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 · 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發現及學術界的初步接觸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27年（應為1928年——譯者）在安陽開始科學發掘之前的近三十年間，商朝的甲骨文已為中國的知識界和少數歐美學者所知曉。舊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怎樣認識到對中國古文字學起了革命作用、並為在華夏大地上發展考古科學事業鋪平了道路的這一新發現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學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當作墓地使用了(1)。證據表明，當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時，他們常發現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時的一些學者像19世紀的古文字學家一樣有教養，發現了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國學者可能早在13個世紀前就認識甲骨文了。這個假定根據的事實是現代發掘出來的隋墓；在覆蓋這些隋墓的土層中，不止一次發現有許多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這一有趣的地層堆積，僅想表明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在智力的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著某種次序前後相接的階段。19世紀末甲骨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不如說是學者們不斷努力的結果。1899年發生的事是有長期的思想準備的。認識清朝的學術思想史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條件促使學者們得以達到了解和承認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階段。 清朝經學的兩個學派，與這個智力階段的成熟是有密切關係的。我想首先談談考據學的潛心研究。早在北宋時這種研究就開始了，但直到17世紀初才得以蓬勃發展。顧炎武（1613—1682）是這個學派的第一位大師。追隨他的有清初另一些著名學者的學派，他們發揚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梁啓超這位光緒變法運動領導人和近代中國文學改革的先驅者，把這種精神簡要地總結為：「『清代思潮』……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2)除顧炎武外，梁還提到了這個運動的共同發起者閻若璩（1636—1704）。閻成功地證明，在一千多年裡被人們視為像西方的舊約《聖經》一樣神聖的《書經》，其中大部分是後來一些狂妄的經學家所偽造的。閻若璩的證明有力地促使考據學（或古典版本的校勘）成為經學的主流。以後戴震（1723—1777）是這個學派的領導人。追隨他的是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如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吳大澂（1835—1902）。新運動的趨勢主要是重新檢驗其他的經典。這種學術進取精神逐步擴大到對所有古代重要原著的審查。從乾隆到道光年間，這個運動發展到了高潮。 與此同時，伴隨這一發展的還有古文字學（金石學）。大家知道，早在北宋時這種研究就開始了。雖然它幾乎完全被後來的元朝、明朝所忽略，但到17世紀初期，在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中，這個學派又復生了。金石學是學習校勘學的必修課，即不僅要求熟悉全部古代的經典原著，而且要具有古代中國文字史的淵博知識。梁啓超在上述書中談到關於古文字學家的金文研究的意義時說：「其所考證，多一時師友互相賞析所得……自金文學興而小學起一革命。」以前梁啓超還說過中國的古文字和許慎的《說文》相始終。《說文》像古代的經典一樣，所有受教育者都視其為對中國文字字義和起源的唯一權威性解釋。金文的研究一出現，古文字學家即開始對《說文》的權威性產生了懷疑。許多研究古代的學者發現金石學能給古代原著提供更正確的解釋。 據容庚說，1910年葉銘在其編輯的銘文研究目錄中列舉了492個標題(3)。儘管學者們認為目錄中錯誤較多，但它表明了潛心於這個特殊知識領域的清朝學者的極大智慧。至於說這些學者對古文字研究的發展作出了什麼貢獻，僅舉一例就足以說明。 大家都熟悉吳大澂的名字，因為他對古物的研究早就引起了西方漢學家的注意。在他的許多貢獻中，對古玉的研究特別著名。伯索爾德·勞佛是北美研究中國學術的先驅者之一，在他1912年出版的著名的關於玉的專著的序言中說：「由於吳的材料的巨大考古價值，我幾乎全部加以複述。」他接著說：「吳大澂沒有被舊的桎梏所束縛，也未曾被他接受過的學術傳統所阻礙；他用清晰開放的頭腦，批判了註疏者對《周禮》、《古玉圖譜》及許多其他著作的錯誤解釋。他的常識指引他獲得他的先輩預想不到的新的顯著成果。……」(4) 吳大澂的《古玉圖考》在1889年第一次出版。在這之前五年吳還出版了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即《說文古籀補》；這部專著可以說是作為清朝一個經學家的中國學者，在研究金石文字的基礎上所撰寫的第一部系統指出《說文》錯誤的著作。一部附卷《字說》也和《說文古籀補》同時出版。《字說》主要研究在金文中發現的約36個字，作者的解釋與《說文》論述完全不同，有的甚至是相反的。這些不同主要是針對對先秦文字字形的錯誤判斷和解釋。換句話說，金文提供的資料完全證明許慎的《說文》不是盡善盡美的權威性著作。這裡不再詳述其他實例，有興趣者可讀吳的原著。我想指出的是19世紀末期學術界的一般傾向。這個時期，在考據學和金石文字研究成果積累的基礎上，在乾隆、嘉慶（1736—1820）學風的影響下，中國古文字學已發展到了一個急需尋找和研究新資料、新觀點的階段。此時，千餘年來《說文》加於中國知識界的桎梏已完全鬆弛乃至解脫。 所以，當在這種傳統薰陶下的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圖1）偶然看到甲骨文時，其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他馬上採取措施，收集這奇異的、從前無人知道的文字。王懿榮——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政治家，其發現刻字甲骨的真實情況仍不清楚，甚至他發現甲骨的確切年代也不能說准(5)。但無需爭論的是，他的收集活動開始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以前。廣泛流傳的關於王懿榮劃時代發現的故事是從在他家發生的一場瘧疾開始的。主治醫師的藥方中有味藥是「陳龜版」，家庭的主人顯然也是位醫藥行家，所以當藥買回去時，他親自查看藥的全部成分。當他發現「龜版」上有古字，感到十分驚異。這些字他雖不認識，但立刻被吸引住，遂命僕人赴原藥店，把所有的「龜版」買回。 圖1　福山王懿榮（文敏）先生像 這個故事的真實程度如何，至今無人能確定。但人們皆知王懿榮是第一個收集刻字甲骨的學者。 我們見到的關於甲骨文最早發現的資料主要來源於董作賓。關於後來他在安陽發掘中起的作用將在後幾章中敘述。1928年當董作賓被派遣到可能作為考古遺址的安陽小屯調查時，他主要根據和小屯村民的談話，記錄了大量關於甲骨早期發現的史料。他在寫給主持單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報告中，按年代順序簡要地把關於甲骨文發現、收集和研究的事件列成表，即後來於1930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一書。在隨後的安陽發掘過程中，董作賓繼續調查甲骨早期發現的情況，研究文字的記載，與早期的參與者座談。在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修訂本中，董把一些與原來不同或相反的新資料都補充進去了(6)。因列入董作賓的編年史表中的最早記載涉及甲骨學上後來發生的事件以及各參與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所以在這裡我擬簡要概述董關於第一年即1899年的五次記事。下面的敘事依據董的編年表（1937年版）。 （1）董寫的1899年第一次記事：「先是，遠在本年以前，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北地濱洹河之農田中，即常有甲骨發現，小屯村人以為藥材，撿拾之，售於藥店謂之『龍骨』。村人有李成者，終其身，即以售『龍骨』為業，今已老死。所謂『龍骨』，多半皆為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為細面，名曰『刀尖藥』，可以醫治創傷，每年趕『春會』出售。整批則售於藥材店，每斤價制錢六文。有字者，多被颳去。」 （2）1899年的第二件事是根據筆名為「汐翁」的作者寫的一篇文章，董作賓指出他寫的時間不對，應提前一年。第二件記事：「是年，丹徒劉鶚鐵雲客游京師，寓福山王懿榮正儒私第。正儒病痁，服藥用龜版，購自菜市口達仁堂。鐵雲見龜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與驚訝。正儒故治金文，知為古物，至藥肆詢其來歷，言河南湯陰、安陽取價至廉，鐵雲遍歷諸肆，擇其文字較明者購以歸。」 這記事與前面提到的關於王懿榮家鬧瘧疾一事的細節有些不同。董作賓把此事記入編年史表中，但無人能肯定此事件發生時最初的情況。這裡第一次提到劉鐵雲（圖2）。關於他後來對甲骨學的重要貢獻後面還將進一步介紹。 圖2　丹徒劉鶚（鐵雲）先生像 （3）1899年的第三件記事，是較為一般的。它是根據董作賓與小屯村民的談話記錄的。編年史表中僅提到一個名叫范維卿的古玩商人為大收藏家端方遊走。端方是一個有文化修養及有與歐洲人接觸經驗的清朝官吏。范四處遊走，尋找能取悅主人的任何古玩。他在彰德（安陽）停下，發現了幾塊刻字甲骨，於是他敏銳地感到自己將要發大財了。現在仍流傳著這樣的故事：總督端方對這批新的古玩極為滿意，以至按字骨上的每字2兩半銀子的高價付給古玩商。這優厚的報酬更進而慫恿范估的廣泛遊歷。與前兩個事件一樣，這個故事也既不能證實又不能否定。總之，關於端方收集甲骨的故事只在古董商和小販中流傳，沒有實際的學術影響。 （4）第四件事：范維卿又以每塊2兩銀子的價格賣給王懿榮12塊龜甲。董作賓是從明義士未出版的講稿中獲得這一消息的。明義士是長老會的傳教士，關於他在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收集甲骨的活動下面將要談到。明義士的消息來自范維卿本人。 （5）董作賓的編年史表中1899年最後一次記事有兩個來源：一是劉鐵雲(7)；二是羅振玉（圖3）的1914至1915年旅行日記(8)，其中有他親自訪問小屯的記錄。董對是年的第五件事簡述如下：「劉鶚《鐵雲藏龜》自序云：『龜版己亥歲出土，在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蓋范等估人……希圖專利，不肯告人以真實出土之地，劉氏所記，乃受其欺。上虞羅振玉叔蘊《五十日夢痕錄》言之甚詳。」羅振玉以考證甲骨的出土地點及寫作多部研究古文字的著作而聞名，下面將要介紹他。 圖3　上虞羅振玉（叔蘊）先生像　海寧王國維（靜庵）先生題署 上面關於中國學術界對甲骨文初步認識的五件事，是董作賓記述的摘要。他把畢生獻給了認識這些古代文字的科學研究。 儘管尚存若干有待查明之處，但王懿榮應被認為是第一個認識甲骨文學術價值的人。清史是這樣記載王懿榮的：「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蔭並稱其博學。」(9)1900年義和團運動高漲時，王懿榮自盡身亡。人們普遍認為他收集的刻字甲骨大部分落在劉鐵雲手裡。據不少專家講，劉鐵雲也從范維卿那裡買過刻字甲骨。 在1936年出版的劉鐵雲日記中有一些關於他和王懿榮的早期收集活動的補充資料(10)。董作賓校訂編年史時，可能認為這些不適用，故未編入。劉氏辛丑年（1901）十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說：「商人趙執齋送來一些龜殼，有些是大塊。晚上我進行了清點，總數達1300塊。收穫極豐！」陳夢家據此推論劉鐵雲早在1901年就開始了自己的收集活動。(11) 如果可以把王懿榮比作中國古文字這個新學科的查理·達爾文，大家都會同意把劉鐵雲列為托馬斯·赫胥黎。劉鐵雲是王懿榮的最重要的後繼者有兩個原因。他不僅繼續努力收集甲骨（陳夢家估計他至少收集了5588塊）(12)，而且他又是第一個對這些完全不為人知的古字進行墨拓印刷並出版的具有遠見的人(13)。1903年出版的六卷書中，劉印了1058塊甲骨，羅振玉、吳昌碩及他本人寫了前言及序。這是第一本論述刻字甲骨內容及性質的出版物。 一年後，即光緒二十年（1894年），另一傑出的學者孫詒讓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甲骨文研究著作，但直到1917年才出版(14)。他也許是清朝後期最有學問的人之一。他是《十三經》中《周禮》的卓越的注者。他編纂並批判地修改過去的一切註疏和評語，於1899年完成這一巨大工作。當他第一次讀劉的《鐵雲藏龜》，看到複製的拓片時，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蹟，愛翫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者參互寀繹，乃略通其文字。」 ———————————————————— (1) 　關於小屯發掘的隋唐墓的討論，參考此處。 (2) 　《清代學術概論》，載《飲冰室合集》第八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頁。 (3) 參看容庚為容媛的《金石書錄目》寫的前言，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二（1930年）。 (4) 　伯索爾德·勞佛：《玉石——中國考古和宗教之研究》，載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1912年版，第13頁。這位著名漢學家在書中多次提到並引用吳大澂的著作。 (5) 　在1898年（據汐翁）、1899年（據羅振玉、王國維）乃至1900年三者之間選擇。 (6) 　董作賓：《甲骨年表》，載《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又見董作賓、胡厚宣：《甲骨年表》，載《史語所單刊》，乙種之四（1937年）。 (7) 劉鶚：《鐵雲藏龜》（1903年）。 (8) 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載《雪堂叢刻》第二十冊（1915年）。 (9) 《清史稿》卷四六八，第5967頁。 (10) 載劉鐵雲的日記中有關甲骨文的購買和其他交易的記載，見《抱殘守闕齋日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1936年）。 (11)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陳氏從同年劉鐵雲日記的另一條目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條目（十月二十八日）寫道：「今早王端士（王懿榮之子）來……端士云：文敏（王懿榮）計買兩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餘金……極大者不過二寸徑而已……」陳夢家從這一條中得出結論：「劉氏似並未看到他的甲骨，當時王氏對此秘藏並不輕以示人……劉氏只相信王氏庚子年買了兩批，並無全甲說……因為王氏收藏甲骨很嚴密，外界有許多無稽之談。」 很清楚，陳的四點結論只有一條是根據劉氏的日記得出的，可以相信，如果日記無誤的話。其他的推論聽起來很富想像力，大概是陳氏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對王氏秘藏甲骨的指責沒有任何有力根據。劉鐵雲在他的《鐵雲藏龜》自序（1903年）中就寫道：「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見之狂喜，以厚價留之。」從劉本人寫的文字來看，沒有任何證據說明王對購買甲骨一事保密。 (12)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649頁。（原文作3588塊。——譯者） (13) 劉鶚：《鐵雲藏龜》（1903年）。 (14) 據羅振玉的《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年）序言說，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手稿是由孫本人寄給羅振玉的。參看本書第二章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