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十五章　關於殷商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評述

在安陽十五次發掘中收集的人骨總數達幾千具，其中大部分很明顯是殷商時期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設一研究組，聘請在倫敦卡爾·皮爾遜生物測量學實驗室受過訓練的吳定良博士負責對這批重要材料進行科學研究。日本侵華戰爭不僅中斷了這項計劃，而且確實使吳定良失去信心，在戰爭結束時，他放棄了這項工作。同時，這些資料也損失慘重。研究所從南京遷到雲南，又去四川，再到台灣。在長途的遷徙中只是由於少數幾位負責人的精心照料，才把這批材料的一部分運到了台灣。 楊希枚教授是一位受過訓練的生物學家，在戰爭時期他曾協助吳定良進行生物測量工作，他是到台灣的少數人之一；他被說服主持對這批人骨材料的研究工作。在此，筆者擬扼要談談他的一些主要報告的論點。 這裡談的這批材料主要是從侯家莊墓區出土的398個頭骨，實際上全部出自殉葬坑，坑中只埋頭骨而無體骨。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有這批殉葬坑的完整的發掘記錄。大多數殉葬坑埋有10具頭骨（圖58）。少數埋7具、8具，或少至6具。但也有例外，有的坑超過10具，甚至一坑中多達33具（圖59）。此外，考古學者發現有埋葬10人一組的無頭骨架，有時還發現頭骨雖與體骨在一起，但已身首分離。 圖58　侯家莊埋有10具頭骨的殉葬坑 圖59　侯家莊埋有多具頭骨的殉葬坑 楊教授對這批材料中的369個頭骨逐個進行了測量，並就每個測量的標準差，特別是頭指數、頭的長寬度數值，與其他民族，即阿依努人、巴伐利亞人、巴黎人、納夸達人和英國人的標準差進行了比較。他發現侯家莊頭骨各項標準差比上述五個對照組的都大。換句話說，無論與英國人、法國的巴黎人、德國的巴伐利亞人，還是與日本的阿依努人或與納夸達人相比，都說明安陽的材料應是異種系程度更高的一組。儘管我們只限於319具男性頭骨的比較，事實也確是如此。 楊的研究包括很有趣的形態學分析。他把侯家莊的頭骨分為五組。第一組（圖60）是古典的類蒙古人種。這組一般是中頭型，顴骨寬，鼻骨低，前額傾斜；從側面看臉幾乎是平的。頭蓋骨頂端幾乎也是平的。顴骨約比其他任何一組都寬。這種古典的類蒙古人的頭骨能在布略特人和楚克奇人的典型代表中找到。 圖60　侯家莊出土的古典的類蒙古人種的頭骨（正面和側面） 楊把侯家莊頭骨中的第二組（圖61）命名為太平洋類黑人種類型。這組的頭骨較長，頭指數為75。鼻根低平，鼻骨下端上翹。枕骨類似人字形屋頂。這一特徵與巴布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極為相似。 圖61　侯家莊出土的類黑人種的頭骨（正面和側面） 第三組（圖62）楊稱為類高加索人種，這組為數極少。楊只舉兩例。這組典型標誌是頭骨具有窄的顱和狹的面，頭指數為73.58。顴骨很小，但鼻骨發達。這與一具在美國出生的英國人的頭骨相比，它們如此相似，以至難加區別。 圖62　侯家莊出土的類高加索人種的頭骨（正面和側面） 第四組（圖63）是類愛斯基摩人種類型。與第一組相似，有寬大而發達的顴骨和寬的臉。有較高的顱，這與第一組不同。顱長高指數為76.35。顱頂端從前到後呈龍骨形隆起。鼻骨呈擠緊的銳角形，具有外翻的下頜角。 圖63　侯家莊出土的類愛斯基摩人種的頭骨（正面和側面） 第五組形態的特點，楊教授未確定。他對這組僅有的印象是在每項測量中都比其他組小（圖64）。 圖64　出土處未明的小型頭骨組的個例（正面和側面） 在上述的分組中，楊教授具體的選定是：第一組30具頭骨，第二組34具，第三組2具，第四組50具，第五組38具。 在此我們可對這五組的測量項目作些有趣的比較。筆者首先選取顴寬，因這是區別類蒙古人種與其他人種的一項特徵。請看下列比較： 所以很清楚，安陽頭骨或我稱之為侯家莊頭骨雖數量有限，但在人類測量學測量項目和形態特徵兩方面都表現出混合的特徵，這無疑是混合人種的結果。然而，首先我們必須澄清幾點。基本問題是由於材料出自殉葬坑，那末究竟哪些頭骨或哪些組能代表整個殷商民族呢？這也許是最難以回答的一個問題。因為無論在王陵里或其他地方發現的那些被砍頭並充作殉葬的犧牲者，可能是入侵殷商朝領土或觸犯王權的敵人，這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知曉的，並已為甲骨卜辭記錄和考古發掘所證實。董作賓在《殷歷譜》中用兩章專列出殷商時期的戰爭記錄。據知在武丁時，他曾指揮了一系列遠征，以抗擊主要從山西和陝西北部入侵的河套地區外族敵人，即方、土方和下旨（圖65）。公元前13世紀末，武丁用三年時間對付西北的戰爭（武丁二十九至三十二年）。在這三年中，他先用10個月時間征服下旨，然後又用長達二年多的時間征服了土方。方則地處西北邊陲。據甲骨文記載，在武丁三十年的七、八月幾乎連續出兵10次，每次達3000人，最多達5000人。董作賓比較了與這次戰爭有關的全部甲骨記錄(1)，認為方是《易經》、《詩經》記載的鬼方的另一名稱，《竹書紀年》也記載了這個重要事件。我的同事董作賓還指出，方準確的地理位置是靠近河套地區的西北角，靠近發現舊石器時代早期遺物的地方。這地區早期就是中亞遊牧部落經常遷徙的必經之地。所以，在這些牧民中發現與布略特人和愛斯基摩人混雜在一起的歐洲人類型的頭骨是不足為奇的。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戰事，如帝辛遠征東夷，這件事在卜辭中也有很多記載。所有這些，都為說明祭祀坑中出土的各種頭骨的異種系特徵提供了充足的證據。不過，這還無助於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統治這片領土達數百年之久的殷商民族究竟是怎樣的體質類型。如果我們比較楊先生研究過的幾組標本，似可確定的是，即便在類蒙古人種中也還有三組，即第一、四、五組。 圖65　來自河套地區和東蒙的三股敵人 多年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步達生教授，在初步研究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收集的史前人類遺骸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新石器時代華北居民和現代中國人無重大差異(2)。步達生是進行這方面研究的一位先驅，但他研究的標本數量很少，他的結論雖依據可靠的事實，但僅是初步的。 現在距步達生的時代已半個世紀了，雖然我們已收集了大量新資料，但還沒有像步達生那樣有能力的學者去作充分的研究。當然戰爭是造成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而現在，正當研究殷商人群問題之際，我們的處境幾乎比達步生更糟。我們既不能依靠祭祀坑的頭骨，也不能依靠殘破的體骨來作合理的推論。 除非我們不考慮古典的類蒙古人種、類愛斯基摩人種、太平洋類黑人種這幾組，並認為他們與中國華北人群的組成毫無關係，否則，我們就會面對著與步達生的發現似相矛盾的材料。 作為一個歷史事實，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些頭骨是入侵者的。 1932年《生物測量》雜誌發表了一篇最早根據頭骨測量對亞洲人種進行分類的論文，其中用26組人體測量資料進行比較(3)。當中有18組是東方或類蒙古種人的頭骨。該文作者是吳定良和莫蘭特，他們將這些東方民族分三類即：北方蒙古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他東方人包括西藏、爪哇、達雅克和他加祿等族的人。這三分法主要是根據所謂「種族相似性係數」劃分的。據吳、莫的測量，六個北方蒙古組的顴寬平均值的變異範圍從139.8公厘到144公厘，中國和日本的五個組是132—134.7公厘，其餘東方民族七組從131公厘到134.7公厘。同一論文中讀到用同樣方法測量五個印度組的平均值的最大最小範圍是127.8到124.3公厘。上述這一測量項目鮮明的對比不僅見於東方與非東方民族之間，而且也存在於三個東方民族的分組中，後者甚至更為明顯。過大的平均面寬值無疑構成蒙古人種民族一個特有的體質特徵。但吳定良和莫蘭特指出：「他們主要限於今外蒙古和南西伯利亞，其中心分布在貝加爾湖附近，阿爾泰山和庫倫城或戈壁沙漠以北。」 吳定良和莫蘭特的文章澄清了楊希枚稱作古典的類蒙古人種的第一組。比第一組更為混雜的類愛斯基摩人種，可能與西伯利亞西北部土著居民關係更密切。體質人類學者在一次有關中國人群的人體測量學觀察中，偶爾發現捲曲頭髮的痕跡，表現出巴布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的殘跡。但這確是較少見的。至於第五組和所謂的類高加索人種，很難說他們的基因有多少能明確地反映在現代中國人身上。 總的說來，採用如下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很早以來，華北平原是許多不同民族的支系匯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國人群就是部分地由這些民族集團融合而成的。雖然如此，我們應當記住，在這些支系中占優勢的無疑是蒙古人種集團。楊教授的研究和分析，有助於確切地解釋考古發掘和甲骨卜辭中反映的某些歷史事實。 ———————————————————— (1) 董作賓：《殷歷譜》。 (2) 步達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1925年）；另見步氏所寫《甘肅河南晚石器時代及甘肅史前後期遺址之人類頭骨與現代華北及其他人種之比較》，載《古生物志》，丁種第六號第一冊（1928年）。 (3) 吳定良、莫蘭特：《根據頭骨測量對亞洲人種的初步分類》，載《生物測量學》第二十四卷（1934年）。 參考文獻 《安陽發掘報告》，一期，二期，1929；三期，1931，北平；四期，1933，上海。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至現在。 安志敏等：《廟底溝與三里橋》，《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九號，北京，科學出版社。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古生物志》，丁種第一號第一冊，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 ——：《黃土的兒女》，倫敦，1934。 ——：《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匯報》第五期，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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