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十一章　經濟：農業和製造業

——殷商王朝的農業和其他自然資源 當盤庚把都城從現鄭州附近發現的可能為較早商都的隞（或囂）遷到今安陽的殷時，毫無疑問，這個王朝統治下的大多數人已是耕種了數千年的土地上的農民。因而，農業自然是這個王朝財富的主要來源。自安陽發掘以來，已發表的主要依據甲骨刻辭寫的關於農業發展的幾篇重要文章，其作者都是著名的專門研究這種中國古代文字的古文字學家。下面三篇文章可作為例子，用以說明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進展及農業科學知識的積累，對殷商農業的認識逐次增進的不同階段。 吳其昌在1937年紀念商務印書館著名的總編輯張菊生先生七十壽辰的專集中發表的論文代表第一個階段。(1)這是一篇充滿了當時固執己見的解釋，而經受不住嚴格檢驗的文章。 第二階段以胡厚宣的一篇重要論文為代表。胡原為董作賓的助手，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後，他到齊魯大學。這所學校戰時遷到成都，並邀著名史學家顧頡剛負責國學研究所。胡告別了中央研究院大多數成員在戰時昆明所過的艱苦生活，辭去了他在研究所的工作。到成都後，利用他為董作見習生時摹寫及研究發掘所得的甲骨刻辭的第一手資料，寫了一篇關於殷代農業的重要文章(2)。這篇論文標誌著客觀地理解及無偏見地解釋殷墟出土的原片甲骨刻辭的開始。 最近，可稱第三個階段的是從幾個不同角度研究殷商時期農業，特別是當作史前遺物，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比較資料。張秉權在1970年出版的紀念「中央研究院」前院長王世傑的專輯上發表了關於殷代農業與氣象的文章，成為這一階段的代表。(3) 確切說出殷商朝領土的大致範圍仍很困難。既然安陽是這個王朝最後的首都，所以就把它作為研究的起點。殷商王朝在此地是否建都273年仍有爭論，但這裡和鄰近地區在大約300年的時間裡是王國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看來是可以肯定的。 若我們看看現代安陽地區，我們遇到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呢？先看它的農業。我們這些多年在此進行田野工作的人自然知道小麥和棉花是兩種主要農作物。但最重要的農作物仍是小米，這是華北的主食，稻米和小麥也是日常食物。在河南省普遍種植小麥，而稻米並不普遍。這個地區的農民也種土豆和玉米，但較少。 在上面提到的農作物中，大家知道，棉花、土豆和玉米是近千年內從外國引進的。可追溯到殷商時期的農作物是小麥、稻米和小米。其中小米被大量發現於新石器時代遺址，經專家鑑定屬兩種不同的品種：Panicum milliaceum和Setaria italica。在中國的術語中也有不同的稱呼，但這些涵義不是根據科學下的定義。如「黍」一般譯為「圓錐花序的黏小米」或簡稱「變種小米」；而「稷」被譯為「圓錐花序小米」。在華北，直到20世紀中期黍米仍是農民每天的食物。 很清楚，殷商時期一般是種植小麥和稻米，許多資料表明小麥、稻米是常見的作物，但尚不知民眾對其消費程度如何。一些專家可能要提出關於稻的培育和小麥傳播的技術問題，這不是我們要詳加論述的；但這與當時社會經濟基礎有關，為了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的實質，可稍為說幾句。 人們常關心安陽及其附近地區供水量的問題。現在，安陽地區不種水稻，是因沒有充足的水量。那末，三千年前供水量比較充足嗎？許多考古學者回答是比較肯定的，這有兩個理由。不少資料表明殷商時期安陽的氣候較潮濕溫暖，安陽附近有象、犀牛存在，而楊鍾健對安陽動物的數量分析也表明，在大量馴養的動物中，水牛與豬的數量幾乎相等(4)。一個更直接的證據，雖帶有推論性質，但卻十分重要，即關於黃河下游的流向問題。據歷史地理學者的說法，黃河的下游曾向北流並在靠近大沽的渤海灣入海。據經學家胡渭的研究，直到公元前602年，即周定王五年，黃河是從這個方向流入海的(5)。這位著名學者認為，從大禹到周定王五年的一千多年時間內，黃河下游一直向北流。他的《禹貢錐指》被認為是近三百年來清朝學術的楷模。從公元前602年以來，歷史文獻記載黃河下游有五次大的改道：（1）王莽篡位的第二年，公元10年；（2）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3）金章宗五年，公元1194年；（4）忽必烈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5）明孝宗三年，公元1502年。作者引證的黃河下游的這幾次改道，在歷史記載上是很有名的；它表明，胡渭在精確的現代地理知識以前所作的研究，離實際發生的情況可能並不太遠。 在安陽發掘的動物骨骼中，最使田野考古工作者驚奇的是一大塊鯨魚肩胛骨，它的上緣長1公尺多，而且還有一些來自這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這些發現物清楚表明，在三千年以前安陽至少已有某種與海濱地區聯繫的方便交通工具。這些也給胡渭復原公元前602年以前黃河下遊河道提供了證據。這種地理的復原似乎也獲得了大多數歷史地圖集繪製者的支持，例如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赫爾曼地圖集》即是。 在對甲骨記錄中披露的殷代農業進行比較詳細討論之前，我想先概述一下殷商王國的經濟資源，特別是三千年前華北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 殷代的氣候和自然環境 據現代地質學和甲骨文的研究，關於三千年前安陽的氣候至少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殷商時安陽的氣候與現在大致一樣。傑出的古文字學家董作賓為倡導者，他查閱了甲骨文中所有的資料以支持這種看法。(6)董的學生胡厚宣與董持不同的看法。他假定三千年前安陽的氣候較現在溫暖濕潤。(7)除卜辭的記述外，他還引證了其他考古資料如犀牛的存在等。總之，雖有一些人同意董的看法，但胡厚宣的論述是相當有說服力的。無論怎麼說，楊鍾健及其同事對安陽動物群的數量分析(8)這種證據，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注意。如上所述，楊驚奇地發現，安陽動物群中，水牛是比其他類留下更多骨架的三種動物之一。據他估算，水牛骨有1000餘塊，至少相當於黃牛骨的3倍。這充分證明安陽的氣候適於水牛生長的事實，就是說安陽的氣候比現在潮濕得多。 這些情況，以及此時的黃河為一具有巨大水量的水道的事實，似能證明安陽及其附近地區不缺乏水的供應。這並不說明必然會造成胡厚宣所主張的那時安陽氣候的潮濕、溫暖。但地質學家提供的一些證據，表明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華北沿海地區（即黃河下游）大概常遭水災，主要是沒有很好地開闢水道。這就使河北南部、山東北部、河南東部，即太行山以東廣大地區，布滿了許多與黃河直接或間接相連的湖泊和小河。地質學家的一種理論認為，這是由於黃河水主要來源於喜馬拉雅山在更新世時堆積起來的冰川的融化。無論降雨與否，幾乎每年夏季都要泛濫，進入歷史時期後也是如此。這可能是從更新世結束以來的中國北方的情況。若承認地質學家這種解釋，那末殷商人馴養大群水牛也就有足夠理由了。此時我們大概可對這一地區種植稻米作進一步探討了。 可以回想起這樣一件事。在甲骨文研究初期，甚至像羅振玉和王國維那樣傑出的古文字學家也未能辨認甲骨文中的「稻」字。直到1934年，才華橫溢的唐蘭，綜合多人的研究成果，首次給甲骨文的「稻」字以一個合理的解釋。(9)唐蘭的考釋，相當一些人同意或支持，只有陳夢家例外，他認為此「稻」字代表與稻米完全不同的某個其他種類的穀物。 現代考古學多次證明，在古代，從浙江到湖北的長江流域地區都種稻。稻的遺蹟也在仰韶文化的陶片上發現。考古學者認為這是華北種稻的最早標誌。至於安陽地區，尚未進行這樣詳細的考查。但自1934年以來，古文字研究者對甲骨文中常出現的新辨認出的「稻」字給予了密切的注意。日本古文字學者島邦男非常辛苦地把甲骨文中的資料予以分類，於1967年出版了他的專著(10)。據他統計，有111條記載「黍年」，至少19條記載「稻年」，似乎沒有「小麥」的記載。依據這些比較數字判斷，小米有更長的種植歷史，而且比稻米有更廣闊的分布地域。現代考古學還不清楚稻米的起源。據現代考古發現所示，中國南方首先種稻，而小麥可能是從外地引進的。因而，即使在殷商領土的河北、山東和河南省這些種稻的地方，其種植面積也比小米（黏小米或非黏小米）少。然而在甲骨文中發現稻米產量的記錄幾乎為小米的五分之一時，似乎表明在麥和稻的種植上，殷商人一定大力提倡源於長江流域地區的，直到晚近才種植的稻米。 商朝的遠祖可能與首先種稻的長江流域土著居民有密切交往。商王朝以前的人與龍山文化時期的人有明顯的密切聯繫的事實，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看法。在安陽發掘時，我們的最引人注意而又迷惑了幾批考古學者的地下建築中包括地地下水溝。與這種地下建築類似的例證最近在鄭州附近一處更早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我們的謹慎的田野工作者對安陽發現的地下水溝從未給予任何進一步的、系統的解釋。筆者現在認為，由於殷商的水稻種植在各種研究的基礎上得到證實，所以我們有可靠的依據認為地下溝網是殷商灌溉渠發展的遺蹟。這樣解釋與該地區各種河流、池塘的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另外，安陽發現的溝似是盤庚遷都到此之前早商居民開挖的（圖30）。 圖30　小屯發現之地下溝渠，據推測為灌溉用 如果我們把稻米種植作為這時期該地區農業進一步發展的主要表現之一，那末它就為殷商人的遠祖與中國東南部尤其是淮河、長江流域的居民之間的聯繫提供了證據。這些以後還要談到的重要聯繫，將有助於我們了解許多在安陽發現的，但至今仍不十分清楚的其他考古現象。例如，釉陶即是其中之一。這種陶器開始出現於安陽陶器群中，其製造技術和器形完全是獨特和陌生的。但是最近的考古發現已證實，最早的釉陶大概與位於安陽東南的江蘇北部青蓮崗文化有關。 另一例是養蠶。雖然絲本身已發現在安陽的青銅器和其他手工製品上，但還未進行科學鑑定。而「蠶」這個字確在一片甲骨刻辭中出現，並受某種祭享。看來殷商人已植桑養蠶。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長江流域的錢山漾遺址發現了顯然為絲的遺物。若把所有零星發現的養蠶遺物的材料匯總一起，可看出雖然絲最早出現於仰韶時代，但可以更有理由推斷它是早期長江流域文化的一部分。從錢山漾這樣一個地方，在文明史開始前，絲、稻米和釉陶一道向北傳播，於殷商時期更推進一步發展。 在我們結束談論農業資源的問題前，還要說一說小麥。小麥很顯然也是殷商時期主要穀物之一。很早前古文字學者推論小麥是從外國引進的，主要依據是從文字學角度出發的。最初甲骨文中的「麥」字也被釋為「來」（「麥」—「來」）；從這個字有兩個含義出發，他們推論這一定是由於華北的小麥是從其他地方引進的農作物。筆者認為這一推論是牽強附會，不能成立的。然而，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既無法支持也無法反駁這個推論。 無論如何，小麥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首先在美索不達米亞種植，大概已是個既成的事實。若甲骨文中記載的華北的小麥是從西方或其他地方引進的，這也不奇怪。據張秉權教授研究，小麥在中國種植，再晚也在最早的甲骨記錄之前。(11)小麥的種植是否像小米那樣普遍，這很難說。根據農業祭儀，包括在求雨、求禾、求年及許多其他禱告中提到的莊稼來判斷，小麥無疑是當時主要農作物之一。 總之，最近五十年來學者們各種研究的結果，使我們有了關於殷商農業資源的豐富資料。毫無疑問，一般平民以小米為主要食品並釀酒，而小麥和稻米似為比較特權的人士食用。 張秉權根據甲骨記錄中提到的與農產有關的各種地名，並對其進行了研究考證；推測當時地域的分布，北至山西南部，西到陝西東部，東臨山東的臨淄，南及蘇皖，東北至哪裡他未確定。這大片的良田沃土似乎包括了後代史學家稱為中原的大部分，無疑這也是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區。 商代人是否百分之百地過定居生活，這一直是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不少人認為殷商居民一部分仍過著放牧生活，甚至處於遊獵階段。羊和牛作祭牲屢見不鮮，據此可判斷殷商人中一部分是王朝統治下的草原牧民。 下面談一下自然資源。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殷商漁民和獵人有高超的手工技藝。商代人在石、蚌、骨上雕刻小魚為護身符習以為常。鹿是安陽三種最多的動物之一。這與甲骨卜辭中田獵的記述共同說明：逐捕野獸是王室體育活動之一。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安陽及附近地區，或在西部靠太行山麓，有許多野獸經常出沒的茂密森林，而沿黃河下游一帶有不少產魚的湖和溪。 手工藝、製造業和貿易 關於殷商的工藝技術將在下章的裝飾藝術中論及，但在這裡作一個概述，可增進我們對殷商文明的經濟基礎的了解。安陽考古發掘期間，出土的手工製品大大加深了我們這方面的認識。因為這裡手工製品異常豐富，很容易按照一般的理解，根據手工製品的質料把它分成幾組。筆者認為分以下幾組較宜：（1）石業，包括所有的石製品，既有裝飾品，也有實用器物；（2）陶業，包括所有陶器；（3）制骨業；（4）青銅業；（5）其他重要產業，包括紡織、建築工程和交通運輸等。還需指出，安陽出土的某些手工製品不能列入上面任何一組中，例如大概從外地輸入的穿孔貝。但總的來說，上面的幾組產業包括了這時期物質文明的最基本方面。下面簡要講講四組較重要產業的主要研究成果。 石業　在所有人造工具中，石器有著最古老的傳統，至少遠到考古學家能證實的時候。當然在20世紀，石器仍有各種用途。就安陽出土物來說，由於一個簡單原因，我特別注意石製品。五四運動時期，許多新史學家認為殷商仍處於石器時代。所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開始發掘這個歷史遺址時，除有字甲骨外，董作賓非常注意石器(12)。1952年，筆者對過去在安陽收集的全部有刃石器作了系統研究，約有444件標本(13)。這個數目與同一遺址出土的青銅工具的數目相比是微小的，它說明這種工具僅限於某些用途，其中多數可能是早期文化的殘存物。儘管如此，正如我研究後指出的，有一個事實必須承認，這就是青銅時代的殷商人仍使用石器，尤其是石斧、石刀。 安陽出土的石制產品大體可分為：（1）武器；（2）工具；（3）裝飾片；（4）祭祀用品。在這四組石器中，大部分石制武器，特別是箭頭，已被青銅代替，所以在安陽收集的石箭頭除少數外，都是更早時期的殘存物。但那時石制工具則廣為應用。有刃工具如斧、刀、鏟和挖掘工具等，顯然仍普遍使用，這已被出土的殷商時期成千件標本所證實。同時，石制容器如碗、碟、臼和其他製品如硾石、磨盤等在殷墟也常發現。在裝飾品中，我們發現了石製品中最奇特的一類，即一系列雕刻品。有些是建築上的附加物，包括幾個大理石貓頭鷹和虎頭怪物像，也有較小的雕刻物如鳥、豬和龜。一些大的雕刻物背上有長條形凹槽，表明它們原來可能是嵌在房屋牆上的角形隆起物上的。除裝飾品外，還有一組大概僅在祭祀場合用的大家熟悉的璧和琮。後代這些物件大都是以玉為質料，但在殷商很少是用這種貴重石頭制的。在這方面，應該提及，商代有些戈的援部似乎是由外觀像玉的貴重石頭製成的；但當仔細審查這種東西後，從技術意義上言，它們很少是真正的玉。它們不是縞瑪瑙、蛋白石，就是玉髓或其他性質類似的石頭，偶爾也發現真正的玉，但極少。 如果我們根據它們的製作方法將其分成等次，就會發現，殷商石製品有著從最粗糙的、原始的打擊石器的方法到最精緻、在技術上高級的製備階段。例如，礫石用於柱礎，無任何加工；箭頭之類的武器用壓或打下落片的方法；至於錘、斧、鏟之類的大型工具的製作方法則根據石料的自然性狀而不同。對於質地軟的材料，簡單的敲下小片修理一下即可；對硬的材料，一般採用錘擊或鑿的方法。對較珍貴又堅硬的石料，至少在最後一道工序時常用磨光法。磨光工藝，從安陽出土物看可分不同等級。對真正的玉，其製成品當然需要很高的技術；但安陽出土的大部分「美石」，不管真是玉或不是，都被精細地磨過。 陶業　這一類依其主要特徵可分三組：（1）陶人像；（2）陶器；（3）雜類。陶人像發現較少，但很重要。其中有兩個曾引起學術界極大注意，他們都穿衣服，顯然是囚犯，雙手被綁（見第十二章的敘述）。奇怪的是，在十五次發掘中，這種人像一直很少發現。 陶器是此時的大宗產品。(14)第六章中我已對收集的主要部分予以簡要介紹，但在這裡我要較詳細地研究這種產業的重要特徵。 殷商時典型陶器可分為下列五類： 黑陶片總數達2655片，比第三類白陶多得多。此外，還有一片彩陶。 陶器較多的即第一類灰陶的一些特徵值得注意。正如上面所說，它們占十五次田野發掘登記的25萬片的90%。然而，它們的性質不同。雖大部分陶片有繩紋，但並不均勻地分布於表面，在壓痕和結構方面也是有變化的。火候也不同，有些淺灰陶片看來燒得一致，但另外一些則不是這樣。 將這組稱灰陶，主要是多年來每個發掘者都熟悉的約定俗成的田野術語。當把各次發掘的出土物集中到一起時，如果更詳細地分析比較，立即會發現這些灰陶不僅質地、硬度、表面紋飾不同，而且色調也不一。我最後將它們分為四級：（1）淺灰色；（2）標準灰色；（3）深灰色；（4）暗灰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色調愈深的，同一陶器上的陶色極不一致；淺灰色的陶器則無論器形如何複雜，整個器表顏色是均勻的。吳金鼎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華北的史前陶器，他認為淺灰陶反映技術的進步。這大概是殷商時代小屯制陶業的一項發展。 其他組器表面看來很一致，但也並非完全純一。如比其他組更使人注目的白陶就有兩種明顯不同的色度，雪白和稍發黃。這種陶器在中國和日本分析了多次，它的化學成分顯示出與製作現代瓷器的高嶺土驚人的相似。安陽白陶一個特徵是這些陶器有精緻的紋飾，與同一地點的青銅器相似。從器型學上來說，大多數白陶為豆形器——高座盤，也有三足和圈足的，很明顯與青銅器的紋飾相近。應注意的還有一些硬度低而無裝飾的白陶片。這些素麵的軟陶片，在安陽陶器研究中對於探討白色器皿的起源和最終的源頭是重要的，因為它們在器形、圖案和泥土混合等方面似乎更原始。 除了白陶，還要說說另一組不尋常的上釉硬陶。這一類大多數是瓿形器，器上有一刻紋裝飾帶，器蓋大而呈碗形，蓋至肩部。 正如筆者在《殷虛器物》那本專集中所述，陶器可分十類：（1）圜底；（2）平底；（3）圈足；（4）三足；（5）四足；（6—9）為新的類型保留的型號；（10）蓋。這個分類很有實用意義，特別是當其他容器的器形，如青銅器、石制容器或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陶器放在一起比較，它可作為這種比較研究的標準。 第三組雜器包括大量的小器物，像大理石紋的陶環、陶網墜、紡輪和其他不知用途的器物等。 制骨業　按傳統說法，骨器與石器一樣古老。我們清楚地知道，在周口店的北京人使用骨器刮削、挖掘。殷商時期這種產業已進入非常高的發展階段，幾乎與石業一樣精緻。在安陽發掘中，發現不少貯藏坑中有一半填的是未加工的骨料，很明顯這是為制骨作坊收集的。安陽出土的骨器可分為兩組。我先談一談占卜用的肩胛骨。在這個時期，占卜用的骨幾乎限於牛肩胛骨和龜殼。這些可能由專門的人收集，還要有一定技術和技能的專門人員整治。完全可以這樣假設，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可能屬於特權階層。 其他骨製品也需要有一定訓練的制骨工人。首先應提到的是不同形狀的骨箭頭，它們多數用於打獵。在安陽發掘中這類遺物很豐富。日常使用的骨器有針、錐、削等。 在下一章中有兩種器物將受到更多的注意。一種是柶（刮刀），在安陽收集的有幾種不同形狀。古物家總認為這是食具，但究竟作什麼用仍需進一步研究。另一種是笄，商代婦女可能特別注意精心裝飾頭髮，主要裝飾物是用頂端雕刻的骨或玉制的笄。在豐足的年頭，有些笄是用象牙和寶石雕刻而成，但保存下來的極少。 青銅業　安陽發掘的青銅器可分四組：禮器、武器、工具、供奉死者的小件器物。其中禮器和武器一開始就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關注。日常使用的刀、切割器、斧等工具保存下來的極少。專供殉葬用的小型器物頗使田野考古者驚奇。也許應增加一個第五組，即裝飾片，它們是雙輪馬車或其他交通工具或木家具等組合物的一部分或附件。安陽發現的青銅器數量極多，最近筆者和萬家保先生共同研究這些青銅器，每人研究特定的一組問題。因為萬家保具有冶金學和工程學方面的知識，所以他研究鑄造問題。他根據田野工作者收集的資料，進行了一系列的鑄造實驗，以探討商代青銅器的生產方法。筆者則專門研究不同青銅器的器形和演變、紋飾方法及其母題。我們二人多年持續工作的結果，是出了五本關於青銅禮器的專著，已在《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發表。(15) 這一研究的某些結果具有普遍意義，應該在此談一談。首先在技術上，通過實物和實驗證實了商代工人用塊范法鑄造青銅器。安陽田野考古工作者收集到幾千片陶范，其中有的經拼合能復原。以此為基礎，歷史語言研究所用哈佛—燕京社資助的一筆專款，建了一個研究安陽青銅鑄造技術的小實驗室。實驗從根據商代青銅器的原型製作塊范開始，它事實上是用以鑄造的一個模型的負面。將泥范印在模型上，然後像陶器一樣焙燒。當塊范組合在一起後，組合的內面即是將要鑄造的青銅器的外表的負面。技術細節比這裡講的複雜得多，對此感興趣者可參看《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的原文(16)。實驗的第二步是探討怎樣將熔化的青銅汁澆注在組合的陶范內。此過程的詳細情況已在原報告中用中文和英文介紹。只要說說用這種方法鑄造的青銅器具有商代器物的獨特標誌即夠了。這表明這種實驗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即確定了商代青銅禮器都是用塊范法鑄造的。實驗只限於青銅禮器。因為其他類器物未作實驗，所以武器、工具和其他青銅器物是否都用塊范法鑄造還不能肯定。不能忘記提一下，據實驗所示，我們能提供失蠟法在商代不存在的重要證據。這也很重要，因我們以前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方法的確存在於這一時期。 安陽出土的各種青銅器物的器形表示其不同的來源。其中有些無疑是土生土長的，其來源可上溯到史前時期，如武器中的戈、青銅禮器中的觚和工具中的刀等。同時也有相當數量來源於與外地的交往，有一些可以肯定是與外國同源的，如武器中的矛和工具中的銎斧等。 筆者非常注意安陽收集的青銅禮器器形的演變。在殷商墓中普遍發現的爵和觚這兩種容器的起源和演變已得到了明確的探求，它明顯表明這是最名副其實的中國本地的發展物。其他明顯為中國本地器物的三足和四足鼎、甗、斝等，也常在各種殷商墓中出土的青銅器物中發現。還有一些青銅禮器如罍、壺、簋、甂、觶和卣等。對這些容器的探索結果表明它們是從華北的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器形演變而來的。但對各種工具和武器卻不能這樣說。工具中如銎錛或斧幾乎不能在中國找到其祖型，因而曾被當作在安陽時期很久前中國青銅時代受西方影響的確鑿證據。歷史語言研究所成員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們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現，可能還有雙輪車，是由於與外界交往的結果。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實上，所有青銅禮器顯示了地道的本地產品的特徵。所以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即就青銅文化的整體來說，武器和工具的發展究竟是在禮器之前還是在此之後。 其他產業　除上面介紹的四種殷商產業外，人們會注意到還有另外同樣重要的產業，但因考古遺物太少，所以對它們的了解是很有限的。然而，在此我必須談談有關它們的情況。首先是由於砍割工具如短柄斧、斧、錛等的高度發展，那時木器業一定存在。某些木雕甚至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石璋如在小屯發現了一個幾乎完全腐朽了的木質漆豆的痕跡。侯家莊大墓中的許多遺物使我們聯想到它們是精緻的木製器物的腐朽部分。雙輪馬車上帶有許多青銅零件，可以肯定車是木製的。最重要的是房子，無論地面上或地下的，沒有木料幾乎不能營建。遺憾的是其詳情已完全不可知了。 除木器業外，應提一提紡織業。原來可能用於包裹的織布遺物，有時在青銅器和其他質料的器物上發現。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詳細的考察。纖維可能是絲的。也許商代人用毛、麻和絲做衣服，但考古學者除了紡輪外，未發現任何與紡織業有關的工具。 ———————————————————— (1) 吳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代農稼情況》，《張菊生紀念論文集》（1937年）。 (2) 胡厚宣：《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上冊，又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1945年）。 (3) 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4) 楊鍾健：《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載《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1949年）。 (5) 胡渭：《禹貢錐指》，載《皇清經解》（1896年）。 (6) 董作賓：《殷歷譜》卷九，第45頁。 (7) 胡厚宣：《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下冊。 (8) 楊鍾健：《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群補遺》，載《中國考古學報》第四期（1949年）。 (9) 唐蘭：《殷虛文字記》，載《考古學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 (10) 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東京，大安株式會社。 (11) 張秉權：《殷代農業與氣象》，載《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第306—307頁。 (12) 董作賓：《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 (13) 李濟：《殷虛有刃石器圖說》，載《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1952年）。 (14) 參看李濟：《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 (15) 這些出版物的目錄，見本書附錄參考文獻中李濟和萬家保著述條目。 (16)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載《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之《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本（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