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五章 女子的教育

我小時候也聽過很多爸和伯祖們求學時代的故事，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交織在一起，讓我以為嘗嘗做學生的苦滋味也不錯。爸說，張家不再寄那麼多錢給在日本念書的二伯祖和四伯祖後，兩兄弟窮得不得不一次只買一本書，讀完以後，還給書店，再買另一本；而且他們只買得起一條洗面巾，所以必須剪成兩半來用。 我上學以後，雖然買得起任何我喜歡的包書紙，卻是班上唯一用牛皮紙袋包課本的人。我的第一條洗臉毛巾，也是一直用到中間破了個洞才換，後來我把它貼在剪貼簿里作紀念，可見張家人自我犧牲的故事有多大的影響力。 爸告訴我，幼儀在20世紀70年代初剛搬到美國時，來過康乃狄克家裡一次。事後她寫信給住在舊金山的爺爺，為了我們家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書桌和檯燈這件事稱讚了爸媽一番。當奶奶把幼儀的信讀給爸聽的時候，他非常得意，也鬆了口氣。 每次我們去探望住在舊金山的爺爺奶奶時，他們都會交給我們一小件功課。有時候是要我們拜謁二伯祖和四伯祖的陵墓，有一次是派我們去中國城中央的一座橋，把刻在橋邊圍牆幾塊銅匾上的儒家「五德」抄錄下來，我把其中的故事寫在我用來畫馬的簿子裡。我們抄寫「五德」的時候，有位和爺爺年紀相仿的華裔老先生走過來說：「很好，很好。這是你們必須知道的。」 媽也是教育家，我們總是趁她準備飯菜時在廚房做功課，她會就地取材給我們上一課，譬如講到烤東西，就做分數加法。 我讀初高中的時候，一放學就必須馬上回家做功課，這樣才可以在媽回到家後、吃晚飯前，問她任何（譬如微積分或幾何方面的）問題。媽不會回答的東西，她就去問爸。晚飯過後，他們便要求我再多念點兒書。 有天晚上，媽上樓檢查我用功的情形。第二天有微積分大考，為此爸媽已經花了整個星期幫我準備。媽上樓以後，發現我沒有為第二天的考試溫書，反而在計劃要穿什麼外出服。 於是她火冒三丈，說：「你哪裡有毛病啊？」她對我失望之至，考後幾乎整個周末都沒和我講話。 1949年爸的家人離開中國大陸以後，他就住到日本，後來又住在巴西。去國六年之後，他進入長島一家預備學校就讀。身為校內少數華裔之一，他被冀望要有好的表現，結果他和學校唯一的非裔美國人果真以班上最優異的成績畢業。 高中畢業後，爸進了麻省理工學院。他找了份差事，是在自助餐廳里收集食客用過的餐盤和托盤，然後堆成一摞送去清洗。有幾個從香港來的男生曾經把食物倒在托盤上，故意給他弄得裡面髒兮兮的。他們知道爸的家人在中國曾是何許人物，說爸只不過是為了好玩裝窮。我問爸他被如此對待時做何感想。爸說，他把這整件事當作水過鴨背，不讓它影響自己。 但願我也有這樣的適應力。爸媽由衷地相信，中國人如果不比外國人強的話，至少也是和他們平分秋色。每次爸那些耶魯大學的同事自誇他們是「五月花號」乘客的後裔時，他只是溫和地笑笑，一副被美國那尚屬年輕的歷史逗樂的樣子。爸媽把非華裔都叫作「外國人」。 媽告訴我，她來美國以前，曾在雜誌上看過外國人的照片，當時她心想：好醜啊！1949年她從中國搭乘「威爾遜總統號」汽輪到美國時，認為身邊那些外國人長得碩大、多毛、蒼白，活像鬼一樣。搭船的頭一天晚上，她和家人坐著吃晚飯時，看到鄰桌的外國人正在享用蜜桃冰激凌。當時九歲的她和姐妹們聽說西方的每樣東西都比較大。 於是，她們一邊指著隔壁的桌子一邊說：「看那幾個蠻子吃的大荷包蛋！」 即使聽了這些故事，我還是渴望被我那些白人同伴接納。記得有一天我哭著放學回家，因為學校的小朋友取笑我，尤其是一個名叫道格拉斯的男生。 「ching-chang-chong」——老師一離開教室，道格拉斯就這樣大喊。 「ching chong，wing」——他在走廊、餐廳和校園裡反覆這麼唱著。一天裡只要老師沒看到，他就跑下位子朝我扮鬼臉，用手把眼睛和鼻子捏得扁扁的。 爸教了我一招還嘴的辦法，說是可以讓道格拉斯永遠閉嘴，一聲不響地爬著走開。那是我說得出口的最難聽的話，難聽到我得向自己保證只說一次、下不為例才行。「你只要叫道格拉斯『你這白種王八蛋』就好啦 ！」爸面色不悅地說。我花了幾分鐘，才弄明白中文的「王八蛋」翻譯成英文就是「狗娘養的」。爸解釋說，很多雄龜會在某隻雌龜下蛋之後，尚未孵蛋以前，讓龜蛋受精。爸認為王八蛋已經夠難聽了，白種王八蛋是最難聽的。可是我馬上曉得這種侮辱方式對道格拉斯並不管用。 我從未告訴過爸，我後來並沒有聽從他的意見對付道格拉斯。我也從沒告訴過媽，她在我向她大吐苦水時所做的反應，犯了多大的錯誤。一次，我告訴她學校的小朋友在我經過的時候大唱「ching chong，ching chong」，媽就笑著說：「他們說不定只是想跟你講講中文，你應該替他們難過才對。你聽，他們連是哪幾個字都搞不對。」當我解釋他們是在取笑我的時候，媽為難地皺皺眉頭說：「依我看，不管他們是什麼時候對你講蠢話，你都應該轉過去對他們說，『我敢打賭，你們只不過希望自己是像我一樣的中國人罷了』。」 那個時候，爸媽提供的忠告看起來天真得可以。如今我才頓悟到，他們是以設法引導和保護我為榮。 1909年，二哥和四哥從日本學成歸國。四哥接受了郵傳部的一份差事，把薪水貢獻給家裡，也接掌了安排家庭預算的大權。他嚴肅地跟媽媽提起一樁和家計有關的事情：家裡前途未定的孩子太多了。十二個孩子裡面，有五男四女還沒結婚，四哥建議媽媽應該開始鄭重籌劃女兒的將來。 於是媽媽把相命婆召來家裡，給十四歲的大姐算命。因為她是最大的女兒，所以趕在其他女兒之前把她的婚事訂下來很重要。相命婆看了大姐的生辰八字（從大姐的姓名和出生的時、日、月、年得來的八個漢字）。媽媽和大姐跟相命婆談完出來以後，都面露憂戚之色。大姐淚流滿面，匆匆退回閨房。 媽媽平淡地宣布：「大姐要好些年不嫁人，相命婆說她得等到二十五歲才能出閣，要不然丈夫會早死。」 我是二姐，就頂替了大姐論及婚嫁的位次。這就是我成為徐志摩結婚對象的由來。 幾年後，也就是1921年，在我已經嫁給徐志摩，而且離開中國到英國與他團聚以後，大姐和我婆婆變得很親密。當時還待字閨中的她，到鄉下和我婆婆一起打發時間，要麼帶禮物給我婆婆，要麼陪她打麻將，再不就講些上海各色人物的故事給她聽。1922年徐志摩同我離婚的時候，大姐二十六歲，還是自由之身。幾個月後，我婆婆帶著後悔的口氣對媽媽說：「我們當初說不定應該娶大小姐的。」 婆婆講這話並沒有惡意。人的命運就是這麼奇怪，也許大姐才是應該嫁給徐志摩的人。可是我曉得，要是這樣的話，他們兩人還是會離婚。第一，徐家不會欣賞大姐隨興花錢的習慣；第二，大姐根本不關心書本和學校教育，而徐志摩要的是有學養的女人。 相命婆給大姐看八字的時候，我大概十歲。在得知自己即將早婚的命運以後，我覺得無憂無慮的日子屈指可數。因為我一旦結婚，就得服侍丈夫的家人和生兒育女。 我想求學，可是媽媽說爸爸不會花錢給女兒讀書。爸爸對兒子的前途高瞻遠矚，可是沒有足夠的金錢操心女兒的教育費。我想，要不是我們家變窮的話，爸爸就不必這麼擔心八個兒子的教育費，也可能會大方一點兒，給我請個先生，或者讓我到我丈夫所愛的女人讀的那種一流學校上學。 我的求知慾打哪兒來，我並不清楚。媽媽那個時代的女子，在離開娘家出嫁以前，向來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搬去和丈夫、公婆同住後，孩子就一個接一個地生。女孩子家出外求學，是不可思議的事。有句俗話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因為沒讀過書的女孩比較順從夫家。 那個時候，我們家鄰居有兩個女兒讀上海一所新式女校。每天早上，她們在趕火車以前，都先穿上制服：褐色的長褲配上同色無領襯衫。媒婆每年來我們家拜訪的時候，都說兩個姑娘才貌雙全，總會有一個適合張家男孩。可是媽媽聽了嫌棄地皺起臉來——她所有衣裳都有遮住脖子的高領子。「這麼樣把脖子露出來是不可饒恕的。」媽媽聲明，「這兩個時新女孩絕不能嫁給我兒子。」 我是家裡四個女孩當中最在意教育的一個，從很早就是。大姐只在乎怎麼討人歡心和搓麻將，後來染上鴉片癮。三妹喜歡食物和烹飪，所以她最胖。四妹在我們搬到南翔幾年後才出世，現在是服裝設計師，把主要心思放在藝術和設計上。在我們家經濟狀況改善以後，她每天都叫一位裁縫來家裡給她做新衣。 我認為我想受教育的欲望，是來自我曉得自己生在變動時代這個事實，而且我非常崇拜二哥和四哥，又是家裡第一個沒纏腳的女孩。只大我兩歲的大姐有雙小腳，她對書本和知識完全沒耐心。 我丈夫後來愛上的兩個女人大概都只小我兩歲，可是受的教育比我多得多，她們和我一樣也沒纏過腳。我想，從我這一輩開始，希望接受教育的女性之所以愈來愈多，是因為西方的風俗民情已為中國所知。 1912年，也就是我十二歲那年，我的小妹出生了。她是第十二個，也是最後一個小孩，家裡需要我照顧她。我雖然默不作聲地幫媽媽的忙，替四妹把飯嚼爛，在她玩的時候從一旁看守她，可是心裡還是惦記著上學的事。 四妹差不多半歲大的時候，有一天，我在上海《申報》上，發現一所名為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的蘇州女校刊登的廣告。上頭說，學生頭三年上課，第四年實習，教低年級的學生，畢業時可以領到一張小學師資證書。學校教的是新式西洋學科，頂好的是，一學期只收五銀元學費，其中包含食宿費、書本費、零用錢，甚至還有假日往返蘇州的火車票錢，便宜得教人不敢相信。我很肯定爸爸會願意付這筆錢。 於是，我把這想法告訴媽媽。她聽到學費的價錢以後，問我的第一件事是，學校制服有沒有領子。我告訴她，廣告上沒提制服的事。媽媽就說，蘇州太遠了，她不會讓我隻身離家。蘇州位於上海以西大約六十英里的地方，以用特殊石頭造景的園林和出美女名聞遐邇。有這麼一種說法：皮膚光滑、講話輕快的蘇州姑娘，對男人可以予取予求。 我打定主意要找人陪我一起到蘇州，結果總算說服大姐去上學。現在我已經不曉得當初是怎麼說服她的了，她是個愛偷懶又對讀書沒興趣的人，不過她還是非常同意去上學，反正她還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會結婚，沒有其他打發時間的辦法。在得到媽媽許可以後，我去見爸爸，問他願不願意為我們付這家學校的學費。 爸爸老說教育女孩太花錢了，可是也沒法抱怨這家特別的學校，因為學費太便宜了。送我們進學校，差不多比把我們養在家裡省錢，我這麼想。爸爸稍作考慮後，同意送我們去蘇州。就在大事似成定局的時候，我才得知這家學校要求入學考試。 「我們怎麼辦？」大姐問我。我們只在家裡跟著先生學過一點兒東西，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可是我們非進這家學校不可，這是我們唯一負擔得起的學校啊。 當時，我們的兩個堂姐（二伯的女兒）已經在學，大姐說她們天資聰穎，說不定可以幫我們考試。 雖然我提議，我們說不定可以一起準備，可她卻搖搖頭。她上學只是為了陪我，可不想被迫讀書。她說，如果沒有一個堂姐要幫她考試的話，她一定考不過。 所以，爸爸再回寶山省親的時候，就請求兩位堂姐用大姐和我的名字代考。雖然我到今天仍舊不曉得，他為什麼要向自己平日堅守的崇高道德標準讓步，不過還是謝天謝地，爸爸退讓了，堂姐們也同意了。我告訴大姐，我們至少應該嘗試憑自己的能力通過考試，於是她和我也去應考了，不過用的是堂姐的名字。這麼一來，要是考不過的話，也無傷大雅。 結果我們四人統統過關啦！大姐大笑起來，說她大部分答案都是猜的，我卻大大鬆了口氣。 後來，堂姐把她們的名字和名下得分讓給我們在考試以後遇到的兩個女孩。她們沒有過關，所以非常感謝陌生人這樣幫忙。我始終沒弄清楚她們怎麼應付在學校冒名頂替的事。 我們離家那天早上，媽媽哭著差遣一個用人把我和大姐送上開往蘇州的火車。到了校園，大姐就發起牢騷。 「地方這麼大，」她說，她是裹腳的，「我怎麼在這兒走動啊！」 大姐和我被安置在宿舍二樓的一間寢室，另外有四個女生和我們同寢室，其中三個人也和大姐一樣裹小腳。她們四個老是埋怨校園太大，而我覺得校園其實很小。校內只有三棟建築：宿舍、教室和餐廳。三餐吃得很簡單，每餐都是在一張圓桌子中間擺上四五盤菜和一大碗白飯，十個同學一起坐在桌前用膳。大姐說，爸爸絕不會把學校這些廚子請到家裡。她老是寫信要媽媽寄吃的來，而我是有什麼吃什麼，因為我不想糟蹋爸爸每學期付的那五塊銀元。儘管學費這麼低廉，我們還是有校服，大家把像圍裙一樣的藍罩衫套在平常穿的衣服外頭。我寫信告訴媽媽，我們的脖子是遮著的，她看了很高興。 學校大概有四十個女生，很多人都纏腳。她們大多數至少長我三歲，我才十二歲。我們上的課有地理、算學、歷史和文學。老師都是男的，上課的時候拿著戒尺在教室里大步走來走去。他們雖然不打我們，可是每次一有學生背錯課文，就用戒尺敲打課桌。我很用功，全校只有另外一個學生和我一樣拚命，她也有一雙沒纏的腳。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們學校的學費太便宜了，所以老師必須寬待學生，要不然學生會走掉。 學校的課是早上八點開始，我們七點起床，整理床鋪，穿上校服，匆匆忙忙吃早飯，穿過小小的校園走到教室，在老師到達以前預習功課。我總是替大姐拿書，而且想辦法配合她碎碎的步子。看大姐走得這麼痛苦，我就難過；可是她很多方面都過得比我輕鬆，因為老師對她比較寬宏大量。雖然我不明白原因，可是學校老師好像對纏了腳的女生不那麼嚴格。大概是他們認為這些女孩觀念守舊，沒有學習能力吧。 大姐雖然聰明，可是從不讀書。她好像老在替朋友做東做西，甚至清洗或是縫補她們的衣服，而不是看著課本。每次她在課堂上答錯問題，老師都說：「哦，沒關係。」可是，如果我答錯了，老師就會敲著戒尺說：「怎麼會是這答案？」 大姐跟我太不一樣了。她從不擔心將來，而我總是想到明天，而且認為功課和遊戲一樣重要。我離婚以後不久，大姐終於結婚了，她挑了個家庭背景不穩、完全沒讀過書的闊少爺做對象。當時我住在德國，寫信告訴她，這不是個好主意，要是錢花光了，就什麼也沒的依靠了；她說他的錢多得永遠都花不完（他家在上海擁有很多商業地皮和一家戲院）。後來他們大概過了十五年好日子。大姐生了個健康的兒子。她的丈夫不賭錢。他把一堆地契收在靠牆而立的大衣櫃頂上，每個月租金一進來，就把成袋成袋的現金扔到柜子里。 1937或1938年的一天，大姐跑來見我。那時我擔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在銀行最後頭的地方，有張可以綜觀全局的辦公桌。大姐用她那雙小腳蹣跚地穿過整間辦公室，淚眼涔涔地坐在我面前，說早先她不敢告訴我，她丈夫去年像瘋子一樣狂賭不休，玩的是一種用三十二張骨牌做賭具，名叫「推牌九」的消遣。起初他還贏錢，可是現在開始輸錢了。每次他一賭輸，就到衣櫃拖出一袋錢，丟到賭桌上再開一局。她和兒子都阻止不了他。家裡的錢已經教他花光了，他就開始拿櫃頂的那些地契。有個相命士告訴過她，等到最後一張地契也去了的時候，她丈夫就會死掉。 大姐希望我從他手上把地契要來，存在銀行保險箱裡。平時我是不會介入這種事情的，可是打從我們一起上學的時候起，我就習慣對大姐有所照顧，而且我一向擔心她丈夫，始終認為他不適合她。 於是我去找大姐夫，告訴他我要衣柜上面剩下的那些地契。他不肯給，說他需要用這些地契來支付姨太太女兒的教育費。雖然我並不相信他，可還是點點頭，假裝信以為真。一個星期以後，我又回去找他，騙他說我已經替他女兒付了學費。 「至少給我一張地契，」我堅持說，「那是最後一張地契，你不可以動用，我要放在我銀行里。」 他並沒有查證我編的故事是否屬實，就給了我一張地契。但幾個月後，他出現在銀行，看起來又憔悴又虛弱。「我非要最後那張地契不可。」他說。我知道他不達目的是不會離開銀行的。最後，我把地契給了他。誰能和這麼一個揚言要自盡的人爭辯呢？事後不久，他就在睡夢中死去了，正如替大姐算命的人預測的結果。這麼說的話，誰知道呢，或許大姐的命運還不如我吧。 侮辱華裔的說法。——編者注 原文如此。實際上八字的得出與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有關，與姓名無關。——編者注 約合97公里。——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