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保護證 · 一
冬日裡，一連串林蔭道式的街心花園貫穿了位於兩排發烏了的樹木的樹冠背後的莫斯科。房屋裡的燈光黃澄澄的，它們的星光般的一圈圈光環像從中間橫剖開的檸檬。天空低低壓在樹梢上，周圍的白色東西全都變成了藍色的。
林蔭道式的街心花園裡，衣著寒酸的年輕人像準備牴人似的弓著腰在奔跑。有幾個人我認識，大多數人我不熟悉，但畢竟都是我的同齡人，也就是說都是我童年時見到過的那些多得數不清的面孔。
他們剛剛開始被人叫父名，剛剛被賦予公民權，並且剛剛了解到詞語的奧秘：攫取、有利可圖、據為己有。他們表現出一種值得更仔細地加以分析的匆忙情緒。
世上有死亡和預見。未知的事對我們來說是親切的，事先得知的事是可怕的，任何激情都是為了躲避即將臨頭的不可逆轉之事而向一旁做出的盲目一跳。如果激情從共同的道路上無處可閃跳，那麼活的物種就無處可生存與再現了，而宇宙逐漸毀滅的那種共同的時間就是在這條共同的道路上流逝的。
然而，生命畢竟有它生存的地方，激情也有它可以閃跳之處，因為與共同的時間並存的還有會無止境地再現的永存的路旁種類，任何一種新一代東西都是其中之一。
街上的年輕人弓著腰在風雪中匆忙地奔跑，他們儘管都有各自匆忙趕路的原因，但是驅使他們奮力前進的不是形形色色的個人動機，而是一種共同的契機，這便是他們的歷史完整性，也就是說要貢獻出熱情，而這種熱情正是無數次逃避末日的人類為自救而逃離共同的道路逃到他們身上去時所懷著的。
為了不讓他們透過必然性看到奔跑的兩重性，為了讓他們不發瘋，不放棄已經開始的事業並統統在地球上吊自殺，林蔭道樹木的後面有一股歷盡滄桑、非常老練的力量在警戒，並用它那雙睿智的眼睛看著他們離去。守在樹木後面的是藝術，它對我們了解得極其透徹，從而會使人一直都了解不透它是從哪些非歷史的世界帶來它那能觀輪廓看歷史的本領的。它屹立在樹木背後，酷似生活，並因這一相似而被容許存在於生活之中，正像妻子和母親的肖像被容許懸掛在那些獻身於自然科學——逐漸揭示死亡之謎——的學者們的實驗室里一樣。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藝術呢？這是斯克里亞賓、勃洛克、科米薩熱爾夫斯卡婭、別雷的年輕藝術——一種進步的、動人心弦的、新穎獨創的藝術。這藝術是如此出類拔萃，因此它不但不會使人產生要更換它的念頭，而且相反還會使人為了更牢靠一些而想要把它自創立之始再重做一番，不過要重做得更快、更熱情、更完美。想要一口氣把它重做出來，要做到這一點沒有激情是難以想像的，而激情卻會閃避一旁，這樣一來得到的便是一種新的東西。然而新東西的出現並非像通常所想的那樣是為了代替舊東西，而完全相反的是為了非常滿意地復現樣板品。當時的藝術就是這種樣子的。那麼當時的一代人是什麼樣子的呢？
跟我差不多年齡的男孩子在一九○五年是十三歲左右，戰前則快滿二十二歲了。他們一生中的兩個重要關頭都正趕上祖國歷史的兩個紅日子。他們的早熟童年和他們的應徵成年都馬上就負起了鞏固過渡時期的作用。他們用自己的神經對穿整個厚度縫合了我們的時代，並殷勤地把它奉獻給老人和兒童享用。
然而為了對他們進行充分的描述，必須回憶一下他們與其息息相關的那種國家制度。
誰也不知道這是查理·斯圖亞特[1]呢，還是路易十六[2]在統治。為什麼在多數情況下都覺得末代君主才是君主？看來，世襲政權在本質上就帶有某種悲劇性。
政治上的專制君主只有在他是彼得[3]的那種罕見情況下才會從事政治。這樣的例子是特殊的，並且會被人記住幾千年。統治者常常更充分地受制於大自然，因為它不是議會，它的制約是絕對的。作為一條千百年來被人奉為準則的規矩，那個稱作世襲君主的人是必須合禮儀地活過王朝史記中的一章的——也只是僅此而已。這裡有著一種舍己精神的殘餘，這一角色里的舍己精神比蜂窩裡所表現出來那種舍己精神更為赤裸。
如果肩負這種可怕使命的人不是愷撒[4]，如果他們的經驗不會變成政治，如果他們沒有聰明才智——即唯一能使他們有利於死後命運去擺脫生前命運的那種東西，他們會怎麼辦呢？
那麼他們就不會滑行，而只會滑倒；不會潛水，而只會溺水而亡；不會生活，而只會習慣於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這會使他們的生活墮落到外表光彩地混日子的程度。起初這種做法是以小時計點的，後來就以分鐘計點了；起初是真心的，後來就是臆想的了；起初是無需藉助於外援的，後來就要藉助扶乩卜卦了。
他們一看到鍋爐就會害怕它的沸騰聲。大臣們擔保說，這情況是正常的，而且鍋爐越先進，就越可怕。繼而開始闡述國家改革的方法——把熱能轉化為動能，並宣稱，只有在受到爆炸的威脅而又不會爆炸的時候，國家才能得以繁榮發展。於是，他們嚇得眯縫起雙眼，抓住警笛的把手，以先天的溫文爾雅態度安排了霍登慘案[5]、基什尼奧夫大屠殺和一月九日[6]慘案，然後就尷尬地走開，走向自己的寶眷和暫時中斷了的日記。
大臣們都抱著頭。這時才徹底弄明白治理廣袤國土的都是一些不大聰明的人。解釋變成空費唇舌，建議也沒有取得預期效果。他們一次也沒有體驗過抽象真理的廣泛性。這是一群鼠目寸光、因循守舊的奴隸。再教育他們已經為時過晚，結局即將來臨。遵奉罷官的御旨，讓他們去聽天由命吧。
他們看到結局漸漸來臨。他們急忙逃到家中最容易激動和最苛刻的人身邊去躲避它的威脅和要求。瑪麗亞-亨麗埃塔[7]、瑪麗-安托瓦內特[8]和亞歷山德拉[9]們在這場可怕的合唱中獲得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她們疏遠進步的貴族，似乎廣場對宮廷生活感興趣，並要降低宮廷的舒適生活。她們開始重用凡爾賽的園丁、皇村的上等兵和平民出身的無師自通者，於是拉斯普廷[10]之流便浮出水面，飛黃騰達起來。他們永遠也領悟不到為什麼君主制會向民俗學意義上的人民群眾讓步，君主制對時代潮流所作的讓步是與人們想要從真正的讓步中得到的那一切東西截然不同，因為這是既有損於自己而又絲毫不利於他人的讓步，通常也正是這種荒唐情況在暴露可怕的使命註定要失敗的本質的同時，決定著這一使命的命運，並用自身所具有的弱點發出令人激動的起義的信號。
我從國外回來時正趕上衛國戰爭[11]的百周年紀念。布列斯特鐵路被改名為亞歷山大鐵路。沿途車站都被刷得雪白，鐘樓上的打更人也都換上了乾淨的襯衫。庫賓卡的車站大樓插滿了彩旗，出站口加強了警衛。附近在舉行聖上閱兵式，因此站台上鋪著一大片鬆軟的、並非到處都已踩平的新沙。
這一切並沒有使乘客回憶起它們所慶賀的那些事件。周年的裝潢顯示出沙皇統治的主要特點，即對祖國歷史的無動於衷。要說這天的慶典有所反映，那麼並不是反映在人們的思想活動中，而是反映在火車的行駛上，因為火車停站的時間比規定的時間長，而且臨時揚旗的停車信號也比往常更頻繁地讓列車停在野外。
我不由得想起頭年冬天去世的謝羅夫[12]，想起他所講的給皇室成員畫像時的情景，想起畫家們在尤蘇波夫家的繪畫晚會上所畫的那些漫畫，想起庫捷波夫版的《沙皇狩獵》所引發的大笑話，也聯想起許多與此有關的繪畫學校[13]里的一些瑣事。繪畫學校歸御事部掌管，我們在那所學校里住了約二十年。我本也可能想起一九○五年的情況、卡薩特金[14]的家庭悲劇和我的微乎其微的革命性，那革命性只局限於在哥薩克騎兵的馬鞭下逞能，並在棉大衣上挨一馬鞭而已。最後，至於那些守衛、車站和彩旗，那麼它們自然預示著要發生一場最嚴峻的悲劇了，而絕非我那輕率的非政治傾向所認為的那種獨幕輕歌劇。
我所接觸的那極小一部分人甚至是不足以用來評價整整一代人的，如果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就會說這一代人是不問政治的。我就會說，這一代人正是以它的這一面來對著我的，但它也是以這一面來對著時代，並發表自己的論科學、哲學和藝術的首批聲明的。