個老婆的時候，女方的媽媽很氣，就把這件事情在報上披露。你曉得，我覺得這種事情非常有意思，真的可以讓人省思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徐志摩死後，我在上海住了將近二十年。那段時間，中國抗擊日本的軍事行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後來又是到1949年才結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
我在這段漫長的戰亂時期運氣很好：生活沒受干擾，又賺了許多錢。我買了兩籮染軍服需要用的染料，等到價錢漲到一百倍，而且再也沒法從德國進貨的時候才賣掉。有了這筆資金，我又開始投資棉花和黃金。服裝行所有的人當中，只有我賺了錢，別人都沒賺到。
有一年，有個人稱宋太太的女士對我做的每筆生意如法炮製。她每天早上都來我家，我打電話給我的買賣中間人，她也跟著打電話給她的買賣中間人。她現在住在香港，總是來信告訴我，她最高興的日子，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些年間我最壞的遭遇，發生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時候。當時女子銀行差點兒倒閉。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街上儘是逃出城的人潮。好多顧客跑來銀行，我的現金準備短缺，不得不請求大一點兒的銀行接受我們銀行那棟建築的所有權狀，作為現金預支的抵押品。接著就有個顧客跑進服裝行找我，要提光我才想盡辦法為銀行保住的四千元。
我就走到後面找經理說：「如果這個人把四千元都提光的話，明天銀行就開不成了。我們的銀行會關門大吉。所以我想提議為他擔保這筆錢。你能不能替我作保？我們放在保險押金箱裡的錢夠不夠？」
經理向我保證，如果銀行關閉的話，他會先把我那四千元留起來。我就叫他把這句話寫下來，然後走到那顧客面前，問他願不願意考慮接受擔保。
雖然我們是女子銀行，可是這位顧客是位男士。他說：「如果是你張幼儀告訴我，你擔保這筆錢，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別人的話，可是你講的話我信。」
於是，我們寫了張契約，說明我在六個月內連同利息把這筆錢給他。我以這個方法解救了銀行。接下來那半年，我一直親自帶著那張保證書。萬一我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希望發現我的人知道，我對這位顧客有責任。
我兒子阿歡1939年的時候滿二十一歲。自從我由德國返國以後，我一直監督他的學業，而且看到他跟他父親和舅舅們一樣中學與西學兼備。我不希望他在完成學業以前結婚。他滿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問他有興趣娶誰做太太。我想幫他找個合適人選，免得像我一樣，過著完全暗無天日的婚姻生活。
他跟我說：「我只對漂亮姑娘感興趣。」
他為什麼這麼回答，我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父親。我一直覺得他父親要的，是個比我更女性化、更有魅力的女人。
不過，我從麻將朋友那兒聽說了一個年齡與他相仿的漂亮小姐，就請她和她母親吃晚飯。阿歡看看她，和她說了幾句話，就喜歡上她了。那年，他們完成了終身大事，婚禮上有一千位來賓到場祝賀。
後來他們的日子一帆風順。小兩口1947年移民後，一直住在美國。我有了四個孫子，甚至還有個曾孫。起先我很擔心我兒媳婦，那個時候我們住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樣的麻煩，所以供她同時上英、法、德、中等國的文學課程。這麼一來，她不只能夠滿足阿歡的審美眼光，也可以滿足他的知識品味。
我是1949年4月離開上海的，剛好是在共產党進入上海前一個月。每天，我都會注意登在報紙頭版的共產黨節節推進形勢圖。我們離開的時候，中國內地的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人人能做的就是逃跑。我極其幸運地在飛機上得到一個位子。在飛往香港的班機上，我們還得當心轟炸機。
除了大哥、七弟、大姐和三妹以外，張家所有兄弟姐妹都離開了中國大陸。我們選擇不跟國民黨領導人到台灣，而嘗試在西方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最後大半手足都落腳美國。可是在這以前，我們散布世界各地：四哥先去澳大利亞；二哥先到香港，再到印度；八弟先往日本，再赴巴西。這三個兄弟最後都選擇加州作為他們的家。四妹和我在香港住過一陣以後，先後來到紐約。她1956年來，我1974年來。
我1953年嫁給一位蘇醫生。他住在我香港家裡的樓下，有四個十來歲的小孩。我是通過朋友的關係認識他的，他向我求婚的時候，我心裡想：要是這婚姻行不通的話，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件很糟糕的事。他也離過婚，我想他太太已經改嫁了。
於是我寫信給我哥哥，因為我什麼事都徵求他們的意見。我也徵詢了我兒子的看法，因為我是個寡婦，理應聽我兒子的話。
四哥從澳洲寫信來說：「讓我考慮考慮。」
二哥也決定不了我該不該再嫁，我今天會接到說「好」的電報，明天又會接到說「不好」的電報。我哥哥太愛我了，他們不希望看到我再受傷害。而且，中國人有種想法，認為一個孀居的女人不應該再婚，因為這會讓娘家失面子。可是徐志摩早在他遇難前就和我離婚了，所以我覺得假如我再婚的話，並不會讓家人蒙羞。
一直告訴我要重視自己內在感受的二哥，後來來信說：
兄不才，三十年來，對妹孀居守節，課子青燈，未克稍竭綿薄。今老矣，……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贊一詞？妹慧人，希自決。
我兒子阿歡也回信說：
母孀居守節，逾三十年，生我撫我，鞠我育我，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今幸粗有樹立，且能自贍。諸孫長成，全出母訓。……綜母生平，殊少歡愉。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
我兒子遷居美國以後，從事的是土木工程師的行業。可是他寫那封信給我以後，每個讀信的人都說，從那封信看得出來他是徐志摩的兒子。
雖然四哥始終沒給我答覆，可是我兒子同意了，二哥也不反對，我就嫁給了蘇醫生。那我愛不愛他呢？這我沒辦法講。我嫁他的時候，心裡這麼想：我能不能為這個人做什麼？我有沒有能力幫助他成功？
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飯，他兒子和三個女兒就會趕快離開飯桌。我一直好奇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的父親在幾杯啤酒或是葡萄酒下肚以後，老是和他們爭吵，所以他們想趕在他發脾氣以前，離開飯桌。
我把這件事告訴蘇醫生的時候，他大吃一驚。他自己並不曉得這回事。我就跟他說：「你別再喝酒了行不行？這樣孩子們就會留在飯桌旁邊了。」
從那天起，他就把酒戒了，從此滴酒不沾。他這點我非常欣賞，有那樣的習慣以後，說戒就戒。此後，孩子們都留在飯桌旁了。
和蘇醫生在一起，我可以同他聊天，商量事情，還可以幫他忙。他剛搬到香港的時候，必須考取開業執照，我就在他研讀那些厚厚的醫學書籍的時候，陪他熬通宵。後來他開了兩家診所，早上看診的那家在港口對面的九龍，另外一家在香港。我負責替他登記所有看診和預約的時間。如果有人打急診電話來，我就搭車去天星碼頭和他碰面，再告訴他去哪兒赴診。
1967年的時候，我甚至和蘇醫生一起回到康橋、柏林所有我住過的地方。他大半生都在日本度過，從不曾到西方旅行，我就帶他去看看。他和我坐在康河河畔，欣賞這條繞著康橋大學而行的河流。這時我才發覺康橋有多美，以前我從不知道這點。我們還從康橋坐公共汽車到沙士頓。我只是站在我住過的那間小屋外面凝視，沒辦法相信我住在那兒的時候是那麼年輕。
我們到柏林以後，看到整座城市都不一樣了，很多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炸毀，我連要走去布蘭登堡大門或者菩提樹下大街都沒辦法，因為那兒正好在柏林圍牆後面。不過，我還是想辦法站在一兩棟建築外頭看到了我以前和彼得、朵拉住過的家。
走訪過這些地方以後，我決定要讓我的孫兒們知道徐志摩。這很重要。所以，我請一位學者，也是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同事梁實秋先生，把徐志摩全部的著作編成一套文集。我提供了一些我的信件，由阿歡帶去台灣見梁實秋。我希望留一些紀念徐志摩的東西給我兒子和孫子。
蘇醫生在1972年過世。他和我在德國生的兒子彼得一樣，腸子出了問題。他得的是腸癌。6月中旬有一天，我在碼頭和他碰面，看到他的汗水從毛呢夾克滲了出來。後來醫生跟我說：「你還有半年時間，得準備準備了。」
他去世以後，我們把他葬在香港。
蘇醫生死後，我就來美國依親，離兒孫近些。現在，我每天早上七點半起床，做四十五分鐘體操；然後坐下來吃早飯，喝一碗麥片粥，或是吃顆煮了兩分半鐘的蛋。為了保持健康，我一直服用維生素和一湯匙加在橘子汁里的啤酒酵母。我喜歡看報，探望我的家人，甚至還上了一些我所住的公寓提供的課程。我可以學習德文、有氧體操，或是鉤針編織，這些都是給老人家上的。我現在每個星期還打麻將，准許自己一年有二百美元的輸贏。
你總是問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麼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稱為「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分別為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編者注
應指《想飛》，載1926年4月19日《晨報·副刊》，後收入散文集《自剖》。——編者注
原文如此。林徽因實於1955年去世。——編者注
原文如此。陸小曼實於1965年去世。——編者注
計量單位。1籮相當於12打或144個。——編者注
譯者註記其名曰「蘇記之」，另有稱其名為「蘇季子」者。——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