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第三章 福祿壽喜

我阿嬤許媽也和幼儀的阿嬤一樣出身鄉下，而且我也像愛自己的媽一樣愛她。許媽20世紀30年代就受僱於爸當時在上海的家，爸小時候便是由她帶大的。現在，她和我們一起住在哈姆登（Hamden）的家裡，房間在樓下。因為她的緣故，我們在家講著好幾種話：許媽和爸還有我們幾個孩子講上海話；我們自家人說英語；媽和許媽之間用「國語」，因為媽不會上海話。 每天早上，許媽的穿著和她從小在上海鄉間的穿著如出一轍，身上是一件縫著不對稱花盤扣的高領套褂，一條七八分長的黑褲子，腳上是一雙平底黑便鞋，而且經常掛著一條她一笑得厲害就拉起來遮臉的圍裙。許媽的兒子長爸幾歲，現在還住在上海市郊的小村里。收到兒子來信時，許媽便坐在角落邊哭邊用圍裙拭淚，人變得安靜許多。我討厭看到信箱裡出現那些裝在紅、白、藍相間條紋航空信封里的信，那意味著，哭紅雙眼的許媽一吃完晚飯就會退席，晚上也不會到我們房間給我們講故事，或是邊用寬大的手掌拍著我們的背，邊用上海話數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每次許媽一哭，我心裡就難過，因為我知道她過過苦日子。爸說，許媽20世紀初出生於上海郊區，快八歲的時候被賣給另一戶鄉下窮人家，他們把她當作陪伴兒子的童養媳，一直養到兩人長大成人結為夫妻。這是付不起聘金的人家確保兒子娶得到乖巧媳婦，好為他們生下子息、繼承香火的辦法。許媽的丈夫成年以後，變成賭徒和一無是處的酒鬼。他們在她十八歲時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兒子。後來許媽接二連三地懷孕，但被她用剝了皮的桑樹嫩枝墮掉了。有兩次懷孕她其實把孩子生了下來，但因為生的是女孩，許媽就把她們按到屋外的茅坑裡淹死了。她要照料田地，要做飯給婆婆吃，要打掃屋子，還要設法走私食鹽多賺些錢，這樣的人可沒工夫照顧女兒。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省與省之間的食鹽交易受到各自省份軍閥的管制，像許媽這樣富冒險精神的農婦，為了賺取利潤，便試圖在不同省份之間走私食鹽。她會把鹽塊縫進內衣襯裡和外衣的夾層，讓自己看起來像個胖女人。如果她被逮到，省里的警察或軍閥的侍衛就苦打她一頓，然後把鹽抹在綻開的傷口裡，讓她嘗嘗教訓。 每當我特別替自己難過時，她就會用上海話對我說：「儂看看我受過的苦！」接著便轉過身來，撩起她的上衣，讓我看她背上的傷痕。 當年許媽發誓，等到她兒子能替他自己和她婆婆燒頓飯，代她履行她對夫家的責任那天，她就要離開村子，為自己謀財富。她就是這麼來到張家的。她生下第二個女兒不久，便離開家裡，到四伯祖在寶山縣辦的一家孤兒院應聘當奶媽。 那是1936年，爸的姐姐剛出世，她的英籍家庭女教師雅琪太太（Mrs. Archer）需要一位女傭，我奶奶就告訴了四伯祖。四伯祖於是派用人到孤兒院找個乾淨誠實，願意和城裡一戶有錢人家住的女傭。院裡推薦6號用人，但她那個星期碰巧不在，許媽便頂替了她。 「我是6號。」她大聲稟報，然後毫不猶豫地跟隨四伯祖的用人到了上海。 許媽當了幾年雅琪太太的女傭，學會怎樣替她放溫度適中的洗澡水，怎樣用特製的英國指甲鉗修剪她的腳指甲。「珍珠港事件」爆發後，1942年，爸的家當時所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領。雅琪太太也和其他英國公民一樣，被送進集中營。許媽便成為張家的奶媽頭兒，我爸出生後就由她帶。 「儂爭氣。」——爸小時候，許媽一再跟他講這句話，後來又反覆對我們這些小孩說，意思是我們自己一定要有番作為。據許媽講，我們都是她這個幾乎不能讀寫的鄉下婦人帶大的，如果我們長大以後不能成為某號人物，那張家上上下下都會怪罪於她。 當許媽用她那雙如土地般又硬又黃的手，把屬於中國的一切傳遞給我時，我怎能不愛中國？我想，許媽的手耕過的田地、煮過的飯菜、搓過的衣服太多太多了，因此她的手掌和指尖帶有一種糅合了手本身、洗碗水、土壤、青蔥和生薑的特殊氣味。那是雙無所不能的手：一刀就把雞剁成兩半，在我們家周圍那塊新英格蘭堅土上種出綻放的菊花，毋須參考紙型，就縫出一條褲子或一件裙裝。小時候每天放學以後，許媽就把我叫到她房間，試穿一件她用她在附近布莊的零頭布箱中發現的碎布為我做的衣服。我床頭的一條被子，也是許媽用零零碎碎的材料、顏色大膽的布條縫製而成。 但願我能像許媽那樣為周遭人所接受，或是像她接受自己那樣接納自我。她雖然只會說幾句英語，卻能和每天早上送牛奶的人開玩笑，或是和媽的朋友交換園藝妙方。我和許媽一塊兒出門時，每個人都以為她是我奶奶。當我牽著她的手穿越購物中心的停車場時，就不怕被那些青少年譏笑了，因為許媽和我一起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他們從沒吐過半句話，就算說了，我也不在乎，因為我感覺得到許媽在我身邊的力量。與她同行時，我覺得自己站得很穩，不怕掉進那道分隔中國和美國的危險裂縫；單槍匹馬時，我就會步履不穩地走在兩種文化的邊際之間。當其他孩子喊我「清客」，或是用手把臉擠扁，模仿我細細的眼睛和寬寬的鼻子時，我的內心就一個趔趄，墜入那條裂縫之中。在那兒，我站在中國的門牆外，以嘲弄和無知的態度面對它。 雖然我自己盡了力，卻依舊無法避開兩種文化之間的裂縫。學校的小朋友第一次取笑我最愛的那條長褲，告訴我褲管太短、褲襠太低時，我吃了一驚。那褲子是許媽做給我的，我以為她做的衣服可以保護我，使我免於遭到不友善的批評。後來，我只在家裡穿那條褲子，而且會仔細察看許媽做的每件衣服，找出可能的缺點。從我同學的觀點看中國，會讓我受傷，那意味著我會跌入那道遠離我的許媽的縫隙中。 你看，我沒有裹小腳，可是對我丈夫來說，我兩隻腳可以說是纏過的，因為他認為我思想守舊，又沒讀什麼書。我嫁給他的時候才十五歲，這個年紀離開娘家，對一個女性來說，是早了點。可是我剛滿七歲那年，家裡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變窮了。 你是知道的，我們張家人非常好面子。我們堅信中國一句名言「名節是個人第二生命」。這意思是丟了自己的名譽和家裡的名聲，差不多和丟掉性命一樣糟糕。我們年輕的時候，張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從沒丟過張家人的名聲。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一家人團結一致，緊守著自尊和志氣。看別人贏，會學到一些東西；看別人輸，學到的更多。我們遭遇的不幸使我們堅強，幫助我們成為今日的我們。明白這點，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脈了。 我先說說轎子吧，它們看起來像有兩個扶手和一個靠背、接在長長的竹挑竿上的椅子。有時候，椅子上有間四面掛了帘子、可以保護隱私或遮蔽太陽的小房子。你在轎子裡面坐定以後，轎夫就一前一後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帶你到你要去的地方。那竹竿子很有彈性，所以轎夫一肩扛一根來平衡力量，然後腳步輕快地往前跑，轎子就緩和地顛來顛去。我小時候，我們都是乘著轎子四處逛，非常舒服。 寶山的轎夫都習慣聚集在我們家圍牆外的一棵大樹下，等著賺工錢。比方說，爸爸被急診病患從家中傳喚的時候，用人就跑到樹下，雇一頂轎子和兩個轎夫。在緊急情況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個轎夫，是因為沒工夫讓轎夫停下來換位置，所以第三個轎夫會跟著轎子跑，等其他兩個轎夫當中的一個累了，就把轎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從一個人坐的轎子辨別出這個人的許多情況。首先是看轎子顏色：樸素的青竹轎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蓋和裝飾的轎子是送葬隊用的；披著紅絲帳的轎子是給婚禮隊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結婚那天一樣。再就是看轎夫人數（通常是兩個），它可以顯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大官才可以雇用兩個以上的轎夫，這是從前社會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大階層的時候傳下來的習俗。最高階層的士大夫為社會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階層的農夫耕種土地，給世人供應食物；第三階層的工匠製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階層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財以外，什麼貢獻都沒有，就算他們雇得起好幾個轎夫，還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從前上海大部分地區都受外國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沒人理會老規矩，洋人出門想雇幾個轎夫就雇幾個轎夫，有時候多到四個。我聽說有個叫楊祖卿（原文作Yang Zuqing，此系音譯）的中國人也雇了四個轎夫，可怪的是，他們全是洋人。楊祖卿出身上海一個舊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國租界這件事，為了讓大家看看中國人在外國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個洋轎夫扛著他週遊外國租界。他下轎子的時候，那幾個外國傭工還得托著他那件特別縫製、衣裾長達十五英尺的官服。據說，楊祖卿走到哪兒，都是一道奇觀。難怪。 張家擁有的那兩頂轎子，象徵我們家至高的榮譽。當時大多數人家只租轎子用，我們的轎子卻是自己的，是清廷任命祖父做知縣的時候致贈的禮物。學富五車、大公無私的祖父為官運用的是智慧與邏輯，而且會定時乘坐這兩頂轎子入宮。祖父死後，家人就用罩子把轎子罩起來，收在前院的一間小屋裡，有特殊大事才派上用場——像大堂哥舉行婚禮的時候，那是我出世以前的事了。 爸爸大哥的長子大堂哥，是我這一輩張家成員中最重要的一員，他依序繼承了這兩頂轎子：當初祖父把轎子送給他的長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大伯又打算把轎子送給他的長子，我的大堂哥。大堂哥結婚的時候，用紅絲喜幛裝飾第一頂轎子，然後派到鄰省迎接新娘子。第二頂轎子用祖父衙門裡敬祖的金絲幛做裝飾，載著迎親隊里的大堂哥。 大堂哥娶的新娘子在婚禮前一天坐著紅轎子抵達寶山，她帶了好多光彩奪目的珠寶來，有玉石、珍珠和祖母綠，是嫁妝的一部分。雖然我沒見過這場婚禮，不過大堂嫂把經過都告訴了我，還讓我瞄了一眼她的珠寶。她和大堂哥，還有他們的孩子，住我們隔壁房。同住的還有她的父母。通常，一個女人出嫁後，就把娘家拋在腦後了，可是大堂嫂剛嫁到我們家的時候，因為太想念娘家了，大堂哥就答應她讓岳父岳母搬過來住。她和她父母白天大都在吸鴉片，摸麻將，自己聊自己的。 現在，你有必要知道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我們家，並非所有人都是純血親關係。爸爸那一輩的三個兄弟當中，只有爸爸是祖母親生的兒子。其他兩個哥哥都是祖父大太太生的，她很早就死了。祖母僅僅是祖父的繼室，地位比大太太低，卻是當時張家在世的成員里最年長的。她在大伯從旁提供意見的情況下當家做主。 不過，家裡每個人都知道祖母最寵爸爸和他的妻小。她不斷說媽媽是媳婦裡面最能幹的，因為她生的十二個孩子當中，有八個是男孩，生男的比率在媳婦裡面最高。每次祖母私底下在自己的臥房用餐的時候，總會挑我們家小孩之中的一個（通常是六哥或我）作陪。用人會為她斟上一杯米酒，順便也給我倒一小杯。若干年後，在上海，我為二哥舉行了一次晚宴，來吃飯的周恩來看到我這女子酒量如此之大，還吃了一驚呢！ 1907年，家裡出了麻煩。出事的時候，正逢一年當中最喜氣洋洋的春節。 我穿著過節的衣裳（一套滑溜溜的紅色絲質繡花衣褲，走起路來褲管會沙沙作響），頭髮緊緊紮成兩條教我頭皮發癢的辮子。我依照過年的規定，表現得中規中矩。那時候，我們相信天上神明會在舊年的最後一個月和新年的頭一個月，監視人間發生的每件事情，然後決定來年要散布希麼樣的運氣福分，即使像被縫衣針扎傷這麼單純的意外（這樣一來就損傷了肢體，而肢體是神明的惠賜），也可以決定一個人一年的命運。所以我很高興，我那個迷信的阿嬤沒把我關在閨房裡做女紅（平常我不能到院子裡玩的時候，就要待在閨房做女紅），而准我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偶爾，我會想到廚房幫幫媽媽的忙，小心翼翼不把衣服搞髒。 家裡的糧房堆滿了米、油和其他年節必需品，這樣我們就可以豐豐盛盛邁入新年了。為了過節，房子裡也儘量弄得乾乾淨淨。我們在前廳懸掛橫幅的時候，爸爸就用上面寫的四個大字「禮義廉恥」，給兄弟們進行一年一度的庭訓，引導他們生活要過得合乎儒家所定的「禮」的規範；一言一行要合乎「義」，也就是正義、正直；於公於私都不貪圖或偷竊財物，這是「廉」；還要避免玩弄任何陰險的手段，這是「恥」。那時大多數人家都是張貼寫著「福祿壽喜」四個大字的橫幅來迎接新年，我們掛的橫幅卻用了四個不一樣的字，作為一個書香門第做人處世的準繩。 慶祝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臘月初八這天，我們三家的廚師集合起來準備臘八粥、特別的青菜和新年的餐品——薏米蓮子湯。當我們一大家子擠在大桌前盡情吃喝的時候，大哥一不小心把飯碗摔到地上，碎成了六片。每個人（包括迷信的用人們在內）都吃了一驚，為了安慰大哥，大家堅持說：「沒關係，沒關係。」你曉得，在年節期間打破飯碗，其實是件挺嚴重的事。上海話裡面「飯碗」這字眼和「勢力範圍」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哥打破飯碗，等於象徵性地破壞了他的勢力範圍。 大哥是個「儒商」，雖然受完正統中國教育，可是沒有遵循傳統的路子去當文官。他開了一家棉籽油廠，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理生意。舉個例子說，年節期間，他會在年關結束以前把所有賬目弄好，同時在臘月十六這天，用大魚大肉犒勞工人。可是，那一陣子大哥的工廠經營發生困難，這也正是他飯碗摔碎的時候每個人都憂心忡忡的原因。當時大哥手下有幾個最優秀的工人被當地一個買辦挖走了，在他找人頂替的時候，工廠賠了錢。 雖然後來大哥另外拿了個碗吃飯，可是有個用人小心拾起破碗的碎片放在一邊，等著第二天下午拿給來我們家的補碗匠修補。那補碗匠用一根小小的鑽子在破瓷碗片上鑽進一些小孔，再用細細的金絲把碗鋦在一起。當然啦，補好的碗看起來非常滑稽，因為白瓷上面交纏著金絲。不過，大哥從那天起到臘月底，一直是用那個碗。家裡只有大堂哥取笑大哥笨手笨腳，他們兩人老是處不好。 春節第二天的夜裡，我被許多人在房子周圍尖叫和奔跑的聲音吵醒。我一邊搖醒可以一睡就不省人事的大姐，一邊從床上衝出去。到了外頭，發現全家人都起來了，連大堂嫂和她父母，以及祖母都在。每個人都還穿著睡衣，女眷們披散著頭髮，在月光下看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她們的腳有一部分沒纏好，布條的尾巴都拖在地上了。 原來，大堂嫂的珠寶被偷了！用人點起家裡所有的燈籠，池塘對面的鄰居也燃亮所有燈籠。他們的用人跑過來說，他們看到一個黑影從我們這合院的屋頂跑過去。當夜，兩家的用人好好找了一遍，可是夜賊和珠寶已經不知去向。 珠寶失竊的事大概過了一星期，大哥工廠的生意突然好轉。從摔破碗這件事來看，他的勢力範圍理應遭到破壞，所以他瞬間轉運的事情出人意料，而且差不多是個奇蹟。當然啦，我們家裡是很高興的。說不定我們這支張家人得到的好運，在甫遭噩運的大堂哥家人看來太多了，也說不定是大哥和大堂哥之間老是磕磕碰碰，原因我不知道，可是事情過後不久，我看到他們家起了疑心的徵兆：大堂哥、大堂嫂和她的父母開始在自己的房舍里用飯，而且再也不許小孩和我們一起玩。 有一天，大哥經過大堂哥住處的時候，大堂嫂的母親惡毒地說：「哦，那個賊來了。」 大哥一聽到這批評，就垂下頭來沒作聲，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好運導致家庭失和很丟臉。但是這句誣賴人的話，也被在隔壁我們自己家縫衣服的媽媽聽到了，那天晚上，她告訴爸爸，她不願意再待在一個別人用這種態度批評她孩子的家裡。 年關馬上就要過去的時候，爸爸走進房間對我和兄弟姐妹宣布：「我們要搬走了。」 為了顧全面子，我們在開年的時候一聲不響、匆匆忙忙地離開老家，帶著家什搬到一個新的鎮上。離開祖母是讓人很難過的事，可是她老人家為了維持家庭和諧，留在寶山和兩個年紀較長的兒子一起住。我們有好幾個月沒看到祖母，後來爸爸才開始偶爾帶幾個孩子回寶山吃飯。他是出於對祖母的愛與敬才回老家的，他不想讓她在當地人面前丟人現眼，只要他定期回寶山，至少張家看起來還是和睦融洽的。 大概過了十年以後，珠寶失竊的事情才真相大白。原來，那個賊是祖母廚師的兒子。這廚師是祖母的忠僕，他在無意間聽到兒子吹噓偷東西的事，就當面質問。後來他兒子向祖母認錯，結果被從輕發落，關了些日子。過了這麼多年以後，他才把解開謎團的關鍵供了出來：那夜搜查的時候，他把自己藏在了我家的一頂轎子裡！當初沒有一個用人想過要檢查放轎子的小屋，更別說看看轎子裡頭了。 在我們家的罪名正式被洗刷前的那十年間，我們經歷了太多事情：家裡錢財盡失；我哥哥在海外求學的時候，生活艱苦；我也不得不在十三歲那年訂婚。那些年間，我哥哥憑著個人的成就，逐漸挽回家裡的財富和尊嚴，可是一切已經不同往昔，因為我們再也不能回寶山老家了。 此處或系誤記。鄭逸梅《從羊角軍到轎子》一文中有「楊子京雇西人抬轎」掌故，講富人楊子京身著特製的一丈八尺長衫，「命四個外國癟三每人提著長衫下擺的一角，大模大樣地在四馬路一帶兜圈子。……過了一天，他又穿了這件長衫到城裡豫園湖心亭喝茶，坐著官派十足的綠呢大轎，仍舊由那四個外國癟三抬著。……到了豫園下轎，外國癟三又替他提著衣角，宛如做了一出滑稽戲，看熱鬧的把馬路都塞住了」。見《上海舊話》第6—7頁，鄭逸梅、徐卓呆編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