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談 · 一、前往判官巷
前言
由於工作原因,我時常四處旅行,在外期間往往讀不到報紙。回到家裡,面對一攤舊報,又懶得逐一翻閱,有時錯過了重大新聞,自己卻渾然不知。
此次《ALL讀物》 [1] 編輯部帶來三份手記;三起事件之中,有兩起恰巧發生在旅行期間,我都不得而知。其中一起據說曾在《社會之窗》 [2] 播出,既然電台採訪過,先前應該也上過報紙。
編輯部最初的意思,是要連載時事評論,主要依據罪犯的手記,在當月熱點中挑幾件有代表性的來談。可我將這幾篇手記讀完,卻感到一片茫然,不知如何處理。確實,手記是當事人的記錄;每個當事人固然有其獨一無二的特質,但當事人的手記卻未必如此。任何人做下的事情,自然帶有其本人的個性因素,但未必能在手記中體現出來。手記不能體現個性,那便毫無意義。至於這幾篇手記,對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算是記錄了一星半點;不同當事人的性格輪廓、家庭輪廓,從中或許也能推測一二。但我總感覺,一味分析輪廓沒什麼意義,工作做得很辛苦,提不起幹勁。一旦喪失了動筆的欲望,每天只有無所事事,望著截稿日徒然興嘆,倍感重任在肩,渾渾噩噩,苦不堪言。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問題是選錯了素材。我若要理出頭緒,必須得了解更多信息;信息不足也無妨,至少得讓我感受到當事人的內在本質,就算只有一處也好。當事人講述自己的故事,當然超不出自身的知識水平。我所能做的,也僅僅是從我的角度出發,對故事形成一種新的理解。問題是,當事人的由衷之言我接觸不到,因此實在難以下筆。比如說那個殺了人妖的少年,假如我和他見面,親耳聽他講述,就算口述的內容與手記一致,從中得到的信息量也會大有不同。現如今只有一篇手記,不可能聽到真實的聲音。甚至連手記本身的真實性,也未必能夠確定。犯人遭到逮捕之際,或許是審訊案情的最佳時機,卻未必適合自述心境。拿這篇殺死人妖的手記來說,假如對作案事實的描述更加細緻具體,同時對離家出走前的爭吵也詳加記敘,那麼我就能夠從中把握少年的個性。每個當事人都有其獨特的個性,可惜手記不過是流水賬,我也只能憑空推測了。如此一來,不管案件本身多麼光怪陸離,只要描述僅限於心理輪廓,手記再多也不過是紙上加紙。當初欣然接下這份工作,是敝人考慮不周。
綜合上述諸多因素,從下個月起,我就不用罪犯的手記了。稅務局員工毆打婦女的那篇倒還有點意思,可惜只是一面之詞,頗傷腦筋。這種情況,不僅當事雙方的手記,連證人的手記也必不可少。畢竟犯罪內容不好處理,下個月起,我準備搞一點簡單的題材:比如個人或團體之間產生糾紛,各執一詞,我兼聽雙方說辭,然後就其中的時代特性、社會百態及人心偏向,獨具一格地加以指摘,展開批判。近來佐藤春夫 [3] 、河盛好藏 [4] 兩位先生文壇鏖戰(《文學界》 [5] 二、三月號),兩位之手記皆非易得,不想此時竟一併置於案上。此事作為素材,原本再合適不過,可惜大作太長,篇幅上不允許;況且我也不敢私自登載,否則兩位的筆鋒,下次便要朝向我了;至於去掉手記,那便破壞了一貫體例,因此也不可行。可見人生之事,十有八九難如意。兩位先生的手記大作,自然算得上獨一無二,而社會上一般的手記,則難有此種水準。更何況所謂國家、政黨、公司的說辭,往往朦朧隱晦,神鬼莫測;下個月評論「團體」之糾紛,說不定是個更加考慮不周的決定,愈要陷入麻煩了。我決定:麻煩的事件一概不取,專挑軟柿子捏。另外,所謂「聽取糾紛,展開批判」,話是這麼說,但我無意為人啟蒙。本文說到底,不過是茶餘飯後的一項消遣,能為您展示一種觀點,供您打發時間,那便足矣。至於私人生活、閒言碎語之類,則恕敬謝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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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L讀物》,日本文藝春秋出版社刊行的文學類雜誌,內容以通俗小說為主,亦間有隨筆、專欄等。1951年5月至12月,《安吾人生談》於《ALL讀物》連載。
[2] 全名《Information hour·社會之窗》,1948年至1960年NHK廣播電台的一檔新聞類廣播節目。
[3] 佐藤春夫(1892—1964),詩人、小說家。有門下弟子三千之稱,井伏鱒二、太宰治、檀一雄等著名作家都曾入佐藤門下。
[4] 河盛好藏(1902—2000),法語文學研究者、文藝評論家。
[5] 《文學界》,日本文藝春秋出版社刊行的文學類雜誌,與《ALL讀物》相對,內容以純文學為主。
少年殺死人妖的故事
佐藤幸三(十六歲)的手記
我殺了那個男的。他是個混蛋,說自己是女人,把我徹底蒙在鼓裡。一開始我也覺得有點不對勁,但當時頭腦發熱,沒能冷靜下來看個清楚。
我跟他去了公寓,看見房間裡掛著男式西裝,就感覺有些蹊蹺,但還是沒反應過來,直到和他上了床……現在想來真是太蠢了。所以當我認清他的真面目時,猛地一下火氣就上頭了。他可收了我一千日元,我哪能咽下這口氣。
但我當時並不是真的要殺他,只是氣昏了頭,這才假裝上廁所,去走廊打開摺疊刀,一下子捅在了他身上。刀刃入肉的感覺從手上傳來,那人尖聲怪叫,呻吟著倒在了地上。我抱起房間裡的上衣和褲子,翻窗就跑,跑著跑著,才發現褲子拿錯了。
又跑了一會兒,我突然想起來,褲子口袋裡有一枚獎牌,刻著我的名字。完了!留下了證據,跑也是白搭。於是,我下定決心去投案自首。
那天晚上,其實我離家出走了。我在家裡一直很孤獨。六口人過日子:父母、二哥、二嫂、三哥和我,大哥在戰爭中去世了。
曾經有這樣一件事。戰爭期間,我家被疏散到神奈川縣高座郡,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同齡女孩,和她很要好。我對她一片真心,回到東京後也時常想念;去年八月,我瞞著家人去找她,卻發現她全家已經搬走了。從那以後,我做什麼都無精打采。母親有些擔心,就對我說:「雖然你年紀還小,但看你那麼喜歡,還是找到她,成全了你倆吧。」
但是我三哥卻說:「我還沒結婚呢,他才十六。」那時他快二十歲了。然後父親也跟著反對。
不只是這件事,我和家人吵架是常態。真正關心我的只有母親。離家出走的那天早晨,我也和父親為一點小事吵了起來,於是就給母親留了遺書。我很久之前就考慮過出走,那天終於下定決心付諸實踐。反正到哪兒都能活,死了也沒關係。
我帶上了當月學費和過年零花錢兩千五百日元,把去年年底買的防身用摺疊刀也裝進了口袋裡,下午三點左右,離開了家。途中我在新宿下車,心想反正是臨死之人,就去看了場電影,題目叫《女賊與判官》 [1] 。出了電影院,我買了一包和平 [2] ,味道不好。
我在新宿站西口附近發獃閒逛,有個青年過來搭話道:「我這兒有好姑娘,來玩玩不?」
我想在死前嘗一嘗女人的滋味兒,結果他帶來的,就是那個男人。
這篇手記的情節,或許能擴充為一則童話。少年以嫖娼作為黃泉路上的餞行禮,還有人妖登場,作為童話雖有失污穢,但似乎也帶點斯特林堡 [3] 的氣質。
十六歲的少年,避難時曾與一個村裡的女孩結為玩伴,那時兩人大概都不到十歲。後來少年忘不了女孩,重回故地,卻發現對方早已搬走,故而失望至極。
直到此處,都可以稱為至純的精神世界,好似塞根先生的山羊 [4] 懷著《青梅竹馬》 [5] 的戀情。母親見少年失望煎熬,心想不如成全了兩人,卻遭到年已二十的兄長反對,父親也站在兄長一邊。
十六歲結婚有些操之過急,可謂是大眾常識;父親按常識行事,實屬合理。然而母親卻視常識為無物,所謂「既然煎熬,不如成全」云云,正是身為人母盲目溺愛的真情流露,再加上雙親之間的分歧、爭論,足以上演一出淨琉璃 [6] 的重頭戲。
童話與淨琉璃中的少年與家人爭吵一番,離家出走,劇情便陡轉直下,出現了污穢的嫖娼,一氣進入了現代風格。出走也好,自殺也罷,總之是一場慘澹的旅程,帶一把防身用的摺疊刀,也並非無法理解。自殺卻要帶刀防身,聽起來似乎有些矛盾,但此時自殺他殺已別無二致。在此萬事慘澹,傷痛欲絕之際,悲悽之情難以自抑,自殺的想法、出走的念頭,在腦海中與剪徑山賊、妖魔鬼怪混為一體,再難析離。人心一旦被悲傷占據,就無暇一一分辨不安、苦痛等負面情緒。十六歲少年的心理,也絕非簡單的白紙一張。
有一點很奇怪:少年雖表現出自殺的念頭,卻不強調刀具是自殺所用,只說是防身用品。這或許出於孩子的率真誠實,當然也有其他解釋:比如他害怕被懷疑有意攜刀殺人,而自殺的性質又與殺人近似,便索性說是防身用品;又比如近年來Adorm [7] 才是自殺的代名詞,當下的年輕人或許想不到,摺疊刀也能用來自殺。隨後劇情便發展到了被皮條客搭話一節。此處雖屬污穢,卻仍然若隱若現著童話色彩,多多少少有些風花雪月的詩意。
從前,女孩子離家出走,車站前邊、大街兩側,總是候著一批心術不正之徒,花言巧語上前搭話,最後把女孩拐賣掉;至於皮條客招呼男孩子,卻是鮮有耳聞。現如今,那類場所早已沒有大人小孩之分。且不說主動踏訪花街柳巷的情況,小孩子只是正常地走在鬧市,也會被皮條客叫住。這批現代派的皮條客與流鶯,拉客只認錢袋子,可謂深具務實精神。更何況流鶯之中,不到十六歲的也不乏其人。
如今的少年,只在家裡是少年,一旦來到街上,成人之門便會向他打開,門後的一切完全屬於成人。父親只知公司、家裡兩點一線,孩子卻會看看電影,喝喝茶,走在父親所不知道的繁華鬧市,或許更有機會親身見識到那扇成人之門。不過,少年亦有少年情懷,其自成體系的道德觀念中,本就有一份潔身自好;就算可疑人物站在旁邊招手,也不會貿然踏入成人之門。殺死人妖的這一個,那天邁入大門似乎也是頭一次。為人父母有一點切須謹記:孩子比你們想像的更加穩重。喝醉了酒,就去了一趟鬧市街,便著了可疑人物的道兒,以致遺患無窮,後悔莫及———此類慘劇,在父母身上極易上演;孩子卻要意志堅定得多。
對孩子不夠信任,過度懷疑,只能起到反效果。孩子會逐漸產生逆反心理:「既然你懷疑我,我就偏偏做給你看。」這是一種藉口,有了藉口,距離行動也就不遠了。原因很簡單,孩子身上具備潔身自好的自制力,同時也存在性慾與旺盛的好奇心。他們必然隨時渴望掙脫自製的桎梏,但又不想背負罪惡感。如果此時受到父母的冤枉,隨即吵起架來,進而自暴自棄,離家出走,那正是掙脫桎梏的最佳時機。畢竟,來自父母的壓力是最強勁的韁繩。少年們的願望被韁繩束縛著,靜靜地等待著一個光明正大的藉口,藉此自然地———或是看似自然地———掙脫韁繩,轉嫁過錯。少年男女的情感心理,父母若不理解,只會更快地把孩子逼上歧路。下一篇的女孩就屬於這種情況。孩子將過錯轉嫁到父母身上,父母則倚仗一句「棍棒底下出孝子」,將自己缺乏理解、愚蠢無能的事實轉嫁社會大眾的道德觀念上。孩子找尋藉口,轉嫁過錯,實際上自己仍為罪惡感所苦;父母卻倚仗著社會公認的修身教誨,既免於世人非難,又得以逃避自責。
言歸正傳。少年跟著男人去了公寓,先是注意到房間裡掛著男式上衣,心生疑竇;而後上了床,發現對方是男人,感到咽不下這口氣,假裝去廁所且在走廊上打開摺疊刀,捅在了男娼身上。伴隨著刀刃入肉的手感,男娼發出尖聲怪叫,想要逃跑,隨即又被刺了一刀,終於呻吟著倒在了地上。少年抱起上衣與褲子,越窗而逃。這一段觀察與回憶的角度,電影感很強。也許他在應對不幸的犯罪時,只能回憶起電影裡的手法。總而言之,唯有此處電影感極強,很顯實(山際 [8] 語)。今時今日,教育界的第一能手、最大功臣,非電影而誰?
遺憾的是,我從未登門拜訪過人妖,說來也是丟了巷談師的臉面。不過有一次,我深夜尋訪上野原始叢林 [9] ,暗暗瞻仰過一群人妖的尊容。總體而言,人妖的詭異之處視覺為淺,聽覺為深。一眼看上去,或許認不出是男人;一旦聲音入耳,便似讓那污臭的髒水澆透了全身,叫人汗毛直立。人妖之詭異,聲音為先,而少年卻單憑視覺來觀察、判斷其性別。「注意到房間裡掛著男式上衣,心生疑竇」,這一節也極具電影感,好像少年是以看電影的形式旁觀、構建自己的現實,此外再不知其他方法。畢竟,一般電影中,不會出於聲音懷疑對方的性別;電影中的角色感到懷疑,多從對話的內容入手。
因屋裡掛著男式上衣而起疑,上了床才認清是男人;真要細究是何種情況下如何認清,著實是污穢不堪。《青梅竹馬》《塞根先生的山羊》與淨琉璃的重頭戲正在上演,突然轉入這樣一幅明暗交織的怪誕畫面,其情節融合了最為純潔的童真與成人亦不忍直視的污穢,太過非現實、超脫常理,要我來說便是童話色彩。不過,與仙女、安達原鬼婆 [10] 一起造就了這個少年的,並不是弗蘭肯斯坦之流,而是現實日本的一部分。此類事情,真真切切地存在於現代日本少年男女的生存現狀中。他們或許無心地走在街上,那扇門卻隨時在他們面前打開。
被騙是女人,結果發現是男人,為此發火合情合理;假如此時默然不語,一笑置之,反倒令人脊背發涼。不過發火歸發火,一怒之下拔刀捅人,卻不是普通人的所作所為。即便心情悲悽激動,帶著點自殺的念頭離家出走,大多數人仍然做不出此等事來。
幼兒得知自己被騙,或許會立即拿起武器,意圖報復;一旦上了小學,罪惡意識萌芽,絕大多數孩子都會選擇自我控制;至於成年之後,認識到刑罰機制,就更不會做傻事了。會像兒童一樣動輒訴諸武力的,只有「國家」這一團體。那些兒童之間相互報復的幼稚理由,在國家手裡卻是冠冕堂皇的宣戰藉口。所謂國家,實在蠻不講理,既是一個任性撒潑的孩子,又是一夥我行我素的匪徒。
男人扮作女人,往重了說是欺騙,但在成人看來不值得發火。人妖走不上人生的陽關道,甚至連獨木橋也過不了,只能躺在不妨礙他人的路旁道隅,雖雲詭異,實則不過是荒誕。如果說人妖是一夥可笑的小丑,那放眼政界、官場、商界、教育界、宗教界、文壇、學界,處處都是妖異的猛虎長蛇。與人妖不同,他們對社會有著實際的危害,但你拿出千萬把折刀也無濟於事。比如政界有一種怪物,長了三五條舌頭,實際上在那群怪物中還算小輩。少年長到十六歲,想來一定也與這類遠勝人妖的怪物打過交道。他注意到了人妖,卻沒有注意到怪物,足見他並不聰明。
孩子對成人的世界一無所知,社會傾向於將此視為天真無邪。但無論何事,「無知」都不值得讚賞。知與行原本就是兩回事。聰明人求知慾旺盛,如果又具備判斷善惡的能力,且有意避免行惡,那或許是一種優點;假如只是對善惡一無所知,故而不曾行惡,那不過是頭腦愚鈍而已。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純真變質,還不知變得何等老奸巨猾。純真不可能恆久,不過是個時間早晚問題,而且其中還含有種種不確定因素。家長如果認識不到,麻痹大意,一旦孩子長大,遽然化身怪物,那也只能束手無策了。
十六歲這個年紀,理解力該趕上成人了,這個少年對人生的理解卻極其膚淺,甚至有些蠢笨,似乎是千辛萬苦才從電影中學到了一點人生的皮毛。舉個例子,手記中有一段描寫格外突兀:少年懷著灰暗的心情從電影院出來,買了一包和平,味道不好。這也是個電影式場面,使人想像到:主人公出於失戀或是什麼原因,心情陰鬱,吸了一口香菸,覺得煙也味道不好,便隨手扔在地上。手記中必須交代的重要事情很多,他卻將那些一筆帶過,專注於場景描寫與畫面感的營造。換句話說,這個少年回顧人生的唯一形式,就是電影了。
少年雖因蠢笨而捅了人,但隨著理解力、判斷力與自制力不斷提升,日後倒也未必會大奸大惡。他不被家人理解,從而感到悲傷孤獨;遭人欺騙而發怒,卻不想要欺騙他人。他是智力低下,而非心術不正。就連捅人一事本身,或許也是蠢笨所致;畢竟他只知盲目模仿,不會區分電影與現實。
不過,人類是感傷的動物:頭腦蠢笨如斯,依然能體味到孤獨,仍會為孤獨而悲戚。少年其實享有充足的母愛,這不是人人皆有的福分,只是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不過,母親的關愛本身,他總算認識得到,與那些誤解、無視關愛的情況相比,少年還沒那麼扭曲;他只是更在意父親、兄嫂等人不理解自己,進而對一切憤憤不平,撒嬌使性。母親的溺愛在少年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總而言之,少年雖然低能,卻不是由於性格扭曲,核心問題在於溺愛與嬌慣。不過話說回來,少年不被理解的那份傷痛,想必發自肺腑。不管幼稚,或是蠢笨,他的傷痛都會滲入每個人的心裡,無所差別。或許越年輕,痛得越深切也未可知。一顆心靈若對傷痛格外敏感,稱不上幸福,卻也不算扭曲,可以說是詩人之心。少年殺人,只是由於蠢笨的頭腦,而非出自奸邪的心靈。
至於殺人,也分各種情況。有一等人,自視正義,暗殺高官,以弘揚正道、懲奸除惡自許:這也是一種蠢笨,只是同為蠢笨的兇徒卻也有不同之處。既然自居英雄,暗殺高官,說到底應是出於對政治理念的判斷;此人具備成人理智,甚至有能力對理念做出判斷,卻選擇了殺人,其蠢笨的背後,隱藏著粗暴野蠻、奸邪惡毒的本質。少年的情況則簡單明了,被騙了一千日元,談不上什麼理由,其蠢笨僅僅出於年幼罷了。等他的智力再稍稍提升些,蠢笨的情況有所改善,大概就不會做出此等事了。兩種人同樣都好善疾惡。自居英雄者自以為是,對政見之善惡指點江山,最終靠殺人解決問題,卻不顧殺人本身便是大惡,甚至自我陶醉於豪傑義舉;這是地道的野蠻人,與文明人界限分明。少年憎恨的邪惡,既樸素又直接;所愛好的良善,同樣質樸平常,帶有市井色彩,並非野蠻人的裝神弄鬼、自私自利那一套。少年的蠢笨尚有得救,只需再成長一些就好;有些人冷靜地考慮殺人,甚至將殺人視為崇高,那才是真正蠢得沒救。如果說自許正義算是瘋狗,那想來發動戰爭之徒,與瘋狗也必是一丘之貉。少年再長大些,智力正常發育,估計也不會再遵循幼兒理論,拿起武器傷人。我對少年寄有希望:願你不失疾惡之心,早日長大成人。成人個個是怪物,你日後也恐難例外;只是要成為猛虎長蛇,貌似你沒那份潛質。
* * *
[1] 《女賊與判官》,1951年上映的日本電影,導演為牧野雅弘、萩原遼。
[2] 和平,香菸品牌,1946年開始銷售。
[3] 奧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劇作家、小說家。
[4] 《塞根先生的山羊》,法國民間童話。描述了塞根先生飼養的一隻山羊離開羊圈,享受自由,卻意外遭遇大野狼的故事。最終山羊在重回羊圈與死於狼口之間選擇了後者。
[5] 《青梅竹馬》,日本女作家樋口一葉的代表作,描寫了一對少年男女青澀懵懂的愛情故事。
[6] 淨琉璃,日本傳統說唱表演藝術,通常使用三味線伴奏。
[7] Adorm,巴比妥類安眠藥,在戰後日本社會十分流行。安吾由於失眠及抑鬱症的影響,自1948年起大量服用該藥並產生依賴性,被迫住院治療。此外,許多人自殺時亦選擇服用Adorm,漸成不良風氣,致使該藥物臭名昭著,最終於1973年遭到取締。
[8] 山際,指日大搶劫案中的劫匪山際啟之,此處「顯實」原文為「リアリス的」,屬於山際不學無術而自創的錯誤用詞。詳見《我的人生觀·日大劫匪團伙》。
[9] 上野原始叢林,指當時夜晚的東京新宿站及上野不忍池附近地帶,由於充斥著醉漢、流氓、妓女、人妖等怪異人士而得名。《安吾巷談》中有《東京原始叢林探險》一文。
[10] 安達原鬼婆,日本傳說故事《黑冢》中登場的女鬼。
女孩金蟬脫殼 [1] 的故事
山口公子(二十歲)的手記
我是在酒店上班時認識了吉米。當時他自稱是外籍日裔,很直白地表示喜歡我,待我也很好。
二十年來,我生活得無憂無慮,在父母的寵溺下長大,甚至自己都能感到嬌生慣養。可是,一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父母就開始神經質起來,對我的行為嘮嘮叨叨、橫加干涉。我之所以說服他們,到酒店上班,也是因為受不了家裡沉悶的空氣,想到自由的社會上去闖一闖。
我對吉米沒什麼愛意,但與他交往,我感覺自己終於解脫了出來。這一切都很開心。
我不會跳舞,所以兩人一起玩時,也不過是在銀座散散步、看場電影、吃個飯之類。
不過每晚,我都必須準時回家。家在鎌倉。父親規定了門禁時間,晚上八點。此前我一直注意遵守,但自從和吉米交往後,就開始常常晚歸了。每次晚歸,父親都會狠狠罵我。我對此很不服氣:即使只是看場電影,從東京回鎌倉,肯定也要超過八點了。
離家出走是在九月的某日。那天晚上,我也和吉米在一起玩,想起要回家時,早就超過八點了。我當時覺得反正免不了挨罵,索性就和吉米又玩了一會兒。
到家時是十點。門雖然緊閉,但是燈亮著。我不斷叫門,父母就是不給我開門。一氣之下,我又回到車站上了車。至於目的地,當然只有吉米下榻的酒店了。
當晚,在酒店裡,我把自己的第一次給了吉米。畢竟是那種情況下,或許也算是對父母的反抗。況且,他一直待我很好。
那之後我就沒回過家。吉米之前說他是外籍日裔商人;和他同居之後,我才知道,他本名叫新佛典儀,父母在廣島居住。不過吉米很有錢,那段時間真的非常開心。想買什麼就買,隨時能看電影,住在酒店,一個電鈴可萬事無憂———簡直就像美國電影。不過一月初,我們搬到雅敘園後,吉米也開始手頭拮据了。
後來酒店頻繁催賬,於是吉米找我商量:做一回鐘錶商,弄點錢花花。聽了他的計劃,我覺得有戲,而且也確實想要錢。感覺當時的我,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不想拋棄之前的幸福生活。
我按照吉米的吩咐,二十三日那天,在八洲酒店與都商會的人見了面,拿到了六十六萬日元。從酒店後門逃脫時,我的心怦怦直跳。吉米等在那裡,一見到我就說:「去買件新衣服,然後到太陽酒店先躲幾天,避避風頭。」我照他說的做了,去酒店把錢藏了起來,躲在房間裡一整天沒敢出來。當時我特別膽怯、心慌,想早點見到吉米;結果來的不是吉米,而是警察。一開始我還虛張聲勢,對警察態度很強硬;可是冷靜下來,就發現確實是自己做了錯事。不管父母會怎麼罵我,現在我就是想回家。今後我打算重新做人,找份英語家庭教師之類的工作。只是吉米,我感覺自己可能離不開他了……
這個故事可概括為:女兒離家出走,愚昧父母推波助瀾卻不自知。女兒在東京工作,讓她保證每晚八點回鎌倉,那不現實。真有那麼擔心,最好給女兒脖子上拴一條鐵鏈,牽在身邊養。看個電影,那是人之常情;而且女兒既然已經自立,當然會談戀愛,父母要心中有數,為女兒的幸福戀愛保駕護航,才是上策。即便保駕護航,孩子仍然難免犯錯;此時父母若能疏導其罪惡感,使其不致重蹈覆轍,那便是孩子成長的一大進步,也算好事一樁。正如上一篇文中所講,就算成人之門矗立在眼前,少男少女也不會貿然邁入。孩子心中自有一副潔身自好的韁繩,許多父母似乎視而不見,只知自滿於嚴格家教,可謂自私而粗暴;直到叛逆的孩子惹出事端,他們仍堅信盡到了家長的義務,意識不到自己才是推波助瀾的幫凶。
手記中的這對父母,蠢笨得難以置信。把十點回家的女兒關在門外,任憑怎麼敲門就是不開———推波助瀾,至此「功德圓滿」。兩人社會地位也不低,肚裡總該有點墨水吧,真不知道都學了些什麼。就算讀幾本分析心理的小說,也不至於對孩子的心理一無所知,況且那又花不了多少時間。那些沒受過教育的工人,也能從自我反思與身邊現實中學到教訓,對人的心理大體有所把握;至於一些身處管理層的人物,頭銜帶個「長」字,手下一批員工,很難想像居然蠢笨到這步境地。
女孩子愛看電影,喜歡跳舞,熱衷銀座逛街,希望有人請客;這些都無可指責。也有女孩討厭這些娛樂,喜歡做做家務,或是讀書向學;不過兩者相比,並無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僅僅是個人愛好的問題。如果要我選老婆,我會選愛玩兒的女人,她們在我眼裡更有魅力。這事兒同樣屬於個人愛好,不必多加議論。
女孩多多少少渴望自由,合情合理;反倒是定下八點門禁、為叛逆推波助瀾的父母,蠢笨得不可理喻。孩子一旦找到藉口,得以轉嫁罪惡感,心中的野馬便會掙脫向善的韁繩,向著好奇心馳驅奔騰。孩子的邏輯像賭氣,其中最常見的形式是:「既然你懷疑我,我就偏讓懷疑變成現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善惡兩種念頭,常常處於對峙的平衡狀態;要打破平衡,使惡念戰勝善念,並非易事,當事人也需要下定決心。不過,一旦父母過度懷疑,孩子賭氣破罐破摔,平衡就瞬間被打破了。手記中的女孩也有不對的地方:即使在破罐破摔、脫了韁繩的女孩當中,仍然是懸崖勒馬的情況多,墜入深淵的情況少。當然,女孩的過錯與父母的蠢笨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女孩決心成為脫韁野馬,剩下的全看男方了。如果男方愛她,又有能力提供比家裡更快樂的生活,女孩就會與他同化。女孩一旦跟定了誰,這些都不足為奇。明知男方是詐騙慣犯,但因為他捨得花錢,寵愛自己,所以甘心被他同化———這也不能說明女孩本性邪惡,是個壞人。普通女性只能如此: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最該受千夫所指的,是那對愚昧無能、推波助瀾的父母。同化之後,性格也隨之改變,或暴戾恣睢,或賢淑溫雅,全看男方的所作所為。手記中的男子是個詐騙犯,表面過著奢華的生活,背後卻被酒店催賬,於是謀劃鋌而走險、絕處逢生;女孩跟了他,當然會朝著他的方向變化。我在報上看到,女孩被捕後若無其事地說:「我還錢總行了吧?」習慣了天上掉錢的無本買賣,這一嘴伶牙俐齒不自覺地就會暴露出來。社會上許多普通女性,天生並沒有伶牙俐齒,卻具備與她相近的潛質;一旦走入同一條歧路,想必同樣會長出伶牙俐齒來。若是換作真正狡猾之人,此時反倒會假裝純良;這不是什麼難學的本領,連中學生也能駕輕就熟。
手記的結尾寫道:
只是吉米,我感覺自己可能離不開他了……
女孩淺薄、愚蠢的本質暴露無遺。讓她感到快樂的並不是吉米本人,而是吉米通過其「手段」帶來的奢侈生活。吉米被捕了,就算日後出獄,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錢當然沒有,詐騙也沒法再搞,因此不可能再帶給她快樂的生活。參照當下,思索未來,是人類固有的能力;換作智力水平正常之人,一定會思索一番:被捕後的吉米,還能像過去那樣揮金如土嗎?可惜她沒有這份智力,又不愛動腦思索,所以我說她淺薄透頂。前些日子佐文 [2] 被保釋了,有一張照片,拍攝了她與母親一起,敲擊天理教 [3] 太鼓祈禱的畫面。佐文實在蠢不堪言,這份信仰估計也堅持不了多久;至於手記中的女孩與佐文相比,傻氣亦不遑多讓。她是否具備吃一塹長一智、重新揚帆起航的能力?我持懷疑態度。如果偶然碰見了好男人,也許可以搭上他的航船;要說憑自己的本身重新揚帆,恐怕不太可能。其實,只要她不去重蹈覆轍,不再轉嫁罪惡感、走上歧路,那就是萬幸了。當然,假如她重蹈覆轍卻不後悔,那再走上一遍歧路也未嘗不可。有些女子嫁為人婦,才發現遇人不淑,生活度日如年,卻走投無路、束手無策,只得整日以淚洗面;至少與她們相比,這個女孩一輩子也算無怨無悔。如此看來,此類命運問題,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答案。面臨懸崖是否勒馬,或許此正是命運的分岔口。也許你具備某些潛質,但未必都會開花結果。不過,就算是這個女孩,她的蠢笨仍然開拓了命運,也喚醒了與其智力程度相符的潛質。總而言之,變聰明很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聰明的極限,同時也有勉強達到極限的潛質。
* * *
[1] 金蟬脫殼,日本詐騙手段之一。常見形式為:詐騙犯假扮作他人,於建築物正門處接收財物,再從後門溜走。
[2] 佐文,指日大搶劫事件中,劫匪的女協助者藤本佐文。佐文之父藤次郎於案發後辭去日大教授,就職於天理大學,全家亦移居奈良縣天理市。佐文與本案中女孩經歷相似,詳見《我的人生觀·日大劫匪團伙》。
[3] 天理教,日本新興宗教,由教祖中山美伎於1838年創立。天理大學是天理教創辦的私立大學。
稅務局員工毆打婦女的故事
竹內須惠(四十四歲)的手記
我住在東京新宿區,家有四個孩子,老大十八了,丈夫是裝裱師。
說起繳稅,可能每家每戶都一樣頭疼吧;不過我家對此,別有一番辛酸的經歷。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所得申報,我家是六萬日元,稅金分作兩期,分別繳納了一千三百八十九日元。結果稅務局那邊又通知說,所得額其實是十八萬日元。我家實際收入根本沒有那麼多,所以就申請重新核實,最後他們做出了修正,但還是有十五萬多。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兩萬七千日元的滯納金,於是去年九月初,他們查封了我家的火盆、小飯桌和屏風作為抵押。
那之後過了大約一個月,十月十三日,那天丈夫正好不在,四谷稅務局派來一個年輕人,二十二三歲,還帶著三個民工,開著卡車,一看就是要回收抵押品了。
那人的態度有多蠻橫,簡直沒法描述。我家之前的門太破舊了,所以向親戚借錢,置辦了一套新玻璃門;結果那人直勾勾地盯著門看,剛進屋就來一句:「你好……賺了不少嘛。」就是那麼個語氣。他們很快就開始搬了,我也幫著把小飯桌搬到了門口。
但是火盆太重,我真的搬不動,只能拜託他們。由於稅務局那人的態度實在太粗魯了,我明知失禮也顧不得許多,向他們說道:「火盆確實是押給你們了,該不會連盆里的灰和炭火也要收走吧?我們窮人買個灰也不容易,還請你們把灰倒在土間 [1] 上。」稅務局的人倒是照辦了,卻弄得四周塵土飛揚,我只能拿著塊布,在門口不停拍打。
接著,那人在調查報告上添了一項「玻璃門四扇」,然後讓我「拿印章來」。我回答道:「丈夫不在,我不能把印章給您。而且那四扇玻璃門如果拆掉,外面一眼就能看到家裡,更沒法防賊了。您若勢必要拆,也請等我丈夫在家時再來。」最終沒有把印章交給他。
那之後我進了一趟裡屋,再出來時,發現他們已經拆掉了一扇玻璃門,正準備拆第二扇。我光著腳衝出去,拚命懇求他們:「這門您可千萬不能拆呀!」正說著,右眼下面冷不防地重重挨了一拳。那一拳打得我頭暈目眩,之後的事情已經沒什麼印象了。據目擊者說,我挨了那一記老拳後,還被打了五六個耳光。
目擊者之中,有幾個是住在附近的鄰居。還有一個姓村田的年輕人,當時偶然經過,因看不下去稅務局的暴行,跑到附近的派出所報了案,又回來告訴我警察很快就會趕到;不過那時稅務局的卡車早已揚長而去。好歹玻璃門最後是保住了。
丈夫聽到孩子們的報信,大吃一驚,連忙趕回來,又立即去警局講了詳細情況;但事情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當晚,四谷稅務局的一個課長和另一個人,帶著當事人上門來道歉了。課長連番表示歉意:「此次是我們的工作失誤,實在慚愧不已。小伙子也是農村出身,現如今這世道,要是丟了飯碗,他就真沒活路了。還請您寬宏大量,放他一馬。」
當時與他們交涉的是丈夫,他說:「總而言之,我們現在也在氣頭上,你們改日再來吧。」就請稅務局的幾個人回去了。結果那之後過了十多天,稅務局再也沒了動靜。於是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丈夫與大約三十個鄰居一起,找上門去討個說法。稅務局局長接見了丈夫和四名代表,卻當場反口稱:「本人的部下沒有過錯。那天晚上派去的三人,也不是去道歉,而是為了調查實情。我還想說你們妨礙執行公務呢。」回來的路上,丈夫就決定要起訴了。
有問題的恐怕不止那個打人的員工。周圍鄰居都經常抱怨:稅務局派下來的員工多數是年輕人,常有些言行舉止蠻橫無理,實在看不過眼。
因此,我一定要提出抗議:身為人民公僕,本該和顏悅色,現如今做出此等事來,究竟是何道理?
這起案件,目前法院正在審理之中,據說手記的作者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因此,這篇手記的性質就與罪犯手記不同,我們不能把它視作一個獨立的對象來加以評論。不巧的是,我手頭只有這個挨打婦女的手記,既不清楚打人者的說法,也沒聽過證人的證詞。在這種情況下,偏信這一篇手記其實並不公平;不過我寫本文,原本就不是為了打一場紙上官司,所謂的法律意識,我是半點兒沒有。
認定「打人」是不是事實,進而判斷孰是孰非———這些都不是我的工作。不過法律這個玩意兒,原本就不可靠:只要你善於鑽空子,表面上功夫做足,想要不踩紅線輕而易舉。收音機里播過一個相關採訪,但我不聽收音機,詳情是向別人打聽得來。據那人講,稅務局一方大體主張稱:我們沒打人,是那個婦女先失去了理性,結果步伐不穩,踉踉蹌蹌,自個兒撞了上來。我又向那人詢問證詞的情況,結果對方記不清楚了。所以這事兒法律最後怎麼判,我是一點兒頭緒都沒有。婦女稱自己臉上受了重傷,連續兩個星期沒法出門,但這無法成為證據———因為傷已經好了,而且她也沒看過醫生。至於目擊者的證詞,在事實認定過程中多大程度上能夠視為證據?畢竟除了口頭證詞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其他鐵證,憑我這個外行人,實在推斷不出法律的天平會傾向於何種結論。
不過有一點毋庸置疑:本案的起因,在於一名稅務局員工為非作歹。把外門的玻璃納入抵押品名單,還當真動手去拆———此等做派委實讓人心驚肉跳。仗勢欺人,性質之惡劣遠在打人之上。戶主沒了玻璃門,一得擔心入室盜竊,二得忍受隆冬寒風;既增加心理負擔,又影響身體健康。這一伙人,扣押物品如同風捲殘雲,卻似乎只當家常便飯,絲毫不知悔改,真可謂喪盡天良,人面獸心。至於法律是否能夠處罰他們?這已經不是法律的問題了。
有一等人,基於個人立場張牙舞爪,那倒姑且不論;公職人員高舉著權力大旗,胡作非為,飛揚跋扈,可就成問題了。全國百姓每天的生活,要是都跟這夥人打交道,受這夥人的管理,那怎麼受得了。依我看,日本人好像不適合擔任公職。一名公職人員,還是普通人時未必人面獸心;一旦掛上了公職,立刻就想著作威作福,最終要在弱者面前化作虎豹豺狼,必加蹂躪而後已。軍人也好,政客也罷,只要特權在手,必會性情大變。說來也是丟人,我們今天必須得認清現實:只要台上的人還握有特權,讓誰上台都沒用。
也許有人會想:總不至於所有稅務局員工都幹得出拆玻璃門的事兒。想法本身倒是合理,但未必符合實情。比如打人與否的問題,畢竟打人犯法,所以他們還知道登門道個歉。當然了,稅務局後來又聲稱「不是去道歉」,不過無論真實情況如何,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拆玻璃門在他們看來根本不是問題。從這一點來看,似乎只能認為:拆玻璃門不過是他們的正常流程、一般措施。
「不是去道歉,而是為了調查實情」,這個說法有點意思。調查的是哪方面的實情呢?就手記的敘述來看,挨打婦女一家當天並沒有上門抗議。出來與三人交涉的丈夫,也說自己正在氣頭上,讓他們改日再來;所以那天他當然不會自己跑到稅務局去。
當然了,手記里還寫道:丈夫把詳情告訴了警察,但事情仍未得到解決。那麼說,也有可能是警方給稅務局打過電話。不過若是如此,應該由警方來「調查實情」,怎麼會由當事雙方之一前來調查呢?警方自己袖手旁觀,反倒打一通電話給當事人,委任他們自行調查———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稅務局究竟從何處得到消息,又來調查什麼實情,著實波譎雲詭,難以捉摸。
「我們沒有過錯,反倒是你們妨礙執行公務」,這話同樣值得玩味。既然對方犯了「妨礙執行公務」這等大罪,而且「實情」也調查完畢,那麼豈非應當立即查辦?但從稅務局的處理態度來看,這項罪行輕緩得很,只有對方找上門來,才會順帶提上一提。另外,我最為好奇的是:那個婦女究竟在哪一點上妨礙了執行公務?
打了人,還是沒打,那不是關鍵問題。即便真如稅務局所說,那個婦女先失去了理性,踉踉蹌蹌自己撞了上去,這才受傷;那也沒什麼。她失去理性再正常不過。一個婦女單獨在家,突然稅務局人衝進來,開始拆玻璃門———難道還不能失去理性?他們若是猛撲上去,掐住那婦女的脖子,撬她的金牙,也許還多少有點幽默;又或者冷靜地拿出剃刀,三下五除二地把她剃成光頭,頭髮賣到假髮店,搞不好也能抵上四扇玻璃門的價錢。從前的平安時代,有一個農民,辦婚禮買不起酒,便找廟裡的和尚借了兩斗;結果沒來得及還,便得了病,一命歸西了。和尚來到他的床前,說道:「你這廝,欠我東西沒還上,想死可不成。你要是死,就變成牛吧。到我廟裡來,替我幹上四年活,債就當一筆勾銷了。」農民無奈,只得哭著轉世投胎,變成了牛,干滿四年,好不容易得以超度。平安時代,和尚也是特權階級。扯著那農民的雙臂,把他押回廟裡,他也未必能每天好好耕地。和尚讓他轉世為牛,四年里肆意使喚,債也算討了回來,實在是有一手。
話說回來,如果實際上打了人,卻硬要說沒打,那被這些公職人員占領的日本已經沒救了。還是把日本打個粉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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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間,指日本住宅中不鋪地板、維持地面高度的一部分空間,一般位於房門附近。舊式住宅通常利用土間進行作業及烹飪,現代住宅中退化為專供換鞋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